作者：杨德新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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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投资论试读：
前言
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大量吸纳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也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在1985～1998年期间，按投资流量计，中国就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以后位次进一步上升，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数一数二的对外投资大国，2006年底拥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733亿美元，经商务部核准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超过万家。虽然在快速发展中，中国投资者的足迹遍布全球，但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至2001年，29%以上的资本投向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们分别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2.5%、8.8%和7.9%。此3个国家，加上中国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吸纳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而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只有不到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当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主要国际投资来源国时，摆在理论界、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层机理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意义在于，中国投资现象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变化的好案例。近20多年来，全球化的加速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性的日益提高，改变着国内外市场竞争格局和企业经营视角与行为。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企业的跨国经营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作为经验基础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面临的问题是当今国际投资环境和企业国际投资实践都与那时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主流理论关注的重点是“高处往低处走”的投资，当今更多的是“平行投资”和越来越多的“低处往高处走”的投资。后面两类投资基本上游移于现行主流理论的解释范围之外。显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需要发展，将后两类投资覆盖进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成长为这方面的努力提供了经验材料。
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意义则在于，全球化冲击着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要在经济运转和经济活动组织中，将中国的资源与世界资源尽可能作最佳组合，并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上的次序。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当代最主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在这方面承担着历史的重任。而这一任务完成得如何，既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运作，更取决于国家能否有一套完整的、自洽性高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政策与措施。显然，这需要有效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基础。如果一种理论，如前面提到的主流理论，将主要部分的投资排除在外，那显然是无力承担这样的重任的。
事实上，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3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用“任重而道远”来形容，却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因为虽然对外投资已达到了相当规模，但迄今为止的整体绩效却不容乐观：
第一，盈利面窄。据国家审计署外事司司长罗美富2006年的报告，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盈利只占55%，且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其余的处于保本甚至亏损状态，这一类又以生产型企业为主。而生产型企业国际成长恰恰是一国经济起飞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一。世界银行的报告更不乐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平、盈各占1/3。
第二，经营失误、债务沉重、海外资产流失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不少被视为标杆的企业也不例外。例如，三九集团1993年投资马来西亚建立药品加工厂，最终失败；江苏小天鹅电器公司、开源机床集团都有过因合作伙伴不当而影响投资成功和效率的教训；长虹因为合作伙伴问题巨亏40亿元；康佳集团2002年度关闭了4个海外机构；TCL集团在对越南投资3年后宣告投资失败，其合资企业TCL—汤姆逊公司和TCL—阿尔卡特公司也持续巨亏。这些给国家和企业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第三，中国跨国公司成长步伐远落后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日本和韩国发展对外投资20年多后，就产生了不少国际品牌的跨国公司。相比之下，中国发展对外投资近30年，绝对规模很大，但按国外业务占总业务的比重衡量，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知名品牌很少，这无疑使国家通过“走出去”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效果大打折扣。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宏观层面缺乏综合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法规、政策与措施以及微观层面管理和决策乏力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两者的联通之处，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什么基础理论作指导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基于或者应该基于什么基础理论来进行，国内外以往均很少有专门的研究，一般套用西方主流国际投资理论。这种理论的框架和主体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前期，主要基于对战后美、英等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实践的观察和理论化：母国经济超强，投资企业实力雄厚，东道国发展水平低于母国，投资目的是为企业已有资产与技术在海外寻找获利的出路，主要困难是国际经营障碍多。这种经验现实影响了学者的视野和理论：研究重心为供给面投资；视企业自身特有优势为对外投资的关键；关注点为跨国经营的额外交易成本。从强调企业垄断优势的产业组织学派，产品依生命进程渐次向发达程度更低的国家转移生产地点的学说，克服无形资产市场缺陷的交易成本学派，集产业组织、交易成本和区位理论于一体的折衷理论，到劣势产业对外转移学说，概莫能外，且影响至今。
尽管西方主流国际投资理论不乏其价值，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实面前却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国际投资理论文献中，一般认为来自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最有可能是投向邻近的发展中国家，且只能逐渐成长，慢慢拉长投资地点与母国的距离。显然，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成长和向发达国家集中的特点，超出了这些理论的解释范围。
为了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与深层原因，作者对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了追踪研究。2005年由著名的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家邓宁（John H.Dunning）教授作序、由英国Edward Elgar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拙著China’s Offshore Investments：A Network Approach，是作者在这方面努力的结果。作者将经营分析中的网络概念与观点，与经济组织理论融合，提出了关于跨国经济活动组织的模型，将国际投资的供给面与需求面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而运用该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组织的技术模式、制度模式以及空间分布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的时间跨度为从建国起到21世纪初50余年的时间，从而给出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组织活动的全貌。
2006年由山东财政学院主办、山东财政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Chinese Globaliser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在济南召开，其目的也是为了推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入系统研究，从理论上探求其深层原因。邓宁先生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从站在全球高度观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方面给人以良多的启迪。
其后，山东财政学院党委书记袁一堂教授多次叮嘱作者，出版前述拙著的中文专著姊妹篇，以飨国内读者。这次，山东财政学院组织出版专著丛书，作者在整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写下了本拙著《中国海外投资论》。
在成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邓宁教授对本人和本人所在的山东财政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给予了鼓励和帮助，尤其是他对一个学术观点不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学术道德和良好的学者风范，令人感动。袁一堂书记不仅为本书写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与意见，而且在出版安排上给予了具体关心和帮助，同时也为提高本书的英文姊妹篇的社会价值倾注了大量心血。山东财政学院科研处刘瑞波处长和王传荣副处长为丛书的出版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们的耐心令人难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研究员在百忙之中为本书进行认真推介，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关心，这在中青年学者中难能可贵。我的同事孙丽、孟秀惠、陈景华、邹昆仑投入了大量时间做资料整理工作，刘建波提供了行政和技术支持，促成了书稿的顺利完成。还有其他朋友和同仁也给予了关心。借此出版的机会，对以上各位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同时感谢山东财政学院提供了出版资助。杨德新2008年6月第一章导论第一节引言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近30多年来世界国际直接投资（FDI）领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上，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其中某个国家即使发生对外直接投资，也只是零星投资活动，无论是对母国经济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均微不足道。但是，伴随着20世纪后期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自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扩大，对外投资在这些国家经济起飞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呈加速发展态势，除了传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外，来自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十分迅猛。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开始改变国际劳动分工格局，改变“南北经济关系”和“南南经济关系”面貌，影响全球国际贸易总量与结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并对相关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相关国家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现行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其主体分析框架和核心论点，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主要基于学者对战后近30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现实的观察所得出。在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在投资流向、经济活动组织特征还是在投资环境方面，都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解释范围。如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机制与后果，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各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企业国际经营实践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值得学术界广泛关注。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国际投资新格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的关注点偏重于对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而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尚未深入系统地展开。有鉴于此，本书将对近30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格局从理论上加以系统阐释，以期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做出些微贡献，尤其是希望能够解释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经济中而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走出去”战略的效果、稳健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与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相关企业，在这方面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相当规模，但迄今我国对外投资整体绩效不容乐观。
1.盈利面窄。据国家审计署外事司司长罗美富2006年的报告，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盈利只占55%，且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其余的处于保本甚至亏损状态，这一类又以生产型企业为主（罗美富，2006）。而生产型企业国际成长恰恰是一国经济起飞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一。世界银行的报告更不乐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平、盈各占1/3（冉光和等，2006）。
2.经营失误、债务沉重、海外资产流失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不少被视为标杆的企业也不例外。例如，三九集团1993年投资马来西亚建立药品加工厂，最终失败；江苏小天鹅电器公司、开源机床集团都有过因合作伙伴不当而影响投资成功和效率的教训；长虹因为合作伙伴问题巨亏40亿元（李广森、雷振钢，2007）；康佳集团2002年度关闭了4个海外机构；TCL集团在对越南投资3年后宣告投资失败，其合资企业TCL—汤姆逊公司和TCL—阿尔卡特公司也持续巨亏（陶京伟、唐凤东，2005）。这些给国家和企业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中国跨国公司成长步伐远落后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日本和韩国发展对外投资20年后，就产生了不少国际品牌的跨国公司。相比之下，中国发展对外投资近30年，绝对规模很大，但按国外业务占总业务的比重衡量，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知名品牌很少，这无疑使国家通过“走出去”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效果大打折扣。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宏观层面缺乏综合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法规、政策与措施，微观层面管理和决策乏力，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两者的联通之处，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什么基础理论作指导的问题。鉴于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效的理论必须具有相当的一般性和包容性，能涵盖众多行业和领域以及不同类型的投资项目。否则，就无法制定相互配套的对外直接投资法规、政策与措施，国家也就无从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综合管理和统筹调控，投资企业也无从认识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从而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管理水平和效益。这些是现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难以胜任的。为此，本书亦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尝试，期望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能包含有价值的政策与管理寓意。第二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与理论问题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长与分布
众所周知，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引进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到2006年底止，中国政府批准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近60万个，其涉及的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1485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6919亿美元（国家统计局，2007）。由于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的30年中，中国采取的是自给自足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引进外资，因此中国引进外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还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五大引进外资东道国，而自1992年开始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引资国，1993年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国。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年份，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位置。大量的外资几乎进入了中国所有地区和行业，并且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扩大。
然而，并不为大家所普遍了解的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处于快速发展之中。根据国家商务部（MOFCOM）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10000家，覆盖了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商务部，2007）。在1985～1998年期间，按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计，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自此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数一数二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2001年为276亿美元，接近南非（290亿美元）（UNCTAD，2002），到2006年达到733亿美元，差不多为南非（435亿美元）的1.7倍（UNCTAD，2007）。对一个对外直接投资历史很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显著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在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至2001年，29%以上的资本投向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们分别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2.5%、8.8%和7.9%。此3个国家，加上中国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等国和地区，共吸纳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而其余的143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只有不到33%（外经贸部，1993～2002）。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理论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张需要有理论来解释。然而，国际投资主流理论对来自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所涉及的主要问题难以提供现成的答案。（一）中国投资者的所有权优势
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认为，对某种所有权优势的拥有是解释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关键因素。这些所有权优势来自于投资者拥有的无形资源，如技术、管理技能和组织能力等。这些资源易于在同一企业内进行跨国转移，但是，由于其市场的不完全性，在不同企业间进行转移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企业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行市场内部化，来内部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以避免交易成本（内部化模型）或者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市场势力模型）（Graham and Krugman，1991）。顺此逻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是拥有丰富所有权优势的大企业。然而，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讲，很难用这种观点加以解释，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划分成四类，即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其他性质的企业（国家统计局，2000）。在经济改革以前，尽管国有企业（SOEs）在非农业部门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们并没有合适的成长机会。即使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没有能力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加上国家对外资企业实现优惠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成长条件。另外3种企业也只是在20年前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才获得了成长和发展机会，因此，它们中的大部分企业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发展壮大成大公司。结果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较小。例如，1996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实现销售额52.6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国342家最大企业的销售额总和，是大庆石油公司销售额的32倍。世界上销售额最大的3家企业，通用汽车、福特和壳牌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中国23927个大中型企业（L＆MFS）的销售额之和（CSIESR et al.，1999）。另外，中国大多数企业只从事于一个行业，其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也相对受到限制。
整体来讲，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对手相比也是很低的。1998年，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在46个样本国家中位列第30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位列第1位、第11位和第17位，都远远高于中国（IMD，1998）。企业管理竞争能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依然处于引入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制度、微观制度以及操作方式的过程中，因而企业还需要更多时间在运作中接受和实施这些制度。
更进一步讲，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对手相比，中国企业的研发（R＆D）能力也很弱。尽管中国从事R＆D的总人数很多，但是其中只有不到30%的研发人员直接在企业中工作。1998年，中国只有不到1/3的大中型企业拥有自己的专业研发机构。即使在这些拥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中，也有37%的企业缺乏相应的投入（国家统计局，1998）。这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些国家中，一半以上的研发人员直接在企业工作。例如在美国，1998年就职于企业的研发人员占全国总研发人员的80%（IMD，1998）。（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
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说（IDP）（Dunning，1988）认为，一个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地位如何，在整体上与该国的经济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关，因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都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改变。通常一个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会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没有出现；第二阶段，引进外资开始出现并继续扩张，而对外投资却微不足道；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开始扩张，但是增长速度慢于引进外资；第四阶段，对外投资存量超过引进外资的存量；第五阶段，净对外投资存量（即对外投资总存量减去引进外资总存量）在零水平上下浮动（Dunning and Narula，1996，ch.1）。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只有在引进外资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投资发展路径说中的模式不同，中国对外投资的产生和发展与引进外资是同步进行的。在1982～2004年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都处于稳定增长阶段。另外，虽然与巨大的引进外资规模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规模依然很小，但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额却不小，2006年的存量为733亿美元，这对一个对外投资历史很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已经是很大的规模了。
这些特点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越过了投资发展路径说所阐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开始跨入第三阶段的早期发展时期。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是很难用投资发展路径说来解释的。（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
国际投资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与本国地理相近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特别是在其对外投资的早期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前20年中，发展中国家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显然，中国对外投资的地理分布格局否定了这种观点。
既然所有权优势在国际投资主流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那么，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所有权优势的函数。例如，海默（Hymer，1960）认为，本土企业对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语言、法律、政策等等更为了解。由于外国企业不具备这些知识，那么，它们在该国进行运作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外国企业如果想在东道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它必须具备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所有权优势），以抵消在东道国作为“外人”的一些劣势。同理，如果一个企业选择在文化、经济和地理等方面都与母国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它就只需要较少的所有权优势来应对国际经营的障碍，也即距离“短”意味着障碍较少。因此，企业倾向于向与母国相近的国家投资，不仅是地理距离上相近，而且在经济发展、语言、文化以及政治体系上都相近的国家。因此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应该从进入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国家开始，而后再进入距离比较远的国家（Benito and Gripsrud，1995）。由于通常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都规模偏小，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它们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目的国。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将会表现出高度的区域集中性（UNCTC，1983）。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会阻碍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因为如前所述，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与竞争对手相比不具备明显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且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大多数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能获得充足的劳动力成本节约优势。在1995～1999年间，中国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年劳动力成本是729美元，只是美国劳动力年成本的2.5%、加拿大的2.6%、澳大利亚的2.8%（世界银行，2000）。如果劳动力成本节约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那么中国企业在国内运作要有利得多。第三节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
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TWFDI）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Katz and Kosacoff，1983）。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都很小。真正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参与的迅猛发展发生在过去的30年中。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大飞跃，其占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达15%左右，约为20世纪80年代的3倍（UNCTAD，1994～2000）。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地理集中，一些东亚国家和少数拉丁美洲国家占主要份额，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深入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数量、规模、组织的复杂性和跨国程度上都不断增加。1998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50强中，有29家的国外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有两家在世界跨国公司100强中位列第43位和第73位（UNCTAD，1998）。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工业化和赶超其他国家经济而发展的。更准确地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其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竞争、扩大对外贸易和商业联系等方面的效应，对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进一步提高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更是必不可少的（Lall，1998；Dunning and Narula，1996）。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一般认为，勒克罗（Lecraw）1977年的论文“欠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成为一个研究课题（Dunning et al.，1997）。在这篇论文中，勒克罗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探究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建立的企业的特点。自此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和经营研究者关于这一主题发表了很多著述，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了解释，这方面代表性理论成果包括Lecraw（1977），Lall（1983a），Wells（1983），Riemens（1989），Tolentino（1993），Dunning et al.（1997）和Yeung（1998）。
虽然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上述进步，但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经验研究，聚焦于某些特定国家的案例研究、某一类型企业的经营运作或者一些企业的特定职能问题等，尚缺少能够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框架。相反，现有研究一般是运用主流国际投资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威尔斯（Wells，1983）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他在邓宁的折衷理论范式（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OLI）中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可获得的一些特殊优势结合起来实现的。这些优势在特点上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相同，但是在形式和来源上不同。他认为，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是来自其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管理和营销技能，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是得自于其适应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和生产状况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这些优势与成熟制造业相联系，包括小规模生产、劳动密集、加工处理工艺灵活、研发投入和管理开支都较低等。同样是强调所有权优势，但罗尔（Lall，1983b）和投伦梯诺（Tolentino，1993）将这些优势归因于发展中国家根据当地生产和市场状况将外国技术加以改进的能力。
理论文献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最有可能投资到邻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国际投资要通过企业的特定优势来克服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劣势，而且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应该选择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都相近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国，从而避开自身劣势或减少自身劣势。只有当企业通过海外经营积累了足够的国际经营经验，并且在企业特定优势加强的情况下，才能够远走高飞，对远距离的发达国家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如Dunning and Narula，1996；Riemens，1989；Tolentino，1993）。
运用主流国际投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研究招来了一些批评。Yeung认为，这样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对这一主题研究不透，甚至误导：“当这些基于对美国和英国跨国公司的研究而产生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产生时，像在‘第三世界跨国公司’文献中所提到的，就会出现以西方为中心的问题。当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处于‘主流理论’的主导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就被认为是‘异常的’和‘非传统的’。用已经建立的国际生产理论把‘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异常就这样解释过去了，而真实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超出了这些理论的解释力的。这种学术研究的结果就是导致了食而不化和永久性的误导。例如，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经常被认为是资产少、规模小、劳动密集、技术能力低下、地域分布窄”（Yeung，1998）。
这种观点可能显得有些过于简单，但并非毫无根据。主流国际投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观察而建立起来的。由于那个时候两个国家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其投资企业也实力雄厚，这些经验现实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些理论的假设和论点。如前所述，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被刻划为企业通过投资海外来开发企业现有的所有权优势，或者是作为在不完全国际竞争中企业战略的一部分（Graham and Krugman，1991）。这意味着主流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焦点是投资的供应面。相应地，所有权优势被明确地或隐含地认为是国际直接投资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要素。相比之下，国际投资的需求面，主要是资产寻求型国际投资，在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Wesson，1999）。结果是“现有理论和眼睁睁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国际投资理论面临明显的压力”（Ethier，1994）。例如，国际投资的最大部分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相互之间，而不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管国际投资来源于哪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是双向投资和产业内交叉投资，例如，在化学和汽车产业，德国既是大量国际投资的母国也是大量国际投资的东道国，而美国也是如此（Ethier，1994；Graham，1997）。如何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的问题，依然是对主流国际投资理论的一种挑战。第四节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构
由于主流国际投资理论无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就需要开辟新的路径。为此，本书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网络经济学模型。该模型是将经营分析中的网络概念纳入经济学规范，用于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的经济分析。
在该模型中，国际直接投资被定义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利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层级，涉及国际市场和企业两种经济制度。它导致企业边界扩展到东道国，并且在东道国形成一个结点。这个结点可以用来形成更广泛的网络。作为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原理存在于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组织经济活动。
经济组织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即怎样组织经济活动和在哪里组织经济活动。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经济活动有两种可能的方法，即价格和层级；有三种相互替代的使用这些组织方法的制度，即市场、网络、企业。市场利用价格体系组织企业间的交易活动，企业通过层级组织内部活动，而网络则通过混合利用价格和层级来组织跨越市场和企业的活动。对一项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行为，企业都没有面孔，只是根据明确的协议“清晰进来”，根据明确的绩效“清晰出去”，“进”与“出”之间的界限无论是在开头还是在结尾都很清晰（MacNeil，1974），来去无牵挂。相反，在通过网络组织经济活动时，由于企业间的经济边界和治理边界发生重叠，企业间就会形成某种特定的锁定关系。这种边界的重叠是由相关经济活动组织中部分市场交易和部分内部组织所导致的结果。这导致在一个企业周围形成外部网络，该企业则成为特定网络的中心企业。结果是，网络活动组织使该网络中所有企业的边界都发生变化。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哪里组织经济活动，是与市场的异质性以及相互联系的活动和资源间的产业逻辑关系有关的。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同一的，而是由地处不同地域的不同要素市场和不同产品市场所组成。经济活动也可以在不同地方展开，包括在国外展开。此外，一个企业也不会注定就是拥有单一工厂的生产单位，将所有的活动集中在单一的地方。从原则上讲，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有权自行决定扩大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所调度的资源的范围，来取代外部市场交易，且最有利可图的经济组织模式最终会胜出。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将多家工厂完全置于或部分置于共同管理权控制之下能带来更高的利润，那么多工厂企业就会占支配地位，单一工厂就会走向兼并或者关门。
由于经济活动的组织可以通过市场、网络或在企业内部开展，可以在国内开展，也可以在国外开展，一个企业就有6种可以选择的组织活动形式。而最终选择的组织形式是基于成本—利润的比较而得来的。跨国公司就是这种经济组织选择的产物。
跨国公司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和结果，就是对在两个以上国家内设立的生产机构（工厂）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企业（Caves，1996）。跨国公司不仅涉及在企业内部对资源进行行政配置和企业之间对资源进行市场配置这两种配置的分界问题，而且涉及企业与市场分界的地理设定以及企业层级组织的范围问题。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看，全资海外子公司是母企业以层级为基础的边界的国际扩展，合资企业是母企业以层级和价格的混合体为基础的边界的国际扩展。
本书的主体是在建立的国际直接投资网络模型框架中，对中国近30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格局的深层原因提出总体解释。理想的情况是，这个网络模型应该应用到企业决策计算层面，但是这需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级数据，而在中国除了一些个别的样本外，迄今还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很短，统计工作还没有跟上来，尚无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海外子公司运作的完整数据。已有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政府机构的统计，一个是国家外汇管理总局（SAFE），一个是国家商务部（MOFCOM）。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主要是资本的实际流量，包括资本和保留利润再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也是采用的这一渠道的数据。可惜的是，这一数据来源只能提供国家整体投资的数据。商务部是管理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机构，能够提供的数据包括投资额、投资项目数以及投资项目中中国投资者的投资份额。这些数据一直详细到每一东道国层面。然而，这些数据是基于政府批准或备案的初始投资，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流量，并且没有包含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项目（UNCTAD，1995）。
在可获得的数据存在这些局限的情况下，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必须根据可获得信息情况加以调整。因此，本书的分析沿用经营运作中的环境—反应原则，研究的焦点是宏观环境的变化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同样地，由于没有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运作的详细数据，因而本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主要是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
尽管由于缺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子公司运作状况的详细统计数据，从而排除了运用正规的计量分析检验的可能性，但本研究还是尽可能利用一些调查数据和案例材料来检验相关结论。这其中包括张海宴和布尔克的调查数据（Zhang and Bulcke，1996a）和Li（2000）的调查数据，还有Tseng（1994）和Tseng and Mak（1996）的案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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