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新中 陆宽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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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研究(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试读：
总序
郭 湛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给予世界特别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非马克思莫属。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以创新的理论方式解释世界，而且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改变世界。诉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们对于这种实践改变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四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不仅不减，反而日益凸显。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展望未来，在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的文化程序和取向的引领作用。
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和新问题，我们在立足实践、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概括、把握国内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审时度势，探索创新，坚定前行。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息息相关；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要能够从思想上引领我们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能够发挥实践引领作用的绝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只能是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时代的迫切问题，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透过这些著作能够感受到的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始终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充分的理论继承，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而不包含理论创新的理论继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割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然危及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首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历史时代研究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而要结合当今时代的实践与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也涌现了马克思当年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迫切问题，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时代的发展呼唤全面而又深入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此，我们以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为主体，策划和编写了“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缘于两年前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选题策划研讨，决定于2018年推出“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丛书编者与作者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解读其文本与思想，拓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这些著作分别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对其理论线索、思想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博大精深，相关的文本研究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我们将陆续推出新的书目。“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第一批，涉及的主要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而又有迫切理论需要的经典著作。这一批著作从文献、文本、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在大哲学的视野下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期待这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2018年5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中国哲学创新的动能、路径与方向
姚新中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学科自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下诞生以来，一直在创新的驱动中不断地寻找自身的合法性、概念体系的合理性、推理论证的独特性。中国哲学“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来自中国哲学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更为理想模式的追求；而外在动力则受益于社会发展变化对中国哲学所提出的需求与期待。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最终会合在对传统中国思想、外来西方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吸收与创新性发展中。中国哲学学科的创新，既根源于哲学的本性，又特别呈现在中国哲学发生、发展、演化的历程中。如何理解当代时空语境下中国哲学创新的含义？如何探寻真正意义上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扩展中国哲学创新的空间和检验中国哲学创新的各种不同模式？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回答问题的途径，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三部曲”系列的起因与设想。
哲学源于人类对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拷问，成长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理解和回应。哲学问题的可重复性与可复制性决定了哲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哲学回应的多样性与可变性则表现了哲学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与其他学科的创新不同，哲学创新的基本追求不是把过去已有的思想推倒重来，而是站上巨人的肩膀以看得更远、借助历史的势能使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大、汲取来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启示使哲学思考的空间更广阔且内容更深刻。相较之下，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等）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对学科基本问题的否定，而哲学则更多是从新的视角看古老的问题或以新的方式重新诠释历史中的理解。自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以来，中外大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如什么是人性、何为正义、如何获得对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等等）始终伴随着人类在心智、知识、技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展并在其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知识的广度、生活的方式可以很不相同，但人类的本性、生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哲学问题永恒性的基因，代代相传。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虽然哲学问题的内在规定性也许并不会随人类偏好的变化而变化，但理解这些问题的视角和回答它们的方式却必须受到时代的制约，从而使哲学探究具有了时空的相对性。哲学正是通过致广大与尽精微、表象解释与深层反思、形式认知与理念探寻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动能。
虽然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建成，但其概念、推理、辩证、审问不仅承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知识积累，而且连贯中国自先秦以降的思想脉络。因此，只有在哲学的谱系中才能把握当代中国哲学的本性和特质，也只有在哲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统一中才能理解创新何以对当代中国哲学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哲学本身的性质上进行方法论追寻。因此，本系列三卷的重点落脚之处便在于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问题的三个方面做出历史的梳理和学理的考察，即《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研究》《比较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哲学创新视野中的应用哲学研究》。我们的目的是，探求和论证中国哲学创新在方法论上的必要性、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空间语境下的可能性。
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本性中，这一点只有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才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因此，第一卷就以“哲学与时代”为导论，开启我们探讨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的征程，论述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从而引出哲学创新对时代的意义。哲学的时代性使哲学的视野必然受到时代认知所能达到临界点的限制，但新的时代必然会开发出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哲学具有未来性。哲学的未来性是问题导向的，提出好的问题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哲学的本性。因此，第一章就需要从哲学的元问题，即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入手，来理解哲学创新的性质、特质和空间，来研究哲学问题的在场性、未来性以及问题链形成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但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又不仅仅是由哲学问题决定的，它还与中国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密切相关。这必然引向“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所以第二章就从“以西律中”、“以西释中”和“中西会通”三个角度梳理中国哲学学科所遇到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中国哲学特殊的学科建构历程，所以追踪哲学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分析中国哲学由于特殊建构历程而内含的结构问题，就构成了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接续而来的第四章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内在张力问题，此章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为经纬，检查了中国哲学在内容与形式、理想与现实以及哲学内在要求与时代期望等之间的一致性、矛盾性及其原因。面对这些问题、张力或矛盾，我们该怎么办？于是，第五章便从方法论层面寻求化解的途径和方式。这一章指出了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缺陷，以及应如何转换视角，从相对封闭的迷谷走向视野更开阔的山巅。在这一章，我们试图以“大哲学”的视野面对哲学困境，并在克服这些困境中实现哲学学科的结构变革，并为第六章寻找新的哲学生长点奠定方法论基础。当然，我们也将表明，新的哲学生长点的关键在于多维的融合而非两极的破裂。只有在实践与智慧并重、传统与现代并融、中国性与世界性并立中，我们才有望看到创新性发展的可能。第七章把上述关于哲学创新的思考自觉地应用到哲学教育中，论证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教育创新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最后，此卷以“中国哲学的返本与开新”为结语，强调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会贯通中，在哲学厚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精神的未来导向之间构筑坚实的桥梁。
当代中国哲学起源的特殊语境和方式决定了其在一开始就是以比较来定位自己，论证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如何从比较的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就成了第二卷的主题。此卷虽然与其他两卷不同，因为其主要内容并不是重新写就，而是由汇集比较哲学领域近年来已经发表的文章所组成，但经过有目的性地编辑、删改和修正，这些文章在逻辑上已经纳入了我们这个哲学创新系列之中，并开辟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一个新途径和新维度。鉴于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创立之初所发挥的参照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比较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宿命，相应地，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必然要借助比较这个有效工具而加以证成。但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此卷所说的比较主要指东西方哲学的互鉴、互释与对话，而没有把世界上其他重要哲学形态如印度哲学、非洲哲学、日本哲学等纳入我们的比较研究之中。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批判性地检查比较哲学的理论形态、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与创新思路，来研究比较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以及当下比较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或困境，目的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提出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如何实现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会通，以及如何使得当代中国哲学更具世界化的视域。
第二卷的导言以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开题，检查了迄今为止比较哲学所遵循的三条路线或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其关注的重点不是第三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和第二条路线之间的差异，而是展现第三条路线形成的内外动因和实践过程，落脚在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与中国哲学话语权等当今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第一章，我们具体检查了比较哲学的中国学术语境与研究特点，探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之间的互动、互融以及如何由此证成当代“中国的哲学”。此外，我们还探讨了比较哲学的在地普遍性与研究语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比较哲学的研究与学术对话提供了新的思想场域，在这样的语境中，比较哲学既要坚持“言说”的地方性，同时更要在思想上具有全球性视野和普遍性眼光。提出各个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合理性依据，但哲学的在地普遍性与“家族相似性”同样构成比较哲学的重要前提。所有的比较哲学研究都要立足于某个哲学传统，但与此同时，为了真正理解并发展自己的哲学传统，又不能仅限于这个传统，它必须走出自身，向其他哲学传统学习，而这也正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比较哲学是要努力改变哲学的地方性定义，将地方文化的狭隘性、经验性限制，扩展为一种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观念和哲学理论。第二章关注于比较哲学的理论形态与研究方法，提出比较哲学是一种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尝试。比较哲学不同于哲学比较，其目的不在于简单说明两个或多个不同哲学文本之间的异同，而在于促进哲学文本的“视域融合”，并最终实现不同哲学体系之间因交通互镜而生成新的哲学知识体系这一初衷。比较哲学虽然通常以哲学比较的方式呈现，但在问题比较和思维比较的背后，实际上所牵涉的乃是不同道德体系和文明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相互关联以及互竞互争等问题。它涉及在当今文明多样性背景下如何从比较思维开出道德形态学方法，进而在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道德形态学中探究创新性思维及其启蒙视野。第三章所讨论的主题是比较哲学的学术立场与文化重建。哲学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场域和思想传统，这些场域和传统便构成了比较哲学的基本立场，哲学虽然不可能无立场地比较，但比较并不是“厚此薄彼”或“以己度人”的思想“判教”。比较哲学的目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哲学的通达之路，从而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提供多元而普遍的思想智慧。为此，比较哲学鼓励哲学研究走出各自的“文化围城”，通过克服文化壁垒和打破思想禁锢，最终实现中国哲学传统的文化重建。第四章关注于比较哲学的时代性与哲学会通之路问题，提出比较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主要体现为当代儒学研究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在面向西方哲学探索“哲学会通”的可能性路径时所使用的观念与方法。当代中国比较哲学之所以具有这种特点，一方面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并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文化无意识”有着重要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新儒学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在世界范围内对儒学的新探索和全球性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五章以中西智慧观比较为主题。在这一章，我们以早期儒家和古犹太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为具体案例，通过比较的哲学与伦理学视角，提出比较哲学不能仅限于哲学概念领域，而且要比较文化、比较生活、比较智慧，要通过文化、生活和智慧的互镜来完成思想的“调音”和哲学的创新，要透过“他者”的眼光看到新的自己。在此意义上，中西哲学比较便有必要回到其各自哲学生活的开端，发现儒家和古犹太教传统自“轴心时代”起便呈现出的诸多不同与共性。第六章则回到“大哲学”范围，探讨如何从比较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比较哲学意味着否定固化，内含吸纳、付出与超越，是超越传统、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和后全球性，这是中国哲学接纳西方哲学，迎接新科技革命，开出一条世界哲学之路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哲学有望成为走向后全球化与后现代化道路上的积极创化力。
比较是当代中国哲学前行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不仅仅在于方法论层面的开拓，在于比较领域的开创，更表现在促成了应用哲学的兴起。因此，本系列的第三卷就以应用哲学为主要内容而展开，为哲学创新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平台。第一章以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为主题，论述了作为哲学转向之时代背景的当代科技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工智能对思维主体的冲击，由此引出多元主义作为哲学转向的认识立场，以及以“大哲学”为内涵的新时代哲学转向进程。第二章论述传统哲学的“降格”，提出在当今时代西方哲学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理论哲学到现代的应用哲学的转型，并在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西方哲学的自在创新，而我们通过对西方哲学转型过程的梳理和阐释，可以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提供借鉴，从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路径和方向。第三章继续西方哲学的叙事，提出西方哲学在现代遭遇到颠覆性转换后，实现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当代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哲学应用的功利主义尝试、实证主义尝试和马克思主义尝试，并最终通过现象学带来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通过存在主义唤起了对存在本身的关注以及通过分析哲学引发了哲学变革。第四章聚焦于哲学创新视域下的应用哲学研究。这一章从哲学创新的本质、动力及横纵向关系开始，来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并从应用哲学在中国所带来的问题和问题意识视角来审查应用哲学如何引领哲学的当代转向，指出应用哲学的兴起对当代中国哲学产生了诸多直接影响，甚至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用哲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这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新时期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兴盛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切实而显著的影响。应用哲学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就目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纵观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具有世界哲学视角和哲学意味的应用哲学研究成果非常不足，人们期待的高水平应用哲学研究要么尚属空白，要么尚未系统深入。因此，为了将应用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从现实性提升到可能性，再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我们就必须深入应用哲学内部来看应用哲学如何能促进哲学的创新。而这正是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即从应用哲学内含的破本质主义和兴建构主义来检查应用哲学的试错式发展，同时，通过应用哲学的融通性，论证弃理论门户之见、立跨学科视野及建跨文化分析框架的必要性。应用哲学对哲学创新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中窥见一斑，因为应用哲学往往实行个案式研究、对话式研究和情境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在深度与广度两个向度来促进哲学的创新性深入和拓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第六章引申出中国应用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指出应用哲学在今日中国方兴未艾，既意味着现实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诸多难题和挑战并等待着哲学做出回应，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哲学学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借此着力推动中国理论哲学实现现代转向。这一章重点分析当代中国应用哲学所处的时代（我们将之归结为科技时代）及其问题意识、应用哲学的方法论建构、应用哲学的大问题导向等，因为只有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而有力的回答才能有效推动应用哲学创新并开辟出应用哲学研究的中国模式。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是一个宏伟的主题，我们三年前之所以愿意承担这样一个项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主题，而是因为我们感到对该主题的无知但又对追求这个主题的无限热爱。从2015年春正式立项到今天，我们不仅在学习中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在思考中系统化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在与诸多师友争论中不断深化和改进了我们的认识。三卷本的哲学创新系列能够最终得以完稿，有赖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的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很多想法可能依然停留在观念之中。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慷慨而有效地帮助，特别是杨宗元、罗晶、吴冰华等编辑为出版立项、报审、编辑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研究员、刘素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东南大学樊浩教授等学者在立项开题会上对该课题研究的内容与方式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其中的很多已经为我们随后的研究所采纳和发展。我们还要感谢国内外学者在哲学创新、哲学比较领域所做的重要突破，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思考和写作给予了有益的启发。我们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等知名学者，感谢他们同意我们借鉴、使用他们已经发表的文章，他们的学术观点、论证思路和理论见解已经成为本系列特别是第二卷（《比较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立项负责人，我由衷感谢这个研究团队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李萍教授、臧峰宇教授和陆宽宽博士为本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和完成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是一个思之常新的话题，而我们的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成果。已经达到的认知可能依然无法令人满意，毕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三卷书作在思想上还有很多缺漏需要补遗，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面向有待完善，在观点中也还有许多论述有待证实……通向真理的道路总是漫长而艰苦，但好在哲学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业，我们还将继续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也将永远在路上。2019年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导论 哲学与时代
哲学与时代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哲学的魅力之一在于每一代哲学学人都要反思他们的哲学思想与他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既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理解当务之急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又能立足历史的高度，批判性地反思这些所谓的新问题、新方法、新视角，超越短期利益诉求，指向人类哲学思想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哲学都有它自己的“现时代”，而每一个时代也都呼唤着适应它自己的哲学。从表面上看，自西方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希伯来语《圣经》等具有标志性的时代人物和文本出现以来，哲学的术语、问题、论辩似乎沿袭多于创造。但实际上每一代哲学家、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诠释这些术语，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这些问题和论辩，在递进中传承人类的哲学思想，在传承中加深对世界、人生与社会的哲学理解。今天，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快速全球化、深度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哲学如何既继承以往的哲学遗产，又适应新条件下的需要，引领时代的精神发展，就成为当今哲学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1．哲学与时代：历史的回顾
谈及哲学与时代，人们常常会想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1]的经典表述。前者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后者更是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真正的哲学绝不简单地等同于时代主流思潮，而是以批判性思维对当前思想的提升。然而，在一些人看来，“时代精神”“思想精华”这些动人的字眼可能只不过是哲学的自我粉饰，因为实际上哲学与现实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更有人争辩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各个学科门类研究的分化和细化以及整个社会日趋实用化、技术化，哲学已经沦为看似玄妙其实毫无用武之地的“屠龙之技”。这样的看法反映在哲学内部就是，有些哲学家表现出对哲学本身之价值和地位的焦虑（如利奥塔就曾感叹：“哲学的大厦已成废墟”）。换句话说，哲学的身份和哲学在现时代的合法性都出现了危机。这样的危机和疑虑虽然在哲学史上从未真正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但也常常成为困扰哲学家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构成整个哲学史的一部分。在当下这个知识爆炸、功利主义盛行、思想隐退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重思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21世纪是现代化继续扩展和深化的时代中的一部分，“向前看”的思维模式依然主导着思想潮流，哲学领域也频繁出现“哲学前沿”“思想前沿”“理论前沿”等提法。哲学领域虽然不断出现貌似新的主义、理论、学说，但新的学说总是与哲学史密切相关。与实用学科不同，哲学的前沿和后方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过于强调哲学的所谓“前沿性”只会切断哲学发展的脉络，把哲学对现时代的反思与以往的哲学积累分割开来。进而言之，哲学对时代的反思既是纯粹而深刻的，同时也是艰苦而困难的。它的每一次探索都不过是以新的方式不断返回原点而已，而这个原点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在雅氏看来，“轴心时代”在中国、印度、欧洲三大区域“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3]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4]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了审查、探究和清理。”换句话说，雅氏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标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出现，按雅氏的描述就是：“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5]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轴心时代”的人类第一次系统地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一思考的普遍性在于提升人的主体性和设立超越的世界，并在这两种似乎矛盾的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作为对特定时代要求的回应，每一种轴心文明在如何理解主体性、采纳何种精神取向上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但在具体方式和途径上却各具特色。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精神取向的核心都是实现超越，但在超越方式和途径上两者呈现出了不同，后者是通过有神文化而展现出向现实世界之外（之上）的超越，而前者则通过“天人合一”而展现出影响深远、具有鲜明“内向超越”倾向的文明存在方式。在“外向超越”的哲学形态中，产生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把世界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完满的理念世界和可朽的现实世界：前者是永恒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摹本。“善”（good）的理念并不在人性中，而是在一个完全与人无涉的超越领域里，处于永恒不变的静止状态。哲学鼓励个人超越后者而与前者合为一体。中国思想家通过百家争鸣发展出了“内向超越”哲学形态。中国哲学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虽然也有“天人之分”的论辩，但总体上中国哲学家都承认“天道”和“人道”并不遥远。“道不远人”，因为“道”或“天道”不在人道之外而在“人伦日用”之中。[6]哲学不是要寻求超越这个世界，而是要在实际生活、世界运行中体验“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以“得道”。由于“天道”在“人道”中，所以哲学需要直接地向人“心”用力。无论是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的疑问，孟子关于“尽心知性而知天、事天”的认知辩论，荀子关于“治气养心”的实践途径，还是韩非子关于“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扬权》）的形上论断，它们都指向一种“内向超越”哲学形态，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寻求内向超越的哲学精神适应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特殊环境，并在成功吸收与改造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后日趋完满，从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占据着中国思想的主流，打造出一个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总体上还算繁荣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然而，这样的大一统格局在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分崩离析，以内向超越为牵引的哲学受到以外在超越为驱动的文化的无情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被提上日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苏联模式等，都包含着哲学对时代的回应，表现了中国哲学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仓促应对。自此，中国哲学学人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索和探讨，各种截然不同或略微相近的主义、思潮、取向在古今中外的激辩中纷至沓来，在哲学空间中进行着多方位的攻防搏斗。哲学中的这一局面并不奇怪。欧洲古希腊的哲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正是通过类似的争鸣、辩驳而最终形成他们对时代的回应并建立起相应的哲学体系。虽然哲学的本质表现为历史的厚重、思想的深沉，在变化莫测的时代面前总是略显滞后，但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过度的忧虑，因为剧烈变化的时代也为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哲学一定可以通过对物质、文化、制度、心理层面之变动的反思、提炼而展现出新时代的思想精华，也可以在反思时代精神中呈现超前性，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奠定自己的精神取向。
2．哲学与时代：当今的反思
然而，上述对哲学与时代互动的大历史自信在今天的具体现实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哲学界内外似乎都有一种深深的局促与不安，大家普遍感到“中国的哲学”的现状距离人们的期待甚远，哲学的前行有待于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有待于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中引领思潮的发展。以中西方哲学结合而生成的新型中国哲学形态诞生百余年来，似乎依然无法超脱古今中外之辩的套路，更不要说由蛹蜕变为自由飞舞的美丽蝴蝶。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在现时代依旧困惑于有用无用问题之间，而对创造新范型、提出新理论、提炼时代精神则无从用力，在发展自己独特的精神取向和境界以及如何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占有应该具有的地位等方面更缺乏广泛的共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反思哲学与时代在当今的问题、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巨大的任务，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思考与辨析，但初步而言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21世纪人类认识能力提升、领域扩大和层次加深所带来的变化日新月异，使哲学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宇宙科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的兴起，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使用，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传统哲学问题如物质与意识、心身关系、自由意志、社会公正等的认识和期待。哲学发端于人类的好奇，古希腊哲学最初来自对世界本源的寻求，中国哲学则起因于对社会治乱、宇宙秩序原因的探讨。哲学思考虽然一经产生便沿着自己的标识特立独行，但从根本上说，哲学与人类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是一致的。哲学的发展依赖科学的进步，哲学概念、哲学问题的重新理解也与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宇宙大爆炸、暗物质、反物质的推论、量子力学的新理论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对宇宙本源的哲学分析，基因的分解与组合、脑神经科学的实验对人们已有的关于意识本质、知行关系的伦理解释提出了挑战。因此，在今天做哲学仅仅有哲学史的知识是不够的，仅仅凭借以往的教科书是无法对哲学问题给予完满解释的。做真正的哲学必须了解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必须理解现代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提出的新模式、新模型。唯有如此，哲学才有可能提出新的思维范式或对问题的新理解，才有可能保证不会变为被时代抛在身后的套话、大话、空话，从而始终与时代结伴而行、对社会有用、为人类生活所需。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哲学取得进步的重要基础。知识的扩展和提升对哲学造成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哲学是“爱智之学”，哲学的目的是智慧。知识虽然是构成智慧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对哲学来说，更重要的是“转识成智”，以避免成为知识的奴隶，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7]“屈从于解决之道的诱惑，是哲学面临的根本危险”。如何使哲学发展与知识进步同步，对新的知识结构给予新的解释，使之既指导科技发展又成为哲学进步的阶梯，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宇宙学、生命医学、神经科学、基因学、人工智能等等的新发现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自我、对未来的观点和看法，而这些必然会对我们的哲学思考产生重大影响。哲学既是科学新范式、技术新突破的前提和条件，同时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也为人类认识[8]世界和自我昭示着新的哲学范式。”
第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入展开使原来相互分割的学科日益贯通，也使曾经作为哲学深化手段的二级学科分割日渐不合时宜。现时代中国哲学学科内部出现的结构困境起源于中国哲学形成和建构的历史，中、西、马三分天下的哲学格局凸显了中国学术的基本特色。学院式哲学在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中又造就了以二级学科为“经”、以教研室／研究室为“纬”的基本框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哲学院系因“种类齐全”而成为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可观的哲学研究队伍；另一方面，每个二级学科都需要在古、今、中、西、马五个维度有所发展，从而导致哲学学科内部产生了叠床架屋的复合型结构。因为研究资源有限，所以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导向之间势必会由于竞争而相互排斥，这种竞争在哲学教育上的反映就是，强化哲学学科的知识传递功能，淡化哲学教育中理性批判思维的培养、方法论的训练以及选择能力的提升。如果哲学教育仅仅成为数量至上、规模扩张的战场，那么知识的传递就必然会取代对智慧的追求，从而使哲学丧失作为思维方式之基础的功能。
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打破学科间的学术壁垒，融哲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于一体就显得格外迫切。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只能通过对智慧的不断追求才能实现中、西、古、今的贯通。但不同时代的人都只能站在各自不同的“洞穴”中，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那个时代的世界。在全球化日益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样态、哲学各领域日益交互融合的今天，我们固然要以地方化和具体学科研究的深化来应对全球化和学科交融所带来的挑战，强化中国哲学的特色和本学科的特殊视角，但同时绝不应当固执于我们所掌握的哲学特殊性，并使之与哲学的普遍性对立。实现哲学领域的全球化与地方化、普遍哲学与特殊学科的合一，就应当打通哲学研究中的各种时空壁垒，形成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哲学”，从而在哲学的知识性和智慧性、哲学的中国意象和世界眼光，以及哲学的“现代化”和“化现代”之间保持良好的张力。
第三，随着智能通信的普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城市居民正在步入后现代生活。后现代社会对哲学提出了双重要求：既能作为当代日常生活基础的思维训练，又能作为超出日常思维习惯的精神追求。前者必须立足现实、深入实际生活，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思辨；后者则必须超脱现实、高于现实，是远离现实的精神理想。起源于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本来就各有侧重，展现出哲学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双重品格。以我们现有的哲学结构、知识结构，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满足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双重要求，必定会表现出力所不及。因此，不同二级学科的哲学学人常常会偏向一端：或者强调哲学的生活化、现实化，把哲学与实用学科相融合，这样的所谓哲学始终困扰于现实问题，成为解释现实和为现实辩护的工具，难以提升为真正哲学的思考；或者强调哲学的思辨性、精神性，这样的所谓哲学会成为纯思维游戏，把理性等同于“超验”，把思考当作概念的推演。两种偏向都无法体现哲学与现时代的真正关系。与现代社会的规范化不同，后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张扬个性和自主创新，而创新在哲学领域表现为形成新的范畴或诠释已有的知识范式。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看来：“严格地说，哲学是一门创造概[9]念的学科。”“哲学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创造新概念。”“尼采这样规定哲学的任务：‘哲学家不应该仍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进而揩拭一番，使其重放光芒。哲学家应当着手制造、创新和提出概[10]念，并且说服人们去运用。’”或者就是，“假如人们在谈论一位哲学家时说：他没有创造什么概念，他没有创造自己的概念，那么这位[11]哲学家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呢？”在同样的意义上，杨国荣也提出了新哲学形成的两条途径，他说：“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或者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或者通过对已有概念的重新阐发而展现出[12]来。”哲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合一的方式是通过特有的概念把握时代，概念与时代之间内在的、深层的关联性是哲学不脱离时代的重要保证。
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应当以创新回应后现代生活的现实，而哲学概念的解释力可以被看作检验这一回应的重要指标，没有“哲学概念”及其背后所内含的思想理论，哲学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哲学家[13]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虽然把重点放在改变世界，但也肯定哲学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解释世界的本质是创新，而解释世界的基本工具是哲学概念。但哲学创造概念、解释世界并不是玩弄文字游戏，概念的创造要具有现实的内容，要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精髓，它不是纯粹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人类理解世界的“视角”，是“理念”的哲学显现。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创造都应当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有助于人类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注释[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3]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4]同[3]．[5]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6]李泽厚指出：“在中国，‘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天’‘天道’‘天命’‘天意’总是存在和呈现在‘人道’之中。”（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三联书店，2015：26）[7]施特劳斯，等．论僭政．何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13．[8]姚新中，陆宽宽．当代中国哲学的结构困境．哲学研究，2016（3）：126．[9]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205．[10]同[9]206．[11]同[9]207．[12]杨国荣．如何做哲学．哲学动态，2016（6）：8．[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
第一章 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始于人的原初讶异。“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惊异，继而逐步前进，[1]而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有了好奇和惊异，人便会生出疑问，继而开始思考和探究，古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思考和探究中走出了神话与宗教的世界。在古希腊，哲学最初的思考对象是自然，第一批哲学家也常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自然哲学家之后，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他们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开启了哲学关照人世的进程。哲学获得了扩展的空间，关于自然背后原因的探索（如宇宙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和关于人事之理的探索（如伦理学、认识论、政治哲学等），共同构成了哲学的两个核心组成部分（逻辑学、宗教哲学等则可以被视为这两个部分的方法论基础和扩展）。
哲学离不开问题，这一点从哲学诞生的原因和过程中便可知晓。打开任何一部哲学著作，我们都可以轻松找到一些哲学问题以及不同哲学家对这些哲学问题的回答。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或者逻辑顺序将这些问题和回答串联起来，那么看到的就是一部非常直观的哲学史。但哲学和问题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的，哲学可以提出问题，通过问题我们也可以反思哲学，如果我们把哲学提出的问题称作哲学问题，那么通过问题反思哲学便可以算得上元哲学问题，或者说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哲学家们虽然并不过多地谈论元哲学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元哲学问题不重要，相反，有些元哲学问题甚至比许多哲学问题本身更重要，比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问题，等等。当然，无论是哲学问题还是元哲学问题，首先都是哲学，或者说都是哲学的问题，只不过哲学问题是以哲学的方式探索问题，而元哲学问题是以问题的方式探索哲学。如果说前者构成了哲学的主体，那么便可以说后者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就此而言，在追问中国哲学的问题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从元哲学问题的视角就一些有关哲学问题的问题做一番考察，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后续的研究工作。注释[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1﹒1 问题与哲学问题
问题是哲学澄明和显现自身的窗口。哲学常常以问题而始，问题常常因哲学而“终”（终极），但相比之下，没有问题的哲学比没有哲学的问题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哲学天然是问题，但问题并不必然都是哲学。简单而言，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提出，常常是因为人类的好奇、疑问或困惑，提出问题本是为了寻求答案，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或者都能得到有效的回答。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宽泛地把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认识论的，一种是存在论的。前者表现为对认识的疑问和对知识的渴求，而后者则表现为有关生存的焦虑和对价值的追寻。对认识论问题而言，问题的症结往往在于知识的匮乏，因此我们只需要通过建立或补充对认识对象具有有效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便足以解决问题。但对存在论问题而言，只有知识是不够的，或者说知识在这种问题上常常是无效的。因为存在论问题关涉的不仅是认识，而更多的是人的生存，它需要的不是有关事实的解释，而是对价值和意义的支撑。在此意义上，问题便不再是单纯的需要回答（ask and answer）的问题（question），而成了要不要去做（to do or not to do）的难题（problem）。如果说前者的焦点还在于答疑解惑，那么便可以说后者的重心是安身立命。因此，有哲学家指出：“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则是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1]的是解决方案。”问题不解决，一个人顶多是无知；但难题不解决，一个人就很可能无法好好生活。就此而言，存在论问题乃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处境中的难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共同命运。哲学问题便是这样的难题。
哲学问题虽然不像认识论问题那样能够产生“可靠”的知识和科学，但哲学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无用之学，甚至遭到废黜。因为哲学是根植于人性最深处的形而上学冲动。哲学问题虽然也试图寻求答案，但与认识论问题不同，它往往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哲学并不是为回答问题而生的。这不是说哲学问题不需要回答，而是说对哲学问题的回答往往超出了知识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载范围。哲学问题常常是终极性的问题，比如关于世界的本原、人生的幸福、人类的命运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了有限理性者的凡思。人类并不是上帝，并不具有“上帝之眼”，既不能跳出自己的身体和皮肤去感知与思考，也无法站在时空之外去筹划人类的总体命运。因此，对于哲学问题，人类所能提供的只有哲学的意见，而没有哲学的知识。对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常常只能说好与不好，而很难确定对与不对。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沮丧，但让人更沮丧的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甚至接受哲学的这种处境。哲学可以高傲地提问，但必须学会谦卑地回答；否则，哲学要么走向独断，要么沦为对生活无用的旁白。这一点从哲学的源头便可以窥出些许端倪。我们说，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被视为“爱智之学”，哲学并不是知识，甚至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无尽追寻。智慧被称为一种“神技”，为神（智慧女神雅典娜）所拥有，凡人所能做的只是热爱并追寻智慧，由此便形成哲学，这是人靠近神的最安全的方式。否则，人类便有可能如苏格拉底所说，因直视阳光而弄瞎自己的双眼。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并成为神谕中最有智慧的人，但他本人对神谕的最佳解释则是：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种诠释或许意味着，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学会谦卑，虚怀若谷，也只有摒除所有的偏见，才能真正开始向智慧之路迈进。因此，认识自己乃是哲学的第一步，而真正的哲学则只能在途中，在通向智慧的途中。
我们说，哲学研究问题但并不研究所有的问题，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具有哲学性，这一点从上文对问题的二分中便已知晓。哲学问题与一般问题的最大不同在于，哲学问题是对终极性问题的追思，是一种特殊的“元”（meta‐）问题。一般问题可以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但哲学问题则必须深入事物的背后和根基。因此，哲学问题常常是终极性问题，这是由哲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哲学问题是由谁提出的？通常而言，我们并不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提出哲学问题，即便未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人也可能提出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比如著名的“高更（Paul Gauguin）三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Where do we come from？What are we？Where are we going？）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确实是三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凡是这般提问的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这种提问在哲学意义上未必是自觉的，即便是自觉的，他们也无法哲学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而哲学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甚至比哲学问题更重要。因此，在回答谁才能提出哲学问题时，我们必须把能够思考和回答哲学问题视为能提出哲学问题的构成性条件。如此一来，如果我们把那些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并能以哲学的方式回答哲学问题的人叫作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就只能说是哲学家真正提出了哲学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哲学问题就是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问题。这个结论虽然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有些出入，但却是经过理性反思所达到的。在保留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合理的。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通常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视为第一个哲学家，因为他最先有意识地提出了第一个哲学问题并给出了哲学的回答。他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也就是说：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世界从哪里来，最终又去向哪里？泰勒斯给出的答案是：水。这样的回答多少有些让人气馁，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为什么会得出此结论，也许是因为看到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水，也许是因为整个希腊世界都被海水包围，但无论如何，他提出了第一个哲学问题，并给出了哲学的回答。泰勒斯之后的哲学家们接过了这一问题，并对他的回答进行了完善，从而导致世界上第一个哲学词汇和第一种哲学形态的诞生，这就是“本原”概念和“本体论”形态，本体论也即对世界本原的哲学追问。虽然哲学家们对本体论的回答见仁见智，但这并不影响本体论被发扬光大，这一最初的哲学问题也没有因为缺乏一致的答案而退场。相反，本体论不仅成为哲学的最初形态，而且成为哲学的最基本形态，其后的哲学形态，如认识论、价值论、语言哲学等，都可以从本体论中衍生出来。注释[1]A﹒J﹒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安希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1．[1]1﹒2 哲学问题的生长力
哲学形态的改变往往意味着哲学问题的转移，而哲学问题的转移往往又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通常而言，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都要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时代，没有哲学的时代是可悲的，没有时代的哲学是可笑的。哲学的时代性不仅仅体现为如上所述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哲学与时代的宏观把握，它首先而且更真实地体现为哲学如何在具体的时代中提出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泰勒斯及其后继者们在哲学诞生之初追问世界的本原，于是方有自然哲学；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追问变动世界背后的不变者，于是有形而上学；到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公元前322—公元529年），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人不如犬，哲学家们纷纷开始追问人生和伦理问题，遂有伦理学的繁荣；而后宗教哲学、认识论、先验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等，都是哲学在面向具体时代而提问时所产生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而追问如何复礼，遂有“仁”；老子看到治乱兴衰而发问，遂有“道”。在印度，释迦牟尼看到人生疾苦而发问，遂有“佛”。总之，所谓哲学离不开时代，主要是说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而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主要是因为提出哲学问题的哲学家离不开时代。哲学不像数学和物理学等科学可以有独立于时代的问题域，哲学自身没有问题，哲学的问题都是时代的问题，离开时代，哲学便不能开口，哲学一旦开口，便已有一个时代在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并不意味着哲学问题必然是时代的前沿问题。哲学可以有自己的前沿，但这未必是时代的前沿，相反，哲学前沿很有可能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比如古典哲学之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哲学的前沿这一前提性问题。那么，什么是哲学的前沿？是英语中的advance guard（前卫）、frontier（前锋）、pioneering（领先），或是hottest（最热门的）、newest（最时髦的）topics（话题）之类的？当我们提到哲学的“前沿问题”时，到底哪一个“前沿”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前沿”？或者由此我们也会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会被认为是不“前沿”的、“落后”的，或者是过时的？如此，我们如何判定一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的“前沿”问题还是所谓的“落后”问题？这些都是问题。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五首·其二》）经典的问题和思想尚且会成为历史，更何况那些仅仅是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如果哲学总是热衷于追逐所谓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很可能始终是非常浅层次、非常表面化的思考。哲学如果只是停留在追风逐波的层面，那么最终就很可能随风飘散。所以，哲学问题的前沿不可能指的是这些东西。当然，哲学的前沿也不应当是比较新潮和前卫的东西，如前卫艺术等，这种前卫式的“前沿”与哲学的“前沿”并不相同。按照我们的理解，哲学的前沿应该是接近探索性和开拓性的“前”。当哲学在特定的时代对哲学问题有了新的探索和开拓，比如发现了新的哲学问题，或者找到了回答原有哲学问题的新思路，便可以被理解为哲学的前沿。因此，哲学或哲学问题的前沿比较接近英文pioneering，用这个词表达哲学前沿也许是比较合适的。
就此而言，当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因为哲学研究总要有哲学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而不是追逐那些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在哲学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前沿问题，而是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只有回避不了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这种回避不了的问题，大体而言，至少有两类。一类是我们称之为永恒的问题。所谓永恒的问题，并不是说它们真的永恒，而是说它们总是在场，无论人类生活在哪个时代，这些问题永不退场。就此而言，永恒的问题实际上是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人类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或者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哲学中的那些最经典的问题基本上都属于这类问题。比如说有关真理的问题，虽然人类已经讨论了两千多年，但作为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始终在场，即便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问题。所以，只要是能够始终在场的问题，都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都是值得慎重而认真地思考的问题。另一类回避不了的问题或者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未来必定在场的问题。这类问题是具有未来性的，是属于未来的问题。并且，通常来说，这类问题会在时代的转型期大量出现。我们现在正好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因此我们会碰到许多具有未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无论是永恒的问题还是属于未来的问题，都是有生长力的问题。一个问题只有具有生长力，才需要并且值得哲学认真思索和探究。所谓有生长力，就是说具有开放性，能够延续下去，就像种子那样有生机和活力，能发芽、开花、结果，从而最终枝繁叶茂。至于那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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