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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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大学试读：
内容简介
一提起民国教育，可能所有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般的大师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高洁的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可梳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民国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我们想要展现的就是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去探寻“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斗转星移，距离那一个时代已经70余年了，70余年里，中国改变了许多。高等教育不再是富裕阶层的精英养成、天之骄子也成了如今的芸芸众生；虽然旧的大师凋零殆尽，新的大师未见踪影，但无论如何国民素质与70年前已有了天壤之别。对于民国大学与大师，今天的我们能学习的大约只有民国学人的风骨以及如何在当下已经大众化的大学教育之上另外重构一个具有民国高等教育神韵的精英教育了。
第一章 复兴之路
一、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
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比如说教育法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唯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犯了“左”倾错误吗？窃以为，非也！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
二、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参照“西法”，推行新政。这是其经历了戊戌变法的鼓荡、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的联合入侵等事件之后，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在文化领域，清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影响也至为深远。本文拟对“新政”时期清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予以考察，梳理其具体内容与特点，并评价其实施效果，以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有所裨益与启示。
一
自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的十年间，清政府为挽颓势，广求人才，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对原有的教育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其主要方面有如下几点：
其一，布新除旧，使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布新”是指清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并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新型教育行政体系；“除旧”则指变革乃至最终废除了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都作了规定。此学制虽然因故未能实施，但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法定学制系统，其颁布意味着清政府拉开了对教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帷幕。1903年，清政府谕令素以“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而著称的张之洞进京主持学制的重新制定工作。经过数易其稿，《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行全国，是为“癸卯学制”。新的学制体系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创建与运作均作了详细规定，其中既有从蒙养院到大学堂、通儒院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也有从初级到高级的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系统，还有为新进士和已仕官员学习西学而设立的进士馆和仕学馆。“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建立，也表明中国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至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补充了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从而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
新学制颁布不久，清政府又筹划建立了新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并无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而以礼部兼管全国学校与科举，各省则以学政统揽其事。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建立一套新型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便被提上日程。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负有统辖各省学堂之责，成为向近代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过渡的重要机构。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责其专管全国教育。次年，又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此后又接受学部侍郎严修的建议，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至此，自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新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与以往情况不同，此次建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具有管理教育的专责，而且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全新的教育管理模式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颁布新学制、建立新型教育行政体系的同时，清政府还对旧式的、落后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变革，其中尤以科举制的废除最为突出。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单纯服务于科举制度，变异为后者的附庸。科举取士是清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但行之既久，其弊日深，士人将其作为获取功名的工具，不复关心社会发展与国家命运。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屡屡指陈科举取士的弊端。魏源即批判道：科举以声音诂训相高，“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901年，清廷废八股而改试策论，并废止武科举。1903年11月，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奏准，自下届考试起，按年递减中试名额的三分之一，历三届减尽。1905年9月，光绪帝颁布上谕：自次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的废除是近代教育政策的巨大变革，它有力地推动了新式学堂的进展，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进一步近代化。
其二，以发展师范教育为先导，奠定发展新式教育的基础。
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要发展新教育，就必须先重视师资的培训。因此，优先发展各类师范教育成为“新政”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侧重点。1902年，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在其筹办过程中，管学大臣张百熙特别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因此，他优先设立师范馆，并且制定了《师范馆章程》。1903年，张之洞入朝主持学制的修订，把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政策进一步深入。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上奏清廷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针对前期的师范教育“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的状况，再一次明确指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这种教育理念在颁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集中反映：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实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办学堂者入手之第一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可以说，清政府不仅认识到了发展师范教育的急迫性与重要性，而且以立法形式将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根本方针确定下来。为贯彻这一方针，清政府制定了有关师范教育的具体法令法规，即各级师范学堂的施行章程，明令各省“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从而使师范教育自成体系，并趋向系统化。
清政府之所以如此着力于师范教育，是因为它已意识到中国教育不振的根源在于师资缺乏。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清廷下令双管齐下，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求教于东西方各国，派人出国学习速成师范和完全师范：“著管学大臣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二是在国内各省会多设师范传习所，以培养师资队伍。为推动师范学堂的快速发展，清政府对师范教育实行政策倾斜，即通过从优奖励办法和官费教育制度，尽可能多地鼓励和吸引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学子：“师范为各种学堂之根据，故奖励不能不稍优”；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如果考列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国子监博士尽先选用，并加五品衔”。1907年，学部奏定各学堂征收学费章程，明确规定师范学堂不收学费和膳宿费，“师范学堂所有各费一律免收”。
除鼓励吸引政策外，清政府还加强对师范毕业生的管理与监督。对于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规定了其义务效力的最低年限，在此年限内“不准私自应聘他往并营谋他事”；如果年限期满后仍愿充当教员，则给予奖励，“如更充当年久，积有资劳者，从优奖励”。清政府还十分注重师范教育的实践性，规定各省优级师范学堂须附设中学与小学，“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以图教育进步，为各普通学堂之模范，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这些政策措施对保证师资来源、质量和师范教育优先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5年学部设立后，在其各项政策的有效推动下，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更为迅猛，随之而来的是师资的奇缺，因此优先发展师范教育仍被清政府视为最重要的教育政策之一。学部在一份奏折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政策倾向：“方今振兴教育，以小学堂为基础，而教员亟须养成，故师范尤要，应请迅将省城师范名额尽力推广”；各省在省城至少设有培养小学教员的初级简易科和培养教授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算学四门的中学堂教员的优级选科，以及培养小学体操教员的体操专修科；各省应“全力注重师范”，为了检验落实情况，学部还将在五个月内派视学官分省巡视。
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的母体与发展前提，任何学校的发展都需要大量高质量、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唯有优先发展师范教育，才能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得到迅速成功的发展。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师范教育在兴办学堂、发展其他教育方面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在实践中以之为切入口，在政策上给予合理的倾斜，这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明智决策。
其三，着力发展普通中小学教育，使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国民普及教育。
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官僚队伍，即所谓的“精英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并未把普及国民知识、开启民智作为教育目标。进入近代以后，为了适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治集团的洋务派官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但几乎都以培养洋务人才为目的，重视的只是专业技术教育。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对普通教育逐渐予以重视，这是其教育政策的一个明显改变。1901年，清政府谕令全国各地传统书院改设学堂，以发展普通教育：“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也明确指出：“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应以小学堂为基础，大力发展国民教育。该章程要求：初等小学堂大县城至少设三所，小县城至少设二所，各县著名大镇也必须设一所，高等小学堂则“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此处虽未明确规定国民义务教育，但在初等小学堂前四年的教育实施条例中，已详细介绍了外国实行“强迫性”教育的十条规则，并要求各地官绅及学生家长“家劝户勉，总期民皆知学”。
1905年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开民智是实行宪政的前提，而普及教育则是实现民智大开的根本途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开始向国民普及教育迈进。1905年，出使大臣孙宝琦奏请劝励绅商广设小学堂。他说：大兴教育为自强之本，而小学堂“教通国之民，实为根本之图”。同年，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在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折子中也说：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国，在奏报考察心得时，一致称赞教育发展为政治改革的“本原所在”。是年，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一折中指出：“今中国振兴国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以上章程和奏疏均反映了统治集团教育着力点的转变，而学部作为教育领域的主管部门，其奏议更是第一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确认了国民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概念，这表明清政府的教育理念与政策正处于转轨的关节点，其目标已“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
其四，鼓励与约束并重，留学政策渐趋明晰。
清政府在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还积极推动留学教育，其留学政策也逐步走向完善。晚清留学教育肇始于1872年的公派幼童留美，但由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不够开化和守旧派的极力阻挠，留学教育并未取得预想效果。甲午战败后，举国震惊，朝廷上下掀起一股走出国门学习西学的浪潮。1898年，军机处传知总理衙门面奉之谕旨：“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唯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通，易于通晓”。此时，清政府鼓励留学和选择日本作为留学对象的政策已初露端倪。
1901年“新政”开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臣在奏请变法的奏疏中，大力提倡派遣学生留学，且均将日本作为出洋学习之首选。这时的清政府对于留学国别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它还是采纳了以上地方督抚的建议，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与约束留学日本的政策。1901年，光绪帝颁发派遣游学的上谕。翌年，外务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1903年，清廷颁布张之洞拟奏的《约束鼓励游学章程》，规定了约束留日学生和奖励归国留学生的具体办法。对留学回国之学生，分别奖励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已有出身者，给以相当官职”。在学习科目方面，此间偏重于师范、实业、法政及普通学，其中文科居多，且强调攻读速成科，体现了清政府学习西学以强国御侮的迫切心态。
1905年学部成立后，清廷的留学教育政策逐渐明确和完善。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由于这年发生了“反对取缔规则事件”，加之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涨，清政府对留学日本采取了限制政策，转而鼓励留学欧美。自1907年后，留学欧美的人数渐多，特别是1909年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更出现了留美热潮。在学习科目上，清政府主张在国外学堂学习高等专门知识，在国内学堂学习普通知识，并取消了国外速成科与普通学，“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在留学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各省督抚大员是其影响者和促成者，又是其具体执行者和变通者。因此，在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硬性的规定的情况下，这些督抚的决策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学政策的发展。事实上，1905年之前的留日政策并非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决断，而是源于地方督抚在务实宗旨下的必然选择。“新政”时期，清廷财政严重匮乏，派遣留学生的任务主要落在各省督抚身上。1901年的上谕有云：造就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各省督抚应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学生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在此，中央上层虽对学生出国留学表明了支持态度，但并未对留学国别作出规定，这就给地方督抚具体操作时的“变通”留下了余地。尽管各省财力迥然不同，主政者思想也参差有异，但多数省份还是本着“路近省费”的原则，选择了日本。关于此点，张之洞在1898年刊布的《劝学篇》中论述最为精当：“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曾任云贵总督的魏光焘也说：“顾游学以欧美为最，而行远自迩又莫如自同文之日本始，以其地近而情通，费省而效速也。”
早在1902年，清廷便对地方督抚留学日本的政策偏好有所察觉，于是就谕令各省督抚“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1904年，清廷颁布《游学西洋简明章程》五条，以引导学生留学西方国家。次年，基于各省派遣留学的实际情况，清廷再次下谕：“现在留学东洋者已不乏人”，应“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经过清政府的三令五申，留日热潮开始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留学欧美，尤其是留美热潮的兴起。中央政府如此不厌其烦地改变突出的留日倾向，固然是看到留日学生革命思想迅速发展后的本能反映，但这种政策转变也表明，清政府在留学国别选择上的视野已有所拓展，其留学政策业已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二
清末“新政”处于社会变动剧烈、各种危机踵至的特殊时期，其教育政策的制定施行是清政府挽救封建政治统治的本能反映，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保守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为了自救，清政府又不得不除旧布新，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政策，这就使其教育政策的调整具备某些近代性特质。清政府对教育政策的调整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实践基础。但此间的教育政策并未跳出“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窠臼，仍以“忠君”、“尊孔”为整个教育的宗旨与核心，加上当时政府财政的极端匮乏，其实施效果难免受到一定限制，有些政策甚至流于空文。由此可见，“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双重特征和效应，以下就其主要特点及实施效果略作评析。
总的来看，“新政”时期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此时期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新政”时期，清政府对教育政策的调整是十分明显的，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及传统的官学、书院，设立了新的教育行政机构，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调整都未超越“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框架，这也导致其在实践中最终陷入自相矛盾、自我抵牾的尴尬境地。
为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对“中学”的强调可谓不遗余力。早在1896年，负责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便指出：新式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至1904年，张百熙等人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开宗明义地宣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在《学务纲要》中更是明确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1906年，清廷颁布教育宗旨，首要两点便是“忠君”和“尊孔”，可见清初即已形成的“崇儒重道”文化政策仍被奉为不可变更之国策。然而，由于时局所迫，清政府又不得不考虑一个亟需解答的问题：面临列强环伺、西学东渐的危机，究竟应该“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为图存之具”。单纯“忠君”、“尊孔”的人才显然已经不够，于是，在这两大宗旨之后，又加了三条应对时局变迁的标准，即尚公、尚武和尚实，注入了国家主义、军国民主义等新的观念。“中体西用”思想还贯串在学校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变革上。“新政”时期，在各类各级新式学堂所设课程中，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课程较以前有所增加，但仍为数无多，中国传统的经史书籍占据了的较大比重。不仅如此，清廷还严格控制学生购买和阅读有违传统教育宗旨的西方“异端”书籍。在法律学堂的章程内，即有明文规定：“学员不得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得携带入堂。”
第二，在一些具体政策上能够参酌变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们以发展师范教育为例。“新政”时期，各行各业需才孔亟，大批新式学堂的设立迫在眉睫，而大量师资的培养则急需发展师范学堂。清廷根据不同情况，通过各类途径培养师资队伍。如在《学务纲要》中规定：有条件的省份应按照章程迅速举办初级、优级师范学堂，条件不足的省份则可分为简易师范科、师范练习所；至于“无师范教员可请”的省份，“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现有师范章程刊布通行。若有速成师范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于此可以看出，清末的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相对于以往僵化的办学方式和单一的教育模式，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三，教育政策调整带有明显的仿日痕迹。
从教育目的、学堂章程、教育宗旨等方面来看，清末教育政策的调整显然受到邻国日本的影响。自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不少重臣要员开始反思“蕞尔小国”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并产生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以振衰起弊的观念。“新政”期间，张之洞是学习日本的坚决倡导者与执行者。在他入京主持制订《奏定学堂章程》的过程中，曾派罗振玉等幕僚前赴日本考察教育。因此，清末新学制就有许多方面仿日本而定。1906年学部奏准宣示教育宗旨，其中“尚武”一条带有鲜明的仿日印记。早在1902年，留日学生奋翮生作《军国民篇》，首举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大旗。同年，留日学生蒋百里翻译《军国民之教育》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军国民教育理论。这一思想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对清廷制定教育宗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政府在“新政”时期对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和效应，它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具体来讲，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者规定了中国教育以后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方向，后者则消除了新式学堂教育迅速发展的最大障碍。“癸卯学制”的颁行使新式学堂有章可循，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堂教育的进展。据统计，1903年全国有新学堂769所，至1911年，其总数竟达52500个，较前者增加67倍之多。学堂教育成为近代教育的主体，其所培养的学生已初步具备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和能力，并积极投入到时代进步的滚滚潮流之中，这一点远胜于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仅仅为谋取科举功名与一官半职而读书的士人。
其次，留学教育政策的直接结果便是产生了思想进步、知识全面的留学生，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清末留学生人数急剧增多。以留日学生为例，1903年仅1300人，1906年竟增至12000余人。清末兴办近代教育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师资的短缺，而归国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师范科，回国后便投入到急需教师的各类学堂中间，成为传承文明与传播知识的优秀教员。据王奇生先生统计，在1907年，国内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教员中，留学生出身者280人，占教员总数的17.5%；至1909年，留学生出身者增至753人，占教员总数的26.1%。在传播新知的同时，留学生还成立了许多编译机构，创办了一些著名期刊，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游学译编》、《浙江潮》等，这对于引进外国先进知识、沟通中西文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有力地保障了近代教育的稳步发展，也为以后教育事业的进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以视学制度为例。为保证教育质量，深入了解具体教育实情，学部于1909年颁布视学官章程，规定全国设立12个视学区，三年内每区必须视察一次。次年，学部便派出六名视学官视察了直隶、山西、山东、广东、广西、福建等省。视学官的督察不仅促进了各地学务的改进，其提交的考察报告也为学部的教育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从而保障了清末教育的稳定发展。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新政”时期建立起来的这套新型教育行政系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近代教育行政史的重要里程碑，其对以后教育行政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民国时期，主管教育的各级机关虽有几次变更，但始终未能脱离清末教育行政体系这一基础。由此可知，清末建立的教育行政体系适应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需要，并历史地成为以后教育行政体系的基石。
当然，由于清政府调整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维护自身的封建政治统治，加之客观上财政经济的异常艰窘，教育政策的调整受到很大限制，我们对其成效不可过分高估。客观地讲，任何文化政策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其实施效果都会受到制定者主观目标的局限，难以超脱其范畴。清政府自然也不例外。“新政”时期，清政府调整教育政策是在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下被迫作出的抉择，而不是为了发展国民教育付出的积极行动，在此情况下，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施行便处处体现了既发展又限制的特点。教育宗旨对于“忠君”、“爱国”的格外强调，留学章程对于学生“中学”素质的关注和“西化”倾向的防范，新式学堂对于学生崇儒重道思想的强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清末教育政策的调整是清政府图存本能下的产物，清政府自身的封建性以及制定政策的被动性使政策施行效果在无形中逊色不少。
清末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也大大降低了教育政策的成效。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岁入增加不多，但岁出却扶摇直上，至庚子赔款前已突破一亿两关口。庚子之后，清廷对外赔款且支付外债本息，对内则筹办新政，“百废待举”，支出规模呈膨胀之势，财政到了“库储一空如洗”的悲惨境地。赔款方面，仅《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两项，清政府不计利息即须支付6.5亿两。为完成这些赔款，清廷只得大借外债，外债本息的偿还又成为沉重负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便增税加捐，到处罗掘，然而农村经济的残破凋敝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举步维艰使得财政困难的局面不可能很快转变。在这种财政状况下，各项教育政策的施行受到资金短缺的限制，成效也就大为降低，一些政策甚至流于一纸空文。例如设立新式学堂，许多地区只是在旧式书院或村塾改挂一块新的招牌，有些州县因为请不起合格的教师，买不起新式教科书，只得照旧由那些孔儒士人讲授四书五经。在清末几年中，清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虽有增加，但其财政支出的大宗是军费、赔款与外债，教育经费的绝对额极少。在1911的预算内，教育支出所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这种微薄的资金投入自然影响了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综上所述，清政府在“新政”时期对教育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虽然其实施效果部分地违背了清廷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与深刻启示的改革。在此次政策变革中，清政府对内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积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强调统治者本身的利益，而相对忽视整个国家与所有国民的利益，也没有充裕的财政作为扶持，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政策的成效不如人意，这又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三、北洋军阀办教育面面观：张作霖尊师 韩复渠不差钱
有一天，大军阀张作霖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而像张作霖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一次，韩复榘到济南一所学校给学生们作报告，他说：“同志们、老头子们、老太太们、大学生们，二学生们、三学生们、大姑娘们：你们好，俺也好，咱们大家都好。今天天气很好，俺十二万分地高兴，俺特地从山东赶到济南来，俺是没啥文化的，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今天谁没来听演讲？没有来的请举手。好，都到齐了。今天俺的报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俺讲了你们也听不懂，俺就不打算讲了。第二个问题很长，要讲四个小时，今天时间来不及，俺就不讲了。第三个问题（他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对不起，俺的讲话稿没带来，还在秘书处，俺也不讲了。下面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讲讲怎么做事。俺想，一个人做事，先要决定他的大前提，比如咱的马，只有后面两个蹄子，没有前面两个蹄子，它会走吗？”
最后一句，虽然也很俏皮，但却让韩复榘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与何思源最初的关系，不难预期。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何思源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安排；不叫我干，我就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起身安慰何思源，说：“省财政绝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入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这也许就是让何思源敬佩的地方。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成为民国第一冤案。此前，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面对诱导，他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这何止是一句证言，直接就是对韩复榘人格的标榜与尊重。这尊重，来自于韩复榘对教育的言而有信。
再说说阎锡山。他与韩复榘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主政一省的时间特别长，他执掌山西达38年。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治学方面，卓有成效。因此，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阎锡山办教育，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搞好山西经济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作为后人的我们，除了感佩，还是感佩。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
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说：“宁可少养五万兵！”
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师长上书总统，不谈军事谈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下令：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议案交给了张作霖。对于这一议案，张作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深刻，他认为，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因而，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除此之外，张作霖还注意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视学相当于学监，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严格视学制度，防止积弊产生，1917年7月6日，张作霖再次训令各道尹，在暑假期间完成各县视学调整撤换工作，规定视学不得连任。1918年3月9日，他还训令视学不得受人供给，如遇招待应酬之事，“固宜婉言谢绝，藉保廉洁”。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完善教育管理。在1919年10月，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二十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请办师范，张作霖大笔一挥：准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黑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往吉、黑促成此事。
1917年1月9日，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电中将与吉黑两省商议的结果作了详述，提到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并请教育部“先行允准”。但教育部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为由，未批准。
3月17日，张作霖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是非常丰盛的。
此外，为确定奉省师范教育的施教方针，张作霖于1918年2月15日，特召集全省师范校长来奉天，使其交流经验，“互换知识”，谋师范教育日臻完善。会议形成议案近二十个，张作霖一一审阅、下发，令各地方议复并遵照执行。
张作霖强调“学以致用”
职业教育是培养实用性人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对实用性人才的迫切需求。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后，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
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张作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寓于普通教育中。为此，他特于1917年12月2日训令各道尹、省辖各学校，强调学校教育务注重实用。要求“所有中小男女各校，对于图画、手工、算术各课程，毋徒专求美观，务当注重实用主义”，以使学生全面发展。
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方究竟需要何种人才，何种职业最受欢迎等情况，以便制定实施职业教育之标准。张作霖还指定办理职业学校专款抽收园圃捐，用作此项专款，使奉省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在张作霖的一再催促下，各地方加紧进行职业学校筹建工作。到1929年，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45所，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4798人。
鼓励青年出国留学
1916年夏天，张作霖下令对奉省20个县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统计，看奉天省到底派出了多少留学生。当他发现整个奉省在日本留学的仅有68人时，张作霖摇头了，这也太少了，不够用啊。于是，张作霖于1917年6月和12月，分别派出两批公费留学生，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这些留学生真给张作霖争气，两年后，就有26人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官立学校学习，居全国第二。到了1918年，仅仅两年之后，奉省的留日学生即达150余人，翻了一倍还多。等到1925年，奉天省已有232名留学生到外国学习。
为便于掌握留学生情况，张作霖还特派有经验的经理员到日本，对留学生加以管理，制定《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16条》，要求必须遵守。1919年日本物价飞涨，留日学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为使学生安心向学，张作霖下令对公费学生增加学费额数，对自费生由教育厅制定了《奖励自费留日学生办法》、《奖励留日专门大学自费规程》。规定自费生考入奉省指定的专门大学，学习指定学科者，给予额定的奖励金，奖金额数根据所在学校学科程度、地方生活状况和学年考试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分别每年给日金600、500、400元。
1917年-1928年，为培养军事人才，张作霖先后派出200余名留学生，去日本、法国各军事专科学校学习，如日本的陆军大学、步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航空专门学校，法国的毛兰纳和高特龙航空专门学校、法国陆军学校等。这些人回国后，均被委以重任，成为奉系的骨干，如何柱国、邹作华、杨正治、盛世才、徐英、孙铭九等人。
同时，为发展东北经济，增强实力，张作霖还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国派送理科、工科、机械科等各类学科人才600人。这些人员学成回国后，由教育厅逐一考察学生，酌量提出任用意见，张作霖亲自审查批准任用，基本都被分配到重要部门，为奉省的经济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东北才能有了张学良统治时期的十项全国第一。
张作霖统治时期，还特意选派一些女学生出国学习。1923年，奉天省教育厅指令驻日经理员蔡多祥，调查选择在日留学的女生，视情况给以奖励。奉天省黑山县女子周淑清伴黎元洪之女黎绍芬赴美留学，于1923年远隔重洋向张作霖条陈，“奉省于刷新百政之中，有遣派女生留学西洋之必要。”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的条陈，张作霖也非常重视，在批文中写道：“仰教育厅查核办理具报。”
宁可少养五万兵也要办东北大学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妈拉巴子，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馆。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大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唯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作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40名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二十年代末，东北大学己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除东北大学之外，张作霖为培养交通人才，还于1927年用北京交通部名义，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这同样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怕张作霖办好铁路事业，影响日本南满铁路的收入。所以当时的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曾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提出“要求中国方面反省修建培养铁路人才”，否则将诉诸武力。面对日本的警告，张作霖微微一笑，不仅未加理睬，还加快了建校的步伐。
孔子诞辰日素装拜师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不仅致力于办各类学校，而且经常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财投入到教育上。
1921年10月，教育部发出文件，对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给予遣送回国，并订有遣送回国办法8条。张作霖听说后，大骂一通，自掏腰包，拿出10万元汇给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留学生，以解燃眉之急。
据傅国涌所撰写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办大学》一文中介绍，司徒雷登在北京办燕京大学，到处筹款，给他大力支持的人中就有张作霖。他第一次去奉天见张作霖，是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张作霖听了他的介绍后说道：“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张作霖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慷慨出手，从不推托。傅国涌还提到，张作霖还把他的第三子张学曾送到燕京大学读书。
另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与民生的关系。
如今，当年东北大学的学生多已作古，他们的后代讲起父辈的经历，多说其父当年在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学习，却少有人知道，当初创办东北大学的是老帅张作霖，而不是少帅张学良。
第二章 始于教育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体系述略
清末民初，以“通俗教育”和“平民教育”为主体的社会教育经过萌生和发展阶段，确立了其行政地位，并形成一些成文的规章制度，为社会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意识到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视其为“立国之本”，制定了有关社会教育行政、经费、法规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使得社会教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
1、确立社会教育的行政体制。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教育行政及研究学术的最高机关。大学院设大学委员会、国立学术机关、教育行政处、专门委员会等部。社会教育分属于教育行政处下的社会教育处及图书馆组。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又重新修订了大学院组织法，将其下设变更为秘书处、总务处、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社会教育处和文化教育处六个部门，主要由社会教育处来领导和管理全国社会教育事宜。到1928年底，国民政府废止了大学院制度，重新恢复教育部，下设总务司、高等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蒙藏教育司和编审处。经几次修订，1935年正式颁布《教育部组织法》，其中规定：社会教育统归社会教育司主管，其管理事项包括：①关于民众教育及识字运动各事项；②关于补习教育事项；③关于低能及残疾者之教育事项；④关于美化教育事项；⑤关于公共体育事项；⑥关于图书馆及保存文献事项；⑦关于其他社会教育事项等七项内容。（蒋建白、吕海澜著：《中国社会教育行政》，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9页）1935年2月，在教育部规定的各司分科规程中，规定社会教育司下设置第一科和第二科，行政职责的分工更为详实。至此，中央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组成大略完成，在组织与建制方面比以前更加健全和完备，社会教育的行政职能分工也更为具体和明确。
对于全国省一级的社会教育行政机构，在大学院时期，国民政府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1928年修正的《大学区组织条例》中规定：“大学区得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社会教育的事宜归扩充教育处办理。1929年，经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大学区制恢复教育厅制，各省在教育厅下分设四科，社会教育归第三科管理。1931年，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厅，一律设置掌管社会教育的专科，各县教育局斟酌经费情形，于该局内设置专科，或指定专员，掌管社会教育事务。另外，国民政府还召开民众教育专家会议，对社会教育加以完善。1933年在民众教育专家会议上，明确规定民众教育馆是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实施综合的社会教育事业，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民众教育馆，为各地方最低限度的社会教育设施，这种以简代繁的政策，很适合各地方社会教育行政之用。
2、规定社会教育独立专项经费。民国初年，政府对社会教育经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之社会动荡不安，教育经费多被挪充别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对社会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对社会教育经费有着明确的规定，藉此保证社会教育顺利开展。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教育厅“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教育费中百分之十至二十”。教育部训令各省市自1929年起切实实行，按照规定的标准划拨各地社会教育经费。自此，社会教育经费就有了正式的政令可以遵循。但事实上，1929年达到教育部所规定经费数额的省市寥寥无几，仅有湖南省、福建省、汉口、天津和南京五个地区。江苏省的社教经费仅占9.77%，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也仅占3.85%，这与教育部的规定有很大的差距。
针对上述情况，教育部训令各省市“在全国改进教育方案，关于成年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方案，未奉公布核定以前，各省市县应仍遵照迭令，增筹关于社会教育经费，务以达到社会教育成数与该省市县教育经费全数之十至二十之标准，自令到之日起实施”。经过政府的再三督促，各省市社会教育经费，“十九年度有江苏、浙江、西康、福建、湖南、陕西等省及南京、天津、汉口三市。二十年度有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并威海卫”，达到政府的标准。县市社会教育经费，“十九年度有西康、云南、江苏、福建、热河五省，二十年度有江苏、浙江、热河三省”达到标准。与1929年相比，达到标准的省市数量有所增加。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教育经费的投入参差不齐，有些省份甚至相差甚远，但总体上来说社会教育经费大多还是有所增加的。社会教育独立专项经费的确定，在整个社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而重要的。
3、制定多项社会教育法律法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藉此保证社会教育的稳步发展。自1927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有关社会教育的法规包括，民众教育三十九种，图书馆、博物馆十一种，通俗讲演四种，公共体育七种，电化教育十五种，特种教育八种，美化教育二种，共计八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民众学校办法大纲》、《民众学校规程》、《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及实施细则》、《民众教育馆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民众教育馆利用教育播音须知》和《社会教育机关委任人员之任免办法》等。这些社会教育法规是保障和促进社会教育发展规范化、法制化的准则和依据，使得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有了法律上的保障。随着社会教育工作的推进，社教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也从未停止过，一步一步地逐步走向完善。社会教育法规的制定既完善了近代中国的法制，更直接保证了社会教育的权益和发展。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强化对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视，形成了由中央到省再到市县一级的统一的行政体系，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和法律上的保障，其规模、组织更加完备，教育内容更为广泛，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及其影响初探
一、晚清新政改革与社会教育勃兴
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中华民族接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残酷的挑战，最高统治者们终于被迫走上了改革之路。无论新政多么被动，其改革都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扼杀戊戌变法的刽子手，在无可奈何中变成了维新运动思想的执行人，最终导致了晚清帝国的分化瓦解。而新政教育改革不仅首当其冲，也成为分化瓦解的重要原素。
由于戊戌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且时间暂短，不足以改变国民的思想意识与传统习俗。因此戊戌变法时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在推行新政时仍在兴风作浪。首先，是凭藉旧秩序而取得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因恐惧改革导致其地位危机而进行的本能抵制。其次，是“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诚非一二言所能转易。”（注：《请御门誓众折》《戊戌变法》，（二），三九三页。）新政开始时，为改造旧说克服陋习，人们把关注社会的目光从统治阶层转向了普通民众，如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民说》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把培养具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的“特色国民”视为已任，强调造就“为本国之民而非别国之民，为现代之民，而非古代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僻壤之民”是社会转型的关键。这种注重国民性改造的倾向，在社会各阶层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间接作用于新政的实施。
当年敏于时事追求改革的人们，接受了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思想，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他们强调新的章法虽然颁布了，但是人的观念与行为不改变，新政也是徒劳无益的。首先，国民无公民知识不可能纳入新政规范之中。“无知识即不解何者为公益，何者为应尽之义务，倘以此无知识之国民强纳之于新规范，纵不丛刖足适履之弊，将难免夏虫语冰之讥。”（注：《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其次，立宪、发展实业、实施地方自治，都依托国民的教育基础。“今日吾国之策，救亡者莫不改宪法也、兴实业也、立地方自治制度也。故欲改宪法而无国民参政之知识，则法万不能成立，欲兴实业而无普通必须之科学，则实业万不能完善，欲立地方自制而无东西洋公民之资格，则凡百事业决不能担当责任，然则今日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认为新政的实施要求国民具有公民知识、参政知识、普通科学知识，因此新政必需从教育做起。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到统治阶级之外去寻求支持新政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的形成寄托于教育普及，力求摆脱“有治法无治人”的困境。
由此教育普及的问题，已严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短时间内仅通过兴建学堂来普及教育，难解燃眉之急。于是他们把普及教育的目光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指出：“环球之竞争虽烈，愚民之沉梦之酣，顾此岂岂割心沉痛，是知实行新政要在民气新，民气新必自教育发达始，现于近日俄之胜，是可司教育效果，惜财政困难，学生未能遍布，顽固之民反而震撼之，是尤不可无权变开通之法，以辅学堂之不足。”（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清醒的认识表明了两点：其一亲政需要民气新，民气新靠教育；其二在学校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来弥补学校无力解决普及教育问题的不足。从实践上他们找到了权变开通之法即扒行社会教育，其社会教育的开展为推行新政以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晚清新政社会教育的形式与功能
所谓新政社会教育是指由新政需要而引发的，经由官方来推行的社会教育。据史料记载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一）到乡村“宣讲”。新政教育改革兴学初年，山西巡抚奏呈“通筹本计十条”。第一条为“广宣教化以开民智”，（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下。）得到朱批，并要求政务处议准通行全国。湖南省据此责令各府厅州县有科举出身的学者去执行，而且得到各属的禀报，其中半数以上宣称已遵办。湖南抚院在奏呈公文中，并不敢说是滞真有半数以上地方已执行“宣讲”，但却就“宣讲”这一社会教育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写出了具体条文，定为章程。赵抚院认为宣讲的效力恰恰是民俗文化的魅力所在。“夫经传之所载，史册之所登，非不足资记诵也，而感悟之功或不如杂志小说。先正之名言，故老之遗训，非不足垂训，而鼓动之力，决不如俚曲戏文，庄论不及寓言，文词不如俗论，自古然矣。且乡曲之子，圜口之夫，或目不识丁，或胸无文理，尤非当面指陈，剀切开导，无以被教化之泽，而去其愚蒙。”（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下。）正是民俗文化的“感悟之功”、“鼓动之力”，可以改变一纸空文，不符合实事；只读其文，精神不在，照本宣科的旧例。宣讲教习要把民俗文化的这些特点运用到宣讲之中去，而使那些“目不识丁”、“胸无文理”的乡夫俗子，能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确有学力，确有神效”的宣讲中，受到启迪，脱离愚昧。
细翻阅其宣讲的十四条章程，涉及宣讲者的条件、宣讲时间、地域范围、津贴、纪律、奖惩、宣讲的内容与要求等等。其中对宣讲教习的最基本要求是：年富力强，口才敏捷；每月下去宣讲二十天，回署办公十天；下去时不准多带随从，以造成与老百姓的隔阂；不准有需索供应摊派车马等事，即一酒饭之徽，亦不准稍滋扰累，如违准各乡控告究办；不论听讲者是否听或有非议，都须通篇详细讲说，坚持到底。这些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政的不同，如教官不准多带随从，一反封建官员下乡前呼后拥的常态。
据史料记载，天津、庆云等地还建立了宣讲所。尔后，山西省晋报总办程守育对宣讲的作用进行了理性分析。他说：“中国近年举办新政甚多，而收效者鲜，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之奉行不力，甚至各国所已行已效之事，适中国仿行之辄有弊无利，重为世诟。此皆有治法无治人之故，即一、二有心人思有所建树，又不能久于其任，故中国维新之机殆将绝望。”（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程守育的见解触及到了根本，新政就是新政，新政的推行，必然要暴露其改革与清政府自身的多重矛盾，以及触动官史们的思维定势与既得利益，“政府于一切内政外交之事，皆守秘密主义，不肯公示于臣民，而外省大宦贵皆存已恶报馆之心，而不肯实心提倡。居环球大通列强竞进之日，而自塞其聪明，并欲掩尽全国人之耳目，欲以此求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犹南行而北辙也。”因此倡行演说，就是要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改革深入人心。另外就方法而言，“演说则兼为不识字人而设……山西不识字人仨十之九，若能于白话报纸加以演说，不独三晋之愚氓咸蒙乐利，而于我宪台化民成俗之心是弥纶无憾。”（《论政府宜宣传利用报馆推广白话演说》，录乙巳顺天报，同⑦第169页。）
通过演讲进行教育，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成为各地社会教育的追求目标。而宣讲经朝廷的认同和地方的推行，成为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二）广建简易图书馆。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倡议广建简易图书馆，是一种明确的以社会教育机关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促进教育普及的主张。1903年《教育世界》上发表了《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文章论证了教育与国民资格互为因果、循环无极的关系，指出：“全体国民之间，其教育之效，既极薄弱，则能阻教育之进步，而教育之进步既阻，益不能得资格适宜之国民，两者互为因果，循环无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两者之间良性循环呢？作者提出三策，“曰宜改良教授之法，以期教育之为效确实；曰宜于学校以外，相宜而有所施设，俾其得自教育者，可假他途而坚固之，且助长之；曰欲使学校以外之人不阻学校以内之事，则宜别设机关，以开导之，循是三策庶几使教育之为功，不致虚耗，而且直接以图其增长，又间接以谋其普及焉。”（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1903）。）这里作者阐述了以社会教育巩固学校教育，和建立社会教育机构辅助学校普及教育的思想。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设施最为简便易行呢？作者认为“事之易举，行之无害者，其唯简便图书馆一事乎。”（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1903）。）为什么说简便图书馆最好？“一使在校肄业者，得拓闻见，以补其教育之功效。二即卒业于学校以后，亦能使其得教育者，确实而增长。三导学校附近之人民，趋于嗜好高尚之途，且自然新拓知识，而各具匡助教育之热心。四藉图书馆之力，而学校内教授法得以改良进步。五因是之故令学校附近人民益与学校有亲密之关系，故令学校得大展其教育之力。”（《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这也就是当时简便图书馆的创办者对于其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
但是，在国力贫弱、国库空虚之时，如何建立简易图书馆呢？作者提出充分利用学校的一切有效资源的设想。如：（1）利用校舍，开夜馆，休校时，开馆阅读；（2）利用学校的图书；（3）利用学校教员兼任监督与司书，既节省薪金，又可以使阅读者有疑问时可得教师指点。论者相信，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力提倡和施设，可得到普及教育的效果。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地方（特别是江南一带）开始建立简易图书馆。（三）成立阅报社。20世纪中国的报业发展迅速，报馆人员认为“报馆乃起衰振懦之猛剂，拯危救亡之良方”。（《论报馆之有益于国》录乙巳二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二十六日新闻报。）他们强调20世纪报纸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于“鼓舞国民之精神，增长国民之见识”，以维系国家的独立存亡。伴随着报馆的大量出现，与之相应地阅报机构也应运而生。
1904年《直隶教育杂志》上刊登了《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请折》。折中详细介绍了其阅报研究所的宗旨、阅报内容及其规则，无处不体现提倡民众教育，倡行民俗文化的倾向，突出了阅报所的社会教育功能。此折开宗明义“凡士庶军民农士商贾人等，每日不拘时间，均准赴所阅报。所有报资愁由官捐备，不取阅者分文，以期广开民智。”（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纪事。）
阅报所还对众多纷繁的报刊进行选择，这个阅报研究所订阅了如下报纸：
湖北商务报、时务报、北洋科学报、蒙学画报、农学报、时事采新报、经济丛编、白话丛书、瀛州观学记、北洋官报、日日新闻报、变法奏议丛钞、圣谕像解、京话日报、徐家汇报。以体现其面向民众的倾向。
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面向民众的目的呢？阅报研究所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措施，如：（1）尚白话，演说务使明白易晓妇孺皆知，不止免却文章习气，即官话亦非愚民所尽知，故须以方言俗语为主。（2）穿便衣，同人到所，宜去衣冠，脱尽官场习气，平民不至生畏避心，不致有局促志，所谓动人以感情也。如家人父子之处于一堂，则天机自有活泼之致。（3）讲应酬，创此盛举，顽固者以为骇人所闻，每日来者，务察其果系热心，即延以上卒座，请其质疑问难，彼若厉声，我总以和容悦色答之，要而言之是劝人非教人也，守此宗旨不患无引人入胜之路。（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这些做法与要求无疑对官僚主义是一种冲击。
阅报所作为社会教育机关，如何提高阅报者的素质？根据此折记载，是采用演讲的方式“籍阅报之名，以行演说之事”。“每日阅报同人可轮日演说，此名小演说，每月宜请官长或朔望日或三八五十日临所，仿学政讲书例，于同人中指定一人出场开演，如平书者，然此名大演说，或曰演说会。”（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阅报所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
这种阅报机构日益普及，1906年深泽县一绅士学生请求建立阅报社立案。在案禀中说：“补教育之不及者唯报纸，中国现在各大都会亦皆以仿照泰西遍设阅报社，如津保等处，而人益开通。生等邑属蕞尔，与大都会不便交通，以是人心多愚昧，于新章新政多所诋誉，此实大有碍于文明进步。生等联合学界诸同志，各自酌量捐资公立一阅报社，期以破除固蔽，增进文明。”（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反映阅报所的建立已从大都市发展到了小县城。
在阅报所大量建立的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推广阅报的方式。《时报》记载广东省有人把报纸内容进行编辑，汇集成册，送到乡下免费送到各户，供女性阅读。为“开通女界之善法”。报上说：“广东省城西璇源桥附近，现有志士潘君等，拟汇辑关于女界之显浅报纸及各报之教员歌谣，并命题随时征撰诗歌讴曲各种，装成册本，顾夫挑往省乡，沿门供给，使闺阁中人，得以购阅，不取分文，俾女界受益。”（注：《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阅报机关从官立到公立到私立，从大都市到小县城，从上流社会，到乡土民间，从男人到女子，成为变通风气、开发民智极为有效的社会教育机关，发挥着报纸的教育功能。“庚子以前，各乡绅学究大半盲于时事，不知何处为商埠，更不知何者为五洲，自官所流行，已稍知中外大势，此成效之昭著人所同睹。”（注：《庆云县请饬官报局增编白话报禀》，《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作用，有识的报界人士热心于发展报业。如北洋官报主持人就提出：“饬下官报局增编白话报一种，附设于北洋官报之后，即可奉为宣讲之资，而官报所销之地咸可藉此开通，水到渠成，收效必普。”（注：《庆云县请饬官报局增编白话报禀》，《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新政中报馆与阅报所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又一重要机构。
三、晚清新政社会教育的影响（一）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直接影响。前述三种社会教育的形式，创兴于晚清新政改革之中。30多年后，1935年4月10日《教育杂志》发表了社会教育统计，列出中国社会教育机关共12种，其中（五）图书馆，（六）讲演所，（七）民众阅报处，具体统计数字如下：
1935年地区图书馆、讲演所、民众阅报处统计表
地区 图书馆 讲演所 民众阅报处
数量 经费（元）人员数 数量 经费（元）人员数 数量 经费
四川 156 99945 317 485 41487 652 856 518096
河南 148 69851 221 82 789 84 1950 31379
广东 124 74976 204 21 14280 79 742 44980
湖南 116 95414 213 178 17197 459 3657 29990
河北 104 91430 192 146 5104 161 1411 37498
云南 88 9662 158 214 3019 810 264 5281
山西 83 17830 196 542 4259 770 468 11186
江苏 62 105359 190 115 13690 209 784 37614
陕西 51 20880 94 61 8360 168 121 6101
福建 46 66129 150 14 2182 26 68 9434
上海 43 89320 132 1 1356 13 158 1842
浙江 41 79811 125 12 292 18 2360 16663
甘肃 41 62765 51 64 5454 80 68 2937
广西 36 37358 64 58 1687 106 348 16903
安徽 31 35263 89 17 3874 24 214 7007
江西 25 30068 60 18 6039 27 40 10828
湖北 24 36340 44 10 4818 26 30 2407
察哈尔 20 5074 24 27 7103 36 68 590
贵州 12 1860 14 44 3680 88 44 4280
绥远 9 4660 8 6 9742 21
宁夏 2 500 4 12 650 12 10 550
南京 2 9540 9 1 4 12 1400
新疆 1 9771 4
威海卫 1 2884 3
青岛 5 11760 20 94
青海 6 290 31 22 475
北平 1 528 1 13 6324（此表根据1935年2月27日上海晨报，1935年2月26日北平晨报，《教育杂志》第25卷第4期刊登的统计数字整理。作者注。）
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其一晚清社会教育中创兴的几种社会教育形式，在以后的社会教育发展中得以确立。其二清末最初创建这些社会教育形式的省份、地区、如广东、湖南、山西、河北，在其后的发展中保持了它的发展优势。其三从全国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文化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文化落后地区，说明地区文化基础对于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二）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的间接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普通民众，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社会现象。从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三种主形式及其功能发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释放出了社会革命的因子，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产生了间接作用，使教育目标发生了从追求统治人才到培养国民的改变。
新政社会教育作为普及国民教育的补充，立足于立宪政体、发展实业与地方自治的需要。其实施面向全体民众而不仅面向统治阶层，从实践层面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仅注重统治人才培养的着眼点，对求才与求仕主义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批判。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实践，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清末学堂建立的英才主义价值取向。
当年的读书课员韩云梯曾撰文指出，在兴学的过程中，“至今不变者总以不出所谓求才主义与求仕主义。为近是夫上以求才主义兴学，则下必以求仕主义应之。”这是“根本之认识即误”。（注：《论直隶学务进步之次第并视其发达之前途》，《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而对这种失误的纠正来自于民间，决策于中央。
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事书》中，分析了求才主义的偏颇与落伍之处。（注：《教育世界》二十号壬寅年正月下。）1905年2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也明确，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令全国之民众无人不学。”（注：《教育世界》第一百十九号，丙午年二月上旬第三期，文牍。）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从求仕主义到国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官本位的封建政体的教育基础已发生了动摇。
这种否定求才求仕作为教育唯一取向的思想，使教育脱离科学轨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自觉。“科举者，为一般仕宦人而设者也，学校者，陶铸全体国民得实地之生活而设者也。”（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这种改变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吻合，也使教育从上流社会走向下层民众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教育非徒为上等社会而设者，必使负贩之夫，贾竖之子皆系学堂卒业之学生，而后教育可谓普及。”（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三）对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积极作用。文化变迁是在不同层面依次递进，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是文化传递与文化创造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文化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推行，提倡白话演讲，面向普通民众，导致教育内容发生了从官学文化到民俗文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变迁。
所谓官学文化，是指由官职功能而产生，渐以统治术为主体的文化。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论证儒家学说由司徒官而来，道家学说由史官建立，阴阳学说由义和官分化，法家学说由理官构建，墨家由清庙官、名字由礼官、纵横家由行人官、杂家由议官、小说家由稗官分别建树。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学在官府，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或寺庙文化。孔子讲私学，但是其倡兴的儒家学说经过历史上二次大的改造，被统治阶级奉为天经地义，成了地地道道的官学文化代表，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的科举制为中介，固定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无论处于什么阶层的人，一旦接受到这种教育，即产生通向仕途的强烈愿望。这种教育因其统治阶级数量所限，只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此它只能是一种英才教育。
民俗文化来自于下层生活，其内涵主要有三大要素：一是接近下层生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二是面向全体民众，不受等级的局限，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三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民俗文化只有在普及教育的呼唤中，才走向学校那神圣的殿堂。在中国历史上民俗文化与官学文化出现竞争，形成并轨，发生在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帝反封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契机，而社会教育成为其主要途径之一。在社会教育的推广过程中，白话文作为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宣讲的主要工具，而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正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
如何才能使一向与教育无缘的老百姓听得懂演说？从1903年进行宣讲开始，其宣讲章程就明确要求宣讲教习用白话文演讲，并撰写白话文讲稿以求推广。白话文作为民众文化的载体，在社会教育中首先成为沟通文化与民众的纽带。“今宜力矫其失，仰恳宪台严饬地方官，将白话文认真派阅，并就官之所拟广为演说，庶几民德日进，民智日开，并力一心共图进化。”（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运用白话文进行演讲，对教官本身就是一种形象的改造，更何况阅报所的创建者还明确地提出“免却文章习气”变官话为民言俗语，“脱尽官场习气”与老百姓联络感情，“劝人非教人”与平民打成一片。曾几何时，在儒仁深入乡间的白话演讲中，官话、官气、官架失去了往日的风彩，士风为之一变。
事实上，当时的士风变化不仅停留在语言外壳，也深入到了学术思想的深层。士阶层的思想已开始脱离君主意接受民主思想了。他们认识到专制思想窒息了中国学术的生命力，而西方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则是西方学术繁荣的根本。社会教育追求“开民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报纸为中介，潜移默化到阅报者的头脑中，发挥了报纸的启蒙作用。有的阅报所设置了一种“开化簿”，“凡来阅报之人，如连到三日者，即系关心时局之人，应将其姓名执业列入簿中，月终可核其人数多寡。”（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这种“开化簿”是风俗变化的真实记录。（四）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主生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改变皇权观念，形成公民意识。一位笔名为白话道人的作者在《论合群》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体没有公共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公字，都是批皇帝一个人说的，那做皇帝的人晓得百姓有这种思想，他就说你们这些小百姓天天办你们的私事，把我们这寡人予一人朕的公事都丢开了，这可不是以私废公么。那百姓自己也承认了这句话，所以共皇帝办事叫做办公事，又叫做替公家办事，自己偶然有集会结社或是来干预地方上的事情就都不能够做了，故老百姓既没公共的事情做，那公共的观念自然越弄越没了。”（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在皇权观念支配下，老百姓根本没有自主的公民意识。清末在列强的环伺与威逼之下，昏庸无能的中国皇帝成了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丧权辱国，皇权由此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老百姓一盘散沙，只供孤家一人驱使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了。“亿万人有亿万的人心，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待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因此社会教育的责任首先在于：“演说者应知现今中国海口尽割，路矿尽失，门户洞开，四百兆人民无立足之地，是因中国不能自强百事废弛之故。今欲使人人知振作大方，必先使人人知危亡之痛，故开民智为第一要著，而演说时尤不可不坚持牺牲一身以振聋聩于汤火之宗旨”。（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是在亡国灭种的强烈刺激下，在社会教育那振聋发聩的呼唤声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其次，弃官本位，士阶层多元化。具体表现：（1）在实业发展中自然改变，“实业振兴则不必营谋官吏，而足以自立，试观世界富强之国，其实业家之养尊处优，皆有笑傲王侯之慨，则求仕主义必轻。”（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2）在历史选择中强制改变，“鄙人窃以一言敬告学生曰，既具健全之身体，普通之知识则任选一业，皆足以自立，又何必争此不足轻重之出身。”（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不必营谋官吏”，“何必争此出身”的观念，严重冲击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反映了士阶层弃“官本位”的多元化思想倾向；实业家优于士大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正在改变“官本位”的历史格局。
作为社会教育的主渠道，报纸上大肆宣传“凡属内政之事，当令全国周知。”“凡属外交之事，不关系于机密者，必当宣示国民，令民咸晓然于我国在世界之位置如何，世界各国对我如何，我国对各国如何，我国人民对异国人民当如何，一以激发其爱国心，一以指示其对外之法，一以启迪其世界知识。”（注：《论政府宜充分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录一乙巳年顺天时报。）这些宣传改变着士阶层的追求。在各种报纸不断产生、报业迅速发展之时，办报成为士阶层介入的重要行业之一。
宣讲中劝修水利、劝广种值、劝讲蚕桑、劝开学堂、劝兴实业等等的大力宣传，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相结合也导致士阶层不再只羡慕仕途。留学归国、学堂毕业或工、或商、或军、或通士，改变了士与仕之间的单项联系。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新兴阶层力量承担了经济社会的职能，而且在于它们成为新文化载体扰乱着传统文化的秩序，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变迁。
三、曾国藩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坚实基础。中国近代以来，众多的志士仁人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主要是围绕着科举制展开的。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发展到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僵化，僵化的教育体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呼唤着能够突破这种状况的人才。身居清政府要职的曾国藩在无意中担当了这种角色。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事迹并不为多数人所知。实际上，假如我们不去追求他的主观动机，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1868年6月1日到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到上海检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视察的容闳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自行培育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容闳后来回忆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21）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西方人士制造机器，根据数字推算，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中西方语言不通，尽管中国人士每天都与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懂得制造机器的原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根本”。1867年，他在江南制造局内特设“翻译馆”。主要译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师玛高温、英国人傅兰雅，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
同治末年，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已翻译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术、声学、光学、化学、电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农学、矿学、商学、医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成为清政府创办时间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传播中心。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派遣留学生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把到西方留学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与江苏巡抚丁日昌多次商量，“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
曾国藩和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七月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子弟出洋学艺。曾国藩陈述道：选聪颖少年送往西方各个国学校学习军政、船政、测量计算、机器制造等学科。学习时间约10余年，学成后归国。目的是使西人擅长的技术，中国人都能够熟练掌握，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又说：地理、数学、测量、造船、制造机器等事情，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西方人凡去外国游学，学得长技回国，立即聘入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军政、船政，是与国运攸关的学问。现中国要想仿效其意，精通其法，就要走出国门，选择聪颖的子弟，送往国外学习，致力于讲求技术，实现徐图自强的用意。
对于派遣留学生，众说纷纭。当时，不少人认为，京师设立了同文馆，延聘西人授课；上海也开办了广方言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自然科学，用不着再选派幼童远涉重洋去西方留学。
曾国藩批评了这些人的短见，强调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设局制造、设馆教学是用来振兴国家的基本条件，而远去外国学习是集思广益之举，能收取更远大的效果。他认为，西方人讲求实际，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学读书，一起探明道理，熟悉那些器械，亲手操作那些技艺。中国企图在短期内购买外国的机器来取得外国的长处，不但财力达不到，而且那些机器根本性的原理无法明白。古人说，要想学习齐国的语言，必须把学习者安置在齐国的庄、岳之间。古人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事物的规律，要想真正学得西方的技术，非派遣留学生不可。
当时，中国派遣留学获得美国官方支持。根据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的规定，中国人如果入美国学习，美方给予最优待遇。但是，也有两大障碍：经费和选人问题。于是，洋务派拟定了具体章程12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与美国政府商谈，中国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由清政府支付一切经费。
2、在上海设立“留学出洋局”，派员负责，选出幼童在局中培训，准备出国。
3、出洋幼童年龄在12—13岁左右，先派员120名，分四年派出，留学期限15年。
4、留学生学习专业由清政府决定，归国后也由政府具情录用。
5、幼童出洋后听从中国方面的约束，在学习洋文同时兼习中文。
6、拨出留学经费白银120万两，于江海关分拨。（《曾文正公奏稿》，第4卷，P945）
这个奏稿是曾国藩拟定的，李鸿章只是挂名而已。清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1872年2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再次联名上奏，提出派遣幼童出洋的具体措施：任命陈兰斌、容闳为正副委员，长驻美国，管理中国留学生事务；幼童出国前在上海训练，由刘翰清负责；留学生年龄扩至12-20岁。
但找到留学的学员也并非易事。留学幼童的资格是有限制的：
必须聪慧；年龄为12-16岁；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曾入学校学习英文者，须考其英文。只有及格后，才有资格入预备学校学习。当时，一般幼童的父母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遥远的美国去。曾国藩派员到城镇和乡村逐家拜访幼童的家庭，宣传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好处等。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招生工作之难，从容闳招收第一批留学生中可见一斑。他们大部分是容闳的同乡，再就是有特殊条件者。例如，邝荣光父亲在澳门工作，见过世面，愿意儿子去美国留学；唐廷枢和容闳是香港的同学，本人又从事近代共矿事业，思想比较开放，才送儿子唐国安赴美。同时，也印证出，正是由于曾国藩顽强坚持，才使留学招生取得成就。当容闳忙着招生时，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3月12日因病去世。尽管如此，在曾国藩的努力下，终于促成留学。在清政府派遣的120名留学生中，造就了一些人才。“这批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P20-21）
总的来说，曾国藩的留学计划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更重要的是，他开留学风气之先，为中国走向世界架起了一座桥梁，推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用容闳的话来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派遣留学生、创办兵工学校的行动，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三章 就亡中国
一、追寻国学大师之道：陈寅恪的学问与为人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立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书基本上都看过，然后回过头来，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按”，实际上是以论带史，而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说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并不是在具体的领域里奉献了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万言著就《柳如是别传》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说：“在我们眼睛里，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更是天天这样跟我们说。他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
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唯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学术传承 泽被后世《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二、“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
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
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长衫、长袍、马褂，成为陈寅恪毕生形象的写照。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
讲课“书上有的不讲”一名学生上课，也认真备讲义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胡守为认为这也不准确，“说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说全能背诵”。倒是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著书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黄萱家在中山医附近，彼时交通不便，可以说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宣泄出来，否则太过紧张。每次都是口述完毕，陈才能放松下来。
家中上课阳台就是课堂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1957年时，选修课一周两节，但因健康原因，陈寅恪一周分上两次，每次只上一节。
大师离去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学生发难告别讲台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重修后对外开放。大师已经远去。大师不曾远去。
三、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四、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杭州因缘
1926年秋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陈寅恪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国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任教，生活安定，学术精进，传薪有成，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慰的时期。抗战中，陈寅恪辗转西南，受颠沛流离之苦而著述不辍。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殊不料“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1948年12月15日他携家带口飞离北平，到上海乘船至广州，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
在时局的大变革中，陈寅恪为什么选择古为瘴疠之地的岭南作为余生的安身之所，学界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陈寅恪虽身居岭南，心底里却时时视自己为过客。“先生过岭诗为历”，从他晚年的诗作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他的那种乡愁般的心绪。他曾这样问自己：“无端来做岭南人”，“余生流转终何止”？春天将尽，他感叹：“岭表流民头满雪，可怜无地送残春”；端午节到，他又自吟：“几回客里逢兹日，何处寰中似故乡？”在酷热的天气里他又向故友倾诉：“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那么，陈寅恪晚年屡屡梦回的故乡又在何处呢？
陈寅恪祖籍修宁（今江西修水），生于长沙，少时曾随父母在南昌、庐山、南京、上海等地居住。但对流寓于岭南的晚年陈寅恪来说，他很乐意视杭州为故乡。有诗为证：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滞五羊。艾诩人形终傀儡，槐酣蚁梦更荒唐。南游已记玄蛇岁，北味浑忘白虎汤。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塘真合是吾乡。
诗中说，他是因为畏惧北京的严寒和广东的湿热，才认杭州作故乡。但这只是浅显之义。对于在诗作中擅用古典和今典的陈寅恪来说，他钟爱杭州绝不仅仅是由于气候之故，而是别有一番深意。
陈寅恪虽非杭州人氏，在杭州也只有短暂的居住经历，但他的家族却与杭州有着诸多因缘。杭州曾是他的祖父陈宝箴短暂的为官之所，而举荐他祖父的大学士王文韶正是杭州人。这是远因。而近因则是，杭州是他的父母、长兄坟茔所在。1925年，学成归国、已受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之聘的陈寅恪向学校请假一年，陪父亲散原先生养病于西湖净慈寺等处，并于10月安葬其母和长兄在杭州牌坊山之原。1948年其父灵柩在暂厝北平11年之后亦归葬杭州。因此，杭州成了陈寅恪魂牵梦萦的所在。这在他的诗中多有表露。1949年4月诗云：岭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梦初回。
1951年9月听说杭州当局有迁墓之说，陈寅恪深为不安，抒之于诗：葱翠川原四望宽，年年遥祭想荒寒。空闻白墓浇常湿，岂意青山葬未安。
1966年清明陈寅恪又赋诗一绝：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东渡梦几回。（钱塘江边古有西陵渡）
在岭南大学的同仁中有一位朱师辙（字少滨）教授，系清季小学名家朱骏声之孙，家学渊深，陈寅恪引以为同道。这位朱先生在1951年退休时，前往杭州定居。这又使陈寅恪对杭州多了一份牵挂。朱少滨的离去，陈寅恪以诗《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相送。其二为：无改乡音望若仙，镜湖乞得比前贤。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诗结后缘。
而此后陈寅恪的上冢之行终未实现，与杭州朱少滨之间的诗词唱和却屡有新篇。从1951年至1961年，陈寅恪赠和朱少滨的诗作竟有11首之多。在诗中，陈寅恪既表达了对朱少滨和杭州风物的挂念，又隐隐流露出对归隐的向往。1953年《寄朱少滨杭州》云：买山巢许兴如何，湖水湖风岁月过。
同年《寄朱少滨》云：闻道东华旧史官，寻春湖上惜春残。暗香一树能偕隐，古柏三株共耐寒。（指西湖三老）老境萧闲殊无味，多生忧患总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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