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恩台
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活出一种精神来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国家全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且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人们不仅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希望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因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全民阅读问题。既然是全民阅读，就要满足全民阅读兴趣，要是阅读盛宴，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充分享用的大餐。那么选择阅读大众化故事，就是全民盛宴最好美味。
故事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比较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讲述，十分具有阅读性和娱乐性，更具有深入浅出的启发性，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最佳读物。
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记忆和传播着一定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饱含丰富寓意，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社会道德和性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也有灿烂的文化艺术，更有智慧非凡的人民群众。自古以来，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好故事，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大众做人做事的智慧。这些美好故事，是我们民族的基因，曾经哺育着我们一代代中华儿女茁壮成长，使我们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升级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如何加强思考，吸取精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美好故事呢？
特别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与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塑造形象、传递信息、表达价值，寻求共识与自我意识、语言学习与文化自信等，用世界各国人民能够理解的方式说出我们中国人的特征，那么，中国故事就是最佳的表达方式。
因此，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同时，我们要展望世界，理解世界，与各国人民增进交往，通过阅读各国故事，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也是最佳的理解交流方式。为此，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特别编撰了本套丛书。每册故事内容相辅相成，优化配套组合，自成体系，又相互补充，组成了中国好故事的完美体系，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可读性和启迪性。
这些中外最具有智慧性的美好故事，短小精悍，意蕴隽永，充满了睿智的哲理，最容易使广大读者阅读，也最能打动心灵。一粒沙子蕴含一个世界，一滴露珠足以反映太阳光辉，一则小故事饱含世间大道理，这就是每一篇故事的魅力。从这些最感动心灵的小故事里，广大读者可以吸取心灵智慧之光，并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感召，融入进永不停止的人生追求。
老子——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家
老子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全世界最早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伟大哲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据考证，老子曾做过东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即主管王室藏书的史官。由于这样的原因，老子不仅熟谙典章制度，对政治上的兴亡治乱也多有见闻。
老子感到周王朝的衰亡已在所难免，于是便弃官西走，据说他西出函谷关，骑着青牛，到过我国西北沙漠以西的地方。后来不知所终。
老子经过函谷关的时候，关令尹喜知道他将隐去，请老子著书，于是老子写下了五千字，这就是他惟一的著作《老子》。他的思想主张，大部分也就保存在《老子》这本书里。《老子》共八十一章，分上下两篇，一共只有五千多字。后来的人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因为这本书所讲的是道与德的问题。《老子》一书，文词简短，但比较艰深难懂。后人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汉河上公注、魏王弼注和清魏源的《老子本义》等等。
虽然经过后人的增订补充，但《老子》一书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老子的创见。通过《老子》这本书，可以了解老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和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古人以为宇宙间的事物都有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或者称为天帝。天帝是有意志的，它有知识，能喜能怒。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天帝”观念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于天帝统治人民的威力有了怀疑，老子就是较早地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
老子否认天帝的存在之后，接着提出了一个“道”是天地万物本源的学说。老子认为一切都在“道”中，不过在一切还没有从“道”分化出来的时候，只在一种细微原始的状态下存在。
老子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发展有四个阶段。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这些阶段中，“道”和“德”是基本的，“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 “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中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些论点都表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不是受超自然的意志支配的，也不是有某种预定的目的。这是老子最早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反映。
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从观察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社会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成与败、存与亡、新与旧、福与祸等对立物的双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
老子首先认识到，宇宙间的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之中的。按照老子万物皆生于“道”的自然观，老子却又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只是一个反复的循环而已。
而且，老子还认为万物的生灭变化是没有穷尽的。
他又认识到，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接着又提出，对立的双方是互相转化的。《老子》一书还深刻地论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
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
老子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要比一般的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完备的、自发的、朴素的。老子的思想中，仍然有形而上学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老子分别提倡“为学”与“为道”两种方法。《老子》中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要无所为而为，就是要顺乎自然。
孔子——虚心求教的思想大家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本名孔丘，字仲尼，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儒家思想不仅渗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将近2000年。
孔子在母亲的关怀和教育下不断进步，他善于思考、好学上进。孔子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靠着勤奋和聪明，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贵族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母亲告诉孔子，向别人请教时要放下架子，要“不耻下问”。在母亲的教育下，孔子克服了家庭条件带来的困难，学习了各种知识和技能。
孔子听说郯子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十分钦佩，于是，他一早便穿戴整齐地守候在郯子下榻的馆舍门前，恳求郯子赐教。可是，没想到郯子出去赴宴了。
炎炎烈日下，孔子站在馆舍前，头昏眼花，但这并没有改变孔子的求教决心。宴会结束后，郯子乘车回到馆舍，他望着这个气宇轩昂的青年人，不觉心生喜爱之情。
恰巧这时候，陪送鲁国仲孙大夫走下车来，见是孔子，便向郯子引荐，于是孔子随一行人来到馆舍内，分宾主而坐。
孔子说：“孔丘听说贵国特别重鸟，以鸟作官名，不知是什么原因，冒昧求教，不知能赏脸否？”
郯子见孔子如此虚心好学，很受感动，娓娓说了起来：“从前黄帝用云纪事，故百官都用云来命名，炎帝以火纪事，故百官都用火来命名，共工氏以水纪事，故百官都用水来命名，大吴氏以龙纪事，吾郯国祖先少障氏立国时，有凤凰立于梧桐树上，先祖以为是吉祥之光，所以用鸟来命百官，以鸟命官的制度就这样确立了。”
孔子感谢郯子的认真赐教，又询问了一些别的问题，郯子也都一一回答，孔子再三道谢，告辞而去。
孔子有着超群的音乐天赋，但是，他知道自己有好多地方都未能得其要领，所以决心求名师指点。春天，孔子整理好行装，到晋国去拜师襄子为师。
在那里，孔子虚心请教，领悟到了音乐的真缔。孔子和师襄子终日论琴谈曲，成了知音。在两人即将离别之际，孔子深情地对师襄子说：“全仰仗夫子教导！要我如在黑暗中遇到了光明。我不虚此行啊！”孔子再三道谢。
孔子沿着勤学好问的自学道路不厌不倦地学习，他的礼乐知识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他对射、御、书、数这四门技艺也样样精通。孔子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孔子孜孜不倦谦虚学习的态度。孔子不断地积累了各方面的知识，为创立儒家学说、兴办私学奠定了基础。
墨子——虚心解说兼爱论
墨子（约公元前476—约公元前390年），名翟，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著有《墨子》一书。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各派学说及其代表人物越来越多。他们都为自己的学说奔走宣传。墨子主张“非攻”“兼爱”，而巫马子却主张“不爱”，两人的学说明显对立，但也并不影响他们互相探讨，申述自己的主张。
有一次，他们两人又碰在一起争辩起来。巫马子为自己的学说受到了多方攻击，特别是受到墨子“兼爱”论的影响感到非常委屈。
巫马子解辩说：“你主张天下人都要互相亲爱，并没有人从你的主张中受到利益，我完全不爱任何人，也没有人因此受到损害，主张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张都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既然这样，人们偏偏要认为你的主张好，而认为我的主张坏呢？并且进一步认为你是好人，我就是坏人呢，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事实也确实如此，难怪巫马子忿忿不平。墨子听了他的话，打了一个譬喻说：“假如这里发生一场大火，有一个人端来一盆水扑灭火，另一个拿着一根烧火棍准备加大火势，由于大火很快熄灭了，两个人都没有得到结果。在这两个人中，你看重哪个人呢？”
巫马子回答说：“我当然看重前一个人，因为他的心意是好的，而后一个人的心意是坏的。”
墨子接口说：“你说得对，由此及彼，我认为我的主张是好的，而你的主张是坏的。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主张，反对你的主张。”
巫马子想不到救火的譬喻会联系到两人的主张，一时无言可对。
墨子继续说：“倘若大火没有很快熄灭，你说两个人会起到什么作用，得出怎样的不同结果呢？”
墨子的话充满了辩证法，把动机和效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番话，不仅驳倒了巫马子，而且也宣传了自己的“兼爱”的主张。
庄子——豁达洒脱的处世之道
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姓庄，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他是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庄子因家境贫困，住在狭窄的小巷子里，靠编织草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有时不得不向人借米救急。但是他甘于贫寒，不屑于和权贵同流合污。
楚威王听到他的名声后，曾派使者请他到楚国为相。庄子正在河边钓鱼，毫不动心，只是讲了个故事，大致的意思是庄子不愿被人钳制使用，我情愿像乌龟一样在烂泥里爬着。总之，为了自由的生活，庄子一辈子不愿做官。
还有一次，庄子来到梁国，梁国丞相惠施听说庄子要夺相位，非常害怕，派人在国中搜查了三天三夜。
庄子就直接去找惠施，给他也讲了个故事：他把自己比作凤凰，把梁国的相位比作死老鼠，现在你惠施好像一只猫头鹰得到了死老鼠，却害怕凤凰去抢，岂不知凤凰的高洁。这反映了庄子崇尚自由、志向远大的人格。
处于纷争动乱的时代，庄子没有积极地去改变它，而是强调历史的倒退，产生了消极的极端厌世的思想。他主张要退回人兽杂处的蒙昧时代，这方面比老子更进一步。庄子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和丑恶现实，但是他不是积极去面对，而是消极逃避，甚至是厌世。
同时，庄子也认识到生死是自然规律，以一种通达洒脱的态度看待生死。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唁，看见庄子坐在地上，一边敲瓦盆一边唱歌，毫无悲戚的表情。
惠施很奇怪，庄子解释说，人死了，如同四季变化一样自然，仍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这是天命的自然变化，为什么要伤心呢？
庄子临死前，弟子想要厚葬他，庄子说，我用天地作棺材，日月当宝璧，星辰当珍珠，事物做随葬品，这不很好吗？弟子说怕禽鸟破坏他的尸体。
庄子说，埋在地下一样给蝼蚁吃，何必夺了这个的食给那个吃呢。可见，这位哲人正是怀着达观的情绪看淡生死的。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现在流传的有《庄子》三十三篇，为道家经典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当然，庄子唯心的宇宙观和消极的人生观对后世也有负面影响。
在《庄子》一书中，一些文章思想深湛，想象奇幻，气势磅礴，神采飘逸，形象动人，词藻秀美，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是我国先秦散文的精品。他的哲学化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典范。在陶渊明、李白等大诗人身上，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庄周这种风格。
此外，庄子他还独创了许多生命力无穷的新词，丰富了祖国文学语言的宝库。在文章中，庄子用了比喻、拟人、夸张等等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极富感染力。庄子的文学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以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直到近代，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在《庄子》中汲取过营养。
孟子——孟母三迁后的求学之路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姓孟，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仁政”的创立者和倡导者，有“亚圣”之称。
有一天，孟母从外面回来，未进院子就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声。她急忙赶回家，一进院子，见孩子们正在模仿出殡的情形，孟轲担任总指挥，真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当孩子们玩够了，各自散去，孟母心平气和地对儿子说：“轲儿，这出殡发丧的事可不是游戏。好儿子，以后别再玩这种不吉利的游戏了，好吗？”孟子答应了。
然而，没过几天，孟轲和孩子们又玩起了同样的游戏。孟轲告诉母亲，是小伙伴们要求他一起玩的，他不好拒绝朋友。母亲什么也没说，她知道，要想让儿子不再玩这种游戏，惟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
不久，孟母找到了一处离织布作坊近的房子，为的是替人家织布并以此谋生。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孟轲的心也收敛多了，开始在母亲的指教下识字和读书。
他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可是，聪明活泼的小孟轲在适应了环境之后，就不甘心一个人待在家里了。最吸引他的是屠宰场。孟轲第一次看到那血淋淋的屠宰场面时，有些害怕。可是当他看过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好玩了。来看杀猪的孩子很多。相处几天，孩子们都熟悉了。
过了几天，一个孩子喊孟轲去玩。快到晌午，孟轲回来了，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手上还沾着血迹。孟母立即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原来他们把捡来的猪给杀了。“捡来的猪就可以随便杀吗？”孟母低声问，“父亲在世时就告诉过你，路不拾遗是人的美德。”
这时，孟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脸开始红了。
孟母找到失主后，一个人承担了责任，掏钱赔了人家。这件事过后没几天，孟轲又跑去看杀猪了。孟母意识到，不离开这里，这孩子将来就只能当屠夫了。于是她暗下决心要搬离这里，为了孩子的成长寻找一个适当的环境。她想最好能找一个靠近学堂的住所，不久她在镇子的另一端找到一所在学堂附近的房屋。孟轲跟着母亲来到新的居所后，他每天在家读书、认字。
有一天，小孟轲兴奋地从外面跑回来，一进家门就嚷道：“找到啦，好多小孩儿全都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孟母问儿子。“在一起读书，一起练字，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先生。”孟轲答。
从这一天起，学堂里那朗朗的读书声就时常缠绕在小孟轲的耳畔。一天，小孟轲向母亲提出：“母亲，我也要上学。先生说了，他愿意教我。”孟母听到儿子的要求，心底生出一股喜悦，通过选择环境来影响和教育儿子的目的达到了。
荀子——注重知行合一的教育家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时人尊称“荀卿”。
荀子生逢战国末期，当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他年轻时曾游学齐国。当时齐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笼络知识分子，礼待各国贤士，并让他们在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著书、讲学。荀子劝说当时的齐滑王实行王道政治，争取统一天下。可是，齐滑王居功自傲，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荀子只得离开了齐国。
齐襄王执政时，荀子第二次入齐，此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曾三次被稷下学者推为“祭酒”，担任学宫的主讲。可见那时，荀子在学术上已有相当的地位。
后来，荀子看到秦国日益强大，是统一天下的希望，就到秦国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可惜他的统一天下的大计未被秦昭王采纳。
荀子到了楚国时，楚国春申君黄歇为相，正在招集贤才，于是委派荀子为兰陵令。后来春申君死了，荀子便留在兰陵，著书数万言，直到死去。今天流传下来的《荀子》一书，充分地体现了荀子的思想体系。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说的杰出代表，他和同为儒家的子思、孟子一派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荀子的思想批判地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的成果。
荀子是先秦时期有名的无神论者，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宇宙存在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更可贵的是，他认为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命题。从这个观点出发，荀子批评了各种对天的迷信。他初步意识到，天人关系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人类只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就可以征服自然。他以总结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基础，在自然观方面达到了先秦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荀子在认识论上也是唯物主义的。他肯定精神是物质派生的，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他很重视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坚持了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他还把“行”作为人认识的根据和检查认识的标准。荀子把先秦认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首倡性恶论。他强调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由此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纳入教学过程，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他用“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来激励学生，并制定了一条“从知到行”的路线。
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荀子在兰陵曾广泛教育门徒，传授学术。李斯、韩非就都是荀子在楚国时所传的弟子。他的传授对于保存儒家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经他传经的人，后来都成了汉代的经师，为后来汉朝时代的学术思想开展了新的局面。
韩非——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子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将老子的辩证法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融为一体，也是先秦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集儒、道、墨、法四大思想流派的精华于一身。著有《韩非子》一书。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战国七雄正为争夺统一中国而进行诸侯战争。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潮流融合碰撞，层出不穷。其中，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而服务的法家学说应运而生。
韩非是战国后半期韩国的一个没落贵族，他和后来成为秦国宰相的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韩非说话有些口吃，但是很能写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很有说服力。
当时的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大的邻国秦国的进攻下一再割地受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求人自贤、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是昏庸的韩王并不采纳。激愤之余，韩非奋笔疾书，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有一天，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文章，大为赞赏，为了得见韩非，秦始皇不惜出兵伐韩，终于迫使韩国交出韩非。秦王与韩非谈得非常投机，引起李斯的嫉妒，害怕威胁到自己的官位。李斯等人向秦王进谗言，使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又派人毒死了韩非。后来，韩非的法家思想被秦始皇所重用，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六国。
韩非的著作《韩子》，亦称《韩非子》。现存《韩非子》一书五十五篇，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他的思想。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都被韩非融会贯通。他总结这些前辈法家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为了推行封建的政治变革，必须实行严酷的法治，这是国人必须遵循的方向。如果没有术的话，就会有大臣捣乱，在有法、有术下的最高原则下，应该采用论功行赏、论过罚罪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韩非的思想符合社会走向封建统一专制局面的潮流。他和其他法家创建的封建理论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笃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家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汉族，广川郡衡水市景县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专心研究儒学的认真程度。因此，他不仅对《春秋》有研究，而且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在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西汉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统治者采用了“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不过，当国力强盛后，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加强思想统治。
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读书人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金殿对策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汉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
董仲舒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
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此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王充——把街头算命的人揭穿
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他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历任郡功曹、扬州治中等职。后被罢官居家，专心著书，历时三十年，其代表作为《论衡》八十五篇。
王充小的时候就不信鬼神。他认为巫婆、相士、算命先生，都是靠装神弄鬼愚弄百姓而骗取钱财的。因此，凡是遇上巫婆作法，或是相面术士为人相面、算命先生为人算命的时候，他都要找出破绽，当场揭穿，劝百姓不要再上当受骗，损失钱财。
有一天，王充见一棵树下围了不少人，便走了过去，原来是个算命先生正在为人算命。只听那算命先生口中念道：“各人自有吉凶祸福，西天佛祖了如指掌，只要说出所算事由，佛祖就会明示吉凶。若吉祥，佛祖便点点头，保你平安无事，或者富贵而至；若凶，佛祖则纹丝不动。”
有一壮年人听后，走向前说：“我来算一命。昨天晚上，家中有一头牛不慎走失，请先生算上一算，看我的牛还能不能找得回来。”
那算命先生听后，便站起身来，走到那金佛跟前，深施一礼，然后他拿起一把金戒尺，在佛像前后左右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随后，算命先生说：“放心吧，你的牛很快就会自己回来的。”那算命人听后，心中高兴，立即掏出银子，付了算命钱。
王充微微一笑，立即去附近商店中借来一尊同样的金佛，将金佛藏在身后，然后对算命先生说：“我父亲外出做生意，至今未回，请先生求求佛祖，看看这趟生意是赚钱，还是不赚钱。”
那算命先生又照先前那样做了一番动作，佛祖又点了点头。于是，算命先生笑着对王充说：“佛祖说了，你父亲在外已经发了大财，很快就会把金银带回家中了。”
王充立即从背后拿出他借来的那尊小金佛，对算命先生笑着说：“请用你的金戒尺试试这尊如来佛，看看是不是还灵？”
那算命先生不由得一愣，知道他的骗局已被识破，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就走。王充上前一把拦住说：“你先不要走！”然后，王充拿过算命先生的金佛，当众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在那算命先生用金戒尺绕佛像的时候，细心的王充已经发现：金佛是铁制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铜，一头是磁石。算命先生如要金佛点头，便用手握住戒尺铜的一端，用磁石的一端前后左右在佛像头部绕来绕去，佛像也就点头不止；反之，用铜的一端这样做时，佛像当然也就不动了。
王充的话音还未落，那算命先生已是羞得面红耳赤，他慌忙掏出钱来，扔给了那位找牛的算命人，然后他夺过金佛，灰溜溜地走了。
众人一致称赞王充博学多识，无愧于“神童”之称。由于王充博览群书，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大学问家。
朱熹——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24岁起，他受学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
朱熹一生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学问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所以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所以，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这样做可以既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而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扑灭。
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他做官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朱熹死后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元代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清两代朱学被列为儒学正宗，在思想界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局面。
朱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王守仁——用智慧严惩了继母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又叫王阳明，时称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据说他到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认为长大了不是个“哑巴”也是个“白痴”的孩子，后来却被称为神童。
正当王守仁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茁壮成长的时候，他的母亲却因病去世了。父亲认为他不能没有人照顾，又为他娶了一个继母。稍有不顺继母心思的事，不是打他，就是骂他。父亲在京城为官，根本无法保护他。后来，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决定利用继母笃信鬼神的特点，想法吓唬她一下，使她悔改。
原来王守仁的继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她终日拜佛求神，希望百年之后能去天堂，而不去阴曹地府。
有一天，王守仁从野外捉来一只不常见的鸟，在晚上睡觉前，他趁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放在她的被窝里。当继母去睡觉的时候，一掀被子，那鸟便忽地从里边飞了出来，吓得她大喊大叫，一屁股瘫在了地上。
王守仁闻声进来故作惊讶地问道：“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继母说：“吓死我了。”然后便把事情给王守仁说了一遍。
王守仁心中暗自发笑，而表面又做出十分神秘的表情对她说：“听书上说，这不是好兆头，非妖即怪呀！”
继母听了，更加失魂落魄地催他说：“快去把你神二奶奶请来，问上一问，看看是吉是凶。”
这神二奶奶是本村的一个巫婆，据说占卜治病，驱邪降妖，有神相助，无不灵验。王守仁在神二奶奶施法的时候，跟着看了几次，便识破了，于是，神二奶奶央求他别说出去。
正因为这样，当王守仁去请她的时候，神二奶奶便痛快地来了。因为制服继母的计谋，是他预先和神二奶奶约好请她帮忙的。
神二奶奶来到王守仁家中，听王守仁的继母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便煞有介事地先作了一番法术，然后对她说：“罪过，罪过。可能你平时待王状元前妻的儿子不好吧？她去天帝那里告了你的状。天帝派人前来调查，证实你确实犯了虐待她儿子的罪过。天神大怒，决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继母痛哭流涕地对神二奶奶说：“这都是我罪该万死，求神二奶奶转告天神，我决心痛改前非，请他千万要饶恕我这一次啊！”
王守仁乘机跪在神二奶奶面前说：“有劳神二奶奶在天神面前多美言几句，就说我王守仁恳求天神饶恕我的继母吧！”
于是，神二奶奶又作了法术，然后对王守仁的继母说：“天神说了，按你所犯的罪行，实属心地狠毒，但见你现已认错，更看在王守仁本人也替你求情的分上，决定不再追究。希望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从此，王守仁的继母再也不敢虐待他了。
李贽——晚明文人的悲剧
李贽（1527—1602年），汉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中古自由学派鼻祖，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他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李贽生长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他幼年丧母，随父林白斋读书学习，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而为人所称道。他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教渝职务。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万历八年辞官，专心著述。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并出家当了和尚。后北上通州，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贽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最主要的著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里面反映的也大多是这种思想。在李贽看来，历来儒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不妥的。
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
李贽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 “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
李贽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造成李贽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操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人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猖介的行为偏激着。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贽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中国明末的一个特殊人物。按传统道学观念，他是彻头彻尾的异端。李贽的悲剧，正是晚明文人的悲剧，亦是儒学发展到末期时的民族悲剧。他对于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在那个时代，只能得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金圣叹——反封建的文学评论家
金圣叹（1608—1661年），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名人瑞，一说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吴县（今江苏）人。少有才名，为人狂狷（耿直）喜批书，曾批《离骚》《庄子》《史记》《西厢》《水浒》与《杜工部诗集》，合称“六才子书”。
金圣叹出生在苏州一个平民家庭。据说，他四五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他天赋极高，记忆力惊人。金圣叹10岁入私塾，诵经、诗文对句样样皆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因此，有神童之名，被补为庠生。但他秉性磊落，卓尔不群，加之豪放不羁，“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尾作小说讽刺试官”，因此，被除名。
金圣叹到中年时决意不再求取功名，并选定《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诗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大才子书”加以评点，希望用这些书代替孔孟圣贤书，作为大众读物，流行于世。这在我国文学评论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胆创举。
金圣叹最早评改的是《水浒传》。当时的《水浒》有很多的版本，但都是宣扬农民起义者的投降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内容。尤其是苏州袁无涯刻的120回《忠义水浒传》，更是如此。金圣叹就以这种本子为底本，删掉了它的后49回，又对前文进行评改，从而突出了这部小说逼上梁山的主题，成了宣扬反抗封建压迫的文学作品。
金圣叹在50岁时，评刻了《西厢记》。他大胆地删去《惊梦》以后的各折，又修改前文，把这个皆大欢喜的喜剧，变成了反封建门第婚姻、并批判科举制的古典悲剧。
顺治帝十八年二月，顺治逝世。在国丧期间，金圣叹等秀才却组织了许多人，写了揭贴，去灵堂控告县官贪污。官府把倪用宾等十多名秀才关起来。金圣叹非常气愤，决定要与贪官任维初评评理。到了年初四，以金圣叹为首，跨进文庙，百余人跟着拥进大成殿，跪在孔子像前。这时，人越来越多，殿内外、门前场院，到处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金圣叹在击鼓鸣钟之后，历数明末以来，山河破碎，百姓涂炭，并且大骂那些数典忘祖的降清官员、投机钻营的贪官，说他们同为圣人子弟，却做出许多有辱祖先、令人发指的坏事。同时把任维初侵吞钱款的事大加揭发，诉说他们假公济私、挖肉补疮、侵吞民财、任意挥霍等罪行。
这次示威性反抗活动，被清政府定性为造反。因此，巡抚朱国治说这些秀才是惑乱人心，企图造反。因此，金圣叹等八人被判定斩刑，家产籍没，妻子充军。金圣叹被害后，《水浒》《西厢记》照样流传下来了，而且第五、六才子书的版本达四五十种之多，可见这两部书一直是家喻户晓的读物。
金圣叹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金圣叹还汲取了印度的“极微论”，强调世界是“微质”构成。这不仅有助于金圣叹建立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而且促进他在小说、戏曲批评史上，总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倡“文章之事，关乎至微”，主张作家深入观察现实生活，重视细节描写。
此外，金圣叹还提倡庶人议政，要求写作自由。总之，金圣叹用辛辣的笔锋，反对极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揶揄道学，冲击礼教，抨击宗教，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启蒙者。
黄宗羲——勤奋读书的一生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孟子师说》等。
黄宗羲的父亲是有名的“东林”名士。黄宗羲14岁那年，父亲被奸臣害死，他满怀为父亲申冤报仇的决心，跟随老师刘宗周刻苦学习。少年时代的勤学，为他以后取得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年和中年时代，黄宗羲从事反对奸臣的活动。明朝灭亡以后，他又奋不顾身地参加抗清斗争。斗争生活是那样的繁忙、紧张，黄宗羲仍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和写作，哪怕是点滴的时间也不放过。
有一次，黄宗羲被清兵围困，他一面指挥士兵守寨等待援兵，一面还在船中与别人研究历法。还有一次，清朝统治者在大街小巷张贴了他的画像，要捉拿他。他只好离开家，过着逃亡的生活，有好几次他差一点被官吏捉住。就在这十分危险的环境里，他仍然带着书逃难，稍微有点空就读书。
到了晚年，生活稍微安定些，黄宗羲学习更加勤奋。60多岁的老人，身体弱了，冬天经不住寒冷，他就把棉被包在身上，两只脚放在火炉盖上取暖，手里拿着书，凑着闪烁不定的蜡烛光看书。夏天天气酷热，蚊虫乱叮，许多老人都找个风凉的地方休息去了，黄宗羲却点着灯，坐在蚊帐里看书。虽然热得满身是汗，他还是常常读到半夜。
80岁以后，黄宗羲老眼花了，仍然不停地读书。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上各种记号。他的书很多，为了互相参照着读，书放置得很乱。但是只要问一下黄宗羲，他可以很快地把要找的书找出来。
黄宗羲一生勤奋读书，常识非常广博，留下了许多名著。
顾炎武——离不开书的怪人
顾炎武（1613—1682年），本名绛，乳名藩汉，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等，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古音表》《亭林诗文集》等。
清朝年间，在鲁、冀、辽、晋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一个行动有些奇怪的人。
他约摸五十出头，衣着简朴，带着两匹马和两头骡子。自己骑在一匹马上，另一匹马和骡子则驮着沉重的大筐，筐里满满当当，里面装的全是书。
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着，这个人坐在马背上半闭着眼睛，咿咿呀呀地背诵起书来。背着背着，忽然有一处“卡壳”了，他便立即勒住缰绳，翻身下马，拿出书本将背不出的地方反复温习几遍。直到书背熟了，再继续策马赶路。
每行至一处关隘要塞，他便去找几位老兵或退伍的小卒，仔细询问有关地理、历史等情况。老兵们说的有些与书上记载不相符，他便亲自到实地考察，一处一处地核对清楚，然后写下笔记。
途中若是遇到好书和珍贵文物，他就买下来，若别人不卖，他就全文抄录或是借来读完了再走。
这位先生就是顾炎武，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志士，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
顾炎武治学勤奋异常，据说他一生当中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他在年轻时就读了许多历史、地理、文学、矿产、交通等方面的书籍。
一部《资治通鉴》有350卷，顾炎武不仅全部习读钻研，还从头至尾抄了一遍。《诗》《书》《礼》《易》一类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等历史名著，他甚至都能背诵出来。
顾炎武非常注意学以致用，将书本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带着书籍到各地旅行，接触群众，增长见识。江浙一带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他为了考察地理形势和经济资源，作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准备，同时，也为了寻觅各地自己还没有读过的书，并且更广泛地接触社会，顾炎武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又开始了规模更大的游学活动。
顾炎武到过山东、山西、河北、辽宁、陕西、甘肃等省，察看名关要塞，游历名胜古迹，跋涉名山大川，往来行程两三万里，所读新书又达一万来卷。
由于顾炎武的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都非常宏博，所以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历史、军事和治国之道等，也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著书几十部，卷帙浩繁，在我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王夫之——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巅峰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三三，号姜斋，中国衡阳人。因晚年在衡阳西乡石船山下隐居，他自称船山老人，或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后人遂尊称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坚持事物运动的内因论，反对外因论。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相摩、相荡，明确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万物变化的源泉。
王夫之对事物内部“两端”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抛弃了周易八卦以乾为首的观点，认为乾与坤、阴与阳没有先后之分，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还认为，矛盾的双方没有固定的主辅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为主的一方在另一条件下就会转变成为辅的一方，同样，在一定条件下为辅的一方也会在另一条件下转变成为主的一方，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人们不应当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王夫之还进一步用对立面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明确肯定：豪强兼并的人家与流离失所的百姓是社会的两级，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激烈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他意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会促成矛盾的转化。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一书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观点，提出了“天理”“人欲”并存不悖的思想。他认为天理和人欲都出自自然，离开人欲就谈不上什么天理。他说：“理欲皆自然”, “终不离欲而别有理”, “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对垒”。王夫之在这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最后，王夫之得出结论，“故道可弘也，而不用乎笃信也；德必笃信也，而不弘以执之也。”就是说，当人们在把握“道”，即把握一般的规律和原则时，应该把它看作是可以弘扬发挥的东西，而不能把它视为不可移易的教条而加以“笃信”；当人们在把握“德”时，又必须有所“笃信”，不能借口“弘道”而根本抛弃“道”。这里包含了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不把规律当作教条去死守的思想因素。
王夫之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达到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