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克多·雨果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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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文集-见闻录(译林修订版)试读：
1830年
3月7日午夜
从2月18日开始，《艾那尼》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每场的收入有五千法郎。每天晚上观众为每一句台词喝倒彩，真是少有的吵闹场面。剧场正厅的观众大声嘲骂，包厢里也时时爆发出大笑。演员们狼狈不堪，充满敌对情绪，大部分对他们要说的台词也抱着不屑的态度。报界的态度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每天早上都要嘲讽这出戏和作者。如果我进阅览室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写着：“荒谬的《艾那尼》；可怕的《艾那尼》；愚蠢的、虚假的、浮夸的、矫饰的、怪诞的、晦涩的《艾那尼》。”如果我在演出的时候走进剧场，在走道上每一刻都会撞到从包厢里走出来的观众，他们气愤地摔门而去。
玛尔丝小姐很忠实地扮演她的角色，但却嘲笑这个角色，甚至当着我的面。米什罗把角色演得过火得可笑，还在我背后嘲笑这个角色。没有一个置景工、一个群众角色，甚至一个点油灯的人不轻视我。
今天，我在乔尼家进的晚餐，是他请我。他在戏中扮演吕伊-葛梅兹。他住在雅尔迪奈街1号，和他的侄儿、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住一起。晚饭的气氛有些沉重，也很友好。来客中有不少记者，其中有多瓦尔太太的丈夫梅尔勒先生。晚饭后，有世上最美的满头银发的乔尼站了起来，将杯中斟满酒，转向我，我在他的右边。下面就是他对我说的话（我回家后把这些话记了下来）：“——维克多·雨果先生，扮演堂·吕伊-葛梅兹的老者今天在您面前怀有的崇敬之情绝不亚于现在已不为人知的那个二百年前在《熙德》中扮演唐·狄哀格的老者在伟大的高乃依面前所怀有的崇敬之情。”
给《艾那尼》喝倒彩有何用呢？将嫩芽捻碎就能阻止树变绿吗？
7月26日
今天晚上八点，在美妙的太阳落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后时，我看见了两个可爱的英国女子，她们有着伟大的诗人都想象不出来的美丽面孔，正在她们的画册上画着一个假哥特式建筑的可笑磨坊。她们居然欣赏这玩意！对此我感到很悲哀。如此美丽的女子居然迷恋这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她们有朝一日能看到我写的这些，我希望她们会感到羞愧。她们都穿着丧服，无疑是为乔治四世而穿的。一个年轻的男人陪伴着她们。
8月
1830年7月以后，我们需要的是共和政体这件事和君主立宪制这个词。
只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物，七月革命使我们突然从君主政体过渡到共和政体。英国的国家机器在法国已经转不灵了，辉格党人将在我们的议会中处于极右派的位置。反对党改变了阵营，7月30日之前，是在英国，今天是在美国。
只有当智慧和权力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时，社会才能得到真正公正的管理和统治。如果智慧只照亮了社会团体上层的一个人，那么就是这个人统治；神权政治有自身的逻辑和美妙之处；一旦有几个人得到智慧，那么就是这几个人统治；这时贵族统治就是合法的。但是，当黑暗在所有的地方都消失后，当所有的人都沐浴在智慧之光中时，那么就是所有的人统治一切。对共和体制而言，人民已经成熟了，让人民拥有共和体制。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是曙光。什么都不缺，甚至公鸡都不缺。
古人称之为盲目的命运现在对事物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能做一番推理。事件一个接一个，一环套一环，按照一个可怕的逻辑在历史中发生着。如果与它们拉开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它们严谨的庞大的规模；人类的理智在这些命运的巨大推论前打掉了它短浅的量度。
在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与自然的不平等相抗衡的秩序里，只可能是虚假，不自然，矫揉。社会的完全平衡取决于这两种不平等的结合。
国王拥有今天，人民拥有明天。
本世纪有一个伟人和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拿破仑和自由。失去了伟人，那就让我们拥有自由。
国王最后的理智是炮弹。人民最后的理智是街头。
我不属于你们这些戴红帽、热衷于断头台的人。1
对于许多事后冷静地提出恐怖理论的理论家来说，93年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截肢术，但又是必需的。罗伯斯庇尔是政治上的杜皮特朗2。我们所说的断头台只不过是一把手术刀而已。
这是可能的。但是，从今以后社会的痼疾不再由手术刀来医治，而是由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血的净化、良好的营养、力量和能力的锻炼、合理的饮食来医治。我们不再找外科医生，而是找普通的医生。
许多好的东西被摧毁了，有的还继续在刚发生的地震中摇摇欲坠。尤其是搞艺术的人不知所措，在混乱的思想中向四方无目的地奔跑。请他们安下心来。地震过后，我坚信我们的诗歌大厦依然挺立，而且更加坚实，能够抵挡所有的地震。我们的问题也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也是一场革命。她将与她的政治姐妹并肩前进。革命就像狼一样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9月
这六个月来，我们的疾病是内阁和议会多数派；这是一场受到抑制的革命。
9月15日
认为欧洲的平衡没有受到我们革命的影响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会受到影响的。使我们强大的是无论哪个国王派军队对付我们，我们都能够发动人民推翻他。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我们想打到哪就打到哪。
只有英国是可怕的，有一千条理由这么说，我会在其他地方谈这些理由。
十年以来，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我在1820年的保皇主义和天主教信仰已经崩溃了。但在我心中还残留着某种东西，那就是宗教和诗的废墟。偶尔我还转过身去充满敬意地看看它，但我不会再去那儿祈祷了。
专制下的秩序，按照阿尔费里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生活。
我们现在处于极度的恐慌中。比如，一个俱乐部就令人害怕，这很简单；这个词大众是用一个数字来表达的：93。对下等阶层来说，93年是荒年；对中等阶层来说是最重刑，对上等阶层来说则是断头台。
但是，我们是在1830年。
某些人理解的共和体制是那些没有一个苏、没有思想、没有道德的人反对拥有这三样东西中的一样的人的战争。
我理解的共和体制是独立自主的社会；自卫，是国家卫队；自行审判，是陪审团；自行管理，是公社；自行统治，是选举团。
军队、法官、行政、贵族院这君主体制的四大成员对共和体制来说只是四个讨厌的赘疣，很快就要死去。
在一个宪章里总是有两样东西：一国人民和一个世纪的解决方法和一张纸。控制一个民族的政治进步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能否区分社会的解决方法和那张纸。以往的革命提出的所有原则构成了宪章的基础。请遵守这些原则。因此，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舆论自由，结社自由，贸易自由，工业自由，说教自由，言论自由，演戏的自由，舞台的自由，法律平等，所有的人选择所有的职业的自由，这一切都属于这些原则。但是，关于那张纸、它的形式、它的成文、它的书写，关于年龄、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选举资格、继承权、职务的终身性、刑罚等问题，你们要多操点心，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进行改革。事物在不断地发展，文字就不能僵化。如果文字起了阻碍作用，就应该打破它。
有时应该强奸宪章，好让它们生出孩子。
一场战争将于某一天在欧洲爆发，这是一场王国对祖国的战争。
革命的犁是多么可怕！是人头在犁沟两边的犁铧间滚动。
不要摧毁我们的哥特式建筑。对三色彩玻璃发发慈悲吧！
有些人自以为很超前，实际上他们还停留在1688年。但是我们离1789年已经很遥远了。
新的一代进行了1830年的革命，老的一代试图丰富这场革命。疯狂，无能为力！二十五年的革命，六十年的议会，组合的结果是什么呢？
老人们，不要把自己关在议会里，赶快打开门，让青年人进去。要想到向他们关闭议会的大门，就是把他们留在公共广场上。
你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大理石讲台，上有勒莫先生的浮雕，你们只想据为己有，这很好。一个美丽的早上，新的一代将推翻一只桶，这个讲台立即就会接触到地面，这地面曾粉碎了一个维持了八个世纪的王国。想想吧。
在欧洲目前的格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溃疡，每个王国都背着沉重的包袱。土耳其有希腊，俄国有波兰，瑞典有挪威，普鲁士有波森大公国，奥地利有伦巴第，撒丁岛有彼得蒙，英国有爱尔兰，法国有科西嘉岛，荷兰有比利时。因此，每个当主人的人民旁边都有一个当奴隶的人民；每个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民族旁边都有一个处于非自然状态的民族。一座糟糕的建筑，一半大理石，一半灰泥。
10月
上帝的智慧像太阳一样总是同时放出所有的光明。人的智慧则像那苍白的月亮有它的周期，有缺有圆，有明亮有黑点，有满月有缺月，它只能借助太阳的光，但有时它竟敢遮住太阳的光。
圣西门们有很多思想、观点和正直，但他们错了。人们不能用一种道德建立一个宗教。应该有教义，有宗教信仰。为了树立信仰和教义，就要有奥义。要让人相信奥义，就要有圣迹。去做先知吧，先做上帝吧，如果你们愿意；然后在教士之后，如果你们愿意。
教会肯定，理智否定。在教义的肯定和人的否定之间，只有上帝能够说话。这句话——什么呢？人类的理智猜不到，也想象不到。
像拿破仑这样的头脑是人类所有才能的交汇点。需要数世纪才能再产生出这样的头脑。
对一个人带贬义的赞扬就是：他的政治观点四十年没有变。这就是说他没有每天的经历，对发生的事件没有思考和反思。这是称赞死水，称赞死树；这是喜欢牡蛎，而不喜欢鹰。相反，所有的观点都是可以变化的；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除了政治的内部道德以外。这道德是良心上的事，与观点无关。人的观点可以很体面地发生变化，只要他的良心不变就行。无论观点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后退，这变化从根本上讲是生命的表现，是符合人性的，是社会的。
耻辱的是为自己的利益改变观点，为了一个埃居或晋级而突然从白旗跳到三色旗，或反之。
法律平等就是在上帝面前平等，这是用政治语言来表达的。所有的宪章都应该是福音书的译本。
所有试图摧毁家庭的社会理论都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法实行的。除非在摧毁后再建立家庭，社会是可以解决的，家庭则不行。只有自然法则能够进入家庭的构成。社会可以利用所有人为的、暂时的、合适的、偶然的法律来治理。当一个社会衰落了，太陈旧了，或很糟糕的时候，要消灭这个社会，法律是有用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但是，消灭家庭从来就不是有用的，必要的，有益的。当你消灭一个社会时，最后的残余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晶体。
11月
有许多伟大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民族的作品。埃及的金字塔是无名的；七月革命也是如此。
非常好的选举法（当人民能够认字时）：
第一条：所有的法国人都是选民。
第二条：所有的法国人都有被选资格。
耶稣会是政治和社会的结合，是团体中的团体，是教会中的教会，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天主教拥有第二大权力。
12月9日
本加明·贡斯当昨天去世了，他是那些少有的能使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更有光彩、更激烈辛辣的人之一，这些思想是人民的武器，可以打败所有军队的武器。只有革命才能把这种人投入社会中。为了做浮石，必须有火山。
在同一天里，发布了歌德、本加明·贡斯当、彼得八世去世的消息。查理·诺迪埃对我说：“三个死人的教皇。”
如果教会不提高警惕，改变其生活，法国人很快就会只相信三色旗，而不相信其他的三位一体了。
今天的法国是不可攻克的堡垒！作为城墙，中部有比利牛斯山脉，东部有阿尔卑斯山脉，北部有比利时和它成排的堡垒；西边有大洋做壕沟。在比利牛斯山那边，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在莱茵河和比利时的堡垒那边，有三个正在闹革命的民族：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他们给我们站岗；在大海那边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攻不破的法国里，作为驻军有三百万巴荣纳人；有四十万士兵守卫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比利时的雉堞；为了保卫国土，每平方英尺就有一个国民自卫队。最后，我们控制着遍布欧洲的所有革命。我们只需要说一声：“开火！”
运动从中心传向周围；作用在下面产生，但是它产生了。父辈们看到了法国革命，儿辈们将看到欧洲革命。
政治权利、陪审员、选民、国民自卫军的作用，这些显然应该进入国家的每个成员的正常构成中。人民中的每个人首先是国家中的成员。
不过，政治权利也应该蛰伏在每个人身上，直到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政治权利，它意味着什么，人们用它来做什么。要行使权利，必须理解权利。合乎逻辑的是对事物的理解应该永远先于对事物的行动。
因此，必须开导人民，再赋予他们权利。对于统治者来说，尽快开导愚昧的民众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因为，最终的权利是在他们那里。所有诚实的监护人都应该加快被监护人的解除监护。增加通向智慧、科学、才能的道路吧。议会，我几乎要说王位，应该是一个梯子的最后一级，而第一级应该是学校。
而且，教育人民，就是提高人民；开导人民，就是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人民文化，就是使他们变得文明。每日读书的温火能够溶化所有的野蛮。要让人民学人文科学。
当人民要人头的时候，不要为他们要求权利。
1831年
3月13日
卡斯米尔·贝里埃内阁。这是一个使伤口麻木，但不能使伤口愈合的人；治标而不治本；一个服了阿片酊的内阁。“多么混乱的统治！多么混乱的时代！要畏惧一切，又要抗拒一切；一场骚乱紧接着一场骚乱；人们通过预告动乱的方式发起动乱；要不停地采取措施，但是措施又很不明确，缩手缩脚；要发挥许多力量，而力量就是专制；人们被成千上万的建议所包围，却要向自己讨主意；人们被迫怀疑动机纯正的公民，而不信任、不安、夸张使公民几乎和谋反者一样可怕；在困难的时刻，人们甚至被迫理智地让步，维持混乱，承担一个光荣的职位，但却被惊恐所包围；在如此巨大的困难中，还可有清醒的头脑，永远保持冷静，理清最小的物件，不冒犯任何人，消除所有的嫉妒，不停地为人服务，讨好别人！”
这些话非常符合现时的特点，符合我们目前的政治形势的每一个3最小的细节。这些话是四十年前由米拉波在1789年10月19日说的。革命的某些阶段是会重复的。今天1830年的革命正处于1789年革命的暴动阶段。
当革命从理论过渡到实践的时候，通常是以暴动开始。暴动是革命的法律要采取的第一种暴力形式，是新的利益、新的思想、新的需要堵塞住了陈旧的政治大厦过于狭窄的门。所有的人都想同时进入所有的社会享受。所以革命总是以撞开门开始的。革命暴动的本质总是形式的错误，内容的正确，不能把它与其他暴动混同起来。
1832年
1月1日
感谢上帝给每个人玩具，孩子有布娃娃，女人有孩子，男人有女人，魔鬼有男人！
7月6—7日
4拉马克的葬礼上发生了共和派暴乱，血流成河。我们总有一天会建立共和体制的，如果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那就是好的。但是，不要在5月采摘
7月
才成熟的果实。要善于等待。法国在欧洲宣布共和国的成立，那将是我们白发的桂冠。……7月三天的炎热足够使乡村变得枯萎。枯黄的、肮脏的、布满灰尘的、焦黄的草就像一个穷孩子黄黄的头发。
歌德、古维尔同一年去世。歌德更典型地代表智慧，古维尔则代表想象。他们俩都幻想古怪的形式，想象出已经不存在的动物，猜测出前所未闻的骨骼。但是，歌德把这些变成一个博物馆，而古维尔则把这些变成巫魔夜会。
维尼有两个理由不喜欢我。第一，《玛丽蓉·黛罗美》这出戏比他的《昂克尔元帅夫人》赚的钱多，《艾那尼》比《斯岱洛》赚的钱多。第二，我有时与多瓦尔夫人手挽手而行。他既羡慕又嫉妒。
1834年
6月20日
有一天，我问一个五岁的小孩谁是拿破仑。他回答我说：“哦！他是我们的皇帝，是最好的皇帝！”
圣伯夫变得很尖刻，好记恨。他攻击我，我可怜他。而且，为什么要说出这么多虚情假意的赞美之词？通过他说的这些话，可以感到他在嫉妒。
1835年
菲耶斯基被捕后一直相信他的同伙还在关心他，所以他守口如瓶。有一天，他通过他的情妇妮妮·拉萨芙得知他的同伙莫雷说：“没有炸死他是多么不幸啊！”从此，菲耶斯基心中充满了仇恨。他揭发了他的同伙贝班和莫雷，毁掉他们的热情同他在这之前要救他们的热情一样高。
莫雷和贝班被捕了。菲耶斯基成了检察院忠实的助理人员。他说出了最微小的细节，揭露了一切，指出了一切，说明了一切，他逼问，解释，揭发，揭露，不漏掉一点，不说谎话，只要能让这两个人的头落地，他对自己的死并不在乎。
有一天，他对帕基耶先生说：“这个贝班很愚蠢，他在本子上记下了他给我买炸弹的钱，并说明了用途。到他家进行搜查吧。找出他1835年上半年的记事本。您会在某一页发现他亲自写的这些。”根据他的建议，对贝班的家进行了搜索，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帕基耶先生检查了记事本，总检察长检查了记事本，但本子里什么都没有。这件事很奇怪。菲耶斯基第一次犯了错误。人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答道：“再仔细地找。”又找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于是，法庭成员中又增加了一位老预审法官，这一事件使他成为巴黎皇家法院的推事（加斯松先生，大法官帕基耶对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叫他加孔或加松）。这个老练的法官拿起记事本，不到两分钟就在一页的上方找到了菲耶斯基揭发的那个内容。贝班不经意地划掉了它，但仍然清晰可辨。贵族院主席和总检察长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习惯没有看被划掉的段落，所以他们漏掉了这个内容。
找到后，人们让菲耶斯基和贝班当面对质。贝班惊愕万分，菲耶斯基欣喜若狂。贝班哭着述说他家里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菲耶斯基胜利了。这次审讯决定了贝班的命运。这次审讯时间很长，帕基耶先生打发走贝班，看了一下表，对菲耶斯基说：“五点了！行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到你去吃晚饭的时间了。”菲耶斯基跳了起来：“吃晚饭！噢！我今天吃了晚饭。我砍了贝班的头。”
所有这些情况我都是从大法官那里得知的。
我认为菲耶斯基说的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在被捕的时候他曾说过他有一把匕首在身上。但是，在任何诉讼中都没有这把刀的任何痕迹。
——帕基耶先生对他说：“说谎有什么用？您没有匕首。所有的诉讼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菲耶斯基说：“主席先生，我相信这一点。在到达警卫队的时候，我利用警察背对着我的机会把匕首扔到我睡的行军床下。它应该还在那里。去找找吧。这些警察都是些懒猪。他们从来不打扫床下。”
于是，人们来到警卫队，搬开行军床，找到了匕首。
在他执刑的前夜，我正在贵族院。莫雷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贝班假装看报。菲耶斯基手舞足蹈，用夸张的语调讲话，大声笑着。有一会儿他站起来说：“贵族院议员先生们，几天后，我将身首分家，我死后将在地下腐烂。我犯了罪，同时我也帮了一个忙。我的罪我会抵；我帮的忙，你们将收获它的果实。我之后，不再会发生暴乱，不再会发生暗杀，不再会发生动乱。我本来是要杀国王，而实际上我是救了他。”
这些话、这一举动、他的语调、这一时刻、这一地点都打动了我。这个人在我眼里很勇敢，很坚定。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帕基耶，他对我说：“他不相信自己会被杀头。”
这是一个受人雇佣的刺客，一个雇佣兵，其他什么都不是。他在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军事思想服务，并与他的罪行混同起来。帕基耶先生对他说：“您的行为是可怕的，用炸弹炸陌生人，炸路人，他们没有对您做过任何坏事！”菲耶斯基冷静地回答：“这就是那些伏兵所干的。”
1836年
夏多布里昂先生衰老了，这衰老与其说是才能上的，还不如说是性格上的。他变得爱抱怨，一触即怒。他站在路易-菲力浦王朝一边，抨击艺术和诗歌的新流派、当前的戏剧、浪漫派，某个阶层用某些言辞要攻击的那一切。他把政治热情与文学热情混同起来，把嫉妒与对抗混同起来，把小仇恨与大仇恨混同起来。一头狮子学狗叫真是一件5可悲的事情。
1837年
路易-菲力浦国王建造凡尔赛宫是做好事。完成这个建筑，就是做了一次伟大的国王、公正的哲学家；就是用王朝的建筑做成了民族的建筑；就是在一座宏伟的建筑里注入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把现在注入过去，使1789年面对1688年，使皇帝与国王共处，使拿破仑与路易十四共处。总之，是把凡尔赛宫这个华美的精装给予了法国历史这本精美的书。
1838年
5月19日
圣弗罗伦坦街，有一座宫殿和一个下水道。
宫殿是一座华贵、阴森森的建筑，以前一直叫安芳塔多公馆，今天它的大门上写着塔列兰公馆。这座宫殿最后的主人在这里住了四十年，他也许从来没有看一眼这个下水道。
他是一个古怪的令人可怕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查理-莫里斯·6德·塔列兰-贝里高尔。他像马基雅维里一样是贵族，像孔第一样是主教，像福歇一样还了俗，像伏尔泰一样诙谐，像魔鬼一样是跛子。人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切都像他本人那样站立不稳。他把贵族身份变成共和国的奴仆；带着僧侣的头衔出入练兵场，然后弃之不顾；婚姻上，他闹出二十次丑闻，最后自愿离婚；他的卑鄙无耻使他名誉扫地。不过，这个人有他的伟大之处。
两个体制的辉煌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曾是法国古老王朝的王公，又是法兰西帝国的大臣。
三十年来，在他的公馆里，在他的思想深处，他几乎引导了整个欧洲。他曾与革命关系密切，向革命微笑，的确如此，可惜革命并没有发现。他接近、认识、观察、深入了解、感动、倒转、深化、联合、丰富了他那个世纪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的某些时刻，他一手牵四五条线，使整个文明世界动荡不定。拿破仑一世这个法国人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莱茵河联邦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调解人曾是他的玩偶。这就是这个人玩弄的东西。
七月革命后，那个他充当侍卫长的古老家族垮台了，他又重新站立起来，他站在一堆路石上，赤膊坐着对1830年的民众说：让我做你们的大使吧。78
他接受了米拉波最后的忏悔，梯也尔的第一次忏悔。他自称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写了一部三朝三部曲：第一幕，波拿巴帝国；第二幕，波旁王室；第三幕，奥尔良王室。
他在他的公馆里做了这一切。在这座宫殿里，他像一个网中的蜘蛛陆续吸引了一些英雄、思想家、伟大人物、征服者、国王、王公、9皇帝、波拿巴、西哀士、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本加明·贡斯当、俄国的亚历山大、普鲁士的威廉皇帝、奥地利的法朗索瓦、路易十八、路易-菲力浦，几乎所有活跃在这四十年历史中的金光灿烂的苍蝇。这群闪亮的飞虫被这个人深邃的目光所吸引，陆续从这扇深色的大门下飞过，门楣上写着：塔列兰公馆。
前天，也就是
1838年
5月17日，这个人去世了。医生们用防腐香料保护尸体。他们根据埃及人的方法，把内脏和脑子取出来。这一切完成后，塔列兰王公变成了木乃伊，被放在铺着白绢的棺材里。医生们走了，把他的脑子留在桌上，这个脑子曾思考过那么多事情，启发过那么多人，建造过那么多建筑，引导过两场革命，欺骗过二十个国王，包容了整个世界。医生走后，一个侍从进来了。他看见了医生们留下的东西：唉！
他们忘了这东西。怎么办？他想起来街边有个下水道，于是，他来到街上，将这脑子扔进下水道。
结局令人深思。1838年
十三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又回到兰斯。
那是1838年8月28日。从下文会看到我为什么对这个日期记忆犹新。
我从乌泽埃返回的途中，兰斯的两座塔楼在天际出现，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再看到兰斯大教堂，于是我朝兰斯方向奔去。
来到教堂前的广场，我看见大门旁有一门瞄准方向的大炮，药线已点燃，炮手也在待命。因为我在1825年5月27日见过炮兵，所以我以为在这个广场安置大炮是惯例，没有太在意。我走了过去，进了教堂。
一个穿紫色袖管衣服的教堂执事拉住我，给我引路，他算半个神父。我重新参观了整个教堂。教堂里空无一人：石头黑黝黝的，雕像阴森森的，祭台神秘莫测。没有一盏灯能与阳光抗衡。甬道的墓石上拖着窗户狭长的投影，透过教堂其他部分阴森的黑暗，可以说是幽灵躺在这些坟墓上。教堂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声，没有脚步声。
这种孤寂令人心悸，令灵魂欣悦。这里有弃世、孤独、遗忘、流放、崇高。这里不再有1825年的如海人潮，教堂恢复了庄严和静谧。没有任何服饰，它是光秃秃的，显得很美。高高的穹顶不再需要支撑华盖，宫廷仪式丝毫不适合在这样肃穆的场合举行。一次加冕礼是一次献殷勤的机会，但这样庄严的破旧房子是不适合献殷勤的；对一个教堂来说，庄严的升华是摆脱国王宝座，把国王从上帝前拉走。路易十四掩盖了耶和华。
把教士也请走，所有衰落的东西都去掉，您就能看见直射的阳光。祈祷、宗教仪式、圣经、各种程式折射并分解了神圣之光。一种教义是一个暗室。通过宗教，您看到的是上帝的阳光幽灵，而不是上帝本身。荒芜和倒塌使一座教堂变得伟大，随着人类宗教脱离这个庄严而嫉妒的建筑，上帝的宗教就进入到里面。让教堂保持孤寂吧，您会在里面感到上天的存在。一个像儒米埃吉、圣贝尔丹、维莱尔、霍利坞德、蒙特罗兹修道院、帕斯顿神庙、底比斯地下坟墓那样空寂无人成为废墟的教堂，几乎成了一种生存环境，具有美洲大草原和森林的纯洁和宗教意味。那儿才有真正的圣体存在。
这些地方是真正神圣的：人在里面静心地沉思默想。它们蕴涵的真理是永恒的，而且不断扩大。近似的事物在其中失去了发言权。已经泯灭的教义不会在那里放置它们的骨灰，过去的祈祷留下了它的芬芳。在祈祷中有绝对的东西存在。那些成为犹太教堂、清真寺、宝塔的建筑在这方面受人敬重。一块石头，那被称之为巨大的不安的祈祷在上面打上了烙印，这种石头永远不会遭到思想家的嘲笑。拜倒在无限面前的印迹永远是庄严的。我是谁？我知道什么？
我在大教堂漫步时，登上一排排台阶，来到拱扶垛下，随后到了顶楼。在高耸的尖顶下，有一个令人赞叹的栗木房架，不过没有亚眠的“廊林”那么出众非凡。
这些教堂的顶楼都显得很荒野。走进去很容易迷路。这些都是由椽子、角铁、直角支架、层层叠叠的房梁、一层层的下楣和柱子、交叉混杂的线条和曲线组成的迷宫，由梁木和厚木板构成的一副完整的骨架，可以说是巴别塔的骨架内部。这些顶楼像陋室一样家徒四壁，像岩洞一样荒野。老鼠以此为家，蜘蛛被栗木的气味熏出屋架，躲进石基里，教堂主体从这里结束，屋顶由此开端，它们在很低处织网，您的脸很容易就碰上网。呼吸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呛鼻灰尘，仿佛在呼吸中嗅到了几个世纪。教堂里的灰尘比住宅的灰尘更令人难以忍受，它使人想起坟墓，它就是骨灰。
这些巨大的顶楼的地板有裂缝，从裂缝中可以看见脚下的教堂，深渊。在一些进不去的角落里，有不少池塘大小的暗处。猛禽从一扇天窗飞进来，又从另一扇天窗飞走。雷电也常常光顾，有时太近，由此引起鲁昂大教堂、沙尔特尔教堂、伦敦的圣保罗教堂的大火。
我的向导、教堂执事在我前面领路。他看着地上的鸟粪摇了摇头。他能从鸟粪看出是什么鸟。他咕噜着：“这是一只乌鸦。这是一只老鹰。这是一只猫头鹰。”我对他说：“您应该去研究人的心灵。”
一只蝙蝠惊慌地从我们面前飞过。
我们几乎是在信步漫走，跟着这只蝙蝠，看着这些鸟粪，呼吸着黑暗中的灰尘，在蜘蛛网的包围下，在四处奔跑的老鼠的陪伴下，我们来到一个黑黝黝的角落，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在一只大独轮车上有一卷长包裹，用绳子捆着，很像卷着的布匹。
我问执事：“这是什么？”
他回答我：“这是查理十世加冕礼上用的地毯。”
我打量着这玩意。这时，——我什么都没有杜撰，我只在叙述，——突然穹顶下响起一声巨雷般的响声。只不过这响声是从下面传来的。整个屋架晃动起来，教堂里深沉的回声重复着这滚雷般的响声。又响起了第二声，接着是第三声，间隔时间相同。我听出这是炮声。我想起我在广场上看到的那门待命发射的大炮。
我转向向导。“这是什么声音？”“是电报在作怪，人们开炮了。”
我又问：“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孙子出生了。”
原来这是宣布巴黎伯爵诞生的炮声。
这些就是我关于兰斯的回忆。
9月25日
金狮旅馆有教堂做补偿。虽然晚饭很差，但住在那里很愉快。蹩脚的住处，但正面很美。
我们中午十二点半从兰斯出发去巴黎。一路上都在下雨。六点到达巴黎，我们去了拉罗什福科街66号的公寓。布鲁塞尔的家具运送马车还没有到。我们下榻拉费特街的“拜伦旅馆”。
9月28日
罗什福写信给我，我写信给梯也尔。
9月30日
一个穿黑衣、表情严肃的官员给我带来了梯也尔的回信。他明天两点会见我。
10月1日
我为了罗什福的事去看梯也尔先生。中午十二点半，出发去凡尔赛宫。在车厢里，有个戴黄手套的人似乎认出了我，他愤怒地看着我；一点半到达凡尔赛。下雨，太阳。两点，我走进梯也尔先生住的省政府。有人把我带到一个蒙着深红色丝绒的客厅里。
过了一会儿了，梯也尔走进来。他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他领我穿过走廊和楼梯，来到一间隐蔽的办公室，他让人在那里烧了些火。我们进行了交谈。
交谈用了很长时间，一直都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我祝贺他为解放国土所做的一切，我说：“但是，我的意见和您的意见之间隔着深渊。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您坚持您的立场，我也坚持我的立场。但思想的交流还是可行的。”
所谓的赦免委员会非常冷酷无情，对罗什福没有任何官方减刑的希望。但是，没有官方的减刑，可以有事实减刑。
我从梯也尔那里得到的关于罗什福服刑问题的结果：
罗什福不被流放，他将在法国的监狱服刑。我大声反对监狱、美丽岛和圣米歇尔山。梯也尔对我说：“我把您的愿望记下来，我会尽力去做。”
罗什福将能自由地看望他的孩子，只要他愿意。
最后，由于他要生活下去，他可以写拿破仑三世的历史，这是他想做的事情。
再过六七个月，停战后，他就自由了。
我应该说梯也尔讲了不少细节问题。他主要向我叙述了议会委员会内部的情况，军事法庭的情况，以及他与奥地利皇帝有关德国皇帝的谈话，奥地利皇帝称他为“我的叔父”。突然，梯也尔停下来，说道：“我说得太多了。”接着他又说：“不，我知道我是在同一个多么正直的人打交道。”我对他说：“您放心吧。”
所以我不详细叙述这次谈话。
他对我说：“我和您一样，是一个带着胜利者姿态的失败者；我和您一样受过劈头盖脸的辱骂。上百家报纸每天上午都诽谤我。可是您知道我用什么办法对付吗？我不看这些报纸。”我回答他：“这也正是我所做的。”“您的方法也是我的方法。”我又补充道，“读那些谩骂，就是呼吸他的名声的茅厕。”他笑着握紧了我的手。
我提醒他注意那些已经执行的酷刑，我让他担保不再处决任何犯人。他对我说道：“我只不过是一个穿着黑礼服、渺小可怜的独裁者。”
我们的谈话从两点一刻开始，一直到三点半才结束。四点，我出发去了巴黎。
车厢里有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她正在看报纸，突然她指着报纸上的一行字对她丈夫说：“维克多·雨果是英雄。”
年轻男人低声说：“小心点，他就在那。”他悄悄地指了指我。
她从座椅上拿起我的帽子，吻了吻孝带，对我说：“先生，您受了很多苦！继续维护失败者吧。”她哭了。我吻了她的手。
10月2日
梯也尔先生发来电报，告诉我可以去看望罗什福。阿佩尔将军一点钟等我，带我去看他。我收到电报太晚了，一点无法到达。但我还是去了。
我一点三刻到达凡尔赛。阿佩尔将军估计我不会来了，他就走了。我找到加利尔上校，遇到障碍。梯也尔先生忘记了从25日起罗什福已被军事法庭转往民事法庭。不再是阿佩尔将军统治监狱，而是省长。加利尔上校带我去了省府，没有找到省长。他走了。秘书长呢？不在。他在部长那里。我决定等他。有人给他送去急信。他来了。他带我穿过街道，监狱和省府紧挨着，只需要跨过一条小溪。罗什福住在梯也尔对面。
到了监狱，有人把我带到一间客厅里。门打开了，罗什福脸色苍白地走进来，他看见我后两眼发亮，扑进我的怀抱。我告诉他我为他争取到的一切。他很高兴。我还告诉他我刚从加利尔上校那里得到的10消息：有关他可怜的小诺艾米的谣传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她是一朵玫瑰，一个天使。他听后感到格外兴奋，乐坏了。我们又互相拥抱了对方。我们交谈起来。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他对我说：“您救了我。”他又补充道：“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对他说：“我忘了第一次。”他又说：“怎么！那一年，当我被流放时，您没有向我敞开您的怀抱吗？没有您，我会因乡愁而死。”
我对他说：“还有几个月，您就自由了。”
他又说：“没有您，我早就死了。”
他把灰白的头发指给我看。
可我要走了，我对他说：“我要和莫里斯和布鲁姆一起吃晚饭。”他笑着说：“带我一起去。”我对他说：“我提前半年邀请您。”
我们拥抱了很长时间才依依不舍地分开。“您还回来吗？”“当然。”
他回牢房，我走了出来。他很高兴，他会睡个好觉，我也很愉快。
我六点半回到巴黎。
10月5日
写信给关在凡尔赛监狱的路易丝·米歇尔，她处于被判死刑的危险中。
10月9日
收到奥德翁剧院经理的决定性的信。我给他回了信，我同意他的意见。《吕伊·布拉斯》的协议签署了。
10月10日
维克多找到了兴奋的罗什福。他对罗什福说：“您这样健康、快乐的样子令我高兴。”罗什福对他说：“多亏了您的父亲。”
他将被送往图尔或阿维翁，由他选择。梯也尔向我的许诺都会得到遵守。
10月16日
埃尔耐斯特太太来访，并写信给我，告诉我有人不允许她再在巴黎朗读我的诗。
10月19日
昂丽埃特今天上午从盖纳西岛来。她向我们叙述了在盖纳西岛发生的有关我的事情。好像有人想烧了我住过的房子，因为是我烧了巴黎，杀了主教。当天主教的教士在卢森堡散布这些消息时，新教教士在英国也散布同样的消息。
10月24日
夜里，我睡不着。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在我的床脚，一声很响的敲门声打在我卧室的门上。我想到我那死去的女儿，我低声问：“是你吗？”接着我又想到人们谈论的波拿巴分子准备发动一场新的12月2日政变的阴谋，我又问：“这是警告吗？”我在脑子里说：“如果真的是你，如果你是来告诉我这个阴谋的，请敲两下。”我等待着。
过了半个小时，夜更深了，房子里一片寂静。
突然，两声敲门声在门口响起。这一次声音很清晰，很低沉。我想继续和陌生人交谈，于是我在脑子里继续向我的女儿说：“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在盖纳西岛将我的家庭置于安全的场所，请你敲三下。”
我又等了两个小时，但再没有敲门声。我直到天明才入睡。
10月28日
今天我去了凡尔赛看望罗什福。他仍在圣皮埃尔监狱，他写信给我，说他烦透了。寒冷，有雾。我十一点半出发。十二点半到达凡尔赛。我见到罗什福时已经三点了。我告诉他最近他将被送往图尔，我邀请他在187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与我共进晚餐。他的心情又好起来。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半小时。我晚上六点回到巴黎。
11月4日
梯也尔托人告诉我：“我想和您谈谈。我将去巴黎找您。但我们俩中我更忙，您愿意来凡尔赛吗？”我冒着严寒前往凡尔赛。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在有关死刑的问题上我的话强烈地震撼了他，我指出他负有的责任，我急切地向他提出进行大赦。他左右为难，议会是主宰。我要求把罗什福送往圣玛格丽特群岛。接着我去圣皮埃尔监狱看望罗什福。我告诉了他我争取到的胜利，让他等待赦免。他很高兴。他不停地向我说：“总是您救我。”
11月11日
罗什福的律师阿尔贝·乔利先生昨天给《呼声报》发了份电报，告知罗什福已于前天夜晚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坐囚车前往布瓦雅尔堡（埃克斯岛）。我想从那里他将被送往圣玛格丽特岛，这是与梯也尔谈好的。
11月30日
今天早上我写信给关在布瓦雅尔堡的罗什福，让他放心，要有信心。有人说他很不安，很担心。加斯东·克雷米厄今天在马赛被处决。
新的谩骂。不少报纸对我的攻击在升温。只有在我死后人们才能了解我。
刚在马赛被处决的加斯东·克雷米厄是一个三十岁的聪明英俊的年轻人。他参加过在波尔多查理家举行的记者会议。查理和他成了朋友。他留下了一个二十岁的寡妇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12月3日
一份电报说加斯东·克雷米厄在临死前给我写过信。我没有收到他的信。
12月14日
我为三个被判死刑的妇女要求减刑，她们减了刑：终身苦役。她们的名字叫玛尔歇、苏艾丹和拉蒂芙。
12月15日
方才我正在给《乡村之页》的主编维涅先生写信，他由于说了些真话而被罚款和坐牢。
玛丽埃特走进来交给我一张名片：奥马尔公爵。我请亲王进来。我见到他以前在贵族院的那种和蔼可亲的模样。只是我的头发已经白了，他的胡子也灰白了。他对我说：“先生，我来到维克多·雨果家，拜访学院院士，但我是来看望他本人的。”我谢了他，我们握了手。他对我说：“应该是我感谢您，应该是我们感谢您。”他同我谈起《悲惨世界》中有关路易-菲力浦的章节。接着他向我祝贺我对布鲁塞尔所持的态度和我5月26日的信。我对他说：“这是我的法律。我维护失败者。我维护失败的巴黎公社，反对得胜的议会。如果巴黎市政厅在反对凡尔赛宫的斗争中有幸获得胜利，我将维护议会，而反对巴黎公社。”他对我说：“是这样。您的敌人也承认这一点。”我们继续交谈。我们都认为未来属于共和国。他向我提起三年前我与儒安维尔11亲王在海上的会面。他临走时对我说：“人们很欣赏您的才华，也应该欣赏您的心灵。”我们友好地分了手。走出我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您是共和派，我是公民。”我回答他：“请您也变成共和派。”我们再一次握手。对他来说共和国是不可摧毁的，我认为应该真诚地接受它的必要性。
我们的谈话很有意思。他问我对3月18日事件怎么看。我对他说是议会干的。我又补充说：“巴黎有英雄的热情，巴黎有隐蔽的出路。议会的错误是激怒了巴黎，它得到的是巴黎对普鲁士的遗恨。这是凡尔赛人的错误。”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您说得有道理，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八岁时，我就能背诵《东方集》。”他又向我谈起查理。他对我说：“您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儿子！多么高尚的人，多么伟大的心灵！我读过他写的所有东西。”他又说：“太不幸了！我和您一样悲痛。”他流下了眼泪。
有一件事他是坚持不变的，那就是赦免。他对我说：“我从来只赞成对杀人犯判死刑。”我反驳道：“对任何人都不判死刑。”
12月19日
甘必大和我们一起在勒卡纽共进晚餐。晚餐的气氛是友好的，亲密的。他从凡尔赛来，凡尔赛宫刚讨论了奥尔良家族返回议会的事情。他相信我能当选，我则有怀疑，我将作为一种责任来承担，我并不愿意当选。
他热情地向我谈起我在布鲁塞尔做的一切。他对我说：“你明确地阻止了比利时的反动政府，您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他们驱逐了我，但他们向我屈服了。’”我们谈到左派，他认为左派的联盟不可能实现；我们还说到路易丝·米歇尔，他说她值得钦佩。
我们十一点回来。
散乱的片断
1
作为教皇，宣布自己是不犯错误的，是要有一些伟大和崇高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要宣称是上帝，这是要有勇气的。
或者当人们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宣称上帝时，当人们还不敢自称完美而自认是不犯错误的，这是需要勇气的。
我只想尽我的职责，尽我微薄的力量帮助赶走侵略者。在这之后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巴黎的城墙下；如果还活着，我就回到我的孤独中。
当危险在呼唤的时候，我回答：到。
我只接受危险这个责任。
一个巴黎人只想为巴黎而死。
至于我的雄心，这就是其全部；
我用两句话说，由你们去评判；
权力一分不要，危险全部承担。
如果我被杀害，我把乔治和让娜交给国家。V.H.
布鲁塞尔1870年8月19日
如果我被杀，如果我的两个儿子也被杀，我请莫里斯、瓦凯利和圣维克多发表我未出版的著作，有些是完成了的，有些还未完成或刚起草，请他们做本该由我的儿子做的一切。
8月20日
我把我的手稿献给国立图书馆。V.H.
8月21日
我是来维护巴黎的，而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我不要权力，我只要危险。
共和国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存在的。抛弃所有分裂我们的东西；宣布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个要斯特拉斯堡就像要巴黎那样的共和国。
从这个母亲共和国，将派生出欧洲的合众国。
我拥有一定数量的精神权力。我还希求别的吗？不。物质权力？为什么？当部长，当总统，等等？这有何用？什么的部长？什么的总统？我在这个地球上是一个人，我愿永远做一个人。
我不需要做人的官员，我是上帝的官员。
欧洲的国王们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是在与革命打交道。
欧洲人之间的战争是内战。
死对我来说算什么？我被杀了，这很好。人们给我裹上尸布，把我埋葬，人们会说：这至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就够了。
致欧洲。
欧洲不再尽职责了？
欧洲也要背叛法国？
文明社会同意再变成野蛮社会？
难道我们将目睹一种极端的胆怯，历史永久的耻辱？
从今以后，巴黎人是人的尺度。1
2
普鲁士国王，您的一枚炸弹刚落在我的房子上。我不是品达，但您也不是亚历山大。
你们说：巴黎从来没有这么卑贱；它死了。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从来没有这么高贵，它是不朽的。
你们说：巴黎是可怖的。就算如此。但还要加上另一种说法：巴黎是雄伟壮丽的。
这是末日。是什么的末日？法国的末日？不。国王的末日？对。
如果我能够做些有益的事，我将去巴黎，我可以不顾法律给予我的家庭责任，不顾布鲁塞尔的债权人要我去偿还债务。任何事情都无法留住我；但我认为我的介入只会使局势更严重。我的错误就是永远说真话，只说真话，所有的真话。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不快吗？有个宽容的人雷伊先生在《主权国家》上称我是议会和公社之间的中介人。他忘记了议会不愿意听我说的话，公社大概也不想听我说。
议会不接受我，公社不了解我。这显然是我的错。
我认为自己应该参加外战，离开内战。
双方的残暴。巴黎公社可憎地杀害了六十四个人质。议会则以枪杀六千俘虏作为报复。
目前的议会助恶有力，助善无力。我不愿成为恶的帮凶。
我请求巴黎的选民们不要把我送进目前的议会。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命。
我好奇地想知道是否我流放回来是为了再进监狱。
在我这个年龄，还有时间回到流放中去，但再也没有时间从流放中回来。我接受这种可能性。
在流亡中死去现在是我的权力。2
这些洗清罪恶的便利方法不能洗清政府。
巴黎要为文明负责。巴黎接受这个责任。至死不渝。
巴黎生病，整个世界都头痛。
法兰西是人类的头颅。如果你们有胆量，割掉这个头颅。
我不是站在一个党派一边，我是站在一个原则一边。党派是树叶，树叶会落的。原则是根，根是固定的。树叶有声但什么也不做。根是沉默的，但包揽了一切。
我的一生用两个词概括：孤独，团结。
鲁瓦耶-高拉尔有一天对我说：“您是自但丁以来唯一的史诗诗人。可是您要当心，您聪明过人，这很严重。”他的话令我吃惊。从那以后，我尽量争取愚蠢的名声，我相信我达到了目的。
米开朗琪罗去世的那天，伽利略诞生了；伽利略去世的那天，牛顿诞生了。
公民是绝对至上的；但议员只是相对的。他受到他的权责的限制。公民只对自己负责，议员要对人民负责。绝对权力随着权力的上升而削弱。
革命可以是一次外科手术，但文明应该是一场化学手术。不要将两者混淆，努力使两者协调，走向同一个目标。
我的辞职阻止我完成下列计划中的行动：
废除死刑。
废除加辱刑和身受刑。
行政官员的改革。
欧洲合众国的准备行动。
义务和免费教育。
妇女权益。
我们走出了一场战争，一场刀枪相见的战争，我们又进入了另一场战争，思想的战争。在思想战争中，法国一定能够打败德国。
人们不应该保留某些机构，当这些机构的存在理由社会形式已经消失后。这些机构靠着那些使它们得以存活下去的东西苟延残喘，它们感到被逻辑和进步削弱，所以它们过分地维护自己，这样就会变得很严重，人民在教会的虚伪和官员的放肆面前会变得迷茫。
法国没有衰退，如果说目前它的一只手里只拿着一把折断的剑，它的另一只手里继续拿着火炬。
当人们沉默的时候，真理开始说话。这就是那些思考的人所知道的，这些人会区别一个合拢的伤口和一个治愈的伤口，他们不会混淆法规的证明和法律的解决，他们不相信法律暂时的意愿足以镇压被误解的现实的永久反抗。迫人沉默，并不能得到和平。在同意和对言论的钳制之间是有区别的。
1839年
5月5日
如果一个神圣的回忆没有充斥我的心灵，我会仇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我讨厌它那些丑恶的矫饰的小建筑，分格的抽屉，勇敢的巴黎人把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他的整个家族都放进这些抽屉里。家庭的坟墓，资产者最后的柜子！
暴动时期一个路人的日记
5月12日晚上八点
我沿着大街一直走到玛德兰大街。那里全是军队。几个国民自卫队走在所有巡逻队的前面。星期天在街上散步的人与所有这些部队混在一起。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列士兵把人群从大街的一头推向另一头。13阿那尔正在演出。
凌晨一点
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部队在那儿露营。我回来的时候路过马莱街，那儿很静，显得阴森可怖。那条古老的教堂街漆黑一片，路灯都打碎了。
皇家广场成了军营。市府门前有四堆营火，士兵们坐在他们的行军包上，围着火聊天说笑。火苗映出士兵的身影，映红了他们的脸。
5月的新绿树叶在火堆上欢快地摇动着。
我有一封信要寄。我格外谨慎，因为在这些勇敢的国民自卫队眼里一切都是可疑的。我记得在1834年的暴动时，我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哨所走过，胳膊下夹着一本圣西门的著作，我被看作是圣西门的信徒，差点被杀头。
在我回家的时候，在市府的院子里待了一天的一队骑兵突然冲出来，在我面前飞驰而过，朝圣安东尼街而去。我上楼梯的时候还听见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5月13日星期一中午
我出了门。人们可以听见圣路易街的枪声。人们让穿工服的人撤离皇家广场，现在只让住在广场的人进入了。暴乱发生在圣路易街。人们担心暴乱分子一个接一个进入广场，从拱廊柱后面向军队射击。
我听见一个国民自卫队员在为刚被荒唐地毁掉的栅栏感到惋惜，现在只剩下高高的几段了。
另一个国民自卫队员说：“我是共和派；这很简单，因为我是瑞士人。”
广场边缘已经空无一人。枪声仍然很密集，很近。
我由十二门街来到圣路易街。圣路易街的情景很奇怪。街的一头有一队士兵手持长枪把整个街拦起来，缓步向前走。我周围的人在向四处奔逃。一个年轻人在十二门街的街角被枪杀了。
不可能再走远了。我回到大街上。
在哈莱街，有一队国民自卫军。其中一个戴着七月蓝带的突然拦住我：“不许过去！”他的声音突然又变得柔和了：“先生，我建议您最好不要从这里过去。”我抬起眼睛，原来他是给我擦地板的人。
我从别处走过。
我来到圣克罗德街。刚走了几步，就看见所有的行人都加快了脚步。街的尽头，靠近教堂旁边来了一队士兵。两个老妇人惊恐地从我身边走过。我继续朝士兵走去，他们把街拦了起来。有几个穿工服的年轻人从我身边跑过。
突然，士兵们举枪瞄准。我赶紧藏身于一个石桩后，它至少可以保护我的腿。子弹在我耳边掠过，没有人倒下。我挥舞帽子朝士兵走去，让他们不要再开枪。到了他们跟前，他们让开路，我走了过去，双方都沉默不语。
圣路易街没有人。这是夏天早上四点的情景：商店关着门，窗户都紧闭着，白天空无一人。金色国王街，街坊们在门口聊天。有两匹马离开了马车，马车被当作路障了，在圣-让-圣-法朗索瓦街上奔跑，后面跟着不知所措的车夫。好像有一队国民自卫军和部队埋伏在圣阿那斯塔兹街。我向人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半个小时以前，有七八个年轻工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枪，他们几乎还不知道怎样给枪上子弹。这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们默默地准备着武器，路人和邻居们看着他们干，接着他们占领了一座房子，房子里只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孩。他们在那里坚持了几分钟。我听见的枪声就是针对他们的，他们从圣克罗德街逃走了。
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只有卖酒的铺子开着，暴动者曾在那里喝酒，现在，国民自卫队员在那里喝酒。
三点
我刚走完这些大街。大街上到处是人群和军队。人们可以听见圣马丁街的枪声。在菲耶斯基的窗口，我看见一个少将骑着马走过去，穿着制服，周围有一群军官簇拥着他，后面跟着一队英武的龙骑兵。
我遇到朗格雷，他告诉我体育馆的经理刚嫁了女儿，他在自己的小宫殿里举行了庆典。在庆典中，他记起来对喜欢他的沙龙的V说：“这是智者隐居的地方”，——“还有苏拉尔”，朗格雷补充道，他站在V后面。
在水城堡有一个营地。安比古的女演员们都站在她们的阳台上看。今天晚上没有通俗喜剧的演出。
圣路易街已经平静下来了。暴乱集中到了中央市场。刚才一个国民自卫队员告诉我：“他们在街垒那边，有四千多人。”我没有搭腔。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眼睛都是放大镜。
在古尔杜尔-圣日尔维街的一座正在建造的房子里，泥瓦匠们又开始干活了。有一个人在贝尔街刚被枪杀。在三楼街，我看见女孩子们在打羽毛球。
肩带街有一个气哼哼的洗衣店老板说看见大炮了，他数了一共有八门。
半夜
一队队的士兵在大街上巡逻。露营地篝火通明，映红了街面的房子。一个穿女人衣服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他戴着一顶白帽子，披着厚厚的黑纱巾，把整个脸都遮住了。教堂的钟敲了十二点后，我很清楚地听见两排连射，很持久。
我还听见教堂街的方向有一长串汽车走过的声音，是大炮吗？
凌晨两点
我回家去。远远地我发现圣路易街和肩带街的燃着篝火的露营地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人跪在喷泉旁，正在用水浇什么东西。我继续看，他显得有点不安。我看明白了，他用水浇灭烧了一半的炭，然后扛上肩走了。这是士兵们离开时剩下的没有烧尽的炭。现在只剩下几堆红红的炭灰了。士兵们回到军营。暴动结束了。暴动的结果至少使一个穷人冬天有了取暖的东西。
1840年
2月7日
X.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带着六岁的女儿来看我，他的女儿长得很可爱。我把她带到我十岁的女儿身边，她们开始玩耍。玩的时候，X.的女儿告诉我女儿她现在和父亲住的旅馆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她又说：“等天气好的时候，花园的花开的时候，你会来看我的，是吗？我们再一起玩。”接着，她又插了一句：“对，不过今年夏天我们可能已经不住在那儿了……”这么小的孩子已经知道一个部长最多只能当六个月。
12月15日
皇帝的葬礼现场记录
早上六点半我就听见街上打集合鼓了。十一点我出了家门。街上空无一人，商店都关着门，偶尔看见一个老妇走过。好像整个巴黎从一边翻倒了个个，就像一个倾斜的桶里的液体一样。
天气很冷，阳光灿烂，天上有薄薄的雾，下水道都结冰了。
我来到路易-菲力浦桥。这时云层压低了，北风中几片雪花打在我脸上。路过圣母院的时候，我发现圣母院的大钟没有敲响。
圣-安德烈-德-阿尔克街，已经可以感受到节日的热烈气氛了。对，这是一个节日，是一个被放逐的棺材凯旋归来的节日。有三个衣衫褴褛、挨饿受冻了一冬天的穷工人兴高采烈地走在我前面。其中一个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大声叫道：“皇帝万岁！”打扮俏丽的漂亮女工们在她们的大学生男友的陪伴下在街上走着。许多马车急匆匆朝巴黎残老军人院驶去。
走到福尔街，雪下大了，天空变得黑乎乎的，雪片如白色的泪珠在天空中飞舞。上帝好像也想变得温情一点。
不过，雪下的时间不长。一缕淡淡的阳光照亮了格雷奈尔街和巴克街的街角，保安警察在那儿拦住过往的马车。我继续走，两辆由辎重兵驾驶的空四轮车从我后面隆隆开过来，驶进了格雷奈尔街尽头的军营，这个时候我来到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广场上。我有点担心一切都结束了，皇帝的棺材过去了，因为我这边来了不少人，他们好像是从那边回来的。这些人的确是退回来的，是一队保安警察把他们赶过来的。我出示左首第一看台的票，穿过了人墙。
这些看台是一些巨大的脚手架，很大一片，覆盖了从沿河马路到圆顶军人院栏杆的整个广场草坪。每一边有三个看台。
我到的时候，右边的看台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广场，但听见一片巨大的嘈杂声。好似无数的锤子在有节奏地敲着木板。其实是成千上万拥挤在台上的观众在北风里冻僵了，不停地跺着脚，想暖和一点，他们在等待送葬的车队。
我登上看台，看到的场面同样令人惊奇：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着大大的软底鞋，纱巾遮面，缩在裘皮大衣里看不见她们的面容；男人们挥舞着他们怪模怪样的围巾。
广场的装饰好坏掺杂，平庸掩盖了伟大。大道的两旁，竖立着两排高大的英雄塑像，在寒冷的阳光下显得有些苍白，但效果很不错，看上去像是白色大理石做的，实际上是石膏像。在两排塑像的尽头，面对圆顶军人院，是皇帝的青铜像，这青铜也是石膏做的。每座塑像之间有一个柱子，柱顶上有焰瓶饰，柱子上有裹着涂金的涂画得趣味低下的布，焰瓶饰上现在布满了雪花。这些塑像后面是看台和人群；塑像之间，分散着保安警察；看台上竖着一根根旗杆，旗杆顶上有六十面三色旗威武地迎风飘扬着。
人们好像还没来得及完成军人院大门的装饰，只是在栅栏上搭了个用彩布和黑纱做的葬礼凯旋门，在风中这凯旋门就像破房子的天窗上挂着的破布迎风飘荡。一排光秃秃的旗杆竖在大炮的上方，远远看去就像是孩子们插在沙子里的火柴。那些充当缀满银饰的黑纱的破布烂衫在旗杆间可怜巴巴地飘来飘去。
远处的军人院圆屋顶配着黑纱和凯旋门，泛着金属的反光，在明亮的天空中被雾包围着，变得有些模糊，显示出既沉重又辉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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