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哲学概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高宣扬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罗素哲学概论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以凝练的语言介绍了影响人类思想进程的伟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思想与充满激情的生命实践。全书共分六章，依次介绍了罗素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逻辑原子论和实在论，罗素的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以及罗素哲学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

作者简介

目前的研究重点方向为：（1）当代法国哲学（2）德国哲学史（3）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艺术评论

主要著作：《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福柯的生存美学》《流行文化社会学》《毕加索与当代艺术》《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对话》（与程抱一院士合著）高宣扬教授于牛津大学访学，1982年高宣扬教授于牛津大学访学，1982年高宣扬教授与洪谦先生合影，1982年高宣扬教授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2015年

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所以，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中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织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境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生命的反思虽然表达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生命运动中，特别是把它当成人的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三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高宣扬2016年4月8日

2018年新版序

尽管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离世已近五十年，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对当代人类文化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目前，当人类面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罗素的思想研究成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罗素将近一个世纪的哲学生命，在世界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不仅在19世纪末勇于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抽象体系，使他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以杰出的数理逻辑成果将西方逻辑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推动科学思维前进的有效手段，因而使他成为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之后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促使哲学更紧密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推动了近一百年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革命，特别是奠定了现代集合论、人工智能、类型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基础。除此之外，罗素还是和平爱好者（Peace Enthusiast），一生致力于反对各种非正义的战争；他又是优秀的作家，以流畅优美的文字，撰写了大量哲学、文学和社会政治评论，由此而获得了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罗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世界性影响。1920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并在国立东南大学发表著名哲学演讲，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拙著《罗素哲学概论》和《罗素传》于1978年分别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南粤出版社初版发行于海内外。此后，两书又在港台各大出版社再版多次，最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远流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编入由我主编的“人文科学丛书”。

我对罗素哲学的兴趣，源自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期，洪谦（1909—1992）教授给我们讲授的逻辑实证主义课程及课后的耐心辅导，使我很早就喜欢罗素哲学。洪谦先生还在家中给我讲述许多关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之间的生动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1978年赴欧留学之后，洪谦先生又一再地劝诫我深入学习研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

所以，在法国留学与工作期间，我研究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弱。20世纪80年代，洪谦先生访问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我和家人前去探访，洪先生又一次谈到罗素、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关系，使我受益良多。

我对罗素等人的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的研究，使我多次到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访问。同时，也把这项研究同对于法国和德国哲学思想的探索结合起来，有意识地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和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为榜样，通过数学和逻辑，在科学、技术、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架起来回反思的桥梁。直至今日，当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1937—　）强调“数学、哲学、文学的联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尤其感恩洪谦先生：正是洪谦先生引导我通过数学和逻辑，在哲学和科学、思想和技术、宗教和艺术之间，一再地发现人类创造思想文化的内在奥秘。

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佩英女士及责任编辑刘旭先生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使本书得以简体新版的形式出版，让读者获得重温罗素哲学思想的机会，冷静地思考21世纪人类数字科技和全球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高宣扬2017年暑假于巴黎

1991年版序

这本《罗素哲学概论》自十多年前初版于香港以来，连续再版了多次。读者对于本书的爱好，是对笔者的最大鼓励。但是，十多年来，不论是笔者本人对罗素哲学的认识，还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罗素哲学的研究，都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远流与天地联合新版发行前夕，笔者特地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地整理了自1980年代以来新发表的文献，重新全面地分析研究罗素哲学的各个观点，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中，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加深了原有的分析，使这本远流天地联合新版的内容和结构，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尽可能地以简练和系统的形式，向读者概述迄今为止对于罗素哲学的研究成果。

本书附录三搜集和精选了许多论述罗素的最新著作和资料，其中特别增加了自1985年至1990年以来的最新材料。为此，笔者要感谢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陈洁明小姐，她的热忱帮助，使这一份新资料得以在短期内与读者见面。高宣扬1991年7月3日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

1987年版序

人文科学，从其拉丁词源humanitas开始，就突出了一切与“人性”和“人的文化”有关的学问、认识、道德和行为。因此人文科学很自然地成为人性和人的价值的理论结晶，最能体现人类本性的可贵品质及其无限潜力，成为人类文化及在其中体现的富有进取性和创造性的人类精神的自我表现。虽然，作为一个科学语词，The Humanities在西方只是从15世纪和16世纪，为区别于中世纪的神学而才开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作为以人性为基点的各种逻辑认识体系和研究成果，早从古希腊时代起，便已经随着人类文化总体的发展而存在并不断地完善。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昂·布伦斯维克（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在其著作《人类经验与物理因果性》（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一书中说：早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人文科学的各种研究就试图引导人类本身正确地置身于具有自我判断意识的自身良心之上（见《人类经验与物理因果性》原版第576—577页）。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兼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则直截了当地主张用一种基于人性的道德去对抗有神论，显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权威，人必须完全在人类经验之中证实其正义性。因此，人活着，应该坚信自己的职责并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而是服从关于保证人类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识（Walter Lippmann，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137）。

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人文科学不愧是人的创造精神和人的尊严之最高理论表现。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及其不断衍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构成了人类文化宝库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奥妙的显示人类灵魂的知识精华的汇聚点。

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指出：“对于会读历史的人来说，可以发现有一条令人赞赏的逻辑法则在发展着，在这一逻辑法则中表现了整个人类像一个整体一样活动着，像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那样思索着，并步伐整齐地实现其行为”（巴尔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学丛书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页）。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人文科学，不管它有何等繁多的内容，何等不同的学科形式，何等激烈的对立观点和流派，归根到底，都是且也只能是人类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逻辑化，也是人类意志和情感的语言凝结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学将有助于认识人类本身，认识人类文化的价值，提高人的尊严和道德，振兴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文科学既然与人类整体紧密联系，它的发展也自然地维系于社会的发展。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结构的急剧改变，人文科学也产生了新的发展动向。这种动向，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人类及其整个文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变化。

1981年召开于法国塞夫勒（Sèvres）的法国人类学代表大会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人类学在其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似于哲学——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学与哲学在研究关于“人”的知识领域时，往往提出几乎类似的理论推理。同样，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哲学史也不断丰富着在历史运动中的人类学。人类学与哲学的相互渗透，或者说，人类学的哲学化或哲学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论上的根源。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界的许多新突破，使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向科学本身提出了所谓“合法性”（Legitimation）的问题。在同一个提问题的方向上，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们也相应地提出了人类文化构成的“象征化”或“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问题。这种研究趋势表明：人类认识的途径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检验。1973年哈佛大学的杰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 1922—　）教授发表了两本很有分量的书：《科学的想象》（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学思维的论题根源：从开普勒到爱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杰拉德·荷尔顿看来，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始终都从“源远流长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营养。毫不奇怪，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们——诸如费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1994）、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等人——也亲自深入到哲学认识领域中，提出了震撼人类文化根基的深刻问题。西方文化把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概括成“科学与文化的现代性”（Modernité）。这一范畴的表现表示了人文科学和整个文化的新纪元的到来。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推翻人文科学，反而更进一步地证实了：人文科学并非像经常那样被看作是“不确定的”知识体系，而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根植于人类精神本身。毋宁说，作为人的价值在知识大树上结成的果实，人文科学更有理由成为自然科学与整个文化的逻辑基础。

如果说，在古典时期，人们习惯于把人文科学基于历史的发展，因而把历史学看作是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如同数学被传统地看作自然科学的基础那样，在当代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中，语言学的突出作用已经不证自明了。一切科学，归根结底，是在语言中展开并证实其“合法性”的。语言是人类文化的基础和创造手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许多传统封锁线，使语言研究成为揭示人类精神奥秘的钥匙。打通语言之门，就如同使一位哑巴说话一样，顿时也撬开了思维之窍门，径直沟通了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全面地推动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及美学的发展，也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于是，在人文科学中，一种所谓“沟通（或传播）科学”（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沟通哲学”（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应运而生。这类沟通学开辟了新的认识领域，为一切科学和所有的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走出原有的传统领域。

语言学的研究也向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如果说推崇理性的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也承认历史的优先地位的话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类性情形态和人的认识体系的历史的话（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么，语言学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历史之赋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见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és, 1914—1984）的著作《面对死亡的人》（L'homme devant la mort）］，也同样地揭示了历史作为“叙述”（Narration）之本来面貌。作为科学方法的“叙述”乃是具有“认识论战略地位”的科学知识的基本方法——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在其最新著作《时间与记述》（Temps et Récit）三卷本中就把研究焦点集中在Récit（记述）之上，显示了历史学本身因现代科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冲击而发生一次“大爆炸”（Big Bang）之复杂情形。

总之，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作为人文科学基础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的新突破，作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对人类认识过程产生根本影响的社会因素的出现，促使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过程中，在同社会政治生活既保持联系、又保持本身独立尊严的处境中，向着人类共同体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和人类意识的“微观现象”（Microphénomène）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总体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学丛书》，当然从形式上来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义，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学本身在当代社会中进行自我确立的一种尝试。因此，它渴望一切珍爱文化和尊重人的尊严的人士的爱护和支持。愿这知识之花在成千成万的文化爱好者的浇灌下茁壮成长！高宣扬　谨识1987年初冬于巴黎

1979年版序

在最近一百年的欧洲哲学史上，大概没有第二个哲学家，能像伯特兰·罗素那样经历这么漫长而曲折、丰富而复杂的生活与思想道路。当罗素在1872年出生的时候，他的祖国——英国——是一个所拥有的殖民地比本国大一百多倍的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它在煤、铁、布匹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都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二，当时，英国因其商品垄断着世界市场而获得了“世界工场”的称号。可是，当罗素以稳健的步伐迈入他的老年期的时候，英国却早已衰落了，正如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首相在1952年7月的英国议会上所说：“曾经是伟大辉煌而今仍然相当可观的英帝国，以它的威力、尊严、统治地位和权力，竟然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能支付每月的开支，这种景象确实悲惨。”到了罗素逝世的1970年代，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退居世界第二十三位，不仅远远落后于美、法、西德，而且也落后于它的前属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罗素所生活的近一个世纪中，整个世界也像英国一样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素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自看到了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变迁，也观察到了人类在文化、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方面的发展和演化过程。

罗素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经验，在客观上为创立、发展和不断修正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使罗素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他本人能在一生中始终都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永不满足的求知欲以及严谨的思维习惯。他的这些优良品质使他能坚持不懈地追求科学的真理，并一步一步地获得成功。罗素自己曾经说过：“打从我童年开始，我的生活中真实的部分一直是为追求两个目标而做的努力。……这两个目标是：追求那些仍在未知世界里但可因探讨而了解的事物，以及为创造更幸福的世界必须做的最善的努力。”这两个目标使罗素毕生为建立以科学真理为基础的哲学和以对全人类命运的善意同情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而奋斗。

罗素自己说过：“我们所说的哲学人生观和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不大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罗素的哲学体系正是以上述两种因素构成的。因此，这本书所概述的哲学思想，尽管范围广泛，但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在罗素哲学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数量比例，由于罗素哲学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曾经出现过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变化。

总的来说，随着罗素的生活经验的丰富和他的哲学的逐步成熟，社会政治伦理的因素在其哲学体系中不断地在扩大。在罗素哲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其着重点是要探求一种能够用精确的方法进行证明的所谓“科学的真理”。因此，当他发现数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幻想建立一种以数学证明为基础的崭新的哲学体系。罗素当时说道，他具有一种“追求透彻、精确和鲜明轮廓的热忱，同时也恨透那些含糊、暧昧的观念”。因此，他曾设法想把数学与科学的精确与可记的方法引导到传统的哲学领域中。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罗素完成了在剑桥大学的学业迈入成熟的青壮年生活的时候，他首先把主要精力用在这样一种“精确的”哲学的建设事业上。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1895年到1913年左右），耗费了自己在那个时期内的主要精力，创建了逻辑原子论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了他一次很沉重的打击，把他从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美梦中唤醒过来。战争的残酷和苏联的现实变革使他终于明白人世间生活中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这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认识到，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探讨科学的真理，而且还要追求正义和善。他认为正义和善比科学更重要，但它们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的。比如，一个独裁者不能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论证其独裁之正当性；而主持正义者也同样无法以精确的科学方法论证独裁的不正当性。这就是说，所谓正义和善的问题是科学之外的伦理问题，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这个领域。在他看来，伦理问题是关于理智与意志的一般性问题，而真理的问题则是属于知识和认识问题，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总体上说，二者的区别多于联系，也就是说，道德、伦理问题与真理问题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罗素越趋于老年，越将更多的时间投身于人类的正义事业。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哲学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他认为，任何哲学，不管多么高明，都应该有助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应该为世人所理解和掌握。如果有一种自称高明的哲学，却为常人所不解，这样的哲学就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这样，罗素在研究哲学的同时，从来都不把自己锁在狭小的书房中。他积极地从事社会活动，并在活动中总结出一套又一套有利于增进科学和正义事业的哲学原则。同时，他又用极其生动和朴素的语言撰写通俗读物，力图使社会上较多的普通人了解和掌握他的哲学。

但是，反过来说，罗素也并不认为哲学的所有原则都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施。他认为，哲学的目标与普通知识和道德学毕竟不同。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为人们提供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既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又不可能完全解决实际问题。它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取决于创立该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所遵循的原则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的真理成分和正义性。罗素自己并不自命其哲学是最高明的，但他认为自己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自己已经尽一切所能，努力使自己不辜负良心和真理的要求。在这样的原则的指导下，罗素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哲学原则——改正其错误成分、增添新的正确因素。

也正因为这样，罗素的哲学体系，不论就其内容和成分以及各成分间的比例和结构来说，也不论就其方法而言，都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人因此而指责罗素缺乏一贯性，指责罗素缺乏理论原则方面的坚定性。但实际上，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罗素是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宗旨下改变自己的哲学原则的。因此，这种改变并不是罗素毫无主见的表现，而恰恰是他的富有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表现。同时，由于这种改变是罗素根据时局和认识的发展而进行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这种改变是有严格的逻辑性的，是前后一贯的。如果不从表面看问题，而从实际和内在联系来看，就可以看出，在罗素一生中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之间，在他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着一条令人信服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罗素哲学的灵魂，这就是他所说的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说，罗素哲学的不同形态是他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历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从罗素本人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哲学的这些变化是要不断地趋近于真理和正义的目标。当然，从客观上讲，他究竟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世人是否承认这一点，是可以进行讨论和鉴别的。不管怎样，罗素是问心无愧的。

罗素自己从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哲学。他认为，如果他的哲学原则中的某个成分能在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起着某种酵母作用，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那么他也就感到快慰了。

罗素毕生从事哲学研究，并不单纯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或个人的好奇，而是希望整个人类不断地进步，尽可能地避免损失或灾祸。他希望看到人类的明天是沉浸在幸福之中，享受着真理与正义的温暖阳光。罗素说：“人类不经历巨大的灾祸，也许无法获得真正的教训。我希望我们人类将不会如此，我希望人类能从较轻微的痛苦中，获得智慧的启示。但是，不管经过如何崎岖的道路，我深信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新智慧终于会为人类所了解。因此，我相信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

因此，我们研究或学习罗素的哲学，并不单纯地是为了掌握知识，也不仅是为了记住罗素哲学的某个原则或信条。更重要的，毋宁是为了学习他的那么一股精神——一生如一日地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直到自己认识到无愧于良心为止。

罗素也是青年的朋友。他总是热情奔放地迎接着来访的每一位青年，他孜孜不倦地教诲他周围的儿童和青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他在北威尔士的寓所，他在旅游各地时的住房，都是青年爱去的地方。他的哲学著作中，有很大的比例是讲给青年听的。他所讲的是青年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真理、科学、宗教、政治、道德、性、爱情等。人们说，罗素越到晚年，越接近青年。他所论述的问题常引起青年们热烈的讨论。笔者相信，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将会看到：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从学习到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将会在罗素的哲学中得到答案或有益的启示。

由于罗素哲学体系包含着青年们所关心的许多内容，本书将分门别类地概述罗素的真理观、认识论、逻辑思想、伦理、社会观、政治观以及婚姻和爱情观等。同时，为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罗素的这些思想观点，在论述这些观点时，将尽可能结合罗素在当时当地的生活背景。这是因为，如前所述，罗素的哲学是他的实际生活的总结，离开这些具体条件去研究罗素的哲学，那就等于剔除掉它本身所固有的血和肉，使它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从而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罗素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他从1895年（二十三岁）起，从未停止过写作。他一生连续写作七十五年，共写出一百多本书和上千篇短文。这里不可能完全地介绍他的包罗万象的著作。笔者的意图是要以简略而明白的方式，向青年读者介绍罗素哲学的概貌，提供进一步掌握他的哲学的基本线索。因此，这里只能向读者介绍罗素的最重要的著作的基本内容。笔者相信，这样做是有益处的。

最后，笔者愿意坦率地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乃是一个漫长的精神苦修的过程；罗素哲学的丰富性——它几乎接触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使笔者感到，不论是在本书的起头，还是在结尾，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面临着一个怎样恰如其分地选择、概述罗素哲学的问题。在理解和概述罗素哲学的过程中，为了如实地反映出罗素的精神世界的本来面目，笔者始终都牢记罗素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记住你的人性，忘记其他的一切！”这是罗素在20世纪60年代致全世界人民所作的广播讲话时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把这一句话理解成为罗素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这个指导思想，给笔者很大的鼓舞和启示，终于提笔写这本书，并决心把它写到底。笔者希望，上述指导笔者的那句罗素的话，也同样成为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指示灯。高宣扬1979年春于香港第1章罗素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罗素的哲学是富有生命力的。这就是说，它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也许有人说，任何一个哲学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任何哲学体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往往自命自己的哲学最完美、最高明，因此，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就自满自足起来，不再发展、不再修正。罗素和哲学史上的其他较为明智的哲学家却不是这样。罗素的哲学是流动的，罗素自己曾形象地把自己的哲学发展过程比作一条河流。这条哲学河流，在其发源地时，是细小的泉眼，它们发端于不同的哲学山岭，然后慢慢地汇集成溪。在它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引它所流经的各个地区所提供的丰富养料，迅速地成为一条小河。这就是罗素青年时代的哲学的雏形。小河慢慢汇集成大河，成为湍急的河流奔驰于崎岖山岭之间，它像野马似地咆哮着，横冲直撞寻求出路。这是刚刚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青年罗素的性格。接着，正如罗素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社会生活的磨炼，罗素终于以坚实的步伐迈入自己的壮年，这就像大河终于在冲破一道又一道山岭的阻碍之后进入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样，河床宽广了，水流平稳得多了。罗素经历了各种社会斗争的考验之后，就像下游的河水那样缓缓地流着；最后，当罗素进入老年期的时候，他把他的哲学河流中所带来的所有的智慧，都汇入了人类文化的大海。

那么，罗素的哲学究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呢？每个发展阶段又主要从历史上的哪些哲学流派和文化思想吸取营养呢？第一节罗素哲学思想的萌芽

罗素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同他的家庭教育以及他本人所受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罗素于1872年生于英国一个具有“贵族自由主义传统”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爸爸安伯莱子爵（Viscount Amberley, 1842—1876）和妈妈凯特·斯坦利（Kate Stanley, 1842—1874，她是斯坦利爵士的女儿）都是自由改革和妇女解放的开明贵族，而且都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狂热追随者。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是英国著名的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第六代，也是英国近代史上富有声望的首相。罗素的祖父又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英国政治起重要影响的自由党的支持者，也是英国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言人。

据罗素自己说，他的爸爸和妈妈虽然在他三岁以前都去世了，但他们所崇信的穆勒哲学对他的影响很大。穆勒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和经验主义哲学观点，是罗素哲学的来源之一。罗素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请穆勒做罗素的教父。从小到大，穆勒的哲学像魔力一样一直萦绕着罗素的思想。

罗素继承了穆勒的经验主义哲学、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并把它们同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成果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罗素自己所创立的独具风格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

穆勒的哲学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以前处于“黄金时代”的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的哲学中，遵循着一条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开始、中经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直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为止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路线。到了穆勒，经验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的表象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把认识局限于对感觉材料的解释和描述（Description）上。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罗素也和穆勒一样，特别重视感觉材料（Sense-data）及人对这些材料的描述。穆勒在他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成他的整个的“归纳逻辑”体系。他在1843年出版的著名著作《演绎和归纳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中全面地论证了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罗素后来用数学的新成果改造了穆勒的逻辑，创立了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

穆勒的人性论的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对罗素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起很大的作用。穆勒特别强调每一个个人的独特人性和自由，并主张用实验和功利的效果来检验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因此，他非常推崇和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同辈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思想。边沁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效用原则”或者功利主义（utilitarism，来源于拉丁字utilitas——“效用”）。因此，按照这个原则，道德、法权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乃是效用，即带来快乐或防止痛苦的那些事物。这种功利主义是当时英国辉格党（Whig）社会政策的思想基础。穆勒继承了边沁的这些思想，把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两点：①唯有快乐是善；②一切行动，只有有利于达到快乐的目的，才是正确的；反之，是错误的行为。我们将同样看到，穆勒的这些思想，在罗素的伦理学中有很大的影响。穆勒的乐观主义伦理观是以尊重个人的人性为基础的，所以他说：“在社会生活中，人所具有的属性，仅仅是导源于和归结于个别人的本能规律。”罗素发挥了穆勒的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强调尊重个性解放和个人人权是使每个人得以享受幸福的基础。

罗素在幼年时期，曾接受过两位有极强烈自由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这两位家庭教师是罗素的父母选定的。但不久以后，罗素完全由他的祖母约翰·罗素夫人严加管教。

罗素的祖母向罗素灌输的是老式的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和现代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人生观。罗素的祖母先后请来了两位德国籍和瑞士籍的自由主义人士作罗素的家庭教师，他们向罗素教授各种现代科学知识。除了家庭教师以外，在祖父家里的罗洛叔叔也是罗素幼年时代的热情的启蒙者。他曾经按照圣经的押韵写法，写出一首赞美上帝的颂诗，其中引用了不少科学概念（例如大气压力、原子和以太等），向罗素传授了自然科学知识。

由于罗素年幼失去父母，又没有同龄的儿童与他做伴，他生性孤僻。他的孤独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独立思考，思索各种事物。上述特殊的家庭教育——自由主义、现代科学的启蒙教育等——使他从五岁开始萌芽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怀疑一切未被证实的事物。

罗素对于传统信仰的怀疑，最早的纪录是在他五岁的时候。那时，有人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他不立刻接受这种结论。为了检验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独自一个人跑到花园里，开始挖一个洞，为的是想看看是否能贯通到另一半球的澳大利亚。还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当他睡觉时，天使在他旁边守护着他，他不相信，说道：“我从来没见过她们呀！”当别人告诉他说：天使们是在他睁眼的刹那走开的，他便决定故意闭眼装睡，然后突然张开眼睛，并用手去抓，但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抓到。

还有一次，也是在罗素五岁时发生的。罗素同他的姑母阿加莎等人到海边去，当他看到海边的蜮反复要脱离岩石却又多次失败时，他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些蜮会不会思考呢？”阿加莎姑母说：“我不知道。”罗素便说：“那么你就该进一步学习，去了解这个事情。”

这些发端于五岁的儿童的怀疑主义和强烈的求知欲，后来被证明是罗素的哲学思想的胚芽。罗素自己在他的《回忆集》（Portraits from Memory）中说，他首先以“智慧”的名义反抗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以怀疑的态度追求真理。逐渐地，罗素对家里的科学观念表示不同意。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家人提出具有深奥的哲学含义的问题时，他的家人总是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什么是精神？无关紧要，什么是物质？无所谓。”（What is mind? No matter．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罗素说，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追求真理的习惯，“我愈是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便愈想了解有关它的事实与真相，尽管这些事实与真相，可能会使我感到不快……”

引导人们成为哲学家的主观动机有很多种。例如，在历史上，一个备受压抑的异教徒，无法忍受正统教派的压迫，设法寻求论证其教义合理存在的哲学根据，或寻求驳倒对方的压迫的不合理性的逻辑手段，于是，他们进行了哲学思维。

但是，在罗素看来，在所有那些试图进行哲学思维的动机中，有一种是最令人钦佩的，这就是人们对了解世界的渴望。我们翻阅几千年来的中国和外国的哲学史，许多哲学家往往是出自这一动机促使他们进行哲学思考的。他们在这一动机的推动下，苦思冥想着世界的奥秘，钻研着以往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终于得出一个在他们看来是比较理想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思想体系是揭示世界奥秘的最好指南。我们发现，越是远古，越是处于古代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家的时候，这种追求哲学思想的动机越占优势。

除此以外，鼓动着人们进行哲学思维的另一动机，往往是年轻时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的那种潜在的感性刺激。也就是说，种种由感官得来的诱人的好奇心，可以促使一个善于思索的人追根究底地探索事物的本质或世界的真理。譬如说，罗素举例道，青年人看到了美丽的彩虹，会引导他思索：“彩虹是什么？”当一个年轻人或甚至是一个幼童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际是在开始进行哲学思维。一切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的提出，都是从这样一些很具体的提问中开始萌芽。如果这个孩子或青年是善于思考的，他就不会满足于一般常人的回答，也不会停留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可能会进一步思索：“为什么雨后的云彩会把太阳光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彩虹？为什么不下雨时，天上那么多的云彩不会折射成虹？为什么太阳光会被分解成七彩？太阳光的成分是什么？太阳为什么会发射光？太阳什么时候开始发光？整个宇宙和太阳有什么关系？宇宙是怎样形成的？”等。这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并非牵强的发问是导致哲学思维的最好途径——须知，一切哲学问题所要解决的，恰恰是这种关于世界的本质的探索。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孩或青年都会这样不停顿地发问和思索。因此，很多小孩和青年对某一个奇异事物的发问和思索，往往会满足于其中的对一个具体问题的了解上，或者发问到一定阶段，就不再思索下去。

罗素幼年时期的提问和思索就是带有永不满足的特点。他善于孤独地、安静地躲在花园的树木底下，思索着有关大自然的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问题。罗素后来曾经引用过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描写牛顿（Issac Newton, 1643—1727）的一句话说，他从小就喜欢“在思想的奇妙大海中孤独地航行”。

罗素在描述自己为什么走上了哲学家的生涯时说，从童年时代起，有两种问题一直伴随着他的智力的成长，使他一步一步地接近哲学的王国，这就是：一方面要探索家人和一般人所深信不疑的那些宗教教条的根据；另一方面，要探索那些可以称为确实的知识的认识。

这两个方面的思路，是罗素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结果。

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和各种文化也如百花盛开、竞相争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都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新的科学成果大大地扩大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眼界，使人类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各种崭新的哲学世界观的温床。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哲学界中，逐渐地涌现出一批企图把科学成果移植到哲学领域的新哲学流派。但这些哲学派别都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没能真正地创立一个以科学成果为基础的世界观。譬如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都试图使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推理的基础上。但他们都片面地夸大主观的认识能力的作用，以致使科学技术的成果被窒息在主观的认识能力的框框中。差不多同罗素同一时代，德国有一位叫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的哲学家，他是新康德主义马堡（Marburg）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从表面看来，他也强调哲学必须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数学——的基础上，但他把数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主观的、先天的感性形式的产物，彻底否认数学规律的客观来源。

罗素从学会思考的时候起，就感受到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所遵循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数学的普遍有效性并没有使他盲目地崇信数学的规律，相反地，却引起了他更深入的思索：为什么数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像“二乘二等于四”的普遍原理，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罗素来说，当他第一次接受数学的某些原理的时候，首先要发问一个“为什么”。数学越是表现出普遍有效性，他越要探讨它的普遍性的根源。这就表明，19世纪下半叶人类科学技术的成果已直接地影响着罗素的最初的哲学思想。他发现，数学的精确性和普遍性恰恰是探索世界本质和认识真理的最可靠的出发点。但是，正是由于它要成为真理的出发点，所以就越要弄清数学原理的奥秘。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罗素从幼年时代起开始产生的对数学的精确性的怀疑，乃是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出发点。

在罗素的《回忆集》《自传》和《我的哲学发展》以及他的哥哥弗兰克的回忆录中，都讲述过罗素在11岁时对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公理的怀疑。当时，弗兰克教罗素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弗兰克在论述了第一条公理后，罗素就要求给予论证。当他知道公理是无法证明时，他马上就很不高兴地说：“既然它们是无法证明的，那么，我为什么要首先接受它呢？”他对数学公理的第一次怀疑，成为他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数学奥秘的推动力。从此，他如饥似渴地研究数学，希望从中找到一种能以精确的方式证明哲学原理的因素。他越研究数学，就越怀疑数学，越觉得数学最有希望成为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除了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外，英国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促进罗素深入地研究哲学。这一方面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罗素的社会哲学的内容和原则。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80年代在西欧各国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策。在英国，直到罗素长成为青年时，还没有建立社会民主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都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与罗素有密切来往的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 1859—1947）和贝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 1858—1943）就是英国的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罗素从事社会活动的第一个场所，从那以后，罗素从英国的自由主义贵族立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问题，使他的社会哲学和伦理观点带有许多同情普通人民的色彩。如前所述，穆勒的哲学对罗素有很大影响，而穆勒也是主张实行“改进”英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计划的。罗素的思想中的费边主义思想同他的哲学中的穆勒的影响是相协调的。

由于罗素的哲学中包含着以上各个因素，由于罗素哲学产生于那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又由于罗素本人从小就滋长着怀疑主义的思维习惯，所以，他的世界观，从最初的萌芽形式，就包含着无神论的成分。罗素说，他研究哲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寻找宗教信仰的根源。但他独立思考的结果，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他首先不相信“自由意志”（free will），接着，不相信所谓“不朽”（immortality），最后，不相信“神”（God）。由此可见，从一开始，不信神就成为了罗素的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罗素哲学思想在其萌芽过程中，是受到一系列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些主客观因素包含：①罗素本人的特殊的思维习惯；②罗素的家庭所恪守的“贵族自由主义传统”；③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新成果；④英国和西欧社会在19世纪80年代后的结构上的变化。

我们将会看到，在罗素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中，这几个因素一直在起作用。这几个因素的内容和比例不断地有所变化，变化的程度则成了罗素哲学发展各阶段的重要标志，诚如罗素自己所说的：“根据我所关心的问题和对我有影响的著作的不同情况，可以把我的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第二节罗素哲学的形成

罗素哲学基本形成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它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正相反对的过程：一方面，罗素要从传统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罗素要创造性地建立自己的新哲学体系。

罗素从1890年起升入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先是专攻数学，从第三年起专攻哲学。当时的英国哲学界，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据罗素说，他一开始学习和研究哲学，就陷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哲学的圈套，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大的迷惑力，强烈地吸引着罗素。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黑格尔的哲学就已在欧洲大陆占优势。黑格尔死后，他的学派分裂成两派。其中的青年黑格尔左派，后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派则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的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sm）。新黑格尔主义和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一起，把德国古典哲学追求体系化的作风吹遍欧洲各国。在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以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 1848—1923）、赫伯特（Francis Herbert, 1846—1924）和麦克塔格特（John Ellis McTaggart, 1866—1925）为代表。格林等人把黑格尔的著作系统地介绍到英国来，并结合英国哲学的传统创建一支在英国各大学和学术界中深有影响的英国式的新黑格尔主义。罗素说：

黑格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密切联合的统一体。事实上，他的宇宙是像胶体那样的东西，只要你碰到它的一部分，整个东西都会垮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像是胶体物，因为它无法分割成各个部分。根据黑格尔本人的看法，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外表不过是一种幻觉，唯一的真实是“绝对”——这是他给上帝所取的代名词。在他的哲学中，我一度找到了安慰。当他的哲学被他的一些英国信徒，尤其是麦克塔格特（他是我当时的密友之一）呈献给我时，黑格尔哲学似乎既迷人又有高度的可论证性。

但是，黑格尔哲学的上述体系，很快就遭到罗素的否定。如前所述，罗素从幼年起，就受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穆勒哲学的影响，再加上他本人对数学有深厚的感情，他越加觉得黑格尔讲的那一套同他本人所经验到的和数学所证明的不一样。

罗素很生动地描述了他自己从黑格尔哲学反叛的过程。黑格尔哲学给人提供的是一幅关于世界的模糊的（尽管是完整的）图画，就像在英国伦敦的大雾中，我们看到远处那模糊的汽车影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雾中确实首先看到一辆巴士的模糊的黑影。当巴士向你驶来，你才逐渐察觉出那是一辆载着乘客的车子。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你首先看到的模糊的车影，反而比你后来近看的清晰的汽车更正确、更真实。罗素认为，这显然是一种经主观分析而得出的错误认识，罗素说：“他这种观点非常不合我的胃口。”罗素所喜欢的是什么呢？如前所述，他喜欢那些精确无误的事物，就像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624—546BC）喜欢那具有鲜明的轮廓的希腊山水一样。

罗素感到惊讶的是黑格尔等人的那种颠倒事实的概念竟然会得到这么多自称是哲学家的人们的崇奉。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事实上不过是传统信仰的翻版，里面有不少是在玩弄诡辩的把戏。”

罗素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过程，就是他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过程。他越是怀疑黑格尔哲学的真理价值，越觉得必须使哲学建立在数学的精确论证的基础上。

当罗素放弃德国哲学之际，他同时也吸收了德国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研究数学原理方面的成果。罗素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果比哲学方面的成果更大。罗素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德国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 1815—1897）和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的作品。他们俩把自从莱布尼兹以来一直妨碍着数学基础发展的大量形而上学的屏障都排除掉，使数学更加充满着辩证法的活力。此外，对罗素的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起更大作用的是乔治·康托尔（George Cantor, 1845—1918）。康托尔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把“无穷大”的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给罗素很大的启发。到了20世纪初，正当罗素集中精力探索他的新的哲学体系的时候，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和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Giuseppe Peano, 1858—1932）的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罗素的新的哲学体系——逻辑原子论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的建成。弗雷格的主要著作《概念性》（Begriffsschrift, 1879）、《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1884）和他的两卷本的大部头著作《算术基本原则》（Die Grund setze der Arithmetik, 1893；1903），像阳光雨露一样，一下子使罗素清醒过来。罗素在1897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几何学基础》（Foundation of Geometry, 1897）之后，接着在1903年就写出了《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然后，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在弗列格等人的上述著作的影响下，与他的老师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一起写出了《数学原论》（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本书成为他的数理逻辑和逻辑原子论的理论基础。《数学原论》的完成标志着罗素哲学已经基本形成自己的体系。从此，他的声誉不仅传遍英国哲学界，而且，也飘过英伦海峡和大西洋，传遍整个欧洲和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形成的过程中，罗素的朋友G．E.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始终都同罗素有密切的思想联系。

罗素在形成自己的逻辑原子论哲学的同时，同G．E.摩尔一样，很重视“分析”（Analysis）在哲学中的功用。所以，人们往往也把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同摩尔的哲学一起归入“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范畴之中。但所谓“分析”，主要是指一种哲学研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