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补遗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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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补遗集试读：

前言

2007年12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70周年之际，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在中共栖霞区委、栖霞区人民政府以及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关心与指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辛的笔耕与奔波，编辑出版了《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简称《原罪》），在中外社会各界引起轰动，产生重大的影响；仅两年之后，在2009年12月，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精益求精，经不懈的努力，又编辑出版了《原罪》的姐妹篇——《原罪·判研集》（简称《判研集》）。它将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南京地方史志研究，进一步引向了深入。转眼间到了2015年，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以各种方式纪念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日之际，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为了向这个伟大的节日献上一份厚礼，同时，他们感到，自2009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很快，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地方史志研究，都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又碰到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有必要进行搜集、整理、总结与提高，因而决定在《原罪》和《判研集》的基础上，再编一本《原罪·补遗集》（简称《补遗集》），作为《原罪》、《判研集》的姐妹篇，使其社会教育功能继续发挥并发扬光大。

我觉得，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这份心愿是好的，是高瞻远瞩的，而看到他们几个月来通力协作、日夜苦干、辛勤劳动的成果，看到这本《补遗集》的样本，更是喜出望外。我可以说，他们的目的和愿望达到了。这本《补遗集》，必将像《原罪》、《判研集》一样，以它思想与历史的高度、丰富的内容，扎扎实实的史料和精心的编排、洗练流畅的文字，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社会教育功能将更加发扬光大，并将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地方史志研究的精品，永远保存于史学宝库和人类的思想记忆宝库中。

记得在2007年和2009年，我曾荣幸地被邀请担任《原罪》和《判研集》两本书的编辑顾问，并被邀请为这两本书作序。在2007年，我在为《原罪》所写的《序》中指出：我初读《原罪》一书的书稿后，“感到振奋，深感这是一本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开创研究与宣传的著作，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我感谢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同志门，你们辛勤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与宣传作出了新的贡献。”我在《序》中概括地指出了《原罪》一书内容的四个重要的特点与优点：第一，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与细化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二，为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其典型的材料与极其重要的视角；第三，揭示了侵华日军对栖霞区工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掠夺；第四，以一定的篇幅，展示了栖霞区人民在沦陷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我在《序》的最后指出：“本书的史料来源广泛而可靠。它既有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关栖霞区史事的各种第一手的档案、报刊资料，包括中国、日本、西方中立国家的资料，又有许多当事人的各种回忆录材料，还有一些中外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都经过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再次考证与精心编辑，因而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更加有说服力与震撼力。”后来，《原罪》出版后的重大影响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印证了我在《序》中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原罪》出版后，在学术界、在新闻界、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一时间充耳都是对这本书的称许和赞誉。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在倍感欣慰，似乎对民族的一颗拳拳之心可以由此得到了些许安妥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谦逊的态度。他们认识到，在编辑出版《原罪》一书时，由于时间的仓促与经验的欠缺，在编辑方法和内容上也有局限和不足。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悟到，《原罪》一书的努力仅是初步的，他们不应当止步于《原罪》的编辑出版，而是要继续有新作为。于是，他们在编成《原罪》的基础上，用两年的时间，再编辑出版了《判研集》，同样在学术界、在新闻界、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如潮的好评。

自2009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在这六年中，国内外围绕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的斗争，继续进行着，甚至更加激烈，更加深入。

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日本的右翼势力近年来日益增大。他们猖狂嚣张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在铁证如山的面前，抵赖、狡辩，千方百计否认南京大屠杀及其他种种罪恶。2012年初，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竟然当着南京市代表团的面，宣称“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2012年底，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二十八个日本甲级战犯之一的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他在企图霸占中国钓鱼岛的同时，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日本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安倍的亲信、日本放送协会（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在公开演讲中声称，“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日本《产经新闻》以《“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正确观点》为题发文，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被炒作出来的事件”。2014年9月，日本财团理事长尾形武寿宣称，南京大屠杀只是“典型的军队失控行为”，教训中国人民不要“介怀过去”，而要“着眼未来”。

日本右派的猖狂嚣张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有力反击。在2005年和2012年全国两会上，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根据新的形势，先后提出将每年的12月13号，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同胞的遇难日，上升为国家公祭日的提案：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提交提案，呼吁每年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由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活动，同时还建议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第三次递交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议案：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越来越重视。2014年2月25日下午，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决定草案向会议作了说明，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说明强调，制定本决定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中国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这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以国家的名义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国民。

2014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届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举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马凯、许其亮等，以及中央各部委、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共约万人，参加大会。会场气氛庄严、隆重、肃穆。习近平主席在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86岁的夏淑琴老人以及一位13岁的少先队员共同为纪念大钟揭幕后，发表重要讲话，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习主席重申了中国人民的一贯立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习主席严正警告日本右翼势力，深刻指出：“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第二，习主席指出：“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习主席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待历史、对待日中关系的一贯态度，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建和平。这说出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里话。

第三，习主席宣告：“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和生活能力坚强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每个中国人听了都无比振奋，为我们祖国美好的今天和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充满了自豪与自信。

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牢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奋发努力，勇往直前！

基于以上新的形势和新的需要，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决定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立即上马，在《原罪》和《判研集》的基础上，迅速编著一本《原罪·补遗集》，作为《原罪》、《判研集》的姐妹篇。

在2009年以来的六年中，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调查和研究。他们对栖霞区域内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史实、侵华日军罪行新证的搜集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和间断，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他们把《原罪·补遗集》的要旨，定于“补遗”，编纂的重点是在《原罪》、《判研集》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自2007年以后，陆续新发现的南京地区特别是与栖霞地区有关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史实、新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重大的纪念和祭奠活动资料，尤其是把南京保卫战战史作为编纂注意力的聚焦之处，以与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相契合。据此，该书编辑人员在短短的时间内，搜集及查阅了近20种、80余部、2000余万字档案资料，从中梳理和筛选出新发现的有关栖霞地区抗击日寇纪实、侵华日军栖霞地区罪行新证、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等三大部分约40万字的资料，几经考订，编辑成书，再一次用文字和图片呈现出78年前南京保卫战的惨烈战况，以及惨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屠刀下30万同胞血流成河、遗骸如山、弃尸蔽江、白骨堆垒的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历史画面。他们还聘请张宪文、孙宅巍和本人等专家担当顾问，出谋划策，为本书的成功编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本书的学术品位和影响力。

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多年的辛勤劳动与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白费心机与力气，他们的初衷变成了丰硕的成果！通过观看《补遗集》的内容，我觉得此书在《原罪》与《判研集》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两书的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收获。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编纂《补遗集》，就像当年他们编纂《原罪》与《判研集》一样，都是在“用心、用情甚至用泪”去做的，所不同的是，编辑《补遗集》，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史料更熟悉，认识更为冷静而理智，计划与工作更为周密而深入，因此使得《补遗集》多了几分深刻，增加了许多光彩。我初读以后，觉得此书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和优点。《补遗集》，顾名思义，旨在补遗。本书主要搜集、整理了自2007年以后，陆续新发现的南京地区特别是与栖霞地区有关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史实、新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重大的纪念和祭奠活动资料，丰富而生动，客观而真实。

该书的第一板块，是南京保卫战研究，设有“栖霞地区抗击日军纪实录”专栏，搜集了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在2015年初新写的《复盘南京保卫战》，论述了整个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与得失及其原因，全面而深刻，是前所未见的优秀论文。栖霞地区是南京保卫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日军第十六师团向紫金山、中山门、太平门一线进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向龙潭、栖霞山一线进攻，日军的海军舰队沿长江西上，向乌龙山炮台、江宁要塞等地进攻，两军血肉相拼，前所未有。本书搜集了战时的有关南京战事报告《东线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孙宅巍的学术专著《南京保卫战史》的有关章节，郭沫若、田汉在战时编著的《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中的篇章《记最后退出南京的叶肇将军》，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之近年调查的新材料《抗日将领南京获救记》，以及《栖霞文史》上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金陵孤儿义勇军”遗事考》《炮台遗址忆硝烟》等，另外还有几篇日军官兵的有关回忆录。这些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写出的文章，立体式地反映了栖霞地区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英勇悲壮的战斗，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不屈斗志。

该书的第二板块，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设有“侵华日军栖霞地区罪行新证”专栏。其中第一篇，是日本著名友好人士、日本“銘心会”会长松冈环的调查文章《探寻参与南京大屠杀太平门集体屠杀的日本老兵在南京的宿营地》。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近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最重要的收获。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被集体屠杀的场地建立纪念碑时，建了20多座，却没有太平门纪念碑，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掌握的史料中，没有侵华日军在这里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的史料。直到21世纪初，松冈环在向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做系统的访问调查时，才得知日军曾在太平门下，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就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300多人，十分残忍而血腥。这是南京大屠杀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学者未掌握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感谢松冈环女士，为南京大屠杀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基于此重大的发现，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12月13日在太平门隆重地树立了一座新的纪念碑，本书将这座纪念碑的碑文和图片也收录进去，真是有价值的史料。另外，本书还分区、分片，搜集、整理了日军大屠杀的调查访问史料和市民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以及几篇日军官兵的有关回忆录，从正、反两个方面，以无数的铁一般的证据，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读着《补遗集》一书这些新收入的史料，使我们的心灵震颤，同时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

该书的第三板块，是南京地区以及栖霞地区对南京保卫战牺牲将士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重大的纪念和祭奠活动资料，设有“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专栏，既搜集了记录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广东部队第六十六军于1939年1月在江西信丰祭奠牺牲官兵的规模空前的追悼会的文章《信丰招魂》，读来令人泣下；还收录了在2015年4月5日清明节，南京市民张定胜等人，自发地组织，来到南京保卫战的“最后的战场”——栖霞区的燕子矶，祭奠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将军和无数在这里战死和被屠杀的中国官兵。张定胜带着满腔感情，朗读了他花费许多心血、精心写作的感人至深的祭文。这是南京人民今天共同的心声！当然，最重要的是，本书收录了在201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届国家公祭仪式”的有关文件和报道，以及栖霞区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举行的公祭报道。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总之，《补遗集》一书为我们继续深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思考高度。其中许多史料，例如，战时的有关南京战事报告《东线战事》，郭沫若、田汉在战时编著的《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中的篇章《记最后退出南京的叶肇将军》，以及《抗日将领南京获救记》、《“金陵孤儿义勇军”遗事考》、《炮台遗址忆硝烟》、《日军大屠杀的调查访问史料和市民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松冈环的《探寻参与南京大屠杀太平门集体屠杀的日本老兵在南京的宿营地》、《信丰招魂》，等等，都是极为难觅的稀见资料，研究价值极高，弥足珍贵，为抗日战争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奉献了新的资料与记载珍藏。我深信，《补遗集》一书将不仅在南京引起轰动，而且在全国也会赢得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敬佩与高度的赞扬。有一分耕耘，必然要得到一分收获！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卓有成效的工作理应得到社会的回报。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所作的贡献，会记载于史册。

我作为一名关注南京地方史、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多年的史学工作者，作为《补遗集》一书的学术顾问，在初读了《补遗集》一书中的各篇文章后，有如上一些感想。是否得当，敬请读者指正。

是为序。经盛鸿2015年7月20日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附：本书特约顾问简介

男，1934年10月出生，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他所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当今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以其杰出的学术研究和高度的国家与民族责任感，成为新中国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创新、创业、创优、优秀人才的60名代表之一，也是教育部系统人文学科2位代表之一。孙宅巍/

男，1940年10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顾问。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经盛鸿/

男，1944年10月出生，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中国近现代史硕士。1982年分配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其教学和科研的主攻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民国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兼任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中华民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学会理事等。

栖霞地区军民抗击日军实录

复盘南京保卫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成立了“满洲国”；还占据了华北北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这里作为全面侵华的进攻前进基地，以武汉为目标，形成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沿三条线南下：中线平汉路（北平—汉口铁路），西线平绥、同蒲路（张家口—大同—太原），东线津浦路（天津—南京）。

尽管战前日军大部在华北北部和东北，但这一方向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主要防御方向。一是中原腹地，除有几条东西向河流和大中型城市，大都是平原地，难以构成有效防御。二是这些地方大都由地方军阀驻守，不可靠，也不完全听指挥。必须改变日军主攻方向，才有利于中国战略防御。

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蒋百里等，在1934年、1935年间，与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法根豪森等，有过长时间研讨。法根豪森判断日军的战略进攻将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即平汉路）；第二路攻击山东与徐州方向（即津浦路）；第三路进击长江，攻击首都（即南京），沿江溯攻武汉，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力最多之路（即主要进攻方向）。法根豪森的建议和分析为蒋接受，即以京（南京）沪（上海）作为主要前哨阵地，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其中以武汉作为战略枢纽），以四川作为抗战总根据地，沿长江节节抵抗。这一防御设想体现了蒋“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在战略退却阶段与毛泽东“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日军在华北的战略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在西线和东线打了太原、徐州会战，而在中线主要战役方向平汉路受阻于豫北漳河一线迟滞不进，后又受到黄河泛滥区的阻碍，逐步把主攻方向转到沿长江流域溯攻武汉上来，也就是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8月20日，由上海视察回南京的陈诚向蒋介石汇报：“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之战事，以牵制之”，建议向上海增兵。这更坚定了蒋在淞沪地区组织一场对日大会战的决心。

日军淞沪会战的决心是把中国军队精锐消灭殆尽，占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瓦解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迫其和谈。所以日本志在必得，逐次把主力部队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并不断增兵，最终达近30万人。中国军队更是调集了约70万人，其中包括了蒋介石大部分中央军德械部队，力图在上海与日军决一死战。中国的这一决心，与“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指导并不相符。日军兵力和作战物资从海上源源不绝而来，后勤供应线短，可一鼓作气，并后劲十足，淞沪会战的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按照蒋介石“沿长江节节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指导，应在淞沪城区和城郊水网地带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以机动防御为主，有序撤离，保持军队有生力量和建制。但是，中国军队淞沪会战后期打得不好，一是受“九国公约”签字国影响，失去重大战机；二是没有防范日军从侧翼金山卫方向登陆，使预有准备的撤退变成了无序溃退，给南京保卫战的有序展开造成了严重冲击。仗还未打，自家阵脚已被动摇。

南京历来易攻难守

南京的攻防，离不开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长江从安庆、芜湖开始，由向东流转向北—北东流，古时这一段称“横江”，江右为江东，江左为江西。长江北东流至南京城北，在这里一个大转弯成120°钝角，向东南流去。在这好似臂弯的钝角中，坐落着南京城。所以南京城——大面背水（西北、北、东北背长江），三小面开放（东、西各一部，南面全部）。北方军队要进攻南京，往往从离南京不足100千米的上游当涂（古姑孰）和下游的镇江（古京口）南渡过江，然后对进，在南京城南包抄钳击南京，如同瓮中捉鳖。南方军队进攻南京，就更方便了，主力从南京的长江上游芜湖、当涂方向向南京进击，一部兵力绕过太湖，在太湖南北走廊向南京包抄，南京背水还击，没有机动余地，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历史上南京攻防作战，防守成功的极少，进攻成功的极多。除元末明初朱元璋设伏空城计打败陈友谅，清军用缓兵之计打败攻城的郑成功，其余近百战都属于攻方获胜。军委会高层也看到了这点。李宗仁战前说：“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

虽说南京非易守难攻之地，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城除了背水长江，它还坐落在一个地势平坦的盆地里，被“四山一水”所包围，并与其他相邻地区所隔离。各个山脉之间都有不大的缺口可供军队通过。中国军队在这一线构设外围阵地（即战役防线），是极具眼光的。虽然起步早，但进度慢，待到日军攻到眼前，大部分防御阵地都未完成。而且漏隙极多，便于日军迂回侧击，守军往往还未稳住态势，就被日军抄了后路，防御随即崩溃。后来在南京周边双方激战之地，如句容、汤水、阳山碑材、淳化、秣陵、牛首山等处，都是中国军队规划的外围阵地所在。如果这些阵地战前已建完，并由后方调上来的完整新锐之师进驻，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日军要攻破外围阵地，恐怕十天半月打不下来。

军事准备动手早，但未完成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上海—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那么战前沿此线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建设好，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分析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查勘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于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战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把太湖北走廊（即太湖北岸到长江南岸相对狭长的一片，苏州、无锡、常州和京沪铁路都在太湖北走廊内）拦腰截断，加之这一带是水网稻田地，两条防线筑垒利用居民地和水网形成防御地带，必定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迟滞其行动。在太湖南走廊（即太湖南岸到皖南山区北沿，湖州、长兴、宜兴、溧阳和宁杭公路在太湖南走廊内）前端平望、嘉兴、湖州构建了若干防御据点（支撑点），也能有效阻滞日军行动。太湖南北走廊后端即进入南京“四山”，即外围防御阵地。南京城防主要依靠明城墙和外廓，以及之间的有利地形，称“复廓阵地”。

复廓阵地、外围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很好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不是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就是进驻不了工事，还有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有等于无。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京沪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部署。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又是全副德械部队，且长期驻守南京城东紫金山两翼，这正好是日军主要战役进攻方向之一。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日军衔尾而至，残缺不全的淞沪败军要在南京停下来回头咬日军一口，已是勉为其难。

要知道蒋介石早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战略决心统一难，定力差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军部一般指政府中的陆军省、海军省，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海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宪法赋予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同时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这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日军的早期作战计划，以攻占中国腹心地区武汉为核心，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计划“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长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日军陆军省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华北方向使用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再投入3个师团；华中（上海方向），使用3个师团，另用2个师团（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华南方向使用1个师团。可以看出，主要兵力和主要进攻方向是华北。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一开始日军基本上是按此计划执行的，而且把华北方面军兵力增至8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加1个航空兵团，总兵力37万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为了拿下淞沪继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

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得以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日军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毛泽东语）”。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徐州会战时南线日军向北攻击，北线日军不动；后来北线日军进攻，南线日军又不动。从抗战初期三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虽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日本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带根本性。

日军一是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二是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三是战役主攻方向也摇摆不定，北线平分兵力在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三个战役方向上，在两翼次要战役方向太原和徐州打了两个战略性战役，而在主要方向、距武汉距离最短、地形最为有利的平汉线，打下石家庄后，居然调走了4个师团分别增援同蒲线和上海方面作战，只剩2个师团，攻到豫北漳河一线就没有了后劲，把主要战役方向打成了次要战役方向。四是东线打下南京后，主力先北上配合打徐州会战，再调头西去打郑州（后遇黄河决口未成）与华北日军配合，而不是拿下安徽省府安庆后一鼓作气直攻武汉。五是在战役布势上，不知为什么在拿下杭州后，不派强有力一部沿浙赣走廊直攻南昌，包抄武汉后路。总之，对武汉这个战略枢纽，日本大本营在战略层面上是认识到了，但在战役行动中则没有体现战略意图。

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了，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

决断犹豫，弃守两难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使中日战略力量此消彼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1—2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1—2个月呢？蒋介石对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作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指示，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决断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国民党军内宗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唐采取的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决心破釜沉舟，誓与南京共存亡。他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鹏飞将下关至浦口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往武汉；明令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通知驻守挹江门（离江边最近的门，交通要道）第36师和驻江对面浦口的第1军，凡从城内经挹江门去江边和渡江去北岸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

日军按套路出牌

日军从上海向南京的进攻，还是因循了历史的老套路，这主要是军事地理环境使然。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正式命令华中（即我华东方向）方面军“攻占敌国首都”，方面军司令为松井石根大将。方面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共8个师团、2个旅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与中国军队形成2∶1的优势，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是不多见的。日军主力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1个旅团组成北路兵团，沿太湖北走廊顺京沪铁路向南京发起主要攻击；由第10军3个师团、1个旅团组成南路兵团，沿太湖南走廊向南京发起辅助攻击；另以天谷支队（旅级）在镇江附近渡过长江沿江北攻击浦口，国崎支队在当涂附近渡过长江，沿长江北与天谷支队形成对进攻击，在浦口地区会合，阻击南京守军从下关一浦口渡江北撤；再由一部船艇部队从太湖湖面北进，协助上海派遣军在常州、无锡地区阻击回撤守军。这一进攻部署面面俱到，轻重得当，堪称完美；同时又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打法，应该早在中国军队的预料之中。

国民党军的防御计划大致是，以左翼军辖从上海退守的3个集团军，陈诚为司令，防守太湖北走廊；以右翼军辖3个集团军，张发奎为司令，防守太湖南走廊；另从纵深调川军6个师到皖南宁国、广德附近，准备对南路日军实施反击；第七战区一部兵力在安吉、孝丰地区侧击敌翼侧。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为司令长官，所辖部队大都是由淞沪战场撤退，逐渐增加至11万余人。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案如果仅从书面上看，也堪称完美：主要防御方向——太湖北走廊，正对日军主要进攻方向；次要防御方向——太湖南走廊，防御部署严密，而且从纵深新调川军6个师，埋伏在皖南山区浅近纵深地带，随时准备给被阻滞日军以强有力反击。

南京城防的两道战役防御地带，外围阵地在“四山”一线；复廓阵地的外廓阵地在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紫金山、雨花台、牛首山一线。一开始外围阵地部署3个军，复廓阵地部署1个军。由于兵力过少，各部正面太宽，处处设防，处处薄弱，间隙很大，便于日军迂回、穿插、渗透，即使这样，这4个军的兵力都没有很好落实，无法完成既定部署。随着日军临近，从淞沪战场撤退和从第七战区（武汉）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唐生智进一步完善了第一道防线。

11月3日，日军从太湖南北走廊同时发起全线进攻。在太湖北走廊，当天晚上，中国军队撤至吴福国防线预设阵地，15日双方激战于常熟、兴隆镇、福山及沿江地区。19日守军不敌，放弃苏州一线，撤至锡澄第二道国防线。27日，日军进占无锡，中国军队大部向皖南山区转移，一部退往常州。不到两个星期，两道战略国防线全线失守。日军分三路继续进攻，一度在江阴遭到顽强阻击。11月29日，日军进占常州。至12月6日，日军攻至南京外围阵地之前。

太湖南走廊。11月13日，日军攻占走廊南端重镇平望，向南走廊内进攻。此方向防守的是才从纵深调上来的川军，装备老旧，地形不熟。11月23日，川军在长兴、夹浦、泗安地区以仓促防御对抗日军进攻，虽打得顽强，但仍节节败退。27日，日军突破川军防御。28日，日军攻占宜兴，12月2日攻占溧阳。其中一部进入皖南山区浅近纵深，相继占领宣城、芜湖、当涂，其一部过江夺占和县、乌江镇，企图沿南京长江上游两岸迂回南京。12月6日，沿太湖南走廊进攻的日军也进抵南京外围防线。此时，南京城区处于东、东南、南、西南大半弧被包围态势，而背后是长江。

12月7日，日军马不停蹄对南京外围阵地发起进攻，12月8日即突破，两天打到复廓阵地。12月8日，日军下达《攻占南京城要领》，部署了在城区内各部作战任务、战斗接合部、协同等事项。9日，日军飞机向城内投下松井石根给唐生智的《投降劝告书》。唐生智置之不理。

复廓阵地是城区防守的最后阵地，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其中紫金山东麓老虎洞高地、光华门、通济门、雨花台（后中华门）防御要点争夺趋于白热化。光华门、通济门城门被数次易手，双方敢死队都拼至最后一人。日军争夺中华门时，城防副司令罗卓英亲自指挥反击，将攻入城内的日军全部击毙，暂时稳住了局势。

有序变无序，撤退变溃逃

12日，日军对南京攻击达到最高潮。中午前后中华门首先失守，南京城防全线动摇，唐生智意识到按原计划14日晚撤退已来不及，遂决定提前至当晚撤退。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宣布了蒋介石11日晚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部署撤退计划。其要点是“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其实质是要求各部队以攻势行动，利用进攻之敌间隙，敌进我进，从正面突围，突围后转进皖南山区。笔者认真研究了命令“附纸”，其为各部队规定的“突围地境（即突围方向、地段）”、“行军地境（即行军路线）”和“到达集结地（即行军目的地）”，应该是可行的，突围部队经过努力，大部是可以完成的。尽管执行这一命令有困难，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可惜兵败如山倒，计划如同废纸。

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36师未及时接到开放通道的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被击杀、踩踏、拥挤伤亡惨重，甚至有装甲兵团坦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碾压而过。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比组织进攻、防御更难。因部队士气低落，建制不全，协同混乱，继而形成溃逃。唐生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下达后，已指定各部队撤离时间、路线、集结地点等。如各部队严格按计划执行，就不会造成兵败如山倒式的混乱，非战斗伤亡会大大减少。但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后，又考虑到第88、87、36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唯恐按指定路线突围损失太大，要受蒋介石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在江东门、下关、燕子矶沿江一线溃兵与难民挤作一团，在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10万官兵，与20多万难民被日军俘虏、惨遭集体杀害，令人痛惜不已。如今这几个地点，都是主要殉难纪念地。

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部队不听指挥，该担任掩护的不掩护，率先撤离，造成其他部队侧翼暴露，被敌迂回包围；也有各级指挥官贪生怕死，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行动；有的因通信不畅，命令没有下达到基层，大批基层官兵成为无指挥无组织的散兵游勇，也是撤退变成溃逃的重要原因。正如战后《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指出：“各级指挥官对上级命令不重视，尤其是不按指定之时间执行任务，是为最大之弊端。”在溃逃的一片混乱中，也有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部队顺利安全转移。如粤军叶肇第66军和邓龙光第83军，遵照撤退命令指定的方向和路线，出太平门走紫金山北麓、过东西流镇，从句容穿过宁杭公路走溧阳郎溪，其间突破数重日军的阻扰进入皖南山区，得到当地军队接应。他们大胆机智地逆日军主要进攻方向而动，从日军间隙穿越而至敌后，是南京保卫战中不多的亮点。

笔者看来，撤退变溃逃的深层次原因是唐生智权威不够，他长期任闲职、临危而受命，他既不是部队的“老长官”，部队也不是他的“老部下”，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不能上下同命，万众一心，只能各奔前程，自顾逃命。使原本可能的有序撤退，演变成无序溃逃。（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录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9期

东线战事

甲、战斗前

乙、战斗间

九日晨，雨台首向花神庙、安德门方面之敌开始射击。敌机迭飞甘家巷友军上空轰炸，当被甲一台驱逐。

十日上午五时，猛攻乌龙山之敌与我第十军激战，午后四时终被击溃。

敌机竟日向我尧化门、甘家巷间友军阵地轰炸，经我甲一台驱逐，不逞而退。唯友军损失过重，自甘家巷后移至尧化门新阵地。

小金庄附近海炮移划子口。

十一日晨，唐司令长官命人将狮台野炮二门移第一公园放列，向光门外之敌射击，毁敌重炮二门。

晨，尧化门友军后移太平山、银孔山之线。午前十时，敌复向之猛攻，我乌龙山一带备炮向敌密集部队猛射，闻敌受伤极重。至午后门时，友军后撤新阵地，而龙台已成敌包围形式。

午前九时，雨台火炮一门被敌击毁。十时，敌于雨台左侧后袭人，该台被陷，人员多未退出。

本日，甲一台击落敌机一架。

长江要塞守备部队第二大队全部调划子口，备敌登陆。

十二日及十三日本日，敌炮骤增，内有重炮七八门，主向我龙台、甲一台射击。至十二时许，先后毁我龙台火炮四门、甲一台火炮三门。

午前十一时半，敌驱逐舰四支[只]沿江而上，至封锁线前约一千五百公尺处，经我划子口海炮及乌龙山一带备炮射击，结果一只前桅及望台被毁，其余亦均被伤，回驶封锁线外约万公尺处，不时向我射击。

午后五时，唐司令长官召集会议，决定即行撤退，并令要塞射击掩护，必要时毁炮撤退。各台施行掩护射击及撤退情形如下：（1）乌龙山一带备炮仅余龙台一门、甲一台一门及野山炮连八门，自午后八时开始尽量射击，掩护友军退却。至十三日午前一时，友军撤尽，敌战车十余辆分由北家边、瓜村掩护步兵向我龙台进迫，当即被我炮连击毁三辆，惟以敌迫过紧，乃分别毁炮撤退。（2）虎台与甲二台自午后八时均向红山、北固山集中射击，掩护友军撤退。至十三日午前三时，毁炮撤退。（3）狮台于午后九时向水西门、上新河一带之敌射击，掩护友军撤退，惟其十二公分炮二门，限于地形，无法射击。至十三日午前三时，毁炮撤退。（4）马台于午后八时向上新河一带射击，掩护友军退却。旋因消息断绝，被陷城中，无退出者。

十三日午前七时许，敌机多架轰炸封锁线，当将浮舟炸沉，并炸毁水雷九只（共设二十八只，战前已毁五只）。至九时半，敌舰九只向我封锁线直驶，被我划子口海炮射击，当即伤二只，沉一只，（系被炮击或触水雷，未详。）我海炮三门亦被击毁。中国军队坚守南京城垣

丙、战斗后

关于弹药部分：炮弹消耗约四千发以上。枪弹除退出士兵携行少数外，余多消耗。

至于人员部分：伤亡及踪迹不明者十之六七，无法详查。计约沿途归并者四百余名，来汉者百余名。——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册《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9页

南京保卫战史（节选）

一、紫金山激战

位于东郊的钟山，又称紫金山，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又是南京的天然屏障。钟山地势雄伟，具南京城群山之首，享有“钟山龙蟠”之称。山岭东西长7公里，主峰北高峰高约450米，太平天国时，曾在第三峰筑天堡城抵抗清军，迄今遗址仍存。

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将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教导总队部署于紫金山阵地。教导总队享有“蒋介石的铁卫队”之声誉，总队长桂永清，副总队长周振强、参谋长邱清泉。下辖步兵3个旅6个团，另有3个新兵团在湖南、江西训练，其直属部队有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辎重团，以及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等共11个团的兵力。该总队由德国顾问训练，其中步兵1、3、5团的装备和编制，均仿效德国步兵团。此3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八二迫击炮排；另有直属团部的榴弹炮连，战车防御炮连、通信连、输送连；每团辖16个连队。第1旅旅长由周振强兼，下辖1、2两团，第1团团长秦世銓，第2团团长谢承瑞。第2旅旅长胡启儒，下辖3、6两团，第3团团长李西开，第6团团长刘子淑。第3旅代理旅长马威龙，下辖4、5两团，第4团团长睢友蔺，第5团团长马威龙（兼）。

教导总队于11月末，遵照唐生智向各部队下达的防御命令，命令本总队：“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为目的，决定于工兵学校、西山、紫金山、岔路口、中华门、太平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加强防御工事，阻击沿京杭公路来犯之敌。”总队布置于富贵山地下室内。12月最初一周，随着各个方向战况的变化，整个南京外围阵地的部署也几经变化，不过紫金山阵地一直由教导总队固守，并未变化。阵地调整后，教导总队的右翼与第87师相接，左翼与48师为邻。

进攻紫金山及其附近阵地的为日军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郎，该部以第33联队野田谦吾部主攻紫金山；第38联队助川静二部为其右翼，从玄武湖北侧及紫金山北侧地区向南京北部进攻；第9联队片桐护郎部为其左翼，进攻紫金山南侧地区；第20联队大野宣明部为最左翼，沿东部主干道向中山门进攻。同时，位于第16师团左翼的第9师团第35联队富士井末吉部，也在最后阶段，派出1个大队参加了攻击紫金山顶峰的战斗。

早从12月8日起，从汤山方向西进的日军，便进抵紫金山地区，在红毛山与老虎洞与守军发生激战。

红毛山位于孝陵卫营房东南，是南京中山门外京杭国道上的前哨阵地，同时也是紫金山的外围防地。教导总队的第1团第3营在这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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