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王正宇 江苏省国资委课题组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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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十大难题试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序言以国企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我国经济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经济发展语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国企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是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的主要政策取向。
当前和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面对中国经济当下产能过剩、供需结构失衡、技术创新不足等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而且仅从西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减税、市场化出发也很难奏效，需要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加对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视角和突破口。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国企改革的办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了近千字的篇幅，勾勒出了新一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线图，吹响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号角。2015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目前与指导意见相配套的项改革文件正在出台或者履行程序中。以《指导意见》为引领、以若干文件为配套的“1+N”文件体系已基本形成。“1+N"文件体系，既指出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也明确了操作层面的具体政策依据，为通过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推动结构性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推动国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所以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国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将扮演改革的主力军和先行者的角色。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决策，真正从体制机制上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结构和机制动手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使处于劣势的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快捷、平稳、有序地退出，形成资本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的自我动态调整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很多国企“僵尸企业”存在的根源；同时又能加快国有企业内部决策、经营机制的改革，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活力，使之更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的很多重要措施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比如，国有企业功能界定分类稳妥起步，17家省级国资委和40户中央企业已经提出了方案；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成效显著，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已达80%;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85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整合有序展开，去年已完成6组12户中央企业的联合重组，推动了三家电信企业组建铁塔公司；监管职能加快转变，国务院国资委已下放取消21项监管事项，各省级国资委取消、下放审批事项222项。同时，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在2014年中央企业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四项试点”基础上，今年又开展了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十项试点”。
在通过国企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国企改革在探索推进过程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加快探索，寻找新的突破。比如，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亏损企业扭亏增盈、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十分繁重；目前很多国企主业不突出、投资分散、同质化经营，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比较突出；很多国企该退出的没有退出，该集中的没有集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十分繁重；管理层级多、法人链条长、管理效率较低等老问题依然存在。由此也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艰巨复杂性。
当前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既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相关理论及其实践，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需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企改革发展模式，并进而指导企业实践。由江苏省国资委徐郭平主任为名誉主编、王正宇副主任为主编的《国企改革十大难题》这本书，在一定程度满足了这个要求。通读本书，可以发现，此书坚持破解问题导向，直面国企改革中法人治理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考核薪酬、创新发展等十个难题，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何组建、如何治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管理等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该书总结提炼了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中的经验与案例，既有理论性，又有丰富案例，指导性与可读性兼备，能够更好地指导与规范国企改革与发展。特此推荐给有需要、有兴趣的读者，如国家出资人监管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市公司）及关注关切国企改革的广大群众等阅读。
是为序。刘志彪2016年6月于南京大学安中楼导言国企改革发展目标与方向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持续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国企国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动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国务院成立了由马凯、王勇同志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的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指导把关，统筹研究和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目前，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配套政策不断完善，重大改革举措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
1.明确国企地位：市场主体地位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强调，“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再次明确，“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
2.指明改革方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这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3.确定价值判断：“三个有利于”
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总书记就国企改革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国企改革确立了价值判断标准，具有鲜明的改革指向性和现实针对性。
这“三个有利于”拨清了迷雾、校准了方位，使改革者既有方向可依，又有路径可循，更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为谁而改”的问题。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当说，这一重大判断内涵丰富、价值深远，是未来推进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根本指导。
4.规划改革目标：“1+N"政策体系
2015年8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这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时，确立了以《指导意见》为引领、以若干文件为配套的“1+N”政策体系。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的13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5个专项意见；第二类是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的5个专题方案；第三类是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任务分工等方面的3个工作方案。此外，还有9个文件正在履行相关程序，相关配套文件即将全部制定完成。（1）工作目标时限：“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2）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3）从国有资本、企业家、企业、国有经济四个层面提出了重点目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5.坚定改革信心
2016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作出重要指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6.央企改革试点
试点，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采用的稳健式改革路径。每一轮国企改革试点工作也代表着国企改革的一种方向。
2015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将在2016年推进“十项改革试点”，具体包括：一是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二是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的试点；三是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试点；四是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的试点；五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六是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试点；七是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八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试点；九是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的试点；十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明两年，将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五项试点。
2014年、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国企改革试点工作的表述，与2016年改革试点的表述明显不同：此前两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试点工作的表述分别为“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而今年的试点表述不再用“推进”或“加快”，而是改用“落实”。
从“推进”到“落实”的用词变化，可以看出中央对国企改革已全面提速。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马凯在今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2015年是国企改革方案制定年，2016年是改革落实年。为此，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下决心瘦身健体、苦练内功，打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第一章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我国经济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部署。（2）015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和场合，总书记深入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深刻内涵、根本目的和工作要求。
一是深刻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个重要论断。二是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重要论断。三是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重要论述。四是深刻理解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重点任务。五是深刻理解“五个搞清楚”的工作要求，即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搞清楚谁来干、搞清楚怎么干。六是深刻理解“把握好五个关系”的科学方法，即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做到推进蹄疾步稳、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这些重要思想是源于我国经济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为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这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达到新的高度。1.推进供给侧改革缘由
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打个比方，现在热门的“海淘”，还有之前中国人们去日本买马桶盖、纸尿裤等新闻，难道是中国没有这些产品吗？显然不是，相反，很多产品还是“Madein China”。为什么人们会不惜成本、不辞辛劳去国外买这些东西？究其原因，是我国产品质量跟不上，也正是我国长期忽视“供给侧”的原因导致的。简单地说，过去是增加蛋糕数量，发动大家买蛋糕，而忽视了提升蛋糕的质量，吸引大家买蛋糕。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国际原因方面 世界经济整体在放缓，我国经济体量又在变大，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过去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我国经济的战略机遇发生了变化。（2）需求原因方面 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中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需求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全球市场需求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因此，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3）投资原因方面 中国以往依靠比较优势、优惠政策、引进外资来带动增长的发展机遇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加快；二是发达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4）国内原因方面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对供给的干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还未根本消除，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领域还根深蒂固。如金融上的利率管制问题，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垄断问题，住房建设中长期实行“容积率控制”，土地供给的政府单一垄断等。这些领域的管制，既严重阻碍了有效供给的增加，进而影响需求的增长（垄断价格将抑制需求增长），同时，会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主要发生在供给侧，许多需求侧的问题也是源于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不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进行总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2.国企供给侧改革误区
供给侧改革本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但各种脱离其本意的解读层出不穷。为此，要谨防出现如下误区。
一是将供给侧改革理解为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出现的词，但与此相关的供给政策或供给管理、相关理论和实践则早已有之。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都是从供给侧考虑的，而不是从需求侧考虑的。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也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等，都是供给侧改革。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常识。
二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当然不乏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三是以政府计划思维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本是为解决政府过度干预或过度宏观调控问题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但现实中很容易被人误解为通过政府计划或政府主导来确定供给结构，提供供给要素，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供给速度。这就有可能走到供给侧改革的反面，不仅达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反而带来了与过度需求管理政策同样严重的问题。如政府主导选择产业、产品、项目和技术路线，就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四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看，供过于求会导致产能过剩，供不应求会导致市场短缺，而供求均衡是较理想的状态。但有的人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的否定。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只是对其进行“纠偏”，而不是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需求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是将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广义的供给侧不仅包括商品或劳务供给，而且包括供给主体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量调整、增量形成等。若单纯强调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广义理解供给侧改革，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让市场出清；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3.供给侧改革央企做好表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少不了国有企业的参与，特别是离不开中央企业的表率作用。
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目前，央企集团层面有106家，法人单位有4万多家。中央企业在稳增长当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对GDP贡献近十分之一。
同时也应看到，央企仍存在主业不强、冗员多、效率低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中比重较大，且旗下“僵尸企业”较多。再叠加行业景气度下滑、经济下行等压力，造成一些央企效益很“寒碜”。
数据显示，2015年，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7.5%,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6%。亏损严重的央企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的行业。2015年，央企煤炭和钢铁上市公司是亏损重灾区，其中，武钢股份亏75.1亿、鞍钢股份亏45.9亿、国投新集亏25.6亿、中煤能源亏25.2亿。
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的转型调整，离不开有责任感的龙头企业来引领。因此，以央企为突破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央企的质量和效益，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可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既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怎么样，央企能不能做好表率是关键。
当前，中央已经部署央企“瘦身健体”的多项具体目标和任务，从自身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层次推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推动央企提质增效。
中央提出，今明两年要压减央企10%左右钢铁和煤炭现有产能；力争在3年内使多数央企管理层级由目前的5-9层减至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左右；在降本增效上，今明两年力争实现降本增效1000亿元以上；同时将用3年时间完成处置央企子公司中345户大中型“僵尸企业”的任务。
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发挥国企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央企要带好头，最重要的就是落实，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因市场短期回暖而动摇去产能的决心。这就需要央企拿出破釜沉舟的气势、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阻力障碍，打破利益羁绊，确保改革落地生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做好样子、当好表率。4.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市场“出清”的过程。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常发生产能过剩，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曾遭遇三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战”之后日本也遭遇过多次周期性的产能过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也经历过多轮产能过剩。此轮产能过剩之所以比较严重，是由于2004-2007年、2009-2010年间两次经济过热产生了叠加效应，以及全球经济低迷、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
国企今天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并不稀奇，因为从这些年来国企在发展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思路来看，就已经为今天问题的发生埋下了风险、留下了病根。以钢铁行业为例，早在2003年，中央就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以解决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产能不仅没有压缩，反而涨了几倍。
这些年煤炭、钢铁等行业出现的产能严重过剩现象，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出在国企身上，出在国有企业投资的盲目和无序上，出在国有企业只讲数量和规模、不讲质量和效益上，出在国有企业只追求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上。譬如煤炭行业，在没有进行大规模整合、大规模国进民退时，虽然问题很多，特别是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但是，就市场供应来说，总体还是比较平衡的。原因就在于，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依据市场规律进行开采，一旦市场平衡，开采的频率也就比较低了。整合以后，由于国企比重大大提高，按理应当生产的计划性更强。可是，面对煤炭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政绩冲动，多数企业都采取了快速扩能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能就扩大了很多，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各大煤炭巨头都为了自身利益、自身政绩，谁也不愿意把产量压下来，不愿意共渡难关，最终导致煤炭价格一跌再跌。
钢铁、有色、船舶、工程机械、汽车，包括风电、光伏等领域，国企的困境也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失控、效率不高、投资成本巨大所致。且其一旦建成达产，要想把产能压下来或者转产，尤其是关闭破产，基本就没可能了。员工失业、税收、政绩等，将其绑得死死的，根本无法挣脱开来。
如前些年的风电和光伏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成本就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投资回报期、回报率等，远差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直接带来了经济下行格局下国有企业的困局。不仅如此，在整个行业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各大企业也是不顾大局，无合作意愿、协调意识，导致行业困难越来越大。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钢铁、煤炭行业是我国经济运行中重要的基础性行业，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钢铁、煤炭行业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积极稳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任务”。
我国粗钢产能2015年为12亿吨，粗钢产量为8.06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仅为67.17%,产能严重过剩。2010年至2014年间，全国累计淘汰粗钢产能9377.15万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推动中央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抓紧淘汰钢铁、煤炭等行业落后产能，今明两年压减央企10%左右钢铁和煤炭的现有产能。
同一天，财政部印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中央财政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给予奖补，鼓励地方政府、企业、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综合运用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专项奖补资金规模为1000亿元，实行梯级奖补。
为配合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中央已出台7个文件，涉及财税支持、金融支持、职工安置等方面。截至今年5月份，全国至少有16个省份公布了去产能时间表。
今年下半年去产能大幕有望正式拉开。在中央公布未来五年去产能的计划后，各省也开始制定去产能的政策或者目标。在煤炭领域，山西、内蒙古等产煤大省首先公布了各自目标。山西计划到2020年退出煤炭过剩产能1亿吨以上。内蒙古也将压缩煤炭产能1.2亿吨。目前，仅根据已明确公布目标的十余个省份的数据，各省煤炭去产能目标相加，已超过全国减5亿吨煤炭产能的目标。
在各省制定去产能目标的同时，各大煤炭集团也纷纷出台去产能计划。神华集团提出，从2016年开始，主动停产、停建煤矿12处，减少产能近3000万吨/年。
在钢铁领域，河北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淘汰1亿吨产能。仅2016年就将率先减1000万吨。江苏也表示，未来将压减1000万吨以上的钢铁产能。（一）兼并重组去产能
现在，大多数企业把去产能的重点放在推动兼并重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上，鼓励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并且给予资金、税收、信贷等政策支持。
美国钢铁业历史上经历过两次重大兼并重组。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钢铁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掀起兼并重组浪潮。金融巨头JP摩根于1901年以换股的方式收购了全美3/5的钢铁企业，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占美国粗钢产量的份额达70%,行业集中度大大提高。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钢铁行业在国内外各因素综合影响下，开始陷入衰退，集中度有所下降。第二次是21世纪初，美国钢铁业掀起新一轮兼并重组浪潮，行业集中度再次大幅提高。日本、韩国等国都经历过相似过程，目前美日韩钢铁行业前四大巨头的CR4（行业前四名份额集中度指标）在60%以上，而中国只有不到30%。日本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期两次造船行业大萧条时期，大力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来削减过剩产能，将原来21家企业重组为8家企业集团，削减了20%的过剩产能。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的报告中指出：“要优化国有资本投向。加大国有资本在国防军工、重大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围绕互联网、智能制造、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海洋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以股权为纽带的专业化整合、建立产业战略联盟等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重组整合。加大集团层面的兼并重组，进一步精干主业，推动产业链关键业务重组整合，优化配置同类资源，实行专业化运营，提升中央企业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优化整合、分类处置国有资产，鼓励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资源整合、融合发展。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企业资产负债规模更趋合理，建立企业资本金约束机制。加强国有资产交易监管，防止逃废金融债务。”
目前国企改革气氛很浓，重组提速的火热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对钢铁国企重组的预期。2007-2011年，中国钢铁业曾掀起一波“兼并重组潮”。宝钢重组八钢、韶钢，武钢重组昆钢、柳钢，首钢重组水钢、长钢、通钢，鞍山钢铁集团与攀钢重组等；同时，区域内钢铁集团密集涌现，山东钢铁集团、河钢集团、渤海钢铁集团先后成立。2016-2020年，中国钢铁业将会掀起新一波“兼并重组潮”。
在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第九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龙头企业高层以钢铁行业“改革新举措”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德荣、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唐复平都在会上发了言，表明在去产能中重组、在重组中去产能的态度。
推动兼并重组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挥优势企业的主导作用。在互联互通大背景下，化解产能过剩要和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相结合，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充分发挥优势企业的主导作用。通过优势企业自身优势，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化解行业过剩产能。另外，推动产业链上大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组成战略联盟，通过减少中间成本、稳定工商关系、优化供给结构、消除恶性竞争、增强竞争实力，进而实现对产能过剩的抑制。
中冶集团由于前几年盲目兼并重组和战略决策失误，再加上全球经济减速、钢铁行业深度调整，近年来陷入巨额亏损。2011-2013年连续三年被国务院国资委列入债务风险特别监管企业，2012年亏损额高达73.6亿元。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以来，直面企业困境，重新制定了“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果断剥离非主业资产和亏损无效资产。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支持下，分别于2012年底将中冶恒通移交港中旅、2013年初将中冶纸业整体并入诚通集团、2013年底葫芦岛有色集团进入破产重组程序，搬走了压在企业身上的“三座大山”，止住了主要“出血点”。同时，按照业务专业化重组整合子公司业务，实现专业化经营。经过三年的艰苦调整，实现了扭亏增盈，重换生机。2013年实现利润44.4亿元，比2012年扭亏增盈118亿元。2014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又继续攀升，同比增长6.5%和35.7%。
第二，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配套体系。简化企业兼并重组审批流程，开设兼并重组审批绿色通道。通过减少兼并重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制度层面形成“推力”，化解兼并重组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着力推进过剩产能的无边界重组。通过跨企业、跨产业、跨区域的结构重组，充分释放资源（资金、土地和技术）要素的流动性，有效遏制过剩产业的新增产能，消化过剩产能。
截至今年5月18日，沪深两市共有300家公司宣布停牌，其中，央企上市公司27家，地方国企55家。82家停牌的国企上市公司中，七成以上因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跨行业重组的有18家。
今年下半年，随着国企改革配套方案及试点进一步明确，去产能大幕拉开，国企资产整合力度和国有资产清退将超预期。（二）国际产业转移去产能
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各类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加强全球产业合作，积极引导行业向外有序转移，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积极参与国外竞争，创造新的生产力，在全球市场释放新供给。
第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加快产能输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基建等各领域的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下，存在大量产能输出、产业合作的战略契机。应主动地创造外需，鼓励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不仅可以缓解国内的供需矛盾，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必将为沿线六十多个国家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收益。
第二，重点培育一批大型跨境流通企业，打通国际流通渠道。应从税收、融资和外交帮扶层面鼓励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大宗商品流通性企业“走出去”。跨境大型流通企业凭借现代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掌控海外的细分市场和流通渠道，能更好地促进产能的有效输出。
第三，实施必要的政策激励，引导产业海外转移。应以亚非拉地区为重点，将产业配套要求相对低的行业，以国际合作项目、海外援助等举措实施产业海外转移。同时，为产业转移项目投资提供更为便利的政策服务，例如提供法律、投资和生产信息等专业化的中介服务，包括加强对政治、税收、信用、货币等方面的研判，把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控制在最低。（三）深化相关配套改革去产能
产能的严重过剩矛盾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有效化解难度较大，从治理路径上，必须由短期的行政干预逐步向长期治理转型。
第一，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有法可依。
中央要求，化解产能过剩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为此，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兼并重组的相关政策配套体系。抓紧建立完善化解产能过剩相关的立法工作，从产能利用效率、排放标准、土地、环保、节能等层面，从严制定、修改、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实施逐步由行政干预向依靠法治和经济手段治理转型，建立常态化的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治理机制。在压缩过剩产能的同时，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及时追究相关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约束机制等，从法治层面确保产能过剩行业中不再有新的项目投入和新的产能扩建。
第二，充分发挥财税金融在去产能过程中的作用。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杜绝向产能过剩企业输血，应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行业压缩过剩产能，对优势企业的兼并重组实行优惠税收政策，重点支持产业企业转型、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改造等战略举措。金融部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严格信贷，对产能过剩企业停止放贷、发债和上市融资。
第三，深化行政体制管理改革。
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直接管理、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逐步向监管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变。也应以“去产能”为核心修订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破除政府与产能过剩企业之间利益捆绑的体制机制。
第四，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和导向是市场化制度的供给，应破除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要素分配模式，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强化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改革，引导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过剩产能的出清。5.重拳治理“僵尸企业”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央企“瘦身健体”后，国务院国资委详解了央企瘦身方略，即“瘦臃肿之身”、“瘦低效之身”、“瘦累赘之身”、“瘦超负之身”。国资委初步考虑用三年时间完成处置345户“僵尸企业”的任务。对于哪些企业属于“僵尸企业”的范畴，官方尚无明确定义。“僵尸企业”，源于法院对名存实亡企业的说法。目前各界对“僵尸企业”还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定标准。从学术上看，它是由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主要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是由于获得放贷者或者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尽管是外来词，但对于中国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的描述比较形象。在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只知伸手向政府要钱、要资源，养活一批人，却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还有一些只通过银行的借贷活下去，由于经营状况恶化，利润下滑，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银行也不敢轻易“断供”，因为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债务看起来还有希望清偿，一旦倒闭，债务就会变成银行的呆坏账，而地方政府也要面临企业职工失业安置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谁也不愿意捅破这个泡沫，反而给予其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在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僵尸企业”比较集中。企业规模大、附加值低、产能严重过剩、靠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维持，是“僵尸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现在，“僵尸企业”基础数据测算要准确，做好“分类”和“排队”，让“僵尸企业”心服口服。李克强总理也明确表示，要以壮士断腕之魄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产业狠下刀子。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的报告中指出：“建立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要求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企业，坚决实施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今明两年中央企业压减10%左右的钢铁、煤炭现有产能。采取强化管理、改造提升、债务重组、关闭撤销、破产清算等方式，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第一，依法客观准确界定“僵尸企业”。应由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成立专家考察评定小组，中央与地方组成专家团队，从企业运行的历史数据、市场绩效、产业发展潜力、能耗、环保、技术等多个经济技术标准衡量界定；同时，对该产业未来市场的供需形势、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进行准确预测，合理客观界定“僵尸企业”。
第二，坚决突破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切断政府的财政补贴和金融部门的“输血型”救济渠道。要制定更严格的能耗、技术和排放标准，重拳处置“僵尸企业”，逐步净化和培育有效竞争的市场，提升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使产能供给量和需求量大体均衡。
第三，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中央政府要求，要拿出专项资金和有力的保障政策，应对产能过剩产业调整对就业、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消除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的退市之忧，做好后续社会保障工作。
第四，积极引导“僵尸企业”上下游产业组织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或接受优势产业企业的兼并重组。在维持产业组织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市，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6.积极化解房地产库存
据估算，截至2016年初，中国的房地产库存规模约为66.72亿平方米，按照当前的消化速度，大约需要5.19年的消化周期。66.72亿平方米库存占用的资金规模约为40万亿。在这40万亿资金中，约有1/3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另外超过2/3部分为“债务”。
目前，去库存有两个难点。一是非住宅库存。2011年我国全面实施“限购令”后，房地产企业大量向非住宅（写字楼、商业）进行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商业类的项目也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因此对非住宅项目的批地和建设也十分支持。如今，这部分非住宅项目的土地性质难以转化，并出现严重的积压。据估算，非住宅库存占用的资金规模约有十几万亿。二是三、四线城市库存。2015年下半年以来，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明显升温，并传递到部分二线城市，但难以从二线城市进一步向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传递。这部分库存的问题，是简单的降价所无法解决的。
对于国企来说，首先，应该积极参与安居房、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建设，进一步平抑房价，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国企在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提升产品功能品质。要根据市场需求，对在建项目不改变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的前提下，允许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调整优化套型结构，满足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鼓励房地产企业大力发展新型建造方式，推广装配式建筑和成品住房，开发建设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高品质住房，提升住房品质。再次，支持商业办公用房转型，加快消化非住宅类商品房库存。要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将库存商业、办公、工业地产改造为孵化器、众创空间用房，将库存非住宅类商品房转为研发、旅游、养老、文化等专项地产。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闲置的商业办公用房转售为租。7.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
如何有效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无论对于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5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827573亿元，同比增长17.7%。（1）中央企业负债总额449004亿元，同比增长22.9%;（2）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378569亿元，同比增长12.1%。
高负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侵蚀着国有企业的经营利润，造成其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现阶段，国有企业去杠杆不能简单采取抽贷压贷的方式。因为抽贷压贷或许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企业负债率，但从长期来看，却将加剧传统产业企业的失血状况，造成企业持续亏损，企业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负债率不降反升。简单的抽贷压贷，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去杠杆的目的。实现国有企业去杠杆，必须探索新路径。
第一，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堵不如疏。与其简单抽贷压贷，不如更好地支持其做强做优，提升资产质量。我国企业在做大规模上已经取得不小成绩，但技术层面还缺乏核心竞争力，品牌塑造上也刚刚起步，离打造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为此，金融市场应大力支持我国企业打破低端化锁定陷阱，逐步向高端化迈进，持续提升企业附加值，以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而不是负债的增长来做大企业资产规模；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升城乡收入水平，通过增加有效需求提高企业资产使用效率，加快资金周转。总之，不应过多依赖行政化手段，以强制拆除的方式化解产能过剩压力，否则，只会阻碍企业去杠杆进程。
第二，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应加快发展股权融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股权融资对去杠杆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股权市场发展滞后，绝大多数企业难以通过股权市场实现融资；以解决国有企业融资为创设目标的我国证券市场，由于上市指标有限，只为少数国有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服务。因此，应积极探索注册制改革，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通过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新三板上市融资；应培育和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鼓励创设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促进非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发展。
第三，解决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离不开国有企业的自身变革。盲目做大避免被并购的冲动，只会导致部分国有企业脱离市场需求，强行进行投资扩张，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和负债高企。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合理使用债务性融资工具；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国有资本监管，规范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流程，尽可能避免因投资失误形成不良负债。同时，还应继续推进企业债券发行制度改革，鼓励更多国有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以相对较低利率的债券融资替代高成本的银行融资，缓解其还本付息的压力，最终实现去杠杆的目标。8.抓好国有企业降本增效（一）国企成本管理存在问题（1）成本管理意识不强
国有企业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成本的控制主体是政府，企业对成本的管理不是出自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逐步分离，政府不再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经营的自主权加大，成为了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对于市场经济条件的变化，管理者未能作出及时转变，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靠、要”思想。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流动性相对较强，就使得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容易出现短期行为，不关心企业长远发展，只顾自身在位期间的工作业绩，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2）成本管理系统性不强
有些国有企业虽然建立起了系统的成本管理体系，但往往欠缺执行力度，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具体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成本管理的内容不全面。不少企业在成本管理中只注重生产过程，忽视了销售过程和供应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只注重制造费用的管理，而忽视了产品前期研发的成本管理；只注重实物产品的管理，而忽视了资本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等非实物成本的管理，致使国有企业成本管理存在一定的盲目性。（3）成本管理内部控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不足，仅局限在理论层次，与要落实到生产经营实际还有一定的差距。不少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与企业的策略、经营活动之间的契合度不高，未能发挥有效作用，有的企业甚至仍没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4）成本管理方法落后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多采用目标成本法、标准成本法和计划成本法，这些均是相对粗放的成本管理方法，并且均为事后成本管理，已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市场条件下对成本管理的需要。再有，国有企业内部信息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虽然大部分国有企业早已实行了会计电算化或财务信息化，但成本管理仍主要依赖于手工核算，成本管理模块应用程度不高，致使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不能满足全面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也很难与先进的成本企划法、作业成本法相适应。（5）成本管理信息缺乏真实性
成本管理相关信息失真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部分领导者为谋求私利，乱摊、乱挤成本，少计甚至不计成本，造成潜亏严重、账目混乱、虚盈实亏、信息失真的局面，使得报表所反映的产品成本不能真实反映企业成本费用情况。
其次，现行成本管理制度的成本核算对象是产品，这只能提供产品的成本，不能真实地反映各部门之间的成本责任，内部之间没有作为业绩评价的依据。
最后，大多数国有企业仍未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有的企业虽说已经建立起管理信息系统，但又未将其应用到整个管理过程和各个环节。基层的生产管理、数据统计等还存在较多主观的人为行为，致使管理信息失真，影响管理者的经营决策。（6）分工过细且机构繁杂
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象，这就对企业的协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导致企业管理中发生的协调成本偏高；另外，由于分工的过细也会造成国有企业管理的复杂化，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低效率成本。
再有，分工过细必然会使机构显得过于繁杂，管理费用提升。虽然管理费用一般不计入生产成本，但其能够影响经营的总成本，从成本管理的角度看也是不提倡的。随着科技和市场的不断发展，需要管理机构的布局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管理团队的庞大、办事效率的下降，都会使国有企业在发展中感到力不从心。（7）缺少科技创新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的科技人员在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过程中，成本和风险都较高，而这些风险并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来消化、分担，使得科技工作者对创新的动力和信心不足。这些都会造成优秀人才的流失，间接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二）国企成本管控问题
国有企业成本管理比较落后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是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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