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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戴维·博伊尔,安德鲁·西姆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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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试读：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973

人们说“人定胜天”，但却忘了一旦人胜了天，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败局已定。

保罗·伊金斯《不可估量的财富》，1992

工业时代的人们就像米达斯王一样，还没认识到自己财富观念的弊端，就已然将亲生女儿变成了一块黄金。

关于经济危机，迪士尼带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当2007年春季的次贷危机横扫全球时，众金融巨鳄才开始痛心疾首地去探究那些他们一度以为是资产的结构性债券投资产品究竟是什么。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名为克莱顿控股的公司雇用了一批调查员打头阵，专为华尔街大公司调查高风险抵押贷款，以免它们买进即将或已经被打包成臭名昭著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抵押贷款。就在检查一项抵押贷款组合时，调查员发现了一个名为“米老鼠”的借款人签名。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如果连米老鼠都可以获得抵押贷款，那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丧失了本应保护所有人的制衡机制。尤其在英国，人们仍然相信银行这种事关民生的大机构能够仔细审查和谨慎放贷，但实际上，因为缺乏上述审查和银行经理的把关——银行经理本可以在审查后拒绝米老鼠先生的贷款申请，这些机构和其他很多机构一样已经无款可贷。

这次危机虽然严重，但并非史无前例。回顾历史，媒体股的空前泡沫曾成为华尔街股灾的导火索，垃圾债券泡沫曾引发1987年的股市崩盘，互联网泡沫也一度让互联网企业陷入萧条。时至今日，房地产和信贷泡沫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对作家汤姆·沃尔[1]夫笔下的那些“宇宙巨人”来说，出现危机实属意料之外，但正如白昼过后就是黑夜一样，金融过热之后必然会出现金融风暴。此时，总会有一些牺牲品被谴责，有的甚至被送进监狱，整体监管力度仍然时紧时松。然而，根本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庞大经济体系的核心仍然是那个旨在让少数金融巨头赚取巨额财富的金融市场。同样悬而未决的还包括经济体系的其他结构性问题。现有的体系会纵容强势群体犯的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梦想，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其他人利益被牺牲的基础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因此受到了损害和侵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的“经济问题”仍未解决，有时甚至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尽管一些机构已饱尝2008年金融风暴之苦。

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崩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是露出的“冰山一角”，整座冰山是世界所面临的重重危机，而那些原有的经济理念已经与时代不符，甚至还会使危机加剧。最近的次贷危机——连同“二战”以来已经发生的40多次货币危机——告诉我们，靠几个人就能引领我们走上经济复苏之路的想法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它已经开始幻灭。我们的地球本非如此，人类的精神亦然，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似乎又该放手一搏。一切好像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能找到突破口吗？

本书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采取一种“新经济”模式，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模式，这种模式重视真实而非虚幻的财富，并以人类和地球为本。这种新经济模式的目标是对世界的各种力量进行重组。可喜的是，在过去几十年，这种模式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本地食品和道德食品开始出现，人们对真实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良心企业、良心投资和公平贸易越来越多，选择“减法生活”的人数激增，无论是建筑师还是经济学家，都在效法自然之道，人们宁愿通过降低收入来提高生活品质。这种新经济的基础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准则，即一种全新的评判成功与否的尺度。它让人意识到金钱的增加不等同于真正的财富。这种新经济的根本理念已经被社区和企业等团体所接受，但要渗入政府这座象牙塔并改变其正统的经济思维模式却很难。

新经济并非全新的事物，之前就出现过探讨新经济的书，只是对同一概念的提法不同而已。然而，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这样一本书：它不仅是写给学者和专家的，也是为非经济学家而写的；它能勾勒出新经济的各种传统、特征、实例以及主张，并用政策制定者们能理解和使用的语言表达出来。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者试着从新经济的视角观察世界运行之道，并发现了一些千奇百怪的看似威胁到正统思想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时间为什么比中世纪农民的还要长？为什么最好的技工在古巴？为什么我们出口到英国境外的巧克力松饼和进口的一样多？不论这些问题是对核心财富观的评论，还是在揭示对金钱、贸易、工作或资源的评论所隐含的寓意，它们都将揭示新经济的各个不同的层面。

这些奇特的问题虽有重复，但它们全面覆盖了新经济的几个核心内容——衡量财富、金钱、市场、工作、资源、贸易、社区和债务，本书各章节会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然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信贷、气候和能源等方面的种种危机恰恰也是转机。危机的严重性促使我们必须作出反应。信贷加剧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也在加速，石油产量逼近峰值，使能源价格波动更加剧烈，这三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当前的困境。三种事件相互交织，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百年一遇、甚至是史无前例的风暴，也许只有沙尘暴、大萧条时期的银行倒闭和失业浪潮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目前的困境源于三种基本危机：生态危机、人类危机以及精神危机。这几种危机通常不会被解读为经济问题，但它们的确是经济问题。一种不健全的经济体系会催生不当的衡量标准和有误导性的价值观，从而衍生出上述危机。这些核心的危机如下。生态危机

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人们不断燃烧化石燃料，人类的经济活动正在导致生物圈的温度不断升高。于是，2005年成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20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罪魁祸首就是工业化和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破坏自然资源，致使气候剧变，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其中包括日益严重的干旱和洪涝、物种消失，以及人类食物链系统的持久性受到的巨大威胁。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冰川都融化，海平面最高会上升70米。即便仅仅上升1米，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就会有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如果超过1米，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就会被毁灭，很多大城市和某些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会被淹没。据估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失去1/4的哺乳动物物种、12％的鸟类物种以及大约1/3的两栖动物物种。北极熊的未来也令人担忧。

当上述变化开始产生连锁效应时，就会出现名不副实的“正反馈”。随着冰川融化，反射表面会越来越少，被反射出去的热量也随之减少。于是，更多的碳融入海水，使得海洋吸收碳的能力减弱，酸性增加，并开始腐蚀珊瑚礁。海洋温度升高，海床内的其他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随着苔原开始融化，它会释放出沼气和二氧化碳。由于亚马孙雨林被毁，出现了更多的旱灾、火灾和其他灾难，被吸收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少，而释放出来的却越来越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最近一份报告中就提到了诸如此类的效应。人类危机

这是一场关于分配的危机。虽然人类世界经过了两个世纪的经济扩张和近几十年的空前经济增长，但仍然有10亿人每晚在长期的营养不良中睡去，每天都有3万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记载着全人类的悲剧。更可悲的是，随着财富的增加，人类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19世纪晚期，世界上最富裕的20％的人口和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比例大约在3∶1到10∶1之间。到1960年，最富裕和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比例升至30∶1，1997年则升至75∶1。这一差距仍在拉大，现在，1％的最富裕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占世界人口57％的贫困者的收入总和。与此同时，世界上有5％最贫穷的人实际上失去了他们应得收入的1/4。精神危机

然而，即使是那些现行体系内的赢家，大部分也没有获益。虽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近30年内翻了一番，但大多数关于幸福感的数据仍维持不变或有所下滑。类似研究显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幸福感指数甚至有所下降。这些体系内的赢家背负的债务更多，承受的压力更大，患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人也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能够凝聚人类生活，从而使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的社会黏合剂也慢慢失效了：在提高效率、集权化和获得企业成功的名义下，许多地区的本土企业、机构和社区生活被高额的抵押贷款、利益调控和狭隘的文化观驱逐了出去，家庭、社区及亲密关系也在重重压力下支离破碎。

1 200万欧洲人以某种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减法生活——通过少赚钱来换取幸福感，此时，你就会明白，不断提倡人们多赚钱、多消费的传统理念出了问题。传统经济理念认为无论何时，人们都应将收入最大化，而减法生活恰恰与此相反。这也证明了即使是对于资金上获益的那些人来说，经济上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感。

虽然这么说有些令人不快，但我们的社会确实在经济灾难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些大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想象如果在2007年春季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时，政府在18个月内重新转向旧经济理念结果会怎样，而这种理念人们用了一个世代甚至更长时间才将其抛弃。政府会迫切需要新理念。危机是可以预见的，但其规模和爆发的速度却无法预测。

导致泡沫破灭的直接原因是所谓的“次级”市场。“次级”市场并非新鲜事物，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向收入较低的借款人提供贷款，以换取更高的利率，当然也要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它是由众多上门服务的放高利贷者联合开创的事业，提供传统贷款人不提供的服务。大西洋两岸的大银行都因拒绝了它们认为信用不良的借款人而备受指责，被拒绝的借款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然后，这些大银行不但没有扩大经营来弥补资金缺口，反而投资于“次级”公司以获取那些微不足道的收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汇丰银行。

毫无意外，汇丰银行在2007年2月表示它已针对其在美次贷资金进行坏账拨备。就在同一天，美国最大的次级房贷公司之一、加利福尼亚新世纪金融公司在发现公司季度亏损后，信心被彻底击垮。公司高管纷纷逃离至爱尔兰，开始筹划未来的项目——这又反映了现行体制的另一个缺陷。

投行认为它们为抵押贷款方找到了一种向低收入者放贷的方法，其利率更高，且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方法就是将它们提供的各种贷款与其他市场上的一系列贷款进行打包，使风险程度差异化，并将其作为安全投资产品加以出售。之后它们就可以向更多的投资人提供贷款。

这种可怕的模式被许多贷款人所采用，他们将按揭贷款打包后进行销售，然后利用收益继续放贷。这意味着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会购买结构性投资工具，在几年内就可以收回所有的抵押贷款。这种结构性投资工具被拆分并重组为担保债务凭证（CDos），然后卖给对冲基金，后者又将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出售。由于这些担保债务凭证包括各种市场上的债务，因此人们认为它毫无风险：抵押贷款也许可能出现问题，但其他贷款会将风险抵消。这就是为什么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将其评为AAA级。

一旦次级贷款的真相被揭露，即借款人为米老鼠先生之流，这种担保债务凭证的安全性就反而成为其致命伤。这种证券组合中当然会有一部分安全的贷款，但不安全的次级贷款同样存在，并且随着违约率的上升，其价值也变得难以预料，无法确定。

截至2007年7月，标准普尔一再宣布可能下调对120亿美元次级债券的评级。一个月后，欧洲央行向货币市场注资950亿欧元，为银行间拆借市场提供流动性，因为各银行已把应对日常支取的存款借了出去，囊中已空空如也。一个月过后，有报道称北岩银行正在向英格兰银行寻求紧急援助，于是，一个世纪以来，储户首次在英国银行机构门前挤兑，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雨中的长队堪称奇景。

众所周知，自那以后，危机便开始加剧，直至华尔街大多数投行消失。受雷曼兄弟破产的刺激，为避免破产，大多数欧洲和北美洲的银行被迫接受紧急国家财政援助或国家管制，或谦卑地向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请求援助。上一代的经济观念已经瓦解，那些聪明过人的金融家提的建议不但无法奏效，有时甚至还具有欺骗性，世界经济的结构体系轰然坍塌。

起初，这场风暴的中心位于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那里每10栋房子中就有1栋被收回，处于闲置状态。街上，用木板封好门窗的房子和成群的街头暴徒随处可见，满眼破败萧条。目前，美国每5笔抵押贷款中就有1笔是次级贷款，许多贷款在两三年后的还款率大幅提高，仅2007年一年，美国就启动了200多万件取消赎回权的诉讼程序，很多无力偿还贷款的人被起诉，他们当初贷款时在还款条件和利率方面受到误导，而出售这些产品的人却认为这些产品是无风险的，因为他们收取佣金的多少通常视他们的销售量而定。

这些实际存在的抵押贷款经过打包和再打包，变身为结构性投资工具。由于一些抵押贷款的最终持有人忘记了相关证书放在哪里——这种情况并不稀奇，而没有证书就无法取消赎回权，许多家庭反而因此得救。而那些没那么幸运的抵押贷款还款人则发现，一旦他们想寻求帮助，希望推迟还款，他们还得支付一大笔莫名的费用，从而负债更多。

到2008年10月——出于一些原因，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10月份，真正的问题成了现有的金融体系能否存活。有人估计这一体系中信用违约互换的总值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产品都包括高风险抵押贷款。这一数字是美国股市总市值的两倍，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对于这些衍生产品以及对冲基金使用的其他投资工具，资深投资者巴菲特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而事实证明，这一说法不无道理。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雷曼兄弟、美林和其他一系列响当当的名字都不复存在，将它们击垮的不只是对冲基金，还有它们自身犯下的其他错误，二者的作用不相上下。2008年秋季的这一系列事件暗示了一些更严重的事件正在酝酿。为了支撑银行这个除了自保也许根本无力回天的系统，政府已背负巨额赤字。

事后证明，2008年纽约和伦敦这种经济模式的崩溃也许和苏联的解体同样意义重大。如果一个金融体系能够度过危机——事实上尽管会出现动乱，但确实往往能生存下来——那它会促使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聚焦于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在作者写作本书时，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在苦苦思索如何回到他们所谓的“一切照常”状态，但单是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即使回归常态，不久又会出现另一次危机）就足以引发他们去思考这个系统的自我毁灭性，以及是否可以选择其他系统。

2009年2月，当那些操控英国大银行的银行家们向下议院选举委员会提供证据时，他们一致表示，“没有人”指出风险问题。当然，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而且恰恰证明了这些“宇宙巨人”才是政府这座象牙塔的主人。但是，如果这些人透过象牙塔的窗户仔细端详，如果政治家现在就这样做，他们也许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这个系统需要人们——不论贫富——欠下巨额债务才能缓慢前行？流通中的所有现金几乎都是以银行贷款的形式出现的：在现有体系下，我们需要贷款来获得金钱，以购买商品和服务。既然大部分钱都来自抵押贷款，那至少在这个层面，我们要生存就需要抵押贷款。

当然，华尔街和伦敦偶尔也能为促进经济增长而筹得贷款，说明这种奇特的贷款行为并非都与现实生活相关，但他们事实上是从储户、养老金领取人、保险金缴纳者和纳税人的收入中获取了大笔的费用和红利。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支持我们生活的全球性金融体系与真实的生活渐行渐远，在通过这一体系每天增加的3万亿美元中，几乎有90％属于投机，且主要是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我们发现自己也在利用储蓄、养老金和信用卡债务成为该体系的共谋，使其脱离了原本的职能，即促进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向人们提供资金，以使他们将来能开创有经济价值的业务。

金融体系似乎不是为了经济的基本职能而设。也许原本就并非如此，但它现在却拥有巨大的能量。此外，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仍然允许操纵金融体系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并误以为其他人也能分得一杯羹。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货币体系已经变了。乐于看到其他人越来越富的选民少之又少，尤其是当银行拖累了整个世界时。能够认可通过多缴税来支撑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次危机给政治带来的冲击使更多人能近距离审视货币及其源头。他们惊讶地发现，以往的观点不再成立。是的，自1931年起黄金就不再是货币的价值尺度。是的，货币也不再是由皇家铸币厂铸造的（由其铸造的货币不超过3％）。几个世代以来，这些虚构的观点令我们安心，使我们能聊以自慰。诚然，事实上英镑之所以具有现在的价值，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了上百万的外汇交易。绝大多数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类似于有息债务等私人银行业务提供的，需要偿还本金和少许利息。我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但年复一年，我们还是在耍着相同的把戏，以为经济会有所增长，同样的舞蹈会不断重复，至少到音乐停止的那一刻。

上述事实给了我们启示，民众也在阻止国家再次挽救这一经济系统，这足以证明：寻找新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对于已经深入世界各地的狭义上的全球化、全球性的资本管制取消、缺少道德支撑的经济体系，以及使权力和国家资源转移到全球垄断企业的过程，新经济无疑持反对态度。一直以来，这种新经济被描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但它并非新生事物，也谈不上什么自由，它的失败之处也非常明显。然而，它不只是反对全球化。实际上，“新经济”早在30年前就已经出现，它反对的不仅是现代企业全球化，还有人们以往的共识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共识吸收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方面，如通货膨胀、中央集权以及对成功的狭隘的衡量尺度。新经济的核心是一种更深层的批判，那就是拥有金钱不等于拥有真正的财富。

法国有这样一个笑话：“实际操作起来或许可行，但问题是理论上行不通。”这是法国人在拿自己开玩笑。任何曾参与布鲁塞尔的辩论或巴黎的大会的人都会领略到法国人对理论的热爱，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恰恰相反，他们痴迷于事情是否切实可行。所以，在反对理论优于实践、抽象经济概念优于经济实体、统计数字优于真实生活时，巴黎成为这场不寻常的运动的发源地，这实属反常。不仅如此，学经济专业的学生掀起的变革声浪甚至在法国权力机构中产生了回响。一份高层调查建议全面改革法国大学教授经济学的方式，该建议得到了法国教育部长的支持。这是各地新经济分支发动的“政变”中最成功的一次。

学生们称这次运动为“后我向思维经济学”，“我向思维”意指一种脱离现实、只关注数字的内向思考方式，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到英国和美国，只是声势有所减弱。巴黎索邦大学的吉勒·拉沃、奥利维耶·沃里和伊万纳·马里内斯库是该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对学术界以外的思考方式也许影响不大，还无法让计量经济学家产生丝毫的惶恐。但是，他们的努力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场运动在英国政府内部、甚至在世界各地渐渐打破了人们对测量、统计数字、目标和指标等现代生活特征的迷信，并且使主流经济学重新关注它试图描述的人类现实。早在1985年，罗伯特·库特纳曾在《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大学正在批量生产“精通深奥的数学，却对实际经济生活一无所知”的经济学专业学生。后我向思维经济运动的发起人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这场运动始于2000年7月，当时一个网站刊登了一份请愿书，抗议学校的古板教条，只讲授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其他经济学观点，并且“不加控制地使用”数学，似乎“数学本身才是学习目标”。两周内，请愿书上就汇集了150个签名，其中很多人都来自法国最知名的大学，《世界报》还就此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到2000年秋季，全法国的学生都开始响应这一呼声，教育部长雅克·朗声明，他会认真对待这次抗议，并委任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牵头成立调查委员会。

2001年，让－保罗·菲图西发布了报告，许多“后我向思维”观点得到支持。截至那时，法国和美国经济学家已经展开激烈的文字论战，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了反请愿运动，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生也组织了一场奇特的后我向思维请愿运动——奇特的是，剑桥学生由于担心日后就业问题，不敢在请愿书上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当然，经济学领域的缩小也引发了许多担忧，如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夏准就不满经济史课被取消。

后我向思维经济学源于经济学界内部，而“新经济”则始于经济学之外。二者都代表了对传统经济学——世界运行规则背后的观念——的批判，而首先要批判的就是用金钱衡量世界。对于经济学是现实世界的科学反映这种说法，二者都持怀疑态度。这两种经济学，连同其他组成部分及评论在共同反对一些经济理念，这些理念不适用于大多数人，也不适用于这个地球，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再一致赞同，当然，不是所有的理念都受到反对，而是那些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的人所持的由来已久的观点。凯恩斯曾指出：“即使是自认为最现实的实干家，也往往会被某些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所束缚。”不幸的是，现在一帮实干家统治着世界。他们的经济学观应受到如下批判：忽略地球

传统经济学往往不顾环境问题，也不考虑对地球和人类造成的危害。它忽略了经济成功的副作用，如雨林的消失、环境污染、犯罪、混乱和抑郁，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经济学家统称为“外部效应”。目标错误

货币很难准确衡量价值，更准确地说，不能据此把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作为成功的评判标准。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一年内所创造和交换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它是传统意义上经济成功的基础。但实际上，国内生产总值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忘记这一点，经济体系就会被扭曲：只要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良事物也会受到鼓励；如果不能，再好的事物也会被打压。歪曲真实生活

传统经济学认为一切依靠市场。其假设是：人们拥有金钱或资产且能够在市场上经营；人们是理性而独立的个体，掌握了自由作出选择所需的所有信息，而权力的分配不均则不是问题；价格是此类市场的真实反映。事实上，这些完美状态当然不存在：许多人没有从事经济活动所需的权力或资产，并且被其他人的权力所压制。增加脆弱性

与世界大部分地区贫困的棉农对话时，你会发现，比起他们自己的力量，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是世界市场上的棉花价格，以及分配给其他棉农的40亿美元补贴，这些补贴大部分给了路易斯安那州和田纳西州的棉农，从而使美国能够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价格向世界市场倾销棉花，让其他生产者走投无路。在传统经济学家眼中本应平坦的竞技场变成了不可攀登的峭壁，由若干垄断集团操控着，却由富国中的贫民通过缴税为其提供补贴。助长短期行为

鉴于选举周期较短，在大多数民主体系中，统治者的任期都很短，这促使政治家们用长期的变化换取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假象。私人领域的资本红利也使短期行为愈演愈烈，迫使公司员工像滚轮上的仓鼠一样不停工作，创造更多的季度利润。过于强调所有者

拥有房屋和充足的土地使个人能够独立生活，也是维持其独立性的保障。然而，由于投资人对公司拥有永久所有权，其他人的工作和想象力被忽略或低估了，尽管他们对公司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此外，由于所有权远远超过了投资范围，这也意味着向投资者多支付了报酬，却没有任何效果。无视价值

传统经济学追求纯粹市场，经济学家对价格以外的方面视而不见，如产品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为获取幸福感反而少赚钱等。想通过购物、投资和工作等方式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日渐减少。鼓励为消费而消费

由于金钱的特性，即还款时需要加上利息，以及人们对持续增长的需求，经济体系要保持稳定就要不断地加速前进，如此一来，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多，需求也永无止境，最终导致情绪抑郁和环境恶化。鼓励并依赖债务和契约

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大部分货币都是以债务的形式出现的，最终需要连本带利地归还。无论对于地球上负债的人口，还是地球为满足不断膨胀的需求而生产物资的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这些批判揭示了一个稍显盲目的经济体系，它缺乏道德的指引，毁坏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的经济学认为，我们只需要供求关系，道德规范是多余的。在其出现伊始，经济学也许是道德哲学的分支，但现在，为了理论上的便捷，它却无视人类的道德因素和人性因素。一个狭隘的经济系统于是就出现了，它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而且正在急速冲向人类和环境的极限。新经济理论将经济学重新纳入其原本的心理学和生物学背景中，还其以道德的本质。

上述批判并非反对市场本身。相反，明确社会和环境参数的市场更有利于人类进行互动，使需求得到满足。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提出：“老跟市场唱对台戏就好比别人说话时你老唱反调。”市场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地方的市场都一模一样。在城镇和乡村的街道上，喧嚣热闹的市场使各个社区的人们汇聚在一起。它们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市场，冷漠、毫无生机且极具破坏力，就好比空投炸弹，飞行员永远无法看到地面上被毁灭殆尽的景象。市场的问题在于参与者的权力不对等、所采用的衡量尺度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弊端，它和传统经济学具有卓越地位有关。尽管传统经济学歪曲了这个世界，但经济问题在政策讨论中最为重要。即使是媒体为修建超市和新机场的好处而展开辩论，最终结论也会是：有了经济才有一切，因此经济优先。

于是，本末倒置、有悖常理的现象出现了。经济本应为人类和地球的需要服务，但实际情况渐渐颠倒过来了。私有企业和金融部门被赋予特权，理由是它们的成功符合社会的利益。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了多少经济价值。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于是往往将物质财富视为自我价值的主要来源。然而，即使达到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满意标准，我们也不会快乐。

由于解除了对资本的控制，国家渐渐也公开屈服于商业和金融的需求。出现这个结果在所难免，因为国家只强调收入和利润增长，由于商业和金融部门被视为实现这一增长的手段，因此它们的需求总是处于优先地位。不仅如此，国家的税收收入也与这些部门的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从而使得它们的观点至关重要。

如此看来，社会、健康和教育等服务的支出不是为了公民的健康和幸福本身，而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同理，教育的益处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能让人学到一些使企业在全球化世界的竞争中立足的技巧。事实上，事物的重要性视其如何增加狭义上的利润（主要是企业利润）而定。政策将人们简单地视为商品和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只要接受服务提供者的“安排”即可。

在这种对经济问题的狭义解读之下，消耗能源有利可图，而保护能源则问题多多，于是我们开始消耗。对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来说，医疗消费在短期内就会产生利益回报，而预防性保健则不会，于是我们成了健康“解决方案”的消费者。

在绝佳的利益驱动机制下，公司不断扩张，利润不断增加，促使公司继续扩张。金融机构也在推波助澜，它们本身已经经过大规模的扩张，但仍在通过合并和并购获利。在公共部门，成本问题和对集中管制的渴望营造出了一种“越大越好”的文化，而狭隘的经济效益论则使公共服务部门无法纵观全局，并限制了地方部门的参与。即使是志愿者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也在狭隘地强调短期内大规模的利益，在投标时它们能以价格优势与弱小机构竞争，其自身则越来越庞大，最终将小机构排挤出局。

在这种集中的僵化体制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巨无霸式的企业控制着，无论其是国有还是私有的，它们脱离了服务于人的初衷，而评判标准则是狭隘的短期利润，它们的“效益”越来越好。但是，这些大企业没能让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和努力得到发挥，也没能处理好它们的服务对象的整体需求，在这两方面，它们束手无策。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金钱，金钱的特点、功能及其使用规范，以及金钱观和财富观的分离，这种分离是根本的，也是具有破坏性的。传统经济学衡量的是金钱，认为其本身是真实且有价值的。更糟的是，传统经济学认为一切都可以归结到钱的问题，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几乎从货币诞生之时起就出现过此类批评，但这一批评眼下尤为突出，因为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满现有的经济体系实属不易。

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暗示。传统经济学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这是为了将人们拉出贫困的泥沼。凯恩斯曾写道：“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不得不假装犯规比公平更有用。”警告人们比起合作精神，经济发展更需要利用的是人们竞争的本能。可事实恰恰相反：支配我们生活的经济体系就像一个赌场，除了让极少数人暴富，并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它每天都在制造贫穷，而不当的价值标准和为富豪们服务的垄断组织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可以不触碰这一经济体系，只是使出浑身解数去降低它的不良影响；我们也可以打造一种新经济，从而使经济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新经济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如果你往上爬250米，到达黑鹰市内一个从前叫“淘金镇”的地方——那里的空气已开始变得稀薄，你就能看到赌场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山脚下曾经标着“人口：350”，但自从1991年赌博在科罗拉多州被合法化以来，这个数字一夜之间就变了，其他一切也大不相同了。现在去那里，站在城镇中心十字路口的戴着墨镜的男人会给你当向导，从银鹰酒店到城镇的另一头，几乎所有的建筑现在都成了赌场——多克霍利迪赌场、富源赌场、克鲁克宫、布龙科比利等。

你也可以访问www.blackhawkcolorado.com这个网站，通过虚拟世界去体会赌博给地区经济带来了什么。网站上有这样的提示：“请不要带儿童来黑鹰”，“黑鹰不适合21岁以下的人”。这里除了赌博，其他所有经济活动都消失了。由于赌博的合法化，其他行业在黑鹰市已无法生存。难怪差点与黑鹰市合并的中央市市长称，任何想让社区向赌场开放的人都“需要检查一下脑袋是否有问题”。

以英国为首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开始考虑将超级赌场作为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想法本质上是一种谬误，其根源在于对金钱的错误认识。毫无疑问，金钱不是只有一种。有的钱流入镇上，经过几轮握手后签订协议，这些钱就从该地方消失，流入了投资商和跨国企业的口袋。有的钱则留在本地，在有经济效益的本地企业之间再流通，累积本地财富。

然而，有的钱属于另外一种：它一本万利，且腐蚀性极强。赌博就是此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那些戴着墨镜的人影取代了高效的企业和人员。奇怪的是，出于某些原因，一些政策制定者和传统经济学家发现：要区分这些钱很困难——也许是因为高度集权的国家只听财政部的意见，而且国家无论怎样也能拿到钱。但是，正是这种短期思维使许多国家的财政陷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遭受重创，从而引发了更广泛的思考。

黑鹰的例子揭示了在凯恩斯所说的“赌博活动”中，金钱运作方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对赌场经营者来说，这些活动的回报如此之高，以至于其他业务的利润都显得微不足道。用钱来投资的报酬很高，这也是为什么从前赢利的企业把其制造业务分离出来，仅留下财务部门保持这个空壳的运转，为避税而在税收的模糊地带之间转移其现有的资产。以汽车制造商保时捷为例，该公司的投资获利远高于出售汽车的利润。那么，保时捷究竟是一家涉足投资的汽车商，还是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只是顺便卖几辆车而已？

问题就在于用金钱来衡量真正的人的价值是行不通的，新经济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在某些方面，如短期金融投资风险和回报方面，金钱可以作为很好的衡量尺度，但人类和地球本身的资产却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评估。一个经济体系如果是基于金钱能够有效衡量价值这一观念，那它就可能低估上述资产的价值，置人类和地球于不顾，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其自身的毁灭。

新经济包括哪些内容？它是如何产生的？下一章会讨论这些问题。然而，新经济的本质是对财富的全新定义。金钱不等于财富，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不是唯一的手段。新经济正是建立在这个核心发现之上的体系。它摆脱了传统的错误观念，将经济科学的旧理念融入世界运行规律这一更广阔的构想当中。在解释地球和人类行为方面，它成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一部分，恢复了其本来的职能。新经济开始研究人们如何利用远大于自身所有的那些资产——这些资产不一定都能用金钱来衡量，使人类及其所在的星球发挥最大潜能。在新经济体系下，金钱不再宛如一个图腾，也不再是这门伪科学的核心。下一章探讨的就是新经济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1] 即那些操纵华尔街的人。——译者注第二章生活就是财富：新经济简史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国家自足》，1933

我们破坏了乡野之美，因为那些尚未开发的自然景观虽然壮丽，但没有经济价值。我们遮蔽了太阳和星光，因为它们无法带来红利。

詹姆斯·罗伯逊《未来的财富》，1989

对于今天的会计、银行家、税收人员、保险经纪人、股票经纪人、外汇商和数不尽的其他资本领域的从业大军来说，其地位就好比中世纪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如神父、修士、僧侣、修女、男修道院院长和女修道院院长、卖赦罪符者、传唤者等。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就相当于工业时代后期的经济学家。

对绝大多数加入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的人来说，这段苦不堪言的残酷经历带来的只有失望，而对极少数人来说，它却意味着大笔财富。其中就有一位幸运儿，他带着金子乘船回家，但船却沉在了太平洋海底，几年后，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把此人写入了他的警示故事中。

拉斯金写道，当船要被海浪吞没之时，这位带着200磅金子的乘客还是不愿抛下他那得来不易的财富。于是，他尽量把金子都捆到自己身上，然后跳到海里。结果一到海里，那些金子就拖着他沉到了海底。

拉斯金反问道：“那么，在他下沉的时候，是他得到了金子，还是金子得到了他？”

这个简单的故事通过牧师的口吻讲述了一则道德寓言，也许充其量只是告诉人们要在天堂积蓄财宝。然而在拉斯金看来，它不仅是一个心灵故事，还是一则经济寓言。拉斯金曾应编辑、小说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之邀在《蓓尔美尔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随笔，这些随笔于1860年结集成册，他特意把该故事放在那本颇有争议的随笔集的核心位置。拉斯金发起了激烈的辩论，攻击那些被视为专家的人，这些人认为短缺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并非如此，”拉斯金向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回击。他写道：“正如医药学和巫术、天文学和占星术尚未完全分离一样，政治经济学这种真正的科学还没有和伪科学区别开来，它教导一个民族去追求那些能够赋予人类生机的事物，并为之付出辛劳；对于那些毁灭性的事物，则要蔑视并将其摧毁。”

这些随笔掀起了轩然大波，再也没人请拉斯金写经济类的文章。然而，它们最终得以结集成册，名为《给未来者言》，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两个世代。在从伦敦到南非的路上，甘地从头到尾读完了这本书，这启发了他的政治斗争理念。E·F·舒马赫也是在该书的影响下发展了佛教经济思想。经济学要以人为本，金钱有时会构成一种障碍，以及旧经济体系会加深贫困——在这种种思想之上，人们逐渐建立了一些对新经济的认识。

当然，“新经济”这一提法并非新概念。战后初期，处于鼎盛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被称为“新经济”。这暗示着其理念与凯恩斯的一些观点一样，认为“新经济”能够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所需的财富，以满足这个星球上逐渐膨胀的人口的需求。尽管如此，新的“新经济”自称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新经济学派认为也只有它才能做到，但它也借鉴了以往的学说。

E·F·舒马赫是新经济之父，而约翰·拉斯金则是该学说的始祖，此外，新经济的某些方面很可能可以回溯至乔纳森·斯威夫特、乡村党、掘土派和中世纪土地改革者，甚至还包括“农民起义”。它探讨的范围比传统经济学更广，同时也受到了威廉·布莱克的精神性、威廉·科贝特激进的自给自足理念和G·K·切斯特顿的地方主义等思想的启发。它还借鉴了拉斯金的保守主义（他自己如是称）、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杰斐逊的自由主义，以及兼容并蓄的甘地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

这些思想家的经济理念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金钱持怀疑态度。它认为人类的快乐和幸福并非由财富多少来衡量，正如金钱要受道德、精神性和人性的制约，而经济学也是更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可以解释并约束经济学，并使其更真实。它使我们对财富的定义更广泛，而不是将其局限为一个和人的实现没有必然联系的抽象概念。

这种经济思潮由来已久，但迄今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思想之外，尽管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持有一些相同的观念。凯恩斯曾提出，他认为艺术及思想和商品不同，前两者应该不分国界，而后者首先要本地化，新经济学派则发展了凯恩斯提出的这一真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也强调，在他构想的新福利国家里，志愿活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体现出社会资产也是新经济的核心要素。

然而，新经济并非主要源自凯恩斯或贝弗里奇等经济学家，而是源自另一些人，他们的视野超出了经济领域，也超越了那些企图扭转乾坤的变节的经济学家。它回归到经济学的道德哲学起源，并将经济学置于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位置，即根植于伦理道德、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与地球相关的科学。新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环境之间并无鸿沟：从原材料被加工成产品，再到产品变为废料，这个短短的经济周期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周期，那就是生命周期。从种子变成树木，再由树木转化为原材料，这个过程长达数百万年。在新经济模式下，经济学和道德规范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即使是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超人”也没有借口不遵守道德规范。新经济强调艺术性和精神性，它汲取了那些古老的智慧，并确信在我们眼前这个狭小的经济世界之上，存在一些更高的真理。

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让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经济的观点不同于20世纪早期出现的一些激进的批判论调。比如，社会信用是对货币出现方式的评判，而不是对衡量货币价值准确与否的评判。还有费边主义，尽管它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金钱至上的思想，并视金钱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希莱尔·贝洛克1912年的《奴隶国家》一书是一部极有影响力的著作，它抨击了大企业和费边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其影响下，20世纪出现了分产主义运动，这也是如今的新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分产主义把教皇利奥十三世古老的天主教社会教义联系起来，这些教义与贝洛克的核心思想极为接近，后者正是通过曼宁主教受到了拉斯金的启发。分产主义结合了支持土地改革的自由主义和圣雄甘地的极简主义，并借鉴了19世纪80年代约瑟夫·张伯伦和杰西·科林斯提出的口号——“三亩地一头牛”。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重新分配，使人人都能获得一部分土地和财富，因为拥有一些小企业、一小片农场和少量配给是尊严、独立和自由的基础。

贝洛克及其朋友切斯特顿和一些分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持敌对态度，并试图证明二者本质相同，都有导致奴隶制的倾向。这些人反工业、反金融、反企业、反官僚，且其中大多数人都反对大型化趋向，无论是大官僚还是大企业——贝洛克称之为“大腐败”。分产主义的实际主张并不明确，只知道它包含一些杰斐逊主义的方案，如工人合作、小农场经营、土地重新分配以及由国家支持的储蓄行为。贝洛克称，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人类对稳定、富足、安全的需求，因此，它只是一个阶段。

分产主义者最早的活动之一是支持那些小的公共汽车公司，它们都被垄断性的伦敦公共汽车总公司排挤了出去。作为回应，他们买了一批公共汽车，把车身刷成红色、绿色或蓝色，给它们起了“威廉·莫里斯”之类的名字，开始和大公共汽车公司展开竞争。如果说贝洛克是用理念在支撑，切斯特顿则是用语言在战斗。他慷慨激昂地公开谴责公司权力和大型公司采购——切斯特顿提出商店不是商店，而是“会计行”，其依据就是：无论公司权力还是消费主义都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二者都意味着随着垄断的出现，人们会越来越受到机械的奴役。

切斯特顿称自己仅有两次被报刊编辑审查的经历，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批判大商店这一不能被评判的事物。他在《回到正统》（An Outline of Sanity）一书中写道：“大商场并不是好商场，其坏处在于道德和重商主义的层面，也就是说，我认为在商场购物不仅无益，而且不合算。我认为那些巨型商业中心不仅粗鄙，而且是无能和令人不安的，并且我认为这些大机构效率低下。”

切斯特顿和贝洛克在各自的舞台上大声发表抨击言论，他们在切斯特顿创办的《G.K.周报》上发表文章，他们与萧伯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费边社支持者展开辩论。然而，分产主义真正的软肋是提不出具体可行的政策。“马修·阿诺德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国家代表着我们最完美的自己，而我们在解释如何让小商店和小农场成为国家的基本特征方面做得更好，”切斯特顿写道。但事实并非如此。分产主义的前景似乎虚无缥缈，两个人也万般沮丧，仿佛他们终将会被大型化的浪潮席卷而去。“不管有多小，放手去做吧。”切斯特顿在1926年时强调，“100家商店，能解救一家就好。100个农场，能释放一个也行。100扇门，就让那一扇开着，因为只要有一扇开着的门，我们就不是身在牢笼。”

分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夭折了。它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土地方案以失败告终，分产主义者联盟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解散。至此，在政府中出现了一些分产主义的迹象（如撒切尔夫人遗憾地卖掉市建住房，美国的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但仅此而已。令支持者失望的是，认真思考分产主义的并非城市里的贫民，而是像埃里克·吉尔这样的手工业者或比奇科默之类的记者。切斯特顿追随贝洛克进入罗马天主教堂后，分产主义者慢慢被等同于执行天主教教义的政治派别。时至今日，他们早已被遗忘，那些担心事情被遗忘的人们有义务告诉提及这些事的人，贝洛克是佛朗哥的拥护者，而切斯特顿对金融服务产业的尖酸讽刺听起来似乎更像反犹太主义。

分产主义者对新经济作出的革命性的实际贡献就在于提出了把金钱混同于富足不仅是个愚蠢的错误，而且会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

在20世纪下半叶，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将新经济从根本上进行了重组，他就是弗里茨·舒马赫。在罗本斯任英国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的那几年，经济学领域许多才华横溢的改革先锋加入了该委员会，而舒马赫被任命为经济顾问。在此之前，他就是凯恩斯的故交。“如果要选人继承我的衣钵，”凯恩斯在临终前曾告诉一位英国财政部的朋友，“那无疑是奥托·克拉克或弗里茨·舒马赫。克拉克能轻松驾驭所有数字，而舒马赫能让数字歌唱。”

过了近40年，舒马赫让文字和数字歌唱的能力才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想象，很快便成为公众人物。在世界陷入石油危机之际，他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于1973年出版，轰动一时，成为迄今为止新经济学说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一举成名和出版商安东尼·布朗德精心策划的书名有关，很快，舒马赫就被奉为未来学的专家，在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之邀访问白宫时甚至受到了人身威胁，不得不接受特殊保护。

舒马赫坚称一种新经济模式正在兴起，并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当时，他本人还有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工作——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企业家”。他成立了“土壤协会和劳工行动”，曾被称为“中级技术发展小组”。然而，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还是《小的是美好的》一书，而且该书还掀起了全国大讨论，探讨他提出的名称——“佛教经济学”和甘地主义经济学。

舒马赫试图将精神性问题引入实际经济问题的核心。什么是幸福生活？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一个自认为对伦理道德问题免疫的学科与这些问题发生碰撞，于是就激发了舒马赫那些令人拍案称奇的文字，尤其是他对“佛教经济学”的阐述：

佛教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居民的生活建立在非再生燃料的基础上是寄生生活，靠的是资本而不是收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任何的持久性，因此只能作为权宜之计。由于世界非再生燃料资源（煤、石油、天然气）分布极不均匀，而且数量有限，所以不断增加开采量明显是一种破坏自然的暴力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

1977年，也就是该书出版四年后，舒马赫逝世，但继他之后，许多开创性的著作问世，如詹姆斯·罗伯逊的《明智的选择》（The Sane Alternative），乔治·麦克罗比的《小的是可能的》（Small is Possible）、保罗·伊金斯的《生存经济学》（The Living Economy），以及赫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合著的《为了共同的利益》（For the Common Good）。这些著作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幻灭——其中罗伯逊还是银行间研究会的主席，吸取了经舒马赫解释和加工的古老的怀疑论思想。

相似的预言在世界各地出现，尽管主流经济学正快速从公司的凯恩斯主义转移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保护下的对自由市场的迅速解除管制。1984年伦敦举行7国集团峰会，也是在这个夏天的伦敦，对新经济的各种评论开始不绝于耳，由7个国家首脑决定这个世界未来经济走向的权利受到挑战。

对战后一代人来说，1984年有些不同寻常，让他们有一种奇特的共鸣感。那一年碰巧也是乔治·奥威尔一部小说的名字，那些看着这部小说长大的人回首1984年，看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人们期望他们的世界不同于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老大哥所处的世界。

于是，发生骚乱在所难免——英国矿工罢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初出茅庐和英国研制巡航导弹。出现了格林汉康芒妇女和平营、伦敦城通过一系列“金融大改革”减少管制开始进入倒计时，自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世界范围内的疯狂投机活动。世界上没有一个老大哥，但在某种层面上，又似乎有好几个。他们就是7国集团峰会中的6个老大哥和一个老大姐，也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7个工业国家的首脑。他们每年夏天的例行峰会影响力渐增，甚至能左右世界经济的未来趋势。

那个年代的世界大不相同。不久，在反峰会、绿色和发展运动的影响下，7国集团的最终公告还是没能兑现其在贫困和环境等重大问题上的承诺。但回顾当时，我们似乎只能选择发展经济、牺牲环境，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得绝望地依赖那个为特权精英们服务的经济体制。就在几年前，玛格丽特·撒切尔还谈道：“我们别无选择。”7国集团的经济构想受到了声誉不良的左翼知识界的挑战，但也仅此而已。英国生态党活动家萨莉·威林顿就希望通过反峰会来实现改变。她在1983年7月的weDGe项目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并提交给党内的委员会。该项目宣布要认真对待“过剩”经济的问题——专栏作家哈福德·托马斯也曾在《卫报》发表此类文章——督促7国集团峰会（那年在威廉斯堡举行）成员国尽其所能解决失业问题。萨莉和她的同事计划飞往威廉斯堡当面会谈，但接到了美国当局拒绝他们入境的警告。但不管怎样，下届峰会不还是要在伦敦举行吗？

时任英国生态党主席的乔纳森·波里特即将被任命为“地球之友”主席，萨莉便劝说由他来领导。波里特认为反峰会需要在一个新组织的管理下进行。他联络詹姆斯·罗伯逊及其搭档艾利森·普里查德——转折点（Turning Point）网的联络员，共同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聚会地点是乔纳森位于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一角的公寓。

随着可持续性问题大辩论的展开，该指导委员会很多成员的名字将变得耳熟能详，尤其是当撒切尔夫人在查尔斯王子的影响下突然宣布自己是“地球之友”的成员时。这些名字包括：戴维·卡德曼、约翰·埃尔金顿、利兹·霍斯肯、杰勒德·摩根–格伦维尔、邓肯·史密斯、雅各布·冯·尤克斯卡尔和保罗·伊金斯。

之后，一个名为“其他经济峰会”（The other economic summit，简称Toes）的组织诞生了，它聚集了各方人士，包括环保主义者、激进的经济学家、未来学家、神秘主义者和社区活动家等。三天的活动吸引了140余人，并在尤斯顿路的“朋友之家”举行集会。出人意料的是，集会由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彼得·杰伊领导，他也是后来英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经济记者。登上讲台的还有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不久后，他就成为绿色经济学的教父。

在蓓尔美尔街的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的一角举行集会的其他经济峰会不是唯一对兰开斯特宫的7国集团领导人构成挑战的组织。其他抗议活动包括贵格会组织的抗议性的守夜、由佛教徒召集的抗议活动，以及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英国核裁军运动组织大型集会。然而，其他经济峰会才是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经济似乎总是面临关于可持续性问题的争论，经济学家似乎因受困于现状而显得绝望，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努力建立一种新经济模式，才能服务于人类和地球。更确切地说，这种努力是指各行各业有识之士要齐心协力，统一思想——即用非经济学家也能理解的语言所表达的新经济思想。这种权宜之计虽然不同寻常，但却极有可能成功。

1984年，其他经济峰会再度举行更大规模的活动，两次会议期间的论文由伊金斯合编为《生存经济学》。那时，伊金斯也被任命为新经济基金会主席。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新经济”思想，只能逐一列出其包含的内容。智利激进派经济学家曼弗雷德·马克斯－尼夫在其他经济峰会1984年举行的会议上提到：“我不认为目前存在这样的经济学。”乔治·麦克罗比随后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来描述新经济的特性，还有一份较短的问题清单，如：

人们会从事什么工作？

如何支付报酬？

地球如何维持我们的发展？

问题的答案更复杂，麦克罗比回答道：

可能的答案包括找到新方法来整合工作并满足人们的需求、保障收入；开始强调经济独立自主，包括本地经济循环发展、鼓励贫困国家通过自主发展战略致富，而不是增加第三世界国家的依赖性；开始意识到生态条件的限制，人类在生存、社会公正和自我实现方面的需求，新经济思想将会探讨这些问题；发现节能和节约资源、保护工人及自然环境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新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增加人类福利和增加财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不得不对我的老朋友弗里茨·舒马赫说：抱歉，这个任务可不小，但的确很美好。而且，它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已经日渐清晰。《生存经济学》一书使新经济不再只是一副骨架，而是变得有血有肉了。它是关于新经济模式的第一本教科书，很快就声名远扬。1988年3月，国际发展学会在新德里召开会议，麦克罗比在会上发言，更审慎地描绘了新兴的经济模式的特点：

1.通过个人努力、人际互助和政府行为，力求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2.人类福祉的思想内涵更广泛，这一思想由一种有益于改善社会和生态环境、增加产量和就业的财务系统表现出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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