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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阿瑟·史密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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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德行试读：

译者前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当时，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向中国民众宣传基督教思想。其中一位传教士名叫亚瑟·亨利·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在中国待了四十多年。明恩溥在华期间写下多部著作，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本书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着重讲述中国人各方面的特质，或可说国民性，从面子问题、时间观念、公益心、同情心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人进行解读。书中谈到不少中国人的优点，但更多的是他们国民性中的缺陷。该书在欧美国家发行之后，曾一度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并成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阅读最多的著作之一。在美国，它是影响力最大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二战之前，这本书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代曾掀起一股改造国民性的思潮，鲁迅作为其中的代表，曾郑重向国人推荐这本书。鲁迅本人的思想受这本书影响颇多，他曾多次提及自己吸收了本书中的观点。虽然鲁迅对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承认本书对中国人反思自身的本性有着极重要的价值。鲁迅逝世之前十几天，曾写下这样的语句：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待本书的态度，可分为两派，一派便是如鲁迅这样，希望从书中寻求一些营养和教训，以促进自身改良；另一派则以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的中国近代学者辜鸿铭为代表，对本书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辜鸿铭曾在自己的多部著作里对明恩溥的观点予以驳斥，还讽刺明恩溥“没有在中国民族性问题上说三道四的资格”。

客观来看，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人勤劳、坚忍等优点的肯定，同时也会发现，整本书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与作者当时所生活的中国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作者当时所在的中国，正值清末及民国初期，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伺机来侵占中国，再加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更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国初年，面对破败不堪的中国，再加上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国人的确表现出了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等特点。因此，展现在作者眼中的中国人就有很多民族略根性。作者在讲述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一些情节里，作者并没有站在同情中国人的立场来写，而正是作者的这种笔法，将当时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的原因展现得生动逼真。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明恩溥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一点是难免的。我们在看待本书时，既不可完全屈服般地接受，也不可完全激烈地排斥，这两种方式都有失偏颇。不如用批判式吸收的方式，以此书为镜，照出自身的各项特性，借以自鉴。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0年，虽然距离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是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些现今依然存在。虽然当代的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百多年前的眼光，对于现在的我们仍然不无裨益。

本书原著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所删节。我们这个中译本，遵照的是未删节的版本，以期完整地展现作者的思想。

序言

对于任何事，人们都希望知情者能够道出实情。很多人虽然对中国人有所了解，却很少能说出全部实情。因为，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丰富的学识，都不可能弄清楚中国人的所有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将面临三种不同观点的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努力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性格完全是白费力气。库克先生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曾于1857-1858年专程采访中国。他与所有来中国的作家一样，见到了生存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通过一些学识丰富的人了解了中国人。后来，库克先生在其所写的书信集的出版前言中描述了中国人的性格。不过，他坦言自己对这番描述并不满意，并因此深感歉疚：“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好文章，可是我在书信中却没有采用，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样一个题目，不但非常吸引人，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能让人进行巧妙的联想和深刻的概括，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呢，却丝毫没有从中受到启发。这事如果被那些挑剔的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责备我的。其实，我原本已经写了中国人的几个好性格，可是在我写这些书信时，看到的却全都是中国人粗暴的言行。为了保证真实性，我烧掉了其中的好几封信。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我认识几位汉学家，他们不但业务出色，而且为人坦诚。我在跟他们谈起此事时，表示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用一个词就能概括的，他们竟然也同意我的观点。当然了，像这类难题，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会遇到。至于那些‘精明’的作家，他们完全可以绕开主题，用浮华的言辞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论调。说实话，中国人在性格方面的确有相互矛盾之处。可是，现在就要我对其进行全面而又准确的分析和评价，我却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我能做的只有用性格这一恒定因素来描述中国人，而避免给中国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不怕任何压力，真叫人理解不透。确实，外国人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外国人普遍承认自己捉摸不透中国人。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跟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国人与探究其他复杂情况是一样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书作者根本没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这种反对意见非常强烈。没错，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所以要想成功地写出中国人的性格，在能力方面确实有所欠缺。我这种情况，就像一位只会埋头苦干的矿工。这位矿工虽然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却不见得有能力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方面的论文来。中国那么大，而我只在其中两个省份居住过，考察过的省份也不足半数，所以当然没有资格来评论它。这些书信，原本只是给上海《字林西报》的读者看的，后来，其中有些话题引起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人的兴趣，所以我才应他们的强烈要求将这些书信收集起来并出版。

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些讨论中国人性格的观点具有误导性且有失公允。有一点人们应该很清楚，那就是印象不可能像统计学那样分毫不差。印象就像胶片，它们显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却能真实地反映不同的现实。照相所用的胶片、镜头、冲洗方法不同，得到的照片自然也不同。

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所以对中国的了解也比我多。不过，从实质上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我并没有什么差别。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单调的画面上增添一抹亮色，会使他们的观点更加真实、更加引人注目。考虑到这些中肯的意见，我彻底修订了原文。由于时间紧迫，我把原文中与中国人性格有关的内容删掉了三分之一，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增了《知足常乐》这一章。

中国人具有许多好品性，这一点透过他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对于这些好品性，我们自然应该予以赞美。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本书言过其实，认为夸大中国人的好品性，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的贬损。说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萨克雷。他笔下的人物，好人一般都很愚蠢，坏人却聪明透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回答：“因为好人总是有眼无心。”

有一幅用橡木雕成的木刻画，雕的是拿破仑低头、抱臂站在英国圣赫勒拿岛上的轮廓。一个人就算久久盯着它看，也不一定能看出什么来。可是，如果事先有人指点，看画者却能立刻看出拿破仑的轮廓。这样的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最初并没有显现出来，可是一经人指点，它们就变得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有一点必须提醒读者，就是本书只类似于一个限制性从句，所以不能像具有概括性的主句那样概括整个中国，也不能代表中国所有民众的特点，只代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大致印象，只反映了中国人的一部分性格。它就像一条光线，只有与其他光线汇聚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道光。这些文字来源于我和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其中有许多特别的见解和例证，可以作为了解中国人的初级读物。

在众多研究中国及其人民的作家中，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算得上是最富有哲学头脑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认识了其他民族的人的性格，并希望与人分享这一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阅读大量曾经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并留心当地居民对这些事件的观点。透过诸多这类事件，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即便结论有可能受到怀疑，也要坚持引用真实的特例。凡是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的理论，都应该认真考虑。如果有人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会强烈地感觉到很难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而且会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在性格方面代表了所有的东方人。读者只需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可以判断出这句话的真实程度。

据说，外国人可以通过研究中国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三条途径无疑都是有价值的，不过好像还有一条途径更能达到目的，那就是亲眼见证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不过，并不是所有想写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都有机会走上这一途径。一个人要想弄明白一个地区的地形，最好去农村而不是去城市。了解人的性格也一样——去农村比去城市更容易。一个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那么他可以去中国的农村待上一年，这么做的效果比他在中国的城市待上十年还好。农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这本书体现的并不是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观察者不带任何主观情感的见闻。所以，本书没有说中国人需要基督教，更没有提倡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的性格。不过，如果书中提到中国人的问题，比如性格方面的一些重大缺陷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来弥补这些缺陷。

如今，“中国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在二十世纪时会变得更为紧张，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类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人，都会关心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证据，也能进一步证明它；可是，如果我们的结论错了，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证据来支持它，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上海商界曾经就此问题向英国的额尔金勋爵提出疑问，额尔金勋爵做了回答。如今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可是他的话还是那么恰当而又具有说服力。他说：“在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时，西方基督教会发现它并不野蛮，反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只是存在许多缺陷且正在走向衰败，所以难免会对它产生一丝同情。可是，这个智谋过人的国家对基督教充满了疑虑之心。所以，基督教要想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取胜，就得让人们明白基督教在保证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方面占有优势地位。”

死要面子

在中国，戏剧可谓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丝毫不亚于英国人对运动的情感，也不亚于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热爱。中国人只要受到刺激——无论那刺激有多么轻微，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戏剧中的某个角色，进而做出稽首等各种戏剧化动作。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所用的思维方式是戏剧式的。一个人在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即便听者只有两三个人，他也会像对着一群人那样说话：“既然大家都在，所以我也不怕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他辩护成功，他就能体面地“下台”，否则就无法“下台”。而这一切，明显都与事实无关。对中国人来说，问题的形式永远比内容重要。如果一个人能够抓住时机，用恰当的方式说一些漂亮的话，那么他演戏的欲望就得到了满足。我们作为观众，没必要跑到幕后去窥探事实真相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打破所有戏剧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印象。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时，人们适当地做一些戏剧化的举动就算是“有面子”；相反地，如果不会做甚至忽略或阻止这些举动，就会“丢面子”。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那么我敢说，一旦你清楚了什么是“面子”，你就能了解中国人的许多重要性格。

还有一点要补充，那就是中国人获得“面子”的方式，以及中国人对“面子”的调控原则，往往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西方人在面对中国人时，经常会忽视这种戏剧化因素，只当这种因素是与南太平洋岛民的与塔布1类似的东西，因为它明显存在却令人难以捉摸，而且其兴衰不受规则约束。说到这一点，中西双方都必须承认，在面对同一事物时，双方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中国农村，村民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的争执。要是有人想做“和事佬”，那他事先必须好好斟酌一番，以兼顾双方的“面子”。在欧洲，政客们在均衡权力时所费的心思也不过如此。中国人的调停，并不是为了维持公正，只是为了兼顾各方的“面子”。因为，公正在理论上虽然可行，可是对于东方人来说却是不现实的。在诉讼时，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诉讼，判决的结果都是把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

送一份厚礼给别人，就算是给那个人“面子”。可是，对于收礼者来说，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既不全收也不拒收，只收其中一部分。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怎样才能保全“面子”。

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并被人揭发，那他就丢了“面子”。这时，即便铁证如山，他也会矢口否认，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保全“面子”；有人丢了一只网球，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只网球被一个干粗活的人捡走了。当主人问这个干粗活的人有没有捡到球时，这个人生气地否认了，可是接着他就会跑到那只网球丢失的地方，然后顺利地“找到”球，并说：“你‘丢’的那只球不是在这里吗？”事实上，那只网球先前还在他的袖口里，后来才悄悄地到了地上；一个女仆偷了客人的折刀，并把它藏在主人的房间里。等客人发现折刀不见了之后，女仆却当众宣布她在台布下面找到了折刀。在这几种情况之下，当事人都保全了“面子”。

一个佣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要么掏钱赔偿，要么拿一部分工钱抵偿。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找到主人，表示他不想干了，并骄傲地说：“我也不要那把银勺子的钱了。”这样就保全了“面子”；一个债主即便知道欠债人无法还钱，他也会找到欠债人并放出几句狠话，以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他这么做虽然没有拿到钱，却告诫了欠债人别想赖账，还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一个仆人因为粗心或故意，没能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即将被主人解雇。他得知主人的想法之后，竟然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只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

为了“面子”不惜丢掉性命的事，根本不足以激发我们的兴趣。不过，有一件类似的事却值得一提。听说，中国有一位地方官犯了杀头之罪，却因为就刑时穿着官服而保全了“面子”，因为穿官服就刑是一种特殊的荣宠。

节俭

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会对中国人产生多种印象，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吃得很简单。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只吃大米、小米、豆类、蔬菜和鱼，食物品种相当有限。好几百万人呢，可是吃的几乎都是这些东西，最多也就再加一点儿别的食物。至于肉类，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遇上什么大事时才有机会吃。

如今，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以低价向穷人提供营养食物的目标，可谓煞费苦心。而中国呢，在一般的年头，一个成年人每天在饮食上的花销几乎只要两美分就足够了；遇到了荒年，一个成年人可以连续几个月过着每天的饮食花销只要一个半美分的生活。作为一个西方人，在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内心难免会生出许多感慨。因为，这表明中国人普遍具有精湛的厨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吃的东西低劣得几乎无法下咽。可是中国人呢，他们拥有精湛的厨艺，能够用双手把任何东西都变成可口的饭菜。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说到厨艺，温格罗夫·库克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水平高于英国人，而且仅次于法国人。至于美国人的厨艺，库克先生几乎没有明说。说中国人的厨艺低于某些国家的，我们不敢肯定。可是，说到中国人的厨艺高于某些国家的，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中国人的主要食物非常简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眼光简直堪比生理学家。中国人的厨艺的确很精湛，以至于即便只有简单的原料，他们也能做出各种可口的饭菜。这一点，即便是那些很少关注中国厨艺的人也有所耳闻。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而且很容易被证实，只是它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已，那就是中国人做饭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种原料。他们吃饭时也一样，一顿饭下来，几乎不会有食物剩下。这一情况在中国很普遍，所以很容易被证实——只要看看狗和猫的身体情况就行了。中国人养的狗和猫，主要以主人吃剩的少量饭菜为食，所以生活得很艰难，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在那些新兴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普遍没有节制，这一点几乎尽人皆知。就拿生活条件优越的美国来说吧，其民众在一天内浪费的资源足以改善六千万亚洲人的艰苦生活。在中国，许多人都会把剩余的饭菜给仆人和孩子吃。有些人在喝完茶之后，还会把杯子里的茶叶渣倒回茶壶，以便多冲泡一些茶叶汁。如果人们都能这样做，我们会非常高兴的。

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中国人在饮食方面没什么讲究。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人对饮食普遍很讲究。在中国，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在中国北方，人们普遍用马、牛、驴和骡子甚至骆驼来干活。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或许会让许多人都觉得中国人的有些看似节俭的做法实在算不上节俭。一般情况下，在这些牲畜死后，中国人会很快将它们吃掉，而不管它们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死亡的。在中国人看来，即便牲畜是因为得肺炎这类传染病而死的，也照样能吃，而且不会遭人非议。事实上，他们也知道吃死畜或病畜的肉不好。所以，如果有人出售这种肉，那他会把价钱压得很低，以便能尽快卖完它们。买肉的人虽然明知这种肉不利于健康，可还是会买来吃。他们心想：这些肉虽然有可能对身体有害，但是价格低廉，值得冒一次险。更何况，即便吃了这种肉，也不一定会得病啊。在中国，死马、死驴和死骡子会被吃掉，死狗和死猫也不例外。有几个村民为了摆脱狗的骚扰，用毒药毒死了一些狗，然后又把这些死狗给吃了。有一次，有几个谨慎的村民找到洋医生，想知道这种死狗肉会不会对人的身体有危险。这时候，死狗已经下锅。这几个村民最终没能经得起诱惑，美美地吃了起来。吃完了以后，他们还好好的！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中国人很节俭，那就是他们做饭时会考虑怎样才能节省柴火。中国人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树叶和庄稼根茎，它们很快就能烧完，所以非常紧缺。为了尽快烧熟食物，中国人会尽量把锅底做得薄薄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用这种锅做饭时，必须非常小心。既然燃料不可或缺，所以中国人在收集燃料时也极尽节俭之能事。有些小孩由于力气小，所以还不能干活，可是捡柴火却没得说。每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拾柴火的人，场面真是壮观。在他们的竹耙所经之地，看不到一根枯草。在大人的吩咐下，男孩子们来到树林里，用棍棒把枝头残存的枯叶都打了下来。那幅场景，令人想起了收获板栗时的画面。田间的稻草也是拾柴人的目标，往往还没到秋风吹起时，它们就已经被人捡走了。

在中国，任何一位家庭主妇都知道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布料。她们在做衣服时，会选择既省时又不费工夫、不费布料的方法。做出来的衣服，无论是从花样还是做工上看，都很简单。相比之下，西方女人的服饰就奢华多了。在中国妇女眼里，哪怕是小小的一块外国布料，也是非常可贵的，她们会将它再次利用起来。当然了，经她们这么一加工，虽然做出来的衣物不一定好看，但是很实用。至于她们所用的方式，即便是那些专门研究“家政学”的女作家也想象不到。一小块布料，如果在这里用不了，那就换一个地方，总能派上用场。就拿一根碎布条来说吧，用它做鞋襻不就挺合适？在伦敦或纽约，有些好心人会把自己多余的衣服捐给同胞。不过，有一点令他们有些担心，那就是此举有可能让接受者自认为是穷人。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接受者在受到帮助的同时也受到了伤害。可是，如果把这些衣服捐给中国人，那捐赠者就不必担心这个了。因为，即便这些衣服在材质和款式上都跟中国服饰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

在送朋友礼物时，中国人经常送一些用线简单地固定在绢帛上的字画。他们之所以用线而不是用胶来固定字画，是为了让受赠者方便地拆下字画，从而使绢帛派上更大的用场！

商品零售商也非常节俭，他们在做生意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琐碎的细节。比如一个杂货店老板，他不但知道火柴有多少品种，还知道每盒火柴里装有多少根火柴，以及每盒火柴的利润。

即便是旧账本，也能派上用场。中国人会用它们糊窗户或做灯笼。

中国人为了省钱，甘愿忍受饥饿。由此可见他们有多节俭。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妥。这类事例可以在美国传教士亨利博士所写的《十字架和龙》一书中找到。亨利博士要到二十三英里之外的地方，就叫了三个轿夫抬他去。这三个轿夫空着肚子把他抬到了目的地，然后才赶回广州的家里吃早饭。他们来回要走共四十六英里路，其中有一半的路还抬着人，可是他们竟然都空着肚子，只因为在外面吃早饭需要花费五美分！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早上六点钟出发，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然后就坐上了回家的船。他们宁可空着肚子，也不去吃饭，因为吃两大碗米饭要花掉三美分。不巧的是，船在途中又搁浅了。等他们回到广州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了。到这时，已经三十来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吃东西，就这样空腹抬着一位先生走了三十五英里。尽管如此，他们还在坚持——他们提出要送亨利博士和他的行李去十五英里之外的广州！

中国人的节俭带来了一些让西方人高兴的东西。可是，中国人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天性，也就是所谓的纯朴，却很难让我们认同。中国有些地区，尤其是中国北方，每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月，孩子们差不多都光着身子到处乱跑——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种现象真奇怪。究其原因，有可能是不穿衣服更舒服，但最大的可能还是节俭。中国是个独轮车大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听到独轮车发出的嘎吱声，那声音可真刺耳。其实，只要往独轮车上滴几滴油，就能消除这种噪声。可是，那些“神经麻木”的人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它们认为油比噪声贵，用油来消灭噪声是不划算的。

日本人侨居国外时，会在租房合同里特别注明每天必须要有多少热水供应，因为日本人习惯了洗热水澡。中国也有澡堂，可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没去过澡堂，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澡堂是什么样的。一位中国母亲在拿扫帚掸孩子身上的灰时，碰巧有一位外国妇女经过。外国妇女很好奇，就问：“你是不是天天都给孩子洗澡？”那位中国母亲生气地说：“天天给他洗澡？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没有给他洗过一次澡！”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即便肥皂零售商打出“比污垢还便宜”这样一句广告语，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感想。

在意大利人眼里，英国人是“浪费肥皂的家伙”。而在中国人眼里，可能所有外国人都像英国人一样浪费肥皂。当然了，中国人也会用肥皂洗衣服。可是，他们很少使用肥皂，而且每次的用量都少得令人无法想象，洗好的衣服自然也达不到我们的清洁标准。他们这么做，并非全是因为节俭。因为，还有些中国人虽然出身贫寒，但是照样跟我们一样爱干净。

由于节俭是中国人的本能，所以在中国购买工具，一般都买不到成品，只能买到半成品，然后自己动手配把手之类的东西。一般来说，半成品都比成品便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才很难买到成品。

节俭可以是物质层面的。比如，在许多人家里，你都有可能在相邻两个房间之间的墙壁上看到一个小洞，这个小洞是用来放灯的，这么一来，昏暗的灯光就能同时照到两个房间了。这类节俭范例，在中国的编织法、陶艺、金属加工和牙雕等工艺中也普遍可见。对我们来说，说这些工艺代表节俭比代表精湛的技术更合适。说到这类工作，中国人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我们无疑可以发明很多方法，而且能使每种方法都更加有效。可是，如果论及怎样使材料变得无关紧要，我们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中国人的。中国人好像无所不能，可是同时又好像什么都不能。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也一样，大多都具有这一特点，无论这些东西是简单还是复杂。比如，中国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在一个小院子里建造一个小铸铁炉。小铸铁炉是用一堆泥砖垒的，一个小时就能垒好，可是从表面上看，它就跟一个既牢固又美观的灶台差不多，它虽然效率不高，可是既便宜又好使。

即便是在做大事时，中国人也会考虑到物质上的节俭。要证明这一点，可以看一看运送大批贡粮进京这一典型事例。运贡粮的过程可以说秩序井然，但也可以说毫无头绪。大批贡粮从天津运到北京通州时，成堆的粮食需要卸载、称重和搬运，可是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却是一大批苦力。西方的一位谷物交易商见了，觉得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看来，这么繁重的工作本该由机械完成。也难怪这位商人会如此惊讶，因为苦力们所用的工具只有一双手，还有形如截头圆锥、容积大约是一蒲式耳的小箱子，以及数量不一的芦席。苦力们先把芦席铺在地上，然后把粮食倒在芦席上，再一点一点地称这些粮食的重量。称好之后的粮食会被运走，最后是芦席被撤走。光秃秃的河岸又重新恢复原状。

在美洲经营烟草种植园，建造烟叶烘干棚是最大的一项支出，因为要把它建造得又长又精巧。可是，在中国的烟草园，这项支出并不需要多少钱，因为他们的烟叶烘干棚主要是用茅草搭建的。棚子拆了之后，建棚子所用的材料还可以当燃料。摘烟叶时，人们会把叶柄也摘下来，因为叶柄又粗又硬，可以用草绳系成一排并像衣服一样挂起来。用这种方法来烘干烟叶，真是既简便又有效。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也能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只要你细心观察，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下面这件事例最典型：一位中国老妇步履蹒跚地向亲戚家走去，只为了节省她死后家人为她抬棺材的钱，因为亲戚家离祖坟更近！

辛勤努力

勤劳是指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专心。在当今社会，勤劳是一种值得高度赞扬和推崇的美德。

勤劳总体上是由长度、宽度和厚度这三个特性构成，其中前两个特性表示外延，第三个特性表示内涵。长度指的是辛勤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宽度指的是辛勤劳动者的人数，厚度指的是做事时的专注度。只有把这三个特性进行综合考虑，才能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勤劳。一个偶尔到中国旅行的人对中国居民的印象，肯定不同于一个久居中国的侨民。不过，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认为中国人很勤劳。一个初到中国的人，会认为中国人就像英国著名的基督教牧师约翰·卫斯理所说的那样“尽心竭力，持之以恒”。在中国，很少能见到闲人，好像每个人都很忙。当然了，也有许多富人即便不做事也能过得很富裕。不过，这些富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平庸。他们并非什么事也不做，而是非常关注自己的事业，就像他们当初白手起家时一样。

中国人分为以下几个阶层：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等。这些阶层都辛勤地劳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中国的教育模式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所以很难被西方人接受。不过，其中有一点却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人认为“勤劳才有收获”。没错，中国存在用钱买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读书人的热情，但这并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结果。各省都在抱怨有待填补的空缺太少，而且远远少于合格的候选者。各级考场都挤满了人，经常是一个职位就有上万名考生来竞争。即便如此，中国人依然费尽心力想要进入考场，可见中国人有多勤劳。中国有一本书叫《三字经》，其中提到许多勤奋读书的事例。比如，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还有把书固定在耕牛角上，一边耕地一边读书的故事。时至今日，这类故事还是许多中国人努力学习的对象。一般来说，许多人在小有所成之后都会有所懈怠，不再像以前一样勤奋学习。这样的人，在中国根本算不上读书人。只有那些敢于劈荆斩棘、坚持不懈、最终功成名就的人，才配得上“读书人”这个代表着荣誉的称呼。除此之外，祖父、儿子和孙子还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考场，只为了争取同一个头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

1889年春，《京报》上登载了几份奏折，其中谈及了老年考生参加省试的情况。据福州一位官员反映，在福州的秋试中，年过八十的考生有九个，年过九十的考生有两个。这些老年考生都通过了考试，因为他们的应试文章结构严谨、用词精确、论述有力。这位官员还说，这些老年考生是年过六旬才中的秀才，为了晋级，他们参加了三次会试。如果第四次晋级失败，朝廷就要授予他们名誉头衔。河南有一位官员也反映了同一种情况。他说，在河南的秋试中，年过八十的考生有十三位，年过九十的考生有一位，他们也同样因文章写得精练而通过了考试。要知道，这类考试为期九天，可是在此期间，他们却丝毫没有表现得像个老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的情况，在安徽的秋试中，年过八十的考生有三十五位，年过九十的考生多达十八位！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

中国的读书人过的是持续勤劳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更是如此。中国农民的工作就像家务活一样永远也干不完。就拿中国北方来说吧，各省农民只有在寒冬时期才能得到短暂的休息，其他时间都有许多活儿要干，根本闲不下来。当然了，其他国家的农民也很有可能面临同样的情况。但是，相比之下，还是中国农民最勤劳。

工人的情况还不如农民。工人们长期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生活太艰辛了。农民种下白菜并细心地清除害虫。工人一样尽心做事，只是为了能够养活一家人。在有些地方，即便能够雇上马车，一些外出办事的人也不会坐马车，而是习惯了半夜就动身，一步步走到目的地。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一些身形矮小的农民在忙碌着。他们手拿粪叉，身背粪筐，四处寻找着粪便。如果没有其他事可做，他们就去拾粪。时至今日，这件事已经成了一种习俗，而且好像永远也做不完。

有些人为了养活一家人，经常被迫做两份工作。比如天津的船工，他们在河流封冻时无法继续行船，于是他们就想起了拉冰橇，为人们提供一种既快速又低价的运输方式。有些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能够多赚一些钱，农民们会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或搓草绳，然后拿出去卖。农村妇女几乎没有不纳鞋底的。她们即便是在村口聊天，双手也在忙活着。她们还会搓棉花来纺纱……反正她们不会闲着。

最勤劳的是商人及其伙计。当然了，西方国家的伙计也很忙碌。可是，相比之下，还是中国的伙计最忙，他们手上的活儿好像永远也干不完。他们的活儿很重，而且几乎没有节假日，只有在忙得有些晕头转向时才能休息一会儿。

中国的店铺总是早早地就开门了，却迟迟不关门。记账采用的是既细致又繁琐的复式记账法，账房先生总要忙到深夜才能记录好销售额和收入情况。伙计们呢，没事做时也不能下班，只好从收到的钱币中挑选出值钱的铜板来解闷。

中国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真是出人意料。与此同时，这个阶层也最令人嫉妒。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中国人都乐意当官。作为中国官员，无论你级别是高是低，都必须忙于公务对其负责到底。公务很繁杂，这也出人意料。一位驻华大使曾经采访过中国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下面就是他的采访报告：“有一次，我听中国的一位内阁大臣抱怨他们整天疲于应付日常工作。他说，每天凌晨两点，他都要离开家到皇宫里值班，直到早上六点才开始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处理公务；九点至十一点，他得以兵部官员的身份掌管兵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他得在刑部办公；下午两点至六点，他要待在衙门里，因为他是总理各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这样的日子一天天重复着。除此之外，他还不得不抽空出席各种特别会议，除非他忙得实在脱不开身。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几乎都已经过了七八点钟了。”据说，大约半年之后，这位官员就因劳累过度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丝毫没有感到意外。的确，中国有许多官员都对政府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他们最终却累死在仕途上。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勤劳的外延既包括辛勤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又包括辛勤劳动者的人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人做得都非常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每天天刚亮，中国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事实上，中国的新一天经常是过完午夜就开始了。中国皇帝上早朝时，欧洲各国的皇帝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中国皇帝这么早上早朝，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可是西方人却无法理解。在中国，许多民众都会效仿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广州铜匠、福州锡匠、宁波木匠、上海磨工，还是北方各省的纺织工，都是起早贪黑的。天还没有亮，菜农就出现在集市上了，他们是从数里之外的家里赶来的，只等天亮了好卖菜。西方人吃早饭的时间与中国集市结束的时间差不多。夏日的上海，如果你在早晨五点半以后去主要街道上散步，就能明显地发现东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差。欧洲人在黄浦江边建了一些高楼，然后在里面做买卖。每天早上，在欧洲人还没有动静时，亚洲人就已经出现在街上了，而且已经活动了很长时间。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已经把半天的活儿都忙完了。直到这时，西方人才慢腾腾地来到市场上，与西方人抢生意。

关于中国人的勤劳，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戴维斯曾经做过正确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如此勤劳，表明中国政府成功地令人民自给自足了。勤劳是中国人的特性之一，应该受到重视，并将其长期保持下去。

下面再谈一谈勤劳的内涵。身为亚洲人的中国人，在工作时也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人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试图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变他们，肯定是白费力气。另外，我们无论对什么事都充满了热情，并且非常崇尚这种热情，可是中国人却不一样。我们身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即便没有《圣经》的暗示，也知道用心工作很重要。而中国人呢，他们即便有成熟的宗教和哲学的共同影响，也仍然没什么变化，因为他们更看重流传了几千年的经验，做什么事时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有人禁不住要问：假如有那么一天，白种人和黄种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激战，以勤劳和热情的角度，失败的会是哪一方？答案不言而喻。

古代以色列王国的第三任国王所罗门认为勤能致富。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无疑应该是地球上最兴旺的国家。可惜的是，中国人明显缺乏一些美德，所以他们才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能平衡发展各种美德，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兴旺起来。中国人所缺乏的美德，主要是诚信。如果中国人能够想尽办法恢复这一美德，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的勤劳就能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回报。

处处守礼

在礼节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东方人之间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两点就是称赞和批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向来认为刚强是最重要的美德，并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一点。后来，我们来到了东方，发现东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许多技巧，所以认为中国人很能干，并且因此对他们充满了羡慕和敬重之情。就算是一个对中国人有偏见的批评家，也得承认这样一点，就是中国人非常注重礼节，并且已经把它升华到了完美的境界。这种境界，对西方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连想都想不到，更不用说去理解它了。

中国典籍记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说的是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有三千条。中国人面对如此重大的压力，也能繁衍生息。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对中国人来说，学礼仪就像受教育一样，完全是一种本能，根本不必刻意去学习，只要日常交际时留心一下就行了。而在西方，这种繁文缛节只有在宫廷里或外交场合才使用。当然了，中国人不会时时刻刻使用这些繁文缛节，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就像每逢节日就穿上盛装一样。至于何时使用这些礼节，中国人会用本能来判断，而且几乎不会出现失误。如果一个中国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可笑的，就像一个西方人虽然受过教育，却不知道九乘以九等于多少一样。

在西方人看来，礼节是用善意表达出来的美好情感。所以，对于中国人的礼节，西方人难以赞同。一种文明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幸福，那他就是幸福的。可是，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就拿中国的艺术表演来说吧，中国人对人表示礼貌，并不一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可能只是为了服从某一方面的需要。他们制定礼貌用语，然后在与人交往时使用它们，只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尊卑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么做实在令人大惑不解甚至疯狂。可是，中国人却不这么想，反而以为这么做既能保障社会秩序又能调节人际关系。上下有序方能万事亨通。这就像下棋，先走的一方说：“敝人卑贱的士兵向前走两步。”对手回答：“敝人卑贱的士兵也向前走两步。”先走的一方又说：“敝人调动卑贱的马，吃掉阁下高贵的士兵，进入九宫格中的第三格。”当然了，虽然下棋的人都很客气，可是整盘棋却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下棋时，双方都不会提前说出自己下一步将怎么走，不然就会贻笑大方了。中国人在礼节方面也是如此，一个中国人在面对某一礼节时，不知道回礼就会被人笑话。对中国人来说，礼节就像下棋一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懂得礼节，足以说明他很无知。

距离中心城市远近的不同，制约着中国人在恪守礼节时的差异。礼节在中心城市不可或缺，但在乡村的要求却不高。农村人也知道要有礼节，却无法像城里人那样恪守礼节，因为他们不清楚城里人在礼节方面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在礼节方面，最不懂礼貌的中国人也比有教养的外国人做得好。外国人跟中国人一比，就像婴儿一样不懂礼貌。对外国人来说，除非他生活经验丰富，而且时刻牢记礼节代表着教养，不然他就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讲礼貌。外国人曾经向中国人学习过最基本的礼节，却收效甚微。每当提及这一点，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面露鄙夷之色，并自然地称外国人为“野蛮人”。

气垫里面虽然没有东西，却能减轻震荡。礼节就像气垫一样。中国人在与同胞交往时非常注重礼节，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很懂礼貌，根本不以客人是否舒服为出发点。中国人对外国人讲礼貌，原因也一样。我这么说，丝毫不觉得有失偏颇。比如，中国人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会不顾客人的意愿，固执地生火烧水，沏茶给客人喝。客人就算不喜欢主人这么做，也拗不过主人，只好忍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痛苦。主人才不管呢，他们根本不在乎客人高不高兴，只会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尽了地主之谊，这样就够了。再比如，你在农村租了一个勉强能住的房子。房主认为他有责任把房子打扫干净，再布置一番，接着就向你承诺他会这么做。可是，直到你准备搬进来时，他才开始兑现承诺，就像在敷衍你似的。你被四处飞扬的尘土刺得睁不开眼，恳求主人停下来，可是主人却置若罔闻。究其原因，也许是《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无论客人是什么人，主人都应该为其打扫房间。”中国的宴会常常令人觉得恐怖，因为宴会一开始，主人就会热情地为你夹菜，把你的碗装得满满的。至于你是否喜欢吃，能不能吃得了，他们才不关心呢，他们只当你喜欢。即便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主人也不会觉得是自己照顾不周，反而会认为是你不对。而其他中国人呢，也不会觉得主人照顾不周。如果哪个外国人不懂这个规矩，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与主人毫不相干。

正是由于这个规矩的指导，一位中国新娘在拜访一位外国夫人时才会背朝这位夫人行礼。这位夫人非常生气，同时也充满了好奇。后来，她一询问，才知道新娘为何背对着自己向北行礼。原来，这位新娘只注意到中国皇帝在北方，而没有注意到这位外国夫人站在房间的南面。由于这位外国夫人不知道这些，而新娘又非常遵守自己国家的礼节，所以这位新娘才会不管不顾地向北方行礼，以表明自己知道应该如何行礼。

中国的礼节经常通过送礼来体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送礼是给收礼人面子。收礼者在接受礼品时，要遵从一定的习俗。中国人送礼时，经常送一些用红纸包得既整齐又干净的点心盒，其中装的大多是一些又油又腻的糕点，大部分收礼者都不肯吃。即便如此，收礼者也不会把礼品退回去，宁肯送人。

在带礼品拜访时，中国人允许主人发表对礼品的看法。主人经常会问客人礼品是多少钱买的。送客时，主人还会这么说：“让您破费了，真是抱歉！”

一位外国人应邀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上，这位外国人看到了很多糕点，还看到有人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装着两三块正冒着热气的糕点。人们见了，都不停地说那盘糕点还在冒热气，好像这样的糕点很美味似的。最后，这盘糕点被送给了这位外国人，因为这位外国人是个贵宾。对于这份好意，这位外国人婉言谢绝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给这个宴会蒙上了一层阴影。至于那盘糕点，随后就被撤了下去。原来，中国人有一种风俗，就是参加婚礼时要送礼钱。通常情况下，都是主人趁客人还在吃酒席时就开始收钱。不过，由于直接向客人收礼钱不符合礼节，所以主人就找了一个托辞，那就是送热糕点给客人，婉转地请客人掏钱。在这场婚宴上，只有这位外国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并拒绝了主人。他的拒绝影响了其他客人，使得他们也不好当场掏钱给主人了。后来，这家人又举行了另一场婚礼，并再次邀请了这位外国人。主人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之后，变得比西方人还直接，他对客人们说：“请大家把礼钱放在这里！”

在社交方面，中国人虽然非常注重繁文缛节，但是依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虽然为人真诚、顽强，却有行事莽撞的缺点，我们应该抛弃这一缺点，学习东方人懂礼貌的优点，这样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可是，有许多西方人却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长期定居巴黎，渐渐地接受了巴黎的风俗习惯，再回伦敦时，他每次看见朋友，都会摘下帽子，同时向朋友鞠躬。有一次，他照例向一位朋友鞠躬。这位朋友见了，嘲笑地说：“朋友，你可瞧好了，这里不是法国，你没必要耍猴！”如果一个人能够同时吸取东西方人的优点，学会中庸之道，并且能够自如地应付一切艰难险阻，那该是一件怎样的人生乐事啊！

浪费时间

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信奉“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因为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工作量却越来越大。在工作期间，一个工作者可能会面临各种工作，而且工作量繁重。如果在上个世纪，完成这些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引起这一变化的，无疑是蒸汽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当这一变化来临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素质已经提高了，所以丝毫不惧怕它。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虽然也曾游手好闲，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要么就是打架斗殴，可是他们的精力却很旺盛。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在做完一件事之后，才得以接着做其他事。

在问候语方面，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迥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耐人寻味的。比方说，同样是遇到同伴的场合，中国人会说：“你吃饭了吗？”盎格鲁—撒克逊人则说：“你好，事情怎么样了？”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英国人注重做事，而中国人却注重吃。由此可见，英国人视时间为金钱，并将这种意识变成了一种天性。通常来说，英国人会充分利用时间，哪怕是最后一秒钟。可中国人呢，他们看上去就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悠闲自在。在中国，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也就是说一个时辰只代表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所以中国人根本无法清楚地界定时间。比如“晌午”这个词，它是对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这一时间段的总称，可以指这一时间段内的任何时间。中国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月儿何时挂中天？”这句话多少有些含糊，其实问话人真正想问的是：“当月亮处于子午线上时，是夜里几点？”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所用的计时方法也是不精确的。对中国人来说，“日出”和“日落”就算是最精确的计时概念了。虽然中国是一个纬度和经度都跨度很大的国家，可是他们却把“午夜”和“晌午”视为同一类概念。也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午夜”并不特指某一时间段，它通常用“更”来划分，所以根本不精确。不过，最后一更由于接近天亮，所以相对来说是精确的。说到“更”，它也不那么精确，即便是在城市里也不例外。当我们说起便携计时器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一部分中国人倒是有钟表，可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充分利用钟表，更不用说依赖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日程了。他们能对钟表做的，最多是每隔几年擦洗一下，免得钟表停止运转了。即便是这一小小的举动，中国人也很少做。大多数人确定时间，利用的都是太阳高度的变化。天晴时，他们用“日上一竿”“日上两竿”等计时；天阴时，他们就利用家猫瞳孔的大小变化来计时。这样的时间概念虽然模糊，但是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足够了。

中国人计时的不精确性，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有效利用。英国牧师西德尼·史密斯把世人分为两种，一是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二是绝世大灾难之后的人。绝世大灾难之后的人，在发现人类不可能再活几百岁甚至上千岁之后，就学会了充分利用时间以适应新环境。而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却相反，他们没有意识到长寿者——圣经旧约里提到的族长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依然像以前一样生活着。中国人无疑属于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茶馆老板为了吸引顾客，经常会雇一些优秀的说书人。说书人说书的时候，能令人想起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那些篇幅很长的诗作。客人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说书人却“永远”在那儿。据去过泰国的人说，泰国有些戏竟然会持续演出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戏虽然没有泰国的长，但是有时也会持续好几天。中国有些杂耍是很出色的，它们不但富有智慧，而且能够令人由衷地发笑。不过，要命的是，每次开场之前都有一大串废话，这令许多外国观众都无法忍受，甚至后悔来看杂耍。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宴席，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似的，而且菜肴多得出人意料。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有些人甚至舍不得离开。可是，对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么做都叫人心生恐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像是嫌这样招待客人的时间太短。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却希望可以早早地散席。可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这种希望经常会落空。

中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做起事来就慢腾腾地，好像他们还生活在绝世大灾难之前。读书时，他们从日出到日落都待在学堂里，中间只休息一两次，同时吃一些食物充饥。在有人说起其他的教育体系时，教师和学生都一无所知。科举考试长达几天之久，而且要求严格，给考生们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些听起来显得很可笑，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可是考生们却意识不到这些。

由这种教育体制训练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令人联想到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国的语言与绝世大灾难之前的语言基本上没什么差异。掌握这种语言所耗费的时间就像《圣经》中活了近一千年的族长玛土撒拉的一生那样漫长。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自觉学习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可能说出或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停留在绝世大灾难之前，因为它不仅起源于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掺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中国历史这条长河虽然缓缓地向前流淌着，可是两岸除了长有高大的乔木之外，还覆盖着无数的枯草和残枝。这样的历史只有不知珍惜时间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出来。这一切是那么庞杂，也只有中国人这种大“肚量”的人才能装得下。

中国人不知珍惜时间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他们勤劳的强度体现出来。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勤劳强度明显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盖过房子，因此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可是，自此以后，还愿意再盖一次房子的外国人就所剩无几了。因为，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总是迟到早退，干活儿时还经常停下来喝茶。他们拿着小布袋去远处的石灰坑里运灰泥，所以每次走了很远的路却只运了几夸脱灰泥。要是改用手推车来运灰泥，至少可以提高三倍的工作效率，可是他们却根本不在意这一点。遇上雨天，哪怕只下了一点儿小雨，他们都会全体停工。这么做事，自然是事倍功半了。可是，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很难估算这群人每天的平均工作量。据说一个外国人雇了木匠给他钉板条，结果他嫌木匠动作太慢，就在木匠吃饭时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竟然把四个木匠半天的活计都干完了。

对中国工人来说，即便是修工具这类小事也很费力劳神。如果用的是外国人的工具，他们根本不会珍惜。就算这些工具不知何故地坏了，他们也不会去修一修，因为他们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名言。他们支脚手架时，先在墙边树起几根木桩，然后用绳子把细棍绑在木桩上，这样就算完事了。整个工程期间的每一天都可能出现问题。以前的那些经验，好像对他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似的。至于沙子、石灰、泥土等建筑材料，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对这个外国人来说，他简直是在孤军奋战。英国杰出的游记体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来到小人国之后被小人们用无数根细绳拉倒在地，根本无计可施。这个外国人的处境就跟格列佛差不多。一位广东包工头曾经向人许下诺言，可是后来他却吸上了鸦片，他的钱财因此被挥霍一空，他的诺言也随之一起消失在烟雾之中。雇主对这位包工头一忍再忍，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找来这位包工头，向他历数了他所犯下的所有过失：“你已经知道了玻璃的尺寸，也亲自把三扇窗户都量了好几遍，可做出来的窗户还是全都不能用。还有你做的门，上面没抹一点儿胶，根本关不上。铺地板时偷工减料，用的都是一些又短又有节疤的材料，把地板铺得一塌糊涂。”这位性情温和的包工头听到雇主这么斥责自己，好像很受伤，他看了看雇主，语气温和地抗议说：“别这样，别这样！身为君子，不应该这样说话。”

在中国人眼里，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没有耐心的，这令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们说我们没有耐心，令我们很不高兴，就像我们说他们不讲诚信也令他们不高兴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无论你付出多大努力，都不可能迅速地让中国人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据说，一位邮差在把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送到十二英里之外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因为他的毛驴在途中病倒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阵子！中国的电报系统也非常混乱，发电报时经常出错。

中国人登门拜访时也不注意把握时间。在西方国家，到别人家里拜访是有时间限制的，客人一般都不会超过这个限度。可是，中国人去拜访别人时却没有时间限制，他们会一直说下去，就算累得筋疲力尽也不会停下来，直到主人说要留他们过夜。中国人在拜访外国人时也一样，根本意识不到时间有多珍贵。他们到了外国人家里，一坐至少一个小时，却谈不了几句话。就算没什么可谈的，他们也不愿意离开。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曾经把“谁想见我，我就想见谁”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如果他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甚至会采纳某位神职人员的做法。这位神职人员在接待过几次中国人的拜访之后，写了一句醒目的格言挂在房间里：“愿上帝保佑来者好走！”这句话的意思够直白了吧，可是由于中国人本性爱误解人，所以他们根本弄不清主人的意思。来拜访的人经常沉默不语，而且是长时间的沉默，就算是再有耐心的欧洲人，恐怕也无法忍受。他们一旦开口，主题一般都是有事相求。如果所有外国人都能像已故医生麦肯锡那样就好了。这位医生生前接待了许多中国客人，发现他们一拨接一拨地来，然后就坐下来不走了，弄得他根本无法安静地给人看病。面对这一情况，他对他们说：“我还有急事要办，不能奉陪，望见谅。请自便！”这位医生能够摆脱困境，就是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中国学生一样天真、直率。中国学生往往喜欢在老师跟前卖弄一下自己刚学的英文，所以就在下课时说：“Open the door！Go out！（开门！出去！）”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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