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汀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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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文集.第三卷，木鱼山·青?坡·红石滩试读：
木鱼山
·青㭎坡
·红石滩
作者：沙汀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8-01ISBN：978-7-5411-4766-1木鱼山一人们陆续走出食堂，陆续走向外面大院里去了。这是本镇一个大地主的院落，全院三进，食堂在正屋侧面那间宽敞的厨房隔壁，桌椅俱全，可以供七八十人进餐。前一进大厅两侧的厢房，则是寝室，全都摆着没有漆过的白木的单人床，那些陆续到前院去的农村基层干部，年纪轻点的走向院坝里去打篮球，也有打百分的。年纪大的，则多走进寝室抽叶子烟。时候是午后一点多钟光景，还有一个钟头才继续开会。当木鱼公社社长，前党委第一书记，现在可以说只有个空头衔的汪达非，走进自己的寝室的时候，他发觉他们社一个生产大队队长贺永年，还照旧呆坐在床沿上纳闷。汪达非是一位身材瘦长的中年人。一身棉制服虽然下过水好多次了，蓝色已经变浅灰，帽子也皱巴巴的，但是，他的神态安静、正常，不像那个跟他年岁相当的大队长那样萎，拖起久未刮过的两抹焦黄的胡子，似乎万事都不顺心。他轻轻叹口气，在贺永年对面一张床的床沿上坐下来。“还是要吃一点呵，——赶快去吧！”他末了说。“不饿呵！”贺永年闷声回答，用力摇一摇头。“不要跟肚皮赌气吧，我每顿倒都要胀它两碗！”汪达非说的是实在话。因为打从五九年起，他也经常被当作右倾保守思想的典型挨批，只是由于两个人经历不同，脾胃性格不同，因而对于挨批的态度也就两样。汪达非的典型性似乎要少得多，原来尽管他们同样都不服输，时间一久，汪达非却总主动承认错误，主动进行检查，而贺永年呢，则始终不承认他有右倾保守思想，流露出极大委屈情绪。贺永年一直感到委屈。特别因为在去年一次公社临时党委召开的火线整风当中，他不止被批被斗，还遭过打，而且他的右耳朵差点被揪裂口了。还有更叫人愤激的：那些动手动足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居然有两三个地富和坏分子！当时汪达非不在家，正在县上接受批判。那也是一次整风性质的群众大会，不过参加批判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不是一般社员群众。尽管也有“左”得可爱的人，却绝没有什么人想到打耳光和罚跪。对于贺永年这次的遭遇，汪达非一想起就感觉难受，因为实际管事的工作组事前曾经打电话征求过他的意见：同不同意群众的要求，把贺永年调到社上批评批评？批评嘛，有什么不行呢？他立刻同意了。而当他在县上、区上接受过一两年来例有的批判，回到公社的时候，他才知道贺永年在批判会上遭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有时想起这事，汪达非总会感到内疚，因为当他赶往二大队第三生产队的时候，才一问起，贺永年就哭了。说他想不通：遭地主富农又打又骂！这个一向坚强乐观的人接着说了不少愤激的话……然而，现在这些往事早已从他记忆上隐蔽了，他感觉闷气的不是因为这个。“我赌啥气呵！”他照旧闷声说，“不还个价钱今天走得了嘛？……”“那又留在这里过年好啦。”“话倒不错，我只愁明年这个工作怎么搞呵！”贺永年忽然变得来很激动了，他一气接着说下去道，“小春尽管不错，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叫唤没吃的了！离夏收又还有多长一截日子，叫大家怎么办？……”“你们的籽种、贷粮没有动吧？！”汪达非专注地问。“那个都动得呀？可是已经有人在打它的主意了！……”贺永年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对于籽种、贷粮已经垂涎三尺的王长林那副阴沉莫测的面貌，忽然一下那么灵活地闪现在他眼前。而且照例叫人不由得不想起五八年冬天建立公共食堂时他的精彩表演：他总担心自己吃亏，因而由于制度还不完备，每顿饭他都尽量地吃，结果肠胃出了毛病，躺了半个多月……“紧紧裤带也好，”他接着笑道，“免得弄来睡起！”汪达非完全理解对方这些话的含意，也笑了。因为同样的事情，整个公社发生过好几起，而且，直到现在，每一谈起目前吃食紧张的情形，也总往往免不了联想起它们。甚至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因为当其五八年开办公共食堂的时候，他是多么兴奋呵：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为困难户操心了！特别是妇女们，大都欢天喜地：“这下不当锅边转了！”哪知道不上一年，食堂就无法办下去了，只能散伙。因为口粮短缺，柴火也成问题，而且经常发生争端！……他的笑意早已消失，而且长长叹了口气。“看来吃饭不要钱还得大大展把劲呵！”他接着说。“就像现在这样搞么，二辈人都靠不住！……”贺永年愤愤地插嘴了，随即脱口而出地一个劲说下去：“前一两年在粮食生产上说大话吃的亏还没复原，什么‘技术规格’、‘按计划种植’的紧箍咒又来了，恰恰天又捣乱！这么价一来，劳动力也就不断削弱：疾病，外流……”“我们那个队，可以说没有几个全劳动了！一个个都蔫妥妥的。”“你多做点思想工作嘛！”汪达非打气说。“每天增加几两口粮比你啥思想工作有效！”贺永年充满感情地接下去道，“你记得吧，去年春天政府才贷了一些口粮——每人不过二三十斤，大家干起活来那个劲仗！……”随着一阵阵口笛声和叫喊，陆续有三四位社干从室外走进房来，他们全是木鱼社的干部。那个先一步进房的是个大块头，木鱼社第三生产大队队长，叫赖体臣，年岁比汪达非小不了多少，约有四十光景。宽阔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调皮捣蛋的神气，老是笑扯扯的。他一进屋就四处扫了一眼，而他脸上的笑意也就更显著了，仿佛忽然发现了什么趣事。“怎么都闷起脸不张声啦？”他似问非问地随口说。“莫有你高兴得起来啊！”贺永年赌气说。“也是该高兴啦！”赖体臣笑答道，“见天两干一稀，——可惜会议今天就结束了！……”“倒还没那么容易呵！”这答话的是最后走进宿舍的身材瘦小的霍荣汉，混名叫霍干人：第二生产大队的负责人，“不还个价钱你倒休想脱身！”“当然！”汪达非笑一笑接口道，“不只是得还价钱，还不能打一点折扣！”“×！说空话又不要本钱呢！”赖体臣照旧满不在乎。“我倒准备在这里过年呵！”贺永年心一横说。汪达非尽管年岁较大，快五十了，因为一向细心，他忽然一眼发现了正在走近房门的工作组副组长李自力：只有二十多岁，架着近视眼镜，满脸洋溢着自命不凡的神色，一眼就可看出是那种积极分子——随时都在摩拳擦掌，准备进行斗争。而一眼发现他，汪达非就警告似的嚷道：“唉！开动啦！”“怎么还在吹牛皮呵！”同时，副组长已经惊诧诧叫嚷着到了门边。室内的谈话转眼就停歇了，有的在心里嘀咕道：“看你跳得到好高嘛！”有的翻眼望望来人，立刻避开视线；贺永年脸色更阴晦了，一想起副组长他总立刻充满对立情绪。只有霍干人显得胆怯地望对方笑了笑，立刻收拾材料去了。赖体臣则照旧嬉皮笑脸，照旧对那位“钦差大臣”采取了那种貌似恭顺的态度。“吹啥牛呵！”他说，“我们正在打通思想！……”“通了没有呢？”副组长李自力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通了！不管县委怎么安排，我们都牵开衣包兜起回去！……”贺永年猝然爆发出来的讽刺，引得大家失声笑了。李自力紧接着训斥道：“你少吊点二话哇！”接着却又不屑争辩似的催促大家赶快动身，“走！走！走！”那口气和神态正像呵斥顽皮孩子一样。然而，除开干人，几个社干部都程度不一地更开心了。当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而干人则不仅不觉得开心，反倒有点忧虑，深恐副组长怀恨在心，将来在工作上找岔子。因为自从这个工作组进驻木鱼公社，他已经领教过这位来自省委派遣的角色的味道了，动不动就来个火线整风：不是批判你右倾保守，就是给你扣上一顶“目无领导”的大帽子！……现在，几个人终于陆续离开寝室，但都一路嘀嘀咕咕。“说话试到点来呵。”汪达非低声叮咛。“×！他又发动人斗我好啦！”贺永年并不约束自己的嗓门。“我倒要把这顶‘右倾保守’的帽子永远戴下去呵！”他随又情绪愤激地加上说。干人抢先离开他的伙伴，紧跟副组长走去了，他显然还没有忘记掉去年火线整风时的遭遇：工作组由于偏听偏信，硬认为他那个大队一些人的病痛、死亡，是他多吃多占，克扣了社员口粮招致的恶果！……赖体臣也为同样的诬陷遭过斗，而且都先后一两天在同一场合遭的斗。但当那些因为亲人死亡或者身染重病的婆婆大娘叫他跪下的时候，他却像对付某种过火的作弄一样，笑嘻嘻嚷道：“又不是斗争不法地主呢，咋兴跪啊！”结果既然没有跪过，也没有吃一位新寡的妇女的鞋底板。而霍干人呢，因为生怕触怒群众，群众刚一叫喊就立刻跪下了，最后挨了耳光和鞋底板……汪达非是最了解干人的脾胃和此时此刻的情绪的。望着对方的背影，他不由得苦笑着叹口气嘀咕：“一下就变得这么胆小啦！”因为尽管自来谨小慎微，当其还是一名少先队队长的时候，土改期间，他也跟成年人一道揪斗过不法地主，相当勇敢泼辣。贺永年显然也了解干人，了解他怕沾惹是非，叹息道：“这两年也真把人折腾够了！”这时几个人已经来到了大厅上。他们没有发现干人和副组长，而从其他一些寝室里，则陆续走来一批参加会议的社干。他们大都认识汪达非，因为他同他们中间几位中年人几乎是同时参加工作的。他默默地向他们点点头，笑一笑；他们也用同样的动作和神色还答他。这些点头、微笑蕴藏着的含意，只有深知那些年农村工作的艰苦的人才能理解。它们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复杂的：埋怨、委屈、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想说真话而又只能默不作声的痛苦、内愧……其中，一个约有五十上下年纪，满脸的胡茬，身材中等、骨骼宽大的同志，向汪达非顺势挨近身来，悄声问道：“你准备发言吗？”“没有啥说的呵。”“我也只带了耳朵来。”于是嗽嗽喉咙，不张声了，一道同其他社干去礼堂开会。这礼堂是在同一条街道东头另一座大院里。当他们走出大门，跨上大街的时候，立刻引起那些守在店铺里、饭馆里和穿过市街的各色人等的注意。这些人的神色也跟已往几年不同，大都对他们闪烁着探究和同情的目光。他们自己也有苦恼，生意已经没过去好做了，冷淡了，在这冬天，总经常烤着烘笼，枯坐在柜台边纳闷。当然，在一九五八年的那些热气腾腾的日子里，他们却也着实紧张过一通。到了双抢季节，因为部分劳力调去炼钢，还曾经下乡支农，帮助社队收获已经开始腐烂的庄稼……过去两年，曾经一度停止营业的茶馆，也早已开张了。茶馆过去停止营业，是按指示行事，因为县城郊区的农民，每逢三六九上街赶场，卖点自留地里的小菜，总喜欢坐坐茶馆，这就无形间浪费掉不少的劳动力，以致影响生产。可是尽管重新开张，茶客却少。就是逢场赶集，也很少乡下人坐茶馆了。因为自留地已经改种粮食，闲钱也少。只有一两家中药铺比较热闹。看吧，一个面容浮肿的老头儿，拄根竹棍，一步一歇地正在跨上泰山堂的阶沿。这病人是城郊前进公社的会计，曾经到木鱼公社做过辅导工作。由他培养出来的木鱼公社的两三个会计，一直把他当成老师看待；遇到逢年过节，汪达非也总要催促那两三个青年人：“你们也该去看看你们的老师呀！”这时，一眼望见这老会计，汪达非走过去招呼了。招呼之后，他安慰老人道：“气色比上次看见你好多了。”对方带点苦味地笑笑说：“少说些宽心话呵！”老会计知道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好转，他的口气因而不免有点伤感。但他忽然显得惊诧地一把手抓住了汪达非的膀臂。“听说毛主席已经知道我们搞得糟啦？”他悄声问，略显浑浊的眼光紧紧盯住对方。“总有一天他老人家会知道嘛。”汪达非抑制地叹息说。老会计抓住对方膀臂的手，一下松了，也没有再望汪达非一眼；但却带点失望的情绪自语道：“看来罪还没遭够呵！”又照旧磨磨蹭蹭走向药铺。那里已经有三个同样的病号了。老会计的情绪，汪达非很理解，因而并不见怪。原来“总有一天他老人家会知道的”这句话，近一年来，随着人们失望情绪的增长，他自己就已经说过无数遍了，用来鼓舞那些陷在困苦和怀疑里面、他又信任得过的人们。今春以来，有时他也默默用它来鼓舞自己。近来，他对自己这个坚强朴素的信念，似乎多少也有点动摇了。这使他相当痛苦。因为这里那里都有肿病；还有饿死人的传说，他老人家会不知道？但又认为这样想是一种亵渎。……他也想过，他应该向上级如实反映一下本县的情况，但他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地、县两级的领导同志经常到下面检查工作，难道他们一点不了解实情？而且目前驻社的工作组，不就是省委派遣的么？！纵然是反映了，省委也会要工作组复查呵！自从五十年代初入党以来，他住过三四次地委、县委办的党训班了，学习过党章，知道他有权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申诉。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基层干部这样做过！而一些旧的传统更加叫他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这个曾经在解放后各大运动中勇于冲破一切网罗的共产党员，一下变成了听天安命的某些党组织的驯服工具……望着老会计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汪达非跟随他的伙伴笔直走过去了。二会场在县委所在地，是五十年代中叶，由一座祠堂因陋就简改建的，现在人们还照习惯叫它作焦家祠堂。这是一户本县的大门阀，原是顺义乡烂坝子的人，因为曾祖父中了举，一部分人搬进城，并兴建了祠堂。举人老爷的直系子孙也就成了本县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可是由于那孙儿，老百姓私下叫作“烂绅”的角色，民愤太大，清匪反霸时已经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送到农村劳改去了。这祠堂的门面相当壮观，只是陈旧一些，那扇“焦氏宗祠”的横匾，也早已改做了家具了。院子一共三进，礼堂是大厅改建的，布置得像一般中小学的课室一样，不过没有书桌，只有一些长凳，因而又有点像简陋的剧场。走进大门门堂，穿过第一进屋的院坝，汪达非就跟随人众走上礼堂的阶沿，跨进礼堂去了。但他没有再向前走，就在最后第二排一张条凳上坐下。贺永年他们也没有跟着一些“积极分子”再往前走。只有干人例外，他迟疑一会，挤向前面去了，在中间一排一张条凳上坐下。干人的迟疑，是这样来的：离开汪达非他们，他感到难为情；但是，坐在后排，他又担心会招批评！这倒也是事实，因为他刚坐下，县委农工部长，一位瘦长、精干，经常充满自信的外籍中年同志，果然在算作主席台、摆了三五张独凳和扩音器的条桌边站起来了，叫道：“喂！不要溜边边吧！前面空位子还多呵。”这一来，有些坐在靠后两三排的人们，果然红涨着脸，向前面移动了。赖体臣更像下了最大决心似的，昂头挺胸，一直走向最前面第三排去。汪达非、贺永年最后也移动了，不过他们照样坐在后面，几乎等于没有移动。自从去冬整社以来，每逢县上、区上开扩干会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并非因为挨过斗感到自卑，一般说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只带了耳朵来”参加会议的老干部，县城北边顺河公社的社主任，叫胡朝贵；不过也早已只剩一个空头衔了。汪达非、胡朝贵参加工作都早，入党也早，而且都是互助合作化的带头人，还一道在党训班学习过。早在合作化高潮时期，又都分别做了区委委员，汪达非还是省人民代表。现在，他们两个挨身坐在一起，脸色庄重，而内心却不怎么平静。等到县委书记宣布开会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可就认真波动起来，一些往事纷至沓来地涌现在眼前了。因为打从本县解放开始，他们都曾经跟随那位正在主席台上讲话的同志一道参加过一系列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往回忆起来总令人感到自豪，但一到近一两年的一些情况浮现脑际，却不只有自豪，也有痛苦、焦虑，乃至抱怨。这一来心情也就更加不平静了。县委书记叫叶作宾，是专管农业的。一把手胡书记没有来。叶作宾中等身材，四十早过头了，但很精干。一九四九年冬，他只带了两名干部，就到汪达非所在那个叫作通口的行政区来了，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全区解放，建立了区政权。这不简单，因为当时本区一些恶霸早就有了所谓“应变”的武装组织，而征粮工作刚一开始，这些武装组织立刻就变成“土匪”，日夜四出骚扰。而且就在通口街上，临时组成的工作队还被打过黑枪！但是，叶作宾却毫无愧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牢牢靠靠地建立了区政权……汪达非的回忆忽然中断，腰身也一下伸直了，仰起脖子，瞪着眼睛望定了主席台。因为县委书记的声调一时高亢起来，使他感到情绪有些紧张。“难道今天都还没想通吗？！”而在厉声反问了一句之后，扫了会场一眼，就又接着说下去道：“无论如何，不按计划安排生产，不讲究技术规格，就是右倾保守！有的同志不只是不带头，还要老拖后腿，——这叫啥旗帜社呵！……”汪达非叹口气，毫不自觉地，也可以说习惯地把头埋下去了。因为尽管没有直接点他的名，这却显然是指的木鱼社，而且指的是他汪达非本人！所有会议的参加者也都明白，有好几位社干甚至回过头来向他瞄一两眼。“顶凶又批斗嘛！”他想，重又抬起头来。他的眼光恰好碰上副组长含讥带讽的眼光，而随即又歪起嘴角一笑，就把头扭开了。“妈的，只有你高兴得起来！”贺永年不平地嘀咕说，“横竖每个月有工资拿！”“你管他做啥啊！”汪达非劝阻说，“悄悄听下去吧！……”“大家想吧，”叶作宾忽然愁蹙着脸，语重心长地接着说下去道，“要彻底摆脱一穷二白的被动局面，不豁出命来干行吗？！——难道我就那么喜欢刮胡子呀！……”汪达非对于县委书记这席话相当感动，而且想起叶作宾五九年那次单独找他谈话的情形来了。那是他参加县委召开的扩干会不久的事，他在这次会上被斗争了，第一次给他扣上一顶“右倾保守”的帽子。不仅如此，县委还准备通报全县。因为他是位老同志，当时抵触情绪又大，在发出通报前，叶作宾把他找到县委去了，向他耐心说明这个处分的必要性：对他、对工作都有利。“当然，”叶作宾继续道，“县委也准备充分考虑你的意见，这并不是最后决定。”这是一天夜里的事，县委书记的神色倦怠，言谈中打了两三次呵欠。他眼睛半闭，话语一停，就又立刻打起盹来。汪达非原本有不少理由需要申诉，甚至早就老想插话，但却逐渐越来越不想申诉了。最后想道：“现在哪个也不轻松呵！”恰在这时，县委秘书走进屋来，报告说常委都到齐了，希望叶作宾去参加会议。“你请他们先开起来吧！”早已清醒过来的县委书记说，随即催促汪达非提意见。“我完全同意县委的决定。”汪达非轻声回答。他同时仰起瘦脸，原想笑一笑的，但他很快又把头埋下，眼睛也润湿了。……不只感动，当联想到这一情景的时候，他更以最大决心想道：“对！豁出命来干吧！”紧接着，这个决心更加大了，因为叶作宾又继续用苏联向我逼债和撤退专家的这个新鲜事例来激励大家的革命义愤。而且，整个会场的气氛也立刻变了，一些人的腰身挺直起来，一些人的愁容已经一扫而光。那位副组长呢，重又向汪达非他们回过头来傲然一笑，那意思是说：“咋样呀？！”批评、激励以后，叶作宾就又提出“技术规格”和增产措施问题。尽管他没有用他在其他省、区几个驰名全国的公社取经时听过无数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但他重复要求社干们尽力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不要给全县、全省抹黑。他终于结束了讲话，接着就由农工部长宣布分组讨论名单。这次分组跟前两天和上午不同，没有照老规矩一个社一个小组，是打花了编排的：先进社跟后进社的干部互相掺和。因为按照部长的想法，那些勇于革新的闯将准能治愈汪达非一类人右倾保守思想的痼疾。同木鱼社部分干部编在一组的是涌泉社的社长、两三个生产大队长。涌泉社的社长原本是出名的保守派万家福，而现在当家做主的却是农工部长蹲点的那个生产大队的负责人：因为这个大队长勇于改革耕作制度，一连放了两次“卫星”，今年夏收后就抓到了领导全社的印把子。此人名字叫易家槐，只有三十带点，敦敦笃笃，嗓门很高，走到哪里，人没有到，声气就先到了，诨号叫“易糟牙”。现在，又暗地里被一些对他侧目而视的人叫作“易胆大”了。他一向的惯用语是：“只有低产的思想，没有低产的土地！”以及“干革命都兴讲价钱吗？！”而且经常用这句话批评那些他认为有右倾保守病的同志。现在刚一宣布分组名单，他就从最前面一排长凳上一跃而起，趾高气扬地四处张望，叫叫嚷嚷。他大声呼唤着编在他一组的几个人的名字，最后盯住汪达非、贺永年吃惊似的笑道：“喝！咋个又是梭边边啊！”随即就用一种毫无通融余地的口气问道，“就在前面来开怎么样？——我看这里顶好！”接着就催促大家团聚到主席台边去了。这不能怪他太专断吧，他自己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是临时组长，比其他的组员高那么一篾片。贺永年满脸不快地嘀咕着；汪达非步态懒散，神色既不紧张，也没有丝毫怨尤，有点像一个看穿了事态的世故老人一样。他相当轻松地对自己说：“看你咋个表演。”连木鱼社工作组那名副组长在内，这个组一共有七八个人。霍干人早已在第三排一张长凳上坐下了，他显得有些拘谨，有些愁怆。因为他一直揣测着：“不还个价钱今天能脱身啦？”副组长神态镇静，仿佛对于眼前即将开展的事件早已了若指掌，而且准备看看有的人出乖露丑。其他涌泉社三个干部，都是易胆大相当欣赏的角色，而他之欣赏他们，因为他们一贯唯唯诺诺，总是跟着他打顺风旗。条凳早已由易胆大七手八足重新安置过了，等到大家刚好坐定，他就拉开嗓门嚷叫起来，来了个开场白。“我这个人大家都晓得的，一根肠子通屁眼！”他说，满脸得意之色，“有啥说啥，不会弯横倒拐。再说，起眼一看大家都是党员，——喂！不要咬耳朵嘛！”他掉过话头，望住霍干人吼开了，因为对方正苦着脸向汪达非征求意见。而易胆大一叫嚷，他就立刻装出专心开会的样子，于是组长又继续道：“说撇脱点，形势、任务，叶书记已经讲过无数遍了，就看我们是不是跟党一条心啊！”听到这里，汪达非忽然感到脸上热辣辣的，因为易胆大这后一句话恰好触动了他近一年来的心病：真的是他有右倾保守思想？抑或党的政策、措施出了毛病？而这正表明他同党的关系有了距离。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一方面一切听随县委和工作组安排，同时却又对赖体臣一类干部和群众对工作组进行的抵制听之任之。但他随即镇静下来，因为他毕竟已经习惯于目前的处境。而且他忽然想起易胆大在产量上的作虚弄假，于是立刻浮上一个嘲讽的微笑。因为大家都不吱声，这一个嗽嗽喉咙，似乎要发言了；但又叹口气抽起烟来。那一个在翻看材料，似乎准备发言，接着却又陷入沉思。这是木鱼社几位同志的表现，而另外一些人则带着一种探索和寻根究底的神情注视着他们。最后，急性子的易胆大耐不住了，向涌泉社一个大队的负责人，脸皮微麻的周怀喜抬抬下巴嚷道：“报一下你们的规划吧，——老周！……”“对，我又来献个丑嘛！”老周带点弯酸口气笑道，“我们初步决定按上级规定全部密植，增种二十亩双季稻，每户一千斤堆肥！……”“你这是讲的稻子，——红苕呢？”易胆大爆发般追问道。“红苕么，在去年的基础上一律换成良种：南瑞苕！”“勉勉强强，”易胆大接口说，“你们呢，——老汪？”“让他们直接抓生产的同志讲吧——我的话好说！”“好！”易胆大快意地笑道，“那么你就讲吧！”他又把下巴一扬，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霍干人，因为他知道贺永年今年以来越来越落后，越来越顽固，有时说话还带刺儿，看光景干人是不会太泄气的，至少不会像他日常惯说的样：“冷水烫猪！”“我？”干人稍微有点吃惊，他一顿，接着吞吞吐吐说道，“好嘛，说到条件，我们水源差些，去年搞双季稻花了不少劳动，种都没有收够！……”易胆大敞声大笑，乃至叫副组长李自力感到羞恼。“咋个一来就诉苦啊！——你像还没有摸到症候呀？来爽快点：你们准备种多少双季稻，采取些啥措施？讲出来大家议一议嘛，——讲错了，没有人割嘴皮！……”易胆大一个劲叫嚷下去，照例是一长串，而且照例带点教训人的口吻，干人在他的声势下几乎丧失掉把柄了。同时李自力又对他闪着责难的眼色。“好吧，”他终于鼓起勇气嚷道，“只要是天不捣鬼，就来它个五十亩双季稻吧！提前一个季节栽插，每亩十担底肥！”“不要来两口话吧，”李自力插言道，“一就是一！”“对嘛，”干人又紧接着补充道，“不管雨水咋样，去年改的田全部栽插！”“好呀，你今天胆子也真大！”易胆大故为滑稽地说。汪达非、贺永年全都含蓄地笑了，他们联想起了那个自命不凡的角色的诨号和涌泉社一些干部、社员私下对他的咒骂。这些咒骂和作虚弄假，易胆大本人并不是毫无所知，因此，尽管那么自信，那么能够自持，现在，他也不免多少为自己的失言和人们的嘲笑感到羞恼。“咋光笑啊！”他紧接着严正地叫嚷道，“报多报少总得把你们的意见摆出来嘛！”“对！”李自力附和道，“汪社长哩，至少你也表表态嘛！”“跟不上形势呵！”汪达非强笑说。“你咋老跟不上形势啊！”李自力故为吃惊似的拖长声音叫了，随又无可奈何地叹口气道，“好吧！那就照老霍讲的定下来怎样？”“我没意见。”汪达非平平淡淡地回答说。“你呢？”“我？”贺永年似乎吃了一惊，“我也没有意见。”“哎呀，你们像咬过耳朵啦！？”副组长李自力紧接着苦笑道，“可是要逗硬呵！……”于是他就重复了一遍叶书记两次讲话的精神，一九六〇年只有他们木鱼社减产最多，而这都是由于没有对改革耕作制度积极采取有力措施的结果！“还有一点得说清楚，”他接着说下去道，“你们过去一直是全县的旗帜社啊！”“培养一个旗帜社县委得花多大的精力啊！”易胆大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同时还摇头摆脑地轻轻叹息一声，“幸得你们那个社还不大！……”而这一切表明，他既对木鱼社的掉队感到惋惜，同时也对自己感到自豪：这两年来，他所直接领导的涌泉社，实际已经取代了木鱼社的荣誉，成为公社化后全县的旗帜社了。因为他此刻想到的，自从五八年以来，是他们社在全县产量最高，而这又是按照各项规格办事的结果！完全没有想到社员们缺吃少穿的困境；也没有想到县委为了制造涌泉这块样板来推动工作，曾经给过他们多少化肥、救济粮和贷款！特别去冬今春，从邻近各社队调集了不少劳力，在四方碑为他们社搞了一口大山湾塘，基本上解决了水利问题！然而，尽管易胆大这个当事人没有想到，汪达非他们却偏偏记得来很明确。因此，汪达非不仅没有感到自卑，反倒带点气愤暗自[1]想道：“现在该你扬啊！”他的经验阅历远比易胆大多得多，当易还在娘肚里的时候，他就开始四处流浪，几乎以乞讨为生了。刚满十三岁就当地主的放牛娃；成人后又因抓壮丁被迫逃亡，抬滑竿和当“丘二”。一九四九年冬天，他是涪江沿岸码头上一名船工。而直到本县解放，他才真正享有家庭生活……汪达非再也不张声了。贺永年也只是照样表示他一定不会惜疼气力，而小组会也就几乎陷入了僵局。只有易胆大一个人唱独角戏！幸而李自力不时帮两句腔。三扩干会终于如期结束，来自县属各乡的基层干部，肩上挂着挎包，陆续走出县委会招待所。一出大门，就分了好几股头，各自望家里赶。一股往西倒拐的有三四十人，木鱼社、涌泉社的干部都在一边，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区。当一走上大街，那些坐在店铺里、茶堂里的人们，比起前两天来，神色有点异样，好像振作些了，照样带着一种探究神气。在那家铺面宽敞的供销合作社门口，几个干部和服务员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同走过的熟人含笑点头。“看，咋个都蔫瘪瘪的啦？”一个精瘦的青年服务员低声说。“总是又挨斗了。”答话的是个大块头中年干部。这大块头跟汪达非他们相当熟，因为看见对方远远走来，就立刻住了嘴，朝着阶沿边跨出两步。“怎么，这么晏了，还要赶回去啦？”他笑嘻嘻地迎着汪达非问。“家里堆起一大堆事情啊！”汪达非叹息说。他知道对方想要了解的不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出于好奇，但他并未停步，一直走过去了。他不是有意隐瞒什么，他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典型，老早就全县闻名了！而这次会议的内容，人们、主要干部们也很快就会清楚。因为县、区的供销主任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易胆大也在连说带笑地回答着什么人的问话：“哪里有那么多卫星放啊！”而且停住足小声攀谈起来。汪达非一伙人一直走过去了，现在已经出了城门。这是县城的南门，离城门不远摊开一片白晃晃的河坝，河坝尽头便是有名的南河了，涪江的一个支流。在河坝和城门之间有条街道，越望大河边走，房屋也越简陋，多是供应船夫临时歇宿、吃饭的店房。每次走过这里，汪达非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解放前几年他在这里的一些痛苦遭遇。有个冬季，他失业了，又生了病，曾经披着一件单衣，抱着膀子，就在左首边当头那家红锅饭馆灶门口取过多少次暖啊！这家馆子的门面已经改装过了，招牌也换过了，叫作“工农合作食堂”。前些年生意不错，近一两年相当冷淡。在这寒场天半下午，铺堂里几张桌子都是空的，只有两三个流浪儿童蹲在炉灶边取暖。这也是近一两年出现的“新事物”，当然不及解放前多，可也叫汪达非、贺永年们感到触目惊心，似乎不怎么理解了，全都忍不住摇头叹息起来。“真没想到又出现告化儿！”汪达非嘀咕说，不胜感慨。“前一向不是说要收容吗？”贺永年怀疑地问道。“咋没收容哇？”赖体臣抢嘴答道，“可惜光是收容不顶事呵！”“听说成都更多！……”这秃头秃脑插话的是霍干人，而接着他就干咳两声，住嘴了。会议结束以后，他一直没张声，对汪达非他们感到有点惭愧，不敢直面望他们看一眼。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对他有意见，怪他经不住易胆大一伙人一压一逼，最后糊糊涂涂接受了涌泉社的挑战。“啥啊！”干咳以后，他忽又理直气壮地嘀咕道，“这两年哪个说了话逗硬哇！……”“对！横竖说大话不花本钱，——嗨，这个水咋浅啦？……”这搭腔的是赖体臣。他们这时已经跨上那座横跨南河、解放后兴建的钢筋水泥大桥了。落后他们几步的易胆大一伙人，则刚好走上桥头。汪达非他们过了桥后，随即沿着那座屹立在河对岸，名叫棺山梁子的山边，踏上一条石板小道，朝着纸厂沟的丘陵地带走去。“喂！老汪！”易胆大忽然欢天喜地似的大声嚷道，“你们说过的话要逗硬啊！”“好嘛！”汪达非顺口应声，可是头也没回一下。他知道易胆大提的是竞赛问题。而那口气表明，对方显然已经料定了木鱼社不可能完成预定指标。汪达非当然更知道什么“越密越好，三熟两熟”全是大话、空话、假话，三个烂毛钱不值！但他早已习惯于用“好嘛”或者“要得”来应付这一切了。贺永年紧接着汪达非嘶声嚷叫：“妈的！骗啥人嘛！”随即揭露了一通易胆大作虚弄假的行径。“这都不讲，”霍干人插嘴道，“你没听说昨年他们吃了多少救济粮啊！贷款也比哪个社多，还有呢……”“这么讲这个说大话都还划得来喃！”贺永年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反话。“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呵！”干人气呼呼解释道，“无非是说……”“哎呀，你们咋又吵起来啰！”汪达非生怕引起争执，心平气静地转圜道，“好多人都不是有意说大话啊！你只要张起耳朵四下听听，就会清楚！依我么，还是那个话，只要我们当干部的一不只顾自己，二不躺下来吃现成——这有啥怕的啊！”“对！今年不是照样拖过来啦！？”赖体臣照旧嘻嘻哈哈。其他两个差点争吵起来的同志，霍干人和贺永年，也都宽解地叹了口气。“好嘛！”他们同时都无可奈何地对自己说。此时此地，这个简单的话语不只反映了一种心意和精神状态，它还包藏着丰富的具体内容，也可说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他们，连同汪达非、赖体臣在内，全都清楚他们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们都犯过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但他们不久却又开始抵制它们。这是不容易的。最初，他们都多少有点犯罪的感觉，仿佛自己对不住党。现在可比较心安了。因为他们社的生活一般不算太差。……“杂种‘眼镜’他们不知道还要搞啥子鬼！”贺永年接着又叹气说，不禁想起了副组长李自力。群众暗地里都叫他作“眼镜”。“至多再来一次火线整风！”赖体臣说。纸厂沟离城有三十华里，是浅丘地带。一翻过桐子垭就相当开旷了，山头可也越来越多、越大，已经接近山区。垭口下面有一块屯水田，一九五八年放干了，秋收后山洪暴发时又才开始蓄水。这是不容易的，汪达非单为这件事就吃过不少苦头。而且事情并未结束，工作组还给他留了个尾巴，算是许多尾巴之一。四周静寂，社员们早已经收工了，有的茅屋里已经闪着微弱的灯光。这些茅屋，前两年全都被苍翠的竹树笼罩着，一个外来人只有凭着灯亮或炊烟才知道那是一户人家。现在，可全都赤裸裸的了，显出一副衰老的模样。房舍都是背靠小山包修建的，依据山形而定，有的两三家，有的单门独户，住得相当分散，这也是他们的食堂没有硬搞下去的原因之一。联结这些山包、住户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小道边偶尔可以看见一株两株小树。沿着小道前进，人们也逐渐分散了，最后，汪达非在一户人家的坎脚边停下来。因为坎脚的篱笆后面，一个面貌有点浮肿的中年社员还在昏黄中给一块自留地里的青菜秧子淋粪。“你这块青菜务到明年肯定不错！”汪达非鼓舞人心地说。对方把粪档档放下了。“这个人不知道还活不活得到明年呵！”随即有气无力地叹息说。“你咋兴说梦话呵！”汪达非大笑说。谁都听得出来，他的笑声显然有些勉强，但他随即又爬上梯坎，走到自留地边去了。这个社员叫刘大旺，五十带了，儿子是铁路工人，去年才调去边疆修建铁路。他中等身材，横坯宽大。作为生产队长，前年曾经带领一批人到大渡口修建过五排水库；随后又调往横梁子炼过钢铁。其间，不少社员都中途借故溜回来了，只有他坚持到底。可是，当他返回木鱼山时，已经只能算得个半劳了！这个变化，汪达非从未忘却，更不会忘却搞互助组时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因此不由得不停下来安慰安慰对方。但他还未开口，刘大旺却抢先悬心地追问起来：“这回又批判你些啥呢？……”“哪里有那么多批斗的呵！——快收工吧，天都快黑了。——你媳妇好像还没有做好饭呀！……”看见刘大旺开始收捡粪档档和粪桶，汪达非又自言自语，走进院子里去了。这个小院子只有一列三间正屋，土墙瓦顶，是五十年代初儿子参加成渝路工程时修建的。打横两边则是茅屋，一边没有遮拦，堆积着柴草，一座猪圈空无所有。当他笔直走进灶房里查看一番出来之后，刘大旺已经在猪圈旁边把工具搁置好了。于是两个人就在柴屋面前扯谈起来。身体原本结结实实的刘大旺，现在可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脸倒跟过去一样饱满，然而那是浮肿！对于浮肿，汪达非曾经向省城一位名医请教过治疗方法，那位老中医苦笑说：“单方简便得很：每天增加半斤口粮！”随即嘲笑了一通正在流行的什么蒸汽疗法。汪达非是相信那位老中医的建议的，而且行之有效。现在他侧起头就着屋檐边的亮光把细看了看对方的神色。“比前一向好多啦！”他认真显得愉快地说，“千万心虚不得——细粮吃光了你就说！……”“他就是不愿意开口啰！”媳妇拿着锅铲从灶房里走出来了，身后尾随着一个小女娃儿，“总是说省到点吃——省到点吃！……”“妈！爷爷吃饭我不向嘴了哇！”那个四岁上下的女娃儿仰起头来，紧盯住母亲大声嚷叫了一句。这句奶声奶气、充满情爱和求乞的简单话语，使得汪达非蓦地感到一阵酸楚，眼睛也湿润了。而且有点失悔，他不该在灶房里问得过分仔细，以致引起那当妈妈的对小女儿的责骂。他强忍住泪水，装作高兴的神情夸奖了那女娃儿几句，就赶紧离开了。这下好了，他独自走上回家的小道了。也就是说，他可以让感情任意发泄，无须强自抑制。他流泪，他责怪自己两年前为什么把问题想得那样天真。他建国前苦日子过得不少，但他很少流泪。四川解放初期，他倒哭过两次，因为征粮当中，那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乡长有一天狠狠刮过他的胡子，说他对不起党和人民！而他的思想疙瘩，是一位解放军的干部给解开的。近两年，开始公社化的时候，他是多欢跃呵！可是，从去年春天起，他又一连阴到哭过两场，最后却逐渐清醒了。当走到贺永年院子边的时候，他发现一堆人，有五六位，正围在一道谈话。但他还未看清楚有哪些人，一位年轻女同志便已冲到院坝边叫嚷开了，噼噼啪啪，正像土改后年节时放鞭炮样。“汪社长！我那个队可还是要照样干我的呵！再给我压上几顶帽子，都是那么回事！……”“好角色！——好角色！……”汪达非打趣似的连连插嘴，一边走了过去。“啥叫好角色哇？！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2]见一个个都当‘胖官’……”“难道我又愿意？”态度尽管照样和善，汪达非的反诘相当尖锐。特别因为近一年来在食堂问题上、自留地问题上，在产量和技术规格上，他都根据群众的意愿，或明或暗支持过大伙对工作组进行的抵制，并因此多次挨批判，作检查，没完没了！那位女将一下子住嘴了。这时他已走近他们，于是深深叹一口气，随即盯着那位名叫王桂华的女将笑起来。“叫唤老鸦不长肉呵！今年你们队的大春、小春，是照什么人的规格种的哇？……”“我就担心刚刚收成好点，又变卦了！”王桂华辩解说。“锄把不是照样还捏在你们手里的嘛？！……”汪达非原本还想说明本社有些队的特点，地旷人稀，工作组根本不可能每台土都走到。而单是这一反诘，已经使得在场的几位社员全都笑了。因为大家想起了今年在栽种上进行的各种各样抵制。于是议论纷纷，有的讽刺挖苦区委、特别工作组的领导，而且愈来愈加放肆，就连贺永年也都卷进去了。“话不能那么样说！”汪达非排解道，“他们有他们的苦楚呵！”“他们有啥子苦楚哇？”贺永年愤愤不平地嚷叫道，“就是颗粒不收都饿不到他们！……”“喂，老贺！你有啥意见会上摊开说好吧？！”汪达非插入说。“妈的，这一两年真把人折腾够了！”贺永年嘀咕说。“依我看这样吧，”汪达非接着道，“时间也不早了，有的离家又远，大家快回去吃饭吧！”“早吃过了，——恐怕都快消化完了！”有人一边转身走一边说。汪达非懂得这话的含意，在这农闲季节，尽管这个队今年大春收获较好，口粮标准照旧不高，因而吃的所谓“两头稀，中间干”，晚饭是喝的搅团。“吃过了早点休息也不错呀！”汪达非顺口说，“早睡早起，把小春照管得周到点吧！”人们走后，汪达非跟贺永年继续谈了很久。主要是交换目前一大队一些社员的思想情况，以及对这些思想情况的看法；同时汪达非也轻微批评了几句贺永年刚才的态度：对群众只能多作解释，不能对他们的不满火上浇油。谈话之间，贺永年的老伴，一个瘦长的年近五十的妇女，站在堂屋门口叫喊开了：“喂得嘴啰！”接着又邀请汪达非，“你也一道来吧，老实现在连一碗面汤也舍不得啦！”这时，从院内另一个门道里走出贺永年的后母和她的女儿，也几步跨到阶沿边招呼起来，挽留得很殷。但是客人照旧连声推谢，一边结束着跟贺永年的谈话。“吃你们的机会多呵！——记住：明天早上一定得碰碰头，——留在那里下回吃吧！……”四汪达非的家在纸厂沟一条小岔道边，背靠木鱼山，面向通往麻石桥的小道。从前木鱼山是座柴山，生长一些杂木林和黄荆条，专供放牧和住户的柴薪，远远看来，倒也显得葱茏可爱；现在可已变成光秃秃的荒山了。因为开办食堂期间，几乎连树根蔸也都变成了燃料。今年春天只是生长了一些荆条、杂草，对放牧多少有点用场。汪达非住的院子跟贺永年的院子格局一样，只是因为地势较高，得爬十多步梯坎。屋前屋后原也护有竹林，现在照样只剩有一些竹根蔸了。秋天食堂散伙前，缺柴烧，汪达非原想挖掘起来，送往食堂备用，父亲却拼命反对，不让挖，说：“我不相信这几笼竹子就死定了！”“将来年成好起来另外栽不一样？”儿子竭力进行说服。老头儿可嘲讽地大笑了：“将来？将来，——快搁倒的放倒啊！”于是说了一通公社成立时社管会向群众许的愿：吃饭没问题了，将来每月还要发给现金……他父亲叫汪荣华。这是个最吉利的名儿，但是，对他说来，解放以前的五十多个岁月，却都灾难重重，很不吉利！他原籍川西，因为逃债把一家四口拖到川北，不几年庄稼又做坏了，就由平坝地区进山。这中间，他还[3]跑过两年“流差”。妻子带起两个儿女过着半乞讨的生活。汪达非成人后更不吉利，单为逃避抓丁，他就吃过不少苦头，还曾经无偿地为粮食局的船只拉过一年多纤……因为骨骼宽阔，汪荣华看起来比儿子高大些。这可能是长期困厄，多种多样生活阅历磨炼的结果，正跟儿子一样，气质相当沉静，而且更富有幽默感。等到汪达非出现在梯坎下面的时候，老头儿悄声笑了，随即同儿子对起话来。“像又遭斗来哇？”“挨几句批评算得啥呵。”“我这个挑唆犯算逃脱了！”话刚落音，老头儿就嘿嘿嘿笑起来。他笑，而且显出刚才完成一桩恶作剧的满足神情，因为三小队今年种大春之所以彻底甩开所有从上面一直压下来的条条框框，正是他汪荣华出的主意。他们既没种双季稻，还让几亩用旱地新开的水田还原，不再种水稻了！这一切当然都是避开工作组干的。检查出来的时候虽然刮过生产队长和汪达非一顿胡子，可是木已成舟，也就只好宣称“秋后算账”。这时汪达非已经走到院子门边，他停下来，望着父亲笑道：“你的主意总算出对头啦。”“老子粮食都比你们多吃好多担呵！——究竟又批评你些啥呢？”“进屋说好吧？还没有喂嘴呢！”于是就由父亲领头，两爷子进入院子，走进堂屋里去了。而刚一跨过门槛，老头儿憋不住了，就又气愤愤地嚷道：“×！顶凶他们把县委搬到我们这个队来坐镇！”这才大气盘旋地在一张自己做的竹躺椅上坐下，同时无所畏惧地抹抹花白胡须。汪达非又一次开朗地笑了。“爹！少讲两句气话好吧？”他站在父亲身边开始劝说。“老子这两年就是一肚子气！……”“有啥气的呵，”老太婆蓦地在门边搭腔了，“总比我生这娃那几年好多啦！……”“当然啦，解放好多年啰，——快先喂鼻子吧！”老头儿后一句是对儿子说的，因为老伴已经把搅团端进堂屋来了，搁在方桌上面。母亲挨近七十不远，身材高大，脸上布满皱纹，使人联想起一枚晒干了的核桃。是所谓筋骨人，这一点正跟儿子相像。她比老伴沉静，也相当和善，她早已只能干一些家务活了。等到汪达非开始喝稀搅团，她又显得机密地闲聊起来。“他爹呀，你把细去听听汗坝里那些人过的啥日子吧！……”“早就听到说了！”老头儿插嘴道，“荒抛得不少嘛。”“不止荒抛得比我们多，‘胖官’也比我们多呵！……”“再多冲几个天壳子就没有人生病了！”老头抢嘴快说着反话，“单拿旱粮说吧，这两年叫唤得多响呀：一千斤，——一千五！——真像俗话讲的，天都快冲垮了！……”[4]“可惜现在还有人打梦脚呵！”搁下大红土碗，汪达非也接腔了。但他一顿，接着扭转话头，“妈！我们还有多少细粮哇？刘大旺还没有消肿呵！……”“我看你这也是打梦脚，”父亲嘲弄地说，“明年双抢，一家人就吃红苕片吧！”“就是这个话啰！”母亲叹口气附和说。两位老人家显然已经猜到了儿子的心[5]意，准备匀点细粮给他的“偏毛根朋友”刘大旺。他们全猜对了。可是他们的情绪却也叫汪达非立刻冷静下来，而且想起好些情况：他们已经匀过部分细粮给那位病号了；刘大旺家里的细粮看来还够病人吃些日子，他实在也用不上忙匆匆采取措施，从而引起争执。再说，双亲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他也应该加以体恤。“我也不过顺口问一句呵！”汪达非解释道，“人家也并没有开过口……”“对，等他开口借又说吧！”老头儿心平[6]气和起来，“早些年我还跟他爹联过竿竿呢。经常跑绵阳、三台一带，一道出门跑滩的时间最久。坝里那位红人的老头儿，也一道混过几天饭呀！……”“尽翻这些陈账做啥呵！”母亲说。“多想想过去也好。”汪达非说，动手收捡碗筷。可是老伴的劝阻没有生效，也并非由于儿子的鼓励，不管酸、甜、苦、辣，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说来，在这农闲时节，又当旧历年底，青壮年时期的记忆往往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说来奇怪，它们的味道也跟身当其境时不一样了。当媳妇出来收拾碗筷，望见丈夫已经拿上它们，但却并不动身，倒是含笑倾听父亲滔滔不绝的谈吐，忍不住冲口而出地嚷了一句：“你咋个听神咯？！”接着噔噔噔跨进堂屋，抢过碗筷，随即迈步走开；但却又毫不自觉地停在厨房门边，张开耳朵当起听众来了。这其间还添了个小听众：刚到上学年龄的小孙子。原来老头儿正在讲述一九三五年红军过境，他同刘大旺的父亲怎样捉弄一家地主的经过：每天烟饭两开，抬不抬滑竿都得拿钱；睡眠就在客房里面……“简直就跟招待新女婿样！”老头儿继续道，“要是你说头痛，就赶紧拿药你吃，——生怕会当孝子！……”“可是你又忘记了张跛子那年把我们整得好惨啦！”老伴笑哈哈说。“总没有五一年我把他整得惨！”汪荣华切齿说。“你那是违反政策呵！”儿子笑道。“啥叫违反政策哇？！”老头儿反诘道，“依得气么，我还要一刀刀地割呢！……”“真连我也没有料到呵！”母亲追述着那次在县城参加反霸斗争大会的情景，“只见他转身抽出篾片刀来，冲到跪在侧边的张跛子身后，一刀就把家伙的耳朵割下来了！要不是王书记挡得快，他真会再捅上几刀的！……”“那是哩，”老头儿踌躇满志地承认道，“你想想那年退了佃我们过的啥日子吧！”“住了个多月岩洞呵！”老伴叹口气说，“又正怀起这娃……”“我还差点当伸手大将军哩！”老头子说，随即哈哈大笑。“爷爷！啥叫伸手大将军哇？”“啥叫伸手大将军？让爷爷告诉你吧！……”于是，老头儿又比又说，表演起解放前告化子伸手乞讨的神情来了。不只小孙儿，就连老伴、儿子、媳妇，全都忍不住笑起来。可是末了，老头儿却又意想不到地叹口气，同时把头那么两摇。这不是表演，这是真情实意的流露。因为尽管生性豁达，眼前的困难毕竟严峻，给人的影响不小。“准备睡吧！”他随即呵欠着曼声道，“哪有那么多精神吹壳子呵！……”“像是干人他们来了！”老伴蓦地低声叫道，因为她听到门外传来了话语声。“胆小鬼！哪个咳声嗽他都一惊二诧！……”汪荣华嘀咕着，转身走向卧室，睡觉去了。来的的确是第二生产大队队长霍干人，身后还跟着两个他直接领导的那个生产大队的副队长。干人满脸愁容，因为回到家里，他爱人就向他打听会议的情形，特别要他谈谈自己是怎么表态的。这一来，那个大块头妇女用食指向他额头上一点，骂道：“我就猜[7]到你又会下蛋！”随即数说了丈夫一顿。人们早就有了定评：干人家里是母鸡叫鸣，他在老婆面前就跟大儿小女一样。他爱人这一回的指责真正理直气壮，因为一年前群众就对他嘀咕开了：“啥任务他都牵起衣包接到！”当年的低标准口粮更加引起纷纷责难……秋收后种小春，他原也准备依照工作组按上级一层层贯下来的规格搞的：条播、密植，一亩地下它五六十斤种子。而且得牵起绳子挖沟下种。可是，由于得到儿子暗中支持，汪荣华所属的那个生产小队，根本不理睬干人这个大队长的叮咛，地方又拖得远，照样用他们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干，秋后获得了较好收成。于是许多队也都仿照着干起来。干人直接领导的这一队也不例外，但却完全是在群众压力下干起来的，他本人始终有些提心吊胆。干人的爱人王玉兰也多少有点为他担心。不是担心丈夫挨批评，是担心他经不起批评。而她果然担心对了。老婆责怪不说，接着赶来打听消息的两个副大队长在问明情况后也大为不满，而且一点也不听他的解释。末了，三个人就一道来找已经成了挂名社长的汪达非。干人一进汪达非家的堂屋，就苦着脸述说情由，进行辩解。可不等他说完，汪达非就叹口气笑起来。“你们准备明年大春咋个搞嘛？”他甩开干人，问两位副队长。“再像今年大春那样搞我们倒不干呵！”两位副队长气鼓鼓齐声说。那个瘦削的中年人接下去道，“就是他们工作组咬住已经提出的计划不放，双季稻我们一亩也不要栽，——今年这个亏吃大了！……”“妈的，籽种都没有收够！”那个满脸闷气的年轻人嘀咕说。“什么三寸见方呵，升子口呵，我们也决定不干！”中年副队长一个劲叫下去，“你自己也是老把式了，那样密不通风，就是苗价好也会烧死！群众知道你是手掌犟不过胳膊，——一不对劲就要挨斗！……”“我倒还准备他们撤职呵！”汪达非狠心地笑一笑说。“汪社长呀，”那个中年副队长曼声说，口气缓和下来，“群众都清楚这两年你的日子[8]不好过呵，替我们钻了好多回磨眼！……”“党员干部有时候就得钻磨眼呵！”汪达非强笑说，感觉眼睛有点润湿。这时候，又同他听罢刘大旺那个小孙女儿的誓言后一样了，猛然感到一阵难受。他曾经在产量问题上说了实话，没有胡凑：鸡吃了多少，耗子偷了多少，烂掉、捂坏了多少，私分了多少，等等；而且把减产的责任归之于指标高了，耕作规划上卡得太多太死，帮邻社修水库又占用了不少劳力等等，因此他就在地委四级干部会上挨批挨斗，被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随即又在县、区和社的干部会上挨次充当典型！而且，“右倾保守”这顶帽子，似乎成了铁纱帽了。此后在食堂下放、散伙问题上，也全都由他当替罪羊。然而，他感到难受的不是这些。汪达非感到难受，是因为，他从两位生产大队副队长的话语体会到群众对他的信任。事实上，从来也少有人在批斗会上充当工作组各色各样打手，对他进行控诉。他本人也没有把责任往生产队长、食堂经理等等负责人身上推，总是自己承担下来检讨。只有一条他始终不承认：他从来没有同什么人搞过瞒产私分！也没有多吃多占，只是承认他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工作也没有抓紧，有点放任自流……“剀切一点说吧，”汪达非随即打起精神问道，“你们是不是怕工作组硬要你们照着你们大队长在县里讲过的做呵？”“当然怕呀！”那个中年副队长立刻答道，“前一向我们老表来看我，说他们点麦子也阴着搞过点稀大窝，后来叫工作组发觉了，硬逼着社员一气拔掉，重新种过……”“你说的是啥时候的事呵？！”“上一个月……”“我怕你说的现在呵！”“现在种得早的都发篼了，倒没哪个有这样大的胆量敢拔一苗！”“那就用不上担心了。”“我们说的是大春啦！”两位副队长一齐呼吁似的叫喊出来。“那就到时候看吧！”汪达非随方就圆地说，“给你们讲一点老实话：不要抱怨你们的大队长了！小组会上我也表过态呵！就只没有干人说得那么具体，只说了个‘好嘛’，可是，究竟好不好呢，还是要看你们！……”“我也是这样讲嘛，他们不听你的！”干人类似呼吁地叫道，“奶娃他妈也挽着你不松手，就那么抱怨！……”奶娃他妈是指的他爱人王玉兰。他一直闷坐一旁，还在为老婆的泼辣劲儿发愁，不知道回到家里，她还会怎么对待他。因为一不对头她就会提出跟他离婚！他最怕的又恰恰是这一点。这不仅因为她劳动好，粗细活路都行，又给他养了个男娃儿；而她爱起他来的时候，劲头也大，叫他感觉难舍难分。然而，刚一提到木鱼山一带这位知名人士，三个社干全都忍不住笑起来；于是干人也立刻叹口气住嘴了。“这我又要替王玉兰当娘屋人了，”那位中年副队长打趣说，“这回她就是吵得在理！”“种小春要不是她见天跟你吵账，恐怕你还会报告工作组哩！”青年副队长也附和说。“工作组又不是我老祖宗！”干人愤激地嚷叫了，“不要把人说得太不值钱了！”单从情绪上说，如果是换一个人，他会噼噼啪啪叫喊一长串的，让他这一年来捂在肚子里七拱八翘的怨言倾泻出来，但他又蓦地住嘴了。他刚转正一年，生怕自己失掉立场。而且，他才十二三岁就成了孤儿，不是解放得快，早已没得他这个人了！因此解放以来，他一直都这样对待工作：党指向哪就打到哪里，不讲价钱！三个在场的社干都知道他的身世，而最了解他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汪达非。“好啦，”汪达非曼声笑道，“话明气散，都不要抱怨了！……”五这天晚上回去，王玉兰不只没有向干人发脾气，而且对他还招呼得很周到。他一进屋，她就把早已煨好的粥用大土碗盛起，怂到他面前道：“赶紧几下塞了睡吧！”虽然动作、措辞都很鲁莽，干人却十分惬意地笑起[9]来，想道：“龟儿神经！”于是心情舒畅，从容不迫地喝稀粥。干人知道家里细粮不多，两口儿早就商量好了，除了有时给孩子煨一点，全都得留到明年双抢掺和些红苕片吃。因此，单从这一碗粥，也就尽可看出妻子对他的体恤了。王玉兰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已老迈，家住本区双龙公社，离纸厂沟三十多里。父母原不同意让自家的独生女嫁这么远，可是，由于女儿的坚持；同时想到结婚后就只两口儿过日子，这样的人户大有好处，最后就让步了。他们实在也犟不过她。边喝稀粥，干人边回答老婆的问话。而对于他的答话，王玉兰一张嘴就是“龟儿”呀、“杂种”呀，然后加上句把句评语。这里“龟儿”、“杂种”尽管都是骂人的话头，可是，它们却都充满多么深沉的情爱呵！可以说正同“心肝”、“宝贝”这些个词语相等。这天夜里，自从离开汪达非家里以后，他过活得多么轻松！神经既不紧张，说话也相当随便，比在县上开会自在多了。可是，次晨天一亮他就醒了，且又并不立刻起床，忙着去安排工作，参加劳动。首先浮上脑际的是工作组一伙人，随即各自按照习性活动起来：向所有干部传达最近一次会议的精神，然后分组进行讨论。“家伙些一定会咬住我表过态！”他苦恼地想道，“准备大家骂吧……”长长打个呵欠，王玉兰咕哝着起床了。“我弄吃的去了，”她随即分派丈夫，“你照顾下娃儿吧。”“不行呵！”干人嚷叫着翻身起来，“我还要赶起去开会！”于是忙着穿着衣服，也顾不上王玉兰连声责难，因为他在早饭前得去社管会跑一趟。这是他昨天晚上，离开汪达非家里时约定了的，他们得在工作组回社前做出些必要安排，主要是讨论一下小春的田间管理工作。但他刚才跨出房门，却又赶紧回身转去，走到一直唠叨不休的妻子面前，悄声解释起来。“懂了么？”他末了结束道，“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几爷子呀！”“妈的，真像现在农民连庄稼都不会做了！……”“说话不要太口敞呵！……”干人显得严重地轻声警告了一句，接着就转身走掉了。社管会在李子坝，属第三生产大队地区，地势平坦，正像木鱼山一带社员说的，它是全社的保肋肉。可惜范围不大，只有三个一百户不到、居住也较集中的生产队。而且，近两年来，尽管晃眼一看，这块保肋肉快只剩下几根光骨头了，病号却比其他两个大队的少。一下平坎就是三大队的地界。站在平坎上可以瞭望很远，一直望到奔腾不息的涪江对岸山脚。那一列郁郁苍苍的山岭，正像屏障一样，维护着经过无数岁月冲积起来的叫作汗坝的平原。李子坝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百分之七十以上属于其他两个公社。社管会就在平坎下面那座大瓦房里，一共三进，这一带庄稼人从前都叫它张家大院。乡政府也在里面，是解放后新划的乡，原早这一带属于赵镇。大院左首有一列三间瓦房，那是赖体臣住家的所在。他是合作化高潮后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当时净人一个，年龄可已不小，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寡妇——从前是一个地主家的使女，现在是卫生员，专为社员接生；但已经“失业”了。因为生育大减，倒不是由于赖体臣在产量问题、食堂问题和一位雇农的死亡问题上遭过斗，一顶顶“右倾保守”、“多吃多占”、“兵痞”的大帽子接二连三扣在他的头上，使得群众怕同他两夫妇挨边。对于赖体臣本人来说，纠缠他最久的，是那个雇农之死和兵痞问题，但他却从来没有因为它们感觉紧张、狼狈……干人一下平坎，首先进入他视线的，正是身材高大的赖体臣，接着，他就发现三五个中年、老年社员围绕着他。有两个还拄着棍子，空手的也都一个个病蔫蔫的。他们都是一、二两个大队的社员，各自拿起借贷口粮、现金的条子，到区政府所在的赵镇去兑现的；只是顺便探询一下县里开会有些什么结果。可以说，由于工作组受了蒙蔽，群众尽管在他们煽动下批斗过赖体臣，但大多数社员却一直对他很好，因为他肯帮忙，也从没惜疼过他的复员费！……当干人走近这一堆人身边的时候，一个拄着棍儿、胡须已经沙白、名叫刘久发的老头儿，当过生产队长的，猝然一边用棍儿敲打地面，一边愤激地叫嚷起来。他不是向干人，更不是向赖体臣生气，他是在控诉他想象中本省、本地区那些高高在上、颟顸鲁莽的人物。“我就料定了工作组有后台！”他继续叫道，“总有一天我会到北京去告他们的状！……”“对！”赖体臣顺着他的意愿笑道，“赶快把病养好，我陪你一道去！”“那得花好多路费呵！”有谁叹息着嘀咕说。“他们再胡整么，我爬都要爬起去！……”老头儿更愤激了，昏黄的眼目里闪耀着恼怒和希望互相混合的光芒。“你听，”赖体臣忽然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口吻低声说道，“到时候用不上这么费事，——只要八分邮票问题就解决了！嗨……”“你就卖白嘴吧！”卫生员蓦地在门边叫起来，“一碗搅搅都搁冷了！……”“你们也进去喝点怎样？……”赖体臣转过话头，挥挥手邀请人们到家里去；可是大家都陆续走掉赶往赵镇去了。因为那一两年，尽管都有困难，大家可也互相体恤，一般都不愿意只顾自己。解放将近十年，通过一些大的政治运动，特别互助合作运动，群众毕竟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了。基层干部的情况更是这样，因为他们经受的考验和教育更多，就是一块石头吧，在滚滚时代洪流中，也磨玉了，不像刚从岩石上掉下来的时候那样子粗糙了！……那几位病号刚一转过身各自赶路，赖体臣和干人就相随跨进屋子里去，而且边走边对这一两年农业生产的情况大发感慨：庄稼最差，病号最多，活活把土地和人力糟蹋了！这不是赖体臣喜欢打顺风旗，去年不到秋收，他就感觉他过去跟着工作组团团转未免失策。整风遭斗后他更加认识到过去的做法不对头了，因此小春播种时他也开始进行抵制。而尽管这块保肋肉恰好在工作组眼面前，他的巧妙抵制可见效了！使群众多少得到一些好处，生活比干人直接领导的那个队强。“再这样搞下去，恐怕连稀搅搅也会吃不上呵！”干人一再叹息。“西北风总有喝的！”赖体臣接上说。他并不因为本队的情况得到改善而轻松多少。但是，禀性难移，他又强自振作起来。这时卫生员端了两碗搅团走出来了。“你也多少喝一点吧！”她望干人打着招呼，“锅里还有……”“还没有消化完呵！”干人说，拍拍空空如也的肚皮。“耍客气谨防自己吃亏！”赖体臣打趣说，“这么稀的搅搅，一泡尿就没事了！……”这是个乐天派人物，他青少年时代的遭际跟汪达非大同小异，同样没有糖分，也许更苦一些。因他父母去世得早，卖过油炸果子，也卖过一次壮丁；那是四十年代末期的事：一天，他正冷得瑟瑟发抖，一个认识他的保队副，提着一捆金圆券问他道：“赖娃儿，缺钱用么？”“你肯借我就敢用！”就像开玩笑样，他接过票子，很快就缝制了一件新棉背心；可是还没穿上两天，他就被保队副送去当壮丁了。并不是没料到这一着，他料到过：“老子净人一个，看你耍啥把戏！”赖体臣在壮丁队的遭际更是一言难尽。等到他们那一队被押解到陕南时，百多个人只剩下五六十了！大部分是拖死的，逃亡的也不少。他也是逃跑掉的，不过不是在押送途中，而是在火线上。刚在前沿阵地蹲了一天，他就跟一伙人投奔解放军了。……望见主人两口儿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干人咽口唾沫，接着就又唉声叹气，闲聊起来。“我们大春看来还可以钻空子，我只愁你们咋个整呵！……”“天无绝人之路！”赖体臣插嘴说。“不要尽说松活话吧！”干人一时间照旧忧虑重重。“哪里说哪里丢哇？！”赖体臣停住吃喝，神情一下变得很严肃了，显然有什么又机密又重要的话要讲；但得对方提个保证。“我啥时候自由主义过呵！”干人类乎呼吁地申言。“好！”赖体臣轻轻叫了一声，于是上身尽力俯向食桌，随即机密地说下去道，“你不要以为那些人了不起，只要把他们看穿了，也就只那么回事！你们上面到处坡坡坎坎，田土又那么分散，还不好对付呀！？……”他把话拉住了，没有放开胆说下去，继续喝起搅团来了。这不是他不信任干人，他只认为干人无非由于缺乏锻炼，经受不起吓诈，又一直担心工作组给他扣大帽子，特别担心他们像对待星光社那位大队长那样，给他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差点连党籍都搞掉了！因此他没有说这样一些事实：除开在一些当道的、工作组经常游逛的地区，他是让社员按照行之有效的办法种的小春！……正在这时，汪达非、贺永年同平坎上一伙干部，都从门外经过，走向社管会办公室去。只有汪达非“呵”了一声，随又笑道：“你们才悠闲喃！”接着转身离开众人，走进赖体臣家里去。他一向欣赏这个胆大心细、遇事乐观的复员军人。汪达非一进堂屋就向食桌扫了一眼，随即向卫生员笑起来。“你们这一向还有泡豇豆呀！……”“汪社长呀，这个话你说该怎么回答呀？”主妇边收碗筷边说，“她们有的妇女问我：前几年老叫我们节制生育，可总一个接一个跟着来，现在为啥想都想不到一个呢？”“依你说呢？”汪达非反问道。“我就是回答不上才问你呀！”“快不要装疯迷窍了！”赖体臣大笑道，“昨天那个尖嘴幺姑已经帮你解答过了：‘咋会有小孩嘛？！一上床就睡得跟死猪样！’……”赖体臣话刚落音，便连素来沉着持重的社长，一向心事重重的干人，全都忍不住酣畅地哈哈笑了。而从他们的言谈神情表明，他们都继承了中华民族在战胜千灾百难中，长期锻炼出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在面对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都能保持乐观精神和幽默感！……“胀饱了就动身吧！”汪达非接着说，“看来你们壳子也吹够了！”“一起床门首就围了一堆人呵！……”赖体臣站起来，跟在汪达非身后走了出去，同时用一种诉苦声调讲说那几个拿起社管会开的贷粮、贷款条子前去赵镇兑现的病号。“刘久发老头儿火气还是那么大！”他继续道，“风都吹得倒了，他还想到北京去打上控哩！……”“他那个媳妇是他娘个怪物！”汪达非插嘴说。“是呀，也是出名的尖嘴幺姑哩。不过家伙劳动不错！——现在可也萎了……”“好些人都有点萎呵……”干人苦着脸插了一句，随即就住了嘴，因为守候在公社大门口的贺永年一批人，已经向他们嘲吼开了。有的说：“你们再不来我都想溜掉了！”有的说着反话：“还没有请你们就来啦！”似乎都有点不耐烦。因为并不是什么正式会议，汪达非他们一在办公室那张餐桌边坐下，大家可就说开头了。十分明显，那五六个留在家里照管日常工作的主要社干，都已经知道了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当年大春减产的原因，无非由于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地委规定的指标和技术规格办事；什么伏旱呀，劳力不足呀，等等，影响不大；因此明年的大春决不允许各行其是！对于本年双抢时的小春播种问题，跟其他两个社一样，木鱼社也没有逃脱批评。小春早已播种，苗价全都不错，批评就批评吧！大家感觉恼火的是大春问题。“汪社长，谨防会有更多的人跑滩呵！”有人发出警告。“我们那个队已经有人放出话来，春节一过就要走了！”有的接着准备举出实例。“能出门倒不错，就怕倒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呵！”有的怒气冲冲叫嚷。人们的火气越来越大，只有外表瘦弱、性格倔强的妇女队长王桂华一言不发，同时还不住含笑望一眼汪达非。“嗨，你老望着我笑做什么哇？”汪达非也开口了，“有意见就提嘛！”“雷就在你头上打呵。”王桂华轻声说。“这三沟一坝的庄稼，全都是我的啦？”汪达非接着反问。“可是你在坐法台呀！”几个声音同时叫道。“好！”汪达非断然答道，“我的意见简单，先把小春田间管理研究一下……”“这个你莫操心！”几个生产队长齐声嚷道，“先谈谈明年大春怎么搞啊！……”“大春怎么搞嘛，”汪达非思索着慢条斯理地说，“等工作组回来传达讨论了再说吧。”“要得！”赖体臣嘻哈打笑地接着叫道，“等他们回来挖坑坑！”“你这啥意思哇？”干人有点莫名其妙。“啥意思？你刚才看见的，难道刘久发还能拖过春节吗？！……”“老赖！”汪达非切住他，忽然一下变得很严肃了，“对！你把啥子话都抖包包讲出来吧，我好把它们用箩筐装起，一到时候，让它们就像西瓜一样，从箩筐里滚出来！……”赖体臣已经警觉出他的话太尖锐，不响了，只顾嘿嘿嘿笑。“怎么一来就火上浇油呵！”汪达非随又深长地叹息说。办公室一下静下来了，于是汪达非按照常规，向大家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然后说明抓紧小春田间管理工作的现实意义。大春栽种问题他只讲了一点，积极准备肥料；最后就同大家开始讨论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六将近中午，社干们对于小春田间管理安排的讨论刚好告一段落，工作组的同志，就从城里赶回来了。这个工作组原本是四个人。根据工作需要，一到农忙，还会追加力量。这次整个组都进了城，尽管眼前并非农忙时节，回来时却变成六个了。原有的组长可能已经另调他处，因而一道跟副组长回来的，有两位大家从未见过。其中一个瘦小干枯，好像周身肌肉没有多少水分，面孔黄黄的，带点病容。穿着也很平常，不过整个神态、动作使人立刻想到，这不是一般普通干部，有修养，有文化，显然是新任命的工作组长。他也跟副组长一样，戴着近视眼镜，但却没有副组长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年岁也大得多，约有五十光景。这伙人一出现在办公室门首，就把社干们的注意吸引住了，立刻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汪达非则多少有点迷惘，因为他对那位举止不凡的中年同志感觉有些面熟，仿佛五十年代初曾经在川北区党委的干部训练班听过他一次报告。“你们在研究工作哇？”对方望室内扫了一眼，先开口了。“是呀，想抓一下小春的田间管理……”汪达非回答说。副组长不等汪达非把话说完，就把嘴凑近这位中年同志的耳朵边去：“王部长，你准备啥时候做传达报告呢？”他多少带点神秘味道，声音可并不低，似乎一时间真的忘记了：他该按照吩咐把王部长叫作“老王”或者组长。王部长对自己嘀咕道：“拖两天传达会死人！”同时只是不大快意地摇一摇头。这一来，这位中年同志的身份，全明白了：他是新任工作组长。而且从神色看出了他不怎么高兴，不大同意副组长的什么建议。最后这位新来的组长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随即用赞赏的语气大声向社干们叮嘱道：“对！小春这一头不能让它滑掉！”于是带起一伙人走向后院去了。然而，尽管议论纷纷，又紧张又热烈，社干们讨论的问题却已不再是小春的田间管理工作了：这位新来的组长为什么是一位级别较高的中年人？作风怎样？是来给重病号“挖坑坑”的，抑或是送药来的？他有时在一些人心目中是一块乌云，有时却又幻化为一丝曙光。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则一直疑虑重重，不能判断这位新来的组长给他们带来的是祸是福……这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吗？不！尽管规模不大，他们可也是一个大小四五千人的公社呵。这一两年来又吃了多少苦头！有些人得了肿病，有些人外流了，还有少数人变了“坟”！他们今年的抵制已经开始见效，——万一为此会卡得更紧呢！？……末了，想不到还是最初那种不祥的预感占了上风，可是大家的胆量反而大了，由窃窃私议转变为放言高论。“啥呵，你就一个生产队派一个工作组都是那么回事！……”“恐怕硬是爬都要爬到北京去向中央告状呵！……”“我看还是谈一谈正事吧！……”一直沉默不语的汪达非开口了。“你这个话才怪呢！”贺永年气呼呼插嘴说，“这不是正事是邪事呀！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是不是怕撤职呵？！”“你再说尖锐点吧，——我不会脸红。”汪达非的声调远比平常响亮，办公室的空气一下变哑静了，因为人们从没有看见过他们的社主任这样激动。“这不是吹牛哇，”人们的惊疑神色迫使他情不自已地一个劲说下去道，“每个月拿工资我手也没有发过抖！不错，我五八年也打过顺风旗，说过大话，我可还没有说过一千斤、两千斤，把胸口都拍肿了！这两年难道我自己的日子又好过吗？至少我还没有踩在你们身上望上爬吧？如果哪个今天撤我的职，我愿意立刻扑在地上给他磕几个响头！……”他一顿，悲哽地嘀咕道：“我也眼泪望肚子里滚呵！”于是埋下头尽力控制自己。这中间，大都多多少少感到难受。他们都在公社化初期一段时间里说过大话，拍过胸口呵！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深知汪达非的为人：他是怎样使用那二十多元工资的。他对自己是节省的，以往办集体伙食时，逢到吃肉，他总说，我今天头有点晕，忌油腥。他的钱，几乎大都照顾了困难户和病号了。这些事贺永年更是一清二楚，因为刚搞互助合作，他们就搭档了；而且，前一年多，在制订三年生产规划的时候，他自己讲的大话更加多！每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中国农民，谁不想早一天摆脱一穷二白的处境呢？！因此，在所有在场的社干中，贺永年最为难受。当汪达非开始回答他那含讥带讽的责难时，他就感觉自己把话说过头了。而他随即记起，在汪达非从地、县、区依次充当过“右倾保守”的典型，回到公社以后，曾经向他交心：“如果不是党员，我真想躺下来不干了！”他从未怀疑过汪达非怕撤职，而且，正是由于甘冒风险，他才咬紧牙关，明里暗里支持群众对“三风”进行抵制！……现在，在一片肃静气氛中，汪达非终于把头扬起来了。望定眼睛湿润、神色阴晦的贺永年，好像有多少话要说；可又不知怎么开口的好。最后还是赖体臣首先打破了这闷人的沉寂。只是跟以往不同，细声细气，和颜悦色，正像是站在一位高级干部面前请示汇报那样。“汪社长，是不是把小春田间管理的问题扯下去啦？”“对，继续扯完它吧！”好几个人附和说。“好嘛，”汪达非随即也开口了，轻声说道，“不过，让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吧：你们用不上为大春问题担忧，怎么能多打粮食，你们就怎么干！我不会强迫命令，也不会向工作组通风报信，这一点你们总信得过！……”“我们就是担心工作组这一关呵！组长又换了人……”“是呀，谁也摸不清他是啥水草毛病！”“人员也增加了！……”“说不准一到双抢还会派人来呵！……”由于汪达非的提示，社干们重又议论开了，完全忘记了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全都心平气和，声调照旧压得很低。“就是省委书记来又怎样呢？”在窃窃私语中，汪达非又发言了，虽然并不怎么激动，声调可是多少有点颤抖，“不管怎样，斗胆说一句吧，只要他不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工作组监视，你们总会有办法对付！……”“我就担心查出来麻烦！”干人胆怯地低声说。“砍脑袋我愿意挨头刀！”贺永年切齿说。“不会这么严重！”汪达非沉着地接腔说，“挨头刀的也决不会是你！……”于是他就宣布继续讨论小春田间管理工作。而大家的发言、情绪，也逐渐正常了。人一有了自信，勇气、智慧也出来了，或者说变得又聪明又果敢了。在意志统一的前提下，讨论当中也很少出现意气之争，节约了不少时间，因而小春田间管理工作的讨论很快就告结束。主要不外分别淋粪、补苗、对间种的胡豆施一次渣子肥。说来奇怪，大家还热烈地对怎样利用一些小块荒土进行了讨论。这些荒土，因为一九五九年集中劳力搞什么丰产坊，以致错过季节，已经荒废一两季了。在积肥问题上，大家也争着献计献策，干劲之大，正跟一九五八年冬季那样。不同的是，全都注意到了劳力分配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打歼灭战”呀，不分男女老少，整个社队一哄而上。这中间，赖体臣还忍不住谈起一些往事。去年双抢以前县委来了个紧急通知：每个生产队得积堆肥若干，而且限时完成任务，因为上级的检查团已经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