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定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重恩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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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定力试读：

序言

在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各位作者当然会对自己的论文或演讲稿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这里收集的东西，已经不同于当初在论坛上宣讲的内容，但这其实也是论坛本身的成果，体现了论坛的作用，因为论坛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广泛的讨论和辩论中，使大家的观点得到修整和完善。不过，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大家所关心、所讨论的问题的踪迹，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我们将努力把论坛的活动继续办下去，因此，这套丛书也会不断地出下去，也许会更加及时地反映论坛上大家所讨论的问题，使更多不能身临论坛的读者，能够及时了解论坛上的话题，以各种方式加入到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有更多的新观点、新思想、新办法，需要有更多的民主机制，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和将要面临的各种难题，确保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樊纲  第一章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李稻葵

今天这个话题略微学术化，那就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回顾、反思、总结我们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我想分四个方面同大家交流。第一，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第二，如何在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三，试探性地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经济学层面上的、有可能向世界推广的几条经验。第四，作为经济学研究者、教学者，应该怎样推进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来总结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从许多层面总结这四十年。比如，哲学层面，我们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层面，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治理层面，我们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巨变式”的革命。国际关系层面，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不断完善。当然，我的话题是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这四十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就必须要知道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即便我们无法准确地描述终极目标，也要讲清楚基本目标，否则改革就容易失去方向。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与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表述得很清楚，但是在经济学层面学者应该做出更清晰的论述。2050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需要在经济学层面进行学术探讨。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英国、美国的体制相比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坦率地讲，二三百年前英国人、美国人的治国、建国理念是受犹太教、基督教影响的，接受“神”的引导。特朗普总统、班农等都有宗教信仰，传播神的精神是他们血液中的使命。他们参与叙利亚、索马里的斗争，他们与俄罗斯斗争，其中都有这些宗教成分掺杂在里面。虽然我们的文化不同，但是我们讲世界大同、和而不同。文化、理念不同，因此经济体制也会不同。究竟哪些方面会有所不同、怎样不同？这要在经济学层面进行研究，否则实践中不好把握好方向。要把改革进行到底需要有经济体制方面的方向感，要知道过去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这样才能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的升级遇到了瓶颈，我们没有在国际上表达清楚我们许多做法的逻辑与正当性。因此，在贸易谈判中对方天然地认为我们的做法不公平。我曾与一位美籍华人谈话，她在美国奥巴马的政府里做过财政部部长助理。她对我说，中国目前的做法处在“底线”上，美国在“上面”，这是不公平的，因此中国必须提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反驳说谈判就意味着相互让步，特朗普总统在《交易的艺术》中也是这样讲的。她不同意，认为中国的做法不公平，占了便宜。比如中国扶持国有企业，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政府采购设置国家经济安全限制，等等。究其根本，我们没有讲清楚自己的哪些实践在学理上是对的，哪些在国际上能站住脚，哪些需要改革。与她的谈话让我感到有些沉重。我觉得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真艰难、真痛苦、真有压力，是因为我们的学者没有把道理、实践讲清楚。

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也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入世”十五年之后中国将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具体条文不再赘述。现在我们正在WTO进行申诉，告欧盟、美国不遵守协议。美国、欧洲却坚持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很多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现在WTO的机制也遇到了困难，七人的仲裁委员会只有四人到位，美国在阻挠另外三人的提名，就像足球比赛中一方球队阻止裁判员上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作为WTO中拥有巨大经济体量的主要成员，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因此无法进行比赛。我们没有讲清楚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没有讲清楚中国哪些制度、做法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哪些不符合需要改变。这个问题讲不清楚，谈判就必然节节败退。日本就有过这样的遭遇。

我们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升级服务，为中国的全球贸易服务，这是很紧迫的任务。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实现总书记在杭州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所讲的“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什么是中国智慧？如何贡献中国方案？哪些事情可以在国际上复制？哪些事情不能复制？在国有企业里设党委是中国的重要经验，但如果我们建议美国在通用汽车公司里面设共和党、民主党委员会领导企业工作，恐怕很难被美国人接受。因此，有一些实践符合中国国情，但不一定适合写入“中国方案”，因为复制起来有门槛，也不容易解释清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须要在学理上用世界的语言，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讲出道理，必须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讲出可操作、可复制、具有普遍价值的方案。二、如何在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

一是必须要理清我们的实践中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这需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分析。比如，我们有许多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过热时提高准备金率、利率、房贷、首付比例等，我们也用过“贷款额度”“存贷比”的办法在各省之间配置信贷资源。这些办法哪个好、哪个坏，需要进行分析讨论。

再比如，市场监管，有一段时期，企业上马项目要得到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审批。电冰箱行业20世纪90年代初很热，全国有几百家电冰箱企业，北京市就有好几家。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很着急，认为行业内存在重复建设，效率太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经贸委规定全国国企只批准200家能进行电冰箱生产，选200家最好的保留，其他的进行限制，限时退出。这200家被保留的有哪些？没有美的。这200家里大家听说过的大概只有海尔这一家，它是当时名单里的第199名。这个做法在当时看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现在看就不一定对，至少不一定要继续坚持。

举这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学术界需要回过头去做大量实证性、案例性、新闻调查式的社会调研、田野调查，真正把当时的情况搞清楚，而后才谈得上总结经验，判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哪些政策是无效的。这项工作非常必要。

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反事实的推断。比如，现在汽车工业整体不错，大部分车厂有盈利，有部分企业已经走向世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假如当时换一个政策会不会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就是反事实的推理、论证。同时，还要分清过渡性的、临时的制度安排与稳定的、长期的制度安排，不要把过去的一些在短期具有合理性的政策当作长期遵守的原则。这个也需要大量的研究。

二是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我们的目标是在国际上讲出中国的道理，而不能只讲给自己听，要做国际比较，而且要看各国在历史上是怎么做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首先看德国。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德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甚至没有完成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带着嘲笑的口吻讲德国，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是只总结局部经验。威廉大帝于1871年统一德国。在俾斯麦首相的领导下，德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到1910年前后超过英国。这四十年间，德国人做了什么？德国当时的很多做法现在不被提及，比如，大力扶持国有企业、搞贸易保护，造就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蒂森克虏伯现在是一家做电梯、炼钢铁的实力派企业，它是蒂森和克虏伯两家公司合并而来的。克虏伯是为德皇造大炮的企业，北洋水师的大炮就是从德国进口的。德国四十年的工业化，政府大力扶持大企业，部分的保护关税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讨论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因素，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德国没有按照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搞零关税和自由贸易，德国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照搬英国古典经济学，而是建立了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只适合于个别国家，德国的历史传统与英国不同，不能盲目遵从。这些历史现在很多人不讲，但是我们必须研究它，不能只看今天的情况。

再看日本。在我看来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不是战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用三十年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沙皇俄国，当时没有人认为亚洲民族国家能够打败欧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造出了全球第一艘航空母舰，这也是工业化的成果。日本的崛起也离不开政府对企业的扶持。

美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国建国以来大部分时间是有关税保护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税收入占美国联邦收入的比例非常高，可以说美国也曾经“闭关锁国”。今天以自由主义精神闻名的波士顿，在历史上是纺织工业的中心。波士顿在北方，支持贸易保护的北方在南北战争中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惩罚性关税是波士顿纺织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给外国人讲故事的时候，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些历史资料。入世协议中允许我们在十五年内保护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汽车工业等行业，这些与历史上欧洲、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贸易保护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美国经历了上百年的贸易保护才发展起来，中国十五年就发展起来了，还能说中国占便宜了吗？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够把学理讲清楚。当然，必须要看到今天的全球形势与当年不一样，当下是全球化的时代，今天如果完全像美国当年那样“闭关锁国”一百年，很多新技术就学不来了。

三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还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教科书，而且是西方人用的教科书。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者的职责。我们不能光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我们讲课，也要做到让西方人修订教科书的时候加一段文字讲中国的经验，甚至在介绍基本原理时就要讲中国，告诉大家中国的经验表明此前经济学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完整。唯有如此，三十年后白宫里读过这本教科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才不会像今天这样指责我们。

怎样的总结才能进入西方人的教科书呢？修订经济学教科书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把对方的事情搞清楚，把西方教科书的假设和理念搞清楚。今天热销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之类的教科书，尽管种类繁多，但基本理论的演绎很简单。这些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简化了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唯经济利益是图。斯密非常博学，有人文关怀。他不仅研究经济学，还研究哲学、天文学，写了很多关于天文学的著作，却在去世前付之一炬。他最满意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国富论》。斯密的思想极为丰富，他的理论绝不是简单地认为人自私自利，因此我把这第一个基础称为“简化后”的斯密的自利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基础是认为人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来自1900年前后的奥地利学派。当时奥匈帝国已近崩溃，维也纳成为艺术中心。与同样讲德语的德国人不同，奥地利的维也纳更浪漫，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百花齐放。希特勒也曾在维也纳逗留，希望当画家，但他考学失败了。当时的维也纳学术氛围非常活跃。奥地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理论必须从理性出发，必须用严格的数学语言进行描述、推断，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早期的观点，它构成了当前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基础。

总结起来，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认为人是自私的，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另一个是认为经济行为要讲理性，都要从数学推导，从每一个人的利益出发来推导。这里面忽略了马克思的观点。第一，马克思认为人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需求、偏好与资产阶级的不同。第二，马克思认为人尤其是资本家不是完全理性的。这一点凯恩斯也认同——资本家受动物精神影响。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观点的介绍都不够。

与之相联系，修订经济学教科书要注意的第二点是，要在基础层面上修订它。基础层面是什么？人是复杂的，人的行为也是复杂的，人不完全追求经济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在很小的事情上讲感情，小物品喜欢就买了，不在乎钱。在很大的事情上也不讲钱，例如为了生命、亲情会不惜代价。这样说来，我们只在中观层面讲钱，这有点像牛顿力学的应用范围。

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要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关怀。具体来说，咱们现在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讲继承马克思，我个人理解是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就要为世界做贡献。如果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只论证出“这么干对中国有利”，那样西方国家能接受吗？他们会批评我们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只关心局部利益。只有总结出“这么干不仅对中国人有利，对西方人也有利，对世界有利”，大家才能信服。举例来说，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管理的开放，不仅能解决中国五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他国家也可以学习，也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怀了。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必须要有这个根本的关怀，这样才能走向世界。经济学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国性的。三、经济学层面上的、有可能向世界推广的几条经验

既然要总结，我们就要遵循学术规律，首先总结已有工作。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已经有了很多探索，这里我只讲三点。

第一，林毅夫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他定义为，“提倡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的原因。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每一个时点给定，但以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其实是这个国家在每一时点的总预算）和其结构（内生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为切入点来动态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其实二十年前，林老师就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中国经验是在每时每刻都要用好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林毅夫老师的贡献，我们要充分引用和肯定。

第二，文一老师的著作《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强调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股票交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如果违约怎么办？交易制度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政府需要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周黎安老师强调，从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来看经济发展。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多年从事相关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我看来，要想把中国的经验总结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还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要做大量的案例和实证研究。只有理论——不论是文字表达的还是数学表达的——是很难说服人的。要真正说服美国同行是需要案例、数据、故事的。故事、案例相当于革命的武器，是夺取政权的必备工具。我们现在还缺少大量的故事、案例和实证研究，这也是我们学界下一步必须要狠抓实干的。第二，上述这些故事，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也好，市场经济制度是公共产品也好，还有新结构经济学也好，需要一些更加简单的普遍性的理论总结，让大家一听就明白的总结。

我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经济学层面上试探性总结为“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 Empowered Economics，GEM，亦可称宝玉模式）。我们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我们怎么能实现繁荣呢？这个必须要坚持。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跟西方的又不同，我们是国家赋能的，是国家帮助市场经济正向发展的市场经济。当然，我们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具体而言，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有三条经验。

第一，政府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中国的政府，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一个经济要发展或升级，最重要的不是老企业干什么，而是新企业要进来。如果没有马云的阿里巴巴，没有刘强东的京东，我们哪儿来的网店？靠中国电信，靠沃尔玛或北京百货大楼恐怕很难。中国的新企业进入市场很多都有政府的帮助。的确，我们的官僚体制很复杂，要盖很多公章才能办一个企业，但是也不要忘记，每一个企业背后的成功都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帮助企业突破现有体制。地方政府当然不会帮助所有的企业。政府会有自己的判断。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新企业进入？主要原因之一是收税。地方政府收税的主要来源就是企业，把企业扶持起来之后它就是“摇钱树”。中国的这套办法——对企业收税而不是对个人收税——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跟中国学，这个说法尽管有争议，但我愿意同大家继续讨论。

第二，积极主动的宏观调控。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永远避免不了周期。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给我们讲清了这个道理——社会大生产的决策掌握在个别企业家和资本家手里，而企业家和资本家是非理性的，一会儿乐观一会儿悲观，于是就有了经济周期。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既然社会大生产决策掌握在不见得永远理性的少数人手里，政府就应该搞宏观调控：当企业家太悲观的时候推一把，太乐观的时候控制一下。当然，具体的做法、政策可以讨论、改进。但是，原则上讲，通过政府的精心的、有效的调控把经济的波动变小，是一条有益经验。

第三，有效管理的对外开放。讲两个案例，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汽车行业。当前中国的汽车行业规模大、利润高。全球每年生产约9000万辆汽车，中国约占1/3。今天中国的汽车行业总体是赚钱的，对工厂而言利加税能占到销售额的1/3。同时，中国也培育出了吉利、广汽和长城这样有能力走向世界的本土品牌。我认为，这要感谢过去十五年我们对汽车行业的保护，因为有了高关税的保护，这些企业才有能力、有动力搞创新。如果十五年前就施行零关税，中国的汽车行业可能很难发展起来。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一些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可以开放市场了。这不是因为美国要求我们开放，而是因为百姓要买便宜的汽车了，汽车行业也需要更多历练。对外开放要有管理地进行。

商业银行也是一个例子，中国的银行业经过十五年的保护已迅速成长。今天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不怕外资，客户服务比美国好。但是当年如果一下子全开放，怎么搞私人银行服务，怎么搞风险管理，一点经验都没有。

开放是必要的，开放要有管理。这句话很多美国人也都认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强调简单的开放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同样的道理，我也认为美国人可以适当搞贸易保护，学理上讲得通，如果通过适当的贸易保护，把美国的汽车工业救活也是给美国人造福。四、怎样推进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这里提及几位前辈，排序不分先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始于北京大学校长严复先生，他1901年翻译《国富论》，引进了经济学的理念。严复先生是福建人，当过船员，后来去英国学航海，学会英语后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作品。

1901年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出生了，他就是王亚南先生。王亚南在1938年翻译了《资本论》。王亚南没有留过洋，也没有系统地上过大学，但很用功，写了很多文章。解放前他就在研究官僚资本和官办资本，他研究了国民党时代的国有企业，还参照《资本论》写了《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先生不仅仅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他还有自己的创新。

第三个重要人物是陈岱孙，他1900年出生，1997年去世。陈岱孙是清华大学的老前辈，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毕业后去了威斯康星大学，导师是当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陈先生本科毕业以后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选题是麻州（马萨诸塞州）的公共财政。1974年左右中国大学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讲授西方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整理成了著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他引进了西方经济学，但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类似的还有浦山先生，也是从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中美朝鲜战场的谈判，之后在外交部工作。浦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

下一个要讲孙冶方先生，他是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1960年左右，毛泽东主席曾经组织中国的学者认真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除了孙冶方还有邓力群。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做读书笔记，后来邓力群还写了回忆录。孙冶方认真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但是到了后期，他认为搞这些在中国行不通，要搞市场经济，要搞价值和价格论。

下面是我们熟知的厉以宁、吴敬琏等学者，这一代人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现在这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包括钱颖一院长，也在做相关工作。我们读书的时候读的是厉以宁先生的西方经济学。吴敬琏老师去耶鲁大学学习，带回来很多新的理念，并和政策结合在一起。

回顾了这些成绩，再来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理论和学说引进来，不是每年搞一个诺贝尔奖介绍，讲西方的学术观点。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的经验变成西方人认同的理论，讲给世界听。

要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中国经济必须行稳致远。如果到2050年我们能够实现现代化，就有七十年的成功经验。第二个条件，坚决不走当年日本、德国的侵略道路。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让世界各国的朋友感到温暖。如果我们的发展把别人搞穷了，别人就不愿意听我们的经验。第三个条件，在经济层面我们要总结出可复制、有普遍意义的经验。第四个条件，要有活跃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经济研究要百花齐放，这一点要学习当年维也纳的学术环境。

最后，我们把外国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梳理一下。亚当·斯密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是超越自由经济思想的。大卫·李嘉图是犹太人，有实践经验，炒股出身，对市场经济了如指掌，此后做了国会议员，掌握了政治实践经验，最后才去当大学老师。

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其他经济学家不一样。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类解放，我认为习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在二百年前就看到今天的世界，那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学习马克思不是看具体结论和政策，而是看思想和方法论。马克思继承的是德国黑格尔的传统，人类要解放，人类要通向更多的自由，人类要打破枷锁。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对很多社会制度安排提出了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要从哲学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的发展过程必须伴随着制度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应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述——政府干预在各国都很普遍。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是伟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推荐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李斯特认同德国统一，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派针锋相对，他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主导，这和中国当今的思路是一致的。德国人现在很少提及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了，但是我们要认真学习。

奥地利学派是今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他们大量引入数学方法，强调一切从个人理性出发和数学推导，强调个人自由，批判社会主义。后来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是这一派。这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经济学的发展。

美国的经济学确实是当今的主流，这毋庸置疑。但是，美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家很少，康芒斯算一个，他主要讲制度建设，保护工人的利益和建立工会。凡勃伦也算一个，但他是“造反派”，他认为美国的贵族只知道奢靡消费。凡勃伦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他了。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率学说，并创办了美国经济学会。战后美国的主要经济学家里，熊彼特是奥地利人，他在哈佛大学提出了创新理论。弗里德曼是克拉克的学生，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汉森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在美国传播凯恩斯主义，但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美国人的原创。

最后还要谈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要谈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中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场，相当于物理学的对撞机，是能量最大的对撞机。如果强调中国经济学，有人会提出质疑，就好比说中国人足球踢不过巴西人就搞中国式足球。第二，要打破“米兰/巴黎/纽约”T台效应。今天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在美国，就像服装品牌想要打入国际主流必须去米兰、巴黎、纽约走秀。为了打破这个垄断，我们要创造自己的T台。我们国内的学者要坚持用中国的经济实践做实证研究，坚持以我为标准，创造自己的“时装秀”。

最后用四句话总结一下。第一，我们要从经济学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实践进行总结。第二，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关怀的角度出发，以国际视角、从实践出发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经验。第三，我初步的总结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第四，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而年轻人是关键。我们这代人只是过渡性角色，只能帮年轻人摇旗呐喊，几年后将要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隆国强

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从一个封闭的经济转向了一个开放的经济，从依靠初级产品也就是农产品、矿产品去参与全球分工，到今天我们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能够实现这个跨越，和过去四十年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总结过去的经验，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坚定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化的信念和决心，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谋划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做全球化进程中的赢家。

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过去四十年对外开放的回顾；第二，对外开放的经验；第三，对外开放的展望。

我们可以把过去四十年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对外开放启动阶段。第二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1年，是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第三阶段，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2年，是规则化开放的阶段。第四阶段，是2013年后的大国开放阶段。一、第一阶段

在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我们主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外开放理念的形成。大家都知道，新发展理念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一条就是开放。我们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对过去几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不懈追求和探索的总结。我们曾有过康乾盛世，麦迪逊曾经推算说，当时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占全球GDP的1/3。而今天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比重有多少呢？大概17%，我们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康乾盛世后为什么我们很快就滑落下来了？在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马戛尔尼，他作为英国派出的公使带了一个700人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表面上看他是来给中国皇帝祝寿的，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和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经济体——大清国通商。结果我们的乾隆皇帝说“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意思是说我大清国啥都有，“无须与外夷之邦互通有无”，不需要跟你们做什么生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皇帝习惯的是朝贡体系，周边国家必须得尊重我，隔三岔五跑来朝贡，我会赏赐给你更多的东西。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在1793年，也就是二百多年前。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五十年，1840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从此以后大清国就快速滑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一个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快速滑落了？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沉浸在农业文明的繁荣之中，自满自大、闭关锁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几代志士仁人都在探寻如何振兴中华，发起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有了戊戌变法，有了新文化运动，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最后又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洋务运动中我们引进来的主要是国防工业技术，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到了19世纪末，我们认识到只向西方学习技术不行，还要学习新的制度，所以推行了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当时的志士仁人反思说只学技术、制度还不够，还得学文化，所以又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世界处在冷战格局下，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就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应该说，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益。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了我国156个项目，对于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们被迫陷入封闭发展状态，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这个状态持续了二十年，大家对开放的意识慢慢丧失了。

除了客观上国际政治的背景以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所谓“进口替代”的战略。进口替代战略理论源自“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早提出实行幼稚产业保护的人，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汉密尔顿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写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认为应该通过保护本国市场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后来德国学习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写了一个小册子，正式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西、印度等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中国也多少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所以客观上的国际政治现实加上发展理论的影响，使中国也走上了一条以进口替代、计划机制和封闭发展的道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经历了十几年的政治运动，国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慢慢地重新睁眼向外看世界。1978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走出国门，访问了欧洲5个国家的15个城市，结果大家感觉非常震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欧洲发展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这些党政干部的想象，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欧洲国家愿意和中国开展贸易方面的合作。代表团回来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提炼，写出报告呈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国务院为此专门召开务虚会，会议开开停停，不断讨论，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这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到了1978年底，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就有一些开放的动作。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1980年建立了深圳特区。而在特区建立之前，先是招商局在蛇口搞了工业区。招商局是交通部直属的一个国有企业，前身是清政府时期建的轮船招商局，它是我们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招商局学习“亚洲四小龙”搞工业区的经验，先在蛇口划了大概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搞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当时叫工业区。到1980年，逐步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从沿海地区开始，搞“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再推进到沿江，然后到省会城市，后来再有沿边开放政策。这个时期是从零到一，开始突破长期封闭发展的理念，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理念。“思路决定出路”，开放理念的形成，对于推动后来的全面对外开放进程非常重要。

当时社会上对此也有很多争论。在四十年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坚持开放和反对开放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直处于冲突中，反对开放的思潮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早期责问对外开放会不会让我们的红色江山变了颜色，后来又质疑对外开放会不会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尽管始终有不同的理论思考和争论，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来没有动摇过，政策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前不久习主席讲，“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句话中的“越开越大”，是动态的、方向性的，它不是开到今天、明天或什么时候就停住了，而是一直要越开越大。它表示的是一个大的方向，这就给所有与中国做生意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一个清晰的、政策方向的指引。所以，突破长期形成封闭发展的想法，逐渐形成对外开放的理念，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实现了理论上、思想上的突破。

邓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一是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者更长时间各国发展经验的观察，不开放、封闭起来的国家就会落伍，封闭导致落后。二是对国际政治形势、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判断。改革开放之前，世界的主流是什么？当时我们认为是民族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意味着革命与战争是世界的主流，甚至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越早打越好。在这样的判断下，当然是要加强国防建设，根本谈不上什么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启动以后，经过深入研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今天我们觉得这个看法不是问题，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这五个字，确实是一个重大判断。如果我们对全球的发展方向，对世界潮流走向没有看清楚，没有准确的判断，那么我们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方向会正确吗？会成功吗？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这才使我们选择了顺应历史规律，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一定要判断清楚，什么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主流之外的分汊支流是什么？千万不要被一个浪花误导了自己对主流的判断。

今天，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的主流，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我们还是要坚定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正是基于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主要潮流的判断，我们才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它既是一个理念，是思想的变化，同时也是战略的变化，也是政策的变化。

在中国，能够称为基本国策的不多，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另一个就是对外开放政策。在突破思想上的藩篱以后，我们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且以建设经济特区为突破口。1980年，我国开始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当时的考虑是，深圳毗邻香港，珠海毗邻澳门，厦门和台湾隔海相望，汕头则是著名的侨乡。

在经济特区，我们可以学习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政策，在小的范围内改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当年我们搞计划经济，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想要买钢材，却没有计划指标，就连买包装产品的纸箱子，也没有计划指标。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要逐渐打破僵硬的计划机制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财政那么困难，搞基础设施根本没有钱，建设特区的起步规划不到一平方公里，搞“三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土地）只能一步一步来，好不容易筹点钱，先把路修通了，再把土地平整了，然后赶紧把土地出让给投资人，收回钱再来滚动开发。

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派人来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我有时候给他们讲课。我不能讲今天中国在沿海地区或其他很多地方搞成片开发的经验，因为这些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学不了这些。中国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后才有这个能力的。今天很多非洲国家和我们当年一样，没有钱也要搞开发，要完善基础设施，只能一点一点做起。特区建设搞了四年以后，大家觉得经验不错。到1984年，我们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类似特区的政策，并且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一是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出口性外资；二是搞“三来一补”，就是来样、来件、来料和补偿贸易。中方企业加工以后，把加工完的成品交给委托方，委托方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中方企业只能收取很微薄的加工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企业已经不满足于“三来一补”，开始搞“进料加工”，即企业到国际市场上买料件，加工以后自己开拓市场去卖。搞“三来一补”的时候，这些中间料件的所有权属于外方、委托方。而“进料加工”则让中国企业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我可以按照我的能力开拓市场，按照我得到的订单选择市场、组织生产。所以很快进料加工就超过了来料加工，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推进外贸和外汇体系的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这个阶段是起步阶段，起步往往是最艰难的，但是起步阶段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大进大出”，也就是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理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1988年的“价格闯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1989年后，西方国家开始制裁中国，所以从1990年开始，国内经济陷入低迷状态。二、第二阶段

1992年初，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一路视察，一路思考，一路谈话，南方谈话回答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他鼓励大家要大胆闯、大胆试，由此掀起了我们对外开放的新一轮热潮。1992年有一大批党政干部、高校老师从原来的所谓体制内单位走出来，去“下海”创业了，被人们称为“九二派”，经过大浪淘沙，他们当时有一批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不成功的是多数。

1992年召开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开放领域有了很多重大举措。正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跃上了新台阶。从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中国每年吸收的外资从原来的几亿美元提高到三四十亿美元。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很快就上升到100多亿美元，紧接着又增加到200多亿美元、300多亿美元，一年上一个大台阶。这是因为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落实了大量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坚定了投资者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

在这个阶段，我国出台了几项重大改革措施，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说分税制改革，汇率并轨改革，并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还有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几年之后房地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如果没有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这是不可想象的。

1997—1998年出现了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当时的东亚地区几乎每个经济体都出现了资本外逃、汇率大幅度（贬值）的现象。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二十年积累的财富可能全都要被人家“剪羊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不仅帮助香港扛住了国际炒家的炒作，同时我们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深化了外贸体制的改革。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下外贸是专营，当时外汇特别短缺，强调要把外汇“好钢用在刀刃上”，主要用于进口国家最紧缺的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设备，所以国家严格控制外汇使用。要控制外汇使用，就得控制外贸企业，当时全中国一共只有十几家外贸公司，出口进口都要经外贸公司做代理，其他企业一律不得从事国际贸易，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国际贸易是每家企业天赋的权利，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权利被剥夺了。这种剥夺主要是能满足国家控制使用外汇的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最大代价就是把所有的生产企业跟国际市场隔离开了，企业根本不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也不关心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因此企业有出口竞争力的、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无法顺利走向国际市场。

改革外贸管理体制，虽然还不许企业直接进口，但开始让一些制造业企业拥有出口权、直接出口权，这使他们变成工贸型企业。产品出口创汇以后，早期是先把外汇交给政府，到后来允许企业外汇留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有了外汇留成，于是又有了外汇调剂市场，我们称为计划外的外汇调剂市场。当时的汇率一个是官方汇率，一个是调剂市场的汇率。1993年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5.7元人民币，调剂市场上1美元大概兑换8.7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个外汇黑市就没有谱了，1美元兑换十几元人民币的都有。所以，1994年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改革非常重要，就是把这些全部并为单一的汇率。一开始定价在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比当年官定汇率有所贬值，但很快稳定下来了。到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因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固定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定义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下，客观上汇率就会固化，直到2005年国家重启汇率的改革。三、第三阶段

2001年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成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其中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还想搞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但是没有谈成，只谈成了一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协定有23个缔约方，当时的“中华民国”是缔约方之一，后来退出了。当我们决定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时，1986年就提出来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资格。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于是我们的“复关”谈判也转换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这个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十五年。2001年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秉持的是自由贸易理念，有一系列关于世界贸易的规则，包括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协定，还有关于检验检疫的协定等。既然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要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在谈判过程中，我们要跟每一个主要的成员去谈，如汽车关税、农产品关税等内容。每个国家还有不同的关注点，有的国家关心汽车产业，有的国家关心粮食贸易，有的国家关心鸡爪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我们要跟每个国家去达成一个双边的协定，最后汇总成一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现在大家可以到图书馆去翻一翻，这个议定书非常厚，是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进行了很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此修订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我们很多法律法规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国内发展条件来制定的，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合。我们要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就必须调整修订这些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同时，还清理了30多万份政府下发的红头文件，对所有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政策文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有的修订，有的废止。今天回过头来看，大家公认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使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还是以开放促改革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它大大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从原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按照入世承诺，中国推出了很多贸易自由化措施，比如平均关税降至9.8%。我们还扩大服务贸易的开放，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时并举。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在这一阶段逐步确立，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过德国。2013年，按进出口总额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

在跨境投资领域，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开始引进出口性的外资。1997年中央第一次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但是当时我国对外投资非常少，2003年全年的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2016年我们的对外投资一年就有1700多亿美元。从不到30亿美元到1700多亿美元，只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同时我们还是吸引外资的大国，每年大概有13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对华投资，这在全世界排位能进前三名。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中国都是跨境投资的大国。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我们开始启动了区域贸易合作。2001年，朱镕基总理在参加中国和东盟九国领导人会晤时，倡议研究中国和东盟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东盟和中国双边组成联合专家组，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专家组，研究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否可行，会带来什么样的收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最后总的结论是支持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开始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第一个对外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后来我国提出了自由贸易区战略，把构建自由贸易区作为整个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开始启动国际化进程。人民币以前在外贸交易中都不用，但是人民币币值很稳定，而且持续升值，周边那些做边贸生意的外国人都愿意持有人民币。2001年我去中越边境调研，那些越南边民把土特产卖到中国来，你给美元他愿意要，你给人民币更愿意要，就是因为人民币相对美元在升值。越南边民拿到人民币后，可以在广西的银行开一个账户，直接把人民币存在里面，在他看来人民币是一种持续升值的硬通货。从官方角度来看，虽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还不是正式使用的货币，但是已经从边贸开始慢慢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于是我们的政策就顺应这种需求，允许人民币在正式外贸领域作为结算的货币。现在一些国家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了。在特别提款权的篮子里，人民币已经变成了其中的篮子货币之一，占有一定份额，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逐步认可。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起步，但是这个进程是一个相当长的进程，急不得，我也不主张人为地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是有利有弊的。好处大家很容易看得到，比如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多人说美国人就靠印钞票来换取世界的财富，对全世界人民征铸币税，这是它的好处。但是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要稳定自己的币值，货币政策的制定就要考虑国际货币地位。国际货币有很多责任，但是这些责任大家可能看不到，所以这件事需要我们全面地权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取决于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是可以人为加速去推行的事情。

有人说这一轮的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这个规则就是以多边贸易规则为基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从那以后，我们天天讲国际经贸规则，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要与我们的对外承诺相一致，要遵循这个规则。四、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是大国开放阶段。从国土面积、人口来说，中国一直是大国，但是从经济贸易指标来看，1978年我们在全世界只排到第32位，只能算一个经贸小国。到2013年，中国出口额达到20000多亿美元，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我们还是排名前三位的服务贸易大国、吸收外资大国、对外投资大国，所以到今天我们敢说自己是经贸大国了。

也许有人会问，经贸大国跟经贸小国有什么区别？对于小国来说，你在国际体系里是一个因变量，你经常要琢磨全球化有什么机遇，要准确判断去抓机遇。大国也要做这件事，但是大国有一个和小国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大国是世界经贸体系里的一个自变量，它的政策和行为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过去我们要借势发展、顺势而为，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就可以造势，发挥我们大国的影响，可以去改变自身的外部环境。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影响力浑然不觉，我们干起事来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你是一个小国可以随便，因为大家可能并不太关注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政策和行为都会有溢出影响，而且这种溢出影响还会反作用于我们自己。你如果对此浑然不觉，就会觉得很无辜，感觉自己做了好事反而被人家误解。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大国的影响力，要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影响力来创造机遇。这是大国在制定开放战略的时候，思考点和经贸小国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从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角度来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2013年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们已经做了大量新的探索。要适应高水平国际经贸的规则，我们自身就要进行探索，总结经验以后在全国复制推广。二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短短五年，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果。三是适应比较优势转化的新形势，提出要把外贸大国变成一个外贸强国。四是作为一个大国，要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

过去的四十年，世界银行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赢家之一。这其中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肯定了中国，另外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平等受益。全球化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实现了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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