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著者：黄德宽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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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试读：
总序
陈洪 徐兴无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两个字是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可是真要让我们说清楚文化是什么，可能就会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了。这不怪我们，据说学术界也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定义多，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混乱，而是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一言难尽。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其实，所谓“文化”，是相对于所谓“自然”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自然属于“天”，文化属于“人”，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这种自然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外乎两类：生产与生殖；目标只有两个：生存与发展。但是人的生殖与生产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种延续与食物摄取，人类生产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再靠天吃饭，人不仅传递、交换基因和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还传承、交流文化知识、智慧、情感与信仰，于是人种的繁殖与延续也成了文化的延续。
所以，文化根源于人类的创造能力，文化使人类摆脱了自然，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如鱼得水一样地生活于其中，每一个生长在人群中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并且凭借我们的文化与自然界进行交换，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由于文化存在于永不停息的人类活动之中，所以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形式。因为有这些差异，有的文化衰落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文化自我更新了，人们甚至认为：“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本世纪初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中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
知道文化是什么之后，还要了解一下文化观，也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文化观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看法异彩纷呈，但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文化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创造的。
有的认为是神赐予的，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后裔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而且教会人类认识天文地理、制造舟车、掌握文字，还给人类盗来了文明的火种。代表希伯来文化的《旧约》中，上帝用了一个星期创造世界，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人们获得食物的方法，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
有的认为是圣人创造的，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代表：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不过圣人创造文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说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经》最早给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文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圣人通过观察天文，预知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易经》还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宇宙自然中存在、运行着“道”，其中包含着阴阳两种动力，它们就像男人和女人生育子女一样不断化生着万事万物，赋予事物种种本性，只有圣人、君子们才能受到“道”的启发，从中见仁见智，这种觉悟和意识相当于我们现代文化学理论中所谓的“文化自觉”。
为什么圣人能够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不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身在道中却不知道。所以《易经》感慨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什么是“君子之道鲜”？“鲜”就是少，指的是文化不昌明，因此必须等待圣人来启蒙教化百姓。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使命是由圣贤来承担的，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人民，让其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无论文化是神灵赐予的还是圣人创造的，都是崇高神圣的，因此每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赞美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看待自然、社会和自我，调节个人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养成和谐的行为方式。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喜欢谈论文化的时代。平民百姓关注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养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些价值与意义。社会、国家关注政治文化、道德文化、风俗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精神力量与发展方向。神和圣人统治、教化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都有了“文化自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不过，我们越是在摆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蒙昧”时代，就越是要反思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喜欢谈论文化，懂点文化，或者有了“文化意识”就能有“文化自觉”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常表现出“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自卑”两种文化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单一不变的文化之中，从古到今，中国文化不断地与其他文化邂逅、对话、冲突、融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古代的文化，而且不停地在变革着。此时我们或者会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或者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左右，产生错误的文化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水如此，文化也如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和脉络，我们不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亲切体会和细微察觉，还要像孔子那样站在岸上观察，用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坐标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空间坐标定位中国文化，才能获得超越的眼光和客观真实的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能力，增强变革、创新自己的文化的能力，这也叫做“文化自主”的能力。中国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
因为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的心态、增强“文化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们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识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和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人写书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甚至将书中的内容按照宇宙的秩序罗列，比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设计国家制度，按照时空秩序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僚系统；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按照一年十二月为序，编为《十二纪》;唐代司空图写作《诗品》品评中国的诗歌风格，又称《二十四诗品》，因为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这套丛书，虽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内容，但希望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趣味，于是借用了“二十四品”的雅号，奉献一组中国文化的小品，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以小知大，由浅入深，如古人所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2015年7月
导言：文字·汉字·文字学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约公元前4000年，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Sumer）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稍晚于苏美尔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圣书字（hi-eroglyphics）。这两种文字使用了约3000年，在公元初期都先后消亡了。它们成为历史的遗物，沉埋了1500多年，直到19世纪才被考古学家们重新发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古语文学家已经能够破译解读这些古老的文字。通过苏美尔文字和古埃及圣书字的破解，再现了曾经灿烂辉煌的两个失落已久的古代伟大文明。
汉字是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先民们的伟大创造，与苏美尔文字、古埃及圣书字相比，原始汉字出现的时代可能相距也不会太远，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汉字大概就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了。世界上公认的自源的古典文字只有汉字持续沿用至今，几千年来汉字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古典文字体系。作为古典文字的唯一标本，汉字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创造的伟大文化遗产，无论对继承、发扬和传播中华文化，还是对认知和探索世界文明与语言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汉字的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革，汉字体系呈现出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这些现象和内涵的研究形成了一门学问——文字学。由于汉字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和文字学的深奥性，使得一般读者对文字学往往望而生畏，尽管人们天天使用着汉字，发自内心地热爱汉字，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汉字的构造、发展规律和特点还知之不多，简明扼要而又科学严谨地介绍汉字文化知识的读物也还比较缺乏。为此，我们为读者撰写了这本小书。
文字的一般性质
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学者一致认为，文字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一个民族是否进入到文明阶段，文字的出现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志。世界上不同国家使用的文字，有的是自己独立创造发明的，这就是自源文字；也有的是借用其他民族文字再创造的，或直接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这就是借源文字。为什么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为什么文字可以借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涉及到对文字一般性质的认识。关于文字的性质，不同时代的语言学家多有论说，按照一般的观点，大体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一、文字是人类创造的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文字的发明主要是为了帮助人类记忆，文字充当记录语言的符号。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说：“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文字作为口语的符号，就是将言语过程中瞬间消失的声音，用文字符号记载下来，使得言语的内容通过文字符号的记载得以“传于异时，流于异地”，突破语言传播的时空局限性。这是西方最早将文字表述为语言的符号的见解，这个观点揭示了文字的一般性质，成为语言学界公认的至理名言。
到20世纪现代语言学兴起后，对文字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系统的论述，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索绪尔（1857-1913年）。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索绪尔对语言文字关系论述的要点是：（1）语言、文字是两种符号系统；（2）文字作为符号系统存在的价值（功用）是为表现语言这个符号系统的，对语言而言文字符号系统是第二性的；（3）根据文字表现语言方式的不同，可以分成“表意”和“表音”两个体系，前者以一个文字符号从外在的角度与词发生联系进而表达概念，后者是对声音“连续”“模写”来记录词的。索绪尔关于语言文字符号的学说影响深远，他也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明确了文字的符号性质，而且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属于第二性的符号。
当代学者按照文字是“元符号”的理论，还这样进一步解释文字与语言的关系：（1）语言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开始，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语言符号”优先于“文字符号”。（2）语言是靠声音表达的，声音因发音器官的制约，只能按一维的时间顺序来表达（是线性结构），转瞬即逝；文字是为了解决语言的这种局限性，将语音表达的思想、概念和情感，用视觉的符号凝固下来（“其构造使用了几何形态的二维或三维的物体形状”），以“多维”的形态表达一维的线性语言。（3）书写符号系统与语言系统没有必然的、先天的联系；除自源文字体系外，大多数文字体系是“借源”的，如印欧语系的希腊字母拼音文字，东亚地区日、韩使用的汉字。这是由于符号的约定性，使得一种文字符号成为用来表现并非与其起源相关联的语言系统具备可能。这是文字符号作为第二层级符号的典型表现。
二、文字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具有社会约定性
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任何文字符号系统，都是一定社会成员共同约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特点。具体来说：
从符号创制的动力来看，文字符号主要是为了解决信息传递的问题。东汉许慎就已认识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要突破信息传递的时空局限，传于异时，流于异地，社会成员的共同约定是文字符号被认可和接受理解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文字符号传递信息的功能。
从人类符号习得来看，一般情况下在语言习得之后才是文字的习得。语言习得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能力形成的过程，是本能的学习过程；文字习得则是在语言习得基础上接受专门教育和训练的结果。人们就是在语言文字习得过程中，逐步接受一个民族的社会习惯、传统和规范，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员。习得文字的过程就是皈依这个符号系统，进而自觉融入这个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文字符号的社会性特征也不断地被强化。
从文字的传播看，社会约定性保证了文字符号效能的实现。任何一种文字符号，社会约定性都是这种文字符号使用者必须共同遵循的准则。在传播过程中，使用者若不能遵守其约定性，违背或不完全掌握这种符号的构成和运用规则，也就无法运用这种符号，这种文字的功能也就无法实现。
三、文字既有民族性，也有超民族的特点
文字的民族性，指某种文字是某个特定民族创制的，成为这个民族的独特标志。虽然语言一般是民族的标志之一，但是文字则不完全是，某个民族也可以借用其他民族创制的文字记录自身的语言。这样，同一种文字就可能成为记录不同语言的符号，体现了文字的超民族性一面。这样的实例是较多的，比如：印欧文字体系，即印度字母系统，是古代印度、中亚、南亚数十种后裔文字的总称，如现行的印地文、孟加拉文、僧伽罗文、缅甸文、老挝文、泰文、柬埔寨文等都属这一系。原始印度文字是在古代西亚阿拉米文字基础上形成的。“约公元前6世纪，阿拉米语取代了当地流行已久的巴比伦方言和亚述方言，成了西亚一带共同语，后来又被强大的波斯帝国用为官方语言，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也随着波斯帝国的声威远传至中亚和南亚的广大地区。”古印度人接受了阿拉米文字，创造发展出原始印度文（因输入时间、途径不同，产生了很多变体）。
文字的传播历史表明，因为一个民族的强大，往往通过文化传播、经济影响，其使用的文字也可能影响到与其关系密切的相关国家。汉字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分别成为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书写符号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汉字传入朝鲜约在公元2-3世纪（汉末、三国时期），朝鲜公元7世纪（新罗时代）开始使用汉字书写系统，一种是完全借用汉字作为音符，书写朝鲜语，记录的多是民歌民谣；另一种是为了适应朝鲜语这种粘着语特点，有的汉字采用的是读音（虚词），有的采用的是字义（实词），混合调和出一种书写体系——“吏读”（Ido）或“吏文”（Imun），这是借用汉字而形成的一种极其复杂的书写系统，一直使用到19世纪末。15世纪时，世宗李裪下令为朝鲜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书写系统——谚文（Hangul），1446年诏颁《训民正音》于天下，以解决“吏读”书写系统使用的不便。此后谚文在民间使用，到19世纪汉字谚文混合体成为朝鲜语的正式文字书写系统。1948年北朝鲜废除汉字，改为全部使用谚文字母的文字。日本约在公元3-4世纪（晋朝）采用汉字作为自己的书写符号，称为汉文（Kanbum）。奈良时代（710-794年）逐步形成片假名（Katakana），平安时代（794-1192）又发展出平假名（Hiragana），此后经过对假名的统一和改进等标准化工作，形成了汉字与假名混合的日语书写系统。越南长期接受中国政治和文化影响，官方使用的是汉语文言文，1174年文言文被确定为越南的书面语，汉字自然就是通行的官方书写系统。14世纪，越南开始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记录自己语言的书写系统——喃字（Chu nom）。到18世纪喃字书写的越南语成为官方语言，喃字也取代了汉字书写系统。1885年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南方开始推行拉丁化拼音文字，随后传播到全国，喃字遂被封存。1945年越南独立后宣布拉丁化拼音文字作为法定文字（国语字），并废除了汉字。
汉字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影响，表现出古代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优势，使用汉字在这些国家曾作为一种具有地位、身份和修养的象征。借用汉字作为书写符号系统，在这些国家也曾引起过关于民族尊严的争论，不过汉字书写系统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这是文字超越民族性的典型例证。
四、文字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文字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
文字是一种文化发展到文明阶段的产物。无论哪种文明，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文字”的出现都是标志性的事件。美国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将人类社会（人类文化）发展分为“蒙昧社会”（低——中——高）、“野蛮社会”（低——中——高）和“文明社会”三个阶段。他研究的结论是：“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文明社会分为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在“重点复述”中，他又强调“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今天”。在摩尔根的研究中，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唯一标准。《古代社会》1877年问世，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一文，对该书有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根据《摘要》的思想写作的。恩格斯认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书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
文字记载和传递文明的成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思维的成果、发现发明和历史经验都以语言的形态保存下来；文字出现之后，通过文字记录和传播语言，同时也将人类智慧的成果传承和延续下来。文字成为传承人类文明最基础、最重要的载体，文字的发明促进人类文明不断取得进步。李学勤指出：“文字是人类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有了文字，人们的信息才能够远传，人们的思想才得以积累。因此，文字的出现被公认为是社会进入文明的基本的、必要的标志。”
汉字的主要特点和性质
汉字在我国先秦时代称作“文”“名”“书”或者“书契”。《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西晋杜预注：“文，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东汉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书契”也都指的是汉字。到了秦代，“文字”才开始连用，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邪台石刻就有“同书文字”之语。秦代以后，“文、名、书、书契”等名称的使用逐渐减少，“文字”一词通行并沿用到现在。近代以来，学者认为汉语的书写系统称作“汉字”更加准确科学，“汉字”这个名词也就逐步流行了。
汉字作为汉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具有文字的一般属性，即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具有社会约定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标志和重要的传播载体。同时，汉字也被借用为其他语言的书写符号，具有文字超民族性的一般特点。
与其他文字体系相比，汉字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发展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自源”文字，指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在地理和历史上没有互相联系的地区各自独立发明的记录自身语言的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并且这个系统在一定区域内得到较长时间的应用。从世界文字发展史来看，世界上曾出现的“自源”文字体系，时代较早的有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汉字；较晚的有中美洲文化圈的文字系统，也就是约公元800年，从奥尔梅克文化中发展出的早期萨婆特克和爱比（后）奥尔梅克文字。这些自源文字体系，只有汉字从产生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发生历史的中断和根本的改变，其他文字体系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是汉字体系的重要特点。汉字系统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以及汉字研究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这一特点所决定的。
二、汉字是一种“表词”的文字符号系统
汉字的这个特点涉及到对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需要略作详细的介绍。根据文字与语言的关联关系，文字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准确记录语言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原始符号帮助记忆——启发联想阶段，这种符号包括图画记事，有时还有借用实物作为记事符号，如结绳、刻木、陶筹等；（2）符号记录关键事物和主要概念的阶段，这种符号大体可以表示句意，如早期图画文字；（3）符号与语言词语建立对应关系阶段，即文字记录语言的阶段。文字与语言逐步建立联系的过程，也就是原始文字向成熟文字体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种观点，就现在所能掌握的原始文字资料看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如古埃及象形文字、纳西东巴经文和其他原始文字材料。就成熟的文字体系看，文字记录语言大体有三种方式：
一是从音位（音素）层面，一个符号记录一个音位（音素），按照词的发音顺序用字母逐一记录每个音位，这就是所谓的拼音文字体系。字母的组合是按照词的发音先后以一维方式展开的，所以拼音文字呈现出“线性结构”的特点，被称为线性文字。
二是从音节层面，一个符号记录一个音节，不管这些音节与词素是否一致（如多音节词素成分），这就是音节文字体系。音节文字表示音节，根据符号的意义还可以分为符号表示任何一个语音结构（如述亚巴比伦文字）、只表示开音节（如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日文假名）和只表示孤立的元音或辅音加元音ǎ的音组（如印度的婆罗迷字母、佉卢字母、天成体梵文字母）等三类。
三是从词的层面，一个符号记录一个单个的词。这类表词文字符号，一类可以与词的意义相关联，如埃及圣书字的“走”和汉字的“马”，字形和词义的联系非常直观；一类只与词的语音相联系，如汉字的假借和埃及圣书字中的借音符。伊斯特林主张，前一类符号可称为“意词字”，后一类符号可称为“音词字”。古代汉字是表词文字的代表，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现代汉语词语的双音节乃至多音节化，一个汉字符号很多情况下记录的只是汉语的词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汉字是一种“词素文字”。不过“在文字史上几乎见不到一种发达的、彻底的词素文字”，“词素字一般是由于表词文字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汉语的语素和汉字，多数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也有别种情况。语音、语义、字形这三样的异同互相搭配，共有八种可能。”从汉字的历史来源和实际发展看，我们认为将汉字作为“表词文字”还是比较合适的。
成熟文字记录语言的三种方式，所不同的就是记录语言的单位大小不同而已。赵元任曾说：“一字一言（‘言’即词素，引者按）的中文跟一字一音（‘音’即音位，引者按）的西文都是写语言，都是辨音义，不同的就是单位的尺寸不同就是了。”
这里涉及到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将汉字作为“表词文字”体系，是从文字的功能来看汉字的性质。中国学者对汉字性质的讨论主要是接受西方学术影响以后发生的事。关于汉字的性质，在中国文字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就是汉字是“表意文字”的观点。索绪尔将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个体系，并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古典例子”。这个观点因为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影响较大。但是，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早就指出：“所谓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特征；所以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word-writing或logographic writing）。”伊斯特林也认为“表意文字”是一个不确切的术语，主张用“表词文字”这个术语来代替它。法国语言学家穆南（G.Mounin）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汉字记写由特定的语音组合体所表达的概念，即记写义与音的组合体，也就是词。因此确切地说，汉字应定义为“表词文字”。可是，中国学者对西方这些观点的改变似乎不太注意，“表意文字”的概念依然被广泛使用。伍铁平在《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二版后记中，明确指出“表意文字”很可能是英语词组ideographic writing的误译，并指出高名凯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涉及“表意文字”的有两个“重大错误”，从而导致一些误解，这两个错误：一是将“这个符号（指汉字——伍注）对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而言是外在的”误译作“这个符号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二是将法文idée（概念）误译作“观念”，因此，索绪尔原著中谈到的两种文字系统不应译为“表意系统”，而应译为“记写概念的系统”，即“表词的系统”。也有不少中国学者意识到，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并不是很确切，尽管他们对“表意文字”的理解相当程度上是对西方学说的误解，但是从汉字实际出发，他们还是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如“表形文字”说、“表音文字”说、“意音文字”说等，这些说法有的着眼于汉字符号的构成，有的着眼于汉字符号与字义的联系，有的着眼于汉字符号与语言的联系，而不是从人类文字发展的总体来看汉字，难以形成大家公认的结论。建立在汉字使用符号性质分析的基础上，裘锡圭认为汉字早期阶段基本使用意符和音符，后来发展为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前者可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后者可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也可简称为“意音文字”。目前，“意音文字”说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汉字是特色独具的文化符号系统
虽然与所有成熟文字一样，汉字的功能是记录汉语，但是，这并不排斥汉字独具特色的另一种功能，即作为文化符号系统的功能。与表音文字符号相比，这一点充分体现出汉字的人文性特点。所谓“人文性”，指的是汉字符号以形体结构记录和表现汉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其构成方式和符号系统本身携带着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的文化信息，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要素也通过汉字形体得以保存。因此，可以超越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层面，将汉字形体结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来分析研究，从而揭示汉字与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
在民族众多、疆域广袤的国度，汉字在传播统一的思想文化观念，维系中华民族的特性，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汉字强大的文化功能，也使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异族文化的能力，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方面，其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因此，汉字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
在实际应用中，汉字充分发挥视觉符号系统的特点，适应汉语多方言区交际的需要，形成了通行于不同方言区的汉语书面语系统——“雅言”。记录“雅言”的汉字因此也具有超方言性，并且超越一般文字的功能，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功能。汉字记载的典籍传播主流文化，书面语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形成了中华各民族的巨大向心力。与此同时，汉字的这种特点又反过来对汉字的发展形成制约，使汉字系统长期保持着稳定性。
汉字研究与文字学
研究汉字而形成的专门之学，称作“文字学”，或叫“中国文字学”“汉字学”“汉语文字学”。“文字学”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当时叫“小学”。“小学”这个词本来指的是古代贵族子弟学习的学宫。《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在小学学习，文字是必修的课程，所以后来就用“小学”指“文字之学”。汉代目录学著作刘歆的《七略》“六艺略”中就分出了“小学类”。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在“小学”之下，列出了文字学书目“十家四十五篇”。到了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不过“文字学”的名称并没有流行开来，“小学”这个名目一直沿用到清代，直到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等人才正式倡导“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
尽管“小学”之称始于汉代，“文字学”一名至近代才正式确定，然而汉字研究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先秦。汉字经历了长时期的发生、发展，到西周已经成为相当完善的文字体系。随着文字用途的日渐扩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字的职能，使用者自发产生了认识它、控制它、调节它的要求。汉字研究的意识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萌发了，这个时间大致始于西周晚期，这也可以说是文字学的萌芽时期。先秦时期对汉字起源的猜想、对汉字结构的初步分析、秦代的“书同文字”和字书编纂等，都是早期关于汉字问题的思想成果。汉代小学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问世为标志，文字学就正式形成了。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文字学逐步形成自身独特的传统，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近代以来又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取得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许多重要成果和一系列新进展。当前，文字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汉字的形成、构造、形体、运用和规范以及汉字体系的发展等，围绕这些主要问题形成了汉语文字学系统的知识体系。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从殷商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到秦汉文字都有大量发现，这些新发现为汉字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领域，产生了古文字学及其分支学科，包括：甲骨学、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系文字研究等；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历代碑刻文字等新资料的发现，促进了近代文字研究的快速发展，简牍学、碑铭学等领域和俗字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以现代汉字为研究对象还形成了现代汉字学这一新的文字学分支学科，现代汉字教学、汉字规范和标准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等，与现代教育、语文生活、信息传递和国际交流密切相关，悠久古老的汉字体系既面临着巨大挑战，也迎来“其命维新”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利用新材料、新理论、新视角研究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也新著迭出。
这些汉字研究领域的开拓及其取得的成果，既反映了汉字文化积淀的深厚和内涵的丰富，也体现出经过现代转型后的文字学所焕发出的蓬勃生机。这本小书只是从丰富多彩的汉字文化世界中撷英采华，让热爱汉字的读者能由此领略汉字文化的灿烂辉煌和无穷魅力。初作书契文明肇启——汉字的初创和形成
汉字最早是在何时何地出现的，又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人们一直想搞清楚的问题。但是，从先秦至今，这依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文字起源研究的一般认识，任何一种自源的文字体系，总是由个体的原始文字符号不断出现并逐步积累到一定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汉字从初创到形成也应该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古代关于汉字起源的猜想
汉字的起源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古代有不少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和猜想。这些传说总结起来，大体上反映出古代对文字起源过程的初步认识，比如，古代将画卦、结绳、契刻、作图等远古时代的记事方法看作文字起源的一个环节。
一、画卦“画卦”指的是我国古老的“设卦观象”，这是一种起源很早的趋吉避凶的占筮方法。《周易·系辞下》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由阳爻（奇）“——”和阴爻（偶）“”两种基本符号组成，用来象征各种自然和人事。在“八卦”的基础上组合变化就形成了六十四卦，用来代表天地间各类事物。“八卦”是古人用来判断预测吉凶福祸的一种占筮工具。占筮习俗在古代可能非常流行，殷商、西周金文中保留的一些数字符号，就是这种占筮的纪录。八卦本来只是一种占筮用的符号，与文字起源并无直接关系，但从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言，早期的卦象筹策也可以说是汉民族一种古老的记事符号和手段，是原始文字发生的远源。
二、结绳“结绳”是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在古代确实存在过，《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康成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结绳”作为上古传说时代的记事方法，战国时期的文字记载当留存了一些历史的影子。结绳记事从民族学材料也可以得到验证，如中美洲的印加、琉球群岛、冲绳岛、夏威夷群岛等地的原始部落都曾流行过结绳记事，用结绳可以记录战争、财产、贡赋等，绳结的多少、形态和色彩的差异等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我国独龙族远行日记、傈僳族记账、哈尼族土地买卖记录，也都曾使用结绳。在文字发明之前结绳所具有的记事功能，具有文字发生学的意义。
三、刻契“契刻”是表示某种约定关系的刻画记号。《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许慎《说文》:“契，大约也。从大从。易曰：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契”从,“,巧也。从刀，丯声。”所从的“丯”，是在“丨”画上加三刻符，表示制作契符时用刀所刻的记号。《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品以察。”“书契”的“契”指的就是“契刻”，这里的“书契”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文字了，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对书契产生的背景和功用的认识。
契刻等约定性符号，是文字出现前人类广泛使用的记事方法，历史非常久远，一些旧石器遗址中就出现过。原始社会的契刻，主要包括：（1）氏族、部落、图腾符号；（2）所有权记号（标记、戳印）；（3）工匠制成品标记；（4）巫术、祭祀符号；（5）其他约定性符号，如记数、指方向、交通等符号。这些不同类别的契刻符号都具有传达信息和记事的功能。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材料中也有许多符号记事的实例，如西盟佤族、独龙族、红河哈尼族的契约木刻和苗族的“刻道”歌辞等。契刻是用来帮助记忆的，虽然不是“文字”，但契刻作为一种约定性符号已有了原始文字的某些功能。
我国古代将“书契”并称，体现了对契刻符号与文字起源关系的初步认识。“书契”的“书”指的是文字，这一点毫无疑义。《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文字具有契刻同样的信度和更强的功能，而且早期的原始文字也大多刻于竹木陶石之器上。由于“书”既可以契刻在木札上，又可以用来书信符，所以“书契”并称在古代就是很自然的事。《周礼·天官·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疏：“谓酒正授使者酒，书之多少，以为契要而与之。”《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贰，指副本。“书契版图”，指的是文字记录的簿籍和各类图册。《周礼·夏官·大司马》:“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从“契”到“书契”是记事方法的进步，刻契太过简约，只有发展到“书”（文字）方可表达更为复杂的内容。
四、作图“作图”指古代通过创作图画来传情记事。《吕氏春秋·勿躬篇》说“史皇作图”。《世本·作篇》也说“史皇作图，仓颉作书”。“作图”与文字形成的关系最为密切。图画记事起源于原始艺术，是原始艺术的一种发展。原始图画不仅用来认识世界，满足艺术的、宗教的（巫术、祭祀）目的，还用来（虽然是部分的）传达某些信息、实现交际和记事的目的，如内蒙古阴山地区、云南地区的岩画以及我国西南地区佤族“大房子”上的记事壁画、景颇族的“鬼桩”等，就有图画记事性质。当原始艺术中的图画主要用来表达信息而不是为了审美，并且图画符号与语言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时，就产生了具有记事性质的文字画或图画文字。支持上述观点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很多，早期的原始文字，如古埃及圣书字、苏美尔人的铭刻文字（多为图画形式）、北美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和我国纳西族的东巴经文，都留下了从图画到文字画到图画文字的发展轨迹。中外这些不同类型的材料，都表明“作图”与原始文字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由图画记事到文字发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文字源于图画说”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字起源学说，我国宋代郑樵就提出了“书画同出”的观点。
五、仓颉造字仓颉
仓颉造字说是关于汉字起源最有影响的传说。仓颉古书又写作“苍颉”。《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篇》:“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代司马迁、班固等都以为“仓（苍）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战国时代的记载表明，当时“仓颉作书”的传说具有普遍的认同性。黄帝被奉为中华始祖，反映中华文明形成的许多发明都归于黄帝时代，将文字创造归于黄帝时代，说明文字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大事件。
关于汉字起源的各种传说，到东汉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整合，这在《说文解字·序》中有集中的体现。《说文解字·序》认为，庖牺氏“始作八卦”，到神农氏“结绳为治”，由于“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的史官仓颉就开始创制书契（文字）。文字出现后，“百工以乂（治），万品以察”，“宣教明化”，社会进入到文明的状态。许慎试图对汉字起源不尽一致的传说作出合理的解释，努力寻找不同传说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汉字起源的真相。后来许多学者讨论汉字的起源都只是在许慎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今天看来，许慎关于汉字起源传说的整合，包含了若干正确的思想，如：（1）各种记事方法的出现是文字产生的前奏；（2）文字的发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文字（书契）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其功能是“宣教明化”，是“治百工，察万品”的重要工具。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文字起源线索
英国塞顿·劳埃德（Seton Lloyd）曾指出：“我们对原始文字阶段的了解都是来自考古发掘的结果。”汉字起源的探索同样有赖于考古材料的新发现。随着现代考古学引进中国，文字学家们一直期待着考古发现能帮助解开汉字起源之谜。早在20世纪30代就有学者利用考古材料探讨过这个课题。20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陆续新发现了多批新石器时代原始刻划符号，使汉字起源问题的探讨显露出一线曙光。下面我们简略介绍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
一、贾湖遗址甲骨刻符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年代距今约7500年。贾湖遗址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在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有刻划符号16例。这些符号是我国文字起源研究的重要资料，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关注。该遗址发现的龟甲上有9个符号。其中3个符号，饶宗颐认为它们分别是“目”“日”二字和一个“有点像举手人形”，并说“这三个字，都与殷代甲骨文形构非常接近。虽然从裴里岗文化至武丁中间相隔两千年，但因占卜而锲刻于龟甲与兽骨上的习惯，萌芽已久，这种锲刻示意的办法，说明其渊源甚早”。1-11-22-12-23-13-24-14-25-15-2671.龟腹甲刻符（M344:18）2.龟腹甲刻符（M355:15）3.龟腹甲刻符（M387:4）4.龟背甲刻符（M387:4）5.石颜料块刻符（H141:1）6.陶卷沿罐刻符（H190:2）7.陶缀刻符（T108③B:2）（以上图片见《舞阳贾湖》图一七〇、三一七，彩版二二、四七、四八）
此外，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刻于M233:11腹甲上）、“”（刻于M233:15腹甲上）、“”（刻于M344:28腹甲上）、“”（刻于M344:3叉形骨器上）、“”（刻于H123:5牛肋骨上）等刻划符号，考古报告仅公布了摹本。贾湖遗址刻划符号的发现对汉字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这些符号形式上与殷商文字非常接近，某些符号甚至可以与甲骨文对应；二是刻划的材料也是甲骨，这是考古发现的最早在甲骨上锲刻的符号；三是这个遗址规模较大，遗存十分丰富，发现了稻作农业、酿酒和乐器等重要遗迹遗物，这为研究刻划符号形成的社会背景提供了可能；四是这些符号时代久远，是在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而贾湖遗址又属于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类型，这对汉字起源和中华文明的形成研究意义非同一般。
二、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是198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86、1991、1992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是一处淮河流域早中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址，年代范围约在距今6600-7300年之间。双墩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600余片有刻划符号的陶片，这是新石器时代同一遗址刻划符号陶片发掘最多的一次。这些符号大都刻划在陶器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刻划或压划在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刻道多为刻划或压划的阴文，还有一些似用剔刻或模印方法形成的阳文。双墩陶文符号数量较多，结构复杂，既有单个符号也有组合式符号群，既有几何类抽象符号也有象形类符号。这些符号刻写熟练，笔画简捷，构图准确逼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有些组合符号重复出现，表达的内容较为复杂，而且在邻近地区时代相近的遗址中某些符号也曾被发现。综合看来，双墩陶文符号具有明显的记事表意功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某些性质，从甲骨文等古文字中甚至可以找到与之相似的构形表意手法。双墩遗址刻划符号的发现为文字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下面所列举的是双墩遗址的部分陶文：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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