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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云乡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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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识小录试读：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银锭与夹剪

偶然翻阅《红楼梦资料》，看到二十多年前何心先生写的《红楼梦抉误》，其中有一则说到第五十一回中，袭人不在家，晴雯生病，请了大夫来，看完病要付大夫马钱时，宝玉、麝月二人都不知银子的轻重。这样写似嫌过火，认为“麝月按月有月规钱可领，岂有不知银锭大小之理”等等，这种疑问似乎有道理，实际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时代隔阂，不了解当年用银子作为货币时的困难情况的缘故。这几句原文是这样写的：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屋内，开了螺甸柜子……下一槅却有几串钱。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那婆子站在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拣一块小些的。”

这段文字全是对话白描，却把人物的神态写得非常生动，这是曹公的传神之笔，当行之处，有目共睹，且不多谈。这里只把“几块银子”、“戥子”、“拣那大的”、“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夹剪”等大体说明一下，明白了这些，才能理解和回答前面那个疑问。

读仲芳氏《庚子记事》十月初七日记云：“香油每斤银一钱四分，猪肉每斤银一钱。”佚名《庸扰录》记云：“近日米价已涨至六两七钱一包。”可知一九〇〇年，即距今八十年前，北京还普遍用银子作为货币，而今天对如何使用白银已是很难想象的了。即在清代许多年间，虽然国家开支均以白银计算，但白银似乎一直未被明文规定为法币。钱，千百年来一直是国家设有专门机构铸造的。清代北京在东城石大人胡同有户部的宝源局、北新桥有工部的宝泉局，都是铸钱的，所以钱叫“制钱”。而各种银子，大的一百两、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中的十两、五两一个的锭子，小的一两一个的锞子，则不一定都是户部浇铸的，而大部分则是民间的炉房银楼开炉浇铸的。新浇铸好的元宝、银锭等，有固定形状，谓之“出炉银”，颜色很漂亮。清代晚年讲究一种很漂亮的银红色料子，就叫“出炉银”。新出炉的银子，上面都有浇铸的字号，如“隆盛”、“茂昌”之类。用银子很不方便，不但因为重量的关系，携带起来不便利，即使用起来用整的、找零的，也非常不便利。如前面所引《庸扰录》说的“米价已涨至六两七钱一包”，你拿十两银子的一个大锭子去买一包米，米店要找还你三两三钱银子，这“两”和“钱”都是重量，不像银元或钞票一样，是“币值”。既是重量，就都要用度量衡具量过，少数也有用天平的，但大多数都是用戥子。戥子的精确度到“分”为止，可以称得几两、几钱、几分的重量。你拿十两的银锭买米，米店先要用戥子称称你的锭子是否足十两，收你十两要找还你三两三钱，但店里并不是正好有三个一两的小锞子，三块一钱的碎银子，不像用银元、用钞票那样找零方便。这时米店有两个办法找零：一是很相信你，便收进这十两银子，从银柜中找一小块小银子称好重量找给你，当然不可能正好三两三，可能三两一、三两二或不足三两等等。下余尾数，按当天白银与制钱的兑换率折钱找给你。这第一个办法已是十分麻烦的了，但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是相信你的办法。

如果不大相信你，或店里没有零碎银子，便把你这个十两的大锭，拿到柜台里面，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根据大小需要，一夹为二。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灌铅”（就是假银锭，外面包银，中心是铅），再把两块分别称过。当然不可能一块正好六两七，一块正好三两三，轻重必然有些出入，相差之数，再折钱补足。这个夹元宝、银锭的工具就叫“夹剪”。

婆子说：“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所指就是这个。自然怡红院中是不预备夹剪的，况且即使有夹剪，怡红院中也没有能够使用夹剪的人才。夹剪不是好用的工具，一般要在银楼、钱庄、炉房、金店、当铺等银钱业及大铺子里做过学徒、专门用惯夹剪的人才能使用。一般钱铺所用夹剪是一把剪口很短、剪柄很长很粗的大剪刀，一面的柄固定钉在一个大木案子上，另一长柄可张可合。夹剪银锭时，用左手拿银锭放在剪刀口上，右手扶剪柄，斜着欠身用屁股猛然向剪柄上一坐，便把银锭一剪为二了。白银虽然不是很硬的金属，但用夹剪切割，单用手劲，压力有时还不够，而且很费力气。所以要靠欠身一坐，用全身的重量猛地一压，才能解决问题。银块不大、而且往往又是不规则形的，剪时用力很猛容易打滑，弄不好银块未剪开，倒要把手剪伤，或者人从夹剪柄上滑下来，摔一跤。因此使用夹剪是不容易的，全靠一股巧劲，平时未经训练，不掌握窍门，纵然有夹剪，也是不会使用的。所以说怡红院中不但没有夹剪，即使有，袭人等人也肯定是不会使用的。这虽然像说笑话，却是实情。

那时各个公家的衙门，各大商店，总之凡是大宗银钱经常出入的单位，都要备有夹剪，掌银钱出入的司库人员，一定都会使用夹剪。《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账房中，银库上自然是有夹剪的，那些使用夹剪的人，则只能是吴新登、钱华等人手下的伙计们了。至于现在的人，如果对他说当年使用银子时，银锭要用夹剪剪开等等，他可能以为好像剪布一样，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具体而真实地理解前人的生活细节，的确是不容易的啊。

银块种种

前面先说清楚银锭和夹剪，下面再说银块。怡红院给大夫马钱，是五两的锭子剪了一半，一块至少还有二两，“这会子又没夹剪”，如果有夹剪，便还可以剪成一两左右的两块；一两一块的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剪成五钱左右的两块，这样剪下去，似乎真像“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道理了。实际当然不是这样，剪成二三钱大小的碎银子，也就不能再剪了。

实际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银子，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剪碎的银块，所以怡红院袭人堆东西房中那个笸箩内放着的是“几块银子”，不是几锭银子。第二十四回中所写倪二借给贾芸的是“一包银子”，重十五两三钱。贾芸接了，走到一个钱铺中，“将那银子称了称，分两不错”，这肯定也是大小不等的几块银子，共重十五两三钱，只用眼睛是看不准分两的，还必须到钱铺里用戥子称过，才知“分两不错”。那时这些流通在市面上的大大小小分两不同的银块，收付之间，精确的重量要计算到“钱”和“分”，因而不但各种大小商号以及大小衙门中要有戥子或天平，即使一般人家，也要有个戥子，以备银钱出入，随时称称银块的分量。一块银子，拿在手中，掂掂分量，即使是银钱业的老伙友，也只能说个大概，很难一下说准“几两几钱几分”，何况怡红院中的人物如宝玉和麝月各位呢，自然更不知道了。第三十七回写袭人派人给湘云送东西去，写道：“自己走到屋里，称了六钱银子，又拿了三百钱走来……”，不写“拿了六钱银子”，而写“称”，说明是用戥子秤的，但是戥子精确度比称高，有两行细密的星儿，有两、钱、分之别。没有用过的，是不大会用的。因而宝玉、麝月既不知银块的重量，也不会用戥子去称。在那个时代里，这种人是很多的，作者写的一点也不过火，只不过现在读者因生活隔阂，难以想象罢了。

整个元宝，整锭银子，在流通中被剪得零零碎碎，最后如何处理，就是被大小钱铺收回去，再送到炉房或银楼去重新熔化浇铸成元宝或银锭。在那时市面上有大大小小的专门收碎银子的字号和个人。那时有一种专门沿街串巷收买碎银的小贩，叫作“杂银嵌换钱”，实际这像收破烂的一样，样样都买，但主要是收兑零零星星的碎银子，烂首饰。当然收铸银锭，主要是靠大小钱铺收兑，小商小贩，只不过是很零星的而已。

使用白银作货币，除去交易之间要反复称重量，要用夹剪夹开等手续麻烦之外，还有一个金属纯度问题也十分麻烦。客观上“银子”的概念，是百分之百的纯银，所有银器及银锭，元宝上都铸有“足纹”二字，同金器的“足赤”一样，表示百分之百的纹银和赤金。但实际上是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银的，因之要讲“成色”，这也是很复杂的。再有戥子、天平的标准程度也不完全一致，上下总有一些差别。当时以户部银库出纳的天平为标准衡，叫作“库平”，北京商业银钱界通行的天平标准叫“京平”，其他外地如四川叫“川平”，潮州叫“潮平”等等。当时“库平”是国定纳税的标准衡，银元通称“七钱二”，即每个银元含库平纯银七钱二分，实际库平比一般市平重，库平一两，要合到市平一点一九三六市两。由于白银在使用中还存在成色的标准和重量的标准等问题，所以换算起来是十分麻烦的。这里举一个八十年前的实例，来看看使用白银的复杂程度。庚子时京官四川泸州人高枬在一九〇一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记中记了一笔汇款的账：九弟交廖述之川平足银五百七十七两九钱，汇丰俱以九七六、九八三看色，共合漕（平）五百五十六两七钱，申水二十六两六钱，合九八规元五百九十五两三钱，合公砝（即法码二字）平足五百五十三两七钱。述之信三笺，言二月二十二日同铁船父子抵泸州，以数托交渝天顺祥兑沪。在渝，闻以银兑规元则易，以足银兑足银甚难。

试看这笔汇兑账该多么复杂，四川的银子，汇到上海，汇丰是兑款字号，看色是看成色，以“九七六”看色，即一百两算九十七两六钱，去三两三钱杂色。共合“漕（平）”，即漕运的标准平，这是沿海各省公用的标准平。“申水”是汇上海的汇费，习惯叫“贴水”。“规元”和“公砝”是当时市场上公议的白银单位和计量单位。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当时用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和汇兑中是多么地不便了。

我国在历史上，宋代元代曾发行过纸币：“交子”、“会子”、“宝钞”。在清代咸丰时一度发行过，不久即停止。而各地的银钱业、钱铺票号炉房却都自己发行银票，这种银票是用皮纸、高丽纸蓝色水印空白票纸，无一定票面数字，顾客存五十两银子在店里，便给开一张五十两的银票，可在当地使用，也可到有联号的外地使用，凭这张银票还可到其本店或其他联号，以及来往的字号中兑现银。实际上这种银票性质并不同于钞票，却类似现在银行开出的本票。这种银票全靠商号的信用。如果今日开票，明日钱铺关张，那便是一张废纸了。所以先必须打听好钱铺的实际情况，才不会上当。《道光都门记略》中记道：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银，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这就是说拿银子存到钱铺中去开银票，或银钱来往，接受他人的银票，都必须注意看看字号是否靠得住，不然是要上大当的。另外还有一种假银票，都是假造的著名大字号的银票，票额都不大，三两、五两之类，拿着去骗街头兑换银钱的小钱摊。《同治都门记略》所收竹枝词《换钱摊》中所谓“带收铺票充高眼，错买归家只叫天”，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假银子、假银票在当年的实际生活中是常遇到的。仲芳氏《庚子记事》九月二十日记云：老三爷帮人设摆钱摊，因收假银两处，仅一月有余即被人辞回。

摆钱摊的人还收假银子呢，何况怡红院中人，虽然在金银堆中，却不认识银子，这是因为以银子作为货币，使用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对于今天用惯钞票的人说来，是很难想象它的麻烦程度的。

制钱

说到银子，必然连系到钱。在《红楼梦》时代的日常语言中，“银子钱”是在一起的。钱就是“制钱”，是国家按制度铸造的钱，在当时生活中，是比银子更为广泛流通使用的货币。《红楼梦》中写到钱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先举几则简单的例子：

第二十四回写卜世仁的娘子对女儿银姐说：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几十个，明儿就送了来的。

第三十七回写袭人到屋里拿钱：……称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递给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儿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喝罢。”

第三十七回写湘云准备开诗社作菊花诗，宝钗对湘云道：……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

这三则例子中都说到钱。首先说明钱的计算方法，是个、十、百、吊（千），几个、几十个都带“个”字，几百、几吊则不带“个”字，直称“百”、“吊”。而“吊”后来变成钱的大单位名称。唐代元稹诗云：“今日俸钱过十万。”宋代李易安《金石录后序》云：“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唐、宋之际，常以“万”称钱，至清代则再没有这种叫法，在千以上而是叫“十吊”、“百吊”了。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记云：“以敝裘质钱五十吊。”如以“吊”为“千”，则五十吊是五万，不说五万而叫“五十吊”，这就说明在清代“个”是钱的小单位名称，“吊”一般是钱的大单位名称了。

以“吊”称钱，在清代是很普通的。但“吊”是不是就是千，“一吊”是不是就是一千枚铜钱？这却变化很大。当时在外省有些地方是一吊等于一千的，而在北京却两样。康熙时施闰章《蠖斋诗话》记云：今京师宴集，席赏率三十文当一百，亦古遗俗也。

同时人高士奇《天禄识余》云：今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更减至三十文为一百，席上赉人，通行不以为怪。

这就说明在当时三十文便算一百，那么一吊只有三百文了。北京过去有一句“说大话，使小钱”的谚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后来愈演愈烈，同光时李虹若《朝市丛载》“风俗门”中有一首《用京钱》诗云：皇都徒把好名辜，大话连篇他处无，五十京钱当一吊，凭谁敏慧也糊涂。

照施闰章、高士奇的记载，袭人“又拿了三百钱走来”，这“三百钱”并不真是三百文，而只是九十文，或九十九文。照李虹若所记：前引李越缦《日记》所记“以敝裘质钱五十吊”，这件破皮袄也不是真当了五万个铜钱，而只是当了二千五百文大钱。这就是说钱数时，京钱的虚伪处，“百”、“吊”都不是真实的。究竟实际数字是多少，这要看具体时间而定。大抵在清代前期零头比较少，越到后来越严重，为什么同光时五十文京钱就当“一吊”呢？这里除去京城中好讲空面子，爱说大话的习惯而外，还有一个具体原因：清代经济，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几十年中，相当稳定，所铸制钱“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钱又大，铜质又好。在咸丰时，因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北京宝源局铸造当十钱。后来北京专用当十钱，叫大钱，实际上一个大钱并不真当十个制钱使用，民间通行，只当制钱二文使用。咸丰时习惯五百制钱叫一吊，一用大钱，名义上可“当十”，所以五十文京钱叫一吊了。

用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银换钱，以钱换银的问题。在《红楼梦》时代，北京街市上有不少钱铺、钱摊，专作银和钱的交易兑换的生意。一两银子换多少个铜钱，这更是一年一个变化，行市涨落不同，有时钱贵，有时银贵。乾隆时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记银价道：前明京师钱价，纹银一两，兑钱六百，其贵贱在零几与十之间。至崇祯十六年，竟兑至二千矣。时私钱过多，……凡兑钱铺对面付现，必如钦限，一两应卖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则于桌下私授，或少转再取，以掩人耳目。

另据曼殊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咸丰初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则易钱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以后减至十千有余不及十一千。

光绪时华学澜《庚子日记》闰八月二十日记云：……索去银十两，带高福到伊铺，言明兑银百二十吊，明日往取。

另据佚名《庸扰录》记云：……言明各出一千钱入义和团去。按京钱一千，即南钱一百。

根据以上所引，可见清代银与钱的兑换比例的大概情况。这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下难以说清楚，顾公燮所说的“千”真是一千；后面所说的“千”则只是“一百”，所说“十七千”、“十一千”，不是一万七、一万一，而是一千七百文、一千一百文。不过就是指大钱，即可抵二文制钱的大钱而言，一千七百文大钱，即可抵当时三千四百文小钱。清初和清末的银价两相对照，大约可知《红楼梦》时代，在北京一两纹银兑换的钱数，当在一千数百文之间。第六十一回中写柳家的话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的，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

这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物价情况。如以一两换二千文计算，则一两白银可买一二百枚鸡蛋，比现在应该便宜多了。但另外如以每文康熙或乾隆钱重一钱多计算，则一枚鸡蛋卖十文，即等于一两多黄铜，十六个鸡蛋就相当于一斤黄铜，这价钱又似乎很高了。把历史上的一个鸡蛋的价格，这样换算一下，也是十分有趣的。而实际这是夸大的报销价，包括层层贪污的钱。

清代北京有两个铸钱的机构，一个是工部的宝源局，在东城石大人胡同；一个是户部的宝泉局，在北新桥南大街路西。《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荣府元宵家宴唱戏开赏时有几句道：当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妇，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用大红绳串穿着，每二人搭一张，共三张。

这段话中所说的“新出局的”，就是指宝源局、宝泉局新铸出来的铜钱。铜钱是外圆内方，所谓“孔方兄”；中间用很粗的短绳穿起来，叫“钱串子”。过年图吉利，所以这段话中说用“大红绳串”。另外还有放钱的工具，叫“钱版”，即用一块长木板，开成一排排的半圆槽，类似后代的洗衣板一样。当然，制钱不用之后，这些“钱串子”、“钱版”等工具，也就早已成为历史名称，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号称“孔方兄”的小铜钱，从秦汉的“五铢”、“半两”开始，直到清代结束时溥仪的“宣统通宝”为止，作为法定货币，在我国流通了近两千多年。一下子说清楚它，是非常难的。过去专门研究古钱和货币史的著作不知有多少，这篇小文只不过就《红楼梦》中所说到的“钱”作一个简略的说明而已。千百年来的封建皇帝，几乎每个皇帝都要铸自己年号的钱。清代的钱，顶大的是顺治、康熙、乾隆年号的钱，顶小的是咸丰、宣统年号的钱。这种制钱在五六十年之前，还到处都有，现在又过了半个世纪，《红楼梦》中所说到的钱的实物，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若干年之后，将也同“五铢”、“半两”一样珍贵吧。这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啊！

黄金·金价

这一段金子写得非常具体，一包碎金子：包括残缺首饰，如镶珠宝的钗环等，珠宝掉了，只剩下一个金托子；零星金叶子、金豆、剪断的镯子、金块等；式样太陈旧的残缺的金锁片、金头面（即发饰）等；各种镶嵌物上掉下来的金饰，金玉如意上掉下来的如意头，镶金牙筷、乌木筷子上掉下来的筷子头，解手刀鞘上掉下来的饰件，衣带钩等；再有残缺金用具、金碗盖、金茶托、零星金钮子，碰扁的金碗、金杯等。总之都是些不成件的，不能再按照它原来用途使用，或没有保存价值的，因而都要回炉熔化，重新烧铸。所谓“里头成色不一”，就是这些碎残金器中，纯金的成分不同。过去金首饰，有所谓“足赤”的说法，意思是百分之百的赤金（赤金就是指纯黄金，另有紫金，是在“一氯化金”中加上“二氯化锡”的成分，金呈紫色。第十八回记元春的赏，有“紫金笔锭如意锞十锭”，就是这种紫金）。而实际旧时冶炼黄金，能达到“九九九”的纯度，基本上已是很好的纯金足赤了。而一般金器则大多是九八、九七，即金中总有百分之二三的杂质。再加镶嵌的金件都有焊锡、灌银等，更使各件碎金的纯度不一，所以用“里头成色不一”一句话而概括之。为了使一般读者了解金器的“成色”情况，这里引一条故宫博物院出售金器的资料。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分三次标卖一些残破金器，八月十二日第三次出售残废金质器皿，其中第一标是：金八仙　九件　原镌二两平重量是三九一两四钱七分，原镌成色八成。现称市平重量三八五两四钱四分。

得标商号是宝源金店，其投标情况是：剔除灌铜、银块、质锈等重量五钱六分。净得重量三八四两八钱八分，所投每两成色是六八三二（较原镌八成低一一二八），折合足金是二六二两九钱五分零零一丝六忽（即两后计六位小数），每两价值是一〇二元一角，总标价是二六八四七元一角九分。

以上资料是从《故宫博物院三次标卖残废金质器皿经过情形》一书引用的，可以看出残缺金器剔除杂质及折算成色的情况。当年银钱及金饰业在收入金银的时候，总是压低成色，这样自然可以获得利润。而在付出金银实物时，总是抬高成色。当年各种金器首饰等，在底部均镌有印记，如“足赤”、“九金”等。故宫所售之金八仙，原镌“八成”，就是当年浇铸这套八仙的商号所镌，对成色自有抬高处，而出售时投标商号，对其成色又有意压低一成多，一出一入，就是百分之十以上的金价被商家无偿地巧取了。宁国府用碎金子倾成锞子，除去实际应付的费用而外，商家从折合成色上获得的利润，要比应付的工费多得多。

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碎金子，“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倾”就是把碎金子在炉上熔化成金液，然后再倾入各种花样的模子中，冷却后翻出，就是所说的“梅花”、“海棠”（指形状）、“笔锭如意”、“八宝联春”（指花纹）等小锞子。“锞”字，旧时标音：古火切，音果，或苦瓦切，音髁。俗音则读成“课”字，即金银“锞”子，读成去声。过去作为货币交流的金银，名称有“元宝”，简称“宝”；“锭子”，简言“锭”，即“铤”字；再有就是“锞子”。“元宝”，宋代是钱名，宋太宗赵光义淳化改元（公元九九〇年）铸钱，亲笔书“淳化元宝”。终宋之世，“元宝”都是钱名，无金银元宝名。银元宝是从元代开始的。《元史·杨湜传》：以湜为诸路交钞都提举，湜请以银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用之便。

赵翼《陔余丛考》所考“元宝”，与此基本上一样，又推论到金章宗承安五年。自元代以后就把大的马鞍形银锭五十两者一般叫作元宝了。十两、五两叫作“锭子”，就是古代的“铤”字，小的一两、二两叫作“锞子”。一百五十多两金子，倾成二百二十个锞子，每个重量七钱不到。这七钱不到的小金锞子，每枚值多少钱呢？当时的金价如何？在这一段中未写明，但就在同回书另一段中却写到了。乌进孝来送年租，进来见贾珍、贾蓉，乌进孝笑道：“……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呢？”贾蓉等忙笑道：“……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

再有第六十九回写凤姐的话：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使剩了还有二十几两，你要就拿去。

这两则都写到了当时的金价，虽然不够十分准确，前面贾蓉说的一千多两，是举个成数。后面三百银，是三百两才像话。银数具体，但两个项圈多少两未写明，而且是“当”，价钱要比卖少得多。但是把他二人的话略作分析，还可以看出当时的金价。贾蓉所说一百两金子，一千多两银子，“一千多”，虽系未定词，但习惯是指一千出头，即一千零几十，到一千一二百，如系一千五或以上，就不便说“一千多两”了。两个项圈当三百两，卖自然不止，以加百分之二三十算，即每个值近二百两，如系纯金，按贾蓉所说价格，则重量在十五两左右。作为一个项圈，是套在脖子上的，感到似乎重些。但在当时，这样重的金首饰是不希奇的。四五十年前，见人家保存的清代中叶的三股拧麻花镯子，每只有重五、六两的。因之十五两的金项圈，在当时也是实在的了。

我国金价，在古代因为度量衡不统一，远古的情况复杂。近古明清二代是十分清楚的。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元史·食货志》：至大三年九月钞法，银钞一两，准黄金一钱。明时则以汉例为五换，弇州（王世贞）史料笔记云：永乐五年，金一两折钞四百贯，银一两折钞八十贯。

这是明代初年的官定价格，是与大明宝钞的兑换率。实际在商业上有涨有落，金价是浮动的。钱泳《履园丛话》中记云：顾亭林《日知录》记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四贯易黄金一两。十八年后，金一两当银五两（按此换算率同俞正燮说的一样。不过对钱数的说法不同。俞正燮所说八十贯，实际是八百文铜钱）。永乐十一年，则当银七两五钱。万历中，犹止七八换。崇祯中，已至十换矣。国朝康熙初年，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指嘉庆、道光年间）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

另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所记：“乾隆时金价二十换，见陈辉祖案明谕，视明末已倍之矣。”可与钱记参看。而且这里所说是乾隆中年，金价贵至二十余换，可能指作成的首饰、器皿等。而乾隆前期一般金银换算，如贾蓉所说，似较此为低。《清代野史大观》卷十二曾记有乾隆时一案例：“西峰寺案”，内中反映出当时金价。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绵恩奏：西山戒台寺北西峰寺截发修行妇人，法名“了义”，俗姓张李氏，顺义县人。装神治病骗钱，由其寺中查出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计重八两。据招认：户部员外郎恒庆（原任山西巡抚图思德之子，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症，亦经民妇祈祷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给养赡银四、五十两不等。又听从民妇令舍银一万七千余两，重修石厂地方三教寺，又添筹金子二百八十两，合计共银二万余两。

所说二万余两，最多亦不过二万一二千，不会到二万五千两。已付一万七千两，距二万余两，所缺之数，在三千到五千两之间，以二百八十两黄金补足。如以三千两计，每两黄金不过白银十两七钱；如以五千两计，则每两折合白银十八两多。接近钱泳所说的“十八九换”。而与贾蓉所说的又稍有距离。因一百两金子等于一千八百两白银，则不好说是“一千多两”了。而凤姐说两个项圈当三百两。到当铺里去当金器，那在当年是最硬气的“当头”，如当价只照实价低二成，则项圈实价三百六十两，每个一百八十两，则仍是十两重一个。较前面所分析，项圈重量要轻五两。不过这已是在《红楼梦》成书近四十年后的金价了。在《红楼梦》时代，即乾隆初年，据分析，金价应在十两白银以上，十五两白银以下，这样比较接近真实些。以之解释贾蓉的话和凤姐的话，都是讲得通的。

金子是不断上涨的。即以白银来兑，其比例也越来越高。清末华学澜《庚子日记》十一月初八记云：魏玺亭世兄来，言由昌平州始回，黄金四两为其乡人强借二两，其二两易银不及六十两。

所谓“不及”，是说卖得便宜。然卖得便宜，也已合到三十两换一两，较之《红楼梦》时代，黄金的实际价值，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这距《红楼梦》时代，不过一百三十年左右。再过三十多年，即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标卖残废金器的时候，如前所引，每两是一百零六元现洋，以每枚银元“七钱二”折合，那也足足要合到七十来两白银才能买到一两黄金。较《红楼梦》时代，实足上涨五倍左右，较庚子（一九〇〇年）时，也足足要上涨一倍多了。其故安在呢？这要经济学家、货币学家来讲出个所以然了。

金饰·虾须镯

第一句反问语气，是表示这镯子是很轻的。即单从重量说，所值有限，不必东找西找。当时镯子一般有多重呢？在《黄金·金价》一文中所引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绵恩奏，查抄西山西峰寺修行妇人张李氏案中，有“金镯四只，计八两重”。以这一例计算，每只镯子只二两重。这在后代说，已经是很重的镯子了（四五十年前，北京天宝、开泰等金店打韭菜叶镯子，一般都是一两一只，二两一对）。但在当时，是一般的，还有比这重的，老式三股拧麻花镯子，有重到五六两一只的。大抵古代金镯子一般都重，明代《天水冰山录》“镯钏”项下记“金花钏一十件，共重七十四两二钱”，那一只也将近七两重。平儿的意思先说这镯子轻，没有多少重量，是排斥了这种一般以重量计算金镯价值的说法；那么以什么计算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做工特殊或镶嵌珠宝来计算价值，这就比单纯以重量计算金价珍贵得多了。再有像当时大观园中那些个人物，如单纯带上一对平淡的“蒜条式”或“韭菜叶式”的金镯子，就算分量很重，不要说在主人身上，即使是在一等奴才身上，也是寒伧的、乡气的。那么要带什么呢？第一，不管金银，先要做工精细，雕凿镂刻成各种花纹；第二，或者嵌宝石，或者镶美玉，或者托珍珠，都不能单以黄金的有限重量来计算价值，审识美观。试看第三回所写凤姐的金饰：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

再看第八回所写宝钗的金锁：宝钗被他缠不过，因说道：“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錾上了，所以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一面说，一面解开排扣，从里面大红袄儿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出来。宝玉忙托着锁看时……

再看第六十三回芳官的金坠子：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

这几样东西先稍作解释。第一，项圈不像后来的项琏，是软的套在内衣内。项圈的“圈”是活口的，是硬的，一个金圈，并到胸前的“螭头”上，再镶嵌珠宝，垂以缨络，是带在衣服外面的。因系硬圈，又有重量，所以带在胸前，不大晃动。不像西式的金“鸡心”那样垂着晃动。第二，“金锁”是系在链条上的，有的是薄薄的锁片，金叶子压的；有的是空心的，金叶子压出花纹再包焊的；有的是实芯的，金块錾刻的。宝钗说“不然沉甸甸的”，这个金锁自是金块錾刻的了。金子比重最高，所谓“寸金寸斤”，即一寸见方即一斤重。一个实芯金锁，最少也有三五两重了。而金子韧度高，金叶子很薄，空心金锁，就没有多少重量了。第三，“金坠子”，康熙时柴桑《京师偶记》云：珥，耳饰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环”，北人曰“耳坠”，近皆饰以明珠，胜国（指明代）宫中，则俱用蓝宝石。

所以芳官的耳饰，一个耳朵叫“玉塞子”，一个叫“金坠子”，这都是有来历的，而且都是镶嵌的。从这三个例子中，先可看出当年以黄金作为首饰的一些特征。

金饰在我国是很早的，而且金饰的高超技艺，在我国也是很早的。近年出土的西汉时代的“金缕玉衣”，不但是最精美的历史文物，也是最生动的历史证明。在《红楼梦》时代，北京制造金玉珠宝的首饰行业，有金店、珠宝店、玉器作、红货行（专指珠宝玉器）。专门打造新首饰的叫“首饰楼”，买卖旧首饰的叫“镂儿铺”。金银加工，要熔、要浇铸、要锻打、要錾、要拉丝以及珐蓝、点翠等等。熔金不比熔铁，有大量的炉。首饰金量很少，用很小的锅来熔炼。黄金的熔点是一零六三度，当年没有电炉等科学设备，用什么办法让很小的火焰达到这样高的温度呢？全靠炼金师傅用很小的吹筒吹豆油灯盏，原理就是“加氧”，但用人嘴吹小灯盏来加氧，可以达到高温，熔化黄金，现在一般人恐怕作梦也是想不到的了。

金饰加工，熔铸的叫“炉作”，锻打坯子的叫“实作”，錾花纹的叫“錾作”，把金叶子包在银器上的叫“包金作”，火镀的叫“镀金作”（那时无电镀），拉金丝的叫“拔丝作”，金器上珐蓝点翠加色彩的叫“珐琅作”，镶嵌珠宝的叫“镶作”或“焊作”，专作婴儿装饰的叫“孩儿什作”，单纯一个金银首饰、器皿的加工，就有这样多的工种。而在珠玉等饰件上加工，如钻眼、雕凿琢磨等，宋人叫“碾”，宋人小说有《碾玉观音》，是很有名的。北京俗话叫“砣”，金器行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要送到玉器行去加工，叫作“过行”。像芳官的小玉耳塞，如小玉的金托和钩，是包镶，便由金饰行业作，如小玉要打个洞，就要过行。硬红金坠，“硬红”一般是珊瑚，再好就是红宝石，把碎块珊瑚制成圆或椭圆形，也要“过行”。镶工则由金饰行来作。

平儿的镯子叫作“虾须镯”，分量不重，原是凤姐的，倒是珠子重。共有四个特征，这就不同于一般的镯子，均要加以特别的说明。我前面说过，大观园中的人物绝不会以带一只普通金镯子为华美，反而要以为有“村气”。这种风气，早在柴桑《京师偶记》中就有记载：钏，俗名镯，亦曰环，古有金玉跳脱，杨妃以红粟臂支赐阿蛮，皆钏之属也。近时北方贵戚，厌金玉，以金钢子之最细者约臂，亦韵。

柴桑是和王渔洋同时代的人，这段文字，还在《红楼梦》之前，说明当时贵戚家中，已经“厌金玉”，而以镶嵌小粒金刚钻的镯子为华丽珍贵了。大观园荣国府正是贵戚家，凤姐是贵戚家的当家人，平儿是凤姐的二把手，在当时“厌金玉”的风气下，即使带镯子，也要带个特别讲究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什么叫“虾须镯”呢？“虾须”是象形的说法，极言其细也。当年最细的竹帘子叫“虾米须帘”，对虾伸出的须又细又长，又有韧性，因以之形容精美的细东西。“虾须镯”也是由此而得名。也许有人问，像虾须那样细的镯子，如何带呢？可能吗？自然不会这样细，简单地说破了，就是用虾须这样细的金丝编成的镯子。

我们知道，黄金在金属中韧性最强，延展性最大，因之能捣成极薄的吹一口气就会飞起来的金箔，也能够拉成比头发丝还细的金丝。据旧时冶金文献记录：其薄度可以达到一公厘的五十万分之一，其拉长度，一分黄金可以拉成四千公尺长的一根黄金游丝。这种数字几乎是很难想象，但它却是事实。现在科学发达，数据自然更有所提高，因为我所举起码还是六十年前的老数字呢。

北京金器行业的“拔丝作”，就是专拉细金丝的工种。把黄金拉成细丝之后，然后再以之编成各种首饰器皿等，这是黄金制成的最精美的工艺品，其价值之贵重，不在于黄金本身，而在于它具有艺术境界的工艺技巧。如最著名的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万历帝朱翊钧的“翼善冠”及皇后的凤冠，都是这样制成的。明代这种金丝编制工艺十分发达，《天水冰山录》中记严嵩被抄家的金器中有大量金丝制品，一种叫“折丝”，一种叫“累丝”。如“金厢玉累丝佛塔首饰”、“金厢折丝五凤首饰”、“金累丝灯笼耳环”、“金折丝桃花簪”等。《红楼梦》第七十三回迎春奶妈偷拿的“攒珠累金凤”，也是这种金丝首饰。“虾须镯”，也是这样用金丝编成的。《天水冰山录》中也有“金累丝嵌珠镯二件，共重七两”，“金折丝镯八件，共重一十四两一钱”的记载。读者要注意平儿说的“倒是这颗珠子重了”，虾须镯上怎么会有珠子呢？是镶嵌在上面的吗？不是的，这颗珠子是活动的。当年装饰造型，习惯用一种“二龙戏珠”的图式。如第三回中写宝玉的装饰，有“齐眉勒着二龙戏珠抹额”，就是用这个装饰造型。“虾须镯”，平儿没有说明它的样子，但说明它的珠子的贵重。这是因为它的样子在当时本是生活中常见的，不是故意不说，而是想不到说，无须说。实际就是“二龙戏珠”的。北京过去大金店，如三阳、天宝、开泰等，高手艺人都会作“二龙戏珠”镯子、“二龙戏珠”戒指。都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制成两条龙，龙头互相衔在一起，中间一颗珠子，是活动的，珠子一摇会动，极为精美。金丝都是一样的，只是编工有粗有细，珠子有大有小，编成镯子的，因为要把极细的金丝，编成相当粗的两条龙，蟠曲一起，成为环状。编工就十分复杂，精细。戒指因为小，用有限的金丝就可以编成一个大体上像两条龙的东西，蟠在一起，珠子是编在两条龙张开的嘴中的，拿不出来。珠子有大有小，有好有坏。在五六十年前，一个一般的“二龙戏珠”戒指，金子论重量不到一钱，珠子比小米粒要小，材料价值是很有限的，但当时这一个戒指，要卖一两黄金的价钱，可见其工艺的代价是多么珍贵了。戒指尚且如此，镯子就更不用说了。

平儿说的珠子重，是什么珠子呢？自然是“珍珠”。我国一向“珠玉”并称，从古就珍视珠子。珍珠是越大越珍贵，越圆越珍贵。为什么平儿不说大小而说重呢？因为一般作为药用珍珠、碾珠粉的珍珠是用重量计算的，因之珍珠也是按重量分等级的，所以越重就越珍贵了。清代最讲究大珍珠，认为是无价之宝。清代礼服花翎顶戴，次高级王公勋爵戴红宝石顶子，皇帝则戴东珠顶子。《清宫词》所谓“朝元法服先收拾，亲拣东珠缀宝冠”，就是指此。所谓“东珠”，是出产在东三省混同江、黑龙江等处的珍珠。其中以出自混同江、乌拉宁古塔河中的最好，匀圆莹洁，最大一粒可到半两。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有“桂元大东珠十粒”，可以想见其大和珍贵了。清代规定：东珠也像貂皮、人参一样，列为统制品。采珠为打牲乌喇、包衣食粮人。几个人为一组，叫作“珠轩”，四月间泛舟下江采珠，至八月间结束，采到的珠子交官，由官发价。最早三十三组“珠轩”，一年贡珠五百二十八粒。乾隆时，增至四十二“珠轩”，贡珠六百七十二粒。后又增十二“轩”，贡珠一百九十二粒。采珠人交官剩下的便以之出卖，即商品珠，自然采珠时，还是小珠多，大珠少。西清《黑龙江外记》云：东珠产吉林河中，岁有珠户采取入贡。而珠户亦时至黑龙江、嫩江一带泅采……珠户皆旗人，也居吉林境内布特海乌拉城，俗称打牲乌喇。

于此可见当时采东珠的情况。平儿虾须镯所含自是东珠，但有多大呢？依造型估计，自然不会有桂圆大。参看第七十二回所写金项圈：“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虾须镯的珠子，大约也是莲子大小吧？

再有那时妇女带镯子，还时兴带两对，即四只。如第七十七回写晴雯病骨支离道：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骨瘦如柴，腕上犹戴着四个银镯……

再看第六十二回写红香圃给宝玉过生日吃酒时道：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只听得腕上镯子响……

直到“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过来……”为止。前后两回都写到镯子，一个辛酸得使人饮泪，一个欢乐得使人闻声，先后辉映，都可以说是镯子绝唱；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带镯子的风俗史情况了。绘声绘影，是文情，也是史实。这是后代的读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当年老年妇女，带一副金镯子，再带一副玉镯子，玉镯还要讲究汉玉。但是金和玉碰在一起，又怕把玉碰坏，这样便在中间夹一个朱红漆藤圈，或一个珊瑚圈。这就等于一个腕子上带三个镯子，不过这种古老的带法，后来没有了。我还是五十年前，听一位当时八十来岁的老奶奶讲她童年时的见闻时听到的。这起码是庚子以前，光绪初年的事了。

黄金器皿

黄金从古就是贵重的金属，一般人家，妇女有点金饰、钏钗之类，这都还是常见之物；至于以黄金打造生活器皿，这就不是一般富有之家力所能及，是非豪门贵戚莫办的了。二十年前，有一次暑假回北京，正赶上为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故宫举办“《红楼梦》展览会”，沈从文先生预先告诉我，可以去看看。我去参观了三次，看到展出的黄金大海碗、黄金酒杯等等。各种式样的金饰虽然见过不少，但这样大的黄灿灿的黄金大海碗，的确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在感慨之余，自然又丰富了我看《红楼梦》的感性知识。不过在《红楼梦》中，真正写到黄金器皿的地方也还并不太多。在前八十回中，第四十回写刘姥姥逛大观园，凤姐、鸳鸯作弄刘姥姥，吃饭时：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

第五十四回写宁国府过年时道：擦抹几案、金银供器。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鎏金珐琅大火盆。

而这三样金制器皿，第一种筷子是镶嵌在象牙上的，第三种大火盆是流鎏金珐琅的，都不能算真金器皿，只有第二项的金供器，虽然写的比较概括，但既称“金供器”，那多半是黄金的，即使是九成金、八成金，也通称为真金。所谓“供器”，是放在供桌上祭神、祭祖的器皿。一般有五供、七供之分。五供是一座香炉，一对蜡扦，一对香筒，共五件；七供则再加两只“花插”，供佛花。在高鹗的续书中，于第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时，查抄贾赦物资清单上记有不少金器皿。除去镶金、镀金者而外，计有：金佛一尊……淡金盘四件，金碗六对，金抢碗八个，金匙四十把。

先把这几宗内专用名词说清楚。“淡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中有注解云：“颜色淡，成色较次的金子。”对“金抢碗”则未加注解，什么叫“金抢碗”呢？是俗话，即由碗底成直线向上叉开的那种碗，口很大，很浅，老年间用这种形状的碗盛菜。现在这种形的碗，即使在瓷碗中也很少见了。《天水冰山录》中在“纯金器皿·盘碗”项下记有两宗：金素折碗三只，共重三十三两六钱。金法蓝大折碗二只，共重五十两零六钱。

什么是“折碗”呢？我怀疑是“抢碗”之类。另外有人说“金抢碗”就是“枪金碗”，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因为“枪金”、“枪银”，虽然也要用真金、真银，也要放在坩埚上烧炼，但那毕竟是漆器，而非纯金器皿。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其“枪金银法”（按，抢、、戗同）是这样的：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薄或银薄……铺已施漆上……甘锅内熔锻，浑不走失。

据此，可见“金抢碗”不是“枪金碗”。现在读者看所写金器皿，已经有些光怪陆离之感，世界上真有这种事，用金子作饭碗？虽然人们俗话中常有“金饭碗”的说法，而在人们的思维中，则总觉得这是夸张形容的说法，客观上不一定真有。而岂不知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两极分化，豪门贵戚与普通百姓贫富悬殊之巨，是一般人，尤其是现代的读者无法想象的。高鹗所写宁国府被查抄的那份清单，那点点金器，实际还是很不相称的。曹雪芹在第五十三回写宁国府过年，倾铸预备赏人，给押岁钱的金锞子，一倾就是一百五十多两黄金。而高鹗写的查抄贾赦的物资清单，赤金首饰只一百二十三件，淡金只一百五十二两。金碗等数目都很少，似乎在暗示是在西平王、北静王的庇护之下，不少东西都隐匿了。不然，贾赦、凤姐都是荣、宁两府中极善聚敛、极为殷实的户头，怎么会全部金器，只和宁国府一次节赏的数字不相上下呢？因为明、清两代豪门贵戚之家，其黄金器皿之繁多，数量之巨大，即使现在拿到国际上看，也是十分惊人的。《天水冰山录》载查抄严嵩家纯金器皿，件数高达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量高达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多。如以现在国际价格每盎司八百美元计，其价值不算艺术品价值，仅以黄金重量计，也要价值一千零五六十万美元了。宁国府、荣国府所抄之物，比起严分宜来，那真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明代后期，江南一带乡宦豪绅家中，穷极奢侈，特别要用黄金器皿来夸富。明代嘉靖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记云：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国最号精工，沛国以玉，清河以金……必求良工，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每一张燕，粲然眩目。

同书又记嘉兴情况云：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按，即“嗽口盂”），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封建时代，最尊贵富有的是皇上，在使用器皿上，有特殊规定。何良俊说他嘉兴友人家“僭侈之极，几于不逊”，那就是不唯奢侈，而且“僭越”，几乎要构成“不逊”的罪行了。那就是大逆，弄不好要杀头的。可见黄金器皿在当时既能炫耀富贵，又足以招来杀身灭门之祸，是十分危险的。昔人记严世蕃事云：“严世蕃当籍没时，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轻细洞彻。有金溺器，象牙镶金触器之属，当政恐骇上听，令销之，以金数报而已。”豪势贪婪，穷奢极侈的情况，连抄家的官吏看着都害怕，还害怕吓坏了皇上、明世宗朱厚熜，这可以说是黄金器皿危险故事中最严重的了。

黄金器皿，最多的还是酒具餐具。明万历时，抄没张居正家，有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一十两。抄没太监钱宁家，有金银汤壶四百，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这些都没有细目，也都是酒具、餐具，严嵩家被抄的也都是壶、盂、杯、爵、盘、碗、羹匙等。

金子是很重的东西，做成器皿，其实并不实用。《天水冰山录》有一宗：“金大碗三个，共重九十七两七钱七分。”每个碗要重二斤多，试想，这样重的碗，比锅子还重，使用起来，多么不方便呢！

封建时代，最大的豪门，是皇帝，所谓“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封建皇帝把全国所有的财产都看成是他家的私产，因而皇帝就可以用黄金打造一切器皿。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吧，曼殊震钧《天咫偶闻》中记有光绪结婚时的妆奁单子，其中金器皿有：

把光绪结婚时妆奁中的金器皿抄在这里，对于理解《红楼梦》中黄金器皿的实际历史情况，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而且这也只是清代的一个倒霉的皇上结婚的妆奁中的金器，如把其他皇帝的妆奁单子都找到，把那些金器皿的名称都抄全，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了。

一九三二年前故宫博物院标卖残废金质器皿，其细目单中，除一般元宝、如意、碗、筷、匙之外，还有：金火锅四个、金炉二个、金杵臼一份、金盆二件、金盒一件、金碗架四十四件。

只看看这些金器皿的名称，就可以使一般人感到很惊奇，而实际这也不过只是一点点残余破烂而已。几百年来，紫禁城里面聚敛的，聚敛而后又穷奢极侈地糟蹋，糟蹋的过程中再中饱某些爪牙的贪欲……那些用民脂民膏煅炼成的黄金器皿，真是无奇不有，其数字是无法计算的啊。《红楼梦》中所写到的金器，所写到的各种有关黄金的情节片段，也正是历史事实的反映，是全豹之一斑，是沧海之一滴。单从《红楼梦》与黄金来说，读《红楼梦》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读历史文献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红楼梦》的实质。

当头·当铺

这几句话中有“当头”一词，是什么意思？而且又说是“跪着借当头”，又是什么意思？现在理解起这些词语来，确实是有一定距离，比较困难的了。“当头”一词，不能读成“明月当头照”的“当头”，而应读去声，即当铺的“当”。“当头”就是拿了送到当铺里去的物品的代名词。不论是一件衣服，或是一件首饰等等，只要是准备拿出去当号，均可叫作“当头”；如果去赎，可叫作“赎当”，也可叫作“赎当头”。既然是送当铺去当的东西叫当头，为什么还要去借呢？借了东西再去当，难道不会直接借钱吗？正是这样，宁可借东西去当，而不直接去借钱。茗烟的话虽然是意在奚落对方，故意挖苦，而实际生活中则是有这种情况的。这是既有辛酸，又有虚伪的一种情况。

穷人家生活困难，有了急事，急等钱用。自己没有，只有两条路，一是当，二是借。当吧，自己没有值钱的东西；借吧，又觉得难开口，又怕碰钉子，这样就想出了第三种办法，就是借了东西来送当铺，等有了钱把东西赎出来，再还人家。这样既保存了面子，又便于措辞开口。如说到某家去赴席，借一件什么好衣服穿穿；甚至说要做什么样衣裳，借一件什么样衣裳来作样子等等。这样都可以似乎不伤体面地把东西借来，然后作为当头去当号。这正说明当时某些人的虚伪性。茗烟所说虽是恶奴的口吻，但也正是揭了璜大奶奶的短。说明璜大奶奶的确是一个十分虚伪、专以奉承为能事的可厌的小人物，这从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中，可以看到很生动的描绘。这已是题外的话，不必多引了。下面主要是从“当头”再说到当铺。《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写邢岫烟告诉宝钗：“前日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要替她去赎，问她：“当在哪里了？”她道：“叫做什么‘恒舒’，是鼓楼西大街的。”这就是《红楼梦》中所写到的当铺，正是“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开的。所以“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衣裳先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这段所写，把当铺的名称、地点、东家、当东西的人都写进去了。

现在世界上可能还有类似当铺的那种买卖。但像《红楼梦》中所写的那种北京的老式当铺，现在肯定是没有的了。为此想把它作一个较全面的介绍，使当年这种最能体现世态炎凉的无情生意，留下一点历史的影子。

在当年，当铺是大字号。首先，没有雄厚的资本、高大宽敞的房舍，是不能开当铺的。当铺的铺房，都是坚固高大的；墙特别高，大门一般都钉了铁叶子，有的大门外还有高大的木栅栏；如果是铺面房，即临街开门、开窗的一般店铺式房屋，就更要装上坚固的木栅栏，特别要注意防火、防盗、防抢劫；当铺大门外照例有一个特别的大旗杆，底座是两方高石头夹好，上铁箍箍牢，旗杆中部，有一个斗形的方盘，与一般旗杆不同的是：它是一根，上刻盘龙，这不叫旗杆，有个特别名字，叫作“钱龙绕金柱”。这是当年当铺的特殊标志。当铺内部主要是各种库房，收存当来的各种物品，库房内还要防鼠、防蛀、防潮。当铺里面最多的是各种衣服，皮衣都要特别保管，到了夏天，要放樟脑，要拿出来吹风。该晒的还要晒。俗话把当铺叫作“长生库”，正是指这些库房说的。当铺的营业场所——店堂，是最特殊的。同任何买卖都不一样。进入它的店堂，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排又高、又宽的大柜台，冷冰冰地像一堵墙头一样，把来当号的人挡在外面。当铺柜台的高度约近四尺，小个子的人有时要欠起脚来才能看到里面。当号的人把要当的东西举到这个柜台上，如果是个衣包，高踞在柜台里面的店伙，称作“朝奉”的把包打开，冷冷地一句话：“当多少？”你如要的多，他有时还你个价，有时只把原物推给你，不理你了。如果你要当的钱数他认为可以，便把东西收进去，开票，把票和钱一同付给你，这笔生意便算做成功了。当铺同收买旧货不一样，它只要看准这东西值钱，你要的价并不太多，到时候肯定要赎，它并不狠煞你的价钱。因为它要赚你一笔利钱，压的价钱太低，也是没有好处的。

拿当头去当号的人，大约可分五种：

一是最穷苦的人，贫病交加，实在过不去，拿出家中仅有的一两件衣物送进当铺，总希望多当几个钱。但当铺对这类当户照例是不欢迎的。因为这种人的“当头”都是破破烂烂，绝对没有好东西，当铺从这种生意上赚不到钱，所以不是把东西给扔出来，就是把当价压得极低，当破烂收进去，因为它本身不愿做这样的生意。

二是手头有点东西，现钱经常缺乏，但定期还有收入，这是经常照顾当铺的人。那时北京有句谚语道：“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罐，不穷不富，不离当铺。”这种人是一年四季都要照顾当铺的。皮衣脱下来，当皮衣赎棉衣，价值不同，还可以剩点钱；夹衣脱下，要当夹衣赎棉衣，这当物所得钱少，赎物所用钱多，要添钱进去，就比较困难了。当年也有京谚道：皮顶棉，倒找钱；棉顶夹，倒找嘎（按，嘎即小钱，口语叫“嘎”）；夹顶单，倒拐弯；单顶棉，须加钱；棉顶皮，干着急。

这正是常年跑当铺的人的实际情况。岫烟出身贫寒，但又不是最穷苦的人，所以类似这种当户。

三是有些小户殷实之家，以当铺作为仓库。清代讲究穿皮货，小户殷实之家，也有几件贵重皮衣，在夏天保存起来，十分麻烦，要放樟脑，要找宽敞地方吹风，以防蛀、防潮、防脱毛等，便在春天送到当铺去当掉，冬天再赎出来。这种当户，不要求多当钱，以免多出利钱。当铺对待这种当户反而要让他多当些钱，不然到赎当时利钱太少，还不够当铺的保管费呢！

四是地痞、流氓以及地面上巡街的铺丁之类的人物。这些人是地面上的恶势力，当铺也不敢惹他们。他们随便拿件破皮袄、破酒壶，也可以当几两银子，当铺为了做生意，求太平，总要设法敷衍他们。如果得罪了地面上的混混，也不得了，带把菜刀，跑进当铺，当场斩一段手指下来当银子，当铺也受不了。这在当年北京也是最能叫狠的，任何买卖家也不愿找这个麻烦。

五是官僚大家，周转不灵，急等钱用，拿着整箱整箱的银器、古玩、书画、细瓷、贵重皮衣去当整笔的银子。《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贾蓉向贾珍道：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第七十二回写贾琏真托鸳鸯偷运一箱金银家伙出来去押银子，等半月光景钱来了，再赎来归还。后面他又对凤姐道：你们太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

这都反映了官僚豪门一样也要和当铺打交道，也要借“当头”当号。而当铺中则是最欢迎这种户头的。因为这种当户的当头都是值钱的东西，当的钱是很大一笔银子，赎当时能赚很大一笔利钱，如果因特殊原因不来赎取，这批东西将来死了号，那就更可以发财了。

当票

当铺的营业性质，照现在的商业关系来说，是一种抵押放款的性质，而且是定期抵押放款。在押物与借款之间，要有一个凭证，那就是“当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写湘云拿着岫烟的当票，跑到潇湘馆，“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账单子？’黛玉瞧了，不认得”。结果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还说“这个乖不是白教的”。这段文字写得十分生动，但是有的人看了产生怀疑：湘云虽是侯门闺阁，不懂市井的商情，但她却是大观园中才思敏捷、数一数二的诗人，不知道当铺固然可以理解，难道不认识上面的字吗？怎么能对着当票一点也不认识呢？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如看见实物，这怀疑便会迎刃而解了。可是二百多年前的当票，现在天地间纵然还有，也是一般人无法看到的。为此，还需要解说一下：

当铺每天开门，接受顾客当号。当者进来，把要当的东西送上柜台，朝奉看过。比如说：一件羊皮短袄，你要当三两银子。他认为可以，便接进去，对写账的先报上货名、银价，账上先生便开票、付银，登流水账，编号，送库，都依次办好，朝奉便拿了当票和三两银子付给你。你接过当票一看：除去印刷的字认识外，其他墨笔写的字，大多都不认识。这也是湘云不认识当票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当铺开当票时，物品名称、银钱数字，都用一种当铺行业中特殊的文字，叫“当字”。

当票大约长五寸，阔四寸，用厚皮纸印刷，十分柔韧，不易破碎，便于保存，用蓝色木板水印。边框顶部是梯形横格，由右向左横印字号名称，如“恒舒当”、“裕福当”等等。横格下三行竖格：第一行写物品名称，第二行写银钱数字，第三行是年月日。字号地址印在框外，顶部梯形斜边有时分别印两行楷书，什么“富国裕民”、“童叟无欺”等等。其中下面三直行，都是临时填写，除年月日用大写数字注明外，其他两项都用“当字”填写。“当字”，第一是用一种特殊的草法来写；第二是变体，有的只写一半，有的改换名称；第三是物品再加贬语，真的说成是假的，好的说成是坏的。草形变体如衫写成“彡”，袄写成“夭”，棉写成“帛”等等，改换名称如皮袍写成“毛夭”，花梨紫檀写成“紫木”，玉器写成“假石”等等；物品必加贬语，如皮货必写“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衣服必写“油旧破补，缺襟烂袖”，金器必写“冲金”，银器必写“潮银”等等。银钱数字“壹贰”到“仟佰”，自然都是大写，而写起来很特别，第一个字特别大，下面数字写的又草又密，只有当铺内部的人认识，生人是无法识别的。

清代南方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人，北京开当铺的则大多是山西南路祁县、太谷、平遥人。由当家的（即经理）到头柜、二柜直到管库、看门、打杂都是同乡人。他们对顾客说官话，一回过头来便打乡谈，当号的人是一句也听不懂的。到当铺去学徒，第一步就是学着认“当字”，写“当字”，这是到当铺中学生意的主课。一定先要把“当字”学会，才能当伙计，站柜台。认识“当字”之后，还要学会各种暗语，学会认识各种货物，才能做一个称职的当铺伙计。

一张小小的当票，票面上的文字写得这样神秘，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当铺从历史上沿习下来的一种保密办法。当铺在清代是一种特殊的生意，一般买卖开张、歇业都不必申请官府批准，唯有当铺不同。它要向官府领一种凭证，叫作“当帖”，没有当帖，只能开非正式的小押当，而不能开正式当铺。领了“当帖”开的当铺，每年要向官府交一笔税，当铺里的伙计也就可以叫“朝奉”了，所印的当票，也就是奉官的证券了。其保密的神秘性，也是这种奉官生意的特征。空白当票一经填写之后，照例要用该店的图书，图书照例是八分见方的木质或牛角图书，宽边细篆字，成斜角地盖在中间一行钱数上，不是盖一个，而是盖三、四个，把一行钱数盖满为止。

当票上不写当物人的姓名，因此一张当票随便落到任何人手中都可去赎取。当票是不挂失的。遗失当票的人自然是很急的，所以在五十七回中写薛姨妈道：那必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当票”用现代的经济术语说，是一种有价证券，因此它可以出卖。用当头去当号的价值，一般都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即值十两银子的东西，只能当五两。当号的人要赎号时，钱不够，或者根本没有钱赎，或者不但没有钱赎当，同时还等钱急用。这时便可出卖当票，价钱自然十分便宜。如价值五两的当票，只能卖一二两，买者买当票付出一二两，赎当时，加上利钱，还要付出七八两，合起来也就等于物品原来的价钱了。

当铺在《红楼梦》时代，一直到后来，也有两种。一种是领了当帖的正式当铺，一种是未奉官的小押当，都开当票出来。正式当铺的当票有信用，有时借款时，还可作为短期的，如一两月的抵押品。而小押当最近似于借高利贷、放阎王账的人，在当时也不算规矩生意。正式当铺不敢收的东西，小押当利钱重，敢收。所以当时官庭追查贼赃时，常常是把小押当作为重点的。

史湘云、林黛玉虽然都是大观园中的才女，却不认识“当票”。一方面不懂“当票”是什么，过去没有看见过“当票”；二方面也的确不认识上面写了些什么，不认识那些“当字”。而旁边的那些人，虽然认识“当票”是什么东西，却也不见得都认识那些字。因此“当票”丢失后，第三者拾去，如果不是内行人，不识“当字”，不知道当的是什么东西，贸贸然拿了到那家当铺去取赎，柜台里面伙计一问：“你当的是什么东西？”便瞠目不知所对，真假立时就可揭穿了。这也是“当票”带有一定保密性的好处吧。

死号

同样是一张当票，什么叫“死了没用的”？又是怎样“勾了账的”？实际宝钗这后半句话是有一定语病的，这正是编造掩饰语言时的口气。因为看一张当票是否是“死了没用的”，别的是看不出的，只能看年月，而看了年月又说不知是哪年勾了账的，这显而易见是掩饰之词了。这里牵涉到当年当铺的一些具体规矩，这里逐条解说一下：

先说利钱。一件皮袄，当十两银子，过五个月去赎，要付多少利钱？付一两五钱利钱，其利率就是月三分。《红楼梦》时代，北京的利率叫“京债、京利”，照例比外地高。当铺的利钱，外地一般是月利二分半，北京则是按《大清律例》法定的最高利率月利三分计算，从清初到清末，基本上都是如此。咸丰时署名芝兰室主人的《都门新竹枝词》中有一首道：西商妙算果通神，典当重开用现银，就便亲爹能出世，三分一律不饶人。

这诗写得清楚，“西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三分”就是三分利。以月三分计算，十两银子，每月利银三钱，三年便是十两零八钱，利钱便要超过本钱了。当铺当物，不能漫无期限地保存下去，听人赎取，要有个期限，过了期，便不能再赎，谓之“死号”，当物人的那张当票，便成为一张废纸，这就是宝钗所说的“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了。“死号”的期限，在《红楼梦》时代，一般都是三十个月，即两年半“死号”。后来乡间当铺还是两年半死号，而北京则多改为两年，即二十四个月死号了。死了号的当头，当铺不管当票在谁手中，勾账了结。当铺定期把死了号的物品，分别送各旧货行出售，旧衣服最多，归估衣行，铜铁锡器、木器归挂货行，古玩、书画归古玩行，总之各归各行，变价处理。那时估衣铺、估衣摊卖不完的估衣，都是各家当铺死号下来的东西。

付利钱的标准，是按月计算。当天当号，当天取赎，也要付一个月的利钱，如隔一天更要付一个月的利钱了。算月份不是按对头一月计算，而是每月过初五计算。每月一过初五去赎号，便要多付一个月利钱。如头月二十九日去当号，下月初四去赎号，只付一个月的利钱便可，如初六去赎，便要付两个月利钱，实际上只不过七、八天的时间，十两银子便要付六钱银子的利钱，这种盘剥也是十分惊人的。

当年当铺还有一个特别盘剥的手段，就是一律以银计算。如岫烟所说：把棉衣服当了几吊钱盘缠。

这“几吊钱”在写当票时，从来不写“钱”，一律折合成几两几钱几分银子，写在票上。在折合时，如当天市价每两白银换十二吊，那么便按十一吊或十一吊五折合付出。取赎时，如果行情不变，照例仍要加成，按十三吊或十二吊五收进。这种办法一直到清末民初，改用银元、铜元时仍然如此。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注云：京城典市，利皆三分，出则银元、铜币，入则京平足银，写票不论银铜两币，一律合银。

总之，当铺盘剥重利的手段是相当多的，十分重的。所以《五十七回》中写黛玉、湘云二人听了薛姨妈将当铺的原故讲明后，方笑道：这人也太会想钱了……

这就是“天下老鸦一般黑”的道理，所有的当铺都是这样盘剥穷人的。

当铺的历史在我国经济史上是很早的事情了。五十年前有人在《大公报》写文章介绍当铺的历史说，最早起于监狱中的囚徒，有一死囚在狱中勒索银钱，令众犯赌博，输钱者以物向之押款。后遇赦出狱，即开“小押当”，门前大书“指物借钱，无论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几个月为期，限满不赎，即变卖折本”。实际这说的是“小押当”，而非正式当铺。正式当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千多年之前，早在唐代就有“质库”、“僦柜”的名称。《通鉴》唐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柜质钱”句下注云：“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后还子钱，谓之僦柜。”另《旧唐书》中还有“质库”的记载，这都是当铺的前身。在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有关于寺庙中设“质库”的记载，这都可以了解到正式当铺历史的演变。至于小押当则不同。它本钱少，当利重，常把三分半、四分利押在它那里的东西，再转送大当铺中当出去，它利用别人的东西，当铺的本钱，从中倒手之间，稳赚一笔干利，这在当时叫作“转当局”。

当铺里的学徒，学“当字”、学识别货物的真假，都是一种专门知识，学起来并不容易，但学会之后，只能在当铺中当店伙，一生只能吃当铺饭，不能改行。当铺中的店伙失业之后，别的行业不会去用他，别名叫作“夜壶镴”。因为太臭，无法改作别用。那时任何生意，都讲究“和气生财”，对顾客都是很客气，以广招俫的。独有当铺伙计，平常习惯是别人求他，长期养成臭架子，一旦失业，做其他买卖，也很难改变这种习惯，自然没人要了。

第二期《中国书画》上发表了一幅光绪二十八年出版的杨柳青年画，题目是《抢当铺》，画的是庚子年（一九〇〇）的事。这年七月十七日侵略者八国联军进北京，北京大乱，所有当铺都被抢光了。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记云：京城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二十四仍被劫一空。

高枬《高枬日记》七月二十二日记云：南城唯春元当未抢，掌柜请已散之练勇六十名保护。乱民全抢当铺、绸店，洋兵旁观，挟物走者，命开包与看，有银则拿去……本日抢当铺六家，米市胡同一、南横街二、大街一、绳匠（胡同）一。

这都是当年当铺被抢的实录，上距《红楼梦》时代约一百三十多年，下距现代是八十年前的事。由当铺说到抢当铺，虽然是与《红楼梦》无关的题外话，但亦是当铺的史话，稍作介绍，用存掌故吧。

大廊

自己不能去买，便托宝玉去买。宝玉回答道：我这么逛去，城里城外大廊、

大庙

前面的情况容易理解，从旧时的封建礼教一说就清楚了，而这几句却比较困难些。因为这是当时北京特有的生活实况，语言所表现的是具体的事物，不是抽象的道理，年代久远，具体事物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很普通的话，到了后来，就变成为很难理解的了。比如说：什么叫做“城里城外大廊、大庙”呢？“大庙”，了解历史风俗的，还能理解为庙会；至于“大廊”，似乎就更难理解了。要知道这个特殊名词，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这要从明代说起。

小燕王朱棣把他侄子建文皇帝打垮，坐了天下，把明代的京城由原来的南京搬到北京，建立了纪年“永乐”的王朝。永乐四年闰七月开始修建北京，营造皇宫、郊庙、街道、廊房，到永乐十八年完成，就是北京旧时内城的样子。当时把主要商业区先摆在大明门外（即现在仍保留着的前门门楼后面那一片空地），因为是正方形的，所以叫做“棋盘天街”。在这里左右两侧都修造了带有大廊子的商业用房，叫作“廊房”，租给买卖人摆摊作生意，十分热闹。明末蒋一葵《长安客话》中道：大明门前棋盘天街……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

这里是当年第一等的“大廊”，是城里的大廊。不但白天热闹，连晚上也很热闹。康熙时诗人查嗣瑮，在他的《杂咏》诗中，有一首写“天街”道：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

从查嗣瑮的诗中，可以想见当时棋盘街的热闹了。《红楼梦》和这个时代是相隔不远的。这种“廊房”的建筑，大体像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辛亥后叫中华门）里面左右两侧，以及现在还存在的天安门里面左右两侧的朝房一样，是有宽大廊子的木建筑。棋盘天街虽然在明、清两朝一直十分热闹，但到一九〇〇年，即庚子时，因战争影响，大部分被火烧了，残余部分也拆除改建了。仲芳氏《庚子记事》六月十九日记云：前内由棋盘街东廊起，东交民巷、东城根、御河桥……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蹂躏殆尽。

华学澜《庚子记事》七月十一日记云：两月未出前门，城里外被焚烧，一片瓦砾，触目伤心。

这是当时的破坏情况。自此之后，正阳门之内的棋盘街全部都经改建过，再看不到当年“廊房”的面貌了。

以上是城里的大廊，还有城外的大廊，首先就数前门外的。在永乐年初建北京时，先只修了内城，还未修外城。正阳门外两侧是都城正门出入的要冲，是最热闹的地方，所以也修了许多“廊房”给各类商人设摊贸易，因而一直到现在还有“廊房头、二、三条”的街名。康熙时诗人查慎行在《人海记》中记云：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廊房内住民之有力者一人，佥为“廊房”，计应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解内府天财库交纳。

前门外西面廊房头、二、三条，都是这种建筑，而且照初白老人所记，可以看出这“廊房”最初不但是一种商业建筑，而且是一种商业组织。同时各个城门附近都有，所以现在阜城门内还有“东廊下”、“西廊下”等地名，这些都是从明代永乐时的“廊房”流传下来的。

年代久远，街道坊巷，各种建筑的变化太大了。就以最冲要的前门外廊房头、二、三条来说吧：在贾宝玉逛城里城外的大廊、大庙时，这些地方是否仍是永乐时建筑，已不可考。不过按年代算，已经历了二三百年，也应该是几经沧桑了。至于在此之后，那变化就更加大了。在近一百五十年中，这一带就经历过两次大火，一次是一九〇〇年庚子，五月二十日团民在大栅栏火烧老德记大药房，引起大火，烧了一两天，把大栅栏以北直到西河沿，包括廊房头、二、三条烧了个光。在此以前，还有一次大火，那就是道光二十年，即一八四〇年。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记录大栅栏大火时，曾引《春明丛说》道：道光二十年庚子岁，五月十一日午时，前门外居民不戒于火，延烧数里，将正阳门楼烧去，至十二日黎明火止。

这就是“廊房”的沧桑，现在“廊房”的街名虽然还在，而“大廊”的说法，已经早已不流行，曹公的话，时至今日，要注解之后，才能为人所理解。至于当年“廊房”的建筑，则早已无法寻找了。大庙

说过“大廊”，再说说“大庙”。《红楼梦》中虽有“大廊”、“大庙”的说法，但却没有市井的描写，没有看到曹公笔下像《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等描绘汴京的场景那样，描绘一下康熙、乾隆时代北京大廊、大庙中的热闹情况，这是非常遗憾的。北京昔时所说的像汴京大相国寺、杭州昭庆寺、苏州玄妙观那样的大庙，在清代初年还首推西城旧刑部街的都城隍庙。清初谈迁《北游录》中“都市”条记云：北方待期而市曰“集”，市师大明门两旁曰朝前市，不论日……刑部街西都城隍庙市，则每月朔望及念五日，今庙市移外城报国寺，期如前。甲午冬增市灵佑宫，则每月八日。

这是清初顺治年间的“大庙”集市情况，还继承了明代庙市的规模。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录城隍庙的热闹情况说：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

到了康熙年间，又增加了城外的土地庙（在宣武门外），查慎行《人海记》云：槐树斜街即土地庙斜街，旧时古槐夹路，今每月逢三日为集。

到了乾隆时代，北京的“大庙”，又有了些变化。城隍庙、报国寺、灵佑宫等早已冷落了，而又增加了护国寺、隆福寺，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云：庙市，西城则集于护国寺，七、八之期；东城则集于隆福寺，九、十之期，惟逢三则集于外城之土地庙斜街。

从以上几则资料中，可以大略了解北京清初庙市的演变。所谓“七、八之期”等，就是初七、初八、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即每月开六天。当时到这些庙中游玩、买东西，人们习惯叫作“逛庙”。这就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宝玉所说的“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的具体背景。其中所说的“大庙”，实际城里所指就是隆福寺和护国寺，城外所指就是土地庙了。

这些庙的历史，在许多书中都有记载。隆福寺和护国寺都是明代就有的名刹。隆福寺叫大隆福寺，是明景宗朱祁钰勒建的。庙宇很大，前门在东四隆福寺街，后门在钱粮胡同，大法堂的汉白玉栏杆，是明代宫内翔凤殿的旧物。景泰四年，庙建成，朱祁钰本来想亲自到庙里来，后来接纳了臣下的意见，认为“不可事夷狄之鬼”、“不可临非圣之地”，所以没有去。但是敕都民观览，因而开光时十分热闹。清代在雍正时曾大修过一次，后来在光绪二十七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大殿都烧光了。

护国寺在西城定阜大街，正名“大隆善护国寺”，最早叫崇国寺。这个庙的历史比隆福寺还早，在元代就有了。元代叫北崇国寺，明代宣德年间，赐名“隆善”，成化时，加“护国”名。过去有赵孟頫撰并书的碑，有危素撰并书的碑。据说这个庙原来是元初宰相脱脱的住宅，后来舍以为寺的。在千佛殿旁有一老髯塑像，穿朱衣，戴幞头，一老妪塑像，穿朱裳，戴凤冠，据说就是脱脱夫妇的塑像。明代后，庙里还供过姚广孝的影像。

三个大庙中，土地庙范围比较小，庙期也少，每月只开三天。这几处庙市持续的时间很长，由《红楼梦》时代十八世纪初叶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还存在，前后差不多存在了二百五十年之久。现在老北京中五十多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有过逛庙的经验吧。《红楼梦》时代的庙会，正是庙会的鼎盛时期。得硕亭的《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道：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营业额如此之大，所以叫做“大庙”。庙上生意，除宝玉所说的“总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器、没处撂的古董儿，再么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之外，还有各种卖艺的，再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出售各种花木、鲜花的花局子。这是东西两庙及外城土地庙的一大项目。多少年中一直是如此，而且品种越来越多。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中记隆福寺的花局子云：惟寺左右，唐花局中日新月异。旧止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榴、夹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香橼、佛手、梅花之属。南花则山茶、腊梅，亦属寥寥。近则玉兰、杜鹃、天竹、虎刺、金丝桃、绣球、紫薇、芙蓉、枇杷、红蕉、佛桑、茉莉、夜来香、珠兰、建兰，到处皆是，且各洋花，名目尤繁，此亦地气为之乎？此外，西城之护国寺，外城之土地庙，与此略等。

不过这已是比较后期的情况，至于在《红楼梦》时代，各大庙会上的花铺是否也如此缤纷，这里引两首诗，可约略想见之。清初孙在丰竹枝词云：腊后春前春未回，燕京腊月少花开。明朝十五慈云寺，买得盆梅屋里栽。

查慎行诗云：卖花声里过斜街，不记招寻月几回。只有绣衣真爱客，印泥封酒必同开。

嘉庆时方朔《花市诗》云：自出冰窖来，怅怅如无之。人言土地庙，花市又当期。

前两诗在《红楼梦》前，后诗在《红楼梦》后，慈云寺、斜街、土地庙均在一起，《红楼梦》时代庙会买花的情况，可见一斑了。

大庙风貌

贾宝玉只约略地说到大廊、大庙的货物品种，并未详细说明当时的商业情况，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

庙会上的买卖，照过去说，既非纯属行商，也非完全坐商；形似流动摊贩，实乃字号生意，基本上是可以用以上四句话来概括它。庙市的买卖，习惯都是租贷各个庙的固定地方设摊营业，摊子有大有小，但是总是摊子，而非店铺。就是各种货物摆一两天，就要收起来，打好包，用车拉到另外一个庙上去，到了那里，再在固定的地方，如期摆出来营业。因而如果说他们是行商，他们却在各个庙上的固定地点营业；如果说他们是坐商，却只都做上一两天生意，会期一过，马上又要搬场。看上去都是临时摆摊子，但是都有字号，生意做得很大，在庙里占的地方也很大，并不是小小的摊子。所以只能说那时北京庙会上的买卖，是一种特殊的生意。这些生意，时间长了，有的也很出名，在历史上留下一点当时商誉的资料。如乾隆初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录当时著名商店时，就有两句道：“隆福寺里荷包，样自大宫描出”，及“土地庙之香酥，饼泛鹅油，传来淛水”。所记虽只一鳞半爪，也可稍知乾隆时庙会上的著名商品了。

在清代二百多年中，庙市商业情况的变动是不大的。嘉庆时方朔《金台游学草》中有一篇题为《庙市》的诗，是一首介绍东西庙商情的风俗诗，把当时庙会的情况写得很全面。写到庙期时说：“月七八，护国寺中市风发；月九十，隆福寺中市齐集。”写到商人的流动情况时说：“东西两庙物不分，昨日、今日即前日，笨车辇载轰山门，地毯未设先天棚。”这是说东西两庙商号一样，今天、昨天在东庙上的，就是前天在西庙上的。是由笨重的排子车拉来拉去。“地毯”就是地摊，摊子未摆先要把栅搭起来，防止雨淋日晒。写到大货摊子时说：“高者或板支案要令阅者无长蹲。”这是说大货摊用板支着高案子摆摊，不是地摊，顾客用不着老是蹲在地上看货了。写到各种货物时说：“大院衣服列如织，中殿珠玩攒为营，宝刀动辄百数十，聚钿金钏摇繁星。”又说：“食物不论冷热荤素酸咸甘苦辛。”这些货物情况，就是宝玉所说的那些内容了。前面已提到过，宝玉没有说到的是各种卖艺的和各种花厂、花局长。庙会上卖艺的也是数不清的：说评书、唱大鼓、说相声、唱小戏、变戏法、摔跤、练武艺，都是庙会上少不了的，方朔诗中也写道：“前院鼓，后院钲……钲鼓声中百戏陈，难拦大众如狂兴。”这种把购买物品、饮食娱乐结合在一起的营业方式，正是大廊、大庙贸易方式的主要特征。

贾宝玉时代的“大庙”，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有些什么买卖，有哪些家有名的字号，年代久远，已渺不可知了。不过在其稍后，即同治、光绪之际，还有关于庙会的非常生动的具体资料，保存在通俗文学的作品中，虽然人们不大提起，却是弥足珍贵的。在当时有一个专印通俗唱本的出版商，姓张，绰号“百本张”，也在东西两庙摆摊。印过不少无名作者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子弟书《护国寺》，保留了当时庙会的生动资料。按它里面所写到的，当时护国寺就有以下这许多商号及艺人：

以上是“百本张”子弟书《护国寺》所记录的当年护国寺庙会上著名的商号和艺人，很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等书中所记的资料。只可惜在明、清两代中，更早一些时候的、有关北京的这种具体风俗资料太少了。只是在这晚近的通俗作品中，保留一点具体的、生动的资料，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通过作者的文字，领略一下当年庙会的气氛，这也是弥足珍贵的。这里多少引两句原文，以见当年庙会风物的一斑：忽想起今朝还是护国寺的庙，何不前去略散心……卖耗子药的说：“一包管保六个月。”卖首饰的说：“买过的知道，带过的认得，露出铜色与我拿回来。”治瘤子的满面乱点石灰面，卖膏药的说：“小弟随标从镇江来。”卖烟袋的双手拧成麻花样，治牙疼的拴上绳子愣往下摘。这边说：“狮子、骆驼、猴、荷花、莲蓬、藕，每件清钱三十六。”那边说：“要图结实买这个啊——”手举城砖打下来。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北京庙会上的叫卖情况，基本上还能理解。北京方言把老鼠叫“耗子”，“耗子药”就是药老鼠的药。卖烟袋的表示烟袋杆子结实，所以拧成麻花样。“狮子、骆驼”等，是糖狮子、糖骆驼。“城砖”是修城墙的大砖。稍一解说，便都明白了。但是也有些话语则不易理解了，如下面几句：又见那西洋水法水车儿、水轮儿做的十分巧，那卖旱三七的抹搭着眼皮儿，麻里麻糖真有趣，卖苦果的撅着胡子眉来眼去把人云，卖龙爪姜的说这个小碟顷刻间能起三尺浪，那边是天王堂黑驴儿家的眼药，天下把名闻。

这几句中，除眼药和“旱三七”是旱烟的一种外，其他则只能看出点意思，具体如何，则很难说清楚了。这还只是一百多年前的情况，至于《红楼梦》时代，又在二百多年之前，时代隔阂更远，不少生活细节，就更难解了。

凤姐放账

说明这利钱是凤姐私房，是体己银子放账所得利钱，是通过旺儿媳妇经手的，是平儿管理的，是瞒着贾琏的，当然更瞒着其他有关人了。

再见于第三十九回，出园途中，袭人让平儿到屋里坐，并问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平儿悄声告诉袭人：“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又告诉袭人道：他这几年，只拿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

又见于本回书后文，平儿对二门上该班的小厮道：你这一去，带个信儿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问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要还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罢。

这里面进一步写清凤姐放账的资本，一是利用月初向账房支领大观园众人的月钱，到月底再凑别的钱来发月钱；这样每月翻滚，就等于常年这笔月钱都在为凤姐赚利钱，因此只这一笔就翻出几百两利钱。二是自己每月的月钱十两、八两攒起来，越攒越多。三是什么？平儿未说。此处平儿对袭人所说的话还是有保留的。即其他非法的资本，如馒头庵所得三千两就未说。

也写清凤姐每年的体己利钱收入，“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如果一年到了呢？最少该有一千五或者两千吧。这当然还是平儿有保留的说法，实际上仍是要超过此数的。

更写清了外面替她放账的经手人和经手人的手段。经手人旺儿也是拖拉日期，暗示也是靠这个办法来捞好处。

当时社会上面的各种债务，从地区上分，一种是北京，一种是外地，在外地还分城市和农村。这中间北京利钱最重，谓之“京债”。梁玉绳《清白士集》中曾说过：“俗间以放债为业者，京债最重，人每为所累。”而在北京的债务关系中，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一是各种商店以及银钱行业炉房、票号间的正常债务；二是私人亲朋间的友谊债务；三是前面引文中所说的“以放债为业者”的债务。这三者中，利率并不一样。第一种是正常的较低的利率，第二种更是无息或者低息的，如第二十四回中所写倪二借给贾芸钱，说明“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但第三种“以放债为业者”的债务则是重利的，倪二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对贾芸虽然说是“好街坊”，不要利钱，但对别人则不然。《红楼梦》原文说得清楚：“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这就说明“放重利债”是他的职业，赌博场是他的业务场所，喝酒打架是他这行职业的看家本领。没有这点“本领”，在当时的都城中就不能以放债为业，放出去也讨不回来。

凤姐放账，不是第一、第二种，而是第三种，即“以放债为业”式的放账。放这种账，她不可能自己出面，必须有人替她办理，替她办这种事的人，必须像倪二那样的，也就是泼皮式的人物才行。这种人就是要有本事找得到借高利贷的人，到时又要有本事把放出去的账收回来。找得到借高利贷的人也不是件容易事，都城中不比乡下的贫苦农民多，而既因生活所迫要借高利贷，又因土地关系牵连着，不怕借债人逃走，漂了账。都城大官、富商都是大笔债务来往，不会借小额高利贷，而真正贫苦、不遭遇特殊意外的人，也尽可能不沾染这些放高利贷的泼皮。因而他们要找那些最理想的借债人是不怕任何大利钱，恨不得油锅里的钱都想捞来用，而又在压力之下能够有办法还钱的人。如家里管得很严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浪荡子弟；薄有家产，突然吃了官司、锒铛入狱，急于打点花销而又缺少现钱的人家；外地晋京的土财主，被作好圈兜迷恋于嫖、赌的嫖客、赌客，类似这一些人，既敢图一时痛快，借各种阎王账，又不怕他还不起钱。但是这种“秧子”，不是到处都有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赌场等下级社会。一边摆赌台开赌，一边给赌输了、已经红了眼、急于借钱翻本的赌客放账。讨账的时候，该动软的动软的，该动硬的动硬的，可以逼债客卖房、卖地、卖妻、卖儿，甚至偷抢来还账。所以能够办这个的人，一是倪二般的地痞、泼皮，二是旺儿般的豪门恶奴。在社会势力上，旺儿这类的豪门恶奴，又比倪二这类的地痞、泼皮厉害得多。所以凤姐利用旺儿做她的爪牙，在外面放高利贷。在《红楼梦》的文字描绘中虽只聊聊数语，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不知有多少奸诈、阴险的骗局。像第十二回中贾蓉、贾蔷逼贾瑞写借据，第二十五回中马道婆骗赵姨娘写借据，类似这种骗局借约，在旺儿手下也是不会少的。

高利盘剥

凤姐当时所放高利贷、阎王账等，在清代文字上叫作“高利盘剥”。要分析是否是高利盘剥，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利率高低看，二是从物价涨落看。如果像晚近世界上因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以实物折合，仅按货币计算，则往往是利率追不上物价。反之，如果物价涨落不大，则只从利率上就可明确是否是高利盘剥了。《红楼梦》时代的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据《李煦奏折》所载，在康熙几十年中，苏州一带米价每石均九钱到一两纹银之间，北京靠南方漕米，粮价自比苏州贵些，但这是地区差价，就一地来说，波动不大。清代物价的波动上涨，是到清末才日趋剧烈的。据光绪时高枬《高枬日记》所记：庚子年米价平价为每石七两二，而往前数十二年己丑，即光绪十五年，白米每石只三两二钱，庚寅即光绪十六年大雨之后，每石也不过三两六钱，至甲午冬，即光绪二十年，因战争关系，米价直线上涨，先涨至四两二，以后逐步涨至五两八。这都是以白银计算，所以这种涨是真涨。但在《红楼梦》时代的几十年中，则未有像后来这样大涨过。

物价稳定，贷款利银，纯属赢利。如借一百两，借款时可买一百石白米，以低利率计算，算年利一分五吧，则一年之后，本利便为一百一十五两，可买米一百一十五石了。这样从货币来算，从实物来算，都是百分之十五的纯利润，已经很可观。几年之后，便可本利对翻了。清代官定利率，以当铺利率最高，北京一般为三分，外地农村中是二分五或二分。

这是正式当铺的利钱，如果是“小押当”，利率还要高。至于京债的利率，高低相差就更悬殊了。银号、钱庄银钱来往，正常利率不过一分五厘。而以“放债为业的”高利贷者的利率一般就高得怕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平圃遗稿》谈到康熙初年京债的利率道：康熙壬寅（按，即康熙元年），予奉使出都……及癸卯（康熙二年）还朝……以六品官月俸计之，月米一石、银五两。两长班工食四两、马夫一两，石米之值，不足饷马房金，最简陋月需数金。诸费咸取称贷。席费之外，又有生日节礼庆贺及公祖、父母（按，此“父母”乃祖籍地方官，即父母官，非父亲母亲也）交知出都诸公分。如一月贷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贷时尚有折数、有轻秤低色，一岁而计，每岁应积债二千金矣。

当时京官靠借债过日子，这种情况较为特殊，要详细解说，才能清楚，这里先不谈。这里只先看看康熙时的京债利率，最低是月五分，本钱五十两，五五二五，每月收二两五钱的利钱。一年之后，本钱再加十二个月的利钱，便成八十两了，在当时物价稳定时期，这样高的利率，完全是重利盘剥了。关于这点，清代律例中后来有所禁止，但有明有暗，高利贷仍在暗中变相进行。乾隆时得硕亭《草珠一串》中有一首竹枝词并加注解道：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近日山西与本地回民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这是乾隆时的情况，利率已是“八分加一”，就是借一百两，每月要付八两一钱银子的利钱，如此一年之后，一百两本银的利钱，就要合到九十七两二钱。如再加复利，一年便本利对翻了。这种剥削是十分严重、残酷的。但又怕犯法，所以在写借据时耍花招，逼着借债人虚写本银数额，借钱人急等钱用，便任何苛刻的条件都能接受了。

根据这样的利率，凤姐放账时，把大观园众人的月钱月月月初领，月底凑齐其他利钱再一同发放，压一个月来放账赚利钱，只此一笔，翻出几百两来，这是不奇怪的。大观园中所有众人的月钱，其总数虽无精确数字，但可大略算出。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中，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凑钱，“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其中王夫人出十六两。而第三十六回中写过王夫人的月例是二十两。因此全部月钱还不只一百五十两。即以一百五十两算，按“最廉五分起息”，每年要得九十两利钱；如按“率皆八分加一起息”，每年要得一百四十五两八钱的利钱。这样三年之后，便是四百三十七两四钱银，如再加复利，利上滚利，那就是平儿说的：“他这几年，只拿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

以上所述，大略可以明白《红楼梦》中凤姐放账，进行高利盘剥的具体历史情况了。

抄家

又用尤氏过来欲到王夫人处，被跟从的老嬷嬷拦住，说是甄家来了人，“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等等来暗示了与甄家的勾搭，也暗示宁国府的被抄。“甄士隐”、“贾雨村”，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甄家就是贾家，贾家又是甄家，甄家既然被抄，贾家必然也被抄，而且很快要被抄。在《续阅微草堂笔记》、《臞猿笔记》中所说的“旧时真本《红楼梦》”，以及传说的端方秘本《红楼梦》、三六桥所藏、后来流传到日本的“旧本《红楼梦》”等等，据云都写到“荣、宁籍没”的事，而现在的人，又都得之传闻，并不知哪个本子中写“荣、宁籍没”的详情，现在所知，就只有这高鹗所写的情况了。至于曹雪芹如何写呢？俞平伯老师在《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一文中（见《红楼梦研究》一书）曾作过详细的分析，根据探春的话推论道：她上面说“抄家”，下面接着说“自杀自灭”，上面说“先从”，下面说“才能”；可见贾氏底衰败，原因系复合的，不是单纯的。我以为应如下列这表，方才妥善符合原意。

从上表看，像高氏所补的四十回，实在太简单了。

平伯老师在文中分析的是很细致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急剧的，也有渐近的。尤其对于高氏所补，认为“太简单”，这点我是非常有同感的。我感到后四十回如让曹雪芹自己写，根据七十四回的伏线暗示，抄家的急剧变化，在后面回目中会很快出现，不会像高鹗那样，一直拖至一百五回，由八十回算起，拖后二十五六回之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抄家”是突然而来的，一般事先不会有消息，因而这种突然的急剧变化，可以随时安排在情节中，不一定要等其他故事的如何演变；第二要留出充分的篇幅来，以写贾家“衰”后的情况，可以有充裕的文字细细描写大观园人物的种种潦倒结局、悲惨遭遇。再有外因与内因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平伯老师在“急剧的”下面，列了两点，一是“外祸抄家”，二是“内乱自残”，照探春的那段话来分析，的确是这样的。但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呢？是“抄家”归抄家，“内乱”归内乱，二者各不相关呢？还是二者有密切的关系，或因自残而导致抄家，或因抄家而导致自残？我们仍根据探春的话分析，这二者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是因自残而导致抄家的。这从探春所说：“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先从自家里自杀自灭起来”等句，可以清楚地看出，贾府不久将因自残而导致抄家，这样的趋势，作者几乎是明确地告诉读者了。

不过下面又有问题产生了：因内残而导致抄家，即使肯定，那又如何“内残”呢？“内残”如何去导致抄家呢？内残导致抄家，说句文话，就是“祸起萧墙”。平伯老师分析是：“贾环母子时时想去计算宝玉”，这是很清楚的。但“计算”应不一定是去招来“抄家”。“内残”可以背后使坏，用魔法使宝玉生病，推倒灯盏烫坏他，在贾政面前说宝玉的坏话，使之挨打等等；说的再严重些，还可以用各种阴谋，如下毒、刺杀等来害死宝玉，但不能包括“抄家”，因为他们还没有分家，如果一抄，那宝玉固然穷了或犯了罪，而贾环也就得不到家产了，所以笼统地说“内残”，贾环害得贾家抄家，是讲不通的。况且“抄家”一事，是要犯了很重的罪，即使是实质上未犯罪，但却冤枉地担了很重的罪名，这样才会突然被“抄家”。而且查抄的同时，往往要把被查抄的本人和家属统统先捉到衙门中去。同时这查抄和全家锒铛入狱，虽然来得极为突然，但其原因却是实在的、复杂的、而且是有具体的严重罪名的。在清代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一般都是所谓“叛逆案”。普通民间的、即使很严重的人命案，大体也都造不成这样“查抄”的后果。清代抄家的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真正造反叛逆，以及与之有牵连的人家，如吴三桂及其牵连者。

二是严重贪赃枉法的大官，事迹败露者，或是谈不到什么败露不败露，而是皇上有意要收拾他的，如年羹尧、和珅等，以及他们的亲属和受牵连者。

三是政治变动，消灭异己，雍正做皇上后，疯狂杀害那些帮过他弟兄们的大臣，西太后那拉氏杀肃顺等人。

四是科场案，主考舞弊，引起风波，兴起大狱，这在清代是非常多的。

五是各种文字狱，如著名的庄廷鑨“史稿”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胡中藻诗钞之狱、尹嘉铨狱、沈归愚诗狱、徐述夔诗狱、韦玉振文字之狱、方国泰藏匿五世祖诗集狱等等，这些大狱，有的最初是一个坏人拿着把柄几次告发，如庄廷鑨“史稿”狱，就是罢官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的；如徐述夔诗狱，就是被东台县令上报的；韦玉振文字之狱，是被他叔叔韦昭告发的。

六是窝藏江洋大盗、隐匿叛逆物品、或隐藏前朝的后人、使用僭越服饰用品等等罪名，被突然查抄获罪。

大体上是这六种类型，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大案子，都要有一根导火线，小小的一根导火线能使原来没有什么的安静状态，突然掀起轩然大波，弄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小小的导火线是什么呢？就是一两个极为阴险毒辣的坏人，抓住一点“把柄”，捏造大逆重罪，或敲诈钱财，或图报旧仇，或狂泄私怨，置其所陷害者全家于死地，甚至引起广泛的牵连。如庄廷鑨狱，一案就死了七十多人，而且这些人的家属妇女都被发往边疆为奴。这些案子，正是《红楼梦》时代的前后，作者虽然十分谨慎，“甄士隐”去，尽力避免，但在写作时，决不能不想到这些，而正是时刻地记着这些，只是考虑如何去写。我想曹雪芹如果接着写下去，关于贾家之被抄，有三点必然可以估计到：

一、曹雪芹会很快地写到这个突变。

二、会明显地写出一两个极阴险的告发的家伙，这个人是贾家的亲族，也可能是旁姓，但必然是知道底细的，拿到什么可以构成严重罪行的把柄，可以置贾家全家于死地，但自己又可脱身得赏的。

三、钦命查抄，是有明显的、虽不一定真实的严重罪名，可以一边查抄，一边交刑部严加议处的。

根据这三点假设，根据前八十回的艺术技巧，可以想象曹雪芹如果继续写下去，会把这一转变写得极为细致、真实，有条不紊，事情虽然突然，但情节不会模糊，具体罪名会交代得更清楚。根据前面所说的六条，贾家有可能被告发哪些条呢？似乎前四条都难扯得上。根据《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故事，贾家当时虽是豪门贵戚，却不是什么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只不过是靠祖荫，靠皇亲，靠产业，靠当权的亲戚等来撑虚架子的一群纨绔子弟而已。以贾政来说，论官职只是个员外郎，不过是从五品，所以是没有办法同清初那些被置于重典的大臣，如鳌拜、噶礼、年羹尧等人比的。贾家被人告发，获罪的最大可能是第五条，或者有什么僭越的服饰用品，够上大逆罪的；或者家中的某人是什么重要钦犯的后人，够上藏匿叛逆罪的；或者藏有什么禁书，藏有什么已判处的重大犯人的遗物，可以拉得上同谋的……如果以上这些情况，平时不大注意，而被知情的阴险之徒拿着把柄一告，便立刻招来抄家入狱，甚至多少人被杀头，多少人被充军的横祸。这样贾府便一下子会像冰山一样倒下来，贾宝玉纵然不入狱，也会一下子变成赤贫，由怡红公子一夜之间变成流落街头的乞丐，在当时并不是不可能。根据探春的话，如果照着那些话的暗示，让曹雪芹自己写下去，是完全可以写成前面假设的那种结果的。但是在高鹗的笔下，正如平伯先生所说：“实在太简单了”，而且不但简单，在“抄家”情节上，交代的罪名也十分含糊，查抄贾赦家产的旨意只是：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钦此。“上谕”最后只是“着革去世职”，连一个“交部严加议处”也没有。最后“交通外官”一条，还因参奏御史不能指实，无法成立。罪名不但轻，而且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像当时这样的豪门，单纯像因买扇子逼死一个石呆子这样的人命案情，如果不是皇上有意找他麻烦的话，那是毫无问题的。只有碰到皇权本身的什么叛逆、僭越、大不敬、大逆知情隐讳、悖逆诋讪怨望等罪名，才是最严重的，要抄家，要入狱，要杀头，家人甚至亲戚朋友都要受到审理。而高鹗写的抄家，却与贾赦的罪名似乎套不上。使人感到高鹗所写，似乎是为写抄家而写抄家了。高鹗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有两点致命伤：

第一太照顾前文，而不能发展情节。他写贾珍、贾赦的罪，只是前八十回有的，他没有给他们添新罪，或揭出人家不知道的罪。是他想不下去呢？还是他不愿意呢？我想是他不愿意，所以才“泥腿”呀、“御史参奏”呀，写得十分虚。

第二是他有意保护贾政、宝玉这些人。既不能写他们犯罪，又不能让贾珍、贾赦的罪再大。如果贾珍、贾赦的罪再大，那贾政、宝玉便也要跟着入狱的。当时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如雍正初“查嗣庭试题案”。

查嗣庭，字横浦，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江西做主考时，试题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山径云蹊间”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谓其讽刺时事，因而被告发获罪，又查他笔记诗抄，认为语多悖逆，罗织成为重罪，下狱病死。他是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弟弟，他一犯罪，全家都入狱。查慎行在《诣狱集》诗注中说：率子侄辈少长九人同赴诏狱。槛车上施栏槛，囚禁罪人。念儿岁前到京，首先报狱，故名十雏。

这就是弟弟犯了重罪，哥哥、子侄等都要入狱的实例。如果高鹗把贾珍、贾赦等人的罪名写重，势必也要使贾政、宝玉等人入狱，这就达不到他保护的目的了。所以他写了这么一场似是而非的抄家，使人们感到，像贾珍、贾赦这些家伙，一旦获罪，恶行暴露，难道只能这样一点点罪行吗？不过高鹗在写抄家时，还有他成功的地方，那就是抄家时突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和那时来查抄的衙役们的兴高采烈的神情。正好同被抄者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的恐惧神态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如高鹗在第一百五回写到：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传齐司员，带同番役，分头按房，查抄登账，这一言不打紧，唬得贾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处动手……其余虽未尽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尽行抢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戴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来说：“不好了！我正和姐儿吃饭，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我听了几乎唬死！正要进房拿要紧东西，被一伙人浑推浑赶出来了……”邢王二夫人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么才好；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

谁说高兰墅的文采比不上曹雪芹，像上面这些文字，其传神处，二人不是在伯仲之间吗？难得的是，在当时文字狱余焰犹炽之际，高兰墅敢于这样淋漓尽致地描写抄家时的场景，写赵堂官及番役等幸灾乐祸，“撩衣奋臂”，急于动手，好捞外快、发横财的神态，真是历历如绘，十分不容易。当然，他毕竟是有顾忌的，先用“好了！幸亏五爷救了我们了”，一句话打个圆场，接着又写“复世职政老沐天恩”，用写皇上恩典，来抵销前面所写的抄家文字的忌讳，这样既不会惹出乱子，也达到了他内心中有意保护贾政、宝玉这些人的想法。因之他理解曹雪芹的原意，必须要写“抄家”一回；他也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才华，能够把“抄家”这回书写好，但是他又有顾忌：一是怕文字干触时忌；二是不忍心让贾政、宝玉这些人入狱沉沦。因而他在这种矛盾中，写成了这个样子。下面引用一段真实的“抄家”记事，用来和高鹗的描绘作个对照，以见历史的真实背景。

在康熙初，清代最大的文字狱之一，南浔“庄廷鑨史稿案”中，有一个受牵连的仁和（杭州）陆圻，字丽京，据全祖望《鲒埼亭外集》所收《江浙两大狱记》云：“惟海宁查从仁、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这一案，共死了七十多人，妇女并给边，而陆则因先“首告”，虽然打了一场出生入死的官司，最后居然未死，出狱后出家做和尚了。《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收有其女儿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一文，所述甚详。在记叙其父被逮解京后，衙门中人又来他家抄家捉女眷，文云：癸卯（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正月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维扬信。十八日，母梦曾祖妣沈太孺人举箸呜咽。十九日，系沈忌辰，年例祀后方始收新年所悬神像……忽一吏持柬云：“纪爷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纪所知也，至何为者？少顷，见百余人随一官到，伯兄出见，母于屏中窥之，非纪也。正疑虑间，二婶母急告母曰：“京中事发，官来籍没矣。”语未竟，数十人排闼而进曰：“女眷请出来，听总捕毛爷一点，无大害也。”母将余托于二婶，冒称拒兄之女，名文姑，杂于诸侄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仓猝中即以此名应之。故册上有侄孙女文姑年方七岁之语。近邻许周父，平日待之甚厚，此际手持糨一盂，于门上遍贴封条，且曰：“某某，系某人子，不可疏放；某某，系某人仆，急宜追絷。”官喜其勤，即取吾家米三石、布二匹与之。令为向导，同捕役进京，逮三叔父。与叔遇于纱帽胡同，为褚礼所见，叔避之，不获。许竟无功。后事解，此奴惶愧欲死……是晚，五房（陆圻弟兄五人）上下计三十口（封建时，衙门计人数，男人叫若干“名”，女人叫若干“口”），俱押至总捕班房……二十一日，男子发按察司监……女子发羁候所……查（查从佐）、陆、范（范文白）三姓，共计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贡院点名。是日人犯不齐，仍令归所。二十六日，清晨始点。

此案距高鹗给《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时，要早一百二十来年，把陆莘行的文字和高鹗的文字对照看，不是十分相像吗？一个是真事的记录，一个是小说的艺术描绘，二者之间，都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对照来看，不难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吧。

抄家清单

高鹗续《红楼梦》，在第一百五回中，写到抄家，是一大关目。对查抄时的场景、气氛，描绘的十分真实。写到“登记物件”，也写查抄物品的清单。按，“抄家”是俗称，史称“籍没”。所谓“籍”，就是记录的意思；所谓“没”，就是没收入官的意思。因而正式抄家，一定要按照账簿登记，不然不就是一笔糊涂账吗？当然，在查抄混乱之际，执行者是大可以浑水摸鱼，大捞外快，来发横财的。小也者，随手把贵重之物往自己口袋里塞；大也者，威胁事主，用珠宝细软，贵重之物捞饱，然后再登记账册。捞到手的东西，带领抄家的官员、书办，以及动手抄搜的皂吏衙役等，都要按大小股来分，真像强盗分赃一样。所以高鹗写的查抄场景中，赵堂官和番役、家人等最起劲，都急于想动手，甚至不管西平王的吩咐，“老赵家奴番役，已经拉着本宅家人领路，分头查抄去了”。从高鹗的描绘中，可以看出老赵这些人，好像鹰犬已经嗅到、见到带血腥的肉，急于要脱开羁系，猛扑过去恣意吞噬一样。

第二回中，曹雪芹写林如海“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甲戌本”有“脂批”云：“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这一点窍门，高兰墅倒也学会了。“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有锦衣府堂官赵老爷”等等，这很明显地是用明代“锦衣卫”的名称，而又把“锦衣卫”改为“锦衣府”，这就更符合“半有半无，半古半今”的原则了。清代没有锦衣卫或锦衣府的机构。处理这样案件，一般是都察院、刑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等机构。高鹗在这点上，很巧妙地用了类明代的官衙名称，除继承了曹雪芹的手法而外，自然更重要的也是怕招时忌。

另外，在封建时代，不管明代也好，清代也好，政法衙门的堂官役吏，最喜欢遇到这种打官司的事，因为这正是他们发财的好机会。那些小的番役，听到抄家、抓赌等等，那都是在现场抓钱的最好机会，即使主管不肯，他们也要一再怂恿，要说得主管心动，他们好得逞其私欲，说不动，自然要埋怨了。所以高鹗写赵堂官说不动西平王，心里不禁要骂：“我好晦气，碰着这样的酸王”了。

记载抄家清单的书，最有名的要数记录抄严嵩父子家的《天水冰山录》了。这本是江西南昌府查抄严嵩原籍南昌府、袁州府（包括宜春、分宜二县）家中动产及不动产的清单，原是官府的档案，大概在明代就刊印过，但是没有书名。到清代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周石林从残本重抄，用昔人吊严嵩诗“太阳一出冰山颓”句意，题为《天水冰山录》。后来收到歙县鲍氏（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天水”者，郡望也。初抄本有严言序，其后又有赵怀玉序，汪辉祖跋。这份抄家清单可以说是现在为世人所知最详细的一份，共四千八百余款。包括金银、田产、房屋、书画、珍宝、古董、衣着、家具、杂物等共计二百三十五万九千多两。但是这只是严嵩实际财产的几分之几。第一，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严嵩京中家产，数目亦极庞大，但不包括在《天水冰山录》中。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分析，各种物品估价太低，不过是所值的十分之一。如裘毛皮货，共一万七千四百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多两；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二百四十多两。再有被查抄之前，寄存在亲友家的有十分之三四，贿赂查抄官吏的有十分之二三。因而赵翼认为，严嵩全部财产，应较《天水冰山录》一书所记，多出几十倍。但是对一般人说来，就只这几十分之一，已使人不胜惊叹而发指，感到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层层搜刮与贪婪，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是一部有细目的大书，无法多引，只引一两个片段以见其罪行。如“金”一大纲下，就有三千九百余件，首先纯金，计有：锭金四百五十四锭，重四千三百三十六两七钱；条金四百六十一条，重六千一百九十七两九钱；饼金一百零九饼，重四百五十七两六钱；叶金一十四包，重九百九十两；沙金一十一包，重六百一十三两六钱；碎金一十七包，重五百六十六两八钱五分。

碎金就是像《红楼梦》中宁国府过年时用以倾锞子一样的破碎金子。严嵩被抄的这一笔，从历史背景上更可证明《红楼梦》的真实性。再看看除本身价值外，带有工艺价值的东西。随便举一项，明代大官袍外要有“玉带”，像现在唱旧戏的一样，不过唱戏是假玉带，当时大官都是真玉带。严嵩家被查抄共各项玉带三百多条，都是极精美的工艺品，不妨抄些名称在下面：

从这些光怪陆离的名称中，可以想见几点。其一是封建时豪门显宦之穷奢极欲，有时是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其二是“取之尽锱铢，弃之如泥沙”。豪门显宦把最珍贵、最精美的东西搜刮在他们家中，作践物力，有些不等人查抄，也早毁弃不问了。试想严嵩单只江西原籍就放着三百多条玉带，而他住在北京菜市口绳匠胡同，每天上朝，这几千里外的几百条玉带如何带呢？《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道：“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严嵩被查抄的玉带也正可以给这话作个小注。虽然一是“圣主南巡”，是喜事；一是“奸相查抄”，是凶事，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其三是与此相反的一面，即百姓之被压榨、掠夺是多么深重；而明代的民间工艺又是多么精美，所以只此一点，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联想到的问题太多了。

在高鹗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时，《天水冰山录》一书，他是完全有可能看到的。再有明代后期，大的查抄案，除严嵩父子而外，还有查抄张居正、刘瑾、钱宁（赐姓朱）等人，记载见王鏊《震泽长语》、田艺蘅《留青日札》等书。张居正是万历时太师，被抄时有：金二千四百二十六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九十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两，金饰九百九十九两，银器五千二百四十两……各色蟒衣、缂丝、纱罗、绫布三千五百余匹，男女衣服五百余件……

刘瑾是太监，正德时被查抄，计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玉带四千六百一十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袭……八爪金龙盔甲三千……以上共金一千二百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亿五千六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钱宁也是太监，嘉靖时被查抄，计有：金十七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金首饰五百十一箱……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缎匹三千五百八十扛，绫绢布三百二十扛……

王鏊本人也是明代的宰相，洞庭山人，苏州环秀山庄过去就是他的祠堂，不但还在，而且现已重修。连他也都感慨地说：呜呼，胡椒八百斛，世以为侈也，而盛传之。今观二逆贼所籍，视元载（唐人，官平章事，贪婪，被查抄时家有胡椒八百斛）何如也！闻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库，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高鹗给《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时，对于这些记载明代抄家清单的书，虽不能说他都看过，但按照他在小说中所拟的抄家清单看，很大可能是受到这些资料的影响的。因而我先摘引一些明代的抄家清单的片段，和高鹗所写查抄清单对照来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看到它的普遍意义。高鹗续书在暴露封建豪门的罪恶本质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代各种查抄

在清代，《红楼梦》成书前后百数年中，清朝以满洲皇族为核心，统治汉、满等各族人民。为了加强和巩固其统治，不但从军事、政治、经济上下手，而且从文学上下手，大兴文字狱，这样抄家之风，就更为猖狂。因之被查抄的对象，就不只是江洋大盗、犯罪的达官显宦等人，查抄的目的也不只是抄造反的武器、贪赃的金银财宝，而是注意各种知识分子，各种名士或迂儒的破书、诗文、信件、笔记等等，从这里面抄材料，罗织罪行了。这比起明代的抄家，抄什么严嵩、钱宁等人，似乎又多了一大招。正像北京土话所说：“鸟枪换炮，越来越壮（读上声）”了。

下面举几个清代不同的例子，作个对照：

一是江西人“王锡侯《字贯》案”。王是一个迂儒，因缩编《康熙字典》成《字贯》一书，被一个同乡阴险者告发。查出不但擅改御编《康熙字典》，而且书中将皇帝庙讳直行排下，犯了叛逆罪，被抄家、杀头，全家大小二十一口均连坐，或处死，或充军。前故宫博物院所编印之《掌故丛编》第二辑中有全案记载。除了记载其被告发及审问、判处等情况外，还记录了他家被查抄的清单，那个清单是十分可怜的。现抄录于后：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门首空地一片，估值银三两二钱。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桌、椅、凳、架、盘、桶、箱、柜，锡铁磁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

全家二十一口人，所有家当不过六十两银子，还没有《红楼梦》第四十三回所写凑份子给凤姐过生日时酒戏钱的一半多。而就这样一个穷念书人，为了把《康熙字典》改编为《字贯》，充其量不过“骗”点小名小利，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这恐怕在千载下，也会有一些人为之一掬同情之泪吧。这是小举人的抄家情况，再看一个大学者的抄家情况。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卷四记有查嗣庭查抄书籍诗文清单。查嗣庭，字横浦，查慎行之弟，康熙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试江西，以所出题目获罪。雍正说他有意讥刺，居心不良。查抄其笔札诗抄，认为语多悖逆，系刑部狱，病死狱中，还戮其尸体。其子查沄斩监候。其兄查慎行从宽免死，释放回籍。这完全是因文字得罪，因而查抄其家产注意的也是书籍文字，之诚先生记云：查抄查嗣庭清册，之诚从珏生侍讲借抄一过云：查家家藏往来字札并手录书籍编后。计开：《二十一史》抄本十九套，又七本，共一百十四本。抄白《明史》二本。稿本《酌中集》一套八本，又《酌中集》八本。《宋翰林燕石集》四本。《罗享信集》一本。《唐珣集》一本。《唐文粹》二本。《十七帖述》一本……（中略三十三种，六十八本）查前案学考试册二十四本，查氏自作诗文并帐目杂记十本，二帙作一包。《万寿颂奏疏》一本，《秋锦诗抄》一本，《尺牍》一本，拟《四书》题一本，书夹板号目一本，《丙申诗钞》一本，《秋兴集》一本，《海汾日用帐目》一本，杂录诗文二帙，以上十本，二帙一包。检搜查嗣庭一应字迹、书札、诗文开列于后。一应新旧来往书札共一百三十三件。一伊致他人书札共一十七件。一切新旧家书一百四十一件。伊戚友书札共一百八十四件。一众人托带京书十四件。一诗文一杂稿百九件。一零星杂录时文一包。一细字小文章共六十五张。一纸绫字对共二十二件。一纸笺字对共十七件。一杂钞共十一本，一款扇十柄。册后署雍正四年十月，钤有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关防。之诚按《雍正朱批上谕》：“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浙抚李卫密奏，派刑部额外郎中朱伦瀚，赴海宁海汾桥。搜查情由，将一应字迹钞录书本封固送部，此即其清单。”

这是另一类型的抄家清单，其目的不在于籍没财产，而在于从所抄获的资料书籍中再发现问题。可怜的是查嗣庭也真用功，有这么许多手抄本书籍，这么许多诗稿、文稿、书信。雍正自然可以从中找出数不清的“怨谤”之词了。对查嗣庭说来，真是笔头勤害死他了。以上是穷抄家，再看一个富抄家，据《清朝史料》记和珅查抄清单云：钦赐花园一所，亭台二十座，新添十六座。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三十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百六十间。西屋一所七进，共三百五十间。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私设档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间。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田地八千顷。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号件未计。（金库）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钱库）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以上共计银五千四百余万两。）（人参库）人参大小支数未计，共重六百斤零。（玉器库）玉鼎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另又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玉观音一尊，高三尺八寸。（均刻云贵总督献。）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以上三件均未作价。）（珠宝库）桂圆大东珠十粒，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

这份清单太长，只引这些，其他用省略号省掉吧。因为珠宝库之外，还有银器库、古玩库、绸缎库、洋货库、皮张库、铜锡库、瓷器库、文房库、珍馐库以及住房内、上房内、夹墙内、地窖内各项金银物品，尚有家人六百零六名，妇女六百口。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语。因为和珅家中抄出的东西，有的比皇宫还多。如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宫中多出数倍；有整块大宝石，宫中也从未见过。和珅被赐自裁，是嘉庆四年（一七九六）的事，正好是在高鹗续写《红楼梦》的后几年。即高鹗所拟的《红楼梦》中的抄家单，是艺术的创造，简单说，是编出来的。和珅被抄家的清单，是发生在他续书之后的事件，是历史的真实，是事实。因此从这一真一假的抄家清单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知道《红楼梦》所写，与当时的真实相比，是丝毫没有夸大，高鹗也是完全忠实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写的。这就更体现了《红楼梦》的现实意义。虽然他写的抄家清单不知要比和珅的东西少多少倍，但还比较恰合身份，这份清单拟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再有我摘录这份查抄和珅家的清单，除去和高鹗在第一百五回中所拟的清单作个对照，以资互相印证历史背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查抄的和珅住房，据传就是后来的恭王府，甚至有人传说这就是“大观园”。而这所房子中有些建筑就造成和珅的罪行。按《嘉庆实录》载嘉庆四年御史胡季堂疏发大学士和珅罪、恩赐自裁，将大罪二十传示中外，其第十三款云：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隔段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腑肠。

现在这所房子还在，而且要修缮后开放。但对照和珅抄家清单来看，实已大大改观。原来正屋十三进，现在正屋只四进，以嘉乐堂为主，进数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弱。原来西屋七进，现在也只有三进。不过“天香庭院”的正厅，仍是和珅罪行条款中所说的：“其多宝阁隔段仿照宁寿宫式样。”这是和故宫宁寿宫乐寿堂的勾连搭式（即起两重脊，屋顶横断面成“M”形）进深，暖阁、落地罩，前面卷棚等等一样的。所以说，恭王府部分上可能还保留了一些和珅府邸的遗迹，但规模上大大地缩小了。杜少陵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王业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所府第，先是和珅的，和珅被抄之后，嘉庆给了他兄弟永璘，永璘乾隆第十七子，嘉庆四年改封庆郡王，病重时晋封亲王，死后谥“僖”，史书上叫“庆僖亲王”，这所府邸就叫庆王府。死后其子绵慜袭郡王，奏称府中有“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灯三十六对”。奉上谕：庆王府第本为和珅旧宅，凡此违制之物，皆和珅私置，嗣后王、贝勒、贝子当依《会典》，服物宁失之不及，不可僭逾，庶几永保令名。

根据历史情况分析，绵憨主动上奏府中的僭越之物，自然是事出有因的。再奉到这样的“上谕”，房屋建筑违制之处，自然要大改特改了。因而推测，和珅时代正院十三进的大府邸，改成正院四进，大概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压缩的。另据记载：和珅查抄议罪后，分其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丰绅殷德尚十公主。而当时也正是《红楼梦》在北京风靡一时的时候。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今二十余年来，此本亦无矣。《红楼梦》最初风行的时候，也正是和珅倒台的前后，直到绵慜奉旨的时候，所以和珅经营府邸、绵慜改造府邸，都难免要受到《红楼梦》中大观园理想的园林艺术境界的影响。他们又有的是钱，有意模仿大观园的建筑设计来建造，自然是无所不能的了。所以，与其说恭王府是大观园，倒不如说恭王府是模仿大观园的某些境界建造的更为符合历史真实些。绵慜的子孙因事夺王爵，咸丰将这一府邸，给了他的弟弟奕䜣。奕䜣是道光第六个儿子。咸丰即位，封恭亲王，后来多年帮那拉氏垂帘听政，名画家溥心畬是他的孙子。

我在谈抄家清单的同时，结合和珅被查抄的清单，谈了一些对恭王府的看法，虽然扯得远了，但关系还是密切的。高鹗拟《红楼梦》中的抄家清单的时间，正是《字贯》案查抄与和珅案查抄之间，《字贯》案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程伟元、高鹗合刻《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和珅案在嘉庆四年（一七九八），如果把这二真一假的“抄家清单”排列起来看，不也是很有意思的比较，不也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吗？从这一点上说，《红楼梦》不但是一部文学书，也是一部极生动的历史书啊！

黛玉进京

黛玉进京，是《红楼梦》第三回的故事。起身的地点是维扬，去的地方是京都。先是林如海说：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

接着写黛玉登程道：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雨村另有船只，带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三是写黛玉到京道：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自上了轿，进了城……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黛玉进京是坐船来的，只是写的十分简略，好多细节都一笔带过。比方坐什么样的船，走什么河流，沿途的地方、名胜，在什么地方“弃舟登岸”等等，都没有加以详细的描写，现在的读者，对于黛玉当年如何坐船来京，似乎是很难想象的了。在这里我试着把黛玉的行程，做一个较具体的介绍，想来也不是没有意义和趣味的事吧。

李商隐诗云：“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修了一条大运河。杨广头脑发热，自己胡作非为地断送了千万人的性命，也在迷楼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很快都灰飞烟灭了。但是这条大运河却留了下来，成为古老的南北水运的大动脉。尤其在明、清两代五百年中，它的确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林妹妹就是坐船沿大运河到京都去的。

先要把这条河里航行的船说说。当年航行的船，都是木船，大体可分三大类：一是专门运送漕粮的运粮船，这种船很大，可以出入长江，把江南的米运到北京去。这米都是国家征收的，每年运到北京多的时候要四百多万石。这种船按各省、各府编成“帮”，总数有数千条。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有督运漕粮之责，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十二月十七日《日记》记云：晨起西北风，后转东北。早潮进船一百零一只，夜潮进船三十六只，连前共二千零四十八只。浙船已扫数过竣。苏省惟剩庐州三帮及镇江前后（原文少一“帮”字），共一百五十二船。

只引这样一条日记，就可以看出当年运粮河上之运输，是多么繁忙了。运粮漕船是公家的，主要是运粮。但它也捎带一些零星货物及客人，尤其是把粮运到北京回空时，更要带些北方的货物及客商。但搭运粮船行路，有两点不好。一是这等于是私货、私人，就好像抗战时期长途公家汽车带“黄鱼”一样，说来是犯法的。二是运粮船上没有舒适的坐处、睡处，路上很辛苦，这只是单身客商，为了省钱才搭运粮船，黛玉自然不能坐这种船。

二是官船，这种船是专门坐人的大木船，一是属于某些大官僚家中自己的，如查抄严嵩的《天水冰山录》中有“座船一只，估银五十二两”。这好比现在外国财阀自用游艇一样，是预备自己坐的。另外船行、船户打造的大官船，专门包给官僚仕宦家水路旅行乘坐的，也叫“官船”。这种船是通水域的地方都有，仍引一条《林则徐日记》中的具体资料，以见一斑。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八月十三日记：早晨发行李，午刻出永清门，至天字马头登舟……余坐河头船一只。船户林亚四，船长四丈六尺，中舱宽一丈一尺，马门三处，至南雄价六十元，舵工水手共十四人；另雇小河头船一只，船户周实有，船旧而小，舵水八人，至南雄价三十二元，装轿二乘，并伙食。

这是广东的船，运河的船相对要小些。但是一般官船，首尾三丈是有的，分前舱、中舱、后舱，有床、有桌椅，路上自起伙食，讲究的自然收拾得也十分干净。那时黛玉去京，自然也坐的是这种船。照林如海的口气，“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看来，自然这船是贾府自用的了。按荣国府的气派，当时也应该有自家的坐船。

三是各种小船，这由单舱座船直到各种小船，包括绍兴的那种乌篷船、武昌的“双飞燕”（见刘继庄《广阳杂记》）、扬州的“草上飞”（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在内，情况太复杂，无法细说了。但贾雨村跟随黛玉而去，“另有船只，带了两个小童”等等，这船自然不大，顶多是一个单舱坐船罢了。

各种类型的船说清楚了，那么这些船只的动力呢？那就比较简单，而且也没有什么差别，那就是顺风时，张帆；为了快，在张帆的同时，还要拉纤；逆风时，那就更要拉纤，全靠人力来拖动了。这个连皇帝的御舟也不例外。隋炀帝张锦帆，用锦衣仕女拉锦纤的故事不必多说了。康熙、乾隆几下江南，在运河中的御舟也是这样的。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御舟拉纤情况云：拉船帮纤侍卫四员，四副撒袋，令在拉帮纤侍卫后行走，纤手用河兵。沙飞、马溜（快船供支应）添纤用州县民壮、盐快，不敷，雇民夫。

这是当年御舟拉纤的情况。当然最好是得顺风，又遇水涨，那样张起帆来，便十分快了，所以现在送别时，还说“一路顺风”的祝愿。

黛玉乘船去京都，出发的地方是维扬，就是扬州。那时由扬州坐船到北京，要经过哪些地方呢？不算小地方，只说说比较著名的大地方吧。要经过高邮、宝应、淮安、宿迁、大王庙、台儿庄、韩庄、济宁、阿城、东昌、临清、武城、故城、德州、东光、沧州、青县、静海、杨柳青、天津、丁字沽、桃花渡、河西务、张家湾、大通闸（到京都）。这许多地名，在天津以南，都是比较有名的，现在都是县城，一般都还知道。过了天津，我写了几个小地名，如丁字沽、桃花渡，这些地名都很漂亮，在古老的年月里，都是粮船必经之处。现在，不要说外乡人，即使天津、北京的人，大概也很少知道这些地名了吧。这样的水程，有多少里，要走多少天呢？运河由浙江算起，全长不过一千四百四十公里，从扬州算起，不过一千公里，只是两千里路。不要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就算当年走旱路吧，两千里路，从从容容地有一个月也走到了。但坐运河的船要慢得多。据明末清初谈迁《北游录》所记推算，他是顺治十年（一六五二）秋天由江南去北京，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春天由北京回江南，来回都走的是水路。去的时候是七月十一从扬州开船，十月初十到北京，在路上共走了八十九天；回来时，是二月初七动身，五月初六到扬州，在路上共走了八十八天。因而可以想到黛玉当年坐船由扬州到京都，路上的时日也和这差不了多少，肯定不会再快。一是风不一定顺，航行在某一个地方，正遇顶头风；有时即使是很小的地方，一停泊就是几天，必然耽误行程。二是水浅，船无法航行，要等开闸放水。要知运河的水，并不像长江浩浩荡荡，它是借别的河的水引入运河，如山东的汶水，淮北的泗水，河北的白河、卫河等等，有的地区是天然河道，大部分地区是人工河道，河身有高有低，水流有大有小，因之全靠各处闸板调节。用闸板把各段水截住，使上游水位增高，到过船时，开闸放水。开闸放水，水位固然高了，但逆水而上的船只，就要费很大的牵挽力才能航行上去，自然很慢了。三是运河航道本身很狭窄，而粮船是络绎不断，再加其他官船、民船，因而在各个码头地方，船只拥挤，无法航行的情况常常发生。前面的船发生了什么事，后面的船便想走也走不了，所以就更耽误时间了。下面一二则例子，可以看看旧时运河行船的艰难，谈迁《北游录》记过通济闸云：初，陈瑄虑黄河灌内河易淤塞，设通济、兴福、清江三闸。慎其启闭，三月初运毕，即下钥，筑土坝。惟贡鲜船启一闭二，通济闸最险，势若建瓴，各舟并力而挽。又涯上系轮绞之，得不退堕，过此人人色喜。《林则徐日记》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二月二十三日云：前途粮艘拥挤，本舟缓行。傍晚过朱龙坝，至支河口泊，计行四十里。

二十四日记云：“一路水浅，午刻泊舟。”二十五日又记云：“北风甚大，仍泊。”试想这样费力牵挽，走走停停，说不定在某一个荒村野店一泊船就是一天两天，这如何能走的快呢？所以林黛玉坐船到京都，肯定也是走的很慢的。不过凡事有一弊，也有一利，船行缓慢，人很心焦，耽误时间，这是弊的一面；而另外缓缓航行，可以细细的看那沿途的风景，经过小城、小镇可以上岸游览游览。柳永词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船行缓慢，可以细细地领略旅途况味，留下极美好而深刻的印象。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香菱谈体会时曾说道：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午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青碧连云。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香菱的这些深刻的体会，都是从坐船的旅况中获得的，如果说是“体验生活”，这也该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吧。黛玉在上京途中，船窗无事，体会一定更多，说不定还有不少诗作，只是曹雪芹没有写出来，我们便不得而知了。这一条水路，经历江苏北部、山东、河北，沿途的湖泊名胜也是很多的。湖泊如白马湖、邵伯湖、张山湖、独山湖、安山湖等等，有名的水泊梁山就是在这条路线上经过的。著名的项王祠、韩侯钓台、漂母祠，前人记载，漂母祠最好的联句：“世间多少奇男子，终古从无一妇人。”如果在古运河上航行，均可顺路看到。现在要看，则要特别专程访问，可能也早已没有了吧？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中的《淮阴怀古》，就是古运河畔的名胜。所谓“寄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就是韩信和漂母的故事。宝琴自说：“从小儿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可见《红楼梦》中坐船走过古运河的大有人在，固不止黛玉一人啊！

黛玉弃舟登岸，上轿进城，到了京城。这弃舟登岸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古运河向北直通到北京，最早还得从元朝说起。元世祖用郭守敬言，开通惠河，使南来粮船可以直接航行到积水潭。据明初佚名氏《北平考》卷五云：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都河，改引浑水溉田……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赐名曰“通惠”。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元代大都城靠北，文明门在现代的东单一带。在元代运河的粮船，可航行到现在的东单一带，今天的人不能够想象吧？可见古代人也是有巨大的创造力的。历史的记载，也并非完全是大话和谎言。东单一带，现在还有泡子河的地名，那还是当年“通惠河”汊河的旧迹，只是人们不读历史，不知道罢了。

明、清二代，北京城大变样，元代大都完全破坏了，永乐在元大都的旧址上，向南推了二里多，建了新城。通惠河再不能进城，只能到朝阳门外，东便门外了。谈迁《北游录》记“丁字沽”（天津）情况云：时江南民运白粮，聚于丁字沽，民呈户部更剥船八百，至通州粮厅。又剥船百至京师大通桥入仓。

那时粮船直至大通桥、二闸一带，就是现在的东便门外。《天咫偶闻》记“二闸”云：二闸，即庆丰闸也。其水上源城河，下接通州白河，水不甚广而船最多，皆粮艘、剥船也。由京至通，来往相属，行人亦赖之。

因此黛玉下舟登岸上轿的地方，最近可以到东便门外大通桥边。但是人们当时坐船由南方来，一过天津，就巴不得快到都门，而在天津、通县这一带，越是离京近的地方，不但船拥挤，而且河道也极为纡折，船走的就更慢了。因而人们不管进京、出京，走水路一般都不在大通桥上下船，一般在河西务、张家湾、通县这些地方就弃舟登岸，或车或轿，或骑小驴，从陆路进京了，不进朝阳门，习惯进广渠门。出京时也一样。龚定庵《己亥杂诗》所谓“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出都时出的就是广渠门，这是走水路的；如陆路，便出彰仪门了。因而想到，黛玉弃舟登岸的地方，估计应是张家湾，或通县，坐轿进城的城门，大多是广渠门，也有可能是朝阳门。不过这是按照历史情况的猜想，并非完全事实，因为那究竟是小说呀！

释轿之一

第六十五回写贾琏偷娶尤二姐：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儿抬来……

第三回写黛玉到京：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侍候。

第十三回写秦可卿办丧事太监戴权来上祭：次后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

第十四回写宁国府大出殡：堂客也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顶小轿。

第十八回写元春省亲：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一顶金顶、鹅黄绣凤銮舆，缓缓行来。

第二十九回写荣、宁二府去清虚观打醮：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

从以上所引《红楼梦》原文可以看出，同样一个人抬的轿，有许许多多名称：什么小轿、素轿、轿子、大轿、銮舆，还有大轿、小轿对称，八人大轿、四人轿对称，这么许多名称，如何区分呢？因此在谈轿子之先，先要把它简单地分分类。

一是以抬轿的人数分，有二人轿、四人轿、八人轿。在一般概念上，二人抬俗叫“二人小轿”，是江南旧时最普通的轿子。四人轿，是最普通的轿。八人轿，叫“八抬大轿”，就是比较高级的了。还有什么十二人抬的，那是特殊豪侈的大吏违制的东西，不足为例。另皇帝轿三十六人、二十八人、十六人抬，那就更特殊，不是常见的了。

二是以轿的用途分：步舆、凤舆、仪舆、翟舆等，这是皇家的轿。八抬官轿、四抬官轿，这是各级官吏的轿。花轿，各地娶亲的轿。一般轿子，民间所用。

三是以轿的设备装饰分：皇家明黄轿，官吏蓝呢、绿呢轿，娶亲的花轿，也叫彩轿。送殡的、守孝的素轿。像贾琏在贾敬的丧礼之后，偷娶尤二姐，而且是偏房，因而用素轿，偷偷的把她抬到花枝巷。

四是以上帷子、不上帷子来分：上帷子的叫暖轿、暗轿，不上帷子叫亮轿、显轿。另外还有简便的椅子轿，江南叫竹椅显轿（类似四川的滑杆）。

从上面的简单分类中可以看出，笼统地是一个“轿”，而稍一区分，便有这些不同的种类和差别。当时都是具体的实物，而今天则都成为历史的名称了。考证“轿”的历史，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中收有一篇《轿释名》的文章，考证极为详尽。但他并未讲当时轿子的形状、材料、制作方法等，因为这些在那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习见的，不必多说；而今天则又成了历史事物，有必要加以解说了。在《天水冰山录》“一应变价竹丝骨花等轿”项下云：凉、暖官轿，八乘，内轿板二副；藤竹丝卧轿，十三乘；骨花、竹丝女轿，十乘；竹丝女轿，四乘。以上轿三十五乘，每乘估价银二两，共银七十两。

这里所估的价钱，即在当时，也是极为便宜的，不过这个我们先不管它。只根据这项实际的记载，谈谈那时轿子的制造情况，所用材料及尺寸形状等等。现在的车辆基本材料是钢铁，而当年车轿的基本材料是竹、木，自然也要用一点铜铁等金属，但那只是一些小饰件，而主要的则是竹、木、藤之属。轿的部分，简单地分是轿杆、轿底、轿厢——又叫轿帮、轿顶。其使用竹或木，大抵是江南一般用竹最多，北方及皇家所规定之格式，则多用木。但用竹制的，也少不了木，用木制的，也少不了竹篾藤丝。

说的简单一些，轿子像一个木头做的小的有窗户的亭子，左右有两根杆子，抬上好走。但这个小木亭子，这两根杆子也颇复杂。先说轿杆，左右两根穿在轿帮上的叫“直杆”，前后直杆头上，包铁、包铜，甚至镀金、真金等，架“横杆”。四人抬，横杆上再架一“肩杆”，如八抬轿，便要架两个肩杆。前后还各有一根“撑杆”，如果轿子停住，抬轿人便可用撑杆把轿子撑住，不要让重量再压在肩上。一般四人官轿，轿厢约二尺五寸见方，八抬大轿三尺以上见方，左右直杆，前后都伸出三尺不到，四人抬。轿前二人，一前一后，后面那个人后背正对着坐轿人；轿后二人，也一前一后，前面那个人的视线正被轿子挡住，往前看不到什么，只能低头看路面走。所以清代中叶北京流行四句谚语，以抬轿比喻京官。这四句话对京官讽刺极为尖锐，其词云：前一为军机，扬眉吐气；前二为御史，不敢放屁；后一为翰林，混天黑地；后二为部曹，全无主意。

军机处在清代是最高权力机构，不论大臣还是小军机，都是大权在握，受人奉承的，因而像头一名轿夫，扬眉吐气，可以趾高气扬地乱撞。御史是负责监察，职在言路，应该不畏强暴，弹劾贪官污吏。但他们都怕大官，不敢说话，所以叫不敢放屁。翰林院的翰林，一般不了解中枢内情，只是在大官中乱钻，所以叫混天黑地。部曹，就是各部具体办事的小官，全听上官的指挥，自己没有主张，像最后一名轿夫，只能跟着前面的走。这就是当年最普通的四人轿的抬法，和四个人的位置、情况。

八抬轿，轿厢大，前面直杆用轿绳横穿，此杆两头穿两根肩杆，抬轿人在轿杆外。轿厢前四人、后四人。二人小轿，是最轻便的，不用肩杆，只是把横杆搭在肩上，抬了就好跑，就像现在抬担架一样。宋人王明清《挥麈录》三辑云：宣和中，苏叔党游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见快行家者同一小轿至，传旨宣召，亟令登车。叔党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则以物障其前，惟不设顶，上以小凉年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飞。

明清以后，南北各地的二人轿，也都是最轻便的。从历史上讲，北宋时轿子也很普遍。京城汴梁有专门出赁轿子的铺子，这同清代北京的喜轿铺已一样了。轿杆是轿子主要承荷重量部分，一要其坚固，二要其轻而有弹性。按《明史》、《清史稿》之《舆服志》所记，一切舆轿，均为“木质”，轿杆自然也都是选用质地坚韧的木质。江南所制，常常更为轻巧。晚明文震亨《长物志》云：今之“肩舆”……出闽、广者精丽，且轻便；楚中有以藤为杠者，亦佳；近金陵所制缠藤者，颇俗。

文震亨是从美观、雅俗上考虑，实际轿杆缠藤，是防止竹或木裂缝断折，是从坚固实用上考虑的。轿子是用人抬的，《道光都门纪略》记云：轿夫俱系年青力壮，腿健如飞，上身不动，稳而且快。陋习，一遇前后来轿，与人群拥挤处，更要加紧直走，上轿时尤勇，以人马赶不上者为能。

那时抬轿的轿夫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轿杆一上肩，有一种特殊的走法，右肩抬，左手叉腰，右手大幅度摆动；反之亦如是。左右脚交叉速进，脚印在一条线上。要换肩，由最前面轿夫发出信号，同时一低头，右肩即换到左肩，或左肩换到右肩。轿子要讲究抬得稳，走得快。走起来，上身不动，“索索”前行，讲究一杯茶放在轿杆上不落下来。走的姿势，俗名“一炷香”。要停轿，用挂在轿杆上的“撑杆”一支，抬的人便可“息肩”。要落轿，把轿子放在地上，抬的人退出，轿中的人坐在轿中便可同立在轿门前的人谈话，扶持。如第十四回写宝玉在途中见北静王：便换了素服，坐着大轿，鸣锣张伞而来，到了棚前，落轿……贾珍急命前面执事扎住，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上来，以国礼相见。北静王轿内欠身，含笑答礼……宝玉忙抢上来参见，世荣从轿内伸手搀住。

这是落轿而未下轿，抬轿的人立在轿杆外，宝玉抢在轿杆内轿门前打躬参见，就要下跪，世荣从轿内探身弯腰搀住。不然，稍微一远，就没有那么长的臂膀了。世荣是王爵，坐的是八抬暖轿。按《清史稿·舆服志》，亲王、郡王的轿是：明轿一，木质，洒金，不施幰。盖、辕、杆皆髹朱饰金。暖轿一，银顶，金黄盖幨，红帏，缎、毡各惟其时……广三尺三寸，地平广与轿面同。俱施羊肝漆洒金，上下雕玲珑花卉。直杆、横杆、撑杆各二，肩杆四，俱朱髹贴金饰。红布幰衣、油绸雨衣各一。……八人舁之。

根据这段文字，可以想见北静王世荣轿子的样子。当时冬天，是坐暖轿。再“红布幰衣”是“轿罩”，不出门时，轿子放在马号车轿库中，用罩子罩起。这种轿前面好像房门口一样，帘子不放下来。如是女眷，便放下轿帘。第三回中写黛玉初到荣国府下轿时：那小厮俱肃然退出，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

这就说明女眷的轿子是放下帘子的。

释轿之二

轿子除去椅子轿等简易的而外，其他虽大小有不同，但制造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即两个轿杆中间，先是一个四方的像木头盘子一样的轿底，四角四根木支柱，顶着轿顶的木框，左右两面中间用横木连紧，即穿轿杆处。木框上是用竹篾编的轿顶，竹篾很密，再用纸或绢裱糊过，刷上桐油，不惟不漏水，且十分坚固。俞正燮《癸巳类稿·轿释名》说：“今轿顶俱凸盖。”就是轿顶在上面木框中，小于木框、又高出木框，呈圆弧形方盖。一般民用轿皆无尖圆形轿顶饰。只有皇帝、王公大官及官轿、喜轿上才装轿顶，或金、或银（一至三品）、或锡（四品以下）。在轿底与轿顶之间，左右后三面轿帮，上半截窗棂，下半截木板，在这个好像柜子般的轿厢中，在左右横木上架块板，铺上各式各样的垫子，便是座位。坐的人像坐在老式直背椅子上，只能直背坐，不能靠。手可扶在两边木棱上，也可扶在面前一块小搁板上。上轿时要背转身，退着上去。下轿时，要弯腰低头出来。老实说，过去坐轿远没有现在坐小汽车舒服。放下轿帘，里面很闷气。旧时新娘子坐花轿，常常会晕轿，还会呕吐，就是套上花轿帷，放下帘子以后，密不通风的关系。

所谓“明轿”，就是木制油漆轿架子，全部露在外面，上面窗棂上挂纱帘，人在轿内，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这是夏天的轿子。天气冷了坐“暖轿”，就是用布、缎、毡、呢等帷子套起来的轿。轿子有简陋破旧的、华丽崭新的，帷子自然也不同。在色彩上是明黄、红、青、绿、黑，在用料上也有严格区分，棉布、绸缎、呢毡各按官品规定。一般民间轿子，都是绿幨黑帷子。四五品的中等官吏，是蓝帷子，所以叫“蓝呢官轿”、“绿呢官轿”。轿帷子套在轿子的木架上，左右两面有纱窗，一般圆角方形或海棠形，沿黑绒或黑缎边。撩起窗帘，轿中人可以看外面景物。第三回写黛玉进京道：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

这就是从轿帷左右的纱窗中观看的。至于其他的设备和装饰，那就花样繁多，说不胜说了。

当年轿夫数字，民间都是二人、四人，官轿则四人、八人，按《会典》规定，三品以上才能坐八抬轿。而且旧制规定，文武满、汉大臣，朝会乘马，不坐轿，到后来才坐轿的越来越多，但不久又少下来，坐车的多，坐轿的少了。因在京官吏，有的品分虽高，而官俸不多，养一乘轿子，雇用轿夫开支是很大的。有的甚至一乘轿子，要两班、三班人来轮流抬。同治时方濬师《蕉庵随笔》述清代前朝京官乘轿的情况云：旧制……汉大臣虽准坐轿，惟都城广大，署、宅相去辄远，北人不任肩负，必蓄舆夫两班，以大板车随后，载易班之夫，跟仆复须乘骡，非数千金不能蓄轿，故皆乘车。

两班轿夫轮流抬轿，这在外官走长途，更是极普通的。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奉旨去广东查禁鸦片，由北京出发，就是坐八人大轿由正阳门出彰仪门，几班抬轿的人在后面跟着，兼程赶路，一直抬到德化县，才上船过江。到了江西南端大庾岭，过岭时，又是大轿。《林则徐日记》记着：“连肩舆用夫一百六十余名。”可见当年大僚出门用人之繁多。据传清初武官福康安出行，须用三十六名轿夫，轿夫每人良马一匹，不抬的人，骑马跟着轿子跑。

坐轿的风气是明代末年流行起来的。晚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云：长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笼、肩舆、腰扇，固不出矣。……今即幕属小官，绝无策骑者……壬寅入都，则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矣。事随时变，亦其一也。

另据同时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记江南金陵、苏松二府的奢侈风气云：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成化，朱见深）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今举人无不乘轿者……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明穆宗，朱载垕）四年（一五七〇）始也。

轿子一物，也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变化。宋代奢侈风气上涨时，轿子增多，王安石大为反对，气愤地说：“奈何以人代畜。”朱熹《名臣言行录》云：“司马温公尝同范景仁登嵩顶，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则策杖以行。”可见那时有正义感的人，一般都是反对轿子的。而在明代后期，江南官僚因贪污而财力雄厚，奢靡成风，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百姓在其他方面没有生活的办法，便以出卖劳动力，服务于官僚为生。江南影响京城，京城又影响江南，以至一个小小的秀才，横行乡里，也要坐轿了。清初满人进关，提倡骑马，而且规定“贝勒”以下，非年老至六七十者，均须乘马，不能坐轿。但官僚恶性，习于安逸，后来则坐轿的越来越多了。乾隆十五年，还为此特地下了“上谕”云：本朝旧制，文、武满、汉大臣，凡遇朝会皆乘马，并不坐轿。从前满洲大臣内有坐轿者，是以降旨禁止武大臣坐轿，未禁止文大臣。今闻文大臣内务求安逸，于京师至近之地，亦皆坐轿。若谓在部院行走应当坐轿，则国初部院大臣未尝坐轿。此由平时不勤习技业，惟求安逸之所致也。满洲大臣当思本朝旧制，遵照奉行。嗣后文大臣内年及六旬实不能乘马者，着照常坐轿，其余着禁止。（见《清史稿·舆服志》）

乾隆下“上谕”的时候，也正是《红楼梦》所反映的年代，而书中所写除北静王、太监戴权坐大轿而外，秦钟的父亲秦邦业也坐轿子，见第十五回写秦可卿出殡时，“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着他父亲的轿”一句，而秦邦业的官职只是“营缮司郎中”，属“工部”，是正五品，但也坐轿。他的官职，离开所谓“大臣”，还远得很呢。因而，乾隆“上谕”所说，在当时也还只是形式上的。

官吏坐轿，抬轿人数，在京和出京还不同。按规定三品以上京堂（即《红楼梦》中所说“堂官”）在京四人，出京八人。外省督、抚八人，以下四人。钦差三品以上，舆夫八人。清代放到外省考举人的正副主考，都是“钦差”的身份，但不一定是三品。坐不坐八人轿，其中讲究很大。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林则徐以翰林院编修外放江西省副主考（正主考吴美存），其《日记》八月初六日记云：午刻赴入帘宴，晤学使、司、道、府。未刻由抚署坐亮轿（即不上帷子的明轿）赴贡院。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舆，力辞之，改为四人。是日亦已预辞，而临时改备八座，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这就是说地方上，即江西省以“钦差”的待遇接待他，而他官品不够，虽说编修很清高，受人尊敬，而官阶只不过“正七品”，怎么敢坐八抬大轿呢？所以必须要一辞再辞，而地方却还要以此招待他，以示“抡才大典”之隆重。而他又在《日记》中写明，表示很惭愧。清代的八抬大轿，是很不容易坐的，所以第二十九回写去清虚观打醮，也只有贾母一人坐八人大轿。第十九回写袭人和宝玉对话，什么“你在这里，不怕没八人轿你坐”，什么“有那个福气，没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趣儿”等等，也只随便说说，要够上三品以上有诰命的命妇才有资格坐八人大轿呢。《红楼梦》所写贾元春省亲的“金顶、鹅黄绣凤銮舆”，八个太监抬着，简单说，也就是一顶八人轿。但如严格讲，这样写，在当时还是有干时忌的。因为元春的身份是“贵妃”，不是皇后，而“绣凤”是皇后的“凤舆”，贵妃则只能坐“翟舆”。按《清会典》及《清史稿·舆服志》，“皇贵妃翟舆”是这样的：木质，髹明黄，绘绣皆金翟。横杆中为铁锼银双翟相向，翟首锼金。凡杆纵加铜锼金翟首尾。肩杆四。舁以八人。余同皇后凤舆之制。“翟”是锦鸡，以此规定和曹雪芹所写对照，还是大有差别的。

最后再说说轿夫。京官和外官轿夫不同，轿夫在京和出外又不同。京官的轿夫大多是自己花钱雇的。查慎行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南斋日记》七月初五记云：早雨，腹痛不能入直。付轿夫七月工食，文银四两。

当时他的职务是南书房行走，是文字侍从之臣。但是轿夫的工钱、伙食，要自己开销，公家并不管。再有京中所谓“天子脚下”，地面管的严，一般官轿轿夫还不大敢仗势乱来，而一出京就不对了。各地县官，一直到府、道等官，他们的轿夫就不简单了。这些轿夫叫“轿班”，公家和官吏私人，都不给他们正式工钱，谁想到轿班抬轿，还要花钱去买，叫作“买轿杠”。他们给官抬轿子，有如百姓应官差，出夫役，不但不赚钱，还要自带干粮。而他们这样的差事，是长期的，固定的，花钱买来的。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抬了官街上跑，所过之处的各家商、贩，都要按月给他们敛钱，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多。只此一笔，每月远远地超过一般工匠的工钱。何况在官府中，还可以得到其他好处呢？要抬着官下乡，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们了。街上哪家商号、摊贩得罪了他们，他抬着轿子，故意撞到你摊子上，不但踢坏你的东西，还要问你一个“冒犯冲撞”的罪。至于抬的是大官，什么钦差等类的官，那轿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骄横的不得了。清人笔记中记乾隆时，福康安（大将军）的轿夫入苗人家，抢妇女的首饰，巡视都司徐斐禁止，轿夫把徐拉下马，剥去衣服乱打。后来这一轿夫被地方捉了，引起群愤，打了一顿，不当心给打死了。其他轿夫跪求将军，不肯再抬轿，以示要胁。最后把打轿夫的那个官撤差了事。于此一例，亦可见清代大官夫役人等之强横。对于为什么要花钱“买轿杠”来抬，也就可以稍微理解了。

驮轿

二人、四人小轿，八人大轿之外，还有“驮轿”。第五十九回写贾母等人要给老太妃去送灵，要出远门，记其准备及登程情况云：跟随的一共大小六个丫环，十个老婆媳妇子，男人不算。连日收拾驮轿器械。临日，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贾珍骑马，率领众家丁围护；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环坐，并放些随换的衣包等件。

这里把驮轿写的很具体，很明确。一是收拾驮轿器械，二是二人合坐一乘驮轿，三是一人坐一乘驮轿，有此三点，即可说明驮轿的几个特征了。“驮轿”又叫“骡驮轿”，简单说，就是用骡子驮着一顶轿子。因为它是用骡子驮而不是用人抬，所以又有它的特征，不同于一般的轿子。特征之一，是它体积大，比一般八抬官轿还要宽大些。因为宽大，所以轿杆也比一般轿子为粗，更结实些。其长度是前三、后四、中五尺，即中间轿厢部分，长约五尺，伸在轿厢前面的轿杆长约三尺，伸出后面的轿杆长约四尺。特征之二，是可以坐两个人，一般人抬的轿子，只能坐一个人，如果多一个小孩，那小孩不是抱在大人怀中，就得盘腿坐在大人脚下轿板上。驮轿之轿厢宽大，便可坐两个人，挤一挤，并排坐也可以。两边架板，斜身交错坐也可以。自然都是比较狭窄的。两边架板当坐位，那个板就很窄，有似乎坐狭板凳了。特征之三，它不同于一般轿子处，是没有“横杆”、“肩杆”等，驮轿的轿杆，前后两面杆头上，有四五寸长的地方，都用铁包起来，有很粗很牢的铁环，用粗绳子把轿杆绑在驮骡的驮架上，那是用很粗的柳木弯成的两个半圆圈，用横档连在一起，架在驮骡背上时，架子正好嵌在驮鞍鞍槽中。所以驮轿在使用时，必须把轿杆两头都绑在架子上，这样驮骡才能驮。所谓“收拾驮轿器械”，就是把平日不出远门、不常使用的驮轿的轿厢、轿杆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松铆的地方，轿厢松动否？轿杆坚固否？铁环勾子等有否锈损，该掉换的掉换，该加固的加固，要准备好架子和绳索。把驮轿帷子上好，把前后轿杆绑在架子上。轿厢内坐板放好、垫好等等。

驮轿也要上帷子，冬天棉帷子、呢帷子等，布制棉帷子、夹帷最普通。棉帷子有里有面，中间絮棉花，像做夹板棉门帘一样，都要用线密密地衲过，而且衲成各种花纹，如像眼块、贯圈、云头、回文万字，再高级如什么“八仙过海”、“狮子滚绣球”等。也要开窗，一般在帷子左右两面，各有一尺许见方的小窗，或装玻璃，或嵌纱，四周也有阔边。轿门是小夹板帘子。如夏天行路，轿门前还要撑起遮阳幔子。前后两匹骡子驮着走，骡子驮载力在三百斤左右，合力当超过六百斤。一乘驮轿，如坐两个人，再加轿子本身以及所带物品，总重量也不过三四百斤，两匹健骡驮来是十分轻松稳妥的。

乘坐的时候，轿中坐板上坐垫铺好，撩起轿帘，人坐进去，扶住两边窗棂扶手。上驮的时候，先上后面的架子。把备好驮鞍的骡子拉过来，两个人抬起架子腿，骡子一低头钻进架子去，当骡头快要碰到轿子后壁时，抬的人对准鞍槽，往下一放，正好稳嵌在鞍槽中。后面驮好，马上过来抬起前面的架子，再让前面那匹骡子驮好。同时驮好后，一乘驮轿便可款款地上路了，前面的骡子也挂着大串铃，大红踢胸，迎着朝阳烟霭，或冒着料峭晨风，驮着客商，开始了一天的旅程。

驮驮轿的骡子，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首先，前后两匹走路，要保持一致性，不但快慢要一致，而且步伐节奏要一致，尤其在转弯、过河、上山、下山时，两个骡子的动作要配合好。因为两个骡子驮着一个沉重的东西，而且是庞然大物，又是硬的，这就势必要求熟练于这种驮载的骡子来驮，所以都是一对对配好的，高低一样，步伐、性格都适应，拆开来使用一般都不行。两个骡子，前面一个走起来方便，因为没有东西妨碍它的视线，但它上驮时，要退着上，像拉车驾辕一样。后面骡子头正碰在轿子后壁，前面的路一点也看不见，好像蒙头闭眼走路一样，是要很驯良的、能耐劳负重的牲口担任。后面先上驮，当骡倌把架子放在它鞍槽上后，前面尚未上驮，这时驮轿后高前低，成四十度左右倾斜着，在这片刻时间里，它要默默地、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着。

驮轿被健骡驮着，负重至远，在不到一百年前，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走远路，走山路，更是非常实惠的。坐驮轿走长途的实际情况，现在已经看不到，当然也就更难体会了，只好依靠旧时的文献，来想象一下驮轿行旅的况味。八十多年前，庚子时，那拉氏和光绪狼狈地逃出北京，经延庆州向怀来、宣化逃去，路上就坐的是官轿和驮轿。下面摘引一点当时怀来知县吴永（字渔川）《庚子西狩丛谈》七月二十二日的记录：出城八九里间，忽大雨如注……幸俄顷而雨止。适见近面有一驮轿，迤逦而来，一骑为前导……即高声问曰：“来者其怀来县耶？”予应之曰：“然。”曰：“此即军机赵大人，”而舆行已至身畔，予方拟下马，赵公即搴帘止之……俄见肃亲王乘马先至……语曰：“皇太后乘延庆州肩舆，其后驮轿四乘，皇上与伦贝子共一乘……旋见导骑十余驰骋而来，前骑传呼驾到，遥见四人舁蓝呢大轿前行，将至店门，予跪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太后圣驾；接连一驮轿，见其中对坐二人，复高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上圣驾”……

从吴渔川的记载中，不但可以看出当时那拉氏出走时的慌张情况，什么皇太后的“龙凤舆”、全份銮驾都没有法子摆了，只坐了个延庆州的四人官轿就不错了。延庆州即现在的延庆县，在北京北面远郊山中。当时是“直隶州”，比县高一级，比府低一级。四人蓝呢轿，是知州的轿子。“赵公即搴帘”，看得出驮轿上是放下轿帘的。当时正下过雨，旧时驮轿、轿子等都随行带有油布、或油绸雨罩，是能防雨的。当时吴渔川骑在马上，轿中人搴帘谈话，近在身边，高度一样。“而舆已至身畔”数句，写的十分逼真。“其中对坐二人”，其一就是光绪，不让他一个人坐，而让伦贝子和他同坐，又对面坐，自然座位很狭窄，十分局促了。《红楼梦》写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按情理是不会对面坐的。因为驮轿虽然宽大，两人对面坐，随便怎么也坐不舒服。如何才能使贾母舒服一些呢？一是并排坐，贾母宽敞一些，贾蓉媳妇侧着身子稍坐一些。再不然贾母坐正面，贾蓉媳妇盘腿坐在前面轿底上。至于为什么别人不带，单带贾蓉媳妇呢？因为这在宗法社会的礼仪中，“长房长孙”是最重要的，分家产他要单独得一大股，参加各种典礼活动也要有他。“长孙”重要，自然长孙媳即所谓“孙妇”也就处处少不了啦。

驮轿过去主要是秦、晋山区行旅的特殊交通工具，后来在北方许多地方普遍使用。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说：“天下有九福……秦垄鞍马福”，这也该包括驮轿在内吧。乾隆时秦朝《消寒诗话》中有一则道：余壬辰春游晋，暮春自晋入都，乘马舆行正定道中，山坞桃李盛开，夹道绿杨如画。如此数十里不绝，得句云：“轻雷小雨涨山泉，净洗桃花彻骨妍。一枕软舆蝴蝶梦，春魂飞绕绿杨烟。”孰谓北方风景遽逊江南也。

这里所说“马舆”就是驮轿。因为“驮轿”、“轿”等都是俗称，不能入诗。文人总不免要酸溜溜地换个雅言，如轿子叫“肩舆”，八抬大轿叫“八座”，驮轿虽是骡子驮的，但为了“雅”，也只能叫“马舆”了。这就是昔时写文、写诗的窍门。不过这一段文字写得的确不差，真可以说是为山乡行旅之乐传神，堪称有关驮轿的风流诗话了。小诗也极清丽，所说“一枕软舆”，也是有真实体会的。驮轿轿厢宽大，靠后壁横放近二尺宽的坐板，摆个靠枕，人可以斜着身子半躺下，打起轿帘，一边行路，一边看风景，缓缓而来，深得“卧游”之乐。如果是春秋佳日，行走在风景优美的山区中，那真比现在坐旅游车旅行还舒服呢。当然，有乐也有苦，遇上天气不好，大风大雨，发大水，那就要十分狼狈了。《林则徐日记》道光二年五月十八日记云：黎明行，积水甚多，车已没髁，幸未颠复。遇台湾都司骡轿落水，众人拯而起之。

在这种情况之下，驮轿就没

骡车

再有，在清朝关里人下关东，山西人大多是去做生意，山东人大多是去种田，河北人则很多都是逃荒去的。几年之后，山西人赚钱最多，可以坐驮轿回乡；山东人次之，可以骑牲口回家；河北人则又次之了。所以当时流传民间谚语道：山西人，骡驮轿；山东人，大褥套；河北人，瞎胡闹。

这又是有关驮轿的民间文学资料，可供关心“民俗学”的人采风了。骡车《红楼梦》第三回，写邢夫人带着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其中写到骡车道：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老婆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驾上驯骡，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方下了车。

这段文字把骡车写得很形象，是很简洁、很优美的一段文字。《红楼梦》在后面各回中写到车的地方很多。如第十九回写宝玉到袭人家去，袭人怕人家看见，“命他哥哥去雇一辆干干净净、严严紧紧的车，送宝玉回去”。又写“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车，放下车帘”。这是在街上雇车的情况。

又如第二十九回写到清虚观打醮，“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黑压压的站了一街的车”。这是写荣府女眷全体出门的车辆情况。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多举了，总之所写的都是骡车。

在我国的历史上，车的使用是很早的事。甲骨文中很早就有“车”字，而且是横写，是个很明显的象形字。近年殷墟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当时殉葬的车架和马骨。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更是以“乘”来计算战车，以“高车驷马”表示阔气，车更成了很普通的东西。不过那时都是马车，而且很高大，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图案看，倒很有些像西方轻便马车的样子，同近代的骡车不大相同。六朝时达官贵人又多坐牛车，有“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等快牛名称（见《南齐书·陈显达传》）。石崇和王恺斗富，王恺有三样赶不上石崇，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的牛车没有石崇的牛车快。另外，晋朝宫禁中还流行过“羊车”。唐代流行骑马，不大流行车。明、清两代，官吏都是坐轿的多，在北方和在首都北京，又盛行骡车和驴车。骡车阔气，驴车寒酸，像《红楼梦》中那样的豪富之家，自然都是乘骡车的了。

骡车有自己家中养的，也有市上雇的；有在城市内街道上行驰的，也有走长途的；有十分考究的，也有一般的，其间种类繁多，也是说不胜说。我国历代的“车制”，研究起来，也是一门专门学问。过去孙人和老先生专门研究过车制，对于历代车辆情况，如数家珍，可惜没有著作传下来，是很遗憾的。骡车，本来是近代的东西，去古未远，原本用不着多谈。但是在现在这种车辆却不容易看到了。尤其是当时高级的、十分讲究的骡车，像《红楼梦》中所写的那种“翠幄清油车”，如不稍加解说，对于未见过实物的人说来，也是很难想象的了。

要说清楚骡车，最少要分三个部分来谈。即第一说清楚“车”和“骡”，这是骡车的根本；第二说清楚车的附属部分，如车帷、车垫、挽具缰辔等物；第三说清楚骡车的演变过程和坐车人的身份等等。把这三个部分说清楚，对于《红楼梦》中所描绘的各种车辆，不管他在文字上描绘得多么绚丽，也都是不难理解的了。

车和骡

骡车，笼统地说，是骡子拉的车。这样叫实质上并不确切，因为这种车在过去习惯上也是叫做“轿车”的，它区别于现在还是普通的载物用的骡车，即过去习惯上叫做“敞车”，北方俗称“大车”的车辆。现在所说的骡车，是用骡子拉的专门坐人，有篷子、有帷子、有些像轿子般的车辆。

轿车的具体样子，在五十年代出版的小本《新华字典》上还有图，虽不十分细致，但可以看出个大体的样子。车是木头作的，一般用榆木、柳木、槐木、桦木等等，高级的可以用红木。分车辕、车身、车梢、车篷、车轴、车轮等六个部分。车辕是两根长木后连车身、车梢，是全车的龙骨。车辕部分长约三尺，车身五尺，后尾车梢一尺。嘉庆时人方朔《金台游学草》收有一篇《骡车行》，开头四句道：厢二尺阔三尺高，轮双辕两八尺交，上复圆幕前帘飘，后余一尺为空梢。

这四句诗基本上把车的尺寸说清楚了。只是箱二尺阔少一些，即使按老尺计算，车厢的阔度一般也在二尺五以上吧。车辕前梢头部以铜或铁包镶，上下有竖插销，如大钉状，用以挂牲口的挽具。车辕前梢后约尺许处，钉有金属槽口，夏天用以插遮阳的撑竿，即《骡车行》中所说的“檐外莲茎竹对挑，高承青障阳不骄”是也。车身前沿靠辕处，外露一尺余，左右跨辕坐，可各坐一人。车身底部坐人处一般为木板，高级者木板处用极密的棕绷，再高级的用朱漆的细藤绷，基本上和床绷一样。有一条长矮凳，放在车辕处，不用时和车身一样平，用时拿下来放在地上作为女眷上车时垫脚的踏脚。另有一根方形木棍，平时也横放在车辕上，车停下来时，用以支住车辕，省得白白压着牲口。车厢有木架、有篷，顶部半圆形，用竹篾编制，以布裱糊后，拿桐油或广漆，里外油过，不怕雨淋。车厢尾部露出一尺多长的后梢，有横木档，木档上再钉金属饰件。可以捆绑行李等物，也可以面向后坐人。普通轿车，车轴都在车厢中部。轴亦木制，因重量正好在重心上，没有弹性，所以行走时震动很大。如果路再不平，人坐在车中是十分颠簸的。在清代同治、光绪之前，有一种大型的、车轴在车身后部，旁边开车门，类似西式马车的一种骡拉轿车，叫作“后档车”。震动小，坐着舒服，但车身重，要极为骠健的牲口才能拉得动。后来到了清代末季，这种车便慢慢淘汰了。俞曲园《茶香室丛钞》中道：至旁开门后档车，道光年间三品以上大员皆乘之。光绪丙戌，余送孙儿陛云入都会试，此车竟不复见。

丙戌是光绪十二年，说明后档车在光绪十二年，即光绪初叶已经少见了。车轮也是木制，车辐十六根，轮框用硬质木板开笋头拼接为圆圈，用大铁勾钉钉牢。轮面遍钉大蘑菇头铁钉，车辋、即车轮触地的一圈，也密钉大头蘑菇钉，其制造工艺也是很复杂的。车身、车轮全部要用桐油或广漆油漆成荸荠色、栗壳色，即前面引文中所说的“清油”，也即《骡车行》中所说的“辕木左右檀梨雕，木俱施漆轮涂膏”了。讲究的轿车上面有不少金属饰件，最普通的是用黄铜刻花，高级的用白铜刻花，再高级的还有景泰蓝的、乌银的、乌银戗金丝的，如前辕包头、遮阳撑竿的槽口、车门帘钩、后梢大瓦陇钉等等，都是必有的饰件。

讲究完车，还要讲究拉车的牲口。第一要看骡子的年龄、几岁口；第二要看骡子的毛色；第三要看骡子的身材，是否适宜拉车，能否驯练成驾辕的好牲口；第四要看驯练、调教牲口的车把式如何？总之，骡子口要嫩，毛色长得要整齐漂亮，最好是纯色，如纯白、纯黑、枣骝红，身材要头扬、腰长，腿有弹性，在车把式驯练之后，跑起来能又快、又稳，听人指挥知人意。

元代萨都剌诗句道：“三月京城柳飞花，燕姬白马小红车。”这诗写的该有多么漂亮。所以车和骡子要配合得好，互相称得上，才能招人喜爱。清代百本张通俗唱本《阔大奶奶妙峰山进香》段子中有几句写车辆道：吩咐来喜与老王，叫他速去套上车一辆，要大鞍儿搭后档，套上银鬃子带着荔枝黄，支上宝蓝洋绉的过凉帐，矮缎围子亮纱窗。

这种唱本写得非常通俗，生动细致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这就是那时最漂亮的轿车。“银鬃子”、“荔枝黄”都是骡子的名字，是因毛色而得名的。轿车在城里走短途，只用一个驾辕的牲口就够了。去妙峰山进香是出城，路较远，所以要两个骡子，一个驾辕，一个拉梢。像前面所引《红楼梦》第三回中的“翠幄清油车”，那只要驾一个牲口就可以了。那几句引文中所说“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二语，其“抬”字，不是一前一后抬轿子那样地抬，而是一左一右抬起车辕，把车拉到宽处。

车围·车垫·挽具

过去轿车，如果单有车和骡子，即使再讲究，也还漂亮不起来，而且也还无法使用。必须有车围、车垫、挽具，这样车才能使用。这些东西，有最普通的，也有十分讲究的，说起来是无穷无尽的。

先说车围子，简单地说就是用布缝个套子，把车身顶篷和两旁都套起来，以遮风雨。但是如果具体细说起来，那就十分复杂了。从用料说，有布的、绸子的、洋绉的、库缎的、绒的、呢的；从薄厚说，有纱的、单的、夹的、夹纱的、棉的、皮的等等；从补制工艺讲，有缝处、衲处、绣处、锁处、镶边、滚条、顶绦子、顶穗子、嵌纱、嵌玻璃等等，其工艺之复杂，也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当然在颜色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也有原则，即一不能用明黄色，这是皇帝特用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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