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特立独行的猪先生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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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试读：

民国时期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文人雅士颇有魏晋遗风，才女名媛个性鲜明、各具风采。或许是因为身处时代剧变当中，在他们身上，既有对新思潮的追寻，又有对古老风韵的继承。独特的时代背景赋予他们复杂而各异的人生经历，种种矛盾在他们身上糅合成一种独到的气质。

在研究民国史的这些年，我时常被那时的人身上的这种气质所打动，于是决定写这本书。《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诠释了民国时期二十对眷侣的爱情故事，这本书里不只有甜蜜和美满，也写了爱情的琐碎和狼狈的一面。爱情不仅仅是“我只爱你这一句”，爱情也藏在了“世事如书”里。“事世如书”便是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激情和争执，也有琐碎与平淡。

理想的爱情，就像钱钟书和杨绛之间的爱情。钱钟书回忆起自己和杨绛的爱情时说，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在婚姻里，杨绛是妻子，支撑起他们的家庭；在精神上，杨绛是情人，给他爱情的甜蜜；在思想上，杨绛是最好的朋友，给他有益的建议。钱钟书与杨绛是幸运的，他们的一生一起经风浪、长相守。

钱钟书夸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背后是杨绛为人处世的淡泊、优雅。钱钟书像个斗士，横冲直撞中又带有一身孩子气，说话“毒舌”又任性；而杨绛更像是一位母亲，包容他的任性和天真。钱钟书把台灯弄坏了，杨绛修；墨水染了桌布，杨绛洗；每次出了事钱钟书望向杨绛，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

杨绛的淡然和优雅，令人钦慕不已。

然而，并非所有爱情都能这般完美。

沈从文年轻时，曾移情别恋爱上高青子；陆小曼吸大烟挥金如土，徐志摩为维持她奢华的生活只能疲于奔命；金岳霖并不是一生只爱林徽因，也曾有过两个女人；胡适更不是只爱江冬秀，他一生爱过的还有韦莲司和曹诚英；梁实秋在程季淑离世一年后，娶了女明星韩菁清。

既然爱情如此坎坷，为什么我们还用这个书名呢？只是为了粉饰爱情吗？

其实不然！张兆和晚年回首往事，不禁叹息对沈从文迟来的理解；陆小曼晚年素缟，整理徐志摩留下的遗稿，这也是一份厚重的爱意；金岳霖晚年有一天把朋友们聚到一起，说了一句：“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他对林徽因的那一份情意，永远留在了四月天；胡适晚年常说江冬秀是位好太太，太太说的话都要听；梁实秋也在晚年写下《槐园梦忆》，寄托对程季淑的思念之情。

一刹那的爱意，像是湖边吹来的微风，温柔细腻的潜入人心底深处，可以成为支撑一个人一生的信念，在困境中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值得我们回味一生。

因为爱过，所以珍贵。一刹那的爱意，可以永恒。

写这本书，如同翻开了一幅长卷，每个人的样貌都浮现出来，变得那么的清晰和立体，他们都在向我诉说着一段段往事。这些女子，有的如张爱玲那样在爱情中选择自我萎谢；有的如林徽因那样风华绝貌，一身诗意；还有的如萧珊那样为爱勇敢前行；又有的如陆小曼那样多才且任性。

美好的爱情无论何时都会有，而爱情带来的苦涩每个时代的人都无法逃避。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修行。在物欲横流的现在，面对爱情、面对伴侣，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换，而不是想着去磨合。所以我们才更要去回望历史，在历史中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力量。我们回望历史，当岁月流逝，那些故事和人也渐渐消失在长卷中，但那些动人的情话和人们对爱的追寻，却会一直留在泛黄的纸张上，一直流传着。醒来觉得甚是爱你朱生豪·宋清如

引语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朱生豪是谁，也许你会很陌生，那个时代涌现了许多大师，相比之下，英年早逝、作品以翻译作品为主的朱生豪并不是大众最熟悉的，但我想，一旦你了解他，你会爱上这个男人，他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写的情书堪称典范，那种文风我只在王小波的身上再次看见过。而朱生豪与宋清如夫妇的故事更是让人不禁唏嘘。

朱生豪，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出生于浙江嘉兴，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朱家虽不是大富之家，但极其注重对子弟的教育。从小朱生豪的学习成绩就很好。在他十岁的时候，母亲病逝，两年后，父亲也病逝了，从此，朱生豪失去了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撑，他和兄弟姐妹只好由姑母照顾。

一九二九年，朱生豪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了杭州之江大学学习，享受奖学金，主修中国文学，辅修英文。在大学期间，他的才华得到了展现，老师和同学对他都非常欣赏。当时他参加了“之江诗社”，社长为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夏先生称赞朱生豪的作品“爽利无比”，他说道：

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

此子前途不可限量。

一九三三年，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去往上海的世界书局英文部担任编辑，主要工作是编辑英汉词典。但他渐渐不满足于只做这项工作，两年后，朱生豪开始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朱生豪凭借自己精准的语感和深厚的英文功底，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出极高的艺术水准，这实属难得。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在避战的过程中，朱生豪有不少手稿遗失和被烧毁，但这些都没有阻挡他的翻译热情。在他沉醉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世界里时，他的生命中也迎来了一道光，这道光，就是宋清如。

宋清如，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户还算富裕的家庭，家境比朱生豪要好很多。和朱生豪一样，宋清如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然而那时候家里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给她定了一门亲事。对此宋清如曾大喊“我不要结婚，我要读书”，以示抗争。

她从小热爱诗歌，才华横溢。一九三二年，宋清如也来到了之江大学，因为同样热爱文学，于是她就有了与朱生豪碰面的机会。

在一次“之江诗社”的活动中，朱生豪第一次见到了宋清如。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就开始了书信往来。别看朱生豪身材瘦小，内向腼腆，言语笨拙，但他在情书里表达感情却真诚而火热，有人说他是“世上最会说情话的人”。下面这些动人的字句就摘抄自他写给宋清如的书信。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这两天我很快活，而且骄傲。你这人，有点太不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我不是诗人，否则一定要做一些可爱的梦，为着你的缘故，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个诗人，只是为了你的缘故。

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

希望你快快地爱上一个人，让那个人欺负你，如同你欺负我一样。

但愿来生我们终日在一起，每天每天从早晨口角到夜深，恨不得大家走开。

我实在是个坏人，但作为你的朋友的我，却确实是在努力着学做好人。

我只愿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像流星的光辉，照耀我疲惫的梦寐，永远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

我爱你也许并不为什么理由，虽然可以有理由，例如你聪明，你纯洁，你可爱，你是好人等，但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你全然适合我的趣味。因此你仍知道我是自私的，故不用感激我。

真愿听一听你的声音啊。埋在这样的监狱里，也真连半个探监的人都没有，太伤心。这次倘不能看见你，准不能活。

这种俏皮中带着真诚的语句我只在后来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里见过，有人看过朱生豪写的情书之后说道：

现在看来，沈从文是深情无措的稚子，鲁迅是温情别扭的硬汉，朱湘是温柔委屈的弱书生，徐志摩就是个自以为是的小白脸，跟朱生豪比起来，他们都差了一个等级啊。

朱生豪的情书里的一片真诚与痴情，深深打动了宋清如。试想在一个寒冬的夜晚，收到如此热情洋溢的情书，怎能不感到一股暖流淌入心间，又怎能不动心？

朱生豪在情书中对宋清如的各种爱称现在看来也甜蜜至极，比如：祖母大人、傻丫头、无比的好人、小亲亲、宝贝、宋宋、妞妞、小鬼头儿、昨夜的梦、宋神经、你这个人、女皇陛下……

而朱生豪更调皮的则是信末他自己的署名：一个臭男人、你脚下的蚂蚁、快乐的亨利、白痴、猪八戒、罗马教皇、顶蠢顶丑顶无聊的家伙、丑小鸭、你的靠不住的、常山赵子龙、牛魔王……

就在如此热烈的情感碰撞之下，两颗无畏的心慢慢靠近，他们除了用书信传递感情，还在学习上彼此帮助。然而在这份感情面前，宋清如还是一度退却了。她不是不够爱朱生豪，但当朱生豪向她表白时，她拒绝了。

宋清如内心渴望爱情和婚姻，但她又深深地恐惧着，她性格独立但又极度缺乏安全感，这段友谊在朱生豪眼里急需升华到婚姻的层面，而宋清如心想，从爱情到婚姻，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

一九四二年，两人的爱情长跑也已经持续整整九年了，朱生豪和宋清如都已过了而立之年，在那时算得上是标准的“大龄青年”了。在亲朋好友的催促下，两人也认为时机成熟了，为了将来的生活考虑，他们终于决定成婚。

五月一日，朱生豪与宋清如在上海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在婚礼上，夏承焘先生为这对新婚伉俪题写了八个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随后他们便住到了宋清如位于常熟的家中。在此后的岁月里，朱生豪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朱生豪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宋清如的身上，她每天洗衣做饭，后来经济紧张的时候还去帮工挣钱贴补家用，甚为辛苦，宋清如自己也说道：“他译莎，我烧饭。”

一九四三年，朱生豪夫妇返回嘉兴定居，当时的战争局势已经非常糟糕，而朱生豪又不愿为日伪效力，所以他们的生活极为困苦。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朱生豪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朱生豪自己说道：“饭可以不吃，莎剧不能不译。”这段时间，他完成了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的翻译工作。

虽然翻译工作成效斐然，但毕竟莎翁著作庞杂，因此朱生豪和宋清如商量，希望她能帮忙一起来翻译，但宋清如以自己英文不好为由婉拒了。不过宋清如依然是朱生豪的第一读者，并且担任着校对、整理、装订的工作，夫妇二人搭档甚为默契。这时候他们的状态就像写作《围城》时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一样。那时杨绛承担家务，只为让钱钟书潜心写书，写完之后杨绛又是第一读者。娶妻如此，夫复何求。

朱生豪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翻译工作，沉重的负荷逐渐摧毁了他本就脆弱的身体。一九四四年六月，朱生豪被确诊为肺结核，就此卧床不起，这才不得不中断翻译事业。由于当时医药紧缺，朱生豪的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生豪病情加重，临终前他低声喃喃地呼唤着：“清如，我要去了。”

说完，便撒手人寰。这一年，他才三十二岁，宋清如三十三岁，而他们的儿子朱尚刚，才刚满周岁。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

事业未成，甚是可叹。

朱生豪虽然走了，但他的翻译事业可远没有结束。宋清如为了完成他的遗愿，面对那三十一部一百八十万字的手稿，选择了整理和继续，同时她还要抚养嗷嗷待哺的孩子。

朱生豪留下的手稿和怀里的孩子，就是宋清如活下去要完成的使命。

当一个人有了使命，她便有了无穷的力量。

这是一种信念。

最终，一九四七年，朱生豪生前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陆续出版，这让宋清如宽心不少。但在生活上，宋清如依旧是一个人过着孤苦的日子，这时候自然就有人希望她能再续一段婚姻，这样老来也有人照顾，免得清苦，但宋清如都拒绝了。不过这中间还是有些故事可讲，宋清如虽然最后并没有另嫁，但有过一段感情。

一九四九年，宋清如到杭州高级中学任教，当时学校的总务主任骆允治是宋清如的大学校友，两人相处融洽。骆允治对宋清如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比较照顾，比如宋清如生病不能去上课，骆允治就会去帮忙代课，这一点同校的师生都看在眼里。

一九五一年，宋清如生下一女，这年宋清如已经四十岁了。对于这个女孩，宋清如的书稿里并没提及，甚至外界也讳莫如深。比如宋清如曾写过回忆朱生豪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写道：“宋清如女士，四十多年来，抚养唯一的儿子成人。”

这不知是宋清如的意思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其实宋清如倘若真的与骆允治走到一起了，那也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任何人能要求宋清如不能再嫁。而且两人也有过同居的生活，朱生豪与宋清如的儿子朱尚刚在《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一书中说：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骆先生常常在课余和假日来看母亲，后来，母亲怀了孕，并且于一九五一年暑假回常熟乡下生下了我妹妹。

这个女孩取名宋芳芳。后来想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两人决定分开，这个不圆满的结果让宋清如手足无措。骆允治无法给她一个名分，因为骆允治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名叫毛玉碧，住在乡下。当时骆允治写信给妻子，希望能离婚，但毛玉碧并没有妥协，最后离婚之事不了了之。后来随着各种运动的到来，骆允治的命运跌落低谷，被下放到萧山劳动改造，于一九六七年病逝。

毛玉碧不妥协肯定是骆允治与宋清如没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但也许还有彼此性格不合，又或者是宋清如对朱生豪无法释怀的因素在，真实原因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宋清如的选择。这样一来，似乎就能解释为什么宋清如对于女儿不愿多提。

关于宋清如的这段感情，朱尚刚说道：

骆允治和母亲那一段时间相处得很融洽，也曾考虑过今后走到一起的事。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是什么原因母亲从来没有讲起过。

此后，宋清如离开了杭州高级中学，去往杭州师范学校，也算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此宋清如彻底封闭了自己的感情世界，把自己的晚年奉献给了文学，潜心整理朱生豪留下的手稿和未完成的翻译事业。

她只能从那早已泛黄的书信中，感受朱生豪的心跳和温暖。

有了爱，便无可畏惧。

一九七七年，六十七岁的宋清如回到了嘉兴，她时常一个人回忆与朱生豪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回忆起第一次与朱生豪相见的情形时，她说：

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一九八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里面收录了朱生豪翻译的三十一本剧本。而宋清如与朱生豪之间往来的书信，当时出版社也想出版，但宋清如表示了拒绝。后来出于对书信文学价值的考虑，宋清如答应出版书信集，这才有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宋清如突发心脏病离世，享年八十六岁。

现在嘉兴市区禾兴南路七十三号朱生豪故居门口，还有一座朱生豪和宋清如雕塑，雕塑中的他们相拥在一起，彼此依偎，似乎是在喃喃细语，又像是在深情相望。他们就像一对神仙眷侣，望着诗意的远方，仿佛这个喧嚣的世界与他们无关。

这座雕塑的基座上有一句话，出自朱生豪曾写给宋清如的信，上面写道：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我在他们的故居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受触动。身边的一位游客把这句话念了一遍，淡淡地说了一句，写得挺好的，就走开了。故居里的游客熙熙攘攘，他们指着宋清如的照片说，好漂亮，看了介绍才恍然大悟说，莎士比亚作品原来是相框里这个男人翻译的啊，了不起！

我在那雕塑旁伫立许久，不肯离去。只有懂得了历史，知晓了故事，去寻找一些历史的痕迹才有意义，也会触动更多的情感。我一向不喜欢很热闹的景点，而喜欢去人烟荒凉的地方，或者去寻找某位大师生活过的故居，或者去寻找他们的墓地，带上一束花，以表达对惊扰他们的歉意。

一切都会过去，往事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的躯体也将归于尘土，寂静地躺在坟墓里。

一切的苦乐都是暂时的。唯有爱，才能永恒。

就如同朱生豪与宋清如，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钱钟书·杨绛

引语

钱钟书与杨绛，注定是要相遇的。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能注定。

一九一〇年，钱钟书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后来在辅仁中学读书，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数学只考了十五分，但是国文和外语皆考了满分，按照当时清华的入学标准为正常入学，并非破格录取。

杨绛，本名杨季康，一九一一年七月出生于北京。她在家中排行老四，父亲杨荫杭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政法系统内工作，她的母亲是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典雅妇人，杨绛后来回忆起自己父母的相敬如宾时说道：

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杨绛，身上自然有着知书达理的特质。一九一七年，杨荫杭因得罪权贵被停职，于是杨家举家回到了无锡。亲友介绍了无锡的一处旧宅给杨荫杭，这处旧宅就是钱钟书家，虽然最后没有成交，但钱、杨两家此时已经有了往来。

后来杨绛随着家人迁往苏州，在振华女中读书。有个同学费孝通挺喜欢杨绛的，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中学毕业后，杨绛一直想报考清华大学外语系。虽然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心有不甘的杨绛只好选择报考东吴大学。在她大四那年，学校因学潮停课了，同学们便想着北上去燕京大学借读，杨绛心底还是想去清华，正好那时候费孝通已经在燕京大学念书了，他就很积极地接杨绛和同学们去燕京大学参加考试。考完了之后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望老朋友，她的同学孙令衔正好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于是两人结伴而行，这位表兄就是钱钟书。

孙令衔和表兄叙完旧之后接杨绛同回燕大，表兄送了他们一程，这是钱钟书与杨绛第一次相见。初春的微风穿过古月堂，沁入少年少女的心。初次见面，杨绛看着眼前这位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的风度翩翩的少年，心弦被微微拨动了一下。

钱钟书与杨绛，注定是要相遇的。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

后来两人再次见面，约在了清华大学工字厅。钱钟书说道：“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对话就是这样直白，一旦遇到了自己心动的那个人，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从对方的瞳孔里，你会看到光。其实，当时钱钟书是有过婚约的，女方是叶公超的堂妹，不过两人互相没感觉，也就没有后文了。而杨绛呢，则有一个费孝通追在后面跑，并时常表白，自诩是杨绛的“男朋友”。

后来钱钟书与杨绛开始书信往来，一通起信来，两人便欲罢不能，基本上一天一封，到后来钱钟书要放假回家了，杨绛感到失落，直呼这是坠入爱河了。那时钱钟书对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钱钟书与她志趣相投，两人甚是合拍。

钱钟书与杨绛都是无锡人，小时候见过面，只是印象不深而已。他们两个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连杨绛的母亲都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一九三三年，钱钟书毕业了，两人面临第一次分别，虽然当时清华大学希望他留校，但钱钟书淡淡地说：“清华无人可为我师。”正好那时候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所以钱钟书就去了上海，在光华大学任教。而这时候的杨绛还没毕业，分离异地，只能把思念化作文字，两人书信往来越发频繁。尽管杨绛说自己不太爱写信，但钱钟书依旧写个不停，还写了不少情诗，比如下面这几首。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钱钟书每天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父亲钱基博看在眼里，心中便有了打算。有一天他看到一封杨绛寄过来的信，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看到杨绛在信中写婚姻大事不能她与钱钟书认可就行，还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他们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深觉杨绛知书达理，越发欢喜起来，不禁夸杨绛真乃性情女子。

两人谈婚论嫁的事也就此摆到了台面上来。双方家长本来就相识，于是就按照礼节为钱钟书与杨绛两人订了婚。双方家长挺开心的，倒是他们二人有点懵，明明是自由恋爱，到头来反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婚是这样订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一时间羡煞旁人，对于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胡河清曾赞叹：

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因为在婚前钱钟书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所以婚后他便带着杨绛同去游学。刚到英国，因为吃不惯房东做的饭，钱钟书日渐消瘦，杨绛只好到外面去找房子，然后置办厨具。有了厨房，杨绛就“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两口子的生活倒也温馨甜蜜。多年后，杨绛回忆她与钱钟书的婚姻时不禁甜蜜地说道：

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

他写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钱钟书在学术上是满腹才情的大才子，但是在生活中却像是需要照顾的孩子，往往帮忙也成了帮倒忙，因此家务就全落到了杨绛的肩上。而杨绛也确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钱钟书时常弄坏家里的东西，每次都是杨绛来收拾。台灯坏了，修；墨水染了桌布，洗；每次家中物品损坏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嗯，不要紧，杨绛就是这么全能，所以钱钟书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到了英国后，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经常往图书馆跑，两人甚至还比赛，看谁读的书多，读完两人还要相互点评一番。杨绛是这样说的：

作为钟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一九三七年五月，钱钟书与杨绛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阿圆，钱瑗的到来让钱钟书满是欢喜，他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此时的钱钟书虽身在国外却也心系祖国还有家人，但因钱瑗尚在襁褓之中，只好延期回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钱钟书夫妇乘坐法国邮船阿多士二号回国，出发前钱钟书已经答应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邀请回清华任教，但此时国内战事变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早已合并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并且迁往了云南昆明，于是钱钟书只好从香港上岸，然后再乘船到越南，最后辗转到昆明，前往西南联大任英文系教授，一年后去往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杨绛则带着钱瑗继续乘邮船北上到上海，此时的钱杨两家人都已经到了上海法租界避难。抗战期间本来生活条件就艰苦，吃还好，住的话那就是得挤在一起。杨绛虽然有点不自在，但倒也和和气气地与钱钟书的家人相处，获得钱家老小一致好评，钱父大呼老钱家得福。

一九四一年夏，钱钟书从蓝田国立师院辞职回到上海，准备度过暑假后重返西南联大任教，却因聘书迟迟未送到而未能成行，十二月一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无法离开，只好留在了上海，随后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

一九四二年年底，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甚是欢喜，说那就写吧，这部小说便是《围城》。每次钱钟书写完一章，杨绛就忍不住立刻拿来读，读完又催他赶紧写。在《围城》里，可以看出钱钟书在战争环境中的困顿和压抑。抗战结束后，《围城》出版，一时引起热议。钱钟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问世时，钱钟书也特意说道：“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既是一位勤恳的妻子，又是一位懂他的情人，更是能帮助他的朋友，这实属难得。

杨绛对钱钟书的宽容和保护还能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比如后来住在清华的时候，钱家的邻居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家。那时候钱钟书养了一只小猫，林徽因也养了一只猫，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林徽因家的猫的欺负，于是钱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根，将其置于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便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示意他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可钱钟书顾不上这些，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哈哈，看吧，钱钟书就是这样心直口快，坦然得像个老小孩，每次都是杨绛替他处理一些人情世故上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钱钟书和杨绛也响应号召下干校，那时的他们哪怕劳动再忙、身体再疲惫，也不忘去看对方一眼，说上几句话，据郑土生后来回忆：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

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好在这段下放干校的时间不长，一九七二年三月，他们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那里的环境并不好，蚊虫多，再加上钱钟书有哮喘病，有次因为打扫卫生时吸入了过多的尘土，而被送往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才转危为安。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都是杨绛在身边照料他。

后来他们又住到了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一家人这才安定下来。女儿钱瑗陪伴在父母身边，钱瑗生性活泼，看人看事也很准，有次钱钟书在家改卷子，让钱瑗帮忙记成绩，钱瑗就对钱钟书说：“爸爸，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男女朋友）。”

钱钟书问：“你怎么知道？”

钱瑗回答：“全班学生的课卷都是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英若诚与吴世良的地下情就这样曝光了，最后他们也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儿子就是著名喜剧导演英达。

然而调皮又可爱的钱瑗命运困苦，她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在那个十年开始后，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直到一九七四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成了新的家庭，过上了温馨的生活。然而，天不假年，一九九五年，钱瑗开始出现咳嗽的症状，后来是腰疼，当时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挤公交造成的，直到走路都困难时才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是脊椎癌。钱瑗生病时也正好赶上她父亲钱钟书生病，于是，杨绛要同时照顾两个人，其辛劳可想而知。

有一天，杨绛去看钱瑗，因为之前每次打电话，钱瑗都是嘻嘻哈哈的，因此她以为女儿的病不会重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一次，看到女儿在病床上连翻身都困难，她明白了女儿病情的严重，心痛不已。

女儿的心里也明白。

她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她。

她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钱瑗在安睡中去世了。周围的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钱钟书，只能假装钱瑗一切都好。最后钱钟书知道后悲痛万分，不能言语，但他也理解杨绛心里的苦。

后来杨绛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钟书病逝。杨绛接连失去了女儿和丈夫，悲痛之余她开始写往事，于是有了《我们仨》这本书，她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每次读《我们仨》，我都会感动不已，就像看一位老者拿笔绘制一幅幅日常生活中家人相处的画面。温馨的美好的一家人，一些日常的琐事，虽然平常，却也饱含温情。杨绛这样感叹道：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没有了爱的人，便也没有了家，独居的杨绛先生从此深居简出，鲜少见客，但有例外。有一次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先生，他曾在年少的时候疯狂追求过杨绛，多年来两人虽无爱情但也是老友一场，谈话之余难免触景生情。离别之际，杨绛先生望着费孝通踽踽走下楼梯时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一语双关，费孝通也只好点头答应。

杨绛先生每天整理手稿写写字，独居多年。岁月带走了她的亲人，却给了她一个精神家园，在那个家园里，他们一家人，永远不分离。

杨绛先生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并以此自况：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沈从文·张兆和

引语

他（沈从文）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然后塞进口袋里，手紧紧地抓住了它，仿佛生怕它会飞走似的。他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了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一九二九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一名男子站在讲台上。他看着下面坐满了人，原来精心准备的开场白却一字都说不出来，就这么呆呆地站了十分钟。学生们就这样看着他，就像看一个羞涩的小孩子一样，他们窃窃私语。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那名男子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道：

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他们不是笑老师胆怯，而是觉得他很可爱，用笑声宽容了他的惶恐。

这位老师便是沈从文。

这是他第一次讲课，这年他由校长胡适聘请来校任教，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他没有任何背景，只有一张小学文凭，胡适看中的只有他的才华。这种情况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也可见当时学界开放的胸襟。为了这次讲课他还买了件新衣服，为了不迟到，又特意打了辆黄包车来学校，而这次讲课的报酬还不够付车费，可见他内心的激动和对这次机会的重视。后来胡适听说了沈从文在这堂课上发生的尴尬事之后便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在这次课上，有一个英语系的女生慕名前来听他的课，坐在某个角落。她也许抬头看过这位胆怯可爱的老师，并像其他同学一样笑了笑。这个“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的女生就是张兆和，她是学校公认的校花，因为皮肤黑，男生都喊她黑牡丹。那时追求她的男生很多，她还调皮地把给她写情书的男生编号，如“青蛙一号”“青蛙二号”等，还真是调皮。

她把这些情书保存起来，却一封都不回。她出身名门，父亲张武龄是位富商，同时也关注教育，和蔡元培、胡适等人关系密切，家里四位女儿分别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此后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建树，都非常了不起，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个是来自湘西宁静的凤凰小城，行伍出身，有才华却自卑，一个是名门之后，家境优越但也孤傲。在遇见之前，这是两个世界中过着两种生活的人，奇妙的缘分将他们从此联系在了一起。

命运是很古怪的东西，把大千世界本来无法遇见的人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贫富悬殊还是相隔万里；缘分是很奇妙的红绳，让我们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让你讨厌到难以忍受，也有些人让你一见如故，无论如何，遇见就是缘，是缘就要珍惜。

沈从文这个从乡下走出来的男子遇见清秀典雅的张兆和，便爱得一发不可收拾，他按捺不住内心狂热的爱慕。他把爱慕之情化作情书，第一封情书的开头就直白地写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爱上了你！

收到一封这样的情书，是什么感觉？也许会怦然心动，也许会惴惴不安。如今我们有了许多沟通工具，但再也找不回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想象一下：在夜深人静之时，爱慕你的男生被相思折磨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只能把绵延的情感化作一字一句的情书，他冷得打哆嗦，搓搓手哈口气之后继续写，他会为了写上一句动人的句子翻遍诗集，会为了一个桥段看遍经典电影。在爱情中，再呆板的男生也会化作浪漫的诗人，也许他会写着写着突然发笑，笑得羞涩又温柔，他从思念与渴盼中获得了幸福。

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情书里写道：

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做一个快乐人的。

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在信中，沈从文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上，他对情感的表达暧昧而不庸俗，骚动却也真诚，后来沈从文的朋友看到这些情书时大为赞叹：“这个情书才叫真正的情书，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情书。”

收到如雪花般飘过来的情书，张兆和又惊又喜又惶恐。她也倾慕沈从文，要不然不会去旁听他的课，但对他还谈不上喜欢，而是欣赏的成分更多。

更重要的是，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还年长她八岁。她心理上还是越不过师生恋这世俗的鸿沟。

沈从文这只十三号“青蛙”使尽浑身解数穷追不舍，张兆和不理不睬，视而不见。这件事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沈从文还一度嚷嚷着要自杀。这让张兆和没了主意，该怎么办呢？惶恐中她想到了校长胡适，于是张兆和抱着一沓情书去找胡适告状，原以为胡适会安抚她，并答应好好管教沈从文，让他收敛点，没想到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

张兆和：“你看，他是我的老师，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

胡适：“沈从文没有结婚，他追求你是可以的，你同不同意也是你的自由，我觉得沈从文文章写得挺好，挺有前途的，你们可以通通信嘛，看样子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可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场谈话让张兆和更加气愤，原以为校长即使不大发雷霆，至少也会为自己主持下正义吧，哪晓得他还这么调皮地想来结个百年之好，张兆和气愤地拿起信就走了。

胡适虽说这样调侃式地应付了张兆和，却也还是给沈从文写了封信，打了预防针：“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但正陶醉在爱情中的沈从文哪能听得进逆耳忠言呢？倔脾气的他情书照写不误。从胡适办公室失落走出的张兆和在日记中写道：

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张兆和对于爱的理解是对的，爱是双方的，需要灵魂的契合，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爱不是感动，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当爱掺杂了太多的不平等时，这份爱也就不再能给相爱的人带来快乐。

张兆和面对沈从文的狂热追求，冷静中也有一丝悸动，再加上她原本就仰慕沈从文，因此张兆和想完全拒绝却下不了决心。

后来她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比较长，足足有六页，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她在日记里写道：

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

一九三〇年，沈从文要离开中国公学，希望在离开之前与张兆和有一个结果，因此才写了这封长达六页的情书。在信中，他情深意切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恋，张兆和的心理防线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打开，默许了彼此间的关系。

一九三二年七月，张兆和毕业，回到了苏州。沈从文那时候被杨振声邀请去了青岛大学当教授，便从青岛来到苏州张家探访，一是为了缓解一下相思之苦，二是有提亲之意。

盛夏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树上的蝉鸣声此起彼伏，街上的行人少得可怜。他不安地来到张家大院门前，敲开了大门，得到的答复是三小姐不在家，请进来等一等吧。

沈从文并未进门，反倒是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发愣，这时候刚好二小姐允和看到了沈从文并认出他来，便说三妹去图书馆看书去了，还请他进屋一坐。落寞的沈从文茫然失措，留下自己旅馆的地址就匆匆地走了。

当他回到旅馆正低落地望着天花板的时候，突然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正是自己苦苦思念的张兆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是沈从文的诚恳打动了兆和的二姐允和，待兆和回来之后，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最好能邀到家里一叙，理由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张家人对他的包容态度让沈从文松了一口气，他便买了些礼物和张兆和一起去了张家。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并成为最终确定下来的前奏。生性胆怯的沈从文并没有立马提亲，七天之后便回了青岛。一回青岛他就迫不及待地给张兆和写信，询问张父的态度。他在信中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是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后来还让二姐允和去试探性地征求张父的意见，张父是个思想开明的人，在儿女的婚事上并没有强加干涉，便也欣然接受了沈从文。在得到父亲明确的答复后，二姐张允和欢喜地给沈从文发了封电报，就一字：“允。”意思就是父亲允许了他与张兆和的婚事，后来张兆和怕他看不懂，又自己跑去加发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

沈从文四年的追求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果。他们没有豪华的仪式，甚至连新房都简陋、寒酸，可他们相依相爱，这就足够了。

婚后，他们一起去了青岛。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的沈从文，创作力爆发，日后那本不朽的经典《边城》就是在这段甜蜜的时间内定稿的，小说里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的。

对于每个读过《边城》的人来说，湘西那个凤凰小城，便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大多想去凤凰的人，心里都有一座“边城”，还有一个叫翠翠的姑娘。

后来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给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信，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叫他“二哥”。这些信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湘行书简》。

抱得女神归的沈从文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欢喜，就像是一个孩子，热烈而真诚。张兆和面对沈从文也不再是孤傲的女神，她慢慢放下身段，从高处走了下来，把曾经的矜持相待变成了婚姻中的平淡相守。

当美好的恋爱回归了生活，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平淡。面对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张兆和是焦虑不安的，却也很快适应了。相反，沈从文却希望她一直保持着高傲的姿态，这样才能满足他作为一个男人内心的虚荣。张兆和面对这样的沈从文，在信中写道：

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变质、损坏）了……

当憧憬的美妙成了柴米油盐，一切都让人感到失落。沈从文在生活上就像一个孩子，任性而骄纵。他喜欢收藏字画，为这项爱好花费颇多，张兆和呵斥他“打肿脸充胖子”。沈从文还把张兆和的一个玉戒指给当了，用当得的钱买了字画，这让张兆和气愤不已。

张兆和发现，她并不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两人在生活习惯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几乎无法契合，这对一段婚姻来说是个灾难。

张兆和也爱美，但还是把担起生活的重担放在了第一位，正如她所说的：“家里谁都不节俭，事情要我问，我不省怎么办？”她必须维护好坚强的外壳，支撑起刚组建不久的新家庭。

不久，在这段缺乏理解和契合的婚姻中，出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高青子。一九三五年的一天，沈从文因事去拜访他的同乡、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那天熊希龄不在，由作为熊家家庭教师的高青子出面接待。高青子是沈从文的忠实读者，初次见到这位享誉全国的作家难掩兴奋之情。高青子还特意穿成了沈从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样子，两人聊得甚是开心，沈从文曾这样剖析他当时的情感状态：

我真的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

男女之间暧昧的情愫暗流涌动，热烈而让人目眩神迷。高青子很美，张兆和也不否认，但这不是沈从文爱上她的理由，他说他在高青子那里得到了慰藉和理解，这让沈从文沉沦了下去。

沈从文难以忍受这份不伦之恋带来的煎熬，便向张兆和坦白了，很自然张兆和生气回了娘家，这让沈从文焦虑无比。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林徽因，于是他便赶紧跑到了梁家，向林徽因讲了整件事的经过。对于沈从文这场精神上的出轨，林徽因评价道：

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沈从文为自己辩解说，他对高青子的感情与自己的婚姻不冲突，他依然深爱着妻子和孩子，其实他的内心煎熬得很。林徽因耐心地开导沈从文，并建议他去找有着理性思维的哲学大师金岳霖谈谈，希望能解此结。可这世间的情爱，又怎能轻易解开呢？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沈从文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向南方转移，去了当时被称为民族最后的文化血脉阵地的西南联大教书，而张兆和留在了北京，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两地分居的生活、琐碎的家务事代替了之前的风花雪月、浪漫缠绵。张兆和在北京，带着两个孩子，在乱世中生活得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窘迫，她的唠叨和怨恨便也不时抛向沈从文，她对沈从文发泄说他以前不懂节俭，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以前的阔绰造成了今天的艰苦。

一九三八年，沈从文与高青子在昆明相遇，沈从文还把高青子介绍到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两人之间的流言蜚语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作家孙陵曾说道：

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身边好友不忍心看沈从文犯错，有的人热心地给高青子介绍对象，比如翻译家罗念生就是其中的人选，但没有成功，罗念生最后娶了马宛颐。

心已动，情已移，这段恋情终究像是一道云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散了开去。高青子后来嫁给了一个工程师，沈从文发乎情止乎礼，回到了张兆和的身边，直到晚年，沈从文才写下颇有忏悔味道的小说《主妇》。

张兆和面对此时的沈从文，内心自然会有一道隔阂，沈从文心知肚明。他觉得张兆和不爱他了，不愿和他在一起了，还处处躲着他，甚至嫌弃他，沈从文的自卑情绪一直笼罩着他。以前，沈从文的手稿张兆和会经常看，有时还会动笔修改，如今张兆和冷漠了不少。这让沈从文一直很不适应，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的表侄黄永玉曾说：

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

他是那样不自信，还说如果张兆和爱上了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的不自信让他患上了忧郁症，后来他回到了北京，在清华园疗养，时间有两个多月。在他最需要张兆和照顾的时候，她并没有去陪伴他，甚至没有去看望他。张兆和的不理解让他们在婚姻的路上走得很艰辛。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面临他人生即将到来的考验，他受到来自文化界的批判，境遇更加悲惨，众人的冷漠目光，还有妻子对他的责骂，让沈从文无心创作，只好转去做文物研究。

张兆和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清秀端庄的黑牡丹了，她是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岁月早已把她磨炼成了整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妇人。她要为生计着想，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从小衣食无忧的她如今要面临生活的艰难，这让她难免心生怨恨。

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下，沈从文想到了自杀。他在家里喝下煤油，割开自己的手腕，幸好被张兆和的堂弟发现并送到了医院抢救，可他真的受不了这个世界了。

一九六九年，张兆和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而沈从文也作为“反动文人”要被下放改造。离开前二姐张允和去看望过妹夫沈从文，后来她回忆道：

我看望完他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喊住我说道：“莫走，二姐，你看！”只见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

我说：“我能看看吗？”

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

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

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一九八五年，沈从文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说到“十年”时期打扫女厕所的事。他自嘲地说，我在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相当可靠，我打扫的女厕所之干净，没有任何一位女士不满意！听完后那女记者忍不住对他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她没想到的是这位当时已经八十三岁的老人，竟然抱着她的胳膊，号啕大哭起来。

老了的沈从文确实越发像个孩子，他对张兆和的不舍如同孩子依赖母亲一样。在沈从文患病的五年里，他一时不见她便要呼唤，而她，总能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三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复发离世。

他这一辈子，走过很多地方的桥，也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终于，他还是回到了原处，葬在了他的故乡——凤凰。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这句话是由黄永玉先生题写的，镌刻在他墓前的石碑上，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坟地的对面是一个悬崖，崖上蓬勃地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对于他的爱人张兆和，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生前与这位二哥关系很好的四妹张充和也给他写了一副挽联：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他走了，也许带着遗憾。许多年后，他的妻子也渐渐理解了他。张兆和的晚年致力于整理沈从文的作品和书信，在整理完《从文家书》后，张兆和在后记里写下了这一段话：

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晚了，一切都晚了，她懂了，但他早已经走了，一切都已经没有办法重新来过。二〇〇三年的春天，张兆和也溘然长逝，一切都将归于尘土。

在爱情的世界里，又有几人不带有一丝遗憾与歉疚？完美终究是稀少。终其一生，我们会经历种种诱惑与磨难，也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在爱情这个命题上，理解和包容真的很重要，如果当时张兆和能多理解沈从文一些，多给他一些温暖，即使人生坎坷，但相偎相依走过一生，日后回忆往事，也会得到更多慰藉吧。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胡兰成

引语

张爱玲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晚清时期的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显赫的家世让她有“最后的贵族”之称。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性格有些古怪，是名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这点造成了张爱玲的成长环境与外界格格不入，童年布满阴影。

一九二〇年，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家里为她取名张煐，一年后，她有了一个弟弟张子静。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是大家闺秀，长相很美，但与她的父亲张廷重性格不合，两人时常吵架。黄素琼无法忍受张家这种压迫窒息的环境，渴望独立和自由，于是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黄素琼和小姑张茂渊一起出了国，改名黄逸梵，游历欧洲，从此与张家无关，她就是她自己。这一年，黄素琼二十八岁。

从此以后，张爱玲只能和弟弟相依相伴。

母亲离开时张爱玲与弟弟都还年幼，并不知道母亲的离开意味着什么，而且还能时常收到母亲寄来的礼物，姐弟俩倒也开心。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尽管家里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张爱玲的生活倒也不至于阴云密布，然而她不知道，一大片乌云正朝着她飘过来。

一九二八年，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因受到牵连丢官，只好辞去浙江温州职务回到了上海。仕途失意再加上他自己的生活作风一向为人诟病，让他有了改过自新的想法。他决定戒掉鸦片，并写信给远在欧洲的妻子，希望她能回国，在子女的教育中发挥母亲应有的作用，也希望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不要走向支离破碎。不知是深受感动还是母性使然，黄逸梵选择了相信丈夫，返回国内。但不久她发现，自己依旧会忍不住和张廷重争吵，特别是在面对子女教育的问题时，黄逸梵毕竟在欧洲游历四年，更倾向于让孩子们接受新式教育，而张廷重是封建士大夫，他希望孩子们和他一样接受旧式私塾教育。这一次，张爱玲的母亲铁了心要送张爱玲去接受新式教育，据张爱玲自己回忆：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张爱玲父母之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选择了协议离婚。黄逸梵搬出了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租房住，张爱玲仍然随父亲生活。不久，黄逸梵带着一些陪嫁的古董，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

一九三一年，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因为是寄宿制学校，所以她一周只需回家一次，我想，在学校的日子她是快乐的、自由的，但缺失的温暖，却也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回来了。她画画、剪纸，把纸张做成卡片，挑出最美的，托她的姑姑寄给母亲。

母亲对她来讲既遥远又神秘，她只能把对母亲的思念化成文字写在纸上，于是她写了《不幸的她》。母亲离开一年后，她的父亲再婚，娶了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蕃。这桩婚事能成不是因为她的父亲有多优秀，这位孙小姐闺龄二十六未嫁，未嫁原因是抽鸦片。两人在牌桌上烟云雾绕几圈之后，彼此情投意合，便成婚了。这件事情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小的创伤，她自己回忆说：

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当然那时张爱玲说这话是孩子气，这位后母也没有那么阴险凶恶，但这的确让张爱玲无法接受。从父母感情失和到离婚，再到父亲再婚，幼小的她经历了太多，或许她敏感冷漠性格的形成就与此有关。

父亲的再婚并没有收获幸福，他与孙用蕃最多的交流就是抽鸦片。张廷重与孙用蕃抽鸦片需要花费巨额费用，于是只能降低张爱玲姐弟俩的生活品质，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里写道：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生活品质的降低还可忍耐，真正让张爱玲决心与父亲决裂的事情是高中毕业后，她想去往英国留学，但父亲不舍得花钱，于是拒绝了她。母亲黄逸梵听闻后回国，希望能与张廷重协商，但张廷重一直没搭理。其实黄逸梵在国外的日子也不好过，只能靠变卖古董过日子，由她来资助张爱玲留学也很困难，因此只能找张廷重。这时候后母孙用蕃看不下去了，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还对黄逸梵冷嘲热讽了一番。

张爱玲赌气，去母亲那边小住了半个月，回家的时候孙用蕃趁机嘲讽，最后还给了张爱玲一巴掌。张爱玲当场就被打懵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可孙用蕃却恶人先告状说张爱玲打了她。张廷重不分青红皂白就对张爱玲一顿拳打脚踢，嘴上还不住大骂，直到把张爱玲打得奄奄一息，保姆冲上去拉开。

家里人去向张廷重求情，也被骂了出来，张爱玲被囚禁在家中反省，她生病了，还是保姆偷偷给她打针才让她渡过难关。后来有一天趁着警卫换班，张爱玲逃跑了。重见天日后，她选择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

逃跑出来的张爱玲找到了母亲，母亲同意给她一笔钱，同时也给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读书。母亲原本安排她去伦敦大学，张爱玲也很努力地把握这次机会，她考了第一名，但因为战争的爆发，去英国的计划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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