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华勇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全球治理新时代下的国际观试读：
作者简介
牛华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千灯湖产业金融高级智库秘书长。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商学院访问学者。美中青年领袖论坛（Young Leader's Forum）中方代表，哥伦比亚大学能源研究中心研究员（Founding Research Fellow），新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员（2009——2012），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商务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腾讯《腾云》杂志“云中智库”成员。周鑫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外交、中国外交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凤凰网知名博主，著有《中国如何自我表达》等。曹学城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朝鲜半岛及东亚区域问题等。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讲师，千灯湖产业金融高级智库研究员。序言 Preface
过去的200年中，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经历了几次深刻的变化。从“天朝上国”的不可一世，到山河破碎的悲愤交加，再到解放世界的正义满怀。曾经，世界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不知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新的观察世界和审视自我的机会。我们用40年的时间，走过了很多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把一个崭新的古老中国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世界和我们，都在努力适应彼此的新角色和新姿态。其间各种分歧、误解、偏见开始暴露出来。我们发现世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而世界也发现，中国不是那个它期望中的中国。
2008年，作为奥运会的东道主，中国为全世界的客人奉上了最高水准的体育盛宴。这样努力的结果，虽然得到世界的瞩目，获得了很多国家的赞赏，但也遭到了某些不同声音的批评乃至诋毁。10年后的今天，“一带一路”倡议，让我们的视野从欧美转向了全球。这是中国人近20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了解“全球化”。我们的目光，从华夷之辨，进化到中西对峙，再进化到世界文明。不仅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变了，世界观察我们的目光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文明，尝试着主动与中国和中华文明接触，互通有无，相互学习。这是第一次真正平等的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带着学习的心情——更重要的——建设了积极和平等的心态，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与全世界的交往。
200年来的第一次，我们是以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利益攸关方的角色，而不是天朝上国或者半殖民地的角色遇见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打开互联网，可以发现还有很多网民活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中，但这并不足为惧，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真正睁眼看世界，才短短40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还有下一个40年，下一个100年……我们将以全新的面貌站在世界舞台上。我们会努力让所有国民都拥有积极、健康、清晰和全面的国际观，让这样的国际观成为全球治理新时代下中国人的国际观，为未来中国发展打下坚强的价值观基础。牛华勇2018年7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章 世界格局及其走向第一节 大国兴衰：世界政治的历史脉络
对于关注现代政治的人来说，可能从来没有比大国的兴衰更让人感到兴奋的话题。世界政治，浩浩汤汤，数百年以来，群雄争锋，国运起伏。国家为什么勃然兴起，又为什么须臾衰落？兴衰存亡之间，有什么历史规律？何以启示后人？中国在这大潮中间的命运和使命为何？这些问题引发了中外无数政治家的思考。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众所周知，它是中国百年民族耻辱的起点，但是从更大的历史观来说，又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寻求觉醒与复兴之滥觞。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从那时起，为了救亡图存，外国、西方、现代国际关系，这些崭新的概念就极其严肃而又紧迫地摆到了中国人面前，时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到现在，无论是当时的“救亡”，还是今天的“复兴”，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由强入衰、衰极而兴，既是我们在世界大变局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基本脉络，也是世界这场大变局的重要注脚。可以说，直至今日，我们还处在受这场历史变革影响的进程之中。
过去的中国因何而衰？因三千年辉煌却停滞的农业文明而渐衰。现代中国因何而兴？因顺应和融入三百年工业文明的潮流而兴。纵观三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可能是理解长期国家兴衰的最高层次视角。一、农业文明时期的世界政治
农业文明时代的国际格局和今天大不相同。所谓的“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地区性的。当时最高级的政治形态，是各个地区先后兴起的农业帝国，最早以“四大古文明”闻名。当然，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印度人和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通常都不会超过自己生活周围几百千米的范围。实际上，用更广阔的眼光看，当时的世界并不是“四大古国”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万千部落的世界。不计其数的国家和部落生活在世界各地，彼此相对隔绝。只不过其中“四大古国”因为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录和部分遗迹而存入历史，而绝大多数文明最后却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最早期的国际政治，政治单位规模都不太大，而且只与邻近的部落和国家维持着稀松而不稳定的联系，世界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的分散结构。
公元元年前后，世界的分散和隔绝状态得到改善。在一些地区，占有更加广袤领土的统一帝国建立了起来。这时候的欧亚大陆从东往西出现了中华秦汉王朝、印度孔雀王朝、波斯帝国、希腊—罗马文明等几个辉煌庞大的帝国。相邻的帝国之间也有了经常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有的还互相征战。在世界其他大洲，大帝国的出现相对缓慢。总体来说，世界开始从“蜂窝结构”进入“群峰结构”。
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农业文明时代帝国权力的几座“山峰”，就会发现最主要的帝国都分布在欧亚大陆。在地球其他有大量人类生存的陆地上，包括非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数千年之内都没有出现过能和中国的汉唐明清、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欧洲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大帝国。如果说农业时代的帝国是霸权的山峰的话，那么欧亚大陆这块全球最大的陆地就是高峰集聚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这是很奇妙的、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的美国战略学家麦金德因此将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并认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地缘战略思想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当然，农业文明时代的帝国“群峰”仍然在不断发生山体运动。有的帝国会轰然崩塌，有的时候新的霸权“山峰”又会遽然崛起。关于农业时代帝国的兴衰，有几个基本点值得注意：
第一，农业帝国兴衰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业帝国的出现和衰败，与农业经济的基本规律紧密相关。农业时代的生产与工业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技术创新极其偶然而稀有，从长期来看生产效率的提升非常缓慢。在一段时期内，一定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能够产生的产品始终是有限的。这使得农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符合一个总的原理——“马尔萨斯原理”，即从根本上依赖于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土地决定了农业帝国的兴起。几乎所有强大的农业帝国都是在河流地域的肥沃土地上发端。帝国的兴起导致人口的增加，而在“马尔萨斯原理”的作用下，只有获取更多的土地才能养活增加的人口，因此帝国必须不断扩张。地理扩张几乎是农业帝国的宿命。
然而，地理扩张会反过来给农业帝国本身带来巨大的挑战。首先是扩张必定连年征战，这可能会消耗国家的财政和民力。其次，随着土地和人口的扩张，统治的难度也将成几何倍数增加。在广袤的国土上，税收、运输、赈灾、民族融合、地方管理和镇压叛乱，都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最后，帝国的领土还会最终达到一定的地理局限。即便某些帝国有能力治理好更大的疆域，周边的海洋、沙漠和高山也会最终阻碍扩张的脚步。优质的耕地不可能无限地增加，能够供养的人口达到极限，大饥荒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从内部严重冲击国家的稳定。在过去的时代，这些挑战非常巨大，除了像中国等少数几个帝国，很少有农业帝国能够长期地统治广大疆域。从强盛扩张到衰败分解的帝国宿命不断重演。
第二，外部入侵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如果在眼前摆放一幅欧亚大陆“世界岛”三千年的流动地图，就会看到，大陆边缘通往海洋的大河流地域孕育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农业帝国，谱写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这些强盛的帝国全部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东、南、西部边缘的农业平原，而在大陆正中央的广袤草原，从文明史来看近乎一个空白的“黑洞”。但这个黑洞的力量不可小觑。草原游牧民族不擅文化建树却擅骁勇征伐，数千年时间内左突右撞，反复改变着欧亚大陆各个帝国的命运。对于一个因过度扩张、内部消耗而渐趋衰落的帝国来说，来自蛮荒之地的入侵往往是最后致命的一击。罗马文明彻底衰败于北方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日耳曼人的南迁，则是被来自亚洲匈奴人驱赶的结果。印度古文明断绝于中亚南下的雅利安人。西亚诸帝国的历史，简直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反复冲刷的历史。中华文明虽然最为坚韧绵长，却也始终处在草原民族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种欧亚大陆中央与边缘的关系，连同各帝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相邻帝国之间时有的冲突关系（其中尤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长期冲突关系为甚），构成了农业时代几千年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面貌。
第三，是农业帝国的文明聚成。农业帝国的寿命往往是有限的。大多数帝国都只有几百年历史。能像中国这样大分散和大混乱以后总能反复重拾大一统的帝国几乎绝无仅有。但几百年帝国统一的时期，却足够留下统一的文明遗存。帝国不断衰败和分解，其留下的文明遗产还是在各个地区沉淀下来。世界文明的板块开始出现，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基督教文明，等等。这些文明在生产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上大同小异，但在文化上尤其是以宗教／信仰体系而相互区分。几大文明之间的联系随着帝国的兴衰而时紧时疏。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5世纪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为止。从那以后，“群山”林立的局面才逐渐被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结构取代。二、工业时代的世界政治
我们用有限的篇幅描述农业文明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为了对比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革。这一切的变革，都是从欧洲的崛起开始。
欧洲文明并不是天生的王者。相反，欧洲文明是帝国崩溃以后大混乱、大衰败的典型。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就进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与亚洲大陆此后不断兴起的辉煌帝国相比，欧洲在农业生产力上停滞不前，在政治上近乎一盘散沙，其落后之甚，导致近千年时间里对外都基本处于学习和防御的地位。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促使了欧洲各地的君主、贵族和领主们彼此竞争，为了保卫领地、扩充金库和相互征战而争相学习、应用外来的(1)新技术。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以后，欧洲各国被东方文明的发达程度深深震撼，并很快通过同东方贸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颠覆了传统思想与僵化体制。本来产生于东方的火药、印刷术、陶瓷、航海和制糖等技术，却在欧洲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欧洲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逐步追赶上了亚洲先进文明。不但如此，欧洲国家在情感的巨大震撼和思想的痛苦革新中，开始率先探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科学领域在18世纪引发了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对自然力和人畜力的依赖，通过化学能源创造出新的物理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欧洲人打破了农业文明的“马尔萨斯魔咒”，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在技术上取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欧洲的异军突起摧毁了传统的世界结构。最早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引领海外殖民浪潮，摧垮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仍然处在“蜂窝”状态的部落社会，并通过人口迁移，把美洲和大洋洲改造成为西方文明的“延伸地带”。19世纪，欧洲人开始把炮口调向亚欧大陆上巨大的帝国。印度最终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激烈地抵抗之后，也最终败下阵来。大清王朝苟延残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大部瓜分。19世纪末，就连非洲大陆也像切蛋糕一样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至此，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正式形成。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西方文明成为权力高原，一方面对其他文明和国家有着“一览众山小”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在“高原”上又发生着剧烈的“地质活动”，权力的高峰不断崛起和更替。从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英国、法国、德国，欧洲内部一面不断演绎着大国兴衰，另一面反复出现“势力均衡”，在欧洲那块狭小的土地上上演着精彩绝伦却血光四溅的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而对于欧洲权力“高原”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列强时而共同作战，时而又争抢瓜分，欧洲的殖民体系遍布全球。这种以欧洲为中心舞台的“高原结构”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让世界政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从整体来看，西方仍然是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中心，但是王者的桂冠却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西欧大陆向两侧的“延伸地带”旁落了。苏联和美国以更为庞大的国家力量，成为主导世界政治的“两极”。美苏之间的争夺，延续了欧洲现代地缘政治结盟对抗、全球竞争的基本特征，同时也继承了欧洲自宗教改革以后国际关系中时常出现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同时，美苏冷战的另一面，却是一些新的全球性趋势的加速孕育。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世界又进入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世界政治已经具备了一些全新的特征。三、当前的国际政治
今天的国际政治，正处在继承与变革之间。但从本质上说，仍然处在伴随工业时代而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因此，在讨论当前国际政治的诸多新特征之前，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些工业时代的国际政治相比于农业时代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
首先，工业时代国际政治植根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生产效率成几何级提升，农业生产的“马尔萨斯魔咒”被打破。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成为国家力量的基础。资源、技术、市场和航路取代了耕地，成为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庞大的农业帝国衰落，不一定十分庞大，但却控制着技术、贸易和航路的新兴工业国崛起。综观欧洲列强，从最早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从国家规模上来看都不算大国，却长期控制和瓜分着世界。20世纪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更可谓“弹丸之地”。尽管中小国家在整体力量上被规模更大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苏联、中国等超越，但是农业时代国际政治那种大鱼吃小鱼的“以量取胜”规则、你得即我失的“零和竞争”模式，逐渐地被“以质取胜”和某种程度上的“正和竞争”代替。追究这种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业生产不以土地为基础，生产效率可以通过技术而提升，生产的扩大依赖资源和市场，而资源和市场是可以通过贸易而获得的。贸易，是工业时代国家竞争的核心。
这导致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海权逐渐取代陆权，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根基。19世纪最强大的英国和20世纪最强大的美国，都首先是第一海洋强国。海权的模式，不是农业时代思维下的保护海疆、争抢海洋资源，而是控制航道、主导贸易。英国主导下的19世纪全球殖民体系还残留着农业时代开疆拓土的特征，但殖民地的争夺也不是纯粹围绕土地，而是围绕着市场、资源和贸易通道的工业时代元素进行的。到了20世纪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海洋特征则更加明显。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海外领土，欧洲和日本则丧失了其绝大多数海外殖民地。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贸易竞争可以和平有序地进行，而海权则是控制商品贸易的关键。
即便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大陆国家，陆权也要以工业时代的新思维重新定义。陆权之本，不是“地权”，而是“路权”，是贸易通道拉动的市场与资源流通。所谓陆权与海权的并重，实际上是陆权与海权的本质相通。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向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向东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深意。
其次，从全球格局来看，欧亚大陆依然关键，而世界各大陆都同样重要。只要资源、市场、投资和贸易所达之地，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竞争所在之地。欧亚大陆“世界岛”的思想，尽管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绝不可对此抱残守缺。欧亚大陆中心的草原骑兵，早在19世纪随着机关枪等现代武器的发明，就失去了向周边工业化国家进攻从而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能力。随着20世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崛起，世界政治的重心更已经向欧亚大陆之外的其他陆地扩展。当前拉美和非洲新兴国家快速发展，使得国际政治更加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今天的国际关系，既不是以欧亚大陆为唯一中心的农业帝国关系，也不是欧洲几个中等规模国家和十几个工业化小国挤在西欧一隅合纵连横的关系，也不是西方列强统治世界落后农业国家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格局不断演化、发展、变迁，越来越走向全球性的分布，并产生新的游戏规则。
最后，文明成为国际关系的一大谜题。在农业时代，各大文明自放光芒。进入工业时代，西方文明压制着全球其他文明，其优势之大、力量之强，使得其他各文明不得不救亡图变，向西方学习，文明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然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向世界各国扩展，文明可能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文明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国家间的关系夹杂着文明的关系。近年来，很大程度上是在相近文化的聚合作用下，西方文明各国出现了数百年以来罕见的大联盟，世界各文明区域的地区合作也快速发展。而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导致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最重大的难题之一，发生了世所瞩目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时，在国家内部，文明和文化还在发生撕裂作用。在许多亚非拉国家，由西方殖民者划定的国界在文化和种族矛盾下，成为战争和冲突的致命绳索，制造了阿以冲突、科索沃战争、南北苏丹分裂、叙利亚动荡等不计其数的焦点问题。文明到底将给国际关系带来什么冲击，我们随后的章节还会深入探讨。工业时代和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文明大沟通、大交融、大冲撞，是现代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侧面。这方面最乐观的发展方向，是经过全球文明冲撞融合的惨烈阵痛以后，新的世界性文明伴随新的世界秩序终将逐渐孕育。第二节 一超多强：大国角逐的宏观格局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变革速度继续加快。工业时代的新特征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更加凸显。但无论怎样变革，国际关系都摆脱不了其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关系格局，是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层面。一、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今天的国际力量格局，最基本和精当的描述是“一超多强”。美国在世界诸国中占据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地位在可以明确预判的短时期内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除美国之外，世界多个强国并举。除传统欧洲强国与日本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快速崛起，成为地区权力的中心。世界上其余大多数国家，除了部分实现工业化的中小型发达国家或地区，要么尚处在工业化的艰难进程中，要么几乎发展失败、社会失序，并缺乏国际影响力。全世界绝大多数财富和权力，向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强国集中，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秩序。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面的领先地位。首先是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美国在冷战后推动“新军事革命”，使得其军事技术出现“代际性的垄断”：在大多数标志性的军事装备发展上，美国的发展阶段独步青云，世界各国无出其右。另外，美国运用其战争机器的组织能力、实践经验和国家意志同样在全球大国中首屈一指。仅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内，美国就发动了海湾战争、索马里干涉、科索沃空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几乎每3年就要用兵一次，实际战斗力水平、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磨合水平都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和提升。全世界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争意志和国民凝聚力一度达到空前高度，单边黩武主义臻于顶峰，世界各国无不侧目。这样单个国家的绝对威势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甚至超过了农业时(2)代的罗马帝国和前现代的哈布斯堡帝国。但也正是在当时权力的顶峰中，预埋下了美国后来相对衰落的恶果。
在经济实力方面，美国的优势同样凸显。美国的经济地位在冷战中后期曾经遭到欧洲和日本的挑战。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再度表现出其强大的创新引领和改革调整能力。美国发起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其经济制度的优势，尤其是教育、研究和金融制度的优势，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生产力转换方面全面体现出来。冷战结束后最初的10多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保持领先，而欧洲和日本则革新乏术，徘徊不前，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被新兴国家挤占。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则更是陷入10多年的经济衰败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得鹤立鸡群，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脱颖而出，作为冷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最突出的一对现象，相映成趣。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市场以及对美国技术的学习。当然，也正是在美国经济志得意满的巅峰之中，蕴藏着资本泡沫、财政赤字和金融监管的失效，最终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
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美国表现出超强的影响力和软实力。苏联解体引发了美国意识形态热情的高涨。美国人对内高度相信其制度的优越性，张口闭口自由民主，动辄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指责，并经常利用经济援助、舆论压力甚至动用武力到其他国家“推广民主”。由于美国超强的国力和宣传机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美国优越的处境羡慕不已，在不同程度上向往美国的文化、制度和教育体系，学习和引进美国繁荣的技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国家甚至很大程度上参照美国模式进行根本制度的变更，掀起了所谓“第三波民主”的浪潮。
美国全方位的超强实力优势还造成了另一个重大结果，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失去了联合制衡美国的能力和意志。在欧洲称霸的几百年中，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基本上总会遭到别的强国的设法制衡。冷战时期，且不说苏联集团对美国的抗衡，即便是在西方集团内部，诸如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总是对美国的意志形成制约。可是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独大的局面如此突出，导致别的国家要么宁愿向美国靠拢“搭便车”，要么不得不对美国忍气吞声。发达国家出现了美国主导的大联盟局面，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七国集团”和“北约”组织。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甚至超越了“二战”结束初期。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美国首次获得了几乎自由地以各大国家组织的名义动用武力的权力，包括以联合国名义发动的海湾战争、以北约名义发动的科索沃战争，至于阿富汗战争的发动，更是美国获得国际支持达到顶峰的标志。
中国古人讲“盛极而衰”，又云“骄兵必败”，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在最近10年出现调整，美国各方面国力出现相对衰退的趋势。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从军事上看，美国尽管在伊拉克战场尽显其技术优越，但是伊拉克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在付出较大人员伤亡后无功而返。所谓无功而返，是指美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标均未有效实现。伊拉克在混乱状态中成为极端宗教势力发展的天堂，美国尽管用10年艰难地消灭了本·拉登，却远远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伊拉克的乱局，不但导致伊拉克的石油生产无法稳定供应，就连整个中东的油价都高企不下，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并没有得到促进。后任的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寻求国内页岩气的开发，减少对中东的能源依赖。至于在伊拉克推广民主，更是成为一个笑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霸权的覆灭，不如说是单边军事主义的破产。在当今时代的复杂环境下，军事力量的运用是有局限的。即便美国继续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也不可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美国军事霸权的有限性。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没有实现目标，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表现在经济方面。巨大的战争预算加大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美国经济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其逐渐畸形的经济结构，尤其是金融势力的畸形强大与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日渐衰败。制造业衰退导致的低收入人群长期就业不足和消费不足，被金融杠杆吹大的高科技泡沫和超前消费泡沫掩盖。2006年开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首先出现危机。到2008年，危机终于导致美国金融系统的大动荡，上千家银行在一年内破产，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衰退。格林斯潘时代的宏观宽松政策遭到了狠狠地报复。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美国试图重振制造业，进行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发展页岩气、3D打印、生物工程等新兴行业，逐渐取得了一定效果。到2014年初，美国经济增长率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奥巴马及其继任者特朗普仍然面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难题，在较高的人力和环境成本下，制造业的恢复并非一朝一夕；金融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贫富差距依然巨大；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竞争将有增无减，贸易逆差依然巨大；美元霸权至关重要，但仍笼罩着债务违约的阴云，面临其他货币国际化的挑战。美国的经济复苏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还是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在金融危机中，美国不得不改革图变，进行重大利益结构调整。这导致了美国社会出现较大的阶层对立，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两党恶斗。“茶党运动”和“占领运动”冲击全美，美国的国内社会动荡加剧。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狂热消退，制度和文化自信遭受顿挫。很多美国人开始怀疑美国道路的正确性，希望做出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希望和复杂的利益矛盾相纠缠，使人感觉无所适从。美国自信的降低，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信心的降低。美国模式开始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失去了魔力。美国在全世界的软实力大打折扣。“反美主义”运动转为“去美国化”趋势。很多国家感觉“美国梦”不再那么“美”，美国的便车也不再好搭，开始追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国内发展政策和多元的外交政策。二、多极化趋势明显
在美国的相对衰落态势中，对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开始初步浮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同样是世界强国对美国“说不”的里程碑式的起点。当时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与中、俄一起，坚决抵制美国利用联合国发动对伊战争，使得早在冷战时期就形成的西方大联盟一度分裂。美国挑唆东欧的波兰等国对抗西欧的英、法，破坏欧盟的整合，挑战了德、法等国的利益底线。尽管美欧关系在奥巴马上台以后得到部分恢复，但直到今天，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圈也已缩小到以英国为首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在战略上对美国有越来越大需求的日本。至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得到恢复，并迅疾开始挑战美国霸权。2008年爆发的俄格战争，使美俄之争达到高潮，而最终美国不得不对俄罗斯的行动加以容忍。俄罗斯对美国的灵活抗衡政策，成为最近10年重大国际热点问题背后的重要推动因素，加速了国际格局的转变。当然，更多的人相信，未来真正能对美国霸权进行制度性制衡、推动国际格局向平等互利转变的领导国家，恐怕并非俄罗斯能够担当，而是拥有更强综合实力并且获取了道义力量和普遍支持的中国。
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一超”美国的兴衰引人关注，但无论如何，美国超强的实力仍然会得到长期维持。真正持久推动国际格局出现根本性转变的力量，是“多强”的变化。在“多强”之中，首要的变量是中国。
中国是后冷战时期新兴力量崛起的代表。在冷战时期，打破美苏两极格局的新兴力量是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冷战结束后，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中国是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微观的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尚不可同日而语，和部分新兴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也存在差距。但是对于中国的整体力量，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中国的整体力量已经显著超越除美国以外所有的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与美国接近的国家中，是唯一个和美国有着同等规模和发展潜力的大国；中国的总体力量，在新兴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一枝独秀，“金砖五国”的GDP总量加起来，也赶不上中国一国。近年来，在综合国力的提升方面，美国是发达国家的佼佼者，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巨大的国家规模，中国成为近年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力量的崛起，导致世界政治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数百年来，由于强国林立、财富聚集，欧洲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最近几十年，随着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在财富和经济增长潜力、大国的数量及其地区国际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逐渐引发更多的关注。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无疑是想宣告欧洲时代的结束、亚洲时代的到来。鉴于中国在亚洲不成比例的规模优势和巨大的增长潜力，美国越来越从地区和全局层面来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两面下注”的策略在两个方向上都得到更加坚决有力的执行。一方面，美国在国力相对衰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时机，因而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和协调，希望把中国的发展控制在美国利益能够接受的范畴内。这与中国建立与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相契合，中美的彼此重视和相互沟通达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将主要海外军事力量部署到亚洲地区，并利用中国周边的领土纠纷，打击中国在亚洲的形象，加强亚洲国家对美国的需求。中美在亚洲的明争暗斗也达到了高峰。
俄罗斯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近年来国力逐渐恢复。普京凭借坚强的政治意志和手腕，进行了内部治理和对外交往。但是俄罗斯也存在巨大的软肋，即经济的产业基础单一，过于依赖油气资源出口，除军工、能源和部分工业以外在国际生产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对能源财政的依赖，也部分导致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缓慢，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和以往的沙俄和苏联一样，仍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徘徊，甚至比以前更缺乏明确目标和总体战略。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俄都把对方看作在自己全球战略平衡中可依赖的砝码，再加上彼此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将长期保持。
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在冷战以后始终处于艰难的转型期。在经济上，日本面临“增长的极限”：即以日本的整体资源、国力和人口来说，日本经济在现有条件下已经达到可观的高度，可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越发狭窄。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逐渐替代了日本保持百年的亚洲龙头地位，加深了日本的战略恐慌。这导致了一系列连锁效应。首先是日本加大了对美国的依赖，希望美国能够保证日本的安全，提升日本经济繁荣的前景。但同时，日本又希望在军事和外交上脱离美国的完全控制，局部实现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尤其是随着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日本追求军事自助和自主的冲动就更加强烈。其次，中日关系出现越发僵硬的矛盾，从“政冷经热”走向“政冷经冷”。这一现象是日本方面“中国正在取代日本地位”这样的焦虑情绪在作怪，另一方面也有着日本具体的利益算计，即希望利用与中国的矛盾，倒逼国内民众和美国支持日本军事“正常化”的行动。最后，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安情绪还表现在试图加快推动国内改革，在亚洲外交中拉拢防范中国的联盟，以此重新确立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日本内外政策的盲动具有过渡时期的特征。随着中国国力显著领先于日本，以及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变化，东亚的格局在未来5～10年内还会发生变化。
欧洲国家很早就认识到了“增长的局限”。随着美、苏以及后来的中国等巨型国家的崛起，传统的欧洲强国德、英、法等作为单个国家，将永远沦为中等强国，退居世界政治舞台的最核心圈之外。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国家解决增长潜力和整体影响力瓶颈的核心战略目标。如果说欧共体的建立最初是为了解决欧洲内部的安全问题，冷战后，欧盟的建立与扩展就是为了解决欧洲的发展和地位问题。然而，欧盟一体化遇到的挑战和矛盾非常巨大。欧盟的扩展从长期来看开拓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规模效应，却在短期内必然导致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负担沉重、福利水平降低，从而招致民众的反对。在英国“脱欧”、欧盟一体化进程受挫的情况下，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高福利的僵硬体制改革起来举步维艰，过大的公共支出在金融危机之后引发政府债务危机。英、法、德等国纷纷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提振经济。中欧关系迎来历史性的发展契机。“一超多强”的国际权力格局，是国际关系继承性和变化性的结合。美国超强力量的维持，是前一个时期的权力格局在今天的遗留产物。而欧洲、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功复兴，以及俄罗斯在21世纪最初10年内的力量恢复，既代表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批实现工业化国家力量的延续。而真正代表推动国际格局变化全新力量的，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要把握世界格局变化的根本脉络和未来趋势，就必须深刻理解新兴国家的崛起。第三节 东升西降：新兴国家为何崛起？
新兴国家的崛起，是“一超多强”格局背后最新的变化因素。这种变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中国新一任政府的外交方向初见端倪。
2013年初，中国迎来新一届政府，正式完成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权力交替。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外交访问。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选择了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随后到访另一个金砖国家南非，参加在那里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2个月后，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出访选择了拉美，其中最重要的一站是主要的新兴国家墨西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访，始终没有选择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也没有选择与中国有最大利益关切、近来纠纷不断的东亚，而始终在非洲、拉美和东欧的“外围”，这让美国有点看不懂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法在华盛顿安坐，飞到西部加利福尼亚的安纳伯格庄园，邀请访问完墨西哥回程的习近平顺道一晤。这著名的庄园会晤，被全世界许多媒体解读为中美创建新型关系，全面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开始。
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近年来开始加速转型，尤其是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高度重视与新兴国家的关系，着力推动国际格局的平衡发展。传统上，中国外交以大国关系为核心，其中对美、日、西欧是重中之重。可是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除了习、奥戏剧性的庄园会晤，几乎没有频繁地出访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相反，新政府领导人访问的轨迹却遍及亚、非、拉各洲。除习近平主席以外，新任总理李克强首次访问选择了南亚，一并到访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随后他到了东南亚，包括东南亚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越南和泰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首访南美，抵达了G20国家之一的阿根廷。不到1年之内，中国领导人对金砖国家除巴西之外一概访遍，并访问了多个地区性新兴国家。中国外交对新兴国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一、新兴国家的含义
新兴国家是哪些国家？它最早来自纯粹的经济概念。2001年，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了一个“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4个经济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投资价值的国家。后来高盛又陆续提出了“展望五国（VISTA）”“新钻11国（Next 11）”等概念，都是指从投资角度来说增长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
后来新兴国家概念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经济范畴，成为具有政治、经济、历史三重内涵的概念。在这三重内涵之下，新兴国家成为推动当今国际格局转变的历史性力量。
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是指原先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水平已得到相当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说持续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与领先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断缩小。从现实来看，这段快速增长的时期通常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并普遍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和强劲的内外投资而产生。
快速的经济增长是新兴国家的首要特征。仅以高盛提出的“金砖四国”和“展望五国”的9个国家为例——它们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阿根廷。2000—2008年，这9个新兴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1%上升至15.7%，份额增长了近40%，而西方7国的份额则从77%下降至55.8%。从这个绝对数据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有优势。可是从发展趋势和速度来看，新兴国家崛起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因为在经济问题上，趋势代表着未来。以新兴国家的最强者中国为例，2002之后短短的1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将近4倍，一下子从世界第6跃升为世界第2，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欧洲列强保持了几百年的地位转眼间被中国超越了。不仅仅是中国如此，最近20年来一批原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呈现出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在西方统治世界300年来罕见的现象。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新兴国家几乎贡献了全部的全球经济增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之势进一步增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达到了43.7%。而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报告，2050年，印度、巴西等国家将和中国、美国一起，占据世界经济的最前排。我们心目中的老牌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可能会被永远挤到“第一集团”之外。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将在21世纪上半叶看到一段财富从西方向非西方持续转移的宏伟趋势。
新兴国家的政治内涵是指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增长，并产生了日益增强的全球或者地区性的政治影响力。在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新兴国家逐渐以独立的政治面貌登上国际舞台，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的传统秩序似乎正在出现动摇。2008年7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在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组成了“五国集团”，构建出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等对话的首个正式多边框架——“G8+5”。这被视为新兴大国携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此后，在协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新兴国家组成的“G20”机制取代“G8”，成为讨论和处理世界政治经济议题的核心机制。2009年10月，第3次“G20”金融峰会正式把二十国集团会议予以长期机制化，并将其定义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预示着“G8”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全球政治经济“CPU”将更新换代，新兴国家以对等的地位进入了世界核心决策层。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国家惯常的指手画脚。前几年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集团”对“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局面再次戏剧性地出现。新兴国家底气十足地与发达国家相互指责，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夺世界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由于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有意识地密切协调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被媒体冠以“基础四国（BASIC）”的称号。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同“基础四国”进行秘密会议，才使声势浩大的哥本哈根大会总算达成了一个无约束力的协议而敷衍告终。2009年6月，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召开了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后来又吸收南非加入，举办“金砖国家峰会”，成为首个由新兴国家组成的且完全独立的国际峰会机制。未来金砖国家合作进一步实质化，将给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带来更大的影响。
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和政治内涵，决定了新兴国家崛起的历史内涵。我们必须把新兴国家看作一个历史性概念，将其放置于近代欧洲工业化国家崛起以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来考量。新兴国家之谓“新兴”，即指一些几百年来都处于落后和被支配的“客(3)体（object）”地位的亚、非、拉国家，第一次形成对西方文明的快速追赶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像俄罗斯、波兰、捷克、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可以称为“新兴经济体”，但很少被公认为“新兴国家”的原因。它们原本就属于欧洲文明这一舞台，在历史上有的国家还曾经是主要的国际政治角色。今天，这些欧洲国家的重振最多属于“复兴”，而谈不上“新兴”。
总之，新兴国家是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实际上，在新兴国家的定义中存在着一个标尺，就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在经济维度上，是从原来的落后于西方到今天的追赶西方；在政治维度上，是从原有世界秩序的“客体”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体”；在历史维度上，是改变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逐步推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二、影响新兴国家崛起的三大因素
新兴国家的崛起不是单个国家崛起的偶然组合，而是一个群体性的现象，其背后蕴藏着历史性趋势，并受到客观时代环境的推动。影响新兴国家崛起的，是三大宏观因素条件。
第一，先进技术知识的传播和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的扩散。300年来造就西方霸权的初始力量，是科学和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生产，转化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国动力，就必然开启向其他国家传播的过程。这种传播既包括后进国家通过现代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而有组织地学习，也包括通过贸易和竞争等市场力量推动的传播。当然，技术知识从先进国家向后发国家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国家拒绝学习，有的国家反应缓慢。况且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生产转化，迟早还会对后发国家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从而使现代性知识的学习和内化超出技术的范围，扩展到制度和观念层面。学习和反应较快的国家，率先开始工业化进程；农业社会传统坚固、国家更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调整适应；还有一些国家至今拒绝或者无力学习，工业化进程缓慢或者中断。
因此，随着技术的传播和工业化进程的扩散，我们看到近代历史出现了一幅宏伟图像。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爆发。一系列跨时代的技术发明使得英国迅速登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此后，最早由英国人发明的新工业技术就像洪水一样向四方涌动。欧洲国家纷纷开始学习新技术，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往东看，技术革命先是蔓延到德国、法国，然后进一步往东传播到俄罗斯。往西看，工业革命的洪流跨过大西洋来到新生的美国，之后又随着美国军舰继续向西来到日本，打开了东方国家引入先进工业技术的第一道闸门。此后，在英、法、日等列强的炮舰外交冲击之下，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等东方核心国家也逐渐开始了引入西方先进工业技术的步伐。
另一个现象也反映了技术传播的规律。西方工业技术的浪潮到达东亚以后，出现了“从海岛到半岛再到大陆”的传播过程。20世纪中叶以后，先是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岛屿地区，再到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最后是中国内地、印度等大陆中心国家和地区先后迈向大规模的工业化。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轨迹反映了新知识体系学习和传播的渐进过程。
总之，现代工业技术知识的扩散勾勒出了一幅宏大的近代史图景：19世纪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技术知识就像潮水一样，从英国蔓延到整个西欧大陆，向两侧涌向美、俄两个西方文明的“侧翼大国”，接着来到东方的外围岛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最后进入亚、非、拉大陆巨无霸级的核心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个过程带来了一系列国家的相继崛起，在历史的潮涌中荡气回肠、蔚为壮观。因此，今天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不过是这一伟大历程的新一站而已。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核心东方国家的经济腾飞，标志着工业文明覆盖全球的最终篇章。图1-1 知识扩散的“刺激—反应”链条
第二，新兴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受到另一股历史潮流的推动，就是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和增长，而且是政治意义上的独立与成熟。19世纪中后期，普遍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观念，推动“朕即国家”的王朝政治形态向以政党为组织核心、以广泛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为特征的现代大众政治形态的转变。大众政治思想实践的演进和全球扩展，与技术知识的扩散一样，也是工业革命以来一股持续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给新兴国家的崛起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殖民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推动了这些亚非拉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获取国家的独立，同时在独立运动中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首次大众政治动员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其次，在较广泛政治动员的基础上，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普遍推动了早期工业化。由国家所主导的快速工业化意味着对农民、工人和市民的深入政治动员，以及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个体利益的调整。在这个时期，大众政治就像一把力量巨大的“双刃剑”，虽然常常难免伤及自身，但是毕竟可以迅猛的速度切断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割裂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并通过革命式激情信念，将现代化思想传播到最底层的民众和最遥远的农村中。科技、进步、现代化等一度被传统社会拒绝过的概念，已经深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头脑里。最后，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了新兴国家的民主进程和政治成熟。随着市场化改革加快脚步，政治的对内开放也在不断提升。分化的利益诉求和自发政治意识的出现，促进政府管理的微观改良。新兴国家逐渐走上稳定、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第三，新兴国家还崛起于一些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其中得首推全球化和战后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与19世纪的殖民体系相比，“二战”以后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对开放。一个国家只要能够适应全球市场竞争，就可以融入现有的各种国际经济制度中，在自由贸易中获利，甚至最终可能成为现行秩序的主要既得利益者。与19世纪末的“新兴国家”——德国、日本等国相比，20世纪后半期崛起的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不必通过军事殖民扩张抢夺“生存空间”。当今世界不再是人为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彼此封闭的殖民地，而是相对“门户开放”的全球性市场。新兴国家通过发挥贸易优势，就有机会获得资金、原材料和市场机会。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新兴国家提供了通过和平方式崛起的可能，也增大了新兴国家融入并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机会。
在上述三大宏观历史因素的作用下，新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相似的国内措施，包括发展教育和科研、建设现代工业体系、推动城市化、不断改革经济与政治制度、对外发展贸易和采取和平主义外交，等等。当然，新兴国家的最终崛起，仅靠学习和适应是不够的，还要做出引领性的创新。无论如何，我们对于国际格局的演变，将始终保持发展的眼光。几百年来集中在部分西方国家手中的财富和权力，将向世界更广大的地区分散。未来的国际政治是真正的“全球政治”。第四节 区域合作：世界秩序的分散与整合
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带来权力的分散和转移。美国虽然没有绝对衰落，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局限力有不逮之处，需要寻求盟国和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合作。老牌强国俄罗斯、欧洲各国与欧盟、日本，再加上新崛起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将演绎出越发复杂的网络式关系。从地理角度上看，强国不再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全球各洲都有强国或者潜在的强国分布，世界地缘政治日趋全球化。一、全球权力分散与转移
在权力的分散和转移过程中，国际秩序会出现分散和混乱吗？甚至更引人关注的是：权力转移会像历史上那样引发战争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否则，如果像国际社会上一些人相信的那样：中美必有一战，那么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错误的，或者只是战术性的宣言，而不是国家对外的根本战略方针。
首先，从不那么乐观的角度上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世界政治面临大转型的过渡期，原有的国际秩序必然面临调整和挑战，大国之间的矛盾复杂而深刻。这是由政治的根本规律决定的。在任何时候，权力的分散肯定会带来秩序的调整。国际政治权力从西方流向东方、从较少国家流向较多国家、从集中垄断走向均衡分布，可能会冲击原有的国际秩序。一个权力分布更加分散的系统将会更难以产生秩序，并呈现出更多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强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会增加，新的国家要求调整原有的国际制度以体现新的权力对比。另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治理、地区冲突、国际组织改革等重要国际问题上，全球取得协调性意见的难度会增大。从全球层次上来看，国际秩序将面对更多的失调与失序。
另外，我们不必对大国之间所谓的“霸权战争”有过度的恐慌。历史上，在国际权力交替的过程中，确实容易爆发大规模战争。而这些战争往往同“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霸权战争的特点，不只是微观的利益争夺，还有更宏观的地位争夺。许多人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就是霸权战争的典型。
然而，人类历史不只是简单的循环。今天国际政治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以前相比有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是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之间的深度相互依赖。国家间的关系，不只由政府间的关系决定，反而越来越受到社会间关系的制约，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也在部分领域和部分程度上制约着国家的绝对主权。这一点将在下一节具体分析。这里要阐明的是，即使在军事关系本身上，今天大国的地缘政治与过去相比也有了一些重大区别。当今世界的政治在地理上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之间往往彼此相隔遥远，这加大了军事进攻的难度，提升了防守上的安全感。美国尽管有极其强大的军事能力，也没有把握对中国发动一场地面占领式的进攻。反之更是如此。而仅仅通过“外科手术式”的远程打击，都尚且不能让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屈服，更遑论中、美这样的大国。因此，与传统的欧陆政治相比，一个权力分布地域更加宽广的全球政治也给了大国更加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这就是习近平提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