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洪侠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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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共一城风雨-副刊文丛试读：
“副刊文丛”总序
李 辉设想编一套“副刊文丛”的念头由来已久。
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迄今已有百年行程。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副刊。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百年间，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培养过多少作家，若要认真统计，颇为不易。“五四新文学”兴起，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到巴金的小说《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杂志、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近些年，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也随之隐退，风光不再。
尽管如此，就报纸而言，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在电台、电视、网络、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报纸的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或者说，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
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我进入报社，先是编辑《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后是编辑《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除了编辑副刊，我还在《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副刊上，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副刊与我，可谓不离不弃。编辑副刊三十余年，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曾编辑过副刊，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刘北汜、吴祖光、郁风、柯灵、黄裳、袁鹰、姜德明等。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
行将退休，编辑一套“副刊文丛”的想法愈加强烈。尽管面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方式的挑战，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原创性、丰富性等特点，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传承。一大批副刊编辑，不急不躁，沉着坚韧，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又笔耕不辍，佳作迭出。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纸媒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这样，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包括海外）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副刊文丛”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每年大约出版二十种。
第一类：精品栏目荟萃。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涵盖文化、人物、历史、美术、收藏等领域。
第二类：个人作品精选。副刊编辑、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可从中挑选若干，编辑个人作品集。
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然后，再往前延伸，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如能坚持多年，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
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一套“副刊文丛”，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友情笃深，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在开始编选“副刊文丛”过程中，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感谢袁鹰、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副刊文丛”的顾问，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副刊面面观》一书写序……
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构想不可能落地。
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201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酷热中
自序
胡洪侠本书所收文字，皆是20世纪90年代我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主编时写的“编读札记”。当时年轻气盛，不肯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逼着自己学董桥学沈昌文，一心想练成编辑的美文功夫。光阴迅速。二十年后，重编重读，顿觉当年虽壮志差可凌云，未免也太多情复多事了。部分篇目修修改改后曾编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微尘与暗香》中，这次结集，全复旧貌，以存其真，以曝其傻。
书名颇费脑子。原来想叫作“凌晨零墨”，因每篇文章几乎都是凌晨动笔，缠绵到拂晓收工。记得无锡王咏枫先生1996年曾以《编辑的美文》为题给《出版广角》写文章推荐我的“编读札记”，说是以后应该可以结集成书，但要起一个文雅点的书名。我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并当面感谢他，故想此次出书应该听他的话。可是，装文雅容易，真文雅起来却是左支右绌，况“零墨”之类又能文雅到哪里去呢？还是从俗，自书里篇名中挑出一个做书名好了。我挑的是“此开卷第一回也”。理由有三：其一，我写的第一篇编者文字正用的是此名；其二，这些文字也确是源于我第一次做文化周刊的主编，于煮字生涯中有开天辟地的味道；其三，这是庚辰本《红楼梦》的第一句话，我借了来做书名，岂不别致？
可是李辉兄不同意，他说应该选“好在共一城风雨”。我也在心里掂量过此名，觉得和“此开卷第一回也”相比，未免柔弱了一些。可是我马上又同意了他的建议，因这句话很能代表我和《文化广场周刊》当时标榜的一种情怀。彼时的大众传播还没网络什么事，报纸兴旺，副刊风光，编辑常常呼风唤雨，作者往往一纸风行。既打出“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之旗号，“广场”上人多嘴杂，各显神通，你可兴风作浪，他亦拨云弄雨，吵吵嚷嚷，果然热闹。谈文化，谈城市，谈城市文化，谈文化城市，许许多多现在人们还喋喋不休的话题那时我们都谈过了，许许多多当时一起读书喝酒衡文论艺的师友如今倒成了风雨故人。似水年华啊！好！好就好在曾经“共一城风雨”。
感谢李辉兄策划“副刊文丛”，我的这些从凌晨出发的文字终于有了一个挡风避雨乃至怀风忆雨的地方。2016年7月6日，深圳第一辑写于1995“此开卷第一回也”《红楼梦》第一回第一句话，即是“此开卷第一回也”。如今借了来用作题目，并无倚名著以自诩之意，只不过想表达两层意思：其一，我们这个周刊今天正式同读者见面，确是“开卷第一回”；其二，“开卷”往往同“有益”相连，我们借此自励，希望编发的文章不会浪费读者贵比金钱的时间。今天的这“第一回”，就交给读者去“开卷”。读者是否觉得“有益”，是我们最关注的事；读者如能真诚、坦率地给我们提一些批评与建议，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
一个周刊首次亮相，照例要说几句开场白。先说周刊的名称——“文化广场”。文化，似乎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概念，它的范围可宽可窄。窄，可以窄到文化局一类机构所管辖的范围；宽，就宽得几近无边无涯了，举凡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与物质财富，都可称之为文化。我们所采用的，正是这后一种文化定义，即“广义文化”或俗称的“大文化”。这么丰富的文化内容，需要一个包容极广、气度很大的空间来容纳，而能担此重任的词语之一，就是“广场”。“文化”而又“广场”，说明了这个周刊的内容与功能。
再说办刊宗旨。我们想了这样两句话：“凝聚文化目光，表达文化关怀”。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几句，诸如“开拓文化空间，提倡文化真诚”“弘扬传统文化精粹，把握当代文化脉搏”“传播文化成果，激发文化情趣”等。读者可以看出，这些话是句句不离文化的，不离文化、贴近文化、传播文化，既是办刊宗旨，也是我们的一种承诺，是以后的采写编读工作中我们始终围绕旋转的中心。
最后要说到版面设置。《文化广场周刊》每期三个版：一版围绕“点”做文章，即透视文化热点，分析文化现象，研讨文化趋势，专访文化人物；二版是“新语林”版，注重文化内容的“面”，从各个角度谈论文化的短小篇什均在此有立足之地；三版为“读书人”，走的是“读书”这条“线”，欢迎大家在此品书、赏书、荐书，交流读书体会，展示读书滋味，研讨读书方法，评判读书风气。报纸的不同版面仿佛就是负载着信息、思想、文化、知识的车辆，它从报社开出去，进入大街小巷、千家万户。这样说起来，《文化广场周刊》的三个版也可以用三种车辆为喻，一版是“专车”，注重深入、集中的专题策划；二版则是“公共汽车”，大家上上下下，说说笑笑，有感即发，妙文同赏；三版算是一辆“专线小巴”了，自然是“读书专线”，为所有的读书人提供“交通”便利。
好了，“第一回”已经“开卷”，“文化车”也已“出站”。希望各界读者不仅“开卷”，也为了我们写上一卷稿件；不仅当“乘客”，也在车上说说话。而我们要对读者说的话还有很多，这里又用得着一句老话：且听下回分解。1995年9月3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期广场·客厅
今天的《文化广场周刊》一版推出一个《广场沙龙》栏目。初看起来，“广场”与“沙龙”两个词，仿佛河水与井水，犯不着同流的——广场是公共场所，而沙龙（法语中意为客厅）一般指私宅空间，这岂不是“公私不分”么？然而，不分自有不分的道理，比如我们可以说：广场正像一座城市的客厅，客厅也仿佛是一套住宅中的广场，二者的功能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住宅中的客厅自然可以接待客人，但外国贵宾来访，我们的欢迎仪式也往往在广场举行。联系到文化，我们更可以说，广场与客厅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空间。
不必从理论上论证广场的文化意味，只举一远一近两个实例。远，就干脆远到城市广场的发源地古希腊。古希腊的广场，一般居城市中央，周围有公共建筑，有神庙，有独立的柱廓、连片的店铺。广场中则站着雕像，设着祭坛，种着树木，喷着泉水。各种公共的集会、仪式在这里举行，甚至法庭在这里宣判，戏剧在这里演出，运动项目在这里竞赛。广场俨然就是城市的文化中心。近的实例正好就在身边：深圳大剧院前的广场，不就发育出了一种“广场文化”么？
客厅文化就更用不着走几何证明题中的“已知、求证，因为、所以”的老路子，只看“沙龙”能作为一个特指文人雅士社交集会的名词通行全世界就足够了。18世纪英国尺牍大家思罗尔夫人家中客厅里盛极一时的斯特拉丹聚会暂且不提，据杨东平先生的书中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客厅文化也不得了：东总布胡同林徽因家的客厅里常常是学者满座，诗人盈屋，冰心甚至据此写了一篇著名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而闻一多家中常常传出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读诗的声音；北大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则常常晃动着俞平伯、沈从文、周作人、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身影，客厅早已变成了星空，徒让我们这些后人高攀无梯，远望无路。
上面这些话的源头，实际上是本期“广场沙龙”中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深圳的许多文化人之所以有孤独之感、失落之意、苦闷之情、怀旧之心，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起在其他城市生活时如鱼得水的文化小圈子，身边的文化气氛因而稀薄很多，难免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想，建立文化小圈子，不妨从自己的客厅开始。深圳标准住宅的客厅面积很大，但往往名不副实，大家都习惯将门关得紧紧的，客厅里常常有厅无客，厅变成了“筒”——“传声筒”：电视声、音响声、电话铃声、传呼机声……从不同的方向围过来，将“文化空间”挤成了“八音盒”。长此下去，怎么会不憋闷？深圳有广场文化，也许该提倡一下客厅文化了。广场文化会因客厅文化的搀扶而变得更加丰富、温馨、精致；客厅文化也会应和着广场文化的叩门声而变得有更多的现实关怀与建设功效。一旦客厅里有了文化，文化人也许会发现，苦苦寻找的精神家园总以为早成梦影，却原来就在客厅里。
最后的这句话算是“广告词”吧：《广场沙龙》也就是您的文化客厅，欢迎各位光临。1995年9月10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2期“畏诗症”·文化·市场
钱锺书在《论文人》中曾引戈蒂埃《奇人志》中的一段奇文，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比如，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了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个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精神顿呈变态。读后一笑，不想日前编稿，在一篇来稿中发现“畏诗症”的中国“病例”：一个青年诗人，发誓远离尘嚣闹市，独居无车马喧之村落，苦吟诗篇。某日终耐不住寂寞，信步到一酒馆，与老板商量：“我在这里为顾客读我的诗，你给我酒喝，如何？”老板斩钉截铁地回答：“喝酒，可以。读诗，不行。”
我们毕竟是“礼仪之邦”，所以饭店的老板不给你诗意但给你酒喝，正仿佛眼下流行的“小女人散文”，不给你真才实学，倒也不缺真情实感；哪里像西方的财主，竟然肝火旺盛得像从前的大批判文章，专以气势压人。不过，什么话都可以“说回来”，从老板、财主的角度看，他们也并非没道理：孩子专会写诗，长大就有可能“三七二十八”一般地不会算账。在饭店读诗，诗味不但增加不了菜味，更可能撵跑吃菜的人……看来出问题的恐是诗人与诗也未可知。
今天的《广场特辑》有篇文章分析“严肃音乐为什么繁荣不起来”，答案是欲要摆脱困难，就要尝试让严肃音乐走向市场。很好！不独严肃音乐，许多文化门类都面临这一问题。缺乏的生气也许会在市场中焕发勃勃不息的生机。但是走向市场之后又如何呢？听说某乐团大踏步走向市场，收入也随之大有改观，但在几次重要的音乐会上却频频出错，大失水准，自乱方寸，投资者与听众都不满意。前面提到的那位诗人，据称饭店未遇知音之后又受挫折，顿觉曲高和寡，高山岂能无流水绕之？于是自杀了。被市场拒绝，就这样轻易地打发生命，诗人也许有自己的道理；如果文化团体之类被市场接受后还自乱方寸，那就既不尊重市场，也不尊重文化，后果比自杀差不到哪儿去。
又想起刚刚去世的张爱玲。移居美国后她息朋绝友，守住寂寞，但十分关注她作品的市场。她曾到香港为电懋影业公司编写剧本，也曾为杂志写连载小说。但她不乱方寸，编《全集》最后一卷《对照集》，给几十张旧照片写“解说”文字，她用了一年时间，且要求出版社一个错字也不许有。寂寞与严谨至此，均非常人所能学。
财主的儿子当然可以学写诗，但也要会算账；诗人可以去饭店读诗，但诗要好，气氛要合适，听起来要悦耳；饭店老板当然可以答应诗人读诗，但利润不能受影响，最好能增加；文化人、文化团体应该走向市场，但一要尊重市场，二要尊重自己与文化；张爱玲的书当然有资格畅销，因为实在写得好，而且“不乱方寸”，连告别人世这样的事都独自一人完成。真的应该趁她走得还不太远，抓紧多祝愿几句：“请走好……”1995年9月17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3期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交响乐团的指挥总是背对着观众演出；一曲终了，做足了要么刚劲有力要么舒缓有致的手势，才优雅地转过身来，鞠躬，致意，同第一小提琴手握手，手挥观众跑上台献出的鲜花……这时，如醉的观众才会看到指挥家脸上醉人的笑容。
其实，演出时指挥家的背影也同样醉人。去看一场音乐会，我们不说去“看”，而说去“听”，真正看得真切的，除独唱、独奏演员外，只有指挥家的背影，仿佛所有的旋律先从那一袭漂亮、典雅、流畅的燕尾服上流过来我们才听得到。摄影家卡殊曾给西班牙大提琴家兼指挥家卡索斯拍过一张背对镜头指挥演出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波士顿艺术馆的展品。曾有一位老人每天在照片前静立很长时间，久而久之，一位职员深感不解：“先生，您在看什么？”老人小声回答：“嘘，年轻人，你难道看不见我在听音乐吗？”
指挥家并不总是演出；指挥家总有转过身走下台的时候；指挥家走下台后往往不再指挥什么，笑容是否醉人也就不好说。不过，台湾著名指挥家陈澄雄转过身来也仍然是指挥家，笑容也依然醉人。各位只须细细读一遍正在你眼皮底下的这篇访谈录，便知我此言不虚，绝非“瞎指挥”。
台下的陈澄雄指挥什么？他指挥中乐、西乐“打通”，指挥中乐走向世界后风骚独领，指挥严肃音乐在大众间的普及，指挥民间小调走向舞台时的严整与精致，指挥两岸音乐间的交流与并进……诸葛亮证明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陈澄雄则证明了“指挥家指挥岂止在台上”。
陈澄雄舞台上背对观众指点江山时的风采，转过身走下台侃侃而谈的神情，一定大有可观，可惜我都未见过。不过，听他说过的话，也能想象出一二。他说，如果演奏得好，西乐永远达不到中乐的境界，因为中乐讲究的是一种意境，一种神韵；他说，中国人的耳朵不能被西乐磨得听不见中国音乐的声音……这些话在舞台上都会变成幅度很大的手势，足以引发“鼓乐齐鸣”，我们在感叹他的气魄与胆识的同时，也祝愿他能站得稳。
背对着观众指挥，面对的当然是作品；转过身来指挥，面对的往往是问题。音乐界的问题像是一些胡乱跳动的音符，不大服从曲谱的管束。强行把它们按在五线谱上，未必就能花好月圆。所以陈澄雄曾倡议有识之士先坐在一起，共商大计，不必忙着玩“创新”的花样。先把中乐、西乐的优势和潜力认识清楚再让它们入洞房不迟。
音乐是如此，其他文艺门类亦大抵如此。艺术家唱着：“可恨曲高和寡，我去也！”观众则喊：“请不要在我面前背过身去！”艺术家吼道：“我要吃饭！”观众笑道：“饭，我们请你吃，可你得转过身来，让我们看看，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这真是个问题。1995年9月24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4期半夜三更下扬州
扬州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可惜至今我都未能尝到“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滋味。今年年初的一天晚上，乘车去苏北盐城，曾途经扬州一次，但那是黑夜中的擦肩而过，算不得有一面之缘，况且汽车走的又是环城路，哪里看得清扬州的真面目！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所谓“绿杨深处是扬州”之类的诗情画意，不过在心里想想而已，正仿佛你苦苦思念一个人，却见不到她的容貌，听到的都是别人在一声声喊她的名字。
尽管如此，心里还是有一个扬州梦的。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一北京友人从苏州打来电话，说他饱游姑苏之后构思了几篇文章，准备寄来，先在电话里谈谈想法。结束时他顺便说了一句：“我明天去扬州。”这使我猛然想起我正在看着的一本书：《扬州八怪传》。书不厚，但作者功底扎实，文笔清通，且新意迭出，尤其“绪言”与“后记”，更是启人神思。我试着以书中的观点把扬州和深圳放在一起考虑，结果是对深圳的文化有了一点新认识。电话中我把一些想法对那位朋友讲了，他随即答应去扬州感受一番之后，再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写点文章。就在一小时前，他来电话说，文章可以作，但遗憾的是在扬州没买到《扬州八怪传》。我想这也不奇怪，扬州的文化，扬州人日夜浸润其中，大概用不着读这方面的书，就像扬州人经常吃炒饭，但你给他说“扬州炒饭”，他却不大知道是什么味道。
关于《扬州八怪传》，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提出了几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扬州八怪”为什么只能产生于扬州，而不能产生于他处？戏剧《桃花扇》，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出现正与“八怪”同时，这些作品不仅写到了扬州，它们的作者也都与扬州有密切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八怪”等艺术家，生活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与商人（特别是盐商）交往甚密，有很强的商品意识，从不讳言艺术品的商品性，但他们从未因迎合时俗而降低艺术标准，他们自成一派的作品既改变和提高了观众的习惯和审美水平，又提高了作品的商品价值。他们是如何做到既尊重艺术又尊重市场的呢？
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泛泛而谈比较容易，要说得透彻，说得颠扑不破，就不简单了”。但书的“绪言”中一段话可以视为答案之一：“康乾之世，号称东南第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异端人物聚集在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这种磁力的形成，主要是商业的繁荣……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交汇处，自然成为漕运、盐运的枢纽，成为吸引万商云集之繁华都市。和南京、北京相比，商业的自由多少保护与纵容了思想与艺术的自由……”也就是说，地理优势、商业繁荣是扬州文化的基本成因。由此，我想了一些有关深圳文化的事，比如深圳不是也有地理优势与商业繁荣么？深圳不是也吸引来了大批客商与各路文化人？今后的深圳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有没有可能产生“深派文化”？眼下正在进行的所谓深圳“现代文化名城”的设计是否可以从扬州文化曾有的繁荣中得到点启发？
又是深夜了，写这篇札记算是又下了一次扬州，尽管还是三更半夜，尽管，还可能是擦肩而过。已在“待编”的稿件中拣出一篇《扬州一日两千年》，放在“新语林”版，这会儿则忙着计算日期：再等十天半月，北京朋友的那篇写扬州文化的稿子就该到了吧。1995年10月1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5期烛光里的文化梦
姜德明《余时书话》中的代跋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线装书一夜之间由柜中珍藏的神品变成了心念“四旧”的罪证。可是，“当时在北京图书馆门前常有不留姓名、地址的公、私藏书家，趁着夜深人静把线装书成车地堆在那里”，让书有个好去处，而“这在当时要冒一定风险”。冒着风险给书找个好去处，自己已经没有了尊严而偏偏还想着让书能体面地“活”下去，这是乱世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文化风景。
动乱的火焰愈烧愈烈的时候，往往是文化烛光渐弱渐熄的时候。多亏了有那些尽全力维护书的尊严的人，文化才能够薪火相传。金耀基记述剑桥一个名叫台维的书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术之灯如风中残烛，在剑桥，台维先生决心使小小的火光保持不灭。那时，剑城几乎没有穿学袍的人在街上了，但他的书摊还是敞着，他的两个店铺还是开着。他使书显出了尊严。”金耀基感叹道：我们如要想建立文化的金殿，也需要像台维先生这样爱书、敬书，又喜欢把书的尊严、书的快乐带给别人的书贾。
书籍本身拥有尊严。有书之尊严，才有文化之尊严，才有人之尊严。不把书视为有尊严的书，也就不会把人当成有尊严的人。所以秦始皇不仅焚书，还要坑儒；乾隆皇帝不仅要纂修“焚毁书目”，还要大兴“文字狱”，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文化人有时会梦想着“一言兴邦”，但他们看到的，却常常是“一言丧命”。
乾隆皇帝自然聪明得很，他似乎不欣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简单了当，而愿意玩一种更为复杂的游戏：书既然禁不绝，烧不尽，那就修书；儒士们既然“玩”不完，杀不全，那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编”书。黄裳先生认为，“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这部大书的功过是非，学界似早有定论。我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召集学者，令他们“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定本’，颁示天下”（黄裳语），是对书的尊严的维护还是亵渎？是文化的关怀，还是政治上的霸道与思想上的专制？
眼下《四库全书》已开始续修了。据说，续修范围中，包括恢复一部分因乾隆朝廷无视书的尊严而“致残”的珍贵典籍的本来面目。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文化烛光风吹不熄，历史总会存其真，去其伪，扬其名，闪其光，这大概是乾隆皇帝想不到的。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诗，可有几首人们记得住？倒是他主持禁毁的书，却能够千辛万苦地流传下来，且被收入了《续修四库全书》。
但是，一本书什么时候成为禁书，什么时候又被人奉若至宝，也实在说不大清楚，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也仍会是读书人的一种乐趣。雪夜，闭门，肯定要燃起一点烛光的吧；书，能写出来，印出来，又被禁，但又到了你手中，这便是书缘了；你在烛光里读它，不啻圆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向好书表示尊敬，以烛光传递薪火。
当然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忘记，献上一杯茶，向写作、编辑、出版这些书的人表示敬意。1995年10月8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6期好在共一城风雨——读几位师友的信
风渐渐地凉了起来，是秋天了。在北京，透出秋天到来消息的，常常是落叶，所谓“一叶知秋”；而在深圳，这个时候花也不谢，叶也不落，只有风会悄悄告诉你季节已偷换了。南北方的秋天各有千秋，原非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可以概括得了的；南北方的文化各存化境，也不是一句“举世滔滔、商潮滚滚”可以说得明白。所以，谈论深圳文化时，大可不必因深圳没有几千年的古迹、几百年的历史便说它是“文化沙漠”，正仿佛枫红霜白是秋天，山青水碧也是秋天。况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话在南北都是不错的。
秋风送来的几封师友的信，算是我们“文化广场”的小小收获。上海邓云乡先生来信的末尾提到陪深圳的朋友去苏州组稿一事，说：“同去苏州，与各位老先生见面，天气亦好，今日则秋雨绵绵矣！”云乡先生一向关注深圳文化，尤其为深圳报纸写稿用力甚劬，连组稿一类费时费力的事也亲力亲为，忙着去播种，也忙着去收割，虽年逾古稀，竟是一派干劲十足的样子。先生信中有谈深圳文化数语，谓“深圳经济发达，人才济济，文化事业到一定时期，自然渴望发展；且无地域性，能汇聚全国各地精华……定能取得可观之成绩，可预卜也……”先生端坐于水流云在轩，抬头望窗外秋雨，俯首写文化情怀，是可圈可点的清朗秋景。先生写信用自制宣纸信笺，上印两方淡绿色篆章：一为葫芦状的“红楼”，一为水流云在室名，行文、格式、称谓一循旧时尺牍例。读这样的信，浮躁的心性如沐秋风，顿时清爽许多。
深圳果然如云乡先生所言，确是聚各地精华，“人才济济”。虽然许多人是冲“经济深圳”而来，但一旦“文化深圳”开始建设，气候、土壤又宜人宜文，他们文化人的“故态”便会“复萌”。素不相识的深圳《女报》杂志的聂先生前几天寄来一信一稿，自称许久不写稿了，现在“竟动了写稿的念头”，“过段时间，我有一个系列文章，关于深圳文化的，你如有兴趣，不妨给我家打个电话……”喜形于色，“哈哈”笑两声电话马上打过去，人却不在，接电话的人说出差去了。“出差去了！赶快回来才好。”再读聂先生的稿子，有这样几句话：“我们都深爱这座城市，我们都在为这座城市寻找注脚，我们都想为这座城市灌注一点文化的底气。”真说得精彩。这个“我们”确实队伍庞大，近一段时间的来信、来电、来稿“不厌其烦”地证明了这一点。深圳绝不缺少关心文化的人，绝不缺少对文化有真知灼见的人，大家都在说，在喊，在写，在做。如此便有希望。
我也很欣赏深圳大学张文华女士信中的一席话。她说她想为深圳文化的“繁荣”做点小事，为什么呢？她把“原因”说得竟有些秋水般的柔美、秋波般的迷人、秋阳般的温情：“好在共一城风雨。”1995年10月8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7期文化的动静
著名学者陈从周先生所著《说园》一书，开篇即论“园有静观、动观之分”，并举例说苏州的网师园宜静观：槛前细数游鱼，亭中待月迎风，“而轩外花影移墙，峰峦当窗，宛然如画，静中生趣”；同在苏州的拙政园则当动观：径缘池转，廊引人随，“与‘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的瘦西湖相仿佛，妙在移步换影”。其中的道理，是依据园之大小，“小园若斗室之悬一二名画，宜静观。大园则如美术展览会之集大成，宜动观”。从周先生认定“造园，综合性科学、艺术也，且包含哲理，观万变于其中”。以此通识论园，果然所得更深，所见更远。
其实，静观也好，动观也罢，关键在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是因为“我见、我料”，“坐对一山愁”，实际上是“愁对一座山”。观人、观书、观文化，亦同此理。自然界常常下雨，文化界往往“刮风”，在来势汹汹、去也匆匆的众多“新潮”面前，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是主张静观的，“文化思想的价值在于其本身，商业手段虽然可以把它炒得热火朝天，却不能改变真善美的价值法则”；“现在文化界也使用了股票市场所谓‘炒’的手段，以为广告宣传法力无边，可以决定艺术品的优劣成败，但是我却并不相信这种伎俩”。王元化先生欣赏熊十力先生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八个字，他有一种董桥所说的“静观的固执”。
固执地静观下去，时常可见到些奇山异水：对国学热大感兴趣的老板把“仁、义、礼、智、信”“善恶报应”“清静无为”糅在一起统称为儒学且堂而皇之地举行研讨会；写《新星》的作家不再管“衰与荣”而汇入气功洪流大写所谓“生命科学”；看不懂洋文书的“半老学者”也跟着新锐批评家们学满口的“文本”“语境”“话语方式”……
当然静观也并不等于“心如枯井”。文化有点像凉瓜，寒性是与生俱来的，当以“静观”为主，但有时也不能不出来“动观”一下。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既写政论性文字，也写纯学术文字。别人嗅出他这两种文字的气味不同，一个热辣辣，一个冷冰冰。金耀基则“听”出韦伯的这两种文章是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中的呼吁”，韦伯动观与静观并用，金耀基则听出了韦伯的动静。
时下的中国文化人有的在静观，有的在动观。静观者潜心学术，动观者争辩问题。其中又有些动静皆宜的“好手”，所以就有了意味深长的两道风景：一方面，《原道》《原学》《学人》《中国文化》等纯学术杂志纷纷创办且能生存；另一方面，文化争论又非常热闹，“重建人文精神”“抵制‘投降’”等话题热得烫手，各路豪杰纷纷出场，就连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大家也争得不亦乐乎。无人静观则学术停止生长，思想流于空泛；无人动观则活力无以激发，谬种难免流传。只要静观不停止思想，动观不乱了方寸，文化这出戏想必越来越可观。“文化广场”当然是既要静观，又要动观的。“看山如玩册页，游山如展手卷，一在景之突出，一在景之联续。所谓静动不同，情趣因异……”从周先生的通透之论，让我们更真切地边看边听文化的动静。1995年10月22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8期“想干点正事”
国庆节期间去海南组稿，却给蕉风椰雨勾起了许多往事。暌隔七年之后，再次走在海口的街上，发现这座城市像施了美容术一样变得俏丽而陌生了。七年前的“闯海”心情是苏轼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七年后的“重游”心情是因缘千里又相会，可惜相识难相知：今天的海口已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让人回忆，林立的楼群中挤不下怀念一条胡同的心情，那些搭着脚手架的“半截子工程”正催促着你向前看。
旧的文化该拆掉的拆掉了，该填平的填平了，新的文化正如搭着脚手架的“半截子工程”，尚未完全露出日后会有的真面目。久居海南的作家韩少功喜欢向前看，向思想的前方看文化的前景。他是第一批“闯海者”，七八年来在“孤悬海外”的岛上做着他的寂寞事业。那天，和韩少功、蒋子丹在海甸岛的一家名为“金海岸”的西餐厅谈约稿一事，我告诉韩少功说现在一批新锐批评家称他和张承志、张炜为“文坛三剑客”，韩少功摇头说不知有这称呼。他不大关心文坛的热火朝天。余秋雨有《天涯故事》一文谈海南历史，说：“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与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固守着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怡然自得。”这里讲的是宝岛的过去，如今这些话大概只适用于韩少功、蒋子丹这样的文人了。
二百五十多年前，还在山东潍县当七品官的郑板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了一句“学者当自树其帜”的话，认为文学艺术家缺少自己的旗帜，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艺术生命。郑板桥说：“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听气候于商人者也。”韩少功、蒋子丹他们自然不会没听说过“文章学问听气候于商人”的事，但他们“自树其帜”，先是办《海南纪实》，眼下正筹办《天涯》。韩少功说《天涯》会让人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思想艺术的重要潮向和最新标高；蒋子丹说《天涯》将在很多中国文化人公开嘲弄文学的理想和崇高的时候，堂堂正正地重申文学的理想……
为了金钱而“听气候于商人”，不好，为赶时髦听气候于“学子”更糟，三本一套的《萨特文集》的出版让人看到了一点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影子。但文化一“热”就要“热”萨特吗？韩少功说萨特、尼采这些人“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们表达的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而贫穷的中国学子却读着他们的书，争当“现代派”。韩少功说这“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的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富人的精神空虚填不满穷人的肠胃空虚，西方文化的“盛世危言”变不成中国文化的“灵丹妙药”。果真再有什么“文化热”也应该“热”扎扎实实的文化建设，而不是热衷于“炒”新思潮，造新名词；最好是“自树其帜”，像韩少功、蒋子丹之办《天涯》；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却听到了“民间疾苦声”，文化人虽然还不富裕，但也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文化上的事乱来不得的。
回深圳后接蒋子丹一稿，接韩少功一稿一信。韩少功信的第一句话是“《天涯》想干点正事”。真的，真的是要“干点正事”了，不是说文化又“热”了吗？1995年10月29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9期“当初应该爱你”
思想家的书最是碰不得：一来他们的心思总被问号勾着走，说的话也就不那么轻松，很容易让人失眠；二来他们的命运也总是不济，罕见有顺顺当当走到头的。那天晚上读《顾准文集》，一种很遗憾的心情径自沉下去，千呼万唤也浮不上语词的表面。电视里传来赵传的歌，“很丑”的歌星在唱一首新歌，名字是《当初应该爱你》。是的，当初应该爱你，当初人们应该爱顾准，当初中国应该爱顾准……这首歌的歌词倒也不坏，起码不是一味地死甜，不妨录下（这几句是第二天从一家商场的音响专柜抄来的）：
我跪在过去与现在交会的点，祈求天将我所失去的全都还给我。和你相遇太晚，分手太早，只怪我没发现，你对我好……是的，当初应该爱你，可是为何我匆匆放弃。我闭上眼睛，假装我可以忘记，流下的眼泪却骗不了自己……
这首一个人唱给另一个人听的歌，由我们许多人唱给顾准听倒也挺合适。确是“相遇太晚，分手太早”，朱学勤则说“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一个意思。朱学勤在他的论文序言里写道：《顾准文集》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他的博士论文“费三十万言所想说明而且不一定能说明的内容”，却已被顾准在二十年前用三言两语点破，“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
顾准现在被“发现”是一位真正充满博大爱心的思想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做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多年，20世纪50年代起遭受不公正待遇，曾两次被划为“右派”，1974年被迫害致死。二十多年间他“只服从真理”（吴敬琏语），精研历史、经济与政治，写下大量笔记。这些笔记整理成《顾准文集》出版后，震动了思想界与学术界。人们终于发现“你对我好”。顾准的儿女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同他断绝了关系，后来他们的心情也正是“只怪我没发现，你对我好”。顾准的大女儿在一封信中说：“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是的，当初应该爱你，可是我为什么轻轻放弃……”放弃顾准的当是那个时代吧？朱学勤则提问道：“顾准儿女的理解，是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一个女儿？”至今顾准其人其文也并不广为人知，哪里比得上大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歌星，顾准当然不丑，他的思想也绝不“温柔”。
正准备组织文章向读者推介顾准时，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老人的新作。巴老八年前出了一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之后，曾宣布“封笔”，但他终于没有在说真话的路上停下来。《随想录》之后又有《再思录》。“我闭上眼睛，假装我可以忘记”，巴金老人不肯“假装可以忘记”，他说“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因为流下的眼泪骗不了自己”。
总不能若干年后再对巴金唱“当初应该爱你”吧！只识《家》《春》《秋》，不知《随想录》《再思录》，便不懂作为思想家的巴金。
看来，思想家的书最是要读，尽管读起来不轻松，尽管要失眠，“我跪在过去与现在交会的点，祈求……”“祈求”并无用，别“闭上眼睛”就是了。理解不能老迟到；当初没爱，现在爱也不迟。1995年11月5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0期巧 对
大史学家陈寅恪妙论很多，行止也多与常人不同。比如他认为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所以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时，他出题以“孙行者”为上联，让考生对下联，结果大半考生交了白卷。但也有对出来的，其中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最为有名。
上面是翻梁羽生《名联趣话》得来的典故。这让我想起另两篇谈论深圳文化的文章，它们的主旨也可构成一巧对。斯英琦的一篇题为《一次回望历史的机会》的书评，谈的是何博儒的历史小说，表达的是作者对深圳文化建设的一个观点。他以文学创作为例，认为深圳的文学创作要“形成规模”，需要作家对深圳有“同根相生、同气相求的血缘情感，有共忧患、同沧桑的家园情感”。如何获得这种情感？他开出的方子是“回望历史”，因为“一个作家的个体生命在于对价值的了解和寻找，这种了解和寻找必须通过传统和语言来证实”。不然的话，“文艺创作至多只能是浅薄的讴歌或隔靴搔痒式的生活表层反映”。
而三版《深圳的声音》的作者刘伟似乎是持另一种看法。他说“现在不少文化人有意无意地希望深圳也变成传统文化的领地，以他们传统眼光来看，深圳文化实在太少”。那怎么看才多？刘伟的“药方”是“面向未来”，不然的话，深圳“这位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就会成为“踱着四方步、满口之乎者也的儒雅君子”。前者要“回望历史”，后者要“面向未来”，应该算是“巧对”（音韵上尽管有些不工）。
其实两人说的都不错，合在一起则又是“巧对”，又是“真理”。“深圳的特点和魅力就在于新”（刘伟语），没错，但“新”来自“旧”，创新需要以传统为根底。“标新”不一定非“立异”；“翻新”亦无不可，但最好不“弃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说，一个社会是一种“跨时间”现象，并不能由瞬间的存在构成，“它只是历时地存在着，它需有一种时间跨度，正如它有空间上的整合一样，它也有时间上的整合”。深圳文化既需“空间整合”，也需“时间整合”。当然要“面向未来”，但需“回望历史”，在传统中寻求“价值支持”。一味求新，就有可能“以不断翻新的潮流和旗号来掩饰内心的空虚，正像失去自信的女人频频在镜头前换妆补粉一样”（斯英琦语）。不把根扎在深圳，不时时地“回望历史”，就会把深圳看成“别人的城市”，形成“间隔心态”（斯英琦语）。话说得很到位，但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人来讲，仅仅“回望历史”，深圳还会是“别人的城市”，他们不会有机会像何博儒那样在深圳有“几十年生命的浸淫”，他们必须“面向未来”，一边扬弃旧的传统，一边创造新的传统，想想看，“如果深圳在开发之初便是一块传统文化的厚硬地带，深圳还能有今天吗？”（刘伟语）
考做对子确实有趣，上联是问题，下联就是答案，一个回合解决问题，“写意”得很。但有时一个回合也解决不了问题，陈寅恪虽然认为以“胡适之”对“孙行者”妙极，但梁羽生认为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因为“祖孙相对，天造地设”。如何建设深圳文化，已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仿佛是个上联正在求对，“回望历史”“面向未来”都是好下联，但也许有更好的。“胡适之”“祖冲之”都已是历史，须时时回望，不能忘记，但谁说得清有没有一个什么人更“对”得起“孙行者”呢？那便是“未来”了，一定要面对。1995年11月12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1期“模特”
学者常常有苦闷的时候。启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很有创见又很想发表自己的创见，可他任教的那所大学偏偏不需要创见。人们要求他不断地介绍西文新说，“这些新说就像时装那样变化不停，于是这位学者就只能充当‘学术模特’，为不断展示时装而疲于奔命”，“这岂不令人苦闷？”
模特穿的时装尽管不属于自己，但毕竟有在舞台上风姿翩翩的时候；“学术模特”尽管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好在也并没被人封住口。说起来这种苦闷虽值得同情，但又仿佛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名模”不愿当了，可以做公关，开酒店；“学术模特”不愿当了，或者不要学术，或者不当“模特”。讲台多得很，大胆发表创见就是，等创见发表完了再“苦闷”不迟。
学者最大的苦闷也许数不上被要求做“模特”，而是被要求“住口”和接受“改造”。1972年10月的一天，陈敏之去北京看望住在一间公共宿舍里的五哥顾准。此时顾准因一向发表创见而丧失了除他自己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家庭（妻子1968年被迫害致死，子女和他划清了界限）。陈敏之发现他的五哥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做的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同屋的学者们“每人有一小块领地，一架图书，静悄悄，各人读书写作，互不相扰，气氛也还宁静”。此时顾准已抱病在身，但仍在“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做着新的探索”。他的许多创见就是在兄弟俩见面之后的通信中提出来的。一直到1974年被迫害致死，他写给陈敏之的充满创见的信也从没中断过。
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一要正直，二要诚实，三要接受实践检验。启真先生的文章还写道：特区要培养“大师”和发展有特色的文化，就一定不能出现迫使人充当“学术模特”的氛围。确是中的之论。文化建设说起来需要三种人，按中国早期文化学的倡导者黄文山先生的说法，这三种人是文化学者、计划者、行动者。文化学者以科学方法对文化进行精密研究，把握规律，预测未来；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能够说“在某些环境中，某些结果似乎要产生出来”。计划者据此制定方案。行动者依方案而行动。文化学者的头脑最是要冷静，不能做“模特”，不能以为到了什么地方转了一圈、买几套时装回来便可以预测服装流行趋势；计划者也不能灵机一动便有了一个方案，认为某套时装非这样穿那样穿不可，总得有比较异同、实事求是的功夫；行动者不能一味地捧“名模”，乱起哄，随便送掌声，也不能要求学者、计划者做“模特”，好让自己看着舒服，总得考虑衣服合不合身、是否裸露太多、是否可以上街、是否可以出席晚宴等。
学者、计划者、行动者三方面的配合至关重要。深圳文化一定要穿适合自己气质的衣服，这衣服要自己裁制，不能被时装迷花了眼。谁也不能要求谁做“模特”。“行动者”里根当总统时经常会被问到一些政策上的他不懂的问题，这时他会把话筒递给他的白宫顾问爱德华，“这个我可真的不懂了，爱德华懂”；“行动者”不懂绝不装懂，“学者”“计划者”爱德华于是可以如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一点儿也没有做“模特”的苦闷。1995年11月19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2期千万次的问——兼寄友人
……来信早已收到。编务冗杂，未及复信，抱歉抱歉。《文化广场周刊》问世不久，尚在学步；我等亦如新妇入厨，羹汤初作，心中常存惶恐之念，脚下不免如履薄冰。信上说“《文化广场周刊》期期必读”，真是感谢，仿佛演员在舞台上气喘吁吁之时，听到遥远的角落里传来一片掌声，音停耳畔，暖驻心头。你说周刊似乎专注“雅”，其实，周刊的初衷本是既不故意扮雅，也不刻意流俗，只想把雅的俗的都拿出来搅拌、烹制一番，调出些新的品味出来。懂“食文化”的人常以“燕窝海参”为“雅”，以“鸡鸭鱼豚”为“俗”，但袁枚却谓“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鸡鸭鱼豚，豪杰之材也，卓然有自立之味”，可见“味”本身无关雅俗，“品”法不一样罢了。文化越来越难分雅俗，关键还是看有没有可品之味，是不是善品之人。“对于深圳文化，眼下应不断地发问，不必忙着定标准答案。”你这一观点足让我欣赏了半天。探讨问题恰如登山，结论在山顶，问题在山中。登山时一路左顾右盼，前思后想，奇山异水了然于胸，亭寺碑石皆存眼底，优劣得失便渐明渐朗，弃取存留会自有分寸。这样一直边问边走，山顶的结论自然会在脚下。但现在人们似乎再没耐心一步一步拾阶而上，只喜欢乘缆车直达山顶，刹那间就有了结论，然后一边很传统地吟诵“一览众山小”，一边很现代地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不一会儿，诗人的激情消失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宣告完成，“方案”“模式”立刻在云里雾里浮现，全不管这些横空出世的东西与脚下的这座山峰是否情投意合，“这边厢把他们推进洞房，那边厢的喜宴就开了张”。痛快倒是痛快，但“痛快”可能会很快地倒转过来，变成“快痛”。这些有点不伦的比喻你看了该会笑的吧！
也许该给你介绍点关于深圳的妙喻。创造这些妙喻的人其实都是关心文化的人，比喻是他们向文化提问的一种方式。“文化沙漠”一类的话就不必提了。因为既不新，更不妙；爱讲这句话的人像是突然撞见一位陌生人，一时手足无措，只好拿些套话搪塞几句。关于“深圳是一块松软地带”的说法就有些意思了，它讲了一种社会现实，却预示着多种文化前景。最近一期《街道》杂志有篇文章，说深圳“就像一个个刚建好的房子，充满水泥的味道，缺乏人气。所谓人气，就是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个比喻有七分真实，三分尖刻，加一块儿却是十分有针对性。另有一个“文摘”的说法，谓深圳将散见国内外的许多好东西都拿了来（比如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的集纳式景点），但读起来像本文摘杂志，不像一篇有独立创见、布局巧妙、情辞并美的文章。对了，你信中说“深圳是一个靠科学喂养迅速成长起来的美少年，体魄强壮，但气质差些”，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妙喻。这几个比喻各有偏颇处，只是偏的方面不同，但方向却一致，都朝向文化。加上句号是判断，换成问号便是问题。深圳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又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怎么样才会什么样？什么样才会不这样？问来问去，都是问题。最近喜欢一首歌—— 《千万次的问》，有机会回北方肯定唱给你听。总觉得这首歌不仅能唱给朋友，也能唱给文化：“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苏轼曾对人说过“余以手为口，尔以眼为耳”的话，可见手口眼耳是相通的，不必非分出孰雅孰俗。这样一来，我现在写的这些话你该是都能听见的，何况还有一首歌：《千万次的问》。文化应该是最经得起千万次的问的，以“文化目光”发问，以“文化情怀”讨论，答案总有翩翩而至的时候。答案有时不止一个，这本身又隐含了无数个发问的机会：文化是在问声中长大的。
北方是否又飘雪了？雪还是那么洁白、从容、宁静吧。1995年11月26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3期在雨中
一年多前写《天上飘着余秋雨》时，曾引过余秋雨散文《夜雨诗意》中的一段文字，现在对这段文字依然很喜欢。“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窗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蒙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你思念的名字……”
真的是这样。雨夜对窗而立，听窗外淅沥雨声，此时人的心里不是恋人心思便是文化情怀。恋人心思有一首叫《心雨》的歌可以表达，“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情思绵密细致，引人无限惆怅。文化情怀则可以看看余秋雨对夜雨诗意的思考。夜雨临窗时，他想的其实是文化。他固执地在夜雨中寻找诗意，结果发现的是诗意的正在失落：“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
不大容易说清楚的“文化情怀”，其实就是在雨天寻找诗意的心情，或者说是一种“雨意”。晴朗的天气里，阳光灿烂，催人行动。这时的心情正仿佛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雨天则令人沉静，使人想一些晴天来不及想的事，恰如理想主义的回首与展望。晴天的行动是现实参与，雨天的诗意是终极关怀：这么说应该是可以的。晴天免不了令人焦躁，使人闷热，心中飞起无数浮躁的烟尘。此刻，雨就成为必要的了，凉爽、沉静、踏实都会随雨而至。文化人固执地在雨天寻找诗意，心里想的正是晴空如何更宜人，所说所作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也能有几分雨意。
巧得很，这几天接到几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的电话，谈的都是与文化或《文化广场周刊》有关的事。汉语的“雨”字有“友人”之意，那这几位朋友算是“新知新雨”。一位赖先生鼓励我们说，尽管他自己很喜欢《文化广场周刊》，但像他这样“着迷”的人似乎还不太多，“你们应该扩大读者面，把周刊办得可读性更强一些，但是品位不能降！”真谢谢他的这一番提醒。另有一位程先生来电话，说他写了一篇“全面考察深圳文化”的文章，有七千多字，希望先给《文化广场周刊》用。接听这样的电话，经常会使我产生一种“听雨”的感觉。清人张潮认为人如果要“不虚此生”，便要能“听”，“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我这里正可续上一句，便是“案头听雨声”。
不仅仅“听雨声”，也常常是“在雨中”。编发《余秋雨教授访谈录》，听余先生关于文化的宏论，直觉得他雨夜中寻找的诗意径自浸润到了我们的版面上。“新语林”版有篇真正的“直面现实”的文章，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声如雨打芭蕉，令人怦然心惊；“读书人”版彭程的文章谈人与书的对应关系，声如雨敲琉璃瓦，入耳之后悦耳复悦心。编辑有许多甘苦不足为外人道，只这“听雨声”“在雨中”的感觉尚可一说。“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可见四时雨天都有诗意，都有文化，关键是要去寻找。文化需要雨的滋润，需要众多的“雨丝”“雨滴”以诗意的寻找来关怀。当然，不需要晴空霹雳，那是干打雷不下雨，徒然让人心惊；更不需要狂风暴雨，比如“文化大革命”，那只能带来灾难。文化情怀就是用手划去雨窗上的雾气，“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你思念的名字……”1995年12月3日《深圳商报》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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