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经典.古代散文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引驰,周兴陆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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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经典.古代散文卷试读：

前言

在几轮课程之后，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文学经典》，包括《古代诗词卷》《古代散文卷》和《古代小说戏曲卷》三册。这里所谓“经典”，并非是在传统“五经”意义上的用词，仅是一种修辞性说法。一般来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妙的艺术价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范性，同时又在文学史上流传不衰，受众广泛，便不妨赋予“文学经典”之称。当然，我们在遴选时难免有眼光的限制，未必能臻于完善。

为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编写组为入选作家撰写了简要的介绍，凡入选作品皆有解题和注释。其中吸收了学界研究的诸多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交代，统此致谢。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指正。

本书的编写，得到复旦大学教务处和中文系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陈引驰 周兴陆2019年2月导论一 文字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人看来，“禽有禽言，兽有兽语”，动物之间也用语言相互沟通，只有人类才形成了记录语言的文字。文字将人的思想感情、经验智慧记录下来，分享交流，代代相传。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才真正从动物中摆脱出来，在宇宙中为万物之灵，人类才进入“文明”时代。传说汉字是黄帝时的史官仓颉创造的：“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说文解字〉序》）自从有了文字，人类就摆脱了蒙昧状[1]态，文明之眼睁开了，“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2]所以“天雨粟”、“鬼夜哭”。

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稳固的汉字系统；中国文化的昌盛反过来也证明了汉字是一种成熟的、有生命活力的文字。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不仅南北迥异，有的地区方圆几十里内语音也各不相同，但使用的是共同的汉字，汉字超越了方言的差异，面谈虽多龃龉错讹，书之于纸，则怡然心解。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其他民族入主中原，起初排斥汉文化，但是经过一番较量之后，最终新政权无不采纳汉字、汉文化，汉字汉文化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政权有更迭，而汉文化是一脉相承，流灌至今的。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汉文化以其优越性、先进性，不断地同化其他文化，不断地向四周传播，形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汉文化圈。在域内，汉字直接孳乳了“壮字”“苗字”“瑶字”“布依字”“侗字”“白文”“哈尼字”等少数民族文字，历史上契丹大字、女真字、西夏字都是模仿汉字而加以变异创制的；域外如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字和文化都受到汉字和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共同构成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圈。

中华文化，纵向看，数千年历史一以贯之；横向来说，辽阔的疆域内，以汉文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这都说明了汉字对于维系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字绝不仅仅是交流信息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汉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先民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镜像。如：

远古部落首领古姓多从“女”旁，黄帝姓姬，神农姓姜，少昊姓嬴，虞舜姓姚，夏禹姓姒，这说明远古存在一个“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时代，即今人所谓“母系社会”。

父，金文作，像一只手举杖的动作，象征严父管教孩子。[3]

年，金文作，会意，人载负禾谷，表示丰收之意。庄稼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农耕文明的信息凝聚在这个字里面。

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民以食为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社稷代指国家。“王”之三横，代表天、地、人。王乃受命于天，君临天下。《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这个字体现出中国远古的政治思想。

君，《说文》曰：“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君子动口不动手，是发号命令的人。臣，《说文》曰：“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君臣的上下尊卑关系从字形就可以看出来。

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心是思维的器官，因此表示思想怀抱情感等内心活动的字均从心。

通过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汉字凝聚着中国古人认识自然、理解自我，建立社会关系的种种信息，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符码。中国文化基因通过汉字代代传递，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

汉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统称文字。汉字是形、音、义三要素合为一体的表意文字，象形、指事、会意的表意特征非常明显。象形者如日、月、牛、羊、马，就是图画的简化；指事如本、末、上、下、刃，指事符号意思也很明显；会意如明、休、寒、武、从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组成新意，另成一字。形声字，不仅形符跟义类有关，声符也含有意义。如“戔”有“小”意，凡是以它作声符的字都与小有关，水小为浅，纸小为笺，器小为盏，金小为钱，贝小为贱。

古人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刘熙《释名·释言语》）汉字按一定的语序组织起来表达一定的内容，就是汉语文章。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文章的一些审美特征。

从字形上说，因为方块汉字独体成字，形成了古代诗文句式整齐，多骈偶句式的整饬美。汉字是象形的表意文字，望形推意，如“寒”字，会意一个人居屋庐之下，冷冰之上，荐以丛草，本身就是一幅写意画。郭璞的《江赋》描写江流险恶曰：

砯（pīng）岩鼓作，漰（pēng）湱（huò）泶（xué）灂（zhuó）。（píng）（bèi）（hóng）潎（piē），溃濩（huò）泧（yù）漷（huò）。潏（yù）湟淴泱，（shù）（shǎn）（yuè）。漩澴荥瀯，渨（lěi）濆（pēn）瀑。溭（zé）淢（yù）浕涢（yún），龙鳞结络。

排列许多带有“氵”偏旁的字，读来似睹惊涛骇浪。汉字的书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就书法艺术来说，这种“半字同文”的“联边”书写出来是不好看的，所以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主张“省联边”，尽量不要连续用三个以上的同部首字。相传北宋时契丹使臣来朝，每以能诗自矜。朝廷商议让苏轼接待使臣。契丹使臣索赋诗，苏轼说，[4]赋诗容易，观诗就不容易了。于是出一《长亭诗》以示之：

契丹使臣终日凝思，不辨其意。苏轼这首“神智诗”曰：“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笻。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真可谓将汉字的图画性特征发挥至极点。

从字音上说，汉字音节由声母、韵母和声调构成。声母相同的词为双声，韵母相同的词为叠韵，双声、叠韵和重叠词用得好，声韵具[5]有铿锵婉转的和谐美。古代诗文里就大量运用双声叠韵和叠词。人类早期的交流是口耳相传，为便于记忆，多采用回环往复的押韵形式，如歌谣都是押韵的。后世的书面文章，分为有韵的“文”和无韵的[6]“笔”，前者如诗、赋、颂、赞等，后者如史传、诸子、章、表、奏、议等。韵文要做到“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和”是指不同声调的字相交替，如后世律诗所谓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如果全平全仄就比较单调；“韵”是指同韵字在不同的句尾相呼应。不押韵的散文并非不讲究声律之美，它也要读起来唇吻调利，不至于喉唇纠纷，口吃不顺畅。洪迈记载一事：

范文正公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辄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趢[7]趚，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

范仲淹歌词“苍”“泱”“长”用的是洪亮的“七阳”韵，中间用一个短促的入声字“德”，过于局促，就是所谓“趢趚”，换为平声“风”字长音，沉重响亮，显得气势宏大，境界壮阔。骆宾王《代李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末二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刚健盛壮。如果把“中”字换为“内”字，语气的力度就大为削弱。因为上句的平声“中”字，为后句的“下”字的去声蓄势，一平一仄，才有顿挫之力。若改为去声“内”字，力量已用尽，后句成强弩之末了。可见散文也须讲究音节声韵。清代桐城派古文家非常重视文章的音节之美，提倡疾读缓读，在讽咏中求得文章的神气。

汉字声韵本身也会引起不同情感效果。平上去入四声的情感指向各有不同，唐《元和韵谱》曰：“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曹丕《燕歌行》押平声“阳”韵，吟诵起来哀怨之声不绝于耳；柳宗元《江雪》押入声“屑”韵，孤傲之气突兀而起。不同的韵的情绪效果也是不同的。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末二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的是“尤”韵，音韵本身也起到加深词人感慨的作用。吴世昌先生举秦观“可堪孤馆闭春寒”为例说明语音与情感的关系说：“可堪孤馆”四字都是直硬的“K”音，读一字喉头哽住一次，最后“馆”字刚口松动一点，到“闭”字的“P”又把声气给双唇堵[8]住了一次，因为声气的哽苦难吐，读者的情绪自然给引得凄厉了。

可见汉语的语音有“声情”效果。古人创作诗词不仅重视“辞情”，也考究“声情”，注意到语音的表情效果。今天在品赏古人佳制时，对于声情应该格外留意。

再从字义上说。汉字具有一字数义和一义数字的特点。一义数字，就可以避免重复。刘勰《文心雕龙·练字》提出“权重出”的原则，所谓“重出”，就是“同字相犯”，除非是关键字眼需要强调外，一般写文章尽量避免频繁地重复用字。特别是律诗，是忌讳重复用字的。汉字字库量大，一个意义往往有多个字来表达，作者为了避忌重复和押韵的需要，可以斟酌挑选合适的字。如果一种语言的字库里字数有限，作家运用起来不免捉襟见肘。汉文学的精深美妙与汉字“一义数字”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汉字一字数义，由本义引申出多个义项，一般是由具象引申而抽象。汉字的多义性，造成了诗歌意义歧解的“复意”效果，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前面一句的“远”是指时间上分别之长久，还是指空间上相距之遥远呢？似乎难有定论。面对这种情形，古人也感慨只可意会难以词解。汉字的字义由具象而抽象，日，本义是太阳，引申为君王。日与月，既可以比喻君臣，也可以比喻夫妻，这就造成了诗歌“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复意效果。如《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是指“阴邪之臣上蔽于君”呢？还是指游子薄幸，在外被蒙蔽而不思归呢？似乎并无定论。读者只能各以其情而自得。中国诗歌的含蓄蕴藉，言已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字的多义性。

汉字根据字义可分为虚字、实字。古人一般认为名词（有时包括动词）是实字，其他词为虚字。虚字虽无实在意义，但是它助实字之情态，可以调谐辞气，更好地传神达意，如《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三个“也”字助词感叹，如闻其语，如见其人。对于虚字的奥妙，古人多有体认，如刘勰就说过：“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文心雕龙·章句》）句首发语词、句中停顿词和句末语气词，各司其职。虚字虽没有实在意义，但是作用很切实，没有虚字的连缀，很难成为一篇文章。有一位年轻人写文章不善于用虚字，柳宗元就教导他，“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多读前人的经典文章，悉心体会，自然能掌握其间奥妙。

汉语句子的词序非常灵活自由，这对古代的诗文具有重要的影响。旧体诗五七言句式整齐，就是得益于汉语的这个特点。古代的回文诗精妙地凸显出汉语词序灵活的特征。苏轼《题织锦图》：春晩落花馀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

倒过来读，同样是一首规整的绝句：空阁绣帘疏映雨，暮城边雁远随人。桐枯半月低凉夜，草碧馀花落晩春。

虽然近似于文字游戏，但因难见巧，说明诗人参透了汉语的特点，能够加以巧妙运用。相传有一个朝士，替皇帝题扇面，本想题王之涣的《凉州词》，一紧张误把诗中“间”字遗落了，于是有人诬他“欺君”。这朝士灵机一动，急中生智，硬说他所题的不是唐诗，乃是一首词，读作：“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化解了一场文字危机。故事虽不一定真实，但它充分说明了汉语文法的自由灵活。从文学的角度说，它成就了诗歌的多义性和含蓄之美，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不够严谨，在科技和法律文书方面，可能因歧义引发纷争。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二 文道与文德

中国人是把“文”看得很重的，将文与道联系起来，认为文本于道，文以明道。《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物相杂，谓之文。天上日月叠璧，云霞雕色；地上山川焕绮，草木贲华，林籁结响，泉石激韵，这些都是“道”的文采。人是万物之灵，“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天地动植皆有文采，人类之有文章，是自然而然的。圣人象天法地，近取诸人，远取诸物，创造人文，以化成天下。本为无形的道，通过圣人的文章而显现出来，圣人以文章来显明天地人伦之道，故曰文“本乎道”（《文心雕龙·原道》）。刘勰的“原道”论为后人普遍接受。唐代的李翱说：“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罗乎地，地之文也；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志气不能[9]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纰缪也。”天文、地文、人文的说法，显然是根源于刘勰《文心雕龙》。

中国人的文，不只是今天的纯文学、美文，而是无所不包的大文章。凡著于书帛者皆谓之文，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都称为文。刘勰《文心雕龙》论及谱籍簿录，从今天纯文学立场看，都算不上是文学。我们今天谈古代文章，需要摆脱“纯文学”的局限，把眼界放宽些。

圣人的文章即“五经”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刘勰论文主张“宗经”，经典“衔华而佩实”，是最高的文章，后世各种文章体裁都是滥觞于经典，经典确立了后世文章的标准和典范。后人论文多具有“宗经”观念，对五经给予最高的推崇。古文家直接推举经典是最高的古文范本，骈文家也从《周易·乾卦·文言》中寻找骈俪的根据。

文章不仅本源于“道”，其宗旨也是为了“明道”。唐宋时期古文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文以明道”，写作文章是为了彰显“道”。如韩愈具有浓厚的道统意识，他的《原道》《原性》等文章多阐发儒家义理，但是韩愈的“道”并不狭隘，广泛地包括用兵之道、治国之道、为师之道、交友之道，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内容。柳宗元的文章也具有鲜活的现实性，《种树郭橐驼传》从种树谈到官吏治民，《蝂传》等寓言故事往往就是在讽刺现实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实践了他“辅时及物为道”的主张。宋代欧阳修主张为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苏轼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他们大量的政论文章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然，古人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板着脸说大道理，韩愈还有“以文为戏”的《毛颖传》呢，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表现他安顿灵魂于山水间的怡悦，苏轼有一些文章谈艺术造诣，表现超然的人生态度。真正成熟的文章家，其文章的内容、风格和境界是多种多样的。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说，把“文”视为载道的工具，虽然没有否定文的审美性，但只是认为这种审美性可以引起读者的喜爱，从而有利于道的传播，对文章美本身的价值是认识不足的。程颐进而认为“作文害道”，一个人把精力集中在作文上，玩物丧志，对于学道有妨碍。这完全是道学家的片面、偏激的认识。宋代理学家一般不重视作文，他们谈学论道采用口语化的“语录体”，都是只言片语，辞气鄙倍，不成章法，没有完整的篇章结构，算不上独立的文章，后代古文家都忌讳“语录体”。“语录体”之重道轻文，促使后人重新思考体会文与道的矛盾性，进而有人明确地反对“文以明道”论，如清人袁枚就批评“文以明道”，说：“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曾国藩说：“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与刘霞仙书》）吴汝纶说：“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与姚仲实》）将撰作文章从“明道”的挟制中解脱出来，是古代文章观念的进步。对这个问题应该有这样几点认识：一、明道是文章功用之一，但并非是文章的全部功用，古人记景叙事、抒写情性、游戏笔墨者比比皆是，并非每一篇文章都要“明道”的。二、“明道”之“道”，不可看得太狭隘。儒家心性义理是道，军国大政是道，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物理也未尝不是“道”，把“道”看得活络了，理解“文以明道”就圆通了。三、“文以明道”，重点还是在作文，在美妙的文辞之中蕴含道理，让读者于涵泳鉴赏中潜移默化，接受所言之道，而不是像“语录体”那样干巴巴的直接谈论道理，没有多少美感可言。“文德”是传统文史学术上的重要问题。文人首先要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论语·宪问》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表现于外的语言文字与内在的德性不是必然一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历史上不乏其例。西晋初年的潘岳，早年巴结贾谧，看着贾谧的车辆飞扬的尘土，望尘叩拜。后来贾皇后、贾谧构陷愍怀太子的文字就是出自潘岳之手。就是这样一个奸佞小人，居然写出一篇《闲居赋》，称自己“优游以养拙”。金元时元好问《论诗》绝句剥下了他的“画皮”：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像潘岳作《闲居赋》这种“言与志反”的情形，刘勰斥之为“为文而造情”（《文心雕龙·情采》），文章不是表达，反而成为掩饰、欺骗的手段了。

与“文人”这个阶层的产生几乎同时就出现了“文人无行”的污名。但正如刘勰所言，文士的瑕疵，那些武将也是有的，只不过“名崇而讥减”罢了。“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文心雕龙·程器》），将相地位高，有一些小毛病，好像是不以一眚掩大德；文人本来就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容易遭到讥嘲。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诚如梁简文帝所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写文章时须要摆脱一切陈规陋习的束缚，独具匠心，竖起脊梁，撑开慧眼，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在普通人看来就有点“无行”了。为了避免落下“文人无行”的口实，古人多强调“先器识而后文章”，所谓器识，就是器量与见识，关乎一个人的德行。古人说，大丈夫一号为文人，便无足观矣。舞文弄墨，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历来是为世人所看不起的。“文德”的另一层意思是从作文的态度上说的，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提出“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作文原则。临文必敬，是指文章乃天下之公器，作者须摄气内敛，敦厚平和，发表通乎人情、合乎至理的言论，即使有所讽刺，也应该是公心讽世，而不是揭私攻讦，以文章来逞私欲、泄私愤。相传在东汉末年，曹操想惩治孔融，就让路粹作一篇奏章，罗列了孔融狂妄放肆的言论，最终置孔融于死地，后人读了路粹的这篇奏章都害怕他毒辣的笔锋，鄙薄他贪恋禄位、陷害孔融的行径。路粹之举，就不符合“临文必敬”的原则。论古必恕，是指评论古人应该知人论世，设身处地，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里进行评述，同情地理解，而不是据己私见，信口雌黄，妄生是非。比如关于“三国”的历史，陈寿《三国志》和司马光《资治通鉴》尊曹魏为正统，习凿齿《汉晋春秋》和朱熹《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后人往往肆口骂詈，实际上正是不能设身处地地评论古人的失误。章学诚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也就是说陈寿、习凿齿、司马光和朱熹对三国正统的不同处理方式都是有各自的现实考量的，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三 文体与文法

粗略地给文章分类，按是否用韵，可分为韵文和非韵文。远古时代，书写不便，“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阮元《文言说》）。口耳相传，为了易于记诵，辞句往往协韵。即使书写工具出现以后，易于讽诵的韵文也还是文体之大宗。

按句式的整散，可分为骈文（骈体文）和散文（散体文）。以对偶句式为主的是骈文，以奇零句式为主的是散文。《文心雕龙·丽辞》专论对偶，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世上既有奇零的事物，也有很多事物是对偶的。古代的经典中就多运用对偶句式，写文章应该“叠用奇偶”。骈文多偶句，句式整齐。韩愈、柳宗元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即打破对偶句式的散体文。唐宋以后，骈文和散文各行其道，既相济为用，又相互竞胜。骈句与散句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包世臣《艺舟双辑·文谱》）。后人主张骈散合一，互为其用。韩愈提倡古文，但并非完全排除骈俪句法，也是汲取骈体之长，化骈为散的。像他的《原毁》，通篇皆用排偶，只有结尾以单行作收。宋人的辞赋多化用散文句法，以疏宕其气。

唐宋以降的“古文”是散文，不用韵，句式零散，比较容易辨别。那么，骈文与韵文是不是一回事呢？骈文虽然有很多是押韵的，但骈文并不完全等同于韵文，也有不少骈文是不押韵的，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一篇不押韵的骈文。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辨体”，古人对文体的划分也较为细致。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涉及有韵的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无韵的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笺记等文体凡33类。同时代的萧统《文选》中所收作品按文体分为38类，与《文心雕龙》大致相当。到了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文体简化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但依然可见古代文体的丰富。不仅文体繁多，而且每种文体都有各自的属性特征和写作规范。如“赋”体，词必巧丽，意必明雅；“碑”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10]华；昭记鸿懿，必见峻伟之烈”。作某一体文章时，须要遵守它的基本规范。在“尊体”的前提下驰骋才思，在文辞方面发挥创造性。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就是这个意思。

但事实上，文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在“尊体”和“破体”之间摇摆，当一种文体规范定型之后，染指者渐多，便会出现庸肤俗滥、呆板僵化的弊病，这时就须要突破旧的规范，借鉴其他文体的优点而加以创新发展。有时新的时代文化和创作环境也促使作家突破旧的文体规范而变化生新。如祭文是丧葬告祭死者时所诵读的文章，为了便于诵读，一般是用韵的。但韩愈《祭十二郎文》作于下葬之后，因此就不求押韵而改为抒情更为自由的散体。宋人好发议论，如欧阳修所说：“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这种风气影响到文章的写作，碑铭游记等几乎各种文体都染上议论的风气，如“记”这种文体在唐代以前都以叙述为主，宋代的“记”则议论的成分大为增加，苏轼的《超然台记》就是先发一大段议论，然后才是记叙。以论为记，是宋代“记”体的一大特征。这些都是文体之变。尊体和破体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古代文体发展的基本路径。

为文须有法度，古人多探讨作文的方法。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指出，文章要做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这是一个总的原则。《章句》篇说：“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承接）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文章开头部分要能引起中段的意思；结尾的文字，又须呼应前段的意旨。从外看，像织绮的花纹一样自然合理地衔接；寻内理，则脉络相互贯通。古人用“常山蛇势”来比喻文章的首尾呼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

后世论文法愈益细密，如清人毛先舒提出主客、先后、详略、分合、伏应、束纵、联断、单复、顿宕、整乱十种文法（《书·文论一》），实际上作文方法绝不止这十种。就本书所选的文章来看，《左传》写晋楚城濮之战，开合奇变；《庄子·逍遥游》文法有断续之妙；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用意之深微曲折，《进学解》揶揄自嘲以抒愤；柳宗元《蝂传》托物寓意，以小见大；苏轼《留侯论》一字立骨，以“忍”字贯穿始终。可见，文各有法，而无定法，一切法度都不能刻板套用，须神明变化，法为我用。

曾国藩曾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11]韵。”今人学习古文，须要朗诵吟咏，在喉吻神气上求与古人相合，悉心体会汉语文学的艺术精粹。[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2]《淮南子·本经训》注：“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3]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第3518页。按《说文》：“年，谷熟也，从禾，千声。”[4]此据周春《辽诗话》卷下，《回文类聚》卷三题作《晚眺》，注：“此首神智体。”[5]清人李重华论双声叠韵之妙曰：“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宛转。”（《贞一斋诗说》）[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7]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五。[8]吴世昌《诗与语音》，《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9]李翱《李文公集》卷五《杂说》。[10]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即“突出地叙述死者盛大的德行，必定要显示出他清明风范的精华；明白地记述死者宏大的美质，一定要体现出他崇高宏伟的功勋”，参见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11]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卷上“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先秦散文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文字最初由巫祝史官掌握，记载占卜、祭祀、战争、封赐训诰等重大事件。我国存世最早的文字是甲骨卜辞，多为殷商时期巫祝占卜的记录。由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书写不便，文字往往较为简洁。商周时彝器铭文记述更为广泛的上层政治生活，篇幅增多，内容加详，但总体来说，只能算作文章的滥觞。《尚书》和《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一批历史典籍，被称为记言叙事之祖。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是记载虞夏商周时朝廷训诰诫命的言辞，辞理古奥；《春秋》相传是孔子据鲁国史书而编订整理的，义理艰深，一字寓褒贬，简而有法。《春秋》记载大多过于简略，很难称作成形的文章。

通常把先秦的散文分为两类：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以叙事为主；以《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以说理为主。一般认为《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公室卑弱、大夫僭权凡250余年历史，有些史事写得曲折生动、细致传神，刻画了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对后世的史传、叙事文乃至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二者都体现出鲜明的崇礼重民的儒家思想。《国语》是一部可以与《左传》相互参照的国别史。《左传》重在叙事，《国语》重在记言，记录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朝聘、飨宴、讽谏、辩论、应对之辞。在叙事写人的成就上，《国语》不及《左传》。《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为之游说诸侯出谋划策的政治主张和言论。议论纵横捭阖，铺张扬厉，文采炜烨，辞气纵横，对汉代辞赋的兴起、后世如苏洵、苏轼文章的创作都颇有影响。《论语》是以语录体形式，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文本，尽管有些叙写比较生动形象，但总体来说，尚未构成完整的文章。至战国中期，《孟子》虽同为语录体，但各篇论题已比较集中，首尾叙述完备。孟子长于论辩，善于设喻比譬，层层推进地论辩道理，气势浩然、情感充沛，语言晓畅。至《庄子》，则发展为富有文学意蕴的说理文，想象丰富而诡奇，多用寓言形式讲述道理，深入浅出，语言瑰丽流畅，音调和谐。《荀子》理懿而辞雅，《韩非子》广譬博喻、词锋犀利，都具有很强的论辩性和逻辑性，达到先秦论说文的新高度，是后世说理文的源头。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提出“五经”“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是后世文章的典范，后代各种文体无不滥觞于“五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可见先秦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尚书》《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典籍，原名《书》，因是“上古之书”，“上”与“尚”通，又称《尚书》。汉代以后列入儒家主要经典，称为《书经》。《尚书》保存了战国以前流传的一批历史文献，主要记载君臣政治言论及相关历史事件。全书按时代可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所载文类包括典、谟、训、诰、誓、命，是后世诏诰类作品的源头。《尚书》义旨弘雅，文辞古奥，韩愈《进学解》称之“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尚书》原有百篇，历经秦代禁毁典籍及秦末战火，至汉初实存28篇，文帝时由伏生口授而传，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文本，即今文《尚书》，武帝时又增《泰誓》一篇。鲁共王于孔子旧宅壁间发现以先秦古文字传写的文本，即古文《尚书》，内容较今文多十六篇。西晋永嘉之乱中今、古文本俱散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曾进献古文《尚书》58篇。宋以后不断有人质疑古本真伪，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考订其中25篇属于伪作，即今传《尚书》文本由今文《尚书》及后人伪造古文《尚书》拼凑而成。《尚书》注本主要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无逸【解题】 本篇选自《尚书·周书》。相传周武王去世时，其子周成王尚幼，由武王弟周公辅政，摄行治理天下。及成王年长，周公还政于成王。本篇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初，迁殷遗民于洛之后。《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无逸》。”本文即是周公对刚亲政的成王所作的一番告诫。围绕“君子所其无逸”这一主题，周公主要列举中宗、高宗、祖甲等殷代先王治民方策，又追述周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的勤政事迹，指出前代贤王之所以成就功业，源于知稼穑之艰、敬畏天命、勤勉政事、惠爱百姓、不耽于逸乐；进而要求“继自今嗣王”能够“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也期望成王效法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的为君之道，善于听取臣民的意见，敬慎言行，这样才能成为明君，臣民才能诚信安居。文章采用多处对比，以“知稼穑之艰难”与“弗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与耽乐、贤王与殷纣等形成对照，对成王加以告诫。每段论述都紧扣主题“无逸”，是战国以后论说文“据题抒论”的先导。[1][2]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3][4]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5][6][7]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8]。’”[9]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10][11][12]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13][14][15]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16][17][18]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19][20]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

[21][22][23]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24]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25]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26][27]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28][29][30]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31][32]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33][34]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35][36]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37]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38][39]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40][41]，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42][43][44]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45][46][47]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48][49]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50]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51][52]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53]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1]周公：即姬旦，周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2]所：处其位。其：表示推测的副词。此句意为君子处其位不要贪图安逸。[3]稼穑：农耕为稼，秋收为穑，稼穑即指农事。小人：庶民。依：隐，犹今言“苦衷”。“先知”三句：先知道农事的艰辛，再考虑自己的安逸，这样，才懂得庶民的疾苦。[4]相：看。[5]谚（yàn）：鲁莽不恭。[6]诞：诳骗。[7]否则：乃至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认为否则即“不则”，意为不遵循法度。[8]“昔之人”两句：过去的人（指其父母）没有见识。[9]中宗：汤之玄孙太戊。[10]“严恭寅”二句：意为严恪恭敬，敬畏天命，以天命自度。[11]祗（zhī）：恭敬。治民祗惧：治民敬身畏惧。[12]肆：犹“故”义。[13]高宗：殷十一世王武丁。[14]旧：久。爰：于是。暨：与。“时旧劳于外”两句意为高宗的父亲让他长久地在民间生活，和庶民一起劳作。[15]亮：信。阴：默。[16]三年不言：武丁三年不轻易言，默以思道，谨慎敬畏，故周公称赞他。[17]雍：和谐、喜悦。其惟不言，言乃雍：惟其不大讲话，一旦讲话就令天下和悦。[18]嘉靖：安定。高宗讨西北的鬼方部落，三年克之。[19]“至于小大”两句：不论小大之政，无一时有怨言。[20]祖甲：武丁之子。[21]不义惟王：认为父亲立自己为王是不合理的。祖甲有兄长祖庚，其父武丁欲废长立幼。[22]旧为小人：（祖甲逃至民间）做了很久的庶民。郑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旧为小人。”[23]作其即位：祖庚死后，祖甲才即位，故云“作其即位”。[24]耽乐：沉溺于安乐。[25]罔或克寿：没有能长寿的。意为逸乐会折损寿命。[26]太王、王季：周公的曾祖父、祖父。[27]抑畏：以义自抑、敬畏天命。[28]康：居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节俭），以成就他安定人民与开垦土地的功业。[29]徽：善。柔：仁。懿：美。恭：敬。徽柔懿恭指文王具有的美德。怀：安。两句意为文王以美德美政待其民，人民得到安定。[30]鲜：少乏。惠鲜鳏寡：施恩惠于少乏鳏寡之人。[31]昃（zè）：太阳西斜。“自朝至于日中昃”三句：文王从早晨到日中、到太阳西斜，都没有时间吃饭，都是为了和谐万民。[32]盘：乐。田：打猎。[33]供：恭。以庶邦惟正之供：王正己身以恭待万民。[34]受命：即位。中身：中年。文王九十七而终，年四十七即位。[35]继自今嗣王：从今以后的嗣位之王。[36]淫：放纵。观：声色之娱。[37]今日耽乐：今日且享乐（明日止）。[38]攸：所。若：顺。“乃非民攸训”三句：“今日耽乐”的行为，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顺天，这人就有大过错了。[39]殷王：殷纣王。[40]胥：相。“古之人”三句：古代君臣之间，相训告，相保惠，相教诲。[41]诪（zhōu）张：欺骗。此句意为庶民之间也就不会相互欺骗、幻惑。[42]“此厥不听”四句：不听大臣的训告，就有人训之以非法之事，就会变乱先王的正法，无论小大之事。[43]违怨：怨恨。[44]诅：请神处置。祝：以言告神。[45]迪哲：智慧明德。[46]詈（lì）：骂。[47]皇：汉熹平石经《尚书》作“兄”，即“况”字，更加。皇自敬德：更加敬慎自己的德行，增修善政。[48]厥愆两句：有过失，则说：“是我的过失。”[49]允若时：诚如是。时：是，此。“不啻”句：意为四王不但不敢含怒（表示愿闻其愆）。[50]辟（bì）：君。此句意为不长念其为君之道。[51]不宽绰厥心：心胸不宽大。[52]丛：丛聚。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天下人民同怨仇之，怨恨聚集在他的身上。[53]嗣王：此指周成王。监：同“鉴”，鉴戒。《左传》《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作者为春秋后期鲁人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关于《左传》的性质主要有两说：一说为传述《春秋》之作；一说为战国初期独立撰作的史书，后人用以解释《春秋》，故称《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前者影响较大。《春秋》是鲁国编年体史书，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诸侯各国之间的史事，叙述简要，往往始末不明。《左传》记事起始年份与《春秋》相当，讫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对《春秋》仅具梗概的纲目式记录予以详尽增补，呈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征伐等重大事件的本末原委。《左传》之外，传述《春秋》的重要撰著还有《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后二者属于今文经学，偏重阐发《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左传》属于古文经学，更侧重于史实补正，故宋人胡安国称“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左传》注本主要有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唐孔颖达《左传正义》等，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较为通行。郑伯克段于鄢【解题】 本篇选自《左传·鲁隐公元年》。鲁隐公元年（前722），郑国宫廷发生了一场权力争斗。《春秋》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以七百余字详细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于此次郑国宫廷内斗的远因，《左传》追溯至郑庄公出生时因难产使母亲姜氏受到惊吓，因此招致姜氏厌恶；姜氏偏爱幼子叔段，一再请求国君郑武公废长立幼，立段为太子，武公没有应允。庄公即位后，姜氏又为段请封到富庶的京地。段至京地后逐渐将势力扩展至西鄙、北鄙、廪延等地，意图与姜氏里应外合，谋取郑国君主之位。庄公对段的扩张置若罔闻，看似姑息纵容，实则暗中设防、步步为营，意在诱使其弟挑起战端，以求师出有名。这场斗争，最终以段逃奔共国、姜氏被囚于城颍作结。《春秋》以一“克”字讥刺兄弟之间竟然似两国相争，弟不悌而兄失教，寓褒贬之意。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共叔段有恃无恐，贪得无厌，以贱妨贵、以少凌长，终至弃国出奔。姜氏贪婪无度，昏聩狭隘，亲手制造了这场宫廷斗争。《左传》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叙述了事件跌宕起伏的过程，展现了庄公、姜氏、共叔段的性格特征，揭示了春秋时期“君义臣行，兄爱弟敬”的道德观念的破坏。归有光称此文是“左氏笔力之最高者”。[1][2][3]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4][5]，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6][7][8]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9][10][11][12]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13][14][15]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16][17]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18][19]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20][21]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22][23]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24]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25][26]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27][28][29]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30][31][32]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33][34]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35]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36][37]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

[38][39][40]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41]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42][43]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44][45]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

[46]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47]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48]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49]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晋公子重耳之亡【解题】 晋公子重耳流亡列国的经历，见载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四年，篇名为拟题。鲁僖公四年（前656），晋献公听信宠妃骊姬的谗言，猜忌诸子，太子申生被迫自杀，公子夷吾、重耳逃归封邑。献公又派兵到蒲城追杀重耳，重耳不得不携谋士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人出奔流亡。此后，历经19年，重耳过狄、卫、齐、曹、宋、郑、楚、秦八国，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执掌政权即位为晋文公。本文涉及史事众多，总体上以重耳流亡、归国为线索，展现了重耳由贵族公子演变为政治家的成长史。流亡初期，重耳乞食不得时欲鞭笞卫人、被迫离齐后以戈逐狐偃，一位未经世事、不思进取的公子形象跃然纸上。此后，重耳为国土与楚王斡旋、向怀嬴降服自囚以获取秦国支持、投璧于河以结臣子忠心，种种迹象显示，重耳已成长为一位具有胸襟气度、能够权衡轻重的政治家。归国后，面对国内尚不安定的局势，重耳捐弃前嫌，宽待昔日敌人寺人披，平定吕甥、郤芮叛乱，接见头须以凝聚民心，逐渐成为一代霸主。文章头绪众多，作者娓娓道来，叙事谨严有致，是《左传》中的名篇。[50]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51]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52][53]，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54][55]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56][57]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58]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59][60]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61][62]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63]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64][65]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66]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67][68]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69][70]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71]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72]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73][74]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飱，寘璧焉。公子受飱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75][76]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77]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78][79][80]，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81][82]，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83]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84][85]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86]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87]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88]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89][90][91][92]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93][94][95]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96][97]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98]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99][100][101]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102][103]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104]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105][106]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107][108]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109]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110]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111]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112]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113]

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114][115][116]。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117]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118][119]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120][121]

吕、郤畏偪，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122][123]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124][125]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126]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127]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128][129]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130]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131][132][133]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三月，晋[134]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135]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136]人，实纪纲之仆。[137][138]

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139][140]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141][142][143]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144]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其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145][146]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147][148][149]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馀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150]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151]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152]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153]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154][155]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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