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效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苏珊·平克（Susan Pinker）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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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试读：

你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和你的同胞之间有一千条牵绊。这些牵绊以及因为同情而产生的纽带，是你行动的原因，也是你行动的结果。——亨利·梅尔维尔牧师（Henry Melvill）1856年面对面交流塑造更好的朋友圈司晓腾讯研究院院长《村落效应》一书反思了电子产品、社交媒体、网络世界到底让我们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以及对我们的健康、快乐、工作、生活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近一两年出现了不少同类题材的书和文章，相比之下这本书非常细致、丰富，也更具深度与说服力，它的反思非常有价值！

互联网、社交媒体都是新生事物，是人类社会的新生空间，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也带来了新的烦恼，这些来自各个维度的思考甚至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际交往的本质、幸福的来源。

书中有两个核心观点：1.朋友关系至关重要。2.面对面交流有助于建立更好的朋友关系。这两点我都赞同。张小龙作为微信的创始人，他也反复强调，微信是一个工具，希望它让人们的工作、生活与交流变得更高效，用完即走；而不是把微信这个软件本身当作情感依赖与社交归宿。

我们相信，来自学术界的反思、互联网产品设计者的理念以及普通用户的体验，都有助于帮助我们找到与电子产品、社交网络更好的相处方式。每个人都有一个“村落”

一个与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愿意为你捐献肾脏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3/1 000。而有两个人愿意这么做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但是，约翰却得到了4个人的捐赠。他凭借着培养了数十年的坚实的人际关系，最终战胜了病魔——这疾病曾经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How Face-to-Face Contact Can Make Us Healthier,Happier, and Smarter

2009年6月的一天，一位名叫约翰·麦科根（John McColgan）的摇滚乐手被告知，他需要一颗新的肾脏，而且要尽快拿到。在美国，每天都有12个人在等待肾源的过程中死去。当约翰的名字被加到肾脏移植等候名单中时，他前面已经有86 218个人了。不过当时他住在1[1]加拿大，那里的等候名单比较短，“只有”2 941人。尽管如此，这个消息仍然令他倍感沮丧。

约翰是一名鼓手，一个充满活力、肌肉发达的男人，剃着大光头。虽然他在25岁左右就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肾脏疾病，但他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在噩耗传来之前，他没怎么担心过自己的健康。他在48岁时还经常跟比自己年轻10岁的男人打篮球。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自己17岁的儿子打上几个回合。约翰夏天会滑滑板，冬天会去滑雪。他每天都会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更不用说击鼓了，那本身就是一种锻炼。

他在30岁前，就跟琳达·朗丝黛（Linda Ronstadt）、凯特和安娜·麦加里格尔（Kate and Anna McGarrigle）一起演奏过。后来，他还给“大妈妈桑顿”（Big Mama Thornton）合过音，为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和史蒂威·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等超级巨星暖过场。不过他的收入不多，比挖灌溉渠和翻新房屋的工人多不了多少。约翰的车，油箱常常空着，他的房租也时常因无钱而过期未缴。但是他在舞台上的活跃形象和在舞台下的轻松随性，赋予他一种校园男孩般的永恒魅力：他总能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翰是富有的：他拥有一群固定的朋友，其中大多数人都彼此认识，经常往来——这是最为强大、有力的社交网络所应具备的特征之一。就约翰当时面对的困难来说，就算他有大笔银行存款，其实也无济于事——因为，除了伊朗和新加坡以外，2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买卖器官进行移植都属于非法行为。在危机面前，他的家人也无能为力——他的父亲在50岁时就因为多囊性肾病去世了，把这种遗传性疾病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他的母亲则在几年之前因为癌症去世。诊断出来的几个月后，约翰终于意识到，不能一味等待父母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他得自己去寻找肾源。

不到18个月后，我见到了约翰。肾脏移植的严峻考验已经过去。我认识他至少已经有20个年头了，我能看出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看上去非常虚弱，光秃秃的后脑勺上有些头发茬，就像一天没刮的胡子那么长；我们坐在蒙特利尔的一间咖啡馆里，借着从积满污垢的窗户投射进来的微光，我发现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像透明的一样。他告诉我，在他认识的人里有4位都愿意捐给他一个肾脏。

第一位是他的前妻艾米。但是她的毒瘾不仅破坏了他们的婚姻，也损害了她自己的健康。虽然她最近已经戒掉毒瘾，但是她的器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妻子的姐姐也愿意为他捐献肾脏，但是约翰觉得，这会把事情搞得太过复杂。杰西现在是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职业舞蹈演员。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时，她大吃一惊，惊异于我为何有此一问：“怎么说呢？你也是认识约翰的。你知道所有人都喜欢他。我怎么会不愿意把自己的肾脏给他呢？”

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凯特的老朋友。她在一间画廊的开幕式上走到约翰面前，不假思索地提出她愿意帮忙。她后来告诉我，在她提出要捐献肾脏之后，她自己也开始害怕起来。后来她咨询了负责器官移植的护士，如果她捐献肾脏，那么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护士告诉她，平均每3 000人里有1人会在手术过程中死亡，而且外科医生可能会不小心刺破她的脾脏。“然后我想，我是不会死的。这事儿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术前检查也十分辛苦。虽然她的血型和组织与约翰十分匹配，但医生们仍然没有结束检查的意思。“仅仅在那一年里，我就被检查过至少5次，被抽了16瓶血样。他们提取了各种细胞，检测我们的匹配度。然后他们又检查了我的整体健康状况，做了超声波和电脑断层扫描，还做了一次乳房投影检查，结果发现了一处囊肿，所以他们给我做了活检。然后我还做了24小时泌尿测试，两次。”

她还接受了一次漫长的询问，移植小组对她的动机进行了百般探查。“我看得出他们心存疑虑，因为我并不是约翰的家人。”由于强效抗排斥药物已经临床使用了10年之久，所以捐赠者和受赠人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尽管如此，医学专家们也需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自愿去承担这一切风险和痛苦？

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虽然凯特已经做好了接受手术的准备，但是约翰没有。最后因为时间不合，她没能成为约翰的肾脏捐献者。约翰最终得到的肾脏，来自多年的老友弗雷德。他在少年时代就跟弗雷德一起听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当年这两个15岁的孩子还试着在弗雷德家的地下室里拿吉他即兴演奏。30年过去了，现在他们每年可能只会见上一两次面。但当约翰需要肾脏时，弗雷德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

一个与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愿意为你捐献肾脏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3/1 000。而有两个人愿意这么做的概率，更是微乎3其微。但是，约翰却得到了4个人的捐赠。他凭借着培养了数十年的坚实的人际关系，最终战胜了病魔——这疾病曾经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

约翰的故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真实案例，它告诉我们，强大的社交纽带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陆续证明，投资于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经常进行真实的社交接触的人，比习惯于独处、大部分时间都徜徉于网络世界里的人，身体更加强壮健康，生理防御机制也更好。电子网络和屏幕媒体拥有缩小世界的力量，但是当我们遭遇改变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它们与面对面的接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面对面的互动，不仅能激发人们的利他之心，让他们像约翰的朋友那样做出无私的善举。它还会影响我们学习阅读的能力，影响我们抗击感染的能力，甚至影响我们的寿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想点他们那道菜”

在西方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不足0.01%的人需要一个新的肾脏。4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和周围的朋友、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只在紧要关头才想起他们。如果我们不经常进行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我们就有可能活不长，记忆力不会那么好，幸福感也可能会比原先逊色一大截。这里说的“经常”，到底有多经常？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儿子艾瑞克小时候去上小提琴课，他在第一堂课上问音乐老师：“真的必须每天练习吗？”这位据说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德拉甘先生喜欢开玩笑。他蹲下身来，望着艾瑞克的眼睛，用修长的手指摸了摸下巴，装出一副思考的样子：“并不是每天都需要练习，只需要在你吃饭的那天练习就好了。”

社交接触也同样如此。它是一种生理上的驱动力。这是我经过三年的研究后学到的东西。我钻研的是一个十分新锐的领域——社会神经科学。在我刚刚接受心理学训练时，这个领域还不存在。那时，5大脑扫描仪就像私人飞机一样罕见且昂贵。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脑扫描仪就比较常见了。大多数大型医院和大学都设置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那里摆了一台笨重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大脑扫描仪（fMRI）。研究型心理学家开始利用它们来研究人际关系背后的科学基础，或者探究人际关系会对我们的身体（比如激素和神经回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他们也会用到其他人口学和生物化学工具。

我对这一切产生了深深的迷恋。虽然大脑里的社会性结构已经越来越易于观察，但是“社交网络”这个词的意思却发生了变化。它指的不再是你认识的人和你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现在指的是我们的电子设备之间的联系。我注意到，问起我正在写的这本书的人几乎都会有同样的反应：他们会以为我写的是Facebook和Twitter。

他们把计算机网络和面对面的接触搞混了。这反映出了一种社会趋势。最近新出版的关于社交互动的书籍，往往把这两样东西混为一谈。就连可敬的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也把网络活动和面对面的活动放在了一起。这项调查追踪了美国人每天在各项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比如个人护理（9.6小时）和吃喝（1.2小时）。但是，去农产品柜台购买当季的哈密瓜，居然和通过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slist）安排伴游服务属于同一类活动——也就是“购物”。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玩大规模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比如《魔兽世界》），居然和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活动之一——跟祖父玩金罗6美纸牌游戏被划归到了同一个类别。

但是，我们真的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电子虚拟人像和此时此刻真实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人吗？社会神经科学能否告诉我们，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分别？现在，美国人每天在网上花掉的时间加起来达到了5 200亿分钟——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居民也大致等比相同。那么，我又为什么要特意强调面对面的关系呢？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

7方？

本书要探讨的，就是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来说必不可少的社交接触。我在为自己的上一本书《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做研究时发现，女性更看重自己的社交关系，这是她们比男性更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让我灵机一动。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过去一直轻视的消遣时光——比如跟朋友们在门廊或者餐桌边谈天说地并非毫无价值，它其实具有极其重要的生理功能。这很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进化至今依然无法摆脱它的原因。创造村落效应

科学研究发现，每星期打一次牌或者每星期三晚上跟朋友们在星[2]巴克小聚一次，都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效果就跟服用β受体阻滞剂和戒除每天一包烟的陋习旗鼓相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对此产生了好奇。不管隐藏在人际接触背后的神秘物质或者生理过程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的我就仿佛一个坐在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伸长了脖子想知道服务员托盘上那热腾腾的美味佳肴究竟是什么。我对自己说：“我也想点他们那道菜。”

但是，那道菜到底是什么？我打算从长寿的问题入手来寻找答案，因为我偶然听说，在撒丁岛一些偏远的村落里，男性的寿命几乎和女性一样长——这样的地方整个世界都不多。在其他任何地方，男性和女性的寿命都存在着大约5～7年的鸿沟。虽然近些年来，两性的寿命差异略有缩减，但是仍然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普世的现象。

但是，在那些意大利山村里住着为数众多的百岁老人里，女性和男性都有，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惊异：那里的百岁老人是任何现代城市的6倍之多（某些村落的比例甚至高达10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生于20世纪初的撒丁岛人仍然活在世上？我将在本书的第2章里详细探讨这个问题。读者诸君将会看到，撒丁岛上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我发现了长寿之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长寿现象一定与村落生活中如环氧树脂般胶着黏合的社交纽带有关。

我本来打算给这本书起名叫《面对面》（Face-to-Face）——我差一点儿就这么干了。但后来我选择了《村落效应》这个名字，因为它能唤起一种归属感。“村落效应”当然是一个比喻。你不需要经历约翰·麦科根的健康危机，也不需要去一个偏远的意大利村落生活，就可以感觉到自己身边有一群亲密的伙伴。过去许多年来，你已经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情感——而他们也回报给你同样的关切。你可以与你认识的人在你生活的地方一起创造出“村落效应”。

本书要探讨的就是面对面的互动会带来哪些长期的影响。就算现在的电子通信技术可以加强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也将向读者诸君证明，跟亲近之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可以让你拥有更强的身体免疫力、学习力和生理上的恢复力。这本《村落效应》不仅能帮助你活得更久，还能让你享受生活。想健康？多跟人面对面交流

人类对关系和归属的渴求，可以解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一生之中的很多行为。我们的生存完全仰赖于此。用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在《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中的话说：“那些跟你有关的祖先，一个都没有被压扁、饿死、卡死、身体受伤，或因为其他原因而不能在恰当的时候把一小堆遗传物质传递给恰当的伴侣，从而使得那唯一可能的遗传组合延续下来——简单8来说，最终以令人惊异的方式造就了你。”如果这样而来的你此时正在阅读本书，那么你大可感谢人类强大的社交纽带。

但是最近许多年来，科学家在研究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幸福时，大多着眼于具体的事物：食物、赚钱的能力、锻炼和药物。比如我们已经发现，香烟、盐、动物脂肪和肥胖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抗生素、身体锻炼和合理饮食都能延长我们的生命。不过现在，新的证据告诉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认识且关心的人，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同样至关重要。但是，我想提醒读者诸君注意，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交接触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只有实时的、面对面的社交接触才有效。创造村落效应

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在每个人生阶段，我们与他人的亲密接触——特别是和女性的接触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的信任感，影响我们会把钱投资在什么地方。社交纽带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满足感，我们的认知能力，还有我们对感染和慢性疾病的抵抗力。9虽然健康饮食、身体锻炼和新型药物在过去数十年里已经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但是新的证据告诉我们，社交纽带也同样拥有改变人生的力量。

既然人际互动可以让我们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很难否认，人类已经离不开面对面的社交接触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和同事以及英国研究者凯瑟琳和亚历克斯·哈斯拉姆（Catherine and Alex Haslam）发现，与孤僻的人相比，社交生活活跃的人在患病之后可以更快康复。还有几十项新近的研究告诉我们，亲密的社交接触可以影响我们的生理恢复能力，也就是身体在受到创伤之后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健康。磁共振成像扫描显示，亲密的社交接触可以使身体组织更快得到修复。200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了3 000名罹患乳腺癌的女性，结果发现，朋友众多的女性比社交关系稀疏的女性更有可能活下来，而且前者的生存概率是后者的4倍之高。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第一次揭露了社交互动和身体康复之间的隐藏机制：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发现，社交接触会启动和关闭一些特殊的基10因，这些基因会控制身体对癌症的免疫反应和肿瘤的生长速度。

这并不是北美洲独有的现象。在法国，研究者细致地观察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将近17 000名工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发现，这些工人的社会参与度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在90年代末是否仍然在世。偶尔为之的社交互动、比较疏远的朋友和同事组成的弱网络，还有我们和亲近之人共处的时间，虽然看似转瞬即逝，却会对我们的大脑和心智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你周围有一群亲密的好友，你们经常一起聚餐，分享八卦，那么你不仅能从中得到许多乐趣，还有可能比孤独的人多活15年。

一项覆盖了近3 000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拥有亲密友谊的人远比其他人更不可能英年早逝。一位瑞典流行病学家在2004年发现，拥有广泛社交网络的人最不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症。与朋友往来频繁的50岁男性更不可能患上心脏病。关系紧密、互相支持的社交网络，11比医药更能有效地保护中过风的人免受致命并发症的威胁。

虽然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坚实有力的明证，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正让我们变得越发孤独。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杂志上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首次把“社交孤立”认定为过早死亡的原因之一。在那以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人口调查纷纷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深感被孤立和孤独。孤独无友的人到底增加了多少？又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公众的热议。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互联网；但也有些人说，我们的联系变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互联网。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孤独是有害的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诸君将会遇到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那就是数量与质量究竟孰轻孰重。为什么这个问题特别重要？研究表明，我们现在的社交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有12%～2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没有人可以倾诉衷肠（1985年，这一比例仅为8%）。他们并不是整天一个人坐在公园长椅上向鸽子抛撒面包屑的孤独的退休人士。

在美国，中年人其实才是最孤独的一群人。在年龄介于45～49岁之间的中年人士里，有1/3的人表示他们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吐心12事。而在英国，年龄介乎18～34岁之间的年轻人最为孤独。如果这样的事实还不能发人深思，那么英国人要特别注意了：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在2010年委托进行了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发现，在所有年龄段中，有1/4的英国人都觉得自己与他人感情疏远，还有1/3认为自13己和社区没有任何关系。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著作，第一次针对不断加剧的社会冷漠发出警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美国人和他们的14社区是否正变得越来越脱节？不管我们能不能把桥牌俱乐部和保龄球联合会的减少当作社会参与度下滑的标志，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孤独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在欧盟，虽然不同成员国的孤独人群的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乌克兰、俄罗斯、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等国家，有强15烈失落感的成年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4%左右，简直触目惊心。

这也是我特别感谢祖父母离开那里来到加拿大的原因之一。在6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里，至少有80%表示他们可以经常见到家人、朋友和志愿者，也会经常去听音乐会，或者观看体育比赛（很有可能是16冰球）。我不确定那19%表示自己感到孤独的人是不是经常出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人际接触的质量远比数量更加重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国人。这很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的“村落”正在不断缩小。

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者们采访了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他们总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6个月里，你曾经和谁讨论过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美国人高质量的社交关系在过去的20年里不断减少。在1985年，每个美国人平均拥有3位密友；到了2004年，密友的数量已经小于2了。而在这仅存的一两位密友里，还包括他们的家人。简单来说，他们可以依靠的人变得比以前更少了。“我们会和许多人建立各式各样的关系，”研究者之一、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布拉希尔斯（Matthew Brashears）介绍说，“但是这个问题只能筛选出对我们来说特别亲密的关系——我们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求助，他们会借给你大笔金钱，他们会真正帮上你的忙。他们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所以数量一般都很少。”

飓风桑迪、卡特里娜和海燕，还有芝加哥和巴黎的酷暑热浪告诉我们，你的生存往往取决于是否有人足够关心你、时刻关注你的情况。谁会过来载你一程，带给你日常用品，或者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研究证明，在这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最有可17能死亡的是那些周围无人可以求助的人。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可以指望的人不到两个啊！这令我深感震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温文尔雅、谈吐温和的布拉希尔斯，他提出了异议：“或许亲近的人确实变少了，但是我们的社交网络并没有缩小啊。”

我问：“你指的是我们的虚拟网络？”他没有给出完全肯定的答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衡量人际关系与互联网。但是，如果人们已经在网络上交流过了，他们就不太可能当面进行重要的谈话。”布拉希尔斯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的交谈对象并没有减少。但是在几十年前，大部分的社交互动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放眼现在，社交互动都“被Facebook吸走了”。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到的那样，我们的社交关系“难以胜数，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亲18近的，也没有一个疏远的”。

当然，可以交流和谈论大事的人变少了，跟孤独并不是一回事。孤独是一种失落的感觉，感到自己缺少了亲密的情谊，并渴望得到他人的陪伴。它和物理状态的“一个人独处”不一样。苏珊·凯恩（Susan Cain）和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分别在他们的著作《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和《孤独》（Solitude）中准确地指19出，很多人都渴望独立自主的生活，由自己来管理自己。在思考和工作时，我们不希望被人打扰，这段神圣的时间与孤独没有关系。

孤独是一种痛苦的心理状态。科学研究的证据告诉我们，大约1/3的人现在正承受着孤独的痛苦，有些人的痛苦还特别强烈。“大多数与孤独有关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有20%～40%的年长人士报告他们此时此刻感到孤独；更有5%～7%的人报告说，他们有强烈或者长期持续的孤独感。”约翰·卡20乔波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如是写道。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3位女性——一位30余岁，一位50余岁，另一位60余岁告诉我，她们在工作日里独自生活没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她们都忙于工作，但是周末就苦不堪言了。“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哭，”我在体育馆的更衣室里碰到37岁的维罗纳卡时，她这样告诉我，“孤独感实在太难以承受了。”创造村落效应

孤独感就像饥渴至极一样，会令人感到异常痛苦。卡乔波说，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的大脑进化自一个特别的时期，社交融合意味着生存，而社交孤立就意味着饥饿、掠夺和死亡。我们之所以会拥有如此巨大的大脑，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人际互动。而孤独感就像是一个预警系统——一个内置在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当我们因为某些原因而远离族群时，它会向我们发出生物信号。孤独感就像生理疼痛和饥饿一样，会以最快速的方式告诉你：嘿，说的就是你！如果你不马上去找你的伙伴（或者如果他们不马上找到你），你将必死无疑。

如果亲密的面对面互动可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甚至提升我们一生的智力水平，那么孤独的影响就刚好相反。根据英国流行病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Andrew Steptoe）的研究，孤独感会加剧与心脏疾病有关的炎症和应激反应，干扰我们记忆21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孤独感对于女性的威胁尤其严重。在一项针对日本中年人进行的大规模人口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很少跟亲人22团聚的女性最容易死亡。女性还更有可能受到孤独的朋友的影响，23因为心理感受更容易在女性的社交网络中散播开来。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亲密感的缺失对于两性的影响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约翰·卡乔波和同事们发现，孤独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提升血压水平，破坏内脏器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年龄如何，也无论处于24何种人生阶段。

不管你是在校大学生还是退休人士，数据告诉我们，慢性孤独并不是一种高贵的存在状态，而是一个公共的健康威胁。不过在流行文化中，人们似乎总对孤独抱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克服你的孤独恐惧症》（Get Over Your Loner Phobia）和《为“推”而食》（Eat to the Tweet）之类的标题似乎在暗示我们，如果你因为独自生活而承认自己可能会感到孤独，或者认为其他人也会这么想，那么你就是一25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皮尤互联网计划的李·雷尼（Lee Rainie）和电子社交网络的资深用户、加拿大社会学家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在他们的著作《超越孤独》（Networked）中摘录了一段《埃莉诺·里格比》[3]（Eleanor Rigby）里的歌词：所有那些孤独的人们，他们来自何方？他们不相信面对屏幕可能会助长孤独感。他们认为，“网络接触包含的社会信息和人际互动比较少，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萎缩”的假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写道：“网络互动的对象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象，网络媒体并不是单纯的信息流。”他们还提到了一个老生常谈：26“人们很少会在互联网上和陌生人互动。”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由于互联网的便利和强大，很多人现在一个人都能过得很好，生活、购物、上学和工作全都不成问题。很多课程都会发布在网络上，大规模网络公开课也在不断激增，许多大学生甚至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房间。这不禁让我想到，在20世纪中叶，随着汽车逐渐成为交通运输的主流形式，街边人行道也在美国的很多城市规划方案中失去了踪迹。就像消失了的人行道一样，邮局、报刊亭、书店和音像出租商店也渐渐变得过时了。就在几年之前，我们还有可能在这些地方碰到我们的朋友，跟别人寒暄几句。

互联网上确实有很多互动工具和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联系。不过，互联网也会让我们变得更挑剔。在互联网上，你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撞见邻居或者一位疏远的朋友。互联网让我们掌握了主动权。有些研究发现，联网设备可以让我们减少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更关注外部世界的活动。威尔曼和雷尼写道：“互联网不会促使人们离开公共场所。使用互联网的人反而会频繁地造访公园、咖啡馆和餐27厅之类的地方。”但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也提醒我们：“一走进星巴克，你28就会发现1/3的顾客都在和他们的笔记本电脑约会。”

我并不是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只不过网络接触很难被视为一种[4]亲密关系。尽管如此，正如“贝尔妈妈”当年预见的那样，在不可能跟朋友和所爱之人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时候，电话、手机和Skype就成了最佳选择。我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最近，我们在Skype的帮助下，邀请一位近邻的儿子参加了我们的逾越节家宴。虽然伊桑当时还在军队里服役，但是我们在饭桌上给他的笔记本电脑留了个位置。还有一位曾经住在街对面的朋友，也通过她父亲的iPad参加了我们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客人们就像传递婚礼摄影师的麦克风一样，把iPad传来传去，每个人都能跟她说上几句话。

似乎一直以来，我们家族的女性都保持着电话联谊的悠久传统。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我的祖母都会拿起那个黑色拨盘式电话的听筒，一一致电她的女性朋友，问候她们健康快乐。虽然她们的谈话非常亲密，但是她叫起她们的名字来依然一板一眼：杜波夫人、西尔维夫人、库珀夫人、达达夫人和泰特尔鲍姆夫人。当年我的母亲在家照顾孩子时，她在饭厅里拉了一根3米长的电话线，继续和她的社交圈保持联络。现在轮到我了。如果我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和所爱之人，我就会通过无绳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短信和Skype，跟我的社交网络保持联系。我的社交网络画出来大概是图0-1的样子：图0-1　我的社交关系图圆点代表女性，三角形点代表男性。

皮尤互联网计划的一项研究证明，手机用户的个人网络大于数目29稀少的非手机用户——准确来说，大了12%。但是在另一组研究中，同一群科学家也证明，社交网站的活跃用户虽然拥有更多样化的电子网络，但是他们认识的邻居却少于很少用社交媒体的人，他们也更难[5]30融入本地的社区。爱默生在1857年写道：“人必须被社会包裹其中，否则我们必将感到赤裸和贫穷。”爱默生说这句话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现在的我们，真的和过去那么不一样吗？

拥有强大功能和即时特性的电子媒体，似乎可以替代一切社交接触。但是，我将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向读者诸君证明，最新的证据已经颠覆了这种看法。电子媒体确实可以左右选民的意愿，推翻报纸的言论，但是就人类的认知和健康而言，它们和面对面的互动无法画上等号。创造村落效应

电子媒体确实是个“可人儿”。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认为其他联系方式和亲身接触没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相信自己的社交网络正变得越来越大。但事实上，就算我们的电子网络变大了，我们面对面的社交网络仍然基本维持不变，亲朋好友也变得越来越少。很多美国人都表示，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己的配偶——不少人距离无人可信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现一个悖论。你活得越久——一般而言这总是好事，你的配偶、伴侣和亲密朋友就越有可能先你而去，把你独自一个人留在世上。除非你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一生之中不断打理自己的社交网络，否则独自生活就有可能意味着你会慢慢失去与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在过去30年中一直研究社交网络和城市生活。他指出：“很多美国人都独自生活。”在不断激增的独居人群31中，丧偶和离婚人士又占了主要比例。在年龄超过75岁的美国男性中，有1/4现在正过着独居生活。而在同年龄段的女性中，有整整一半都过着独居生活。其中很多人都已经离婚，或者他们比自己的配偶更长寿。

在英国，独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倍之多。根据《每日邮报》的调查，单人厨具的销售量在2010年间增长了140%。《每日邮报》称：“只够煎一只鸡蛋的小煎锅、只够放一片吐司面包的小盘子、只够装一杯茶的小茶壶，现在都已经成了厨具界最热销的商品。”而在20世纪后半叶，大蒸锅才是家家必备的厨房用具。文章还写道：“就连中式炒菜锅，现在都为了适应单身市场的需求而缩小了尺寸。”在超过85岁的英国居民里，现在有80%的人都过上了32独居的生活，所以拿一个鸡蛋做煎蛋饼的很有可能就是老年人。

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这些令人惊异的统计数据。好消息是，北美、日本和欧洲居民——特别是女性的寿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长度。另外，如果独居生活是他们出于自愿的选择，那么大多数人现在也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如果他们拥有合适的伴侣，那么他们有可能活得更久。芬兰的流行病学家曾经研究了将近7 000位老年人，结果发现，预测孤独的最佳指标之一就是老年人能否独自生活。

4年之后的后续研究发现，孤独的老者——不管他们在上次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如何，更有可能在这4年中撒手人寰，他们的死亡风险33比别人高了31%。还有一项由东京流行病学家岩崎基（Motoki Iwasaki）领导的大规模研究，调查了11 500位日本中年居民。研究34发现，很少有机会和亲戚面对面互动的城市女性最容易死亡。研究者追踪了年龄介于40～69岁之间的所有群马县女性。她们的年龄不算太大，私人财产也不算太少。不过，她们的身体恢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与亲戚的面对面接触。

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探讨某些与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儿童发展新技能时，在成年人谈恋爱时，在我们商讨商业问题时，或者在我们年岁渐高时，面对面的互动对我们来说到35底有多重要？为什么人类进化出了如此精妙的“信任-背叛晴雨表”？如果失去了和伴侣的面对面互动，这些机制是否仍然能正常运作？为什么女性的社交网络比男性更加紧密？这对于他们本人和周围其他人的健康来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汤姆·瓦伦特（Tom Valente）证明，最受欢迎的孩子就像各个小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中转站，吸烟、饮酒和滥用药物的行为更有可能通过他36们在青少年中传播开来（或者得到抑制）。如果不懂得利用青少年的社交网络，那么代价高昂的公众健康项目很有可能付诸流水——就算它们用上了Twitter和Facebook。[6]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物理上的靠近非常重要。让-保罗·萨特在60年前写下了“他人即地狱”的名句。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你会发现他错了。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个“长寿地区”，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人会比其他人活得都要长？扫码关注“湛庐教育”，回复“村落效应”，获取长寿的秘决，还可获得本书注释。99年4月，当西尔维·拉方丹（Sylvie La Fontaine）被诊断出乳腺癌时，她刚刚和队友们参加了“加拿大大师赛”全国19游泳锦标赛。她高1.77米，戴着一副方形的玳瑁眼镜，剪了一头精悍的短发。西尔维喜欢穿自己亲手缝制的舒适的罩衫，配上紧身裤和靴子，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三个孩子的祖母。她是位房地产经纪人和室内设计师。她也是好几个关系紧密的面对面社交网络实际上的枢纽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她的游泳队。

到那时为止，她已经连续7年担任游泳队的主席。她会帮助游泳队的150名成员解答个人生活和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健康状况、生育疑虑和运动损伤，还有婚姻冲突、抚养孩子的问题，甚至对游泳池的水质以及教练的最新耐力锻炼，她都会过问。但又并非仅此而已。在一名队员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宠物时，她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其靠着哭泣的肩膀。她以一贯的沉着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直到一名队员因为比赛中某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开始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一次的攻击破坏了她惯常的防御，刺痛了她的心。再加上她刚刚诊断出了癌症，西尔维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退出游泳队，不再浪费自己的情感资源。

但是她发现，退出这件事并没有原先想的那么简单。不光游泳队的人会继续找她寻求建议，就连西尔维自已也不愿意闲着——如果她知道某样工作还没有完成，她就会忍不住参与其中。她不但是游泳队的主席，还是某个农村业主协会的主席。该协会最近为了让公有农田自然化，种植了60 000棵树（其中她亲手种下的就有15 000棵）。她会在不知不觉间获得别人的信任，就算他们几乎不认识——这让她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她本人并不太喜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事情。游泳队的伙伴、同事和邻居，有好几百人把西尔维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我不过是这几百分之一罢了。这只是她的中层社交圈，她还有很多更加亲近的密友。

西尔维夫妇和几对海军夫妇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她的丈夫刚刚入伍，而他们的孩子年纪尚幼。她还在游泳队结识了三对夫妻，跟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一起聚餐、一起旅行。在西尔维收到确诊报告的那个星期，她在游泳队的密友加里也发现自己患上了结肠癌。在全国锦标赛中，她曾与他并肩拼搏。在比赛结束之后，她又尽全力去照顾他。她组织人手开车送他去医院，帮助他调整治疗方案。加里的预期寿命只剩下6个月，支持他与病魔抗争到底，成了她当时最迫在眉睫的任务。我问她，我关心的是她的健康，为什么她要谈加里？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生病。是他病了。”（加里后来又活了3年半，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期。）“我当时并不真的需要什么。你知道，乳腺癌并不是那么疼，它主要是精神层面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西尔维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无可争议：虽然西尔维发誓要退出游泳队，但是她仍然深陷在好几个面对面的社交网络中，继续照顾他人。虽然癌症确实在一段时间里迫使她放弃了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她仍然和游泳队的队员们一起游泳，继续招待家人和朋友，照顾她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很少有人认为，照顾他人对于照料者本人来说也有治疗的功效。也很少有人认为，融入社区就像服用药物一样会产生治疗的效果。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庞大的面对面关系网络，可以创造出一个对抗疾病的生物力场。社交接触提供了三种社会支持

正如许多女性那样，西尔维的社会关系已经充分融入了她的日常生活中，她从不认为这些关系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但就算她看不到社会牵绊的好处，在她遭遇癌症时，它们也会派上很大用场。这是社交互动的一个附带的好处。它和安慰剂可不一样——安慰剂需要你相信自己正在接受医学治疗，而面对面的社交纽带会在无形之中增强我们的免疫反应。你不需要让针头刺进皮肤，也不需要吞食、注射或吸入任何东西。除拉丁文化圈之外，大部分社交接触甚至都不需要握手。那么，社交接触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创造村落效应

友善的社交接触（敌意可是行不通的）会让身体分泌出更多的内生性鸦片——它就像我们身体自带的止痛药；同时减少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等物质的分泌——它们是身体遇到直接刺激时产生的自然反应，但往往具有破坏性，可能会长期攻击我们的机体组织，对我们的生理恢复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很多情况下，健全的社交生活可以减缓1癌症的发展——就算不能使之得到完全的抑制。在严重的疾病面前，复杂、交融的社交生活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存概率，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将在本章详细解释的内容。我说的不是Facebook上的好友数量，或者Twitter上的关注人数——你只需要点击“邀请”和“接受”，就能让这些数字快速攀升。我说的是一些更实在的东西。

我们不妨把社交接触看作一个三脚支架，每一只脚都代表了一种社会支持。第一种社会支持是，它为你提供了一条可以及时获取重要信息的途径。以乳腺癌为例，朋友和家人，还有他们认识的人会帮你介绍拥有良好医疗记录的外科医生和肿瘤学家，会推荐你去参加临床试验，会向你介绍一些实验性药物，会在你迷失于慢性疾病的迷雾中时给你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在西尔维被诊断出乳腺癌后，她请一个做医学研究的游泳队伙伴给自己介绍了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7年之后，当我发现右侧乳房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肿块时，我向西尔维寻求帮助，她又把那位外科医生的名字告诉了我。经过3次社会关系的转折，我就能得到极其重要的医疗建议。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还没有定数，但是西尔维的亲口推荐消减了我的焦虑。（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会阐述消息和潮流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播规律，“3”这个数字将会再次出现。）

开车送患者去诊所、陪他们在候诊室里等医生、替他们照顾孩子、帮忙准备一日三餐……这就是第二种社会支持：提供物质上的援助。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则故事，一个丈夫为自己的妻子——41岁的心理学家亚历山德拉·布卢姆（Alexandra Bloom），她也是一对4岁双胞胎女孩的母亲，调动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作“请求帮助”。汤姆·西冈（Tom Nishioka）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在妻子得知自己罹患乳腺癌后，他迅速采取了行动：

在短短几天里，西冈先生就和3个朋友设计了一个网站，让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在网上报名。布卢姆博士说，开口问别人“你愿意在化疗过程中陪在我身边吗”或者“你愿意为我做饭吗”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有10位队长主动请缨，帮他们组织人手研究肿瘤专家和保险方案、准备一日三餐、采购杂物、陪病人去看医生、送女儿们上下学、每天帮忙整理房间。一共有150多个朋友报了名。布卢姆博士说，还有3位“干奶奶”，“她们每人每周来一次。

她们会读书给女儿们听，给她们带来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奶酪棒、2草莓和蓝莓。她们觉得就应该宠着这两个女孩。”

这对非比寻常的夫妻认为，面对面的社交网络正是促成布卢姆博士恢复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他们的计划里，互联网当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愿意提供帮助的朋友们会在一个专门的网站上报名登记。但是，到了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村落”里的成员就必须亲自出马了。他们必须亲身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当然，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不仅能为你提供食物、便车和其他帮助，他们还会鼓励你吃饭、用药、配合治疗、去看医生——或许还能陪你一起去，鼓励你向医生问问题。

有所爱之人陪伴在旁，不但能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还能改善我们的情绪，促进我们的健康——这就是第三种社会支

3持。也许正因如此，没有这类社会支持的人比拥有活跃的面对面社交生活的人更有可能过早死亡，前者的概率是后者的两倍以上。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和重要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健康受到的伤害4至少可以跟每天一包烟、高血压或肥胖相提并论。虽然社交接触的第一个好处——及时获取信息，现在已经通过谷歌搜索实现了；但是另外两个好处——物质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只有当人们足够靠近，可以相互看到、听到、触摸到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持续的社交接触有利于癌症康复

要证明社交接触和癌症康复的关联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而且也很容易引发争议。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你需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你的基因、怀孕史和分娩史（或者是否膝下无子）、激素水平、更年期、是否曾经接受过激素替代疗法（以及接受治疗的时间）、饮食习惯、运动习惯、饮酒和抽烟的习惯、辐射暴露水平、住在什么地方、社交生活和工作的状况如何——这还只不过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少数几个而已。它们或许能形成让癌细胞不断增殖的温床，也或许不会。这种种影响因素不但数目繁多，而且随时间变化和相互影响的方式也复杂多样，最后纠缠成了一团看似无法可解的死结。仿佛嫌这一切还不够混乱，癌症似乎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数百种不同疾病的统称，只不过它们都会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细胞不受控制地疯狂生长。或许正因如此，肿瘤学家和作家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才会在《众病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中将癌症形容为一种“形态不5定、变化多端的疾病”。然而，当研究者尝试分离出每个变量之后，他们发现，持续的社交接触和乳腺癌康复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

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很多社交关系都可以纳入社交接触的范畴，比如生活伴侣和至交好友的贴心鼓励和支持，比如同事、邻居或队友的日常联络，比如专业圈子或教友的偶然问候。上述种种社交接触跟你在癌症支持小组或Facebook上遇到的陌生人，到底有什么分别？虽然证据告诉我们，社交关系可以像经常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一样保护我们——在罹患同一种疾病之后，经常进行面对面互动的人可能比社交孤立的人多活上两年半，但并非所有社交接触都可以一概而论。

有的癌症是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恐怖分子：它们是罕见的杀手，6动作急速，不问缘由。相较之下，乳腺癌的发展一般就缓慢多了。由于乳腺癌的发展时间比较长，患病人数又很多，而且支持相关研究的政治意愿也十分强大（当然也会带来大笔研究经费），所以，乳腺癌的康复率就成了一个衡量社交纽带能否减缓或终止疾病发展的良好指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好几项研究证明，感觉朋友和家人关心自己、支持自己——而且自己也积极寻求这类社交接触的乳腺癌患者，对疾病的反应更有利于康复，愈后恢复也更好。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是否拥有活跃的社交网络，是否得到了积极的社会支持，这两点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预测出血液中的淋巴细胞和自然杀手细胞7（Natural Killer Cells）的水平，而这两种细胞都可以消灭癌细胞。虽然西尔维亚只是乳腺癌康复者中的一员，但是对她来说，上述种种确实无可非议。尽管她自认为性格内向，但是她周围环绕着一群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她不仅感觉到了社会支持的温暖，最终还成功地战胜了病魔。

但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要探讨社交纽带和健康状况的关系，我们可以采用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研究方法被称为“人口扫描”，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记录成千上万人的社交生活，然后进行持续的观察——观察他们的社交生活如何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直至他们的人生落下帷幕。从事这类研究的科学家得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来梳理数据，研究人们记在日历上的各种朋友、同事、表亲和教友聚会的次数和类型，研究他们的健康问题，然后尝试找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丽萨·伯克曼（Lisa Berkman）第一次用人口学的办法把我们的社交生活和“保质期”联系了起来。她当时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研究了阿拉米达县的每一位居民（共计6 928人），做出了许多惊人的发现。比如，她证明了社交孤立的女性更容易死于癌症，社交孤立且身患癌症的男性更有8可能过早去世。伯克曼等人的研究规模都十分巨大，所以得出来的相关性也特别有说服力。我们当然知道，社会参与和身心健康之间的相关性绝非出于偶然。频繁的社交接触可以像经常锻炼和坚持健康饮食一样，给我们带来健康上的好处。但是这类大规模人口研究也有一个缺点。虽然它们能证明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关联，但却不能告诉我们究竟谁先谁后、孰因孰果。到底是活跃的社交生活保护了人们的健康，帮助他们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还是积极跟朋友、孩子、父母、表亲、邻居和同事交往的人，本来就拥有更好的生理基础，命中注定可以活得更长久、更健康？如果健康状况欠佳的人本来就难以和他人建立稳固的关系，那么最后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或许就不是社交孤立，而是他们糟糕的身体。

要解决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被试随机分成两组，第一组被试身边有一群热心的朋友和关爱的亲属，第二组被试则过着如同修道院僧侣般与世隔绝的生活。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条件全都保持一致：他们一开始全都身体健康，未患癌症；他们都拥有相似的基因组成、生活方式和健康背景；他们都拥有相同的性别和年龄；他们都一样富有，或者一样贫穷；他们对饮食和起居的偏好也完全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观察到他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就能知道，社交接触究竟会不会影响肿瘤的生长。

我们当然不能在人类身上做这样的实验。就算真的做得到，道德9伦理也不允许我们以科学的名义去断绝他人的社交接触。但是你可以在老鼠身上做实验。虽然老鼠看起来形象不佳，但它们拥有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绝大部分基因。而且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

10物。

实验心理学家玛莎·麦克林托克（Martha McClintock）、肿瘤学家苏珊娜·康泽恩（Suzanne Conzen）和她们的同事曾经出于研究目的单独饲养红眼白化型老鼠。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社交孤立的雌性老鼠比群体饲养的雌性老鼠更有可能患上乳腺癌，前者的概率是后者的84倍！84倍（见图1-1）！他们在2009年年底发表了这项研究，以平淡的口吻宣告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社交隔离会导致离散肿块的数量增加135%。在受到隔离的老鼠体内，肿瘤的扩散范围更大，可以发展至三个乳房象限，甚至全部四个乳房象限。”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还指出，在社交孤立的雌性老鼠中，50%都患上了恶性乳腺癌，而在群体饲养的雌性老鼠中，恶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仅为15%。相较于群居的同伴，社交孤立的雌性老鼠的肿瘤不但数量更多，而且块头也更大。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你是雌性的哺乳动物，又与亲近的家人和朋友缺少接触，那么你不仅会感到精神上的苦闷，以后还11更有可能患上乳腺癌。图1-1　社交孤立的雌性老鼠比群体饲养的雌性老鼠更有可能患上乳腺癌

社交隔离不仅会增加乳腺癌肿瘤的数量和大小，而且还会过分强化动物的生理应激反应。在另一项实验中，麦克林托克和康泽恩对刚出生的雌性老鼠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隔离饲养。然后，研究人员把它们关进了一个特殊的笼子，四处洒满了狐狸的尿液——这是食肉动物潜伏在附近的信号。跟对照组中在群体环境下养大的雌性老鼠比起来，甫一出生就遭到社交隔离的雌性老鼠分泌了10倍的皮质类固醇（哺乳动物的肾上腺会在它们感觉到压力时分泌这种激素）。过激的生理反应会改变老鼠的行为，让它们更不愿意去探索周围的环境。它还会产生表观遗传效应，改变乳腺细胞的基因表达方式。

如果你是一只老鼠，狐狸尿液的气味一定会令你感到不安。但作为人类，让你精神紧张的更有可能是别的东西，比如做一次公开的演讲，或者受到上司的训斥，又或者错过了某趟末班车。玛尔塔·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告诉我们，身为哺乳动物的我们，不管让你冷汗涔涔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需要稳定的社交接触，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应对压力。如果不能和他人建立起稳定而牢固的社交关系，我们就更有可能在压力面前出现过激的生理反应。而过激的生理反应会干扰抑制肿瘤生长的基因通路，进一步增加我们患上乳腺癌的风

12险。

麦克林托克的实验还告诉我们，童年早期的社交接触会对我们未来的抗压能力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或许这也能帮助我们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婴儿时期就被送进孤儿院（缺少跟父母角色的正常接触）的孩子往往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很多发展问题——就算他们后来被稳定的家庭收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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