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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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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新世纪接班人素质培养：文化知识素养能力试读：

内容提要

到了现代，教师的称谓除保留有“先生”、“老师”等古称谓外，人们赋予新时代的教师以种种的喻称和誉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这是人们对教师的誉称，也有人把教师誉之为给人类带来文明、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普罗米修士”，孩子的“第二父母”。更有人常把教师喻称为：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了“蜡烛”；年年岁岁吐丝不尽的“春蚕”；默默无闻让千万人踩踏的“台阶”；送攀登者上光明顶峰的“人梯”……

第一章　土朝与官制

帝王文学世家

我国历史上天子门第，擅长文学的，举世“三曹”、“七萧”。曹操、曹丕、曹植为建安文学的创始人。曹孟德是罕见的政治家兼文学家，诗风沉雄古朴，时露霸气而有新意。曹植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之誉。魏文帝曹丕才情不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在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典论·论文》又开文学评论之先。曹丕异母弟曹彪、其子曹睿、子曹髦也都有诗名。这样算来，曹民文学相袭有四代。

南梁武帝萧衍从小爱好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他登上帝位后，俨然以诗坛首领自居，他的八个儿子中，竟有萧统、萧综、萧纲、萧纶“七岁有诗癖”，他当太子时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等文人雅士唱和，开创了“宫体诗”。后来萧纲被俘囚禁，临死前还写出了《被幽述志诗》，可见他对文学的专注。另外萧统编的《文选》（世称《昭明文选》），对后世影响甚大。萧绎曾为名负一时的神童，五岁能背《礼记》篇章。后来萧绎瞎了一只眼，依旧博览群书不倦，他还擅长写回文诗。

南唐李氏父子都不是称职的天子，但却是历史上罕见的文学帝王。李璟其父李升，创立南唐国，治政有方，但也不乏才气，李升9岁时写出了《咏灯》诗，李璟的文学修养多少受到家庭的熏陶。李璟长得眉清目秀，举止雍容儒雅，陆游赞他“多才多艺，好读书”，他10岁就作《咏新竹》诗行世。李璟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小令，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王安石认为其意境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上。李璟的七子李从善、九子李从谦均能诗文，第六子李煜则是中国词坛上第一流名家，堪称词国皇帝。李煜相貌俊秀，风采飘逸，相传宋神宗赵顼观其画像，赞叹倍加。李煜词分两个阶段，前期的词文采洋溢，但情调不兔柔靡；亡国后才知愁滋味，其词情真意切，不加粉饰，更兼他洞晓音律，擅长白描，将抽象化的感情形象化，以明净、优美的语言，摆脱了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作风。李煜的次子李仲宣，4岁能填词，是个早慧的神童。可见李氏四代，均与文学有缘。

明人张溥曾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似乎还应该加上“南唐二主”。曹、萧、李三家的文学相袭，大概也是一个奇迹。

帝王中的戏迷

我国古代戏剧的盛行与发展，与皇帝的喜爱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中曾出现过不少“戏迷”。

皇帝中的第一位戏迷，当推秦二世胡亥。他登位后沉湎于声色，尤喜歌舞。命人在“傩”（古代戏曲前身）的基础上将曲谱配管弦，填上词，发展成有情节的戏曲，这就是今天陕西“秦腔”的前身。秦朝还设有戏曲音乐机构“乐府”，专为宫廷服务。

汉武帝对戏曲也非常重视。他曾将乐府进行一次扩充改组，使这个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仅乐工就有上千人。

盛唐时代的唐明皇李隆基是一位著名的“戏迷”，他不但有歌舞癖，还将梨园辟为训练戏曲人才的教场。从此，“梨园”便成为戏曲界的代称。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倡导戏曲活动，并命人设立专门培养伶人、歌伎的机构“教坊司”。他还常亲自根据元代杂剧的曲子写词，如他有首词曰：“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以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就是根据元代一杂剧的楔子“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改写的。

明熹宗朱由校嫌看戏不过瘾，索性客串做票友。有一次，与高永寿同演《雪访赵普》，他在戏中扮演宋太祖。时值初夏，他竟冒暑穿上冬装戏服，可见其用心之诚，戏瘾之大。

清代康熙帝曾下令将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宫中排演，并常莅广和楼戏园，还颂赐戏联曰：“日月灯红海油风雷鼓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脚色。”此事传颂一时，广和楼之名亦因此大振。

乾隆皇帝三次南巡，皆喜观赏戏剧。北归后遂召苏、皖名伶入都，供奉南府，为清代四大徽班（三应、四喜、春台、和春）入京之始。此时湖北的二簧、西皮渐传北方，高腔、昆曲衰微，皮黄日盛。乾隆帝还耗巨资在圆明园建造了一座大舞台。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乾隆帝是京剧的开山鼻祖。

慈禧太后更是古今第一大戏迷，几乎天天看戏，对京剧很精通。她嫌观戏不过瘾，有时还着戏衣与李莲英联袂歌舞。

秦皇、汉武与海市蜃楼

秦始皇、汉武帝欲长生不死，辄遣人入海求仙，原因何在？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载：“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群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

海市蜃楼，今日已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载：“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海上届人，可说是唐代人对海市蜃楼的认识。秦汉时，神仙方术盛行，此类奇特现象难免披上神秘的宗教色彩，把“海上居人”说成“海上居仙”，未必无人相信。因此秦皇汉武为之所感，也是不难理解的。

爱读书的皇帝

南北朝的北魏教文帝元宏好读书，手不释卷，骑马坐桥都不忘讲道。他还有个很大特点，是爱亲自拟写文书，好多是在马背上口占而成，成文后不用更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朝廷的诏策都出自他手。

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自小酷爱读书。一次，他患了疥疮，怕苍蝇叮发臭的伤口，就躲到蚊帐里读书。后来，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视力也很差，就叫侍者读书。读归读，用归用，最后被西魏战败，亡了国。他下令焚烧古今图书14万卷，说什么：“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朝的文宗皇帝，手不释卷，天天挤时间博览群书。有人劝他不要因读书把身体搞垮了，误了国家大事。他据理反驳：“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即何以为君？”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朝廷一时读书空气浓厚。

在众多刻苦读书的皇帝中，康熙算是佼佼者。他不但读中国书，而且读外国书。他学习欧洲文字、几何学、数学、哲学、音乐。学几何学时，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攻下了欧几里得全部定律。之后，又学起巴蒂氏的《实用理论几何学》。他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太祖的书法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偏爱书法，时常提笔练字，可练来练去没有多大长进。周围的人反倒奉承他的字压倒王羲之，气煞米南宫。

某年腊月的一天，朱元璋携带文房四宝，扮成个落魄文人，挨门挨户给店主书写对联。由于他的字写得很糟，没能受到店主们的欢迎。可他写字不收酬金，店主就随便让他写几幅应付了事。这一天下来，朱元璋共给人写了61幅对联。

春节之日，朱元璋派人暗地走访，察看对联，结果是61幅对联中只有一幅被一店主贴出来，而这幅对联还倒着贴，其余60幅都被店主们撕掉烧毁了。

朱元璋大怒，立即传旨，把那些店主统统抓来“问罪”。当朱元璋问及为何不贴那落魄文人的对联时，店主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申辩说，由于那酸秀才写的字实在糟透了，根本没法贴出来亮相。而那唯一倒贴出对联的人却又是一位不识字的主儿。

朱元璋羞愧难当，当即把店主们放走了。

十岁皇帝的课程表

明穆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穆宗死后，辅佐10岁的小皇帝神宗当政，还是神宗的老师。他曾为小皇帝规定了如下一张课程表：

——每日接续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

——进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临将各衙门奏章，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问，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进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人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查得先朝事便，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康熙公开“小报告”

康熙末年，有个江南总督叫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整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官声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忌恨在心，便寻机参劾，要将他充军黑龙江。康熙没有同意，觉得陈鹏年很有才学，就调他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还不罢休，又密奏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丘”的诗，说诗中有怨恨不满情绪，应予治罪，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年事虽高，却仍然很清醒。他细读了陈鹏年的诗，并不觉得有什么“怨恨悖谬之心”；再看噶礼的密奏，深以为噶礼完全是挟嫌整人。于是，他召集群臣，当众宣布：噶礼总喜欢惹事生非，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就想坑害他。并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虎丘诗公之于众。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官吏”小考

所谓官，最早寓有管理的意思，是负责维持秩序、督促生产、征收赋税和处理诉讼事件的人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朝廷治事处，曰官”。官的数量，随着政务的复杂而逐渐增多；官的职任，随着体制的发展而分工愈细，因此，“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

吏，古代百官的通称。《书·胤征》：“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于三吏。”“三吏，三公也”。汉朝以后，始称位职低微的官员为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为少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至明清则称各衙署之房吏书办无俸禄而供事于官的人为吏。“吏”进身为“官”称“吏道”。这一仕途，起始甚早。在唐代称“流外入流”，宋代称“流外补选”，金、元叫“吏员出职”，明代则简称“吏员”。在元代，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极其有限，时人认为“止是万分之一耳”，大多数官员都来自吏员出职。曾有人指出，元代官员十分之九出自刀笔吏。

师生回避

从唐开始有此规定，如在科举中，与主考官故旧关系的考生也要像主考官亲戚一样进行“别头试”。清朝师生故朋回避最严厉，规定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任职中都要回避。

我国古代不但对官吏任用实行回避制度，而且对违背回避制度的官吏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宋朝政府规定，官员到任30日内，要自报有无回避之处，未上任前自报亦可。如果应回避又不自报而直接去任职的，“杖一百”，还不计算他的做官年资。

帝王选才看脸相

古时考生在进士及第以后，为了进一步筛选人才，帝王还要当面殿试复审。殿试是考策问，要求考生对当前国策用笔试形式陈述自己的见解。此外，王者可以亲自看一看考生的仪表、脸相。视脸相之重要甚至不亚于其人的学问识见。如果甲进士有一张田字脸，而乙进士有一张国字脸，那么帝王会优先选择哪一种人呢？

据史书记载，汉时文帝曾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要他们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武帝也曾下诏天下求“茂材异等”。很明显，汉文、汉武要求的是包含有不同思维形式的优异人才。

我国传统说法，谓“相之大概，不外人格”。所说八格，就是包括四字脸、国字脸等的八种不同脸型。古人是把不同脸型作为窥视人们外在品貌与内在思维的直觉窗口。

八种脸型中，B型思维宽广开阔，有一张四方形的脸形；A型思维深沉严谨，有一张长方形的脸形。如果选用前者，这种人有开创性，善于协调阁僚之间的关系，但稍欠深度。选用后者，这种人有深度，但欠缺开创精神，也不善协调人群关系。国字脸者介于两者之间，包括有A型、B型的性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也就是既贤良方正，又善于真言极谏，这正是帝王所优先选用的人才。

古代廉官美称拾趣

成语典故中的“宰相”

山中宰相南朝陶弘景隐居山中后，朝廷每有大事，必定遣人询问他，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今泛指那些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

伴食宰相唐朝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卢自以为才能不及姚崇，遇事推诿，不敢负责，时人称之为“伴食宰相”。后指那些吃饭不干事的高官达人。

弄獐宰相世人皆知唐朝宰相李林甫“口蜜腹剑”，却不晓他还是个别字“专揭”。一次，李在写信庆贺亲戚生了孩子时，将“弄璋”（古称生男曰“弄璋”，璋为玉器）写成了“弄獐”（獐为野兽）。后遂以“弄獐宰相”来戏称没有文化的权贵了。

模棱宰相唐代小有名气的文学家苏味道，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常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世号“苏模棱”。武则天圣历初年，苏味道官居相位，处事更加圆滑，人称“模棱宰相。”

青词宰相明世宗信奉道教，好长生术，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起草祭祀文章。这些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谓之“青词”。而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词臣均以进献“青词”邀宠，卒至拜相。因此，时人称他们为“青词宰相”。后讽刺那些升官阶梯并非正路的人。

棉花宰相明朝大学士（宰相）刘吉，精于营私，不知理国，尸位素餐，无所建树，因此屡遭谏官弹劾，但他凭借逢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等手段，把弹劾他的谏官一个个都排挤打击下去，竟使他在内阁呆了整整18年，因此被人称作“棉花宰相”——所谓“棉花”，是取其“耐弹”之意。后泛喻那种巧于仕宦的官僚形象。

丹青宰相唐朝画家阎立本，工于写真，朝野驰名，大受高宗赏识，于公元669年拜为右相。但他终是个艺术家，“无宰相器”，缺乏政治才干。当时，大臣姜恪因作战有功被升为左相，时人评论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于是，阎立本被称为“丹青宰相。”

驱驴宰相唐武则天时，才能平庸的王及善，官居右相，后又改为文昌左相，时人说他是“鸠集凤池”。他在位期间，无所作为，只作出一条规定：各部官员不准骑驴上班。为了实施这条规定，他派人终日驱逐，有时还要亲自参加，于是得了一个“驱驴宰相”的外号。

三不开宰相五代后唐末帝李从珂时，马胤孙为相。此公的为政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理政务），见客口不开（不谈国事），归宅门不开（不接见士大夫及下属官员）。”因此，时人称他为“三不开宰相”。

三旨宰相北宋神宗时，王珪居相位16年，无所建树，只起了个上传下达的作用：他每次把部门的奏章呈送给皇帝时跪请：“取圣旨”；奏章阅批后跪接道：“领圣旨”；出宫时向有关部门答复说：“已得圣旨矣。”总之，他事事依旨而行，离开圣旨办不了任何事情，时人称之为“三旨宰相”。

浪子宰相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游纵无检”，行为放荡，好作淫词艳曲，自号李流子。他位居宰辅，不理政事，只知享乐，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于是，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

蟋蟀宰相南宋末年，贾似道以其姐受宠于理宗而爬上相位。至度宗时，因拥立功而独揽朝政，权倾朝野。他为相10多年，祸国殃民，荒淫无度，常与姬妾伏地斗蟋蟀，还根据自己养、斗蟋蟀的经验，写成一部《促织经》行世。后人称之为“蟋蟀宰相”。

古代的秘书

历代统治者都很清楚地懂得关系到“万人之政”的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秘书人才的选择，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是不同朝代的选择标准不尽相同。

周代至秦汉，史官兼任秘书工作延续不断；秦汉时期，对于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的要求较高。《说文·叙》云：“学僮十七岁以上，始试，讽籍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意思是说：学僮17岁以上才能参加考试；能够背诵籍书（古文字，即篆书）9000字以上的才能当史官。人们都知道，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大字典，全书收字不过9300多个。而史官要识字9000，这在当时是不易做到的。

汉末时，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他们除了要求秘书人才有较强的识字能力外，还要妙选通识文学之士为之。

唐代设立翰林院，许多翰林学士都是文学方面才华出众的人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担任过皇帝诏书的选制工作。著名诗人李白，就曾在金銮殿上代草王言。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曾做过秘书工作，他写的《讨武文檄》，妙笔生辉，连武则天读后也发出如此慨叹；“宰相安得失此人！”

唐代对于秘书人才的要求更高，既重视其文学才华，也重视其政治上的才干。唐太宗提出“耀才而居”，反对让那些唯唯诺诺、阿旨顺情、苟合取容的人担任秘书工作。他认为秘书工作应由那些有才干，敢于谏议，能起助手、参谋作用的人担任。

元代提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次计月日多者为优”（《元典章》），即根据节吏的品德、业务能力以及资历情况，择优选用秘书人才。除了这三条，还要有保结，经过监察审查以后才能任用。可见到了元代，在选择秘书人才方面不但有考选制度，而且有审查制度。

“三只手”与范仲淹

然而，盗亦有道。“三只手”给自己的门徒规定了“三不偷”：一不偷忠臣义士；二不偷贫寒人家；三不偷良家妇女。偶尔偷钱，必定加倍奉还。门徒必遵“三不偷”的“祖训”，否则被视为不肖子孙，逐出“山门”。

据说，一次“三只手”的门徒错偷了大忠臣范仲淹的银子，事后不仅加倍奉还，还在银子里夹上一张纸条：“不知是范忠臣的银子，今加倍奉还，望乞恕罪。”落款：“三只手”。范仲淹想到朝廷昏庸，官场黑暗，达官贵人，明抢暗夺，竟还不如一个小偷！遂提笔在手，写一打油诗：“世人都恨盗，岂知盗亦道；若然都有义，怎会世颠倒！”写毕，掷笔于案，喟然长叹。

海瑞并非“完人”

海瑞（1514-1587）是明代大臣，以推行“一条鞭法”，为主严惩贪官污吏而闻名朝野，从《明史·海瑞传》、《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戏剧《海瑞罢官》，到电视连续剧《海瑞传奇》，海瑞一直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人物，加以赞颂的。他那种敢于同权贵奸佞作斗争的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传奇式事迹，一直被人们所称道。但海瑞并非“完人”，在清官海瑞的背后也有不少令人厌恶的劣迹。

一是“居家九娶而易其妻”。这在明人沈德符者《野获编·补遗》中就有记载。海瑞一生中，曾先后收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为妻寻，史书说他年“已耋而妻方艾”，这真可谓是“白发”戏“红颜”。甚至在花甲老朽之年，仍兴致甚浓地迷恋女色，收纳了两个年轻美貌的少女为侍妾，以致引起家中妻妾争风吃醋愈演愈烈，致使其中两妻妾同日自缢身亡，两妻妾被休弃，逐出家门，成为谏官疏参，时人讥抨的话柄。

二是“以救补名节饿死幼女”。这则血淋淋的史实见于明人姚叔祥著《见只编》载：“海忠介（指海瑞）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其手段几近残忍。

唐太宗谈贪污受贿

唐太宗执政后，一方面用令格和式规范官吏的行为，用诏敕强调廉政规定，用律打击腐败行为，严格依法执法；另一方面又多次告诫官吏廉政，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说明贪污受贿的害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据可查的不下四次。

第一次是在他执政初时（627）。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明珠是十分贵重的，如用它弹雀，不是很可惜吗？人的性命比明珠还贵重，但“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而贪污受贿，岂不是“不惜性命”。一旦“赃贿既露”，那一切都完了。因此，千万不能通过贪污受贿“求荣”，妄受他人之财，为人所笑。

第二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二年（627）。唐太宗又对侍臣们说，贪污受贿实是“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比如五品以上官吏，已是“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受人之财也不过数万。但一旦“彰露”，就会禄秩全夺，甚至“必亡其身”，贪财人反被财害。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受贿“三千万”，而“事觉自死”，千万不可再蹈此“覆辙也”。

第三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四年（629）。唐太宗对公卿们说，我“终日孜孜”，不仅为百姓，也为你们。如果大家都“小心奉法”，不但百姓安宁，他们也“自身常得欢乐”。相反，如果徇私贪污受贿，违公法，损百姓，即使“事未发闻”，心中也会惧怕，“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可贪财物，害身命，还使“子孙每怀愧耻耶”？望大家深思此言。

第四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十六年（643）。唐太宗再次对侍臣们说，古人说：“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覆巢于本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覆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天，你们身居高位，食禄丰厚，应当秉公办事，“长守富贵”。如果贪冒财利，不就和鱼、鸟一样吗？大家要以“此语为鉴试诫”。

第二章　教育人才

我国教育史上的七个“第一”

1.我国第一个以毕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孔子。他从30多岁起广收门徒，教育活动历经40多年，前后教育弟子3000。2.在中外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启发式教学的是孔子。他的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给后人留下了“启发式”、“举一反三”的教育教学经验。3.在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量力行”原则的人是墨子。他主张学习“必须量其力所能至”，做到“深其深，浅其浅”。4.第一个倡导自学成才的教育家是孟子。他把自学成才称作“自求自得”。5.在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系统地阐述教育和教学理论的专著是我国的《学记》。它比外国最早的同类专著早300年。6.我国最早的学生守则是战国时期的《管子·弟子制》。距今已有2000多年。7.我国第一个撰写家庭教育课本的是南北朝的颜之家张謇。他把实业、教育称为“国家富强之道”。

现代教师的喻称和誉称

到了现代，教师的称谓除保留有“先生”、“老师”等古称谓外，人们赋予新时代的教师以种种的喻称和誉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这是人们对教师的誉称，也有人把教师誉之为给人类带来文明、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普罗米修士”，孩子的“第二父母”。更有人常把教师喻称为：照亮了别人、耗尽了自己了“蜡烛”；年年岁岁吐丝不尽的“春蚕”；默默无闻让千万人踩踏的“台阶”；送攀登者上光明顶峰的“人梯”……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教师奉献精神的赞许，对教师崇高工作的讴歌。

名人尊师趣录

毛泽东敬酒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邀请自己读私塾时的老师毛禹珠一起吃饭。席间，毛泽东为老师敬酒，使毛禹珠不胜荣幸，感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则说：“尊老敬贤，应该应该。”

周恩来赠款1952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患病逝世。周恩来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并送了花圈。花圈上写着：“伯岑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后来，周恩来将自己职赞的500元钱送给张伯岑夫人，并嘱咐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张伯岑夫人及其子女。

朱德敬礼1959年初春的一天，朱德在云南政治学院礼堂看戏，突然服务员带进一位老人。朱德一眼认出老人是自己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叶成林，他急忙起身，立正行礼，礼毕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叶老师，请坐！”待老人坐定后，他才自己入坐。

叶圣陶赞班主任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解放前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员，很是赞扬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一次，他在讲话中这样说：“全国有成千上万的班主任，他们热爱下一代，热爱教育工作；他们根据教育原理，不断研究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们团结共事的老师，彼此观点一致，实践一致，把孩子们熏陶，给孩子们训练，使孩子们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理想有道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后继队伍。咱们应该感激广大班主任，真心诚意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教师喜联拾趣

某高校两位教师燕尔新婚，调皮的学生书赠一副喜联：“大圆小圆同心圆心心相印，阴电阳电异性电相互吸引。”横批：“公理定律。”原来这两位教师，一位教几何，一位教物理。联中采撷几何和物理术语，妙在双关。

两位教几何的教师喜结良缘，同事撰书一副喜联：“恋爱自由无三角；人生幸福有几何。”横批是：“天遂人原。”将“三角”与“几何”嵌入联中，妙语双关，耐人寻味。某地一位教植物学的教师和一位教动物学的教师缔结百年之好，有人送一副喜联：“常慕连理花并蒂，今效鸳鸯蝶双飞。”横批是：“瓜熟蒂落。”联中贺辞：“三锯不出本行”，亦妙联耳。

爱情之路并不平坦。一位数学教师因十年浩劫，推迟婚期，直到拨乱反正才得以完婚。同仁们撰联相贺：“爱情如几何曲线，幸福似小数循环。”横批是：“忆苦思甜。”几何曲线表达了爱情历尽坎坷曲折，小数循环是借以祝贺新人美满幸福，地久天长。数学术语“曲线”对“小数”，既巧妙又贴切，令人叫绝。

某乡村中学，一对数学教师结为百年之好，工会赠予一副喜联：“恩爱天长，加减乘除难算尽；好合地久，点线面体岂包完。”此联语言朴实，浅显易懂，尤其是巧妙地应用数学名词来表达美好祝愿，自然而别致。

某同校的两位生物教师，平日互教互学，感情甚笃，有情人终成眷属。同事们赠一喜联云：“恩爱如植物，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婚恋贵同心，精诚团结播种育苗。”此联赠贺这二位新人结婚，意境全新，既影射两人任教科目，又祝愿他俩偕老白头，美满姻缘。

某地教工宿舍贴有一副奇特的婚联。上联是“1234567”；下联是：“ABCDEFG”，横批是“OK”。却原来是音乐教师与外语教师喜结秦晋之好。更奇妙的是横批中“O”乃是乐谱符号，“K”还是英文字母。合起来看，“OK”真是正相匹配，同心永结之好。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某地一历史教师与一音乐教师的婚联，联语曰：“室内容古今中外；琴中飞1356”。此联通俗诙谐，趣味盎然，颇见匠心。

教授故乡博士城

江苏宜兴、浙江东阳出了很多人才，现在外地工作的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分别有620多人和1149人。

在我国科学家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科学院，宜兴籍的学部委员就有9人，东阳籍的学部委员有4人。在艺术界，继绘画大师徐悲鸿之后，有吴冠中等人。电影艺术家有于伶。还有被誉为我国“会计之父”的潘序伦，新闻学家徐铸成等。

宜兴和东阳自古以来就重教成风。宋代元丰年间，苏轼在宜兴建立书院，到清末全县有9个书院。在这段历史时期，宜兴出了6个状元。

过去有“无宜不成校”的说法，宜兴中小学毕业生有很多人考上外地的大学、中学，因此不少大中学校都有宜兴籍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无宜不成教”的说法，即外地的各类学校，特别是苏南的学校，都有宜兴籍的人在那里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大等24所大专院校的校长都为宜兴籍的教授担任过。更有趣的是，同出生在该县高塍乡小桥头村的蒋南翔、虞兆中，一个在北京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一个在台湾当过台北大学校长。至于东阳，唐宋时期就遍建书院、学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叶适都曾在这里设坛讲学，学风昌盛造就了一代代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尊师重教之风更盛。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东阳已向全国大中专学校输送新生1.2万多名，是建国前17年的3.7倍。近十年来，这里平均每年都向高等院校输送新生700多名，居浙江省首位。

第一所近代幼稚园

清朝末年，张之洞在主持湖北政务期间，大力提倡兴办新式教育，各类近代学堂纷纷设立。源于西方的学前教育机构——近代幼儿园在我国出现了。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幼儿园。

1903年9月，湖北巡抚端方的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办湖北幼稚园于武昌阅马场。由于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这个幼儿园的办园方法是仿照日本的，同时还特地从日本聘来3名女师范生为教养员，负责保育教养幼儿。

幼稚园落成后，以端方的名义贴出告示，招收4-6岁的幼儿入园。但由于当时幼儿园刚刚出现，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一般人家宁愿送孩子去旧式的蒙学馆，也不进幼儿园。因此最初入园的，多系生计困难的贫家子弟。幼儿园对入园儿童免收学费，“一切服装，图书、保育物品，均属官备”。

幼稚园的教育任务和教育特点与现代已有许多相同之处。据1904年的《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记载，幼儿园的教育任务是“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主张“幼稚园重养不重学”，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声称“有此蒙养，将来就学自然高人一等”。根据幼儿的特点，湖北幼稚园设立了七门保教课目：一、行仪，就是教育幼儿行为端正，举止有礼，仪表整洁；二、训话，即给幼儿讲授一些浅近的道理和常识；三、幼稚园语，即对幼儿进行语言训练；四、日语，不要求幼儿书写，只学习认读；五、手技，相当于现在幼儿的手工，如积木、剪贴、泥工等；六、唱歌；七、游戏。园内设备齐全，凡以资教养者皆备，如有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图书玩具陈列室等，并有幼儿户外活动场地，场地上有游戏山、游戏亭。

为了使幼儿园教育得到推广和发展，湖北幼稚园内后来还设立了女子学堂，招收15至35岁的女子学习幼儿师范课程，这是我国幼儿师范教育的最早尝试。据资料记载，湖北幼稚园的这些办园方法后来被端方的带到江苏。端方的于1904年调任江苏巡抚后，曾委托湖北幼稚园负责人去日本代聘“保姆”数位，购买幼儿园玩具、教具等，以便在江苏开办幼儿园，继湖北幼稚园后，全国各省才相继设立类似幼儿园。

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

我国历史上的才女虽然很多，但从唐朝设状元始，到清末废除科举，历代皇朝所点出的三百来个状元，并无一个是女的。

不过，我国历史上倒真有过一位女状元。太平天国时期提倡男女平等，从金四起义后就建有女官统率的女营，她们和男子并肩作战，立下过许多战功。定都天京后，又设置了自左右丞相以下的各级文职女官。为了选取有才干的女子参加行政工作，曾专门举行过女子科举考试。傅善祥为第一名。傅善祥是金陵人。20多岁，很有才华，考中后在东王杨秀清府里供职，有关政事文书，全由她负责处理，杨秀清十分满意。

世界最早的高等学府

2000多年前，汉武帝尊孔崇儒，为了培养官吏，统一人们的思想，接受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挑选“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为博士，负责传授学问，于公元前124年在京城长安创办“太学”，设置经学博士7人和博士弟子50人。后来，太学生发展到3000多人。

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创办的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宗旨的高等学府。比欧洲在12世纪才兴办的大学，要早1000多年。

岳麓书院小史

坐落在历史名城长沙市湖南大学校园，掩映于深山大壑、茂林修竹之中的岳麓书院，据史书记载，于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实际创始时间尚可推到唐末五代时期。据南宋学者、曾是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的记载，岳麓实际是在唐末僧人智璇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的。

从南宋到清代，代代有名人：陶澍、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熊锡龄、程潜等，更是抽麓高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毛泽东亦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杨昌济。似此一个学府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人才，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难于寻找。

历史证明，岳麓书院，包括改制之后的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有它的突出地位的。

岳麓书院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早在南宋乾道元年，张栻主张岳麓要力纠时弊，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明确培养学生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治国安民；做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致君泽民”，使学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服务。倘从官吏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的治乱和安危而言，张栻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岳麓书院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方针和方法。首先书院始终把学生的品德培养放在首位。从张栻开始，几乎所有书院的山长都把教育看成是伦理道德教育。宋、元、明各代，均以“忠孝仁爱”作为校训，至清代，加上“整齐严肃”和“实事求是”，就形成了岳麓书院16字校训。如果说，在元代之前，岳麓书院还偏重于道德和知识的灌输，那么，明清时期则更重道德的实践，重视行为规范。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的至今嵌在讲堂右壁的《岳麓书院学规》18条，除6条讲学习方法、态度之外，其余都是讲道德修养的。岳麓注重学生品德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勇于践行、关心民疾的经世济国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为正史立传者便有26人。

重视学生主体精神的培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是岳麓书院的另一个特点。南宋时期，张栻就提出“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的观点，认为“学思并进”才会使学生在受到教育的同时焕发创造精神。清代山长李文照指出：学生要有阙疑精神。总之，在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不但重视教的方面，而且更为重视学的方面，不只强调学什么，更强调学了之后的发明创造。

值得提及的是，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虽然，书院在总体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它并不排斥对其他学派的研究。千年之中，各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岳麓中传授过学术观点，其中有闽学、陆王心学、汉学，乃至近代新学等，即使是对立学派，书院也能容之存在，相互切磋，从不闭门锁户。最为典型的是，清末康梁维新思想的进入。这些，不仅繁荣了岳麓书院的学术，更促进了岳麓教育的发展。岳麓学生思想活跃，见多识广，成功立业者众，是与此不无关系的。

近代以来中国各类学校之始

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主塞缪尔·布朗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创办的，学校是以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字命名的，称马礼逊学堂。

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

最早的海军学校是清同治五年（1866）由沈葆祯在福建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时附设的求是堂艺局——福州船政学堂。

1876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内附设了我国第一家电报学校，学生从香港和广州招考，以及选调船政学堂的学生。学校以培养报务员为主，优秀学生可选送英国高级电报学校深造。这批学生毕业后，为1877年台湾电报的创办作出了贡献。

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是维新派于1889年创办的上海桂墅里女学堂。

我国最早的地质学校是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它原是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一个铁路学堂。

我国最早的农业职业学校是1896年2月创办于江西省高安县的蚕桑学校。

我国最早的铁路院校是1896年创建的山海关铁路官学堂。

近代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是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所设的师范院。

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创办于1898年，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我国第一所近代幼儿园是1903年秋在湖北武昌创办的湖北幼稚园。

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复校的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森林专科学校。该校于1908年2月在奉天省城（今沈阳市）大东关成立。该校设森林预科、本科及速成班。学制为五年。教师聘日本林学专家数人，分科教授。

1911年，学校与奉天农业学堂合并，定名为奉天官立农林学堂。

我国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是徐一冰（1881～1922）等于1908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

我国第一所艺术学校是刘海粟于1912年12月31日创办的上海艺术院。初更名为上海私立图画美术学校，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我国最早的高等地质学校是地质学家章鸿钊于1913年10月在北京创设的地质研究所。

我国最早的哑童学校是1914年在杭州创办的哑童学校。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革命的新型干部学校，1921年创立于长沙。

我国第一所话剧学校是1922年成立的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我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是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后更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古代的助学制度

助学制度，是伴随着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立五经博士，设置大学，开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官学之先河。在官学求学的弟子可以免除徭役，还享受政府供给的食宿。汉代的学制和多种措施，均为后代所承袭。

除了官学以外，书院也是给予学生食宿的地方，书院兴起于宋代，它或藏于名山，或依山傍水，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向求学者提供食宿。

在清代以前，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仅是向学生提供食宿，尚未发现给予钱财的记载。清朝以后，由于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更为通行，开始出现了给银两的做法。给予学生的津贴费用，被人们称之为膏火。这种做法的出现，标志着延续至清的助学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这种传统的助学制度，特别是清代以来形成的膏火制，在近代的兴学中得到了突出的应用，也同时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历程。

1862年，早期洋务派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但当时是“朝土皆耻言西学”，本该入馆的八旗子弟寥寥无几，于是该馆宣布入馆者“厚其薪水”，以膏火制吸引学生，此后在洋务派设立的所有学堂，均实行这样包括膏火制在内的助学制度。这在扩大招生人数、考勤和奖励等学堂管理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1897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自强学堂，规定只给学生伙食和日用品，废除膏火制，这一项重要变革，标志着近代新式学堂在学校组织上向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过数十年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宣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在全国设立有初等、中等、高等学堂，并有相应的实业、师范在内的统一的学校系统，还规定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不交学费外，其余学堂的学生必须交纳学费，并废除膏火制，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助学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结束。

魏徵人才观探究

魏徵观察人的基本方法是：“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即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以及贫贱时的所作所为。魏徵在这里列举人才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非常实际的。

魏徵认为：一个国君，如果真正要想全面了解每个官员思想品德的内涵及本质，做到“知人善任”、“选贤任能”，必须要首先能划清“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臣”、“善人”与“恶人”的分类界限。那么，分类界限又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呢？魏徵在贞观十四年向唐太宗进奏《论御臣之术》的疏文里，引用汉朝人刘向编著的《说苑》关于“六正”、“六邪”人物评鉴之说，作了明晰而又肯定的回答。“六正”人物的标准是：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论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历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寒期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六邪”人物的标准是：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善，主所为皆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嫉善妒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物理，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令，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

魏徵认为：人臣的行为有“六正”、“六邪”的区别。“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所以魏徵把处于封建帝王时代的人臣，根据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道德原则所谓的“君子”与“小人”，“忠良”和“奸诈”，“善人”与“恶人”的行径来分别划归为“六正”与“六邪”两大类，正邪各有六种，作为考核、任用、教育官吏的“权衡”、“绳墨”、“规矩”，是对每个官员“审访其行”以后客观而又公正的政治结论。这无疑对唐太宗在贞观时期选拔德才兼备的干练官员从思想认识上作好了准备。

古代的“圣人”

至圣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自此以后，他的学说成为两千多年中封建文化的正统，故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号称“至圣先师”。

亚圣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著有《孟子》一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正宗继承者，并称“孔孟”，被尊为“亚圣”。

史圣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的作者。

诗圣杜甫字子美，号少陵，河南巩县人，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他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人民的《三史》、《三别》。因为他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所以被尊为“诗史”、“诗圣”。

词圣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宋代著名的词人、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对词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以往的词内容狭隘，他扩展了词的内容。他写的词，笔力纵横，豪迈奔放，对后世影响很大，故被尊为“词圣”。

文圣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水（今属江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说理通达，抒情委婉，主张“明道”致用，反对靡丽形式的文风，并积极培养文坛后进，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人尊他为“文圣”。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人称“王右军”，东晋山东临沂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创立了独特的风格。他写的楷书，进一步摆脱了隶法的形迹，达到了独立完美的境地。人们赞美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公认他为“书圣”。

草圣张芝，汉朝书法家。他擅长草书，对旧隶的草体造诣更深。

画圣吴道子名道玄，唐代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他的画立体感很强，擅长画人物，用朱粉的厚薄来表现骨肉的高低起伏，如同塑像一样真实。又善于画佛像，形象逼真，人物的衣带子飘飘若飞，有“吴带当风”之誉，后世尊他为“画圣”。

医圣张仲景名机，汉末南阳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被称为《医经》。书中阐述的“辩证论治”的中医理论和治疗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尊他为“医圣”。

药圣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花了27年的艰苦努力，写了一部190万字的《本草纲目》，书中共收录了1892种药物。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丰富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被尊为“药圣”。

茶圣陆羽字鸿渐，号东冈子，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撰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所以后人誉他为“茶神”、“茶圣”。

酒圣杜康，即少康。古代传说中酿酒的发明者。

第三章　图书、报刊

编辑之祖：孔子

我国古代的编辑工作是从编辑书籍开始的，书籍是编辑工作的直接产物。因此，我国最早的编辑工作当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他编辑的“六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书籍。史称孔子作《春秋》，故孔子为史学之祖；而孔子编“六经”，故孔子理应为编辑之祖。

编辑工作应有特殊的涵义，即对原有的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古代最初的编辑工作即是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殷代既未有正式书籍出现，那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编辑工作。即一步说即使殷代的“典册”断定它就是简册，但也不能笼统地把简册都当成书籍。虽然书籍的最初形式是简册，但如果它仅作为历史档案编次保存，那它们属于文献资料范围，还不是书籍的独立形态，只有作为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知识的简册，才能算做真正的书籍，而这样的简册书籍，必然要经过编辑者有目的的整理、加工后才能产生的。孔子整理、编辑“六经”，确实是有根据的，《论语》、《史记》和《汉书·艺文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还散见于汉以后的有关著作中。

“孤本”种种

所谓“孤本”，就是世上仅存此一部的书。这类书有的虽曾刻印过，但已经绝版，如唐欧阳洵所辑、宋刻《艺文类聚》。有的书成后，未刻印，只手抄存世。如明代的《永乐大典》，为解缙等人所编，因卷帙浩繁，付刻不易，当时只抄录正本贮皇史（chéng，音成，即藏书室）。有的仅存手稿，如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京州府志备考》。如此等等。

总的来说，年代较久远，尤以明代以前为世所罕见而又具有相当的资料文物价值的书，其中有不少已成为孤本。

由于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为人所重。正因为此，有的人不惜假造“孤本”。如晋代张湛，就曾缀集一些旧书的材料造出了一本《列子》，冒充“孤本”还有的人千方百计骗取别人所藏孤本，以欺世盗利。如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就载有这样一件可笑可鄙的事，杨守敬住在武昌的时候，藏有宋刻大观年间的《本草》一部，因为这书是孤本，价值昂贵，引得邻居柯逢时眼馋。一天，柯谎称可以高价代售，只希望先借他看一昼夜。杨守敬同意了。柯逢时将书拿回家，动员全家人，一夜之间把书全抄了下来，第二天将书还给杨说：“为书并不珍贵，市场上已有刻本可见。”几个月后，书肆上果然有《本草》出售，杨这时才知道上了柯的当，因此，“恨之刺骨，至移家避道，终身不相见”。

与此相反的是近代藏书家丁福保的高风亮节值得称道。据郑逸梅老先生《艺坛百影》（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说：“丁爱藏书，凡他家藏的孤本、珍本，有耆宿借阅，他总是一一借出。解放后，他又将十余种孤本损献给北京图书馆，还请侯晔华绘‘捐书图’，他自己撰记。”这种高尚风格是古来少有的。

宋版书何以贵重

在古籍中，宋版书特别为藏书家所珍视，因此很贵重。为何如此呢？原来它有以下特点：

1.校刻精：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错误，如错字、掉字、增字、重复等情况都有，不加以校勘，就会失真。而宋代读书人、刻书人都非常重视校勘工作，有不少校勘名家，如宋敏求，“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又如马端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所藏书，“皆亲自校雠、分类精当”凡出自这些名家校雠的书，都被人视为“珍宝”。

2.刻工佳：宋代刻书的地方不少，尤其是浙江的杭州，人文荟萃，良工毕集，刀法首屈一指，连皇室刻书，也多到杭州雕版，以后杭州成为了南宋的首都（当时名临安），刻书更为有名，刻印的书籍，十分精美。

3.书写好：一般都用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字体。他们的字体苍劲有力，秀雅生动，为人们所崇尚，宋代刻书人多以他们的字体刻书。

4.纸墨良：宋人印书多用椒纸、竹纸。这种纸质地优良，白洁如玉，两面都光滑；墨的色泽鲜艳，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有香味，翻开书页，香气扑鼻，历代都不如。

5.印书行幅、款式也很讲究，为人称道。

由于有这些优点，所以一向为后代读书人所重视，就是翻刻古书，也以宋版书作底本，以免失真。可惜宋刻书流传下来的很少，明代以后就很少见到宋刻书了。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毛晋，可说是个“宋书迷”，为了买到宋版书，不惜重价收购，到处收罗，其至以页论价。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经，不如卖书与毛晋。”可见其喜爱宋刻书的程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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