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杜学增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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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试读：

近十几年来澳大利亚研究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标志之一是学术专著的不断涌现，涉及历史、文学、社会、文化、经贸等各领域。但是，至今尚还没有论及澳大利亚语言的著作。而澳大利亚语言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土著语言多达数百种，引起各国语言学家的瞩目；澳大利亚英语也具有它本身的特点，与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都有所不同。

不久前，我有幸读到杜学增教授撰写的《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的手稿，使我产生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在悉尼大学进修过两年，之后又数次去澳大利亚从事研究或出席会议。在澳大利亚我有许多朋友，大部分在学术界，但也有其他阶层的人士，接触到的澳大利亚英语可以说是各种各样。我注意到澳洲英语确有其独特之处，无论在用词、语音、语调方面都与我熟悉的英国英语不同。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去奥兰支附近的一个乡村小镇时，当地农场工人的谈话听上去十分难懂，与他们难以交流。直到我在镇上住了几天之后才逐渐习惯他们的语音和语调，与他们交谈也才比较顺畅。至于澳大利亚的俚语、俗语、比喻等，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只是在影响到交际时才予以特别的注意。

杜学增教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读过社会语言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他的这一经历使得他对于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当他数年之后有机会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时，他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澳大利亚英语进行观察，并阅读有关文献，使得他很快就总结出它的规律和特点，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澳大利亚英语绘制了一幅蓝图，使我们可以较快地认识它、理解它。

杜学增教授在书中将语言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察，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他在书中向我们揭示了澳大利亚英语与其历史渊源、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国民性格的关系，使我们在研究澳大利亚语言时深化了对于澳大利亚文化的认识，表面上枯燥的语言现象变得鲜活生动。

我愿意向所有对于澳大利亚文化和社会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郑重推荐此书。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胡文仲1999年深秋前　　言

我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大学时学的是英国英语，那时的英语专家多为英国人，老师教的也主要是英国英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到美国进修，接触到了美国英语，耳闻目睹，不但受到一些影响，而且对美国英语的了解也深入了一步。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又到澳大利亚进修，第一次接触到澳大利亚英语。那时，我发现澳洲人说英语有的像英国人，有的又不全像英国人，有的我干脆就听不懂。这令我感到惊奇，同时也刺激了我的好奇心。

对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这两大变体来说，中国人比较熟悉，研究的人也多，学习模仿者更是不计其数。而对于澳大利亚英语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中国，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是学习英语专业的人，对这一英语变体的独特之处知道的也并不多。这就使我萌生了对澳大利亚英语进行研究的愿望。我自己的专业是社会语言学，对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尤感兴趣。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了解澳大利亚英语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对它的影响应当是一件十分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对一种英语变体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英语的知识，加深对语言与文化的总体认识，而且还可以帮助其他感兴趣的人加强对澳大利亚这个英语国家的了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与澳洲的关系也一天天密切起来。澳大利亚在传统上是一个西方国家，但在地理位置上却邻近亚太地区。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与人民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样，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一项关于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了解，而且有助于两国跨文化的交际，促进彼此的接触和联系。这就是我决定研究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的初衷。

1993年我做为访问学者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格里菲思大学进修，研究的题目就是“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回国后，我又在北外英语系的澳研中心为研究生开设了关于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的课程。积多年研究与教学的心得，写成这本小册子，算是对澳大利亚研究的一点微薄的贡献。《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侧重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探讨澳大利亚的语言状况和澳大利亚英语的特点，由8章组成：1．语言与文化；2．澳大利亚的文化模式；3．澳大利亚的语言状况；4．澳大利亚口音；5．澳大利亚英语中的本土词汇；6．澳大利亚英语中的借词；7．澳大利亚地名的文化特征；8．澳大利亚话语交际的文化特征。

在本书的准备、资料收集和成书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单位和个人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首先要感谢北外英语系澳研中心的胡文仲教授和吴祯福教授，是他们的大力协助促成了我的澳洲之行，为我提供了研究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的一次难得的机会。而且我还与胡文仲教授讨论过我的研究提纲，并接纳了他的一些宝贵的意见。书稿写成之后，他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通读全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并为本书写序。其次，我还要感谢澳中理事会、格里菲思大学的人文学院和该学院的大卫·卡特（David Carter）教授，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物质方面的帮助和学术方面的指导。最后，我还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资助，使我的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北外科研处的黄勃同志为本研究项目的实施做出了诚挚的努力，在此也向他表示感谢。作　者1　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已经不是什么新题目，中外学者对它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尽管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人们仍在争论。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我在这里不去涉及那些人们争论不休的方面，而是把那些基本已有定论的题目加以概述，因为这对我们在本书中重点讨论的主题：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开篇第一章里我们主要探讨如下一些题目：文化的含义；语言也是文化；文化与概念范畴；语言与价值观；语言相对论；第二种语言相对论。1.1　文化的含义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领域，文化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汇，它用得如此普遍，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人文内涵如此之宽泛，我们在使用它时不能不将其含义加以界定，从而确定我们讨论问题的立足点，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或争论。

文化一词的含义很多。中国1979年版的《辞海》给了三个定义，这是最少的。美国《韦氏新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提供了六个定义。而澳大利亚出版的《麦夸里词典》（The Macquarie Dictionary）则给了十个定义。事情并没有到此完结。据说其含义多至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我们关注的自然不是文化一词的丰富的人文内涵，而是它的基本概念。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是在中国，文化首先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比如，“学文化”就是指学文字和求取一般的知识（《辞海》，1979）。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些，人们发现它常用来泛指文学、艺术、音乐、绘画、戏剧、舞蹈等等高雅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

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观察，文化的含义就大不一样了。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文化指的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社会里的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涵盖面是很大的。人类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的全部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都可以囊括在文化的范畴里，都可算做文化。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就又有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非物质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两大类。前者指诸如衣、食、住、行、工厂、学校、公司、宇宙飞船等人们创造的物质文明。后者则泛指思想、宗教、风俗、法律、技能、家庭、国家、社会制度等人们创造的精神文明。

人类学家也广泛地使用文化一词，他们在界定该词时和社会学家有重迭之处，但着眼点却各有不同。人类学家更侧重文化的社会属性。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在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对文化的界说是这样的：

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引自《新社会学词典》，1987）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 Kluckhohn）也认为：在人类学中，所谓的文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某集团得来的具有社会性的遗产。

美国的另一位人类学家古迪纳夫（W. Goodenough）在他1957年发表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论文中把文化看做是人们所获得的具有社会性的知识。他给文化一词下的定义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的文化包括一个人以其能被其他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生活而必须了解或相信的任何东西……文化，不同于生物遗传，是习得的，它必须包括学习的最终产品：知识。

从这些权威学者的定义中不难看出，文化是社会成员获得和共同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作为一种社会遗产传之后代。它没有人类的生物属性，只具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属性。1.2　语言也是文化

在我们论述了文化的含义之后，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语言的特性。简单地说，语言是一种由语音、语法、词汇和语义相互结合而构成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交际、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动物也有用声音传递信息、彼此交流的系统，但那不是人类所具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在我们论述语言的一般特性时，我们不应该忽略语言习得这一点。人们学会说话（指第一语言或母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习得过程。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认为，孩子生来就具有语言学习的能力；他们学会说话完全靠一种语言环境；孩子对语言规则的掌握是无意识的。我以为，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他的这些观点：孩子们具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天赋，只要语言环境存在，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说话。但是语言环境很重要，在这个环境中，孩子依靠自身的语言能力，模仿别人学会了说话。模仿别人就是从别人那里学习。否则，让一个孩子与世隔绝，单靠他的语言天赋是学不会一门语言的。所以我们把学会一门语言称之为语言习得。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人的语言并不是全靠从别人那里学习而来的。有些概念，比如说“直”这个语义范畴，据说在孩子们掌握了相关的词汇之前就已经懂得了。再如，一个人说话的语音系统也是生而有之的，也不需要特殊的学习。

所以，根据我们对语言和文化特性的讨论，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语言既是文化又不全是文化。或者说，语言基本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又有超越这一范畴的方面。因此，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古迪纳夫，1957）。1.3　文化与概念范畴

当我们讨论文化的含义时，我们发现它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行为的指南。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活动、社会关系、风俗习惯、文艺创作、政治活动等等无不受到特定文化模式的制约。换句话说，人们的社会行为要受到文化的约束或管制。人们只能按照他们所从属的文化模式所允许的方式活动，而不能偏离它。如果发生偏离行为，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规范作用，能再把越轨行为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文化作为社会性的知识或行为指南是如何被人们习得的呢？说起来很简单，它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实现的。人们接触各种社会性的知识并逐步了解和掌握它是从最简单的概念范畴开始的。比如说，天、地、人、好、坏、美、丑、吃、穿、住、行等等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每一概念都是一个意义范畴。简单的指某些具体的人或事，复杂的指某些命题，像“人定胜天”、“水能载舟”、“乐极生悲”等等。这些概念范畴，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借助语言的形式抽象、概括、总结出来的。具体讲，语言对概念范畴的形成提供了两种存在形式，即语音形式和文字形式。即便是储存在头脑中的概念范畴，也要借助语言才能存在。人们常常说，人类要借助语言来进行思考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看来，人类是通过语言形式来接触、了解和掌握各种概念范畴的。换句话说，概念范畴赖以存在的外部形式是由语言提供的。

当然，人类归纳、分类各种事物的方式远非一种。通过语言将各种概念范畴符号化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和概念范畴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利用语言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加以分类、归纳、给以语言代号，使其形成种种人们易于掌握的范畴。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才能对复杂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记忆、思考和交流。这样，文化作为社会性的知识，作为人类的行为指南才能传播扩散，才能被人们学习、掌握，并传之后代。

虽然语言为概念范畴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形式，也就是语音和文字形式，但是不同的语言表述这些范畴时却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在用来对世界的客观事物进行分割、归类时，其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举例讲，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都能表达水的三种存在形式：液体、固体和气体。但是对比研究发现，每一种语言在表达水的各种存在形式时，其类别和数目是很不一样的。多数欧洲语言用两种形式表述固体状态的水，这就是冰和雪。汉语的表述形式要多一些，除了冰和雪之外，还有雹、霜、霰等词所代表的形式。但是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使用的语言对固体状态水的分类和表述形式却多得多。1968年，人类学家麦凯（W. F. Mackay）在加拿大东北部巴芬兰岛居民的语言中发现了21种表示冰雪的词。情况还远非到此为止。我们知道，几乎每一种语言都有表述“马”这种动物的词，但每种语言在表述马的类别及词语数目上却大不一样。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指出，古汉语中有13种马的表述形式。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诗经》这本中国古代诗歌总集中发现有21种关于马的类别词。据说在阿拉伯语言中，马和骆驼的类别词也是很多的。这种状况还体现在一些语言的亲属称谓语中或人称代词和颜色词等方面。

这种现象说明客观事物是复杂的，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表述是丰富多彩的。语言反映了客观现实，语言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语言反映了以某种模式生活着的人们的特殊需要。总之，语言反映文化。1.4　语言与价值观

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里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按照某些约定俗成的方式活动。比如，熟人见面要互致问候；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则用刀叉；中国人有敬老爱幼的传统，西方人则崇尚女士优先；在世界大多数社会里实行一夫一妻制等等。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这样做应该、合适或者得体。实际上，人们循规蹈矩的行为是受社会规范的支配。所谓社会规范就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它规定人们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做，或者不应该怎样做。办事有先来后到之分，乘车时，见了老人或孕妇要让座，医生有救死扶伤之责任，士兵有保家卫国之义务，如此等等，都是社会规范在起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社会规范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能保证人类社会平稳、顺利、正常有序地运转。它的规范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常常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促使自己循规蹈矩。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社会规范行事的，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对于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有的可以容忍，有的则要给以惩罚，以儆效尤。比如在剧场或会场不许大声喧哗，如果有人声音大了，影响了他人，人们对此虽然不赞成，但是可以容忍。如果动手打人，或对妇女非礼，那是侵犯人权，应视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以法律制裁。所以在这里，社会规范又有社会习俗和社会法纪之分。前者指一般的文化习俗或民规民约，后者则指法律。

一个社会的规范，小到一般风俗，大到重要的社会法纪不是人们任意制定的，它是根据一个社会所崇尚的人文精神和社会需要而形成的。因此，社会规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体现。所谓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社会里的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对，什么是可取等比较一致的认识或看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观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或思想精神，而规范则是反映价值观的行为准则。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直接影响到社会规范的内容。一个社会重视科技，它就会立法，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社会重视平等竞争，它同样会采取法制手段，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如强买强卖，牟取暴利等。中国人素有谦虚的美德，所以人们在言谈举止中表现谦让，而同时对骄傲自大的言行给以批评或抑制。

显而易见，一些国家或社会，由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原因，它们的价值观或社会规范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大相径庭，完全相反。比如，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较鼓励个人主义行为。而东方国家，不管是实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崇尚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传统，鼓励个人服从集体，先国家后集体，先集体后个人等社会行为。

由此我们联想到语言。其实人们说话也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也是有模式可循的。人们每日见面时要互致问候，告别时要说一声再见。人们办成一件大事要表示祝贺。亲朋好友会面，说话亲热随便。参加一个正式的聚会，人们说话礼貌谨慎。人们的这些言语行为模式跟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一种行为模式一样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因为规范告诉人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得体的。同样，言语行为规范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体现一个社会或文化的价值观。中国人见面时常以询问对方是否吃过饭了的方式来打招呼，反映了华夏民族“民以食为天”的传统价值观。美国人见面时常以“干得怎么样？”（How are you doing?）来致问候，也体现了美国人重视“工作”或“成功”的价值观。1.5　语言相对论

在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还必须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渗透。换句话说，语言对其所从属的文化是有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上。同样，文化对其范畴之内的语言也是有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主要从文化在语言上留下的印迹反映出来。在这一节里，我们重点讨论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语言的相对论。

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语言对思维的影响称之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但说得最清楚，走得最极端的是两位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一位叫萨丕尔（E. Sapir），另一位叫沃尔夫（B. Whorf）。他们认为，说话人的本族语言通过其语法范畴和语义类别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或世界观受制于他本族语言的语言结构，他只能按照自己的语言所提供的语法范畴或语义类别去思考，去观察事物，去看待世界。举例说，在汉语和英语中都有“雪”（snow）这个词汇。因此，说汉语或英语的人们在观察“雪”这种自然现象时看到的或者想像到的只有一种物质实体（entity）。而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一年到头和冰雪打交道，他们看到的或者分辨出的却是“雪”的几十种不同的物质实体。语言相对论者认为，这一差异源于语言结构的不同。汉语或英语只有一个词指称“雪”这种自然现象，而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却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词来指称“雪”的不同类别。因此，极端的语言相对论者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还是概念范畴的塑造者，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程序和前导（Whorf，1932）。这种极端的语言相对论的观点是由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来的，又称之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ian Hypothesis），或者“沃尔夫假说”（Whorfian Hypothesis）。也有人称之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这种极端的语言相对论的看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谎谬性。有人批评说，这两位美国语言相对论者的本族语是英语，他们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已经被英语的语言结构决定了。后来他们又学会了印第安语之一的Hopi语，并对这一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如何跳出英语所限定的思维模式而进入Hopi语的思维模式呢？他们是否同时具有两种思维方式或两种世界观呢？世界上说双语或多语的人是很多的，这些人是否同时具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思维模式或世界观呢？在法语中，la pierre（石头）、la porte（门）、la femme（女人）等词同属阴性这一语法范畴，那么法国人真地相信“石头”和“门”这种物体具有和女人一样的女性特征吗？当然不是这样。

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语言对思维没有任何影响，显然，这也不是事实。

语言相对论的第三种看法认为，语言对人的思维是有影响的，但远没有达到“语言决定论”的程度。对于这一点，人们仍在继续研究。下面从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

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几乎都有夸张语或委婉语。我们还发现，广告是夸张语用得最为频繁的领域之一。每一种产品经广告语一描述，在人们的心目中，即使是质量一般的产品也变成了精品。记得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较长时间播放过一条关于“505神功元气带”的广告，其广告词是这样说的：“505，50亿人的健康卫士”。你看，小小一条装了些中草药的红腰带却变成了威力无比、包治百病、主宰世界人民健康安危的灵丹妙药。这条广告如此夸张，说得人们砰然心动，真想买一条戴戴。这是语言影响思维的一个例子。

同样，委婉语的使用也大大影响人们的思维活动，使人们对其指称的人或事物产生不同的概念或形象。比如，在英语中有sanitary engineer（环保工人）一词，它其实是garbage men（垃圾工人）一词的委婉语。二者指称的对象都是清洁工人，但前者，即环保工人，要比后者，即垃圾工人，令人产生更重要、更美好、更体面的社会形象。再比如，英语中把toilet（厕所）说成是restroom（休息室）、把slum（贫民窟）说成是substandard dwelling（非标准住宅）等等都会令人产生较好的认知效果。

不仅词汇影响人们的思维，同一个语句的不同结构形式也会使人产生思维上的细微差别。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1976年通过一个实验证实，一个问句的不同结构形式会使人们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她先让参加实验的人观看一个有关交通事故的录像片，然后要求他们回答以下两个英语问题：

Did you see the broken headlight?

你看见那个被撞坏了的汽车前灯吗?

Did you see a broken headlight?

你看见汽车前灯撞坏了吗?

显然，在这两个英语问句中，除了冠词不同外，其他部分一模一样。但参加实验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却不一样。第一句问话使许多人给出了不真实的答案，因为这一问句中的定冠词the使人相信，不管他们本人见到与否，有一汽车前灯是被撞坏了。

1932年卡迈克尔·霍根和沃尔特（Carmichael Hogan and Walter）做过另一项实验，他们让参加实验的人看一组图片（见下图），然后把图片拿掉，让他们自己根据记忆再把图画出来。他们发现，参加实验者画出的新图受到了原图片旁边所给英文名称的影响。

以上图例显示每一个图画看起来同时像两种物体，因此实验人在图画的两边标上了两个名称。如果接受实验者在第一张图画旁看到的英文是eyeglasses（眼镜），他们根据记忆画出来的画则是如下的样子：

如果接受实验者在第一张图画旁看到的英文是dumbbells（哑铃），他们根据记忆画出来的画则是另外一种样子：

这是语言影响思维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

以上的例证说明，不管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不管是词汇还是句子，甚至语篇都会对人的思维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怎样才能准确地描述它，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1.6　第二种语言相对论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海姆思（D. Hymes）在1966年发表的题为“两种语言相对论”（Two Typ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的论文中认为有两种语言相对论。他说：

据我所知，沃尔夫（Whorf）最先提出这一说法（语言相对论）用以引起人们对语言结构差异及其对经验和行为的重要性的注意。但是我认为，研究较少，理论上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与语言使用有关的语言相对论。第二种语言相对论这一概念是想引起人们对文化模式及其对语言经验和语言行为的重要性的认识。

海姆思的这段论述把我们从语言对文化的影响引导到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这一重要侧面上来。对于这一点，许多语言学家都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帕默尔（L. R. Palmer）早在1936年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一书中这样写道：

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了。

美国语言学家莫里奥·贝（Mario Pei）在他1965年再版的《语言的故事》（The Story of Language）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语言的故事就是人类文明的故事。没有比语言能更准确地反映文明的了。

另一位语言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沃德豪教授（Prof. R. Wardhaugh）1986年在其所著《社会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一书中不仅简明准确地描述这一影响关系，而且指出了影响的程度：

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在他们使用的语言上：因为他们珍惜某些事物，以某种方式行事，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反映了他们珍惜的事物和行为。这样，文化不能决定一种语言的结构——人们从来没有说得那么强烈——但它肯定影响语言使用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某些具体语言现象的特定形式。

尽管这段话准确地描述了语言反映文化的客观事实，我们仍然需要看一些具体的事例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在语言的总领域里，反映文化最明显的一个层面是语汇。毫不夸张地说，一种文化的家庭模式、宗教活动、政治和经济关系、生活状况等等都可以在其语言中找到记录或痕迹。我们在上一节说过，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关于雪的词汇有几十种，而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只有一种或几种。这种差异反映了各自生活条件的不同。生活在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几乎一年到头与冰雪为伍，冰雪是他们生活的客观环境，现实状况要求他们对冰雪这种自然现象进行精细的分类，以便更好的生活。而居住在亚热带或热带地区的人们没有这种自然环境，甚至在当地连雪都没有见到过，也许“雪”这个词都是从别人或书上学来的。因此，这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对冰雪进行分类的必要了。自然他们的语言也就没有这种反映或记录。中国古汉语中关于马的多种词，阿拉伯语中关于马和骆驼的各种词汇，拉普语中关于鹿的不同类别词汇都反映了当时当地操那种语言的民族的客观生活和需要。

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几乎都有数量不等、形式各异、丰富多彩的交际套语，比如，问候语、告别语、称赞语、感谢语、致歉语、咒骂语等等。这些套话几乎是一天到晚不离口，重复说了千万遍。仔细考察这些日常用语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丰富的价值内涵。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有两句套语较为独特，从中可以看出澳洲人特有的人文精神。

一句是No worries! 相当于中文“没什么”，或“不要紧”的意思。这一套语用得如此频繁和广泛，人们称之为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格言。这句话多作为对致歉、感谢、请求或其他一些话语行为的答复语，其含义是“我要你不要为此而担心”。一般说来，医生对病人及其家属讲话时应避用此语，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语言研究人员把这句话剖析一番后认为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

我不要你为此感到不高兴。

我自己并不为此感到不高兴。

我觉得我们对此应有同样的想法。

我要你确信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高兴。

另一句交际套语是Good on you, mate. 这句话除了mate（老兄／老弟）这个称谓词之外，其他英语国家也是常用的，就其一般的语义来说，主要用来对某人的成功、突出的业迹、优异的表现等方面表示祝贺或称赞，类似英语中的Congratulations!（祝贺你！）或 Well done！（干得好／棒！）等说法。但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它还有一个独特的用法。比如，一个生病的老人，虽然病魔缠身，但意志坚强，毫无畏惧之感，表现得英勇果敢，坚韧不拔，一定要与疾病斗争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朋友见了说这句话是很恰当的，再加上澳大利亚独特的称谓语mate，就使人感到它的语义非同寻常。显然，这句话在这里表达的不是祝贺而是赞许双方共同认可的那种对待疾病的态度。不难看出这句普通套语反映的是澳大利亚人崇尚的那种不畏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韧性和意志力。

在说这句话时，说话人让听话人感觉到的是澳大利亚人文精神中那种人们特有的亲切、友善、共同的感受、戏虐式的韧性、宽阔的心胸，尤其是那种自然外露的乐观态度。

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几乎都有丰富的俗语、俚语、成语、格言等等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它们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汉语中成语很多，四字成语尤为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语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思想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反映或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历史事实、文化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民族心理、一种人们千秋百代奋斗不息的目标。

我们中国人在讲到一对男女缔结姻缘时，常用的一句成语是“结为秦晋之好”。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有历史典故的。在春秋时代，秦晋两国世为婚姻，这是其一。另外，我们还发现，秦晋两国的皇族为异姓，秦姓嬴、晋姓姬。这两个家族通婚是没有问题的。但当鲁国的国君娶了吴女做夫人时则受到了孔子的嘲笑：“君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是因为鲁国和吴国的皇族均为姬姓，是不能通婚的。所以“秦晋之好”一语还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同姓不婚的婚姻习俗。至于在中国汉语的成语或格言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奋发图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克己奉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成语反映的是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民族大义。“和衷共济、患难与共、助人为乐、慷慨解囊、扶危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愚公移山，众志成城”等格言和俗语反映的是中国人崇尚的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侠义和友爱精神。“肝胆相照、士为知己者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话讲的是中国人交友的态度。“尽心竭力、克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襟怀坦白、豁达大度、己所不为，勿施于人”等等讲的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

在英语中，俗语、成语、俚语、格言等语言形式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从中同样可以找到英语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人文精神。澳大利亚英语是一种英语变体，它是以俚语的丰富而著称的。澳大利亚语言学家贝克（S. J. Baker）早在1963年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语言”（Language）的论文，全面介绍了澳大利亚英语中的俚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状况。这篇论文实际上告诉读者俚语从语言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澳洲大陆从欧洲人殖民开始，历经“罪犯”流放、淘金时期、内陆地区的游牧生活、城市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经济繁荣等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每一个时期的俚语实际上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写照，忠实而生动。比如，指称流放犯人的词汇就有若干个。transport一词原意是运输，但却被当时的英国殖民者用来泛指被流放到澳洲大陆的犯人，这个词生动的描述了犯人是由英国海运到达这块遥远的地方的。legitimate也是罪犯的代名词，原意为“合法的”。当它被人们用来指称犯人时，它的具体含义是“此人由于法律上的原因来到了澳洲”，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因犯罪而被放逐到这块大陆上来的。cockatoo或cockatoo bird原指鹦鹉，后来成了某一地区流放犯人的指称词。在悉尼附近有一个“白鹦鹉岛”，在这个岛上服劳役的犯人被冠以这个“雅称”。当然这类名词很多，在讲到澳洲俚语一章时还会详细讨论。digger、diggerman、diggeress、diggings则是澳洲淘金时代的俚语，依次泛指淘金工人、男淘金工人、女淘金工人、金矿等。当然，digger一词还指一次世界大战时澳大利亚参战的士兵，具有明显的澳洲色彩，它反映的是“英勇坚毅、不怕困难”的文化内涵。而outback，station，run，squatter，pastoralist，overlander等词则是内陆地区与畜牧业有关的一些俚语。outback与bush同义，指人烟稀少的丛林地区，多在澳洲内陆。这个词立刻使读者把澳洲分为内陆和沿海两个地区，并使人联想到它们各自代表的生活方式、文明程度和人文精神。station和run同指澳大利亚的牧场，但后者尤其指大片的牧区。squatter一词是由美语中引入的俚语借词，有若干语义，但在拓荒时代的澳大利亚，它主要指那些占地放牧的“蹲地者”，这些人起初并没有政府的许可，其后才获得使用土地的租契或执照。该词现在泛指大的农场主。pastoralist是从事畜牧业，或者同时从事畜牧和农耕两种经营活动的人，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牧民或农牧民吧。overlander专指那些赶着大批的牛羊等牲畜，长途跋涉，从事贩运活动的牲口贩子。以上提到的一组俚语反映的完全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在内陆丛林地带从事畜牧或农耕活动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象。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称谓系统。有些称谓语可能是多数语言共有的，比如先生、太太、小姐之类。有些称谓语则是某些语言特有的。汉语中的“师傅”一词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汉语中的“老师”一词也是这样，这就给翻译造成了困难。mate一词作为称谓语在几乎所有的英语变体中都能找到，意为“朋友”或“伙伴”，但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它却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很难翻译，近乎汉语中的“老兄”、“老弟”、“哥儿们”之类的词意。称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称谓语的使用受到称呼者与被称呼者双方之间性别、年龄、职位、职业、甚至个性特点等变量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点，称谓语是语言中反映文化现象的另一个有趣的领域。从称谓语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整套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男女关系、老幼关系等等。在中国人的交往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用职务头衔称呼他人，如李部长、王校长、张主任、钱指导等。当中国人用职务头衔称呼他人时，除了它所包含的社会关系这层意思之外，人们还会强烈的感到它的“尊敬”之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社会交往中人们惯用同志这一称谓语，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但同时头衔称呼仍然盛行不衰。我想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当官为荣的“做官意识”大有关系。不管官职大小，被人一叫，心里便油然乐生。在英语国家的社会交往中，用首名称呼他人是现时的一大流行趋势，朋友、同事、相识、师生，甚至上下级之间多数乐意这样做。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平等观念的反映，也是人际关系趋于亲近的体现。这种称谓使人们消除了各种障碍，易于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前面提到澳大利亚英语中有一个叫做mate（老兄、老弟）的称谓语，它是澳大利亚人一种特有的人际关系的反映，这就是mateship。尽管研究人员对它的含义有各种解释，而且其汉语对应词也有好几个， 但它反映的主要是一种男性之间，经过困难的考验，情同手足，可以相互信赖的伙伴关系。上面还提到digger一词，它也是澳大利亚人现在仍然使用的称谓语之一，双语词典把它译做“伙计”，实际上它是mate的同义词。该词源于19世纪澳洲的淘金时代，指那时的淘金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澳大利亚参战。打仗时为了安全取胜，士兵们要挖战壕（to dig in）以做攻守之用，因此digger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澳大利亚参战士兵的代名词。作为称谓语，它反映的仍然是那种共同参与的伙伴关系。

世界上几乎每一种语言都有大量的比喻用语，其中数量可观的是那些多少年来人们常用的传统比喻用语，它们是另一个语言反映文化，语言体现价值观念的重要领域。

作为修辞手段的比喻，不管是明喻还是暗喻，被比喻的事物往往是人们熟悉、突出、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在汉语中，人们常常把办成某事的决心或意志说成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或“不到长城非好汉”。黄河与长城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这两个比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显明的修辞效果，而且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另外，在中国的一些传统比喻用语中还常用龙、凤、虎、豹之类的词。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标志，凤是中国古代鸟王，也是美丽的象征，虎豹则被中国人视为凶猛刚烈的动物，所以汉语中这类比喻不少。比如龙腾虎跃、龙争虎斗、龙吟虎啸、龙蟠虎踞、龙潭虎穴、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驹凤雏、龙章凤姿等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古代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和英勇善战、打败辽国的穆桂英都是家喻户晓的女中豪杰，人人称颂的英雄人物。所以中国人常常把坚强勇敢的女子比喻成花木兰或穆桂英。我们在这些比喻中再次见到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价值观念和崇拜的优秀人物。

在美国英语中，不少传统比喻和体育有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人热爱体育，崇尚竞争精神的心理倾向。棒球是他们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不少比喻来源于这类体育词汇。比如，当人们从事某项工作或某一事业，取得了初步成果时，常说：I have reached the first base.（我到达了一垒。）如果人们想取得彻底成功，便会说：I want to touch all the bases.（我想踏上所有的垒垫。）当得到某人帮助或辩护时则说： He went to bat for me.（他去为我击球。）当一个人的意见或观点不合时宜，脱离大多数人的想法，并被认为是错误时，人们会说：That's way out in left field.（球击到了左外野。）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有大量的传统比喻用语与bush（丛林）有关。熟悉澳洲历史和文化的人知道，bush指称的不仅是长满桉树的丛林，它还代表一种源于澳洲本土，远离沿海城市，接近大自然的坚韧不拔、粗犷不羁、藐视权贵、艰苦奋斗的人文精神和人物形象。具体一点说，它指称的是广大澳大利亚农村中从事农牧业的澳大利亚人，即农牧工人和牧场主所代表的那种精神风貌。比如，bushie一词一般指居住在乡间的丛林居民，但常用来比喻那些思想纯朴或思想单纯的人。bushman原意为村野乡民，但又用来比喻开拓者。bush tucker原意为丛林居民的食物，但又常用来指称家常便饭或粗茶淡饭。澳洲有一期刊，刊名为《公报》（The Bulletin），创办于1880年，以宣扬澳洲的人文精神为宗旨，深受广大澳大利亚人的欢迎，被人们冠以The Bushman's Bible（丛林居民的圣经）的称号，十分生动形象。一些澳大利亚人嗜赌，如果大赌，则用to bet on the bush basis（以整个澳洲丛林为赌注）来形容，其嗜赌如命，不顾后果的气派可见一斑。当然，澳大利亚英语中这类词汇还很多，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语言中反映文化，体现价值观念的领域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本节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语言相对论。我们具体说明了文化对语言是有影响的，但文化并不决定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它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化。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但也受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影响。2　澳大利亚的文化模式

在本书第一章，我们讨论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但重点是探讨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我们说，虽然语言也是文化，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又说，虽然文化影响语言，但并不决定语言。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对全书讨论的内容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由于本书的主旨是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因此，了解澳大利亚的文化模式、民族精神、价值取向及人们的社会心理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文化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或者影响着澳大利亚英语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使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而成为世界英语的一个重要变体，并独树一帜。2.1　澳大利亚文化的多样性

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接近亚洲，但远离欧洲和美洲。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在澳洲东南岸登陆，命名该地区为新南威尔士。1786年，英国政府决定在澳洲殖民。此后，英国人又多次探测整个大陆，并于1817年将其定名为“澳大利亚”。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改原来的殖民行政区为州，定都堪培拉。这样，一个新国家便在这片广漠的大陆上成立，但由于它与英国的历史渊源和密切关系，人们在习惯上仍然把它视为一个西方国家，或者把它看做一个像加拿大或美国一样的西方国家。这样看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与这两个国家有许多相似或近似之处。简单地说，它们基本的思想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都是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从其他国家移植过来的，主要是从他们视为“母国”的英国移植过来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管是人口多的民族还是人口少的民族，绝大多数都是由移民组成的，只是移入的时间有早晚之差罢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称之为移民国家是绝不过分的。这些国家的人口主体是来自英国的盎格鲁—凯尔特人。他们基本讲同一种语言——英语；信仰基本相同的宗教——基督教；有基本相同的肤色——白色；并且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然而，这些国家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历史经验的差异，人口的多寡，经济发展的快慢，客观条件的优劣等诸多因素，这些国家的文化模式又各具特色。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现在的一些澳洲历史学家在谈到他们本国的历史时喜欢把它推到四万年以前，以便把土著人的历史包括进去，但是澳大利亚的近代史，从白人殖民开始，也不过二百多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英国人，其中包括流放的罪犯和为数不少的殖民者，后来又有英国之外的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不断从外部移入澳洲，逐步使这个国家形成了一个以白种人为主体，包括土著人和来自其他各洲的移民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有的还相当尖锐，比如白人和土著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相当激烈，他们还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样，澳洲各族人民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大陆上，用自己的双手，包括流血牺牲，创造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一个多姿多采的文化类型，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

澳洲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多样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构成、经济状况、地区差异、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民族构成上看，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之一，有人把澳洲各民族相聚的局面描绘成为“一碗水果沙拉”。这一比喻也许并不准确，但它却生动形象地道出了澳洲民族组成的丰富多彩和艳丽多姿。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被统称为澳大利亚人，但追朔其民族构成，我们发现它有一百四十多个民族。首先是澳洲大陆上的土著人，他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几万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形成了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再就是源于英国和爱尔兰的盎格鲁—凯尔特人，他们在18世纪末期作为殖民者来到了这片大陆。除了英国的流放犯人之外，多数人从事农牧、开矿或工商业活动，是澳洲民族的主体。澳洲的非英语欧洲籍居民也很多，他们或者是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独联体人等等，或者是这些民族的后裔。澳洲居民中亚洲籍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或者是中国人、泰国人、马来人、新加坡人、柬埔寨人、越南人、印尼人等等，或者是他们的后裔。最后，澳洲居民中的非洲籍和美洲籍居民也是有的，不过数量有限。今天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约为一千七百多万。其中约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一千三百多万属于盎格鲁—凯尔特人。其次，约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四百多万人属于非英语的欧洲、亚洲、美洲籍人。最后约百分之一，也就是约十七万人是澳洲本土的土著人。 这一点，在讲到澳洲的多元文化社会一节时还要详述。

澳大利亚文化的多样性还可以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存在着贫富差别看出来。澳洲社会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被视为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没有阶级，贫富差异不大，任何人只要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并且幸运的话都可以变成有权力、有影响的富人。甚至有人把澳洲描绘成是“劳动者的天堂”（workmen's paradise）。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社会学家，认识到这不过是一种“梦想”或“神话”。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澳洲人的总体生活水平是高的，虽然比不上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但却远远超过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而且澳洲的福利政策比较健全，即便是穷人，最基本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另一方面，澳洲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也是客观事实。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约百分之十的澳洲人占有大约一半的国家财富；百分之五的澳洲人占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财富；百分之五十的澳洲人占有国家百分之二的财富；百分之三十的澳洲人没有财富可言。澳洲财富分配状况人口百分比财富百分比0—29-0.130—390.140—491.550—595.660—598.570—7912.380—8916.890—9414.395—9821.399—10019.7（选自A. W. Dilnot, 1990）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阶级存在的根本条件。说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澳洲是一个阶级社会。但对澳洲社会的阶级划分，社会学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的人分得细一些，有的人则分得粗一些。贝内特（R. Bennett）1992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一书中把澳洲社会分为四个阶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阶级的存在说明阶级意识的不同和生活方式的差别。从表面上看，澳洲人所追求的拥有“房屋和汽车”的生活方式除了下层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的家庭都可以达到，但是同是一座房屋，其差别却非常之大。房屋的大小和质量是不同的。房内的装修和设备差别也是很大的。汽车也是这样，牌子不一样，质量不一样，每家拥有的汽车数量也不一样。正是由于这一点，每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反映这种生活方式差异的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方面，而且连居住的区域都不一样。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口的居住分布是非常明显的：住在市中心的是穷人，离中心远一点是工人，住在郊区的则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就是在今天，这种人口居住的地理划分仍然存在。以悉尼为例，在市区北部的北岸（North Shore），在市郊的瓦克鲁斯（Vaucluse）和摩斯曼（Mosman），居住的人口均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阶级存在自然有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实际上是对阶级存在和阶级利益的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维护本阶级利益，治理国家的观点。富有阶级当然要千方百计维护其既得利益，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治理国家。穷人当然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进而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阶级社会自然使现有的文化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

澳大利亚全名为澳大利亚联邦，总面积为7,686,810平方公里，覆盖整个澳洲大陆，约为中国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澳大利亚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和澳北区。沿海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适于居住和农耕，而内陆地区多为沙漠和山地，气候干旱。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影响人口的分布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数澳洲人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大都市和小城镇里。农业人口虽然不多，也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农牧区内。内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于农耕和畜牧，工商业也不甚发达，因此，人口也就很少。

不管是沿海还是内陆，不管是南部还是北部，不管是人口密集区还是人口稀少区，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区，按照一定的方式生产劳动和工作生活，在文化模式上就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差别。如果我们把澳大利亚看做是一个文化整体，不同的地区便形成了个性迥异的亚文化。显然，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乡村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北方热带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南方温带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沿海地区的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内陆地区的生活方式。这些文化模式上的地区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澳大利亚的整体文化，使其更趋于多样化。

澳洲文化的多样性还反映在澳洲人的宗教信仰上。澳大利亚主要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有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同时信仰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也有，不过，与信仰基督教的人相比，他们只占少数。但是在澳大利亚人中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却有较大的区别。生活以宗教为中心，宗教决定一切的人们是少数的，他们是神职人员，主要包括神父、牧师、修女、教士等人。数量约有数千人。其次，占总人口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人是宗教积极分子，他们是虔诚的教徒，参加各种宗教会议、慈善活动，并试图劝说他人皈依自己的教派。其次，有大约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人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并努力按照宗教教义规范自己的行动。但是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自称自己信仰上帝，但几乎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

以上情况说明，澳大利亚人在宗教信仰方面远不如过去热诚。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宗教在公立学校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有的人认为宗教是少数人的“业余爱好”，星期日去看球类比赛的人要多于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这是一种明显的迹象，说明宗教在澳洲人的生活中已经日趋衰落。但话又说回来，宗教影响还是存在的，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首先宗教教义仍然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观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有意无意地在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由于长期的宗教影响，人们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价值取向与宗教有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澳洲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也源于宗教。比如西方人和澳洲人崇尚宣扬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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