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冯玫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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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试读：

亚行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之所以倡导包容性增长，原因则在于内部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不同群体所分享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高度不均等。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增长。政府中心工作就是一切为了GDP，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唯GDP论”。这虽然带来经济收入的增长，但也引发了资源环境紧张和社会经济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经济增长理念。

——经济增长的失衡

庄健（2010）、周建军（2010）等提出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基于全球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出现严重失衡的前提。从国家内部来看，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从产业结构上看，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从要素投入结构上看，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长一段时间都较低。

——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均GDP平均每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但代表国民收入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上升至2005年的0.561，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早已越过国际警戒值。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紧迫现实要求理论研究者思考和探索新的增长理念。世界银行在2008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向顶端赛跑：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报告，报告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机会平等在中国社会现阶段面临诸多障碍，最为直接的因素包括四方面：延续已久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单位化”现象、平均主义以及官本位现象。第二节包容性增长的演进脉络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有其自身的演进脉络。蔡荣鑫（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经历了从“先增长后分配”的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以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演进脉络。周华（2008）指出，20世纪中期，在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收入贫困理论、涓滴假说以及人均收入和不平等间的倒U型假说等影响下，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增长的效果会自动地辐射全社会各阶层和部门，从而减少社会贫困人口，现实表现则是实现长久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先增长后分配”模式，然后这种单纯强调增长理念的减贫实践并未在20世纪后期带来预期效果。为此，世界银行（WB）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广泛基础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将贫困人口吸纳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并指出可以通过提供机会从而提升获益能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政策组合以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实现贫困更快地下降时，“益贫式增长”理念逐渐被人们所关注。White和An derson（2000）把“益贫式增长”定义为贫困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增长。Klasen（2001）定义为穷人从经济增长中得益较多的增长。Kakwani和Pernia（2000）的定义不但要求贫困状况有所改善，还要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化才能算作益贫式增长。Ernesto M．Pernia（2003）认为使穷人能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并从总体收入增长中的得益超过了非穷人，核心是兼顾增长及其分配，强调“益贫式增长”本质上是关于事后分配的，即馅饼增量的分配，而非现成馅饼的分配。他还构造了一个测度增长益贫程度的指标——益贫式增长指数（PGI），即等于贫困弹性与纯增长减贫效应的比率。Ravallion和Datt（2002）把“益贫式增长”等同于穷人对增长的弹性高。Ravallion和Chen（2003）还引入了“穷人的平均增长率”（mean growth rate of the poor）概念。Felipe（2007）主张和谐发展的关键是使低收入的“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富人”，以缩小贫富差距。

进入21世纪，亚洲各国在普遍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恶化趋势。出于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政治稳定形成冲击的担忧，亚行在上述“益贫式”增长理念的基础上，率先在亚行2007年8月在京召开的“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提出了“共享式增长”概念，后译为“包容性增长”，并在随后出版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以下简称《和谐》）一书作了集中阐述。2008年5月，世界银行发表《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并相信通过建立包容性、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至此，“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世行和亚行等致力于国际减贫的国际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第三节何谓包容性增长

自从亚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之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不断被学者们界定，大体可以归纳为过程/结果维度、收入/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及创新等五个方面，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六种：

亚行（2007）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主要是关注收入的包容性增长，注重的是结果。亚行在《战略2020》（2008）中将包容性增长界定为能创造和扩展经济机会，社会所有成员均等获得这些机会，参与并受惠于经济增长。该定义既注重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更强调增长的过程，并且对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缺乏清晰的指标。《战略2020》尝试在国家和项目层面建构包容性增长的各项评估指标，作为对该计划的部分回应，亚行战略与政策部门起草了一份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简短的纲要。纲要将非歧视性参与型增长看作是具有包容性的，但纲要却完全回避什么是包容性增长，如何确定非包容性增长，如何对包容性增长进行测度等问题。

Rauniyar & Kanbur（2010）整合亚行的研究成果，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不平等减少的增长。这一定义与相对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几乎一样。益贫式增长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7年英国的国际发展白皮书、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相对益贫式增长是指穷人与非穷人之间收入不平等减少的增长。两者的细微差别在于相对益贫式增长主要是为了使穷人相对于非穷人能得到更多的增长以及更少的不平等对待，而Rauniyar & Kanbur的包容性增长在更普遍的范围内考虑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因此，这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对于概念的构建增益甚少。

Ali & Son（2007）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在社会机会上的益贫式增长。他们根据收入来考察社会机会的分配以及分配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当社会机会向低收入者倾斜时，包容性增长便随之产生了。Ali & Son的定义主要强调非收入增长，如在教育或医疗上的增长，对亚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概念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扩展。在教育或医疗这两个非收入维度上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可以很容易实现而不需要多大的收入增长，这些改进主要依赖于公共政策，它不依赖于经济增长，但Ali & Son并没有研究收入增长和这种形式的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准确关系。譬如，社会机会的平等分配能保证更大的经济增长并提高穷人在增长中的参与度吗？收入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穷人社会机会的增加？

Ali & Zhuang（2007）、Zhuang & Ali（2009）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能促进机会增加且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这种增长能使得所有社会成员更平等地参与并贡献到经济增长过程中来，忽视个人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会成员所取得的成就只与个人努力有关而与个人出身背景及所处环境无关。他们明确地将贫困视为一种多维度现象，认为非收入维度上的贫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不仅限于收入维度。他们认为，当结果公平仅与自身努力有关而不与个人所处的环境相关时，机会均等便存在了。在这种定义下，能促进机会均等的增长即为包容性增长。实际上，人们还必须考虑个人在收入和非收入维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环境之间的关联度，及对增长过程影响机会不平等减少的程度。

世界银行（2009）将生产性就业视为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元素，因为穷人普遍依靠自身劳动力并将其看作最重要的资产，故增加岗位数量和岗位报酬对于旨在减少贫困的可持续增长战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此定义将穷人视为经济增长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并明确将穷人只看作是受益者的观点排除在外。这里强调的包容性增长与Ali & Zhuang强调过程导向的概念有一定联系，但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实现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仍旧是十分困难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包容性增长视为一种伴随着低不均等、不均等减少以及穷人在增长过程中进行经济政治参与且从中实现利益共享的增长。UNDP的包容性增长概念主要围绕过程和结果、收入和非收入、参与和决策这几个方面来构建，这个概念要求有一套更为广泛的指标，但也存在困惑：如何权衡并聚总这种概念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中所包含的各种指标呢？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界定，如陈华等（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导向，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第四节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很多学科都有关于“包容性”的探讨，如政治学上包容性强调全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是民主思想的一种体现，其和包容性增长所强调增长有所区别；伦理学上的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公平公正的价值内涵，是社会公平理论的一种延伸；而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是包容性增长理论的主要视角，经济学中的“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应是经济增长、机会平等和利益平等的统一，具体如下：

其一，包容性增长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内在一致性。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平与效率两者不可兼得，包容性增长创造性地解释了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如果没有体现制度公平的包容性，就不可能将各种发展力量加以包容整合，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效率改进。如果没有宏观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国民大众则只能处于共同贫穷的发展陷阱，而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真正包容。

其二，包容性增长强调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公众普遍具有同质均等的发展权利，只有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才能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只有权利同质、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其三，包容性增长拒斥两极分化但保护合理差别。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拒斥穷者愈穷和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发生。但收入共享性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包容性增长是在权利公平的前提下要求公民贡献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对称性。

其四，包容性增长的逻辑延伸就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增长”，它不仅包括GDP增长和技术创新，而且也包容了制度优化和理念改进，同时还兼容了人口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变迁过程具有很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其自然逻辑延伸就是包容性经济发展。

其五，包容性增长的国际扩展就是和平发展。和平与发展一直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全球化时代，国别之间的路径选择既具有显著的竞争性和多样性，但同时也提供了合作性和趋同性，包容性增长表达的正是国际社会普遍共有的这种和平发展诉求。第五节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蕴含着深刻的理念，如以人为本、公平、全面发展等，这些理念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彰显了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特色。那么，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何在？黄刚（2011）做了如下分析：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其基本立足点在于探求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和战略，其意义也首先体现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之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包容性增长是中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并改善劳动关系，合理分配社会财富，赋予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些都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具体举措。只有实现包容性增长，围绕改善民生来谋划经济发展，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高度重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逐步实现。

其次，包容性增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模式”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与中国独立自主地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道路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中国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本身也产生了一系列连带的社会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里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现象越发严重等。这表明，“中国模式”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以及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的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中国模式”也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以增强其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包容性增长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它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重速度向重质量转变，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由关注“增长与效率”向更加关注“发展与公平”转变，中国的整体进步必须由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向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转变，这些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找到了更为科学的新道路。

最后，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思想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在实践中，在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又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开始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确保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制定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方针，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都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在即将开启的“十二五”期间，我们又制定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两个同步”目标，这既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实践包容性增长的体现，也表明了中国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积极态度和践行决心。第二章包容性增长思想的演进和理论体系的雏形

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生成，具有多层面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最深厚的理论基础，经济全球化催生的现当代发展理念及主题嬗变是其思想渊源，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和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国根脉。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提出，具有鲜明且重大的时代价值。第一节包容性增长思想的理论基因“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增长理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等，以及现代人们对传统经济增长观的认识与反思，都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源基础。而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及增长价值观的紊乱等构成了“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多元的，其理论框架除了注重通过“共同参与”消除或缓解贫困外，还应包括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重构经济增长价值观等内容。倡导“包容性增长”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发展、代际间公平发展以及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等目标。一、古典时期的经济增长思想——包容性发展理念积蓄力量时期

虽然“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在最近才被提出的，但其思想萌芽在很早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古希腊人、罗马人和早期基督教的思想虽然质朴无华，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其中也蕴涵了包容性相关理论的萌芽。古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55）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中就曾论及经济增长。他特别强调组织的管理和分工对于增加经济剩余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努力使其所监督的任何单位（例如家庭、城市、国家等）增加经济剩余的数量，需要技能、秩序和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分工。可见，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分工的重要经济含义，色诺芬把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归因为分工的原理。另外，他还把讨论深入到一种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及产品开发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也指出了专业化和分工的益处，并认为城市的起源归因于专业化与分工。但是他更倾向于专业化与分工的政治含义——主张“阶级专业化”，即培养能力超群、品格高尚的精英人士来指导政治和经济活动。因此，他探讨了最优化的政治和经济，并且通过公平的道德规则而使社会活动达到最优化。这是因为，如果建立公平分配的政治体系，就能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都是以后研究者探讨政治体制、公平和增长之间关系的思想萌芽。

作为柏拉图得意的门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并没有继承他的老师的理念。他除了对人们经济活动中的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十分关注外，还从促进经济效率出发，捍卫一切阶级的私有财产。他认为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和平，激励道德品质的发展，进而形成一个经济激励发挥较大作用且具有较高效率的混合经济体系。此外，他还关心贸易、货币和利息问题。虽然，有些看法，今天看来有些不尽然，或者很粗糙，可是它们是我们今天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来源和萌芽。

重商主义也把“公共利益”看作经济学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约两个世纪时，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登上历史舞台。重商主义者表现出了对国家财富积累的强烈欲望，把黄金白银当作国民财富，在国际上实行经济控制，在国内进行经济调控，他们的论题广泛涉及到探险、发现和殖民化、贸易、货币、司法和国家政策制定等问题。虽然，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不合时宜，但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今天各个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所实行的一些诸如控制国际经济、保护贸易、干预国内经济运行的政策中，也会依稀看到重商主义的影子，只不过它们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重商主义者在评价经济政策和商业活动时，总是把所谓的“不公平”这一观念与所谓在该意义上的公共福利受损害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虽然是为了国家财富积累，但是他们为包容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而产生于法国的重农主义则认为农产品是唯一的纯产品，只有农业部门才创造国民财富。重农主义者的学术贡献中，魁奈的《经济表》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经济表》是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可变经济的第一个正式模型。魁奈看到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第一个把消费问题与生产联系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他具体阐述了消费倾向对增长的影响，把投资收益率也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并竭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政策。由于各种条件成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斯密和重农主义者从可以增进公共利益的角度为市场经济之下追求个人利益打上正当性的印记。对重农主义者而言，他们受到当时基督教这一强大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其崇尚“自然秩序”，并提出“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口号。而斯密认为，虽然人们只是有意识地追求个人利益，却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走上了增进整个公共利益的道路，并对此推崇备至。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公平性”与“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是人们面对稀缺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在漫长的博弈过程中，自发地演化出来的一种理性的、互利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不仅不要求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也不要求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布坎南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道德的要求如此至少，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利他主义动机和情感”。实际上，将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并无意义，因为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论，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自由。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容性发展理念形成最深厚的理论基因

通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几乎找不到专门或直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论著，从西方经济增长史来看，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在市场制度“诱导和驱动”作用下自然的、历史的演进的过程。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也就不再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转变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是由实践自然去解决的问题，而是更关注市场制度既定条件下，经济如何增长、经济增长源泉、经济增长诸因素以及经济增长中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互补性整合等问题。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轨迹，也反映了制度因素是一个贯穿于经济增长始终、因而也贯穿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中。西方经济学家分析的经济增长的源泉、诸影响和决定性因素，大都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在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但制度因素的促进或抑阻作用，却是贯穿于经济增长始终的，也是贯穿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乃至转变之中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如专利法的实施，使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明者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程度大大减少，创新者的收益因此而内部化，从而使技术进步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实际上，考虑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远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涉及到把社会的制度结构划分为三个基本阶级：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考察他们之间的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都崇尚建立一个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制度，让“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增长，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马克思在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的制度结构内，着重分析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分析的深刻性及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是包容性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的理论依据。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开创了“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以人为根本”的哲学思维范式。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还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历史活动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说，所谓社会不过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而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清楚地表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的任何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只有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才能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上述社会历史主体思想清楚地说明，一切时代的“迫切问题”，都只能是“人”和“人类社会”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是人和人类世界的最基础、最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发展，最终都要通过人而表现出来，通过人的生存、发展、解放和价值实现程度表现出来。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的根源即在人本身，在人民群众本身，促进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前提。这种社会历史主体思想，自然成为包容性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的理论依据。只有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正确道路。（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是包容性发展谋求“健康有序的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行存在着和有机体相类似的机制，并进而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作社会有机体。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他在相关论述中还把国家生活称为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国家生活的机体、社会生产机体等。恩格斯也指出，有机体经历了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有机体就是在人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方面要素所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他们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者与生产的物质资料的结合便构成了生产力，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等经典表述。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结构，马克思还论述了作为社会结构重要因素的地区、民族和国家关系的重要地位：“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物质基础。马克思通过与动物生产的比较，阐述了人类生产的特点，即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敲响了人类要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警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代际传承关系和影响。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的滥用和破坏，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恩格斯更是尖锐地提出了著名的“不要过分陶醉”的警示。在谈到代际关系时他们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论述了正确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设想。马克思认为社会化的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恩格斯也强调，人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地去支配自然界；人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人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为依据，包容性发展理念所谋求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蕴涵着多方面的现实追求。首先，健康有序的发展是追求各国各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闭关锁国地进行建设以实现自身发展，也没有谁能够在全球性的危机或突发事件中独善其身，滥觞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生动的现实版教材。面对经济增长、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世界性难题，各个国家或民族应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协同应对，共谋发展，这才是应对挑战、确保安宁的必由之路，也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题中之意。其次，健康有序的发展是追求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差异，不能成为国家或民族交往的障碍、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少些对抗和偏见，多些对话和沟通，才能做到发展进步上的平等、互补、兼容，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再者，健康有序的发展是追求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大多以挥霍资源、糟蹋环境为代价，而人类在“陶醉于”战利品之时，却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尊严”。尽管一些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然而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依旧行走在粗放式发展的道路上。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建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才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是包容性发展秉持“机会平等”“利益共享”的理论依据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和永恒的追求，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平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是阶级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他对“平等”的看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平等的权利比起封建等级制度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平等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形式上的公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原则和实践”是“互相矛盾”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公平”所带来的弊端，区别之处仅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马克思强调指出，未来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如重视社会的普遍调剂，向“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方向前进。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提出了诸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马克思、恩格斯还经常把公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公平正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平等要求应当是从人的“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认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依据，是生产力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事实”和在这种“经济事实”中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看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包容性发展理念正是基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之上，以实现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经济发展过程不断产生机会，但由于历史、地理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这是造成不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其发展机会应具有开放性和普遍性；一个公平正义的政府必须提供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使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包容性发展理念不允许人们之间有不同的权利配置，也不包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垄断特权或多元分割，也不容忍制度化的相互敌视或群体性的彼此仇视。包容性发展理念就是要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所提供的条件，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逐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就是要把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最广泛地惠及社会公众，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中国根脉——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倡导、实施者（一）中国包容性发展成果

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逐渐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逐渐增多。后金融危机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投资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消费并未充分启动，而在外需方面，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我国迫切需要转变“单一”增长理念。一方面，包容性增长需要保持经济高速、有效、持续的增长，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包容性增长要求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机会平等也就成为空中楼阁；而如果机会不平等，社会缺乏包容性，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速、有效、持续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既传承以往的“单一”经济增长又超越以往“单一”关注经济范畴，把增长扩大到社会领域。

1．“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单一”关注经济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以往我们专注于经济增长，忽略了经济发展应与社会发展同步，导致经济增长背后的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突出，致使经济增长本身不均衡，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方式在内容上重视“经济包容”与“社会包容”两个基本层面，强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的、可协调的发展。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指出，“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既包括国内的科学与和谐增长、财富的公平分配，也包括国际上国家之间协调与和谐的增长，实现共赢和多赢。

2．“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被”增长，而是更多地关注“参与”“共享”

就“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而言，其执行动作上强调“参与”和“共享”两个层面，即，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方式的重要内涵。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有社会成员可以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各社会阶层可机会平等地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并合理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要一手抓制度建设，增强政府与政策的透明度；一手加大基本社会服务的投资，构建有效的社保体系，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公平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共享式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3．“包容性增长”超越了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扶持“强”者的政策，更加关注“弱”者的受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鼓舞下，那些“能人”“强者”先富起来了，那些优势地区先富起来了，取得了明显的示范效应，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没有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相反却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单一”的扶持“强”者，忽视对“弱”者的关注，造成了个体的贫富差距，地区的贫富差距，造成了发展权利的基本平台的机会不均等。而“包容性增长”就是在扶持“强”者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弱”者，尤其是关注低收入者的共享权利。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所分享的社会公共服务高度不均，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特别是贫困人口和农民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低，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收入有待增加的问题。但是关注“弱”者，不是给钱就了事，关注经济落后地区不是不看GDP。“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参与”“共享”。通过制度设计，使人们“参与”经济活动以解决因收入水平低下而造成的物质贫困。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包括：低收入、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制度性因素。因此，要通过制度设计提高人们的“参与”能力，如提高人们的教育文化素质。除此之外，那些处于政治和社会的边缘，没有发言权，缺乏法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易遭受外部冲击而自身内部又处于孤立无援、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就是要通过“参与”使他们摆脱贫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二）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现实根基

在中国，包容性发展理念具有科学发展这一当代社会深层的时代内容。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指导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追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努力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正是在中国这片追索科学发展的热土上，包容性发展的理念“顺利且迅速地扎下了根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也成为4年后亚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和5年后世界银行《增长报告》推出的“包容性发展”的基本调式。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健康有序的发展”“机会平等、利益共享的发展”等核心思想是内在统一和一脉相通的，而包容性发展理念又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包容性发展理念深化了以人为本的内涵，丰富和拓展了科学发展的内容，突出了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共生，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古老根脉

包容性发展理念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主体，同时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包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包容共生、海纳百川从来都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来是一个五方杂处、多元共存的国度，中国文化最具包容性、开放性和持久性。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如壮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56个民族文化）长期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历史。绵延八百年的周朝基业，海纳百川的盛唐情怀，先秦诸子百家的交互融通，儒释道与百家诸子的精华融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文化的许多重要理念都是在这样的互相激荡、融会百家、兼收并包中才得以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中华文化在其发展史上，先后汲取了中亚游牧、波斯、佛教、阿拉伯、欧洲等文化精华，中华文化就是在多元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之中发展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包容性是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的主因。张维为在将中国与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等古今主体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张岱年先生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主要有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与自然的一致”“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人为本”即人本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即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学界也普遍认为，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的人伦和谐说，倡导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天人合一说，警示不能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而不同”等理念，高度概括了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中华文化传统的“善”“仁”等理念在当今世界大变动格局中，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发挥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中华文化传统集中体现了包容发展、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包容性发展理念生成的古老根脉。

综上可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正在科学发展中的国度，中国为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社会包容性发展实践作出了榜样。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中国根基说明，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主动积极地与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通过这种价值关系而影响世界，促进建设和谐世界，凸显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体现出泱泱大国的博大胸襟。第二节包容性增长的思想渊源与演进一、包容性增长的思想渊源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持续存在，使得一部分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另一部分人则度日如年、难以维持。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组织和经济学家开始对以往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价值观进行反思，试图从穷人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了“广泛基础上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世界银行，1990），但这一理念却被人们宽泛地理解为增长的劳动密集度、增长的区域及分配效应等。不准确的理解使得“广泛基础上的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寻求新的理念以期更快地消除贫困，在此背景下，“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世界银行，1995）的理念被提了出来。这种理念旨在形成一种能使穷人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但是这种理念却忽略了穷人和富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不均等问题。为了倡导机会均等的增长，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关于印度共享式增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考察“贫困—增长—不平等”三角的互动关系。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形成是人们对贫困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长期减贫实践的经验总结。自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对于贫困内涵及其产生原因的认知大致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三个阶段，并逐步从物质范畴扩展至非物质范畴，从而揭示出贫困的根本致因。与此相应，经济发展理论也经历了极化涓滴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益贫式增长/亲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增长的演进逻辑。

自亚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后，许多研究者主要围绕过程、结果维度，收入、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等方面，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其中，亚行在《战略2020》中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能够创造和扩展经济机会，且社会所有成员能够均等获得这些机会、参与并受惠于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该定义在注重经济增长结果的同时，更强调增长的过程，但对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缺乏清晰的指标。而阿里与庄（Ali&Zhuang）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能促进机会增加且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这种增长能使得所有社会成员更平等地参与并贡献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消减个人背景、环境的影响，即社会成员所取得的成就只与个人努力有关，而与个人出身背景及所处环境无关。阿里与庄明确地将贫困视为一种多维度现象，认为非收入维度上的贫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不仅限于收入维度。他们认为当结果公平仅与自身努力有关、而与个人所处的环境无关时，机会均等便产生了，并能促进机会均等的增长即包容性增长。实际上，人们还必须考虑个人在收入和非收入维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环境之间的关联度，以及对增长过程影响机会不平等减少的程度。世界银行则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可持续的基础广泛的增长，惠及大部分人，增长速度与增长模式并重，将生产性就业视为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元素。这一定义将穷人视为经济增长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并明确排除了将穷人只看作是受益者的观点。世界银行强调的包容性增长和阿里与庄强调的过程导向概念有一定联系，但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实现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仍旧是十分困难的。

一直以来，贫困、不平等与增长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三个始终缠绕纠结在一起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国际机构致力研究的永恒主题。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或者地区初始的不平等程度，以及伴随经济增长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而且，高度不平等倾向于损害整体经济增长和减贫效果，使贫困群体陷入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对减贫和经济增长均造成不利影响。

可见，快速的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增长的性质及其模式、增长成果的分享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变化等因素也是影响减贫效果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与人们在减贫实践推进中，对贫困成因的全面深入探究、贫困内涵的深化和扩展密切相关。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不仅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调整了减贫战略，而且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从而也推进了增长理论的演进。二、贫困内涵的深化与增长理念减贫战略及政策的演进（一）收入贫困

这一阶段的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低下、饥饿、营养不良、饮用水不安全、基本卫生服务缺乏等。

1．绝对收入贫困：从物质缺乏角度关注生存需要

增长理念：“涓滴效应”又称作“涓滴理论”（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涓滴理论”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在对一个国家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解释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相互作用及影响。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要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涓滴理论”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相信“涓滴理论”，即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下“涓滴”。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并没有带动起落后的群体或地区，它的“后发优势”并未明显见效。这说明“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和“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是外生的，而不是内在的必然。

到20世纪中期，在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收入贫困理论、涓滴理论以及人均收入和不平等间的倒U型假说等影响下，人们笃信经济增长的成效会自动地、逐步地扩散到全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从而贫困人口会随经济增长而自然减少，表现在实践上，人们立足于谋求实现持久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先增长后分配模式。该模式尽管也遭到一些批评，但其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却是实际存在的。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上的肤浅认识，使建立在这种单纯强调增长理念的贫困减除实践并未在20世纪后期带来预期效果，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并未随GDP增长和工业化而得到收入上的改善，相反，“向下涓滴”（trickle-down）反而成为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涓敛”（trickle-up）。这一切，成为联合国召开千年首脑会议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并得到各国坚定承诺的主要原因。

2．相对收入贫困：从能力和资源缺乏角度关注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的扩张，大量国际可比的国民收入和增长率数据的出现，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的权衡替代关系，并得出了与传统增长理论相悖的观点，即不平等的存在及其恶化将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景，使增长率下降。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苏东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二十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二十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在收入贫困理论和“涓滴效应”理论的基础上，世界银行开始意识到，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理念不仅未能为国际社会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不少国家在拥有正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贫困问题也在累积。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方面努力，经济学家们基本达成“共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除三者间可具有良性互动关系。随后世界银行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并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概念，该理论认为有必要对贫困问题采取特定的措施，而不是坐视或期望经济增长本身能自动实现贫困减除；强调要形成一种能使穷人参与到经济增长之中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广泛基础的增长”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重视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重点在于扩展穷人的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二）能力贫困，从能力和权利缺乏角度关注财富分配不平等

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之后，随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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