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贾志扬 著,赵冬梅 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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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试读：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刘 东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序

我认识贾志扬(John Chaffee)教授，还是通过已故前辈学者、著名的爱国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的介绍。刘先生认为，贾志扬先生是美国杰出的宋史专家之一，他的治史特点是思维条理明晰，研究细致深入。后来，我有幸到贾志扬先生家中作客，参观了他的书房，见到他经过细心整理的有关宋朝宗室的史料，不由感叹说，在中国大陆，只怕还没有一位学者对此课题下了如此深的功夫。所以当一旦得到此书的英文版时，就向赵冬梅等先生建议，此书值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同行，必有教益。经过赵冬梅先生严肃认真的翻译和整理，如今此书的中文版可以付梓了。赵冬梅先生要我为此书写一序言，其实，序言并不好写，只能勉为其难。

宋朝的官方历史记录无疑比明、清两朝丰富，可惜大多数失传，但保留至今者，仍十分可观。光就宗室而言，《宋史》卷164《职官志》宗正寺条说:“凡修篡牒、谱、图、籍，其别有五。”参照同卷的玉牒所条，《宋会要》职官20之5、13，计有《皇帝玉牒》、《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仙源类谱》和《仙源积庆图》五种，而南宋时又“重加修篡《仙源庆系属籍总要》，合图、录、属籍三者而一[1]之”。今人要做《宋史》的人名索引，就不难发现，此书的绝大部分人名，竟是在二十六卷《宗室世系表》中，依贾志扬先生的统计，此表所载赵氏宗室人名即有3万。其史源依贾志扬先生的考订，大致应取材《宗藩庆系录》。然而《宋史》卷204《艺文志》中仅开列“《宋玉牒》三十三卷，《仁宗玉牒》四卷，《英宗玉牒》四卷”，“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司马光《宗室世表》”，“《宋仙源积庆图》一卷，《宗室齿序图》一卷，《天源类谱》一卷，《祖宗属籍谱》一卷”。这些显然不是元人修《宋史·宗室世系表》的主要史源。元人修《宋史》十分草率，不可能对各种记载加以详密的归纳和整理，而元朝史官掌握的《宗藩庆系录》，又未编入《艺文志》。

贾志扬先生为研究宋朝宗室，首先是支付了极大的功夫，搜集史料。例如他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找到了宋朝《宗藩庆系录》22卷和《仙源类谱》30卷的残本，又使用了我至今未曾见到的《南外天源赵氏族谱》等书，以集腋成裘的方式，系统地网罗了宋朝宗子和宗妇的二百余篇墓志，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如此等等。人们可以从本书附录A中，看到他将宋朝的宗室世系作了英文编码，光依这一项十分繁琐的工程而论，就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人们不能不敬佩他治史所下的苦功。

既有如此丰厚而扎实的史料积累，此书对宋朝宗室的论述，自然比以往的中外论著，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水平。依我个人的体会，此书可说是一部全方位论述宋朝宗室的专著。就纵剖面而论，此书并不限于天水一朝的宗室研究，并且对前朝后代的宗室，以至日本的皇族，作了对比研究。就横断面而论，鉴于宋朝的宗室是个特殊的复杂的社会群体，贾志扬先生又是从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各个角度加以论述，体现了此书的系统、全面和深入。

此书给我印象尤深者，一是书中所开列的一些统计表格。准确的统计，对现代史学而言，是最具有全面性、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也是最具说明力的实证。但囿于中国古代的有限史料，中华古史作品能够作出统计表者不易，也不多。此书所设置的统计表，无疑是凝聚和浓缩了作者的大量艰辛劳动。二是贾志扬先生所作的小注，其中有不少属于细致的考证，有的小注纠正以往研究的失误，或是发表异论。这些小注无疑是反映了他的治史深度和功力。

当然，尽管贾志扬先生已经在网罗史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力，但本书运用的史料尚未达到罗掘穷尽的地步，一些零星的史料，如《夷坚志》之类，尚有开发的余地。从论述的角度看来，社会经济史方面稍嫌薄弱。对宋朝宗室如何成为社会的赘疣，宗室的贫富分化，部分[2]宗室沦为鸡鸣狗盗之徒，还有些特殊的宗王和人物，似可作进一步的论证。例如《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黑桥:秀王府解库前。”说明南宋的王府也开设解库，放高利贷。当然，这些问题对于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只是白璧之瑕。

这里还想顺便谈一下史学家易犯错误的问题。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免了。田浩说，他很注意听我这番表白，但他认为，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味，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外国人治中国史，中国人治外国史都会发生问题。即使如日本与中国，虽然语言较近，也有此问题。例如汉朝皇帝刘邦是个流氓，自称“而公”，中国人易于联想到现代流氓语言“你老子”，而日本人因为语言障碍，就不容易作此联想。关于此书中有一些语言障碍问题，赵冬梅先生另作小注，这对译稿而论是十分必要的。

外国人治中国史，既有语言障碍，就更多了一重困难。但是，特别是西方的汉学家，他们治中国史也有独特的长处，就是能够将西方史与中国史作有深度的对比。这又是中国治史者值得向他们虚心学习的。中国人往往对外国史的知识相当欠缺，是其所短。

最后，还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贾志扬先生对中国可说是有特殊的关系和感情。他的父亲曾在中国传教，而贾志扬先生即是在中国的安徽省出生。我曾有幸拜会过他的父母，这两位老人对中国，对中国人有着十分友善的亲情。衷心祝愿贾志扬先生今后发表更多更好的成果，也要感谢赵冬梅先生为翻译这部成功之作，而支付的辛劳。王曾瑜【注释】[1] 关于宋朝向皇帝进奉《玉牒》、《仙源类谱》、《仙源积庆图》之类需要举行隆重仪式，可参见《宋史》卷102，卷114《礼志》。[2] 参见拙作《宋朝阶级结构》第259—260页。

中文版序

为《天潢贵胄》的中文版作序，让我感到由衷的光荣和喜悦。英文版的读者群以西方学者为主，这是一个重要而活跃的群体。但是中国研究的中心无疑在中国，中国的读者群，包括学者和有兴趣的外行读者，必然要大大超过西方读者。感谢赵冬梅教授的忠实劳动，我现在终于有机会把我的作品奉献给这个广大的读者群。我对此充满感激。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一些人觉得是后现代)、大众文化与共和制政府的时代，阅读——更不要说写作——一部有关宋代宗室的书，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离谱。即使是对于专研宋史的学生来说，他们耳熟能详的宋代，也是一个伟大的士大夫的时代，那段历史留传下来的是范仲淹、司马光、苏轼、二程、朱熹的名字，而不是什么王子皇亲。

对于以上看法，我不无同感，然而我还是要说，对于宋代历史，甚至往大处说，对于中国帝制社会来说，宋代宗室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启示。

第一，宋代宗室的发展是一个多侧面的过程，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起初，宋代宗室采取了唐代宗室的模式，但是很快，它就发展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机构，比如大宗正司(请勿与承自唐制的宗正寺相混)。更重要的是，到了神宗朝，当新一代宗室成员与皇帝的关系超出五服，问题出现了——是否应当像唐代一样，给这些宗室以平民身份，不再提供廪禄？经过反复争论，皇帝决定维持他们的宗室地位、继续提供廪禄(降低了额度)，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生长不息的宗族，到宋朝灭亡为止，达到十二代。宋朝的决定在本质上追随了周代“宗”的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宗族关系在本“宗”初祖的所有男性后裔之间无限延伸。这一模式为明清宗室所继承，它展示了一个“宗”在大量国家资财支持下的运行情况，任何关心中国宗族组织性质的人理应会对此发生兴趣。

第二，宗室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在北宋，当宗室被隔绝在宫廷的高墙深院之中，得到徒有虚名的高阶，并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时，宗室在政治上确实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但是到了南宋，情形则大不相同。1126年，当大约三千名宗室成员被女真人掳掠到北方时，也有几百名宗室设法南渡，在高宗的朝廷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接下来的150年里，宗室在科举考试中时有优异表现，在各级各类政府中供职，他们中甚至有人——赵汝愚——做到了宰相。与此同时，宗室仍然是一个特权集团，登名《玉牒》，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科举和做官等方面享有法律特权。倘若将宗室的作用置之阙如，人们便很难全面理解南宋政府的运作状况。

第三，我想指出，应当从更广阔的、宋代帝制政体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宗室。宗室绝非自然的宗族组织，我强烈主张它在本质上是专制政体的延伸，是皇帝出于皇权目的的造物，并为政治因素所塑造。我认为，宋代的皇权统治具有两大基本原则:抬升皇权，以扩大皇帝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鸿沟;加强对历史上曾为篡权力量的内廷集团——宦官、外戚家庭、宫廷武装和宗室——的控制。宗室正体现了这两条原则。

最后，我要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人们致以谢忱:王曾瑜教授不仅鼓励本书的翻译而且慷慨赐序;刘东教授和芙瑞达·默克(Freda Murk)博士，以及前文曾经提到的赵冬梅教授。加州的王氏基金会为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对此谨表感激。当然，本书的错误应当由我来负责，我要祈求读者的原谅。贾志扬2004年10月于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献给巴巴拉

致谢

这项研究要从一个群体说起。在探讨宋代科举制度，在《棘闱》的写作过程中，我对宗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南宋的科举中占有非常醒目的地位。比如，宗室拥有自己的解试、甚至省试，在1256年及第的进士当中，宗室占据了12.5%。南宋历史学家李心传的统计也是我所熟悉的，他记下了北宋宗室在六代之中，从三兄弟发展到5000人的惊人增长;也记下了他们在1203年的官僚中所占的比例，文官3%，武选官17%。这样一个重要性显而易见的群体，却被以往的历史学家完完全全地忽略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宋代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如何？我在思考。

随后的研究所涉及的不仅有常用的资料汇编、史书、文章，还有我所能找到的所有宗子、宗女的传记资料，其中墓志铭就有两百篇左右。随着认识的加深，我对宗室的疑问也在成倍增长。既然宗室的实际用途微乎其微，那么，是什么让政府甘心投入巨额开销来养活它？在北宋的大部分时期，宗室深锁宫宅，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却无所事事——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南宋宗室官员众多，对他们来说，宗室身份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宗室的姻亲关系又如何？

我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在皇帝制度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宗室。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宗室开始呈现其自身的制度特点，而宗室成员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特征，但是无论如何，宗室首先是皇帝的造物，是广义的皇帝制度的一部分。在宋王朝三百余年的宗室发展史上，宗室之于皇帝关系的特点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宗室之为皇帝造物、隶属于皇帝制度的事实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些问题不仅对宋代历史有意义，宋代宗室还为明清两代确立宗室制度树立了重要典范。而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帝室(王室)宗亲待遇是君主政治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我从1986—1987年在京都的长假期间开始这一项目的研究，在此后的12年间，为我提供帮助的机构、给予我建议的个人不断增加，构成一个长度惊人的名单。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所提供的奖学金使我能够在京都小住，而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acan PhilosophicalSociety)的资助则使我1996年的中国考察之旅得以成行。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提供的为期两年的学术假期给了我研究和写作所必需的时间。本书的研究主要在京都、康奈尔、哥伦比亚、宾厄姆顿等大学的图书馆中进行，我还利用了中国大陆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以及台湾中研院图书馆的书籍。我感谢所有这些图书馆馆员的亲切帮助。

在京都的那一年，衣川强不仅对我和我的家人热情相待、百般照拂，而且还就宋代宗室与我讨论，给我提供许多建议。在本项目的最初阶段，黄开来、黄望来是我的研究助理。李新峰把我关于宗室婚姻类型的文章译成中文。李玉昆为我提供了泉州宋代大船的照片，安吉拉·肖顿海默(AngelaSchottenhammer)提供了泉州九日山石刻的照片。韩森(Vale -rie Hansen)查明宋代宗室族谱的残片确实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休·克拉克(Hugh Clark)提供了福建农村赵氏族谱孤本目录的照片。里克·舒马克(Rick Shumaker)帮我从计算机硬盘的废墟里抢救出第九章的一半。1996年我去访问厓山宋代海战遗址时，李社燦、刘程方，还有考古学家李锡鹏给予我盛情款待。伊芙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克里斯蒂安·德·皮(Christian de Pee)、马克·海尔玻瑞恩(Mark Hal -perin)和安吉拉·梁(Angela Leong)送来他们还在修改中的著作，为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与中国已故的邓广铭先生，以及杨渭生、王曾瑜、张希清、陈智超、包伟民、傅宗文、王濂茂、张范之诸先生;日本的斯波义信、梅原郁、伊原弘、小岛毅、杉山正明、柳田节子诸先生;欧洲的阿基姆·米塔格(Achim Mittag)、海尔姆特·施密特格林茨(Helmut Schmidt-Glintzer)先生;美国的伊霈霞(Patricia Ebrey)、韩明士(Robert Hymes)、李宏祺(ThomasH.C.Lee)、康拉德·希罗考尔(Conrad Schirokauer)、柏清韵(Bettine Birge)、柏文莉(Beverly Bossler)、詹姆斯·哈吉特(James Hargett)、查尔斯·哈特曼(Charles Hartman)诸先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上述诸位，我深表谢意。

我还要对以下诸位致以特别的感谢。我在宾厄姆顿大学的同事、唐代文学权威陈祖仁先生帮助我攻克了宋代文献中不计其数的语言难点，解决了许多中文句读问题，甚至还把我的一篇关于宋代宗室的文章译成中文。杰拉德·卡迪什(Gerald Kadish)、史乐民(Paul Smith)、里发艾特·阿布尔海(Rifa'at Abou-El-Hai)和包弼德(Peter Bol)通读了本书的部分或全部草稿，并提出批评。约翰·茨默(John Ziemer)是我在哈佛出版社的编辑，跟他合作实在是一桩乐事。所有这些从各个方面丰富了最后的作品，当然，剩下的问题和失误都属于我一个人。

在结束之前，我还要对我的家人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永恒的支持。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儿子康拉德(Conrad)、菲利浦(Phil -ip)和提默思(Timothy)又长大了许多。我的妻子巴巴拉(Barbara)常年用她的爱支持我的工作，我把这本书献给她。贾志扬

宋朝帝系

太祖，960—976赵匡胤( 927—976)

太宗，976—997赵炅(本名匡义，937—997) ，太祖之弟。

真宗，997—1022 赵恒( 968—1022) ，太宗之子。

仁宗，1022—1063赵祯( 1010—1063) ，真宗之子。

英宗，1063—1067赵曙(本名宗实，1032—1067)。允让( BCB，995—1059)之子，1062年过继给仁宗，立为皇太子。

神宗，1067—1085赵顼( 1048—1085) ，英宗之子。

哲宗，1085—1100赵煦( 1077—1100) ，神宗之子。

徽宗，1100—1126赵佶( 1082—1135) ，哲宗之弟，禅位给钦宗。为女真所掳，死于囚禁。

钦宗，1126—1127赵桓( 1100—1161) ，徽宗之子。为女真所掳，死于囚禁。

高宗，1127—1162赵构( 1107—1187) ，钦宗之弟。在南方重建宋朝。禅位给孝宗。

孝宗，1162—1189 赵眘(本名伯琮，ABBACEAB，1127—1194)。1153年立为皇太子。禅位给光宗。

光宗，1189—1194赵惇( 1147—1200) ，孝宗之子。被迫禅位给宁宗。

宁宗，1192—1224赵扩( 1168—1224) ，光宗之子。

理宗，1224—1264赵昀(本名贵诚，1205—1264)。赵希瓐(AABDEAEABB)之子。宁宗死后被立为太子。

度宗，1264—1274赵禥(本名与芮，AABDEAEAB -BA，1240—1274)。理宗之侄。1260年立为太子。

恭帝，1274—1276赵显( 1271—1323)。为蒙古所俘，死于囚禁。

端宗，1276—1278赵昰(约1268—1278)。恭帝之兄。

帝昺，1278—1279赵昺( 1272—1279)。恭帝与端宗之弟。

引用论著的缩略语

完整的引文资料，见引用论著目录。

CCC杨万里《诚斋集》

CKWC陈宓《复斋先生陈公文集》

CMC 《名公书判清明集》

CSTP赵锡年《赵氏族谱》

CWCKWC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CWKWC朱熹《朱文公文集》

CWTC慕容彦逢《摛文堂集》

CYTC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HCC袁燮《絜斋集》

HCLAC潜说友《咸淳临安志》

HCP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HNYL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HTCTC 毕沅 《续资治通鉴》

HYC王珪《华阳集》

HYLP史浩编《仙源类谱》

KKC楼钥《攻媿集》

KSC刘敞《公是集》

LCC张方平《乐全集》

NWTYCSTP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

OYWCKWC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

SCHMCM刘光祖《宋丞相忠定赵公墓志铭》，载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

SHY: CJ 《宋会要辑稿》“崇儒”

SHY: CK 《宋会要辑稿》“职官”

SHY: HC 《宋会要辑稿》“选举”

SHY: TH 《宋会要辑稿》“帝系”

SS 《宋史》

TTSL王称《东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

WCC 周必大 《文忠集》

WHTK马端临《文献通考》

WWC杨傑《无为集》

YCC郑獬《陨溪集》

YSC叶适《叶适集》

宗室谱牒编码说明

第一章 开 篇

两个故事

皇帝被触动了。御座前这七名与自己年龄相近的青年宗室，满怀热忱请求报效朝廷。时在1038年，西夏首领赵元昊(1003—1048)率二[1]十二州之地，宣布独立，威胁着宋朝的西北边境。赵元昊虽然被赐姓赵，但毫无疑问他没有一丁点儿皇室血统。七名青年宗室踌躇满志，要发动远征、平息叛乱。他们中有赵从式(ABBB，1007—1071)，赵世融(AADAB，1016—1055 )，最引人注意的是赵世永(AABAA，1010—1068)——仁宗(1010—1063，在位期间，1022—1063)还是太子的时候，他曾经在资善堂伴太子读书。仁宗皇帝褒赏了七名宗室的远征计划和进取心，但却拒绝他们的请求，而宁愿用各种高贵的头衔来收[2]买元昊。

整整两百年之后，1238年，赵以夫(CECBCCDAD，1189—1256)被任命为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即明州，属两浙路)。这两个职位通[3]常联署，是帝国最重要的地方职位之一。赵以夫一到州城就面临着骚乱。前任陈晐拖欠军饷，城中军队焦躁难驯。他的临时替代者、宗室赵善湘(BCBGFCJA，1242卒)曾经开仓帑发放粮饷，但是军人们却变得越发骄纵无礼，轻侮命令，密谋哗变，善湘只好逃往山区。以夫单车到任。军人们放下武器，将他迎进城里。以夫购买粮食发放军粮，自己却以仓库中已经变质的粮食为食。他又“具交承礼”邀请善湘返城。形势却仍然严峻。兵马都监、宗室赵潜夫依仗善湘的势力，擅自斩杀拒命军人，激起剩余军队密谋哗变。赵以夫逮捕了几名参与谋变的军官，械起来送到鄞县，让县令、宗室赵时诂审问。经过审问[4]——刑讯的手段令人不寒而栗——赵以夫得知所有谋变者的姓名，知道叛乱的时间就定在当天夜里三鼓。他下令延迟击鼓时间，自己则与客人对坐围棋，以示闲暇。与此同时，一支水军秘密入城，逮捕了所有叛乱者。天将破晓之际，一切回复平静，城中百姓松了一口气。叛乱者中，三十余人被斩首，一百余人被监禁，剩下的则被释放。[5]

乍看起来，除了都与赵姓宗室有关之外，这两个故事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吸引我们注意的是文字背后的信息:在第一个故事中，没有一个传记作者提到仁宗拒绝的原因，而仁宗的拒绝，其实代表着一个事实——从10世纪末开始，所有的宗室就只能获得尊贵的头衔，而不能担任任何掌握实权的文武职位。在第二段记载中，四位官员都是宗室，而作者刘克庄(1187—1269)却无意强调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到13世纪，不仅宗室获准担任实职，而且数以千计的宗室正在任职。

这两桩事件向我们提出许多问题:宗室地位的这一戏剧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原因何在？做一名天潢贵胄究竟意味着什么？经历如此剧变之后，宗室和宗室成员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还能剩下多少？本书的目的就是给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一个答案。

中国历史上的宗室

粗看起来，宗室(与帝室相区别)的含义似乎非常简单。不管怎么说，世袭君主——无论皇帝还是国王——都有宗族，有近支有疏族。然而就我所知，宋朝的宗室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一个不限行辈的父系家族，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即使是在宗室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国，宋朝宗室的特点和范围仍然是史无前例的。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在宋人看来，周、汉、唐三代尤其值得重视，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而且因为，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

西周(前1046—前771)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许倬云所谓的“卫戍制度”，将大批王子、宗亲——根据史料记载，其人数超过[6]50——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他们去统治[7]黄河下游河谷。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受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在东周(前770—前256)，当中央权威成为昨日黄花，诸侯纷争，这种结构却仍然存在。

把土地分封给子侄兄弟，用这种方法来安置王族，没有什么很特[8]别的地方，类似的例子历史上多得是，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同其他封建制度一样，周非常强调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和语言。“习惯上，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称呼异姓诸侯为舅。其他的同姓封建领主则通常被周王称为‘兄弟’，‘现在，你们——我家兄弟们按季节来聚[9]会。’”周朝比较有特色的制度当属它的宗法制，宗法制是一种线性传承制度，按照宗法制，长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张光直考察了鲁、晋、卫、虞等与周王同姓的诸侯国国君的情况，指出:“众所周知，他们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取决于所谓的宗法制度，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周代宗法制的最主要特征是，每一代的长子构成世系与政治权威传承的主干，以次诸子则另立门户，建[10]立新的次一级权威。距离主干越远，政治权威也就越弱。”

究竟周代政治、社会的实际情形是否真的符合宗法制的等级秩序，已经难以察考，但是，宗法制以清晰的组织原则界定了宗的模式，而宋代是一个宗族结构不断变动的时代，因此，对于身处其中、不得不在挣扎中接受现实的宋代学者来说，周的宗法制仍然具有吸引力。详情见本书第四章。宗法制的全面性与它的组织系统同等重要，它为宋朝宗室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板。魏了翁(1178—1237)曾经用理想化的语言描述周王族的宗:“全体族人都服事宗庙，在宗庙中，族人按照灵位昭穆排列次序，向祖先的神灵敬酒……他们有的被封为诸侯，有的获得俸禄，有的担任公卿大臣。等级按照亲疏划分，所以人们知道[11]敬宗;族与族区别有界，因此人们不会产生觊觎之心。”引文选自一位宗室的神道碑。理想化的叙述使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叙述口吻却揭示了一个现实:自从帝制时代(前221年起)以来，历代宗室的组织原则远不如周代全面系统，因此宋人为了给本朝的宗室制度树立一个样板，不得不乞灵于上古黄金时代。

秦将帝国划分为郡县。秦朝(前221—前206)短命而亡之后，汉朝建立(前206—公元220)，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改革郡县制，建立王国、侯国，分封宗室和刘邦(汉高帝，在位期间，前206—前195)的功臣为王侯，后者在秦汉之际的内战中给了刘邦至关重要的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与西周对待王族的做法十分相像，但是，这种相像背后却[12]是实质差别:汉代的皇帝妒忌诸侯王的权力，想尽办法要削弱它。汉朝建立之后还不到半个世纪，异姓王就已经被尽数铲除，代之以同[13]姓王。接下来，同姓王也受到一系列制度约束。通过任命王国的全部高级官员，用对皇帝负责的王国相和军事长官来统治王国，中央政府剥夺了诸侯王的自治权。武帝(在位期间，前140—前87)时，又更进一步，停止了先前以长子继承封爵和王国的做法，命令赐予已故[14]诸王的每一个儿子侯爵，将王国的土地分成小块，分封给他们。

拥有王国和爵位，构成了汉代宗室的中心特征，由此，限制了宗室从政府得到的帮助。宋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对宋朝政府对宗室无休止的支持持批评态度，他描述了一个从王孙迅速降为匹夫的过程，认为这才是汉代宗室的特质: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皇帝后裔)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15]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

如果用以下两个标准来衡量汉代的宗室政策，它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是看它是否成功防止皇室后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第二，当皇帝的直系后裔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即位时，看它是否能够提供潜在的继承人。总之西汉一代，大批皇家后裔在农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最著名的聚居地是河南南部的南阳地区。在王莽新朝(9—23)的短[16]暂统治时期里，南阳刘氏是反对派的核心。公元8年王莽篡位前夜，他们便起兵反对，以后，又领导了公元22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抗。他们虽然目标一致，但远非团结。公元23年，刘玄领导推翻王莽，称更始皇帝。他的统治却被前粮商刘秀打断。公元25年，刘秀得到赤眉军的帮助，在长安击败刘玄。因此，后汉王朝(25—220)世所公认[17]的奠基人是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25—57)而非更始帝刘玄。

对于汉宗室来说，汉朝的复兴意味着一个隔绝的高潮，通常而言，他们不能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角色。尽管西汉和东汉都不乏宗室为官的例子，但其数量非常有限。光武帝自觉亲族对自己贡献良多，[18]因此慷慨授予他们崇高名分，但不在政府中起用他们。皇室家族由九卿之一的宗正掌管，这一职务通常由宗室担任。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皇室族谱的登记，并在皇位后继乏人时遴选一位宗室入主宫廷，[19]当然这种事情极少发生。汉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这使得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内廷”政治。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前现代官僚帝国中，内廷群体与皇帝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皇帝用来与正式的官僚机构[20]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汉代历史上几次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血腥斗争中，虽然也有宗室成员参与其中，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远[21]不如外戚和宦官这两个最活跃的汉代内廷集团。

汉唐之间的四个世纪当中，各个政权停止了汉代严格限制宗王分享政治权力的做法，宗王因而成为更加活跃的角色。从三国吴(222—280)开始，经西晋(265—316)、南朝(420—589)，宗王在朝政和军事[22]两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唐代(618907初期，宗王的权力更为令人瞩目，皇位的第一次承继便是由626年的一次兄弟厮杀所决定的，在那场斗争中，李世民(太宗)杀死了他的两个成年弟兄。

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安德鲁·艾森伯格(Andrew Eisen -berg)认为，当时的皇帝高祖(在位期间，618—626)是遵从了游牧社会的习俗，有意让儿子们通过竞争夺取皇位，他自己则尽量努力阻止这一过[23][24]程出轨。一些学者对此说持保留态度，不管这是否高祖本意，竞争传位确有其优势，它便于产生一位经过考验的成年统治者——几百年之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早期，皇位的继承正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正如莱斯利·皮尔斯(Leslie Peirce)指出的，当奥斯曼帝国从“扩张性的军事体制转化为以治民为主的官僚体制”，皇位的传承方式[25]也转变为长子继承制。在这一过程中，后宫妇女权力大增。同奥斯曼帝国一样，唐帝国也走出了以兄弟厮杀来决定皇位继承人的时代。尽管争夺皇位的斗争频繁而血腥，也常有急不可耐的皇太子卷入其中，但是，同汉代一样，争位斗争的关键角色却不是皇室成员，而是宦官、后妃和外戚。武则天凭着野心、冷酷和才智，从秉政的皇后、太后，进而称帝，君临天下(690—705)。武后统治时期，宗室的反叛[26]以流产告终，并带来灾难性后果，大部分皇族男女遭到杀戮。当然，这个家族仍然得以存续，武后最终也还是被迫又一次将权力交还诸李。但是这个结局却与宗室自身的努力关系不大。

唐代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第一，尽管唐代[27]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8世纪初期，[28]诸王及其子孙都被迁到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根据唐代晚期的记载，这些宅院的使用时间并不长，750年代安禄山[29]叛乱之后，王宅就没能继续维持。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却为后代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第二，670年，唐代设置宗正[30]寺，这是第一个专为监管宗室事务而建立的机构。第三，汉代的宗室，如果不能继承王、侯之爵，实质上便与常人没什么差别;与汉相比，唐代根据丧礼的五服，为宗室成员创制了宗正寺掌管下精细的五等制。这就使得宗室成为一个含义更为确定的实体，宗谱的谱系也[31]较前代远为深广。

唐代在以上方面为宋代，特别是北宋的宗室制度探索了道路。当然，二者还是有一些关键性差别。例如，唐代宗室成员的定义似乎要[32]比宋代更宽泛，五等之中甚至包括一些姻亲，即皇后的亲戚。唐[33]高祖几次将李姓赐给功臣，这些受赐者也包括在皇家族谱之内。还有，唐代明确规定“超出五等之外者便不被视为亲族”(过五等辄[34]不为亲)，尽管751年皇帝曾格外施恩，给予300名五等以外者以宗[35]室地位，但是，总的来说，宗室的含义绝不像宋代那样向五等以外延展。[36]

最后，唐代不仅乐于在政府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还委以高官，这一点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少于11名宗室做[37]到宰相，宋朝的历史学家对这一事实非常感兴趣。11世纪的《新唐书》为这批宰相立了专门的“宗室宰相传”，加以表彰。然而，这笔祖传的财富是好是坏却也难说，这11人之中就包括玄宗的宰相、声名狼藉的李林甫(752年卒)，宋朝人把他视为招致安禄山叛乱之灾[38]的罪魁祸首，将他的传归入“奸臣传”一类。

唐代安置宗室的做法对奈良后期以及平安时代的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天皇模仿隋唐建立制度，引进唐代的丧服规定，将五服以外的天皇亲属赐姓源氏及平氏，按规定迁往农村，从而把他们排除出宗室。此举长时间的重要后果，是11—12世纪，各地的源氏、平氏重返首都，控制朝廷。但是，这一制度还是显示了自身的生命力。到平安时[39]代，它开始施加于五服以内的宗亲，甚至天皇的子女。

正如历史学家们早就指出的，宋代的政体，除了机构本身的巨大惯性以外，同唐代差别极大。差别之一源自宋朝开国诸帝在控制武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一政策通常被描述为“重文轻武”，它结束了武将操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历史，其代价则是军事上的长期软弱。第二种解释是宋代皇权的增长导致专制主义抬头，宋代由此成为近世中国的开端，这种说法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人们常将它与压制武人说挂钩。

上述解释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宋代国家的理解，也留下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如果宋代的武人真的被捆上了手脚，那么，又如何解释宋代陆军和水军的空前规模，他们的技术发明，还有他们在13世纪成功抗拒蒙古人达数十年之久的事实？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宋代的“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由内部因素，而是由边境以外——从西边的藏族到东北的辽这样一些强大而成熟的政权的存在造成的呢？至于专制主义说，如果说皇帝已经从平等中的第一上升成为独裁者，那么，又怎么解释宋代皇帝之下的诸多权相，特别是像13世纪的史弥远这样——第八章将要谈到他——敢于跟垂死的宁宗争辩继嗣问题，让皇帝收回成命的宰相呢？

在宗室研究中引入皇帝制度的问题，是非常恰当的，宗室是皇帝制度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因此只有在更宏大的制度背景之下，才能真正理解宗室。在最近一篇关于清代帝制的综述中，帕梅拉·克罗斯雷(Pamela Crossley)指出，现行种种关于皇帝制度的研究模式——比如划分内、外官——虽不算错误但却不够充分。作为替代，她提出了一种多侧面的研究模式:可以将皇帝制度看做是多种乐器的大合奏，这些乐器包括皇帝个人，他的宗族;还包括他所举行的礼仪;为他提供教育、健康、性活动、服饰、财产、日常生活服务的机构;以及他的秘书，他们搜集情报，延展他的视听;他的御用写作班子，他们草拟军事命令、民政诏书，帮助他为重印或者新修的书籍写作御制序言，延展他的口舌。所有这些乐器互相协调，构成一个有机体。这种合奏构成施政过程的动力——或者说是人们所认[40]为的动力。

尽管克罗斯雷教授说的是清朝，她的论断却普遍适用于中国帝制时代，特别是宋代这个皇权急剧加强的时期。

宋太祖(在位期间，960—976)、太宗(在位期间，976—997)两朝的确出现了压制武人的情况，但压制武人绝非孤立政策。宦官和外戚这两个曾经在帝国历史中显要、横极一时的集团，到宋代也明显变得驯服温顺起来。外戚的情况尤为值得深思，太祖要求武将们放下兵权的时候，曾许诺与之结为婚姻，作为回报。从事实来看，王朝的头一百年里，绝大多数宗室成员的婚姻对象都来自这些武将家族(见第二章)。珍妮弗·赫尔姆格仁(Jennifer Holmgren)敏锐地指出，这同时意味着宗室家族的“配偶来自地位正在下降的精英家族”，皇后因而失去[41]了汉、唐两代皇后曾经拥有的地位权势。士大夫成了帝国官僚机构的主体，这可能是皇权增长的最重要标志。太宗时期科举规模激增的效果之一是，它使得科举成了入仕最显要的正当途径，削弱了依靠家族势力入仕的门径。皇帝，作为殿试的主考官、科举成功的最终主[42]宰，是这一变化的当然受益者。

所有这些变化加强了宋代皇帝对抗潜在对手的能力，但是，真正的受益者却不是哪一个皇帝个人，而是皇帝制度。以上所述都是制度层面的、机构性的变化，它们限制了皇帝周围的人，同时也限制了皇帝。这就如同明治、昭和时代的日本一样，皇帝在概念上拥有绝对权力，而这种权力不等于任意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可能的情形是，皇帝性情温顺，允许宰相大权在握，高效行使皇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宋代头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说是皇帝制度刻意栽培的产物。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这种交易使得皇帝乐于追封他们的祖先，厚赐他们的家族，虽然他们是皇位潜在的竞争者。最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在祖先祭祀和宫廷典礼中的礼仪功能以外，宗室其实是百无一用的皇家造物。宗室耗费昂贵，靠着宋代国家空前绝后的富足，宗室才得以如此这般地维持了四到五代。如第四章所示，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耗费日增，再加上构成宗室的服纪规定遭到破坏，到11世纪晚期，宗室不得不作出调整，重新定义，改组结构。尽管如此，重组后的宋代宗室还是要比汉唐宗室的规模大得多，所有宋朝列祖列宗的男性后裔，不论服纪都包括在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宗室成员开始进入官僚集团和精英社会，但是，直到王朝灭亡，宗室作为一个群体也没有失去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仍然是皇帝制度的一个侧面，是它的工具。

研究与史料

在宋朝灭亡之后的七百年间，历史学家们对宋朝宗室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没有一部专著或专题论文是专论宗室问题的，只有一些文[43]章零零散散谈到它，中、日、英文都有。我和我的同行，特别是东亚的同行曾多次谈到这种忽视。在交谈的基础上，我想指出，忽视的原因恐怕是人们通常不把宗室当作重要的历史因素。宋代的宗子宗女被局限在宫殿之中，既与皇帝分隔，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比如士大夫、商人、武人，甚至宦官、后妃，自然无法激起学者的兴趣。

与现代学者的忽视构成反讽的是，宋代著者以浩繁的卷帙记下了宗室的机构、宗室的历史，还有宗室成员的生平。这些围绕着一个独立的血缘集团的记载，篇幅之大、范围之广，使我们可能进行一场前近代历史领域中罕见的多角度研究。问题是，怎样把握史料，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决定取舍。

尽管宋代的每一种文章体裁中都有关于宋代宗室及其成员的材料，本书的研究却主要建立在制度史资料、当代的历史记载、传记和族谱的基础上。记载宗室机构——特别是宗正寺和大宗正司——的[44]史料主要有:官修《宋史》的相关志书，私人记载比如李心传的[45][4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尤其珍贵的是，《宋会要辑稿》这部大书的几个门类之中包含了关于宗正寺、大宗正[47]司、宗学、宗室应举、宗室族谱编纂的材料，还有六节“杂记”，涉及到宗室男女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编年历史是本课题资料来源中的另一大类，宗室的发展演变与王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而本书首要关注的正是变化的主题。值得庆幸的是，有宋一代留下了两部史学编纂史上最杰出的断代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涵盖了北宋的大部分时期，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记载着南宋最初36年的历史。这两部书记载了宋朝的大部分。在这两部书的记载之外，特别是南宋最后一百年的历史，研究困难较多，只有一些史料价值较差的次要史书可资利用，比如通常被视为二等史料《宋史》本纪。

已有的宋代宗室研究全都取材于上述史料，但是却没有人想到系统利用大量的宗室传记资料。而在我看来，离开这些材料，就无法看清宗室人性化的一面。有鉴于此，我试图阅读、分析所能找到的所有宗子、宗女传记，以及许多宗子妻室的传记。许多宗室传记来自《宋史》的四卷宗室传和一卷公主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记的作者喜欢[48]搜集传主的负面材料。方志和晚出的族谱中也有不少传记，但大多文字平庸、篇幅短小，极少例外。我最终采用了从文集中选取的两[49]百多篇宗子和宗室妇女的墓志铭。

墓志铭总是倾向于赞颂死者，因此其真实性与史料价值理应受到质疑，需要批判地使用。安吉拉·肖顿海默(Angela Schottenham -mer)通过对宋代的墓志铭的仔细分析，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墓志铭中所传达信息的可靠性。她指出，宋代的墓志铭比以往更强调性格的刻画。[50]而事实上，在11世纪，当宗室们被局限在宫墙以内、同外面的社会彼此隔绝的时候，他们的墓志铭中极少有性格描写。第三章将要谈到，朝廷官员奉命为全体宗室成员撰写墓志铭，其结果是格式化的千篇一律，基本上只有基本的统计学价值(出生、死亡的日期)，所能提供的只有世系和婚姻关系的信息。北宋晚期，宗室成员逐渐走出孤立状态，他们的墓志铭开始越来越多的由相熟的学者执笔。于是，墓志铭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有价值了——当然，也就更像肖顿海默(Schottenhammer)所分析的那些墓志铭。

这些形形色色的传记资料在本项研究中的价值难以估量，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恐怕只能局限在制度领域，偶尔才能涉及一两个在历史记载中露过脸的人物。当然，应当承认，这些传记资料的主人公只能代表宗室成员的一小部分。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这批特定的传记资料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筛选过程，因此不能断言其中所描述的人生就代表着宗室的全体。在以下各章，特别是第六章婚姻关系变化模式的讨论中，我们还要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有关汉唐宗室的论述清楚地表明，维护官修族谱是宗正官员的中心责任，宋朝也是如此。宗正寺玉牒所专门负责跟踪记录每一名宗室成员，并为不断增长的宗室纂集各式各样的谱牒。目前所能看到的谱牒材料有两类:一类或者从官修宗室谱牒中节取，或者至少与官修谱牒有直接渊源;另一类则是赵宋宗室后裔的近来所编纂的家族谱。前一类包括《宋史》中收录全面而记载简单的宗室世系表，以及宋代官修族谱现存的两段残片。《宋史》世系表在卷215—241，是一部大型文献，在中华版《宋史》中占了差不多2000页，按顺序记录有30000个名字。它按13条平行线排列，太祖和他两个弟弟(他们的后裔构成宗室)的儿子在最上面一行，以下诸行是他们的12代子孙。这种编排使我们可以循父子关系的线路，精确地判定每一个宗室在族谱中的位置。我采用字母顺序的编码系统，为我在研究中用到的绝大部分宗室制定编码，来代表他在谱系位置。遗憾的是，这个世系表除姓名之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信[51]息，因此它的用处实在有限。

玉牒所编制的详细族谱大半已经散失，但是北京国家图书馆却保留了它的两个残片——《宗藩庆系录》(现存22卷)和《仙源类谱》(现存30卷)。前者的功能是“区别宗室的各个支脉，按顺序排列子孙，以便赐名授官”。相比之下，后者则更强调姻亲，“正宗室男、女、夫人、姻亲家族之顺序，【记录】其官、爵、功业、赏罚、生、[52]死”。1991年，我考察了两部残谱，发现《宗藩庆系录》只载有姓名和阶官，没有超出《宋史》世系表的内容。《仙源类谱》(以下简称HYLP)则信息量较大，凡载一宗室，必记其子、女、女婿，许多时候还给出了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内容丰富。这部文献的主要局限是它的残缺不全，现存卷帙所记为太祖、太宗第六、七代后裔的情况。所存虽为片断，然而所记人物却都资料完整、内容可信，呈现了宗室发展的一个横切面。其中有关人口统计和宗室婚姻关系的结论性数据对[53]第三、七两章的分析至关重要。

在本书所使用的材料中，赵氏后裔的家族谱是最成问题的。我在亚洲和美国的各个图书馆里零散找到了大约两打此类的家族谱，但尚未一一加以考察。我所考察过的那些则有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明明是明清两代的家谱，却将本家族的源头上溯至宋代的宗室，上溯到一位宋末元初的特定始祖;其次，序言里常常使用明朝甚至元朝的纪年，但其实多半作于晚清乃至民国;最后，它们的大半篇幅在追踪明清两代家族成员的情况，但也都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述宋代的皇帝和宗室。

这些材料不仅晚出，而且极有可能有非赵宋后裔假托为皇室后裔，因此使用起来必须谨慎。但是，既然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经证明是伪托的宗室后裔，那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弃之不用。最好的家族谱，比如成书于20世纪初的广东赵锡年的《赵氏族谱》和清初泉州的《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内容丰富而详实，细节描述合乎情理，部分[54]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家族谱提供了别处找不到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关于宋朝的灭亡，多数材料都三缄其口，这里却有迹可寻。因此，只要用审慎的怀疑态度来使用它们，并与其他材料配合起来，家族谱资料便能帮助进一步丰满我们对宗室的认识。

方法

宋代宗室材料的范围之广正适于按专题组织论述，而我此前关于宗室的大多数文章也正是专题研究，但是，这本书的方法却是历史的，关注的焦点是宗室在它存在的三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变化:从与世隔绝的血缘集团到大批特权官僚，从首都到乡村。理解宗室的历史，对于恰如其分地评价宗室的机构、教育与科举实践、政治辉煌、社会地位、婚姻关系和文化活动至关重要，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待考察。

以下八章按照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平分秋色，只是在这两个时期当中，宗室有着性质迥然不同的遭遇，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在北宋，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政府策略的改变，宗室经历了一系列巨变，以下四章按年代顺序排列。第二章是北宋的开端，包括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朝，这时候，还无所谓宗室，有的只是两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947—984)的近亲家族。这一时期对宗室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太祖认为宗室包括三兄弟后裔的宽泛宗族概念，设定了未来宗室的界限。太宗本人的继位疑点重重，因此他对兄弟和侄子的猜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严禁宗室分享政权的政策。第三章记述真正意义上的宗室的出现，宗室机构的设置，以及11世纪上半叶真宗、仁宗统治时期(997—1063)的宗室生活。在许多方面，此期是宗室的黄金时代。尽管宗室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互相隔绝，除了在各种典礼上行礼如仪和发展个人爱好之外，基本上无所事事，但却过着豪华的生活，所有人都能跟皇帝认识。此期的宫廷，宗室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越来越向文人精英靠拢，当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宗室青年的学习有时会走向科场，但却永远不会走向官场。

11世纪晚期，宗室遭遇了第一个重大转折，这是第四章的主题。宗室的规模像蘑菇一样地疯长，朝廷在经济(维持宗室变得越来越昂贵)、社会(宫殿太过拥挤)和谱系(皇帝五服以外的一代宗室出现了)方面遇到危机。其中最重要的是谱系危机。按照唐代的先例，这些人早就不应该被算作宗室成员了。政府一度停止了对无服青年宗亲的赐名和授官，允许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看来似乎打算精简这些宗亲。但是不久，朝廷就收回成命，建立无服宗亲资助制度，重新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玉牒上。这种作法实际破坏了按服纪确认宗族的惯例，更倾向于建立一种谱系边际开放的宗族结构。而后，徽宗皇帝(在位期间，1101—1126)在王朝的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商丘)为无服宗亲分别创立了两个卫星居所，巩固了新型的宗室观念。新生代宗室已经开始进入官僚机构，但却大多局限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他们究竟扮演了怎样的政治角色尚不清楚。以上是第五章的内容。

第六章写南宋初年，女真占领了北部中国，开封陷落，逊位和在位的两位皇帝以及大多数宗室沦为俘虏，朝廷和宗室的幸存者南迁，在长江以南重建王朝。显而易见，在王朝灭亡之前，这是宗室生活最为悲惨的时期，不少悲剧故事可以作证。但是，对于那些成功地逃脱俘虏命运的宗室来说，这又是一个机遇绝佳的时期，高宗(在位期间，1127—1162)领导的南方朝廷如饥似渴地需要有能力的官员，起用宗室成员担任军事和民政职位。一些宗室也的确在抗金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宋初期的宗室与北宋差别惊人。第七章勾勒了南宋第一个百年当中宗室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到其全新存在形式的基本要素:朝廷创立了几个宗室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不在首都临安，而在福建的泉州和福州;许多宗室家族在远离所有中心的地方安家;宗室越来越深地渗入帝国的地方精英集团;出现了宗室科举、入仕的特别渠道。本章不同于以上各章，不再按时间顺序推移，而更多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其原因是南宋没有发生此前那样由宗室的扩大和政府政策所引起的不断变化。在南宋，这些新的结构性要素，一旦就位，就几乎不再发生改变。

变化较多的是宗室在政府，特别是高级职位上的作用，这是第八章的论述对象。这一章利用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中期——孝宗、宁宗、光宗、理宗统治时期杰出宗室官僚的传记，研究他们的仕宦类型和行为模式，他们与皇帝(有两个人本身就是被选来继承无后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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