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楼宇烈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试读：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割裂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文化如果是一直延续的，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都不会被割断。我们对传统文化存在偏颇的看法，很多人在认识传统上有障碍，很多人认为传统是以现实的对立面存在的。其实，传统跟现实根本不应该对立，现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都是承袭传统文化而来的，是要做传统文化下的现代人，还是做割裂传统文化的现代人呢？简单地讲，我们是要做现代化的中国人，还是现代化的西方人呢？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历史不能被割断，只有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者跟更古老的文化衔接，社会才能进步。西方就走过这样的道路，它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就是学习更古老的希腊、罗马文化。复古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把现代根植到传统中，再继续向前发展。能否成为发展传统的现代人，这是观念问题。如果我们要做继承优秀传统的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是不应该有问题的。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什么都以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作为标准是错误的观念。有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有些东西的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并不完全吻合，而且一些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商品。道德也是不能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衡量的。道德里涉及到权利和义务，等价交换不应该成为道德的准则。道德应遵循“不计功利”的传统，正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一个公正的社会必定是赞扬那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而不会赞扬争权夺利的人。如果社会不给尽责任、义务的人相应的回报，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但社会公正与道德实践是两个问题，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你不给我回报，我就不尽义务、责任，是不对的。在社会生活中，什么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我们就会丧失做人的道德底线。

社会是不是只靠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总体发展目标呢？答案是否定的。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发展，整个社会是得不到提升的。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文化，社会才能进步。

我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联系起来。只有继承了传统文化，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否则，我们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还能自称是炎黄子孙吗？

一个西班牙记者曾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文化认同感却在消失。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大国，并正以某种形式，悄悄地进入西方世界。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西方化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更富裕了，还是更贫困了？

现代中国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就会被其他国家的文化所同化。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不同的国家还是要传播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连这个基本的理念都没有，虽然世界化了，但中国文化就不存在了。如果还要有中国文化，我们就要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而不是割断、抛弃传统。文化自觉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传统中去。

不要以为世界化就是跟别人一样，如果跟别人一样，别人根本就看不起你，你永远都会跟在别人的后面，因为那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只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是原创的，越是传承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意义。现在很多人认为，只有抛弃了传统，才是原创。原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继承优秀的传统去发展。抛弃了传统去跟西方接轨，没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烙印，还是什么原创呢？

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没有传统，哪来的原创？以医学为例，究竟中医是我们的原创，还是西医是我们的原创呢？当然中医是我们的原创。很多人否定中医，是因为对中医不够了解，没有把握它的核心理念，总把它看作是落后的、迷信的。如果能把中医发扬光大，使其成为现代医学，这才是真正的原创。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应该保护、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上编中国文化的精神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误读

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思维，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探究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缺点。例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问题就很大了。很多人说，与科学相对应的宗教不科学、迷信。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

在中国，科学曾经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到处打不科学的事物。其实很多人也没搞懂什么叫不科学。宗教就不科学吗？宗教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情感生活，怎么能说它不科学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

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常问的是：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人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汤显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连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不平衡的具体实例。

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文化是软实力。有人就对软实力这个提法很不满意，说文化才是硬实力。我认为，也不用计较提法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科技文化确实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不能来解决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

由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会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我们不要以为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中人文文化这一根本特征。“人文”一词出自 《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这里，人文和天文是相对的。通过观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时的变化；通过人文的文化，来化成这个社会的风气。因此，人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

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是指，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而不是现在批判的 “人类中心主义”，不要让人沦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同时也不要让人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

另一个含义是文化最初与武化是相对的，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礼乐教化达到的目标是自觉自律，让人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因此，《周易》上才有“文明以止”这样的说法。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考虑问题，还是对自然界的观察，都离不开人。人是在向天地万物学习的过程中，才提升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我们看到天地不仅生万物，还要养育万物，从来没有私心。天覆地载，天在上，地在下，万物在中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从来不排挤任何一个事物。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广大无私，我们要向天地学习这种德行。

天地让万物自由地生长，却从来不去占有、主宰它。人类也要学习天地，我们也不能让天地万物按照人的要求去运转、变化，我们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道法自然”。

我们从自然的关系中提升出应当遵守的道德，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孩子—乌鸦小的时候，老乌鸦喂它。当老乌鸦老了以后，小乌鸦就去觅食来喂老乌鸦。乌鸦反哺说明乌鸦有感恩之心。还有羔羊跪乳，是指羊羔吃奶时是很有礼貌地跪在那里吃的。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学到做人的道理。中国的伦理关系最看重的是自然的、内在的关系。中国的伦理关系跟西方的伦理关系不同，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式的关系。西方人的伦理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要用契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

魏晋玄学家王弼二十三岁就过世了，但是他留下的著作时至今日人们还在研究，他的《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依然是今天的经典著作。王弼对孝做过一个诠释，他说“自然亲爱为孝”，孝里体现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自然亲爱。孝是子女应当遵守的自然道德规范。在古代中国，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里，我们可以先不说君臣关系，其他四伦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关系。没有人在社会上可以孤零零一个人生存下去，鲁滨逊即使在荒岛上也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和关系。

五伦中唯一像社会关系的就是君臣关系了，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也要想尽办法把它纳入到自然关系中，把它诠释成父子关系。君父臣子就是用这样的逻辑规范出来的，官民关系也是如此，上述关系都不是契约关系。因此，才有“父母官”这样的提法。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要这样来诠释，是因为传统社会希望君父、父母官能够像对待子女那样去关怀臣民，做这样的诠释源于传统的理念。

在自然亲爱的父母子女关系里，其实包含了一种最无私的精神。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父母对子女不是全心全意地服务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无偿付出不求回报的，当然也有极个别家长是求将来回报的。某个大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生硕士毕业了，每月才挣三千多块钱的工资。父亲发火了，他说：“给你投了那么多的资，结果你才挣这么一点儿钱”。这个男生受不了就自杀了。

在父母子女这样一种私密的关系里，蕴含着一种最无私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古代中国人把君臣、官民之间的关系都纳入到“父子关系”中。这在当时很平常，现在觉得这样的说法简直可笑。三百多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父亲的尊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论法的精神》上卷《中国人如何将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我们现在一说到 “父母官”就给它扣上封建的、落后的帽子，其实是我们没有理解其最初的含义。我很希望官员都能够像父母关心子女那样去关心老百姓，古代中国这个理念才真正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有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只是简单地用封建、落后、吃人来评论古代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当我讲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时就说“要向天地万物学习。”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上台跟我说：“你讲的这个是动物的本能。”我说：“如果你从科技角度来看，动物哪会有感情呢？我们不是说动物有感情，是让人们体会出动物的这种感情，这就是人文的思维。”

老子讲“上善若水”，即最好的善就像水一样。水怎么善呢？用人文的思维方式来体会，水永远是往下流的，它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水普泽万物，可是从来都不求万物的回报，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水从来都不把自己固定成什么形状，从来不以自己为标准，然后要求大家都要和自己一样，你是方的，水流进去就变成方的；你是圆的，水流进去就会变成圆的。因此，我们常说，君子不器，大道不器。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水就是一堆物质，没有其他意义，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特质让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了感情。我们不是把天地万物看作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把它看作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

我在清人的书法作品中读到一篇动人的生命奇文：

鹁鸪呼雏，乌鸦反哺，仁也； 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集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结网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 鸡非晓而不鸣，雁非社而不至，信也。 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兄通万卷，全无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仲仁，仁而不仁！仲义，义而不义！过而能改，再思可也。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业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相传，江西有两兄弟在朝为官，哥哥是翰林院沈仲仁，弟弟是户科都给事沈仲义。先人过世，留下万贯家业，为争遗产，兄弟二人反目成仇，争讼于知府衙门，历时六年，经三任知事，未果。已离任赋闲的知事余总宪得知这件事后，一气呵成此文。这篇文章一出，兄弟二人都很惭愧，不再争家产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要合法、合理，还要合情。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糟糕透顶。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家是什么呢？我常讲，家是安乐窝。家应该是安全、安心、快乐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家变成了我揭发你，你揭发我的地方，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在“文革”中，泯灭了亲情，这是很大的问题，它破坏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文革”中，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阶级立场是第一位的，亲情荡然无存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韩国考察。我注意到，韩国法律规定，如果窝藏者和被窝藏者之间有亲属关系，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要酌情轻判。再看伤害罪是怎么判的，法律规定，如果伤害者和被伤害者之间有亲属关系，父亲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亲，同样的情节，酌情重判，这就弥补过来了。韩国的法律规定，一家人住大点没关系，多交点税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房产税就可以酌减，这样规定就是希望子女要赡养老人，可以说，法里包含了情。

前段时间，贵州四兄妹集体自杀，我们处理了一大批各级官员，批判了孩子所在的学校。暂不管处理得是否妥当，但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就没有人批评、指责孩子的父母呢？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四兄妹的父母没有尽到父母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而不应该想办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活。在什么都社会化的当下，留守儿童国家都管起来，会很棘手；空巢老人国家都管起来，也做不到。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样的吗？中国的传统是生而养，养而教，养儿防老。不是说国家设置各种机构来帮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能彻底杜绝此类悲剧。我们要想办法，提供各种帮助，看能不能够让父母把孩子留在身边。我们要做到，不要让有父母的子女变成留守儿童，不要让有子女的父母变成空巢老人，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一切都社会化就是进步了，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社会公共事业越发展，社会就越进步。其实，大家能做的事情，就要让他们自己做。子女可以赡养父母的，就让子女赡养父母，其实现在很多空巢老人不是子女没有能力来扶养老人，恰恰是很有力量但就是要让父母空巢待着，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

西方的生命观是：人是独立的个体，上帝创造了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外在的关系，没有内在的关系；而中国的生命观是：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有血脉的联系，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我们是要自觉自愿地来遵守伦理规则的。如果我们把传统的生命观等中国文化核心的观念都抛弃了，那么中国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传统的生命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如果说传统文化都被解构了，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那还是中国文化吗？我曾经问学生：“‘父债子还’这个概念好不好？”学生答：“不太好。”我说：“父财子用可以吗？”学生答：“这当然可以。”这明显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其实，责任和权利应该是一致的。父母没有完成的事情子女要完成。反过来，父母拥有的财富子女当然可以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把万物也看作自己的同类。宋代的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有“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亲亲”是就家庭内部来讲的。然后我们将“亲亲”推广出去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叫“仁民”。最后，我们还要爱万物。

人、动物、植物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佛教讲，万法皆空。一切事情都要经历生成、存续、变异、消亡的过程。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们所见的客观世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就是一种生命现象，道家把生死也看作一种变化。

天人是会感应的，我们常以一些人说的比较过头的话来否定“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感应”在很长时间是被否定的。其实现代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天和人是可以感应的，我们能亲身体会到天的变化。天冷了，你就感觉到了。天对人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人对天的影响可能要长久一点才能看到，可是有些也挺快的。其实，“天人感应”也包含了一种人文思考，借助于天的变化让人类警惕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天谴”，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简直是胡说八道。但是，仔细想想，天谴就是天的大变化影响了人类，人类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人的行为造成了天体的剧烈变化。古代若发生了地震、风暴、海啸，统治者都要自我反省、检讨，这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迷信的，其中也有人文的含义。

很多人习惯性的思维就是科技的思维方式，缺乏人文思考。现代人都只崇尚理性的思维，看不起直觉的智慧，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以直觉的智慧为根基的。近代西方崇尚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崇尚科学也没错，但是不能够把理性的智慧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直觉的、体悟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中国的文化、哲学其实更重视直觉的智慧，因为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能把理性逻辑的分析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很多人误认为化简为繁才是有学问的表现，别人都听不懂那学问就更大。反之，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讲解，就被认为是没学问的。一些人把崇尚理性变成对理性膜拜了，这是不妥当的。其实，有时人的直觉更能够反映出事物的本质。

这百余年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有些科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并不只是理性这一条道路，直觉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两者是并行的，理性与直觉都有其优、缺点。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一书中指出，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

面对科技的发展，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理论创新。众所周知，科学理论在不断创新，从根本上看，这些创新都是以局部观察作为事实根据，设立一个假设，然后构建起一套理论，新理论的提出往往颠覆了人类的常识。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经典力学时，我们不能说牛顿经典力学是错误的，只能说牛顿经典力学只是适应于一定范围内的真理，超出了适用的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可以说，理性思维存在片面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整体。“凡物必有合”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他认为，凡事有阴就有阳，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我们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到整体性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亘古不变的。

一些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维、理论。我说，如果套用西方的科学观点去分析，古代中国就一无所有了。但是，中国传统是靠直观、直觉去体悟事物规律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事物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其实，这些整体性的道理就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讲，五行生克、阴阳消长都是符合事物发展的科学思维。两极分化其实就是阴阳失调的表现，不要以为阴阳五行只适用于人的身体，自然、社会的管理都可以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因此，中国文化不是没有创造性，其创造性体现在实践中，它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日新月异。苏东坡在跟他的朋友讨论书法时讲到一个理念，他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古人在掌握了整体的理论体系后，是在应用中去创造。

现代人还有一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即总要把彼此分得很清楚，把彼此对立起来，而忘掉了中国人的传统是“执两用中”。儒家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我们有时候把中庸看作是不讲原则，其实中庸恰恰要求讲原则。中庸可以倒过来讲叫“用中”。据《尚书》记载，尧传位给舜时，交待给他四个字—“允执厥中”，就是要求他掌握中道。舜传位给禹时，把这四个字扩展成为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宋明理学家就把这十六个字看作是中国从古到今道学的心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掌握中道，不偏不倚，看问题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然后以中道来加以平衡。

我们往往会走极端，认为这一边是这样的，那一边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如果肯定了这边，一定不会去鼓励那边，其实不能那样思考问题。儒、释、道都讲“中”，“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释曰空中”。儒家讲的“致中”来源于《中庸》首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了中，天地定位了，万物生长了。中国古代的三教都讲中，“道曰守中”。张三丰说：“夫道者，中而已矣。”道就是一个“中”字，没有别的了。《道德经》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释曰空中”，空中即空的中道。佛教的重要经典《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义。”“空中”一词的含义源于此。为什么说由因缘所生的万物都是空的呢？这个空不是指没有，而是指各种现象的本性是空。佛教讲事物的本质特性是无常无我。我们在讲这样一个本质特性时，是不能离开现象的假有，这就是佛教讲的中道，因此叫作“空中”。清代有位练内丹的道学大家黄元吉，他说，“圣人之道，中庸而已”，这就把儒家和道教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中”就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中道。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说，西方科学辛辛苦苦走了几百年的道路，回过头来一看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里早就已经提出来了。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理论。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与中国文化提供的智慧是分不开的。

我们应该如何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希望国人能够以传统文化的智慧为基础，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值得学习的东西，然后创造出适合当今世界的新文化。

有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的思想，于是就去学习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又往往看不见西方人本主义的弊病—“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万能”思想。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特产。

在近代西方的变革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文化，是因为学习了中国文化，用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去批判中世纪的桎梏。中国的人文精神在推进西方文化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的影响，西方人认为，打倒了上帝，人就可以做主宰者。于是，一些人喊出了响亮的口号—人定胜天，人要征服、改造一切。人的力量是发展起来，但人又异化了。人主宰一切时，反过来又被物质世界所主宰。物欲是没有止境的，为了满足贪欲，人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西方思想家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世界性的大战呢？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很简单，战争就是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人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不惜上战场，人又被物牵着鼻子走了。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提出了“新人文主义”，而且认为要从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到了西方也发生了变异，用古代的人文精神来纠正变异的人文主义，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也不凌驾于物和神之上去主宰一切。

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看问题的思想方式，过去常被称作“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没有必要给传统的思维方式扣上“朴素”的帽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我们不一定要去区分是朴素的辩证法，还是所谓的科学的辩证法，这还是对传统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从这百余年来的习惯性思维中跳出来。尽管我们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精华”部分到了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的，所谓“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后辈手里也会变成精华的。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绝对化，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果不知道佛教的表达方式，就会不明白其深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通常理解为混日子。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这两句话太有意义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错，和尚的责任就是要念经、撞钟，这是尽伦尽职。如果一个人能做好本职工作，就会是一个塌实的人。我们也常用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来形容人不思考、不动脑，现在有很多人陷入了思想误区，一天到晚抠名词概念，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结果忘不了言，得不到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名相都不尽心了，说不定就得意了。亦此亦彼

儒家提出“由博返约”，魏晋玄学家指出要“超言绝象，得意忘言”。博是需要的，但得返约，如果博而不知返约，就会形成知障，停留在名相之中无法摆脱。现在很多学问是在名词概念中打转，同样的名词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变成了非此即彼，此是彼必非。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可以变成彼，彼也可以变成此，因为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一切皆是缘起，缘起就是相关联的。标准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平衡也是动态中的平衡，要有辩证的思维，而人们恰恰缺乏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

人类认识的本能是非此即彼，也正是由于非此即彼，才给我们制造了种种知障和烦恼。其根源在于人的思维方式，人类认识的本能就是分别，要认识客观世界就一定要有分别，只有具有大智慧的人才会想着去超越人的感觉、思维器官的本能。不管是佛、仙，还是圣，都是要超越人类的局限性。要获得非此即彼的知识很容易，要获得超越分别的认识很难，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把所有分别都放下。因为具有大智慧的人有特殊的眼光和思维方式，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肯恩·威尔伯（Ken Wilber）《事事本无碍》（No Boundary）一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人看到海岸线，第一感觉是它把陆地和海洋分开了。可换一个角度，也正是这条海岸线，把陆地和海洋连结到了一起，因此陆地和海洋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传统思维比较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彼此关联分不开，有时候就纠缠在一起，显得有些模糊。太极图里有个阴阳鱼，一条白的，一条黑的，白的里面有个黑圈，黑的里面有个白圈，阴阳同在一个圈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互消长，阴阳互根、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量的不断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质量不可分。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存在的，我们思考一切问题也不能绝对化。自然合理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自然合理，儒、佛、道都如此，自然就是本来状态，只有符合本来状态的才是合理的，不用统一量化的标准去限定。

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但是，真理恰恰是在一定的场合下才会普遍适用，离开了这个场合就不适用了。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个性化，适合了这个人的这种状况就是合理的，不必要适合他人。这也不是说一定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对哪个错，过分地强调个性化不对，过分地强调普适性也不对，要在它们之间找到相对的平衡点，要把握好一个度。

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很多人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无法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已经不习惯传统的思维方式了，而是习惯于西方的清晰、规范、标准、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要针对不同人想不同的办法就比较难了。孔子讲“有教无类”，一般从身份上来讲，即贵族平民都能受到教育。其实，“有教无类”还应包括针对学生不同的智力、体能特点来教育。个体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要把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批量化的生产是把多样化变成一律化，教育也批量化、规范化、标准化，就不符合“有教无类”的传统理念了。现实主义的中庸论

中西方比较起来，会有同有异，不要因为同而抹杀了各自的特性，不要因为异就让双方完全对立、互相排斥，我们要有辩证的思维。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和而不同？我想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执两用中”的思想，《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因此，理学家就把“中”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传道心法，十六字心法有一定道理。按照《尚书》的记载，尧传给舜是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是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明理学家就把这十六字看成是儒家道统的十六字心法。中就是不偏于任何一边，不把任何一边绝对化。我们要把握两边，但是要用中，而不要绝对化，因此才会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说法。

美国军事学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给英译的《孙子兵法》写了个序，序里提到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兵圣孙武的《孙子兵法》。他比较了两位兵圣的思想，西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军事思想是现实主义的中庸论，这个对比非常清晰地点出了中西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追求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因此做事情绝对化，他就曾经讲，在战争中，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战斗，是流血。消灭敌人军队，不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量力量。战争一定要达到最完美、最理想的结局才行。但是，孙子讲，攻心为上，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不一定要把敌人都消灭光。托马斯·菲利普斯很赞赏中国的思维方式，他称，孙子的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是要面对现实，因为现实总是不完美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成分太多了，面对现实的课程太少。人们把社会理想化，而现实是残酷的，不一定一切如你所愿，这样的现实能不能承受就成了大问题。

实践理性还是一个价值观念，即要求把理想落实到行为、人际关系中去，这一点中西是一致的。但是，中西的价值判断不一样，这是文化里核心的部分，中西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

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完全是美国的思维方式了，那我们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这就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一首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唱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首歌实际上涉及到了文化的表面层次和生活样式问题。几年前，《华盛顿邮报》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文章声称：“如同大约二十年前的日本一样，中国的经济奇迹发生的速度之快，令中国的政治家在认识上感到困惑。中国眼下也正在设法弄清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文化中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变了，就等于换心了。有些人最后就变成“香蕉人”了，皮是黄的，里面是白的了。中国哲学以实践为特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把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分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实践为特性。中国传统哲学不会离开实践而去抽象地谈纯粹理性，它更强调实践性。在这一问题上，有人批评中国哲学没有纯粹理性，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上个世纪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一些人讲，中国只有实践理性的哲学，具体来讲，中国有伦理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另一些人讲，中国有准哲学，古代中国人从现象中可以归纳出一些道理。

我觉得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使用西方人的哲学学科分类方法，采取与西方一样的标准来衡量，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以西方的哲学模式来规范哲学，采用欧洲的定义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用西方的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衡量科学，符合西方概念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就不是科学的，诸如此类的判断体系，势必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质疑。

近代以来，我们也以西方学科的基本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据此来衡量，可以说，中国就一无所有了。既没有西方标准意义上的哲学，也没有宗教、科学。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对先秦哲学进行了逻辑分析。有人说，中国没有逻辑，要有的话，也就是先秦名学有一点逻辑，这以后中国就没有逻辑了。我就觉得奇怪了，逻辑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逻辑，说话就会颠三倒四的。中国的逻辑是语境逻辑

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说话的一套规则。

我常讲，中国的逻辑是语境逻辑。一定语境的次序就决定了概念的性质，而不是脱离了语境来抽象地分析某个词。我们不能脱离语境来分析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得出个结论。有些人片面地认为逻辑只有一个模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标准模式，按此标准来评价，中国就没有逻辑。

中国人几千年说话真的都颠三倒四吗？不是那样的。中国有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去挖掘它，哲学也是如此。明末的李之藻在翻译《名理探》的时候，涉及到斐禄琐费亚（Philosophia音译）这个概念，他讲得很清楚，斐禄琐费亚从字面上讲就是爱智，这种爱智的学问在中国就相当于理学，他并没有拿西方的某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宗教是人道的宗教

上个世纪，几乎所有人都在讲中国没有宗教，按照欧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宗教的定义，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想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在填表时都会在宗教信仰上填“无”。那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宗教呢？

康有为不简单，他提出中国也是有宗教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中国是人道的宗教，西方是神道的宗教。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康有为政论集·乱后罪言》）

章太炎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如果我们按照欧洲对宗教的定义来看，无神恰恰是宗教的对立面。章太炎还想把佛教立为中国的国教，因为佛教具有无神的性质，跟科学精神相一致，也有许多跟民主精神相一致的概念，例如，佛教讲众生平等。

章太炎指出了中西哲学的优缺点，他说：

外国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外国哲学注重物质，所以很精的。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于物质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出发，所以有应变的长处，但是短处却在不甚确实。这是中外不同的地方。于造就人才上，中胜于西，西洋哲学虽然从物质发生，但是到得程度高了，也就没有物质可以实验，也就是没有实用，不过理想高超罢了。中国哲学由人事发生，人事是心造的，所以可从心实验，心是人人皆有的，但是心不能用理想去求，非自己实验不可。中国哲学就使到了高度，仍可用理学家验心的方法来实验，……这是中胜于西的地方。（《太炎学说》）

中西哲学关注的对象不同，西方哲学关注的对象是物质，中国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事。物质是静止的，可以精确细致；人事是变动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我想，大体来讲，西方的科学同样更关注物，中国的科学也更关注人自身，这就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法，一个是物道的科学；另一个是人道的科学。

神道宗教以神为根本，人道宗教以人为根本；物道科学以物为根本，人道科学以人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背景可以形成不同的哲学、宗教、科学，而以唯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很多人的思维就会被唯一标准禁锢。如果打破唯一标准的禁锢，认同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可以是有神的，也可以是无神的，科学、哲学也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我们的眼界就会更开阔，就可以通过中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精华来丰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只信一个，排斥另一个。找回自我

中国人很早就提出：天生万物是为了养性的，而不是去性养的。养性是为了让人性能够得到更好的滋养，如果人的七情六欲被物质牵着鼻子走就是性养了，人就异化了。在科技昌明的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在科技的冲击下人的自我沦丧。本来人创造的科技文化是为了让人获得更大的解放和自由，物质文明也应该是让人身心更加健康，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上个世纪初，人们就开始哀叹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本来发展科技是为了解放人，让人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结果机器把人牵制住了，人的生活变得枯燥单调。现在很多人都成了信息的奴隶，电脑发展到现在也才几十年时间，到八十年代才有了微型计算机，当时人们觉得有了电脑就能实现无纸化办公，可以节约大量纸张，可事实是更加浪费纸张了。人也越来越依靠电脑了，可能一不小心电脑上储存的东西就全部丢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人本来想更主动，结果却变得更被动，这种异化的结果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人文就是以人为本，让人类找回自我。人要去适应外在的世界，但更多的是要掌握主动权，不被外界束缚住。有句话讲得好，所有科技都是人的感官的延伸，这会让人忘乎所以，自以为了不起。可事实上现在人们依然无法全面了解地壳的运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人要既看到自己的伟大，也要看到自己的渺小，不要被伟大冲昏了头脑，不然遭殃的会是人类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得病的时候，但人自身有免疫力，人也拥有靠自身的调节就能痊愈的能力。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对药物越来越依赖，不太相信自己还有免疫力等。某些科技发明会让人本来具有的功能退化。人的创造发明越多，人自身能量的开发能力就越弱。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直觉力降低了，变得越来越麻木，人各方面的能力其实是在弱化。

以前夏天没有电扇也过来了，但现在人离开了空调就没法生活了。人的抗寒抗热的能力也降低了，越来越经不起寒热，空调的发明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环境的恶化。人本来具有的能力弱化了，人类自身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人一有病，就马上想到要上医院看病，然后打针吃药，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想不到自己要多调理，情绪快乐一点。有的病不是药能治好的，更多的是需要情绪的调节，这不是高科技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提倡要让人病了都有地方看，能够看得起病，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要让大家少生病、少看病才对。《黄帝内经》上说“不治已病治未病”。防病不得病，就不需要那么多医院了。现在的观念也存在很多问题，医院是专门找病来治疗的，其实不生病才是最关键的。传统的说法是“病由口入，病由心生”，这告诉我们要不生病就得管住嘴，调好心，这样就可以少得病了。人们管不住嘴、调不好心，病就越来越多了，医院根本处理不过来。大家乐于去吃喝消费，会把人的脾胃都吃坏了。中国的养生文化里讲到，脾胃一衰，百病皆起。脾胃是后天生命之本，全身的给养都要通过脾胃来补充，养护脾胃很重要。中国有一个派别就主张看病首先要调理脾胃。现在有的女孩子怕胖就不吃主食，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吃五谷问题很严重。五谷生气，精气神中气是根本，没有气，哪来的精和神？中国古代养生讲气是基础，神是主导，要养气、养神。

现在的社会不能只靠科技，要把人的潜能充分地开发出来，不仅是人的身心，而且很多社会的问题都要从人文来入手。人文关怀是一种情感的投资，有时候一句好话比任何营养品都管用。佛教讲要有慈悲心、布施心，不只是给钱才是布施，一句好话、一个笑脸也是布施，语言、行动的布施也很重要。现在很缺乏这样的人文关怀，很多人怨天怨地、怨人怨事，就是不怨自己，这样的人烦恼一定会多，而大部分的烦恼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很多社会问题都与人的精神状态相关，生理上的病多半来源于人的情绪。情绪还只是一个层面，更深层的是人生观、价值观。很多人很茫然，对人生充满忧虑，其实，活好当下最重要。在短暂的人生中，正确认识自己，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是很有必要的。追求享乐、对他人冷漠、自私自利都是在伤害别人，尤其是对亲人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的每个行为都要检点，中国有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一个社会是各种力的合成，社会的发展是合力运动的结果。

大家要明白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人文的教育也着重于此。人不能浑浑噩噩过日子，一个人要获得身心健康，据中国古代的养生，要做到“驭欲、养情、明理”，控制好七情六欲，掌握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懂得生命的意义。

现代社会许多人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这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有人提出21世纪主要是心理疾病的世纪，百分之八九十的疾病都是由不良情绪引起的，过于激动、悲伤都会伤害身体。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题目，就是自然、人文的生命文化。中国的养生文化就是生生之学，天地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是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天地生养万物，我们就要珍惜、善待生命。中国古代一直把生生之学看作是重要的学问，天地万物中人最宝贵，人生难得，要善待生命，千万不能轻生、害生。中国讲卫生，日本讲厚生，即保卫、厚待生命，这都是中国传统的理念。《吕氏春秋》里把生分为四等，第一等叫作全生，第二等叫作亏生，第三等叫作死，第四等叫作迫生。“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吕氏春秋·贵生》）死是回到没有欲望的状态，迫生是六欲都不得其宜，就会活得很痛苦了，现在很多人都是活在迫生的状态。生命质量不取决于物质，没有物质，我们的生命质量一定是低下的，但物质并不一定就能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精神去支配欲望。

人文就是要从身心的健康、人类的发展等方面来全面考虑。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科技是不是越发达越好呢？”有的人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当然是科技越发达越好。我觉得人能够达到的科技目标并不一定要去达到，有时达到了目标并不见得是好事，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大。我想人迟早会有能力复制出更多生命来，如果复制出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出来你受得了吗？同时我们也需要科技伦理，在科技伦理中，规定哪些能创造，哪些不能创造。科技创造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发明欲和成就感。

科技虽然帮助了我们，但它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导，就会失去灵魂。现在要大力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人文教育的恢复。以人为本——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近代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而西方在公元一世纪以后确立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之一。西方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思想家们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十六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

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徵传》）古代中国重视历史经验的积累。在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制礼作乐，第二件事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成果。

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人们看到夏代发端于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把水灾治理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拥护他建立了夏朝。可是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一天到晚都在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在这样一个“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仲虺之诰》）的时期，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朝，建立起商朝，老百姓歌颂他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人很信天命，最后一个天子纣王荒淫暴虐，他在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民心叛逆，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得注意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纣王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自杀。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

以历史为镜，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天命怎么变化呢？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尚书·召诰》），即努力地、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即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古人认为，上天是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 《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等等。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四）

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也不是指造物主。天的含义很丰富，是天道的天，天也代表民意。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受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这几句是《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因此才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提法。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中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所控制。《管子》中有一篇文章叫《心术》，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地位，五官处于臣的地位，“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要受心的统治和管理，五官与外界接触之后是去管理外物的。眼睛看到美色、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尝到滋味，都得去管理物，不能反过来让这些物管住感官，不能让感官管住心，一颠倒就变成小人了。能够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就是君子。因此，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就不应该被物管住，不能被物欲腐蚀，否则就会丧失做人的底线。

我曾对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做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人要自觉地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并不容易，人要自觉自律地奉行为人之道也很艰难。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争斗不已，民族、国家内部、外部大小战争不断，新人本主义的大旗仍需要继续高举。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高举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就是为了使人从物欲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文化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发展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西方社会取得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人文文化的大发展、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异，即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了肯定，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人随着理性被肯定，科技力量的增长，喊出了 “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受“科技万能”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学和技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泛滥。人类自以为凭借科技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改造自然，主宰宇宙。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被异化为人类要主宰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了。为了满足人类的贪欲，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又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沦落为物质的奴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