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振武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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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短篇小说1(英文版)试读：
关于爱伦·坡
一、 爱伦·坡生平评传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是美国19世纪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是在文学的几个领域对欧美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学巨匠。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成绩斐然的大文豪，生前却饱尝辛劳愁苦，难为主流社会所容，死后还备受非议，引发外界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他勤勉稳重，正直果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天才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富有见识和哲理的大评论家；可在那些对他心存偏见和误解的人眼里，他又是恶棍和酒鬼，是不折不扣的疯子和文抄公。其实，无论将他视为天使也罢，魔鬼也罢，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终是毋庸置疑的，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可小觑的，而这些无疑都和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境遇以及晚年身心所受的创伤联结在一起。诚如一位法国文学评论家所指，“作为人的埃德加·坡和作为作家的埃德加·坡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一方的才能天赋足以映现另一方的功勋和伟绩。倘若割裂二者，换以他法审视，则是荒谬之举。”
1809年1月19日，爱伦·坡出生在巴尔的摩。爱伦·坡的祖父原属爱尔兰籍，后随家人迁居至此。爱伦·坡的父亲大卫·坡（David Poe）20岁时加入了弗吉尼亚的一家剧团。1806年4月初，他与这家剧团的知名女伶伊丽莎白·阿诺德（或伊丽莎白·坡）（Elizabeth Arnold）在里士满结为伉俪。伊丽莎白曾是剧团成员查尔斯·霍普金斯的夫人，霍普金斯去世后，她和大卫·坡再婚。婚后二人共育有三个子女，长子亨利·坡，次子埃德加·坡和小女罗莎莉·坡。由于在演艺事业上壮志难酬，再加上生活的拮据，大卫·坡自1810年10月起销声匿迹。爱伦·坡过早地失去了父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苦难天才”的双重特质。一方面，爱尔兰血统中对神秘、超自然事物的向往常常把爱伦·坡带入生死之间明暗交接的真空地带，促使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另一方面，变幻无常和恃才傲物的秉性又让他动辄陷入文人之争的泥潭，成为同时代人蔑视和摒弃的对象。丈夫的失踪使一家人的生活更加窘迫，1811年10月，伊丽莎白不堪重负，一病不起，于是年12月撒手人寰。爱伦·坡的妹妹罗莎莉·坡应该算是爱伦·坡一生最忠实的守护者。爱伦·坡去世后，她成为爱伦·坡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保留了爱伦·坡的部分画像和手稿。1879年，她在华盛顿一所福利院猝死。这就是爱伦·坡的一家，双亲一个早早撒手人寰，一个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兄妹三人一个先他而去，一个为他留守终身，使得人世间最真挚、最纯朴的情感在爱伦·坡身上演变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于是，他带着慈母的幻影，带着对亲情的渴望，开始在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中不断寻求心灵的慰藉。
爱伦·坡幼年失怙，旋即成了曾经救助过他们的爱伦（Allan）夫妇的螟蛉之子，这也是爱伦·坡名字的由来。养父约翰·爱伦（John Allan）平时不苟言笑，不太容易让人接近，所以，爱伦·坡在家中享受的关爱更多是来自养母。1815年，爱伦一家前往英国居住。到达苏格兰后，爱伦·坡被送入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念书。学校开设的书法课要求学生去附近的坟场临摹墓碑上撰写的铭文，从而也让爱伦·坡对死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伦敦，爱伦·坡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他在斯托克·纽因顿学校学习的经历为他创作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 1839）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和丰富的灵感。通过这次英国之行，爱伦·坡不仅接受到英国正规教育的熏陶，领略了大洋彼岸的旖旎风光和异域风情，而且也收获了对哥特城堡、公共墓碑和历史遗迹的认识，为他描绘现实以外的世界寻觅到了可供临摹的模本。1820年6月，爱伦决定结束旅居英国的生活，重返里士满。爱伦·坡随即在当地的中学继续学业。他成绩优异，而且开始学习用拉丁文写诗，展露了诗人的锋芒。
这一时期，爱伦·坡结识了他少年时期的玩伴鲍勃·斯塔那德（Bob Stanard）的母亲简·斯蒂丝·斯塔那德（Jane Stith Stanard）夫人。爱伦·坡与斯塔那德夫人共有的细致独特的审美情趣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于是爱伦·坡对她倾注出狂热的情感，后来写下《致海伦》（To Helen, 1831）一诗。
1826年2月，爱伦·坡成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这里接受一流的教育，为今后的创作生涯蓄积了大量的知识储备。不过，由于这所新办的学校风气不正，爱伦·坡沾染上了酗酒、赌博的不良习惯。当年年底，对爱伦·坡非常失望的爱伦不准许他再回学校，并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商行当学徒，但爱伦·坡仍以读书、访友为乐，被养父冠以“游手好闲”、“吃闲饭”的骂名。1827年3月，爱伦·坡决定离家出走。4月，爱伦·坡化名为亨利·里·雷恩特（Henri Li Rennet）去了波士顿，不久就邂逅了一家小印刷厂的老板卡尔文·托马斯（Calvin F. S. Thomas）。他愿意在自费的条件下帮爱伦·坡出版一本名为《帖木耳及其他诗》（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1827）的诗集，这也是爱伦·坡正式问世的第一部作品。出版这本诗集使爱伦·坡再度陷入了经济危机，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军队。5月，爱伦·坡以另一化名埃德加·A.佩里（Edgar A. Perry）的身份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对于爱伦·坡而言，这段戎马生活有得亦有失。一方面，身处部队的他不仅可以解除衣食之忧，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写诗，而且也能利用深入祖国边疆要塞的机会，寻求日后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其中，《金甲虫》（The Gold-Bug，1843）中宝藏的埋藏地就是设在人烟罕至的沙利文岛上，《长方形的箱子》（The Oblong Box，1844）中“我们”登船离港的出发地选在查尔斯顿港，而在《气球骗局》（Balloon-Hoax, 1844）和《梅岑格施泰因》（Metzengerstein, 1832）等几部小说中同样也能觅得这段生活的些许踪影。但是漫长的服役生活也带给爱伦·坡难耐的孤寂和无限的愁苦。1829年3月，养母溘然长逝，飘零无助的爱伦·坡愈变孤苦。先前不支持他退伍的养父现在同意他提前退伍，去上西点军校。
在上西点军校之前，爱伦·坡回到巴尔的摩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在那里，爱伦·坡将手稿《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小诗》（Al Aaraaf, Tamerlane and Minor Poems,1829）投递给《新英格兰人与波士顿文学公报》（Yankee and Boston Literary Gazette）。当时任主编兼作家的约翰·尼尔（John Neal）先生评阅完后同意为爱伦·坡刊登部分诗作。1829年底，爱伦·坡的第二本诗集在巴尔的摩出版，这本诗集通常被认作是爱伦·坡对美国诗歌的第一个真正的贡献。
1830年7月，爱伦·坡步入西点军校。期间，他因擅长撰写讽刺诗而一度赢得“天才”的美誉，并且还创作了《致海伦》、《睡美人》（The Sleeper, 1831）和《海中之城》（The City of the Sea, 1831）等诗篇。然而军校刻板压抑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方式令爱伦·坡无法忍受。学校还明确规定，“未经教官特许，士官生不得在室内存有任何小说、诗歌以及与学习无关的书籍。”多处受困的爱伦·坡开始脱离群体，逐渐成为教官和学员眼中的一个孤僻怪异的人。1831年1月，学校军事法庭的一纸宣判书终于让爱伦·坡重获自由，他便迫不及待地前往纽约，为自己第三本诗集的出版寻求商家。艾拉姆·布里斯（Elam Bliss）是纽约的一位出版商，他同意出版《埃德加·A.爱伦·坡诗集》（Poems by Edgar Allan Poe, 1831）。不久，这本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合众国军校的全体士官”的诗集如期推出。
为了赡养家人，爱伦·坡逐渐将精力投入更具收益性的领域。短篇小说《梅岑格施泰因》在费城《星期六信使报》（Saturday Courier）的匿名发表是爱伦·坡正式由写诗转向小说创作开始的标志。不久，他的《瓶中手稿》（MS. Found in a Bottle,1833）在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Saturday Visitor）举办的小说竞赛中一举夺魁。他也借此机会结交了当时文学界享有盛誉的约翰·P.肯尼迪（John P. Kennedy）先生。1834年3月，约翰·爱伦在里士满病故，爱伦·坡难以维持一个四口之家。关键时刻，肯尼迪将他介绍给里士满《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杂志的主编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先生。怀特曾为爱伦·坡登载过短篇小说《贝蕾妮丝》（Berenice, 1835），他毅然向爱伦·坡发出邀请。1835年8月，爱伦·坡回里士满出任《南方文学信使》助理编辑，从此开始不停地撰写书评杂文，创作短篇小说，为自己诗歌的再版奔波忙碌。当年年底，他就被荣升为杂志编辑。但是，由于薪水不高，经济的窘迫不时折磨着爱伦·坡，他经常醉酒误事，于1837年1月被解雇。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爱伦·坡共发表了83篇评论，6首诗，4篇杂文，3个短篇小说以及1部未完成的剧本。1836年，还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期间，27岁的爱伦·坡与不满14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结了婚，这段婚姻生活幸福而温暖。
离开《南方文学信使》后，爱伦·坡来到纽约，但受到当时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没能找到工作。利用闲居纽约的这段时间，爱伦·坡下了不少工夫研究密码。他在破译密码方面的天赋和功力在其后来创作的推理小说《金甲虫》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该小说在1843年6月还获得了《金元报》短篇小说征文头奖。这一时期，爱伦·坡创作了中篇小说《南塔特克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of Nantucket，1837），发表在《南方文学信使》上，这是爱伦·坡创作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篇。1838年8月，爱伦·坡一家再次迁居费城。几个月后，爱伦·坡迫于生计向《博顿绅士杂志》（Burton's Gentleman's Magazine）主编博顿毛遂自荐，并且受到博顿的欢迎，正式到《博顿绅士杂志》上班。爱伦·坡的编辑工作使他结交了一批文坛挚友，其中有梅因·里德、乔治·利帕德、托马斯·邓恩·英格利希以及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这些朋友对他的文学创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39年9月，爱伦·坡在《博顿绅士杂志》上发表了恐怖小说《厄舍古屋的崩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10月，爱伦·坡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这篇小说被后人誉为意识流小说的雏形。1840年费城当地的出版商利和布兰查德出版了爱伦·坡的小说集《怪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1840），其中收入了《厄舍古屋的崩塌》、《威廉·威尔逊》、《莫雷拉》（Morella, 1835）等25篇短篇小说。
1840年春，乔治·R.葛雷姆买下《博顿绅士杂志》，并把它与自己原来的《卡斯基特杂志》合并，改名为《葛雷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次年，爱伦·坡成了新创刊的《葛雷姆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一时期，爱伦·坡先后发表了《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 1840）、《摩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大漩涡底余生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ōm, 1841）、《仙女岛》（The Island of the Fay, 1841）、《艾蕾奥瑙拉》（Eleonora, 1841）、《椭圆形画像》（The Oval Portrait, 1842）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人群中的人》说明爱伦·坡在一百多年前就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社会的弊病，睿智地预见到现代人孤独的生存困境。《摩格街谋杀案》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先河，爱伦·坡也被公认为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1841年5月，爱伦·坡在《葛雷姆杂志》上发表了恐怖小说《大漩涡底余生记》，6月，又发表了小说《仙女岛》。秋天，爱伦·坡创作了小说《艾蕾奥瑙拉》，这是爱伦·坡的作品中文笔最流畅、词藻最华丽的一篇。
1841年春夏之季，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拜访了爱伦·坡。他是爱伦·坡后来的遗稿保管人，然而，也正是他编造了一系列诋毁爱伦·坡声誉的世纪流言，并讹传至今。1842年1月，弗吉尼亚得了严重的肺病，她每一次咳血都令爱伦·坡痛苦万分，这不禁唤起了他内心深处对童年时母亲口吐鲜血的记忆。两种场景跨越时空，相互交融，不时在爱伦·坡的脑海中闪现。受此启发，爱伦·坡创作了另一篇代表作《红死魔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1842）。1842年3月，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访问费城，与爱伦·坡相识。狄更斯颇为赞赏爱伦·坡的作品，回国后向英国出版界推荐，然而正统保守的英国文坛根本接受不了爱伦·坡的那些离奇怪诞的作品。长期以来艰苦的生活和坎坷的经历使这一时期的爱伦·坡开始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人类的下意识，转向人类的病态心理和邪恶欲望。《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 1843）、《黑猫》（The Black Cat, 1843）等几篇恐怖小说就是爱伦·坡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泄密的心》讲述的是一位心理扭曲、人格分裂的病态人，《黑猫》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理智崩溃、心理反常的病态人。
1844年4月，爱伦·坡和妻子重返纽约，仅仅一星期他就创作完成了《气球骗局》，并发表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更令人叹服的是，爱伦·坡这篇科幻小说竟然真的预言了人类百年后的首次气球越洋飞行。1845年1月，经过一遍遍的反复修改和字斟句酌的仔细推敲，《乌鸦》（The Raven, 1845）一诗在《纽约明镜晚报》上发表。该诗具有严格、华丽的形式美、音乐美和高度统一和谐的效果，是爱伦·坡高超诗艺的最佳体现，不久就被传诵开来，人们都说，“这只乌鸦简直会取代作为国鸟的鹰”。1845年7月，纽约威利普特南公司出版了包括12篇小说在内的《埃德加·A.坡故事集》（Tales by Edgar A. Poe, 1845）。同年11月，该公司又出版了爱伦·坡的诗集《乌鸦及其他诗》（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 1845）。
1846年，除发表在《戈迪斯淑女》（Godey's Lady's Book）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 1846），爱伦·坡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甚微。1847年1月，弗吉尼亚病逝，这一打击对爱伦·坡来说是致命的。这一年，爱伦·坡除了创作出一首怀念弗吉尼亚和他们忠贞爱情的诗《尤娜路姆——一首诗歌》（Ulalume—A Ballad, 1847）和一首阐释自己对人生和宇宙看法的诗《我发现了》（Eureka, 1848）外，几乎就再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直到1849年5月，他才又写出了令人称颂不绝的诗作《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这首怀念亡妻之作最初发表在10月9日的纽约《论坛报》（Tribune）上，两个月后《南方文学信使》又予以刊登，引起很大反响。此时的爱伦·坡脆弱不堪，玛丽·休夫人守候在他身边，对他关怀备至。1848年春末，爱伦·坡前去拜访休夫人。休夫人家住在一座教堂旁，时时可以听见从教堂里传出来的钟声。受此启发，爱伦·坡创作了《钟》（The Bells, 1848）一诗。此诗是爱伦·坡审美统一性、音乐性、总体效果性理论的杰出实践代表。爱伦·坡在诗中对钟声的描写正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最先度过的是快乐而短暂的童年，接着经历了半生的痛苦和磨难，最后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走向人生的终点。
同奥斯古德夫人的感情一样，爱伦·坡与休夫人的恋情也经受了社会舆论的压力。人言可畏，为避免这些无聊的中伤，休夫人与爱伦·坡逐渐疏远，最后中断了与他的来往。爱伦·坡对此非常痛苦，但痛苦之余他还是满怀热情地到处寻找他生命中的知音。继奥斯古德夫人和休夫人之后，坡又与简·厄米娜·洛克、埃斯特尔·安娜·刘易斯、安妮·里奇蒙、莎拉·海伦·惠特曼夫人以及谢尔顿夫人等多位女性发生过恋情，但都是无花之果。爱伦·坡心力交瘁又得不到抚慰，只能借酒浇愁。1849年10月3日，酒后的爱伦·坡被送到华盛顿大学医院。10月7日凌晨，爱伦·坡说了声“上帝保佑我”便猝然而卒，一颗耀眼的文学巨星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享年仅40岁。二、 爱伦·坡小说创作评述
埃德加·爱伦·坡在其短暂而又多舛的一生中为自己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方面赢得了盛名。爱伦·坡从事创作的年代，正值美国文学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由于作品中带有所谓的颓废色彩，与当时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他一度被排挤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然而，到了19世纪末，引领法国文坛的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从爱伦·坡的作品中找到了创作灵感，公开承认爱伦·坡对他的影响。不同文学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也纷纷从爱伦·坡的创作中汲取营养。现代读者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中找到了孤独和异化的自我。于是，人们对爱伦·坡的作品开始重新审视，尤其当欧美掀起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浪潮时，爱伦·坡脱颖而出，“以不可阻遏之势”，几乎成为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高祖。
爱伦·坡生活在美国物质文明迅速上升时期，但他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去刻意地歌颂它，以迎合当时的文学批评，而是按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进行创作。“19世纪末的美国主要作家尽管不倾向于赞扬爱伦·坡，但是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不错，由于当时美国艺术时代尚未到来，爱伦·坡与麦尔维尔一样在美国物质主义的暗礁上都翻了船，但爱伦·坡不但拒绝被吞噬，反而砥砺前行，为美的事业甘当叛逆者甚至殉道者，结果成了“美国的第一位艺术家，美国的第一位批评家”，进而“震动了这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现代人乃至当下的读者，重新拾起其作品时，都禁不住对他肃然起敬，因为其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深入到了人类心灵的深处，超越了时代，并预言了那场席卷整个欧美大陆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到来。
爱伦·坡在其小说创作中总能凭借各种手段制造出其预设的各种效果，这自然与其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并对之大胆融化创新密不可分，但爱伦·坡以其高度的文学自觉和超前的创作理念在创作上兢兢业业，惨淡经营，精心营构自己的效果美学，或许是其作品产生良好的美学效果的又一重要原因。正如波德莱尔在称赞爱伦·坡时说，爱伦·坡之所以赢得众人的赏识，在于“他对美的爱，对美的和谐条件的认识”。可以说，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独特的气质和超前的创作理念，爱伦·坡不仅没有在文化土壤贫瘠、实用观念高于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国家里随波逐流，反而以追新求异的探索精神为美的事业竖起一面特立独行的大纛，在新生的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独辟蹊径，一改对欧洲文学特别是英伦文学的顶礼膜拜之风，凭着自己的那份执著、努力和才情使美的实现成为可能，为美轮美奂的诗歌和小说等文学样式植根于新大陆进而实现本土化作出了一份贡献，也为他身后的文学家们提供了诸多可供摹写的范本。
爱伦·坡一生共创作了五篇推理小说，分别是《摩格街谋杀案》、《玛丽·罗热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 1843）、《金甲虫》（The Gold-Bug 1841）、《就是你》（Thou Art the Man, 1844）和《窃信案》（The Purloined Letter, 1844），由此创立了“这种文学类型无与伦比而又完善的模式”，成为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的鼻祖。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狭窄的小路步行，而他总会看到前面有爱伦·坡的脚印。如果能设法偶尔偏离主道，有所发掘，那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爱伦·坡的成就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可以在西方传统文学中找到其推理小说的蛛丝马迹，其所创立的模式之所以不断地被后人发扬光大与他对人性的思考、对人们的审美情趣的关怀也密不可分。
同其他几种小说样式一样，学界对于爱伦·坡的科幻小说的认识和肯定，主要是基于其开拓性的创作、模式化的初步形成和对后来小说的深远影响上，而对其作品何以如此深入人心且渐趋经典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也就是其人文关怀则鲜有论及。正如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自爱伦·坡以来，再也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是如此的让人不可回避，而同时又如此的令人猜疑。”的确，爱伦·坡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文人。在多舛又短暂的一生中，他以众多开拓之举成为“开创真正地道的美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生活在19世纪文化危机中的爱伦·坡，“在所有生命都必将终结的阴影下，顽强地生长，渴望着超越”，他创作中的那种一定程度上的娱乐方式甚至商业行为使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主流文学所不容，为雅文学所不纳，但是正是他的勇敢和洒脱让他成为那个时代伟大的探索者。他为我们打造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指向未来的二十世纪”。当科技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物质宇宙理念，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对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出挑战之时，爱伦·坡的科幻小说毅然展现了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给社会和人类心理造成的久久无法平息的涤荡。无论是素有“科幻小说之父”之称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还是“软科幻小说”的扛鼎人物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都深受爱伦·坡的启迪和鼓舞，进而将爱伦·坡的风格发扬光大。毫无疑问，爱伦·坡的大部分作品，包括一些科幻小说，已经完成了从通俗到经典的过程，这是因为爱伦·坡创作的“俗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是超越阶层之限制的，是普世的，是关怀世事的和苍生的，是因为其体现的“世俗性”和“娱乐消费性”正是人类之共性。这正是爱伦·坡的作品穿越时光的隧道展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面前的真正原因。爱伦·坡已经预见到他那内涵无限丰富的作品在同代人中知音难求，因此他曾宣布：他“可以花一个世纪等待读者”。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爱伦·坡的科幻小说不光在世界各地有大批拥趸者，还为当下的社会发展和人文建设提供了参照和敲响了警钟。爱伦·坡的科幻小说中丰富的想象力、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仍然备受关注，而他对这种“由边缘文学逐步发展为具有社会和科学内容的独立文学体裁”所作的贡献愈益得到人们的认可。爱伦·坡在其科幻小说中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以及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爱伦·坡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哥特传统的因子，从哥特传统中吸收恐怖的意象：充满没落死亡气息的幽灵般的古堡，荒凉抑郁的乡间，惊悚骇人的哥特情节要素等。爱伦·坡小说的哥特特征主要凸显在小说场景氛围铺垫和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细节方面的生活化以及具有魔术奇幻性的叙事情节，而这其中又不失叙事的现实感，他在精细的哥特环境氛围的描摹上和对叙事情节中偶然性的把握上无不流溢出怪诞恐怖因子这一独特的哥特小说审美吸引力，我们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的审美接受中能够透视出英国早期哥特小说传统对爱伦·坡在创作上的影响来。当然，爱伦·坡的幽默小说，特别是其在幽默文学的传承和贡献上也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国内外对爱伦·坡小说的分类可谓见仁见智，但尚未有以“幽默”来划分的。唯有爱伦·坡研究专家朱利安·西蒙斯，从爱伦·坡所创作的70篇小说中选出《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um Bob, Esq., 1844）、《瘟疫王》（King Pest, 1835）、《失去呼吸》（Loss of Breath, 1832）、《眼镜》（The Spectacles, 1844）等20篇左右，将它们专门归为幽默小说一类。这一分类无疑是对爱伦·坡幽默在小说创作上的一大肯定。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爱伦·坡在幽默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与美国本土幽默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爱伦·坡不但在素材、叙述模式和人物塑造上继承了美国本土幽默和喜剧传统，而且还推陈出新，翻新花样，增强其美学蕴涵，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幽默文风，为推进美国文学，尤其是幽默文学向纵深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三、 爱伦·坡在中国的接受简述
自20世纪初欧洲文坛掀起一股爱伦·坡热潮以来，爱伦·坡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国内外学术界对爱伦·坡的关注也持续升温。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译介出版、文学史及相关著作、评论文章三方面对爱伦·坡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译介出版方面，国内翻译出版了爱伦·坡的主要作品，许多报纸杂志对爱伦·坡及其作品也时有介绍，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读者对爱伦·坡及其作品的了解，还有利于推动国内爱伦·坡研究。在文学史及相关著作方面，国内学者从不同侧面勾勒出爱伦·坡坎坷多难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生涯，对爱伦·坡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及其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为日后学者对爱伦·坡进行研究提供了借鉴。在评论文章方面，国内学者、专家运用不同的理论和观察角度，从总论、艺术特点、比较研究、作品分析、创作动机、作品主题等方面对爱伦·坡及其作品进行解读和剖析，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对爱伦·坡精神世界的探索，讨论爱伦·坡的死亡意识和对生命、人性的思考，这使国内爱伦·坡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当然，同近年来我国对福克纳、海明威等文学巨匠的研究相比，爱伦·坡研究还显得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对外国文学大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在文化语境下探讨他们的作品，分析他们作品中的文化因素。这也正是当前国外爱伦·坡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探索爱伦·坡与大众文化、文学市场的关系。可以说，当代爱伦·坡研究正呈现出“跨越学科，聚焦文化”的态势，而国内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爱伦·坡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另一方面要加强自主研究，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深入对爱伦·坡及其作品的多元化解读和透视，特别是在文化研究勃兴的今天，我们更要关注爱伦·坡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在文化视阈的观照下，挖掘爱伦·坡作品中的文化特质，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剖析。
近年来，国内对爱伦·坡研究的热情不断高涨，数量众多的译介作品、文学史及相关著作和评论文章相继出版、发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爱伦·坡多舛的创作生涯，也能为学者们深入地探索爱伦·坡及其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对当下展开爱伦·坡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关于爱伦·坡的研究的局限性和相对滞后性。虽然引进、翻译、编译、自著了许多文学史及相关著作，但是国内还没有一部爱伦·坡研究专著，而国外此类作品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我国虽然翻译出版了爱伦·坡的主要作品，但仍有极少数小说没有译介，相当数量的诗歌，如Alone，Beloved Physician，Bridal Ballad，A Campaign Song，A Valentine等，也还没有译文。而各大报纸杂志也很少提及爱伦·坡，像《文艺报》、《文学报》这两大报纸到目前还没有直接写爱伦·坡的文章，而在《文汇读书周报》和《中华读书报》上，也仅各有两篇关于爱伦·坡的文章。杂志方面，除《译林》曾经刊登过爱伦·坡一篇小说的译文外，像《读书》、《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书城》、《万象》等重要刊物，均没有对爱伦·坡及其作品的评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引进国外爱伦·坡研究成果方面仍然存在着空白，这与国内对海明威、福克纳等文学巨匠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引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海明威主要作品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工作，福克纳的主要著作也都有了中译本，引进了四部关于福克纳及其作品的著作，陶洁和蓝仁哲等著名学者还举办了两次大型国际福克纳研讨会，国内外同行之间展开交流和研讨，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国内对这两位大作家的研究。虽然国内关于爱伦·坡的研究文章呈上升趋势，但局限性很大，研究视野过窄，相对集中在《厄舍古屋的崩塌》、《乌鸦》等几部名作上。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更多地译介爱伦·坡的作品，引进国外爱伦·坡研究成果，提高对爱伦·坡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自主研究，不仅拓宽研究的视野和范围，采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对爱伦·坡其人其作进行剖析，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以中国人的视角，从中国的民族文化出发来探讨爱伦·坡及其作品。这也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初衷之一。四、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关于爱伦·坡的译名问题。爱伦·坡全名Edgar Allan Poe，按其发音，中国学者习惯上一般译作“埃（或艾）德加·爱伦·坡”。Allan（爱伦）是爱伦·坡养父之姓，是爱伦·坡的中名，法国等西方国家常称之为“Edgar Poe”（埃德加·坡），但国内早已习惯了“爱伦·坡”这个称呼，爱伦·坡研究专家盛宁先生、肖明翰先生，爱伦·坡的作品的主要译家曹明伦、陈良廷和张冲等先生，也都沿用了这个称谓。因此，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仍称之为“爱伦·坡”。
关于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的收录问题，学术界历来意见分歧，一般认为爱伦·坡一共创作了70部左右的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也有几部中篇小说，个别作品被一些学者看成是长篇小说。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认为爱伦·坡一生总共发表了68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65篇[不包括《梅尔泽尔的棋手》（Maelzel's Chess-Player, 1836）]，中篇小说3篇：《汉斯·普法尔历险记》（The Unparalleled Adventure of One Hans Pfaall，1835）、《南塔特克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1837）和《朱利叶斯·罗德曼的日记》（The Journal of Julius Rodman，1840）（未完——笔者注）。不同编者主编的爱伦·坡故事集收录内容也同意，这些作品大多数没有什么争议，但有几篇作品是否属于小说则有较大分歧。
再说一下爱伦·坡作品的译名问题。曹明伦先生、陈良廷先生和张冲先生等都着手翻译了爱伦·坡的小说，本书中的译名在重视原文的基础上取众家之长，有的译名是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The Oblong Box，陈良廷译为《长方形的盒子》、曹明伦译为《长方形箱子》，故事中的box是装尸体之用，盒子显然小了些，因此我们译为《长方形的箱子》。《钟楼里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Belfry, 1839），有人译为《钟楼魔影》，我们认为《钟楼魔影》虽然听起来朗朗上口，但是与标题的英文相去较远。《窃信案》，又译为《被窃之信》，虽然和标题的英文较为符合，但是该篇短篇小说是一篇侦探故事，因此译为《窃信案》更符合小说的主题和情节。《瘟疫王》又译为《裴斯特王》，后一种译法把pest直接译成名字，而裴斯特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因此译成“瘟疫”更清楚，而且读者一看到故事标题就会产生恐惧之感，从而产生更好的阅读效果。《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爱伦·坡短篇小说（评注本）》收录爱伦·坡的短篇小说12篇，主要由上海大学的雷远旻和三峡大学的黄海瑛注释和翻译。其中，上海大学的张璃老师做了部分审校工作。此外，张秀丽、程庆华、许广洁、邓娜娜、张小红、庄琰、刘略昌、付慧、吴妍、王子红、刘玉波、李映珵、王冬青、冯丽杰、黄厚文以及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的王二磊和赵永健老师在这套“美国名家短篇小说评注丛书”、特别是《泄密的心——爱伦·坡短篇小说（评注本）》和《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爱伦·坡短篇小说（评注本）》的材料挖掘和审校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各篇导读在体现译者们的阅读感想的同时还借鉴了朱振武主编的《爱伦·坡小说全解》（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
尽管我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但舛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朱振武2010年夏于上海心远斋Diddlin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xact Sciences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
小说最初以《招揽钱财；或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Raising the Wind; or Diddlin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xact Sciences）于1843年10月14日刊登在《费城周六信使报》上，并于1845年9月13日以《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刊登在《百老汇杂志》上。综观整篇小说，爱伦·坡以其幽默讽刺的语言和严谨细致的逻辑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中感受幽默大师犀利的文笔和充满睿智的叙事技巧。同时，这篇小说还反映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爱伦·坡创作这篇小说的灵感和动机来源于当时十分流行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以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大放光彩。对功利主义者来说，一切事物只要产生快乐的结果就是好的，应该提倡，反之则是坏的，要予以取缔。爱伦·坡反对这些片面的学说，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对其进行批判，而是以幽默讽刺的形式来针砭其中的弊病。同时，爱伦·坡借用了伦敦当时上演的一出介绍骗子杰里米（Jeremy Diddler）行骗生活的笑剧作为该小说的题材。小说的题记“嘿，骗骗骗，小猫在耍奸”让熟悉爱伦·坡短篇小说的读者立刻想到了他的另一短篇《黑猫》。那只叫普鲁托的黑猫给故事的主人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然而这篇小说中的猫却是一只精明的、擅长骗术的动物，与《格林童话》里的那只穿着靴子欺骗国王和民众的猫如出一辙，为该篇以幽默和讽刺为特征的众多骗局故事做好了铺垫作用。与其他短篇小说不同的是，这篇故事包含了许多关于骗术的小故事，但作者以其天才般的叙事技巧把这些小故事串联起来，层层递进，娓娓道来，使其整体看起来像是一篇科学论文。表面看来，作者似乎是以科学的叙述方法来提倡骗术的科学性，但如果联想本篇小说的创作动因，我们就不难看出，爱伦·坡其实是在使用反讽的手法讽刺功利主义学说。同时，他把骗术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对科学的某种成见。在诗歌《十四行诗——致科学》（Sonnet—To Science, 1829）中，诗人对科学“蹂躏”艺术想象力提出了批判。在本篇小说中，作者用科学和理性的叙述手法来展示骗术的合理性，他的根本目的是用这种理性思维达到反讽的效果，讥讽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综观整篇小说，作者尽其所能地展示骗子作案的才华和他们的心理状态，但却未给予受害者任何同情的笔墨，这与爱伦·坡的创作理念是分不开的。同说教式的传统小说不同的是，爱伦·坡从作品中隐退出来，把重心放在故事的叙述方面，而不再像传统小说中的作者以上帝的身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融入作品中。对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他并不给予道德评价，也未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他甚至刻意表现一些潜意识和违反道德的行为。这种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反映出他对人性的关注，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就对他的这种独特的道德观推崇备至，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中这样写道：“一个经常把一切社会制度看做是违反常理、看做是骗局的人……这样设想也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篇小说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还穿越时空，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Hey, diddle diddle,The cat and the fiddle.
SINCE the world began there have been two Jeremys. The one wrote a Jeremiad about usury, and was called Jeremy Bentham. He has been much admired by Mr. John Neal, and was a great man in a small way. The other gave name to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Exact Sciences, and was a great man in a great way — I may say, indeed, in the very greatest of ways.
Diddling — or the abstract idea conveyed by the verb to diddle — is sufficiently well understood. Yet the fact, the deed, the thing diddling, is somewhat difficult to define. We may get, however, at a tolerably distinct conception of the matter in hand, by defining — not the thing, diddling, in itself — but man, as an animal that diddles. Had Plato but hit upon this, he would have been spared the affront of the picked chicken.
Very pertinently it was demanded of Plato, why a picked chicken, which was clearly “a biped without feathers,” was not, according to his own definition, a man? But I am not to be bothered by any similar query. Man is an animal that diddles, and there is no animal that diddles but man. It will take an entire hen-coop of picked chickens to get over that.
What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the nare, the principle of diddling is, in fact, peculiar to the class of creatures that wear coats and pantaloons. A crow thieves; a fox cheats; a weasel outwits; a man diddles. To diddle is his destiny. “Man was made to mourn,” says the poet. But not so: — he was made to diddle. This is his aim — his object — his end. And for this reason when a man's diddled we say he's “done.”
Diddling, rightly considered, is a compound, of which the ingredients are minuteness, interest, perseverance, ingenuity, audacity, nonchalance, originality, impertinence, and grin.
Minuteness: — Your diddler is minute. His operations are upon a small scale. His business is retail, for cash, or approved paper at sight. Should he ever be tempted into magnificent speculation, he then, at once, loses hi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becomes what we term “financier.” This latter word conveys the diddling idea in every respect except that of magnitude. A diddler may thus be regarded as a banker in petto — a “financial operation,” as a diddle at Brobdingnag. The one is to the other, as Homer to “Flaccus” — as a Mastodon to a mouse — as the tail of a comet to that of a pig.
Interest: — Your diddler is guided by self-interest. He scorns to diddle for the mere sake of the diddle. He has an object in view — his pocket — and yours. He regards always the main chance. He looks to Number One. You are Number Two, and must look to yourself.
Perseverance: — Your diddler perseveres. He is not readily discouraged. Should even the banks break, he cares nothing about it. He steadily pursues his end, and
Ut canis a corio nunquam absterrebitur uncto.so he never lets go of his game.
Ingenuity: — Your diddler is ingenious. He has constructiveness large. He understands plot. He invents and circumvents. Were he not Alexander he would be Diogenes. Were he not a diddler, he would be a maker of patent rat-traps or an angler for trout.
Audacity: — Your diddler is audacious. — He is a bold man. He carries the war into Africa. He conquers all by assault. He would not fear the daggers of Frey Herren. With a little more prudence Dick Turpin would have made a good diddler; with a trifle less blarney, Daniel O'Connell; with a pound or two more brains, Charles the Twelfth.
Nonchalance: — Your diddler is nonchalant. He is not at all nervous. He never had any nerves. He is never seduced into a flurry. He is never put out — unless put out of doors. He is cool — cool as a cucumber. He is calm — “calm as a smile from Lady Bury.” He is easy — easy as an old glove, or the damsels of ancient Baiœ.
Originality: — Your diddler is original — conscientiously so. His thoughts are his own. He would scorn to employ those of another. A stale trick is his aversion. He would return a purse, I am sure, upon discover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it by an unoriginal diddle.
Impertinence: — Your diddler is impertinent. He swaggers. He sets his arms a-kimbo. He thrusts his hands in his trowsers' pockets. He sneers in your face. He treads on your corns. He eats your dinner, he dinks [drinks] your wine, he borrows your money, he pulls your nose, he kicks your poodle, and he kisses your wife.
Grin: — Your true diddler winds up all with a grin. But this nobody sees but himself. He grins when his daily work is done — when his allotted labors are accomplished — at night in his own closet, and altogether for his own private entertainment. He goes home. He locks his door. He divests himself of his clothes. He puts out his candle. He gets into bed. He places his head upon the pillow. All this done, and your diddler grins. This is no hypothesis.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I reason priori, and a diddle would be no diddle without a grin.
The origin of the diddle is referrable to the infancy of the Human Race. Perhaps the first diddler was Adam. At all events, we can trace the science back to a very remote period of antiquity. The moderns, however, have brought it to a perfection never dreamed of by our thick-headed progenitors. Without pausing to speak of the “old saws,” therefore,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a compendious account of some of the more “modern instances.”
A very good diddle is this. A housekeeper in want of a sofa, for instance, is seen to go in and out of several cabinet warehouses. At length she arrives at one offering an excellent variety. She is accosted, and invited to enter, by a polite and voluble individual at the door. She finds a sofa well adapted to her views, and, upon inquiring the price, is surprised and delighted to hear a sum named at least twenty per cent lower than her expectations. She hastens to make the purchase, gets a bill and receipt, leaves her address, with a request that the article be sent home as speedily as possible, and retires amid a profusion of bows from the shop-keeper. The night arrives and no sofa. A servant is sent to make inquiry about the delay. The whole transaction is denied. No sofa has been sold — no money received — except by the diddler, who played shop-keeper for the nonce.
Our cabinet warehouses are left entirely unattended, and thus afford every facility for a trick of this kind. Visiters enter, look at furniture, and depart unheeded and unseen. Should any one wish to purchase, or to inquire the price of an article, a bell is at hand, and this is considered amply sufficient.
Again, quite a respectable diddle is this. A well-dressed individual enters a shop, makes a purchase to the value of a dollar; finds, much to his vexation, that he has left his pocket-book in another coat pocket; and so says to the shop-keeper —
“My dear sir, never mind! — just oblige me, will you, by sending the bundle home? But stay! I really believe that I have nothing less than a five dollar bill, even there. However, you can send four dollars in change with the bundle, you know.”
“Very good, sir,” replies the shop-keeper, who entertains, at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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