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查尔斯·汉迪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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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在何方？——个人与组织的精准定位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身在何方？：个人与组织的精准定位／（英）查尔斯•汉迪著；周旭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9（查尔斯•汉迪管理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3-1170-7
Ⅰ．①我… Ⅱ．①查… ②周… Ⅲ．①组织管理学 Ⅳ．①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7846号THE EMPTY RAINCOAT by Charles HandyCopyright © Charles Handy, 1994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UK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All rights reserved.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7-437我们身在何方？——个人与组织的精准定位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190千字印 张：9 插页2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170-7定 价：45.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中文版序
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个历史古国和未来之邦出版，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回顾数十年的写作生涯，我认为，我的书记录了我所认识的西方经济体中发生的商业革命的历程。我感到，这场革命是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而革命的速度远超当时的西方。而我的书也从回答“是什么”，升级为“怎么做”，甚至最近的“为什么”，其中的答案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是因为从当时到今天，我一直认为，在组织中工作的大多数人，并不明白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应该如何工作。因此他们总是不快乐，工作效率低下，遭遇失败。通过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的经历，我发现，组织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监狱。
截至今日，我的第一本书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100万册，它已经成为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在首次出版40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大学和企业所开设的多门课程仍然将它作为教材。由此可见，虽然国家发展有起有落，但无论人们身在何处，他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基本上不会改变。世界可能会改变，但人不会，而我所写的就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内容。
另一方面，组织确实在变化，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作可以任意组合，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使距离遥远的人们互相协作，完全不需要让与某项工作相关的所有人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变化使管理者的所有工作都发生了变化。当管理者不能直接跟下属见面和交谈时，你必须更加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和回报他们的工作。
我不禁深思，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首先购买员工的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有效地填入工作——我们这样定义“雇用”正确吗？在技术的支持下，如果某项工作可以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被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来完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再雇用员工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而是让他们自己把控工作时间？这样，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就无须再安排人来对员工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从而也就无须再租用办公场所，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付出管理时间了。总之，我们可以把相当数量的人和小组从员工转化为供应商，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对当下而言，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时情况远非如此。所以，我开始写作第二本书《非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试图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他们为什么需要“颠覆性思考”，以及在思考如何对工作加以组织时应该具有“非理性”或革命性。在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型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一个由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兼职人员等三种人组成的组织。我认为，外包人员和兼职人员应自我定位为“组合式工作者”，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客户和项目进行汇总或组合，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一个收入来源了。
如同我所著的每一本书，这本书在欧洲和美国都具有前瞻性。事实上，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独立工作，组织也不相信人们可以独立工作。但是，慢慢地，世界变了，让每一个人继续在组织里工作，组织就需要支付高昂的薪水。于是，我的观点和我发明的术语就变得时髦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开始为组织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担心，这些压力来自全球化竞争、更大更强的发展要求、全天整周的工作时长、对员工越来越多的要求。那么，组织中的员工们，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成员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没有成为“空雨衣”的风险吗？我的下一本书以《我们身在何方？》（The Empty Raincoat，英文名为“空雨衣”）作为书名，它借用了我在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雕塑公园里看到的一个塑像的名字，那个塑像由一件雨衣构成，雨衣里并没有人。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当我在办公桌旁边沿着办公室的长廊走下去时，我觉得坐在其中的人有可能牺牲了自己的个性来扮演某些角色，可能只是匿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将我的担忧公之于众了：组织对社会都做了些什么？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一片黑暗的丛林里，被一系列悖论所迷惑。我们似乎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富有，但最后却越来越不快乐。生产效率是个好指标，但它通常意味着更少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于是，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和现在做两倍工作的人都无法高兴起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自由时间越来越充裕，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好好度过人生，特别是在工作组织不再需要我们之后。世界已成为一个令人迷惑的地方。
在《适当的自私》（The Hungry Spirit）一书中，我尝试探索社会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那就是社会已经找到了有关经济增长的一些答案，但却不知该如何对待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在非洲，我认为人们谈论的是两种饥饿，一种是浅层次的饥饿，一种是深层次的饥饿。一个人不太饿，另一个人比较饿。浅层次的饥饿需要的是维持生命的东西，包括必要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支付给他们的钱，以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的。深层次的饥饿需要则追寻一个“为什么”层次的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其中我质疑的是，如果没有更多的道德约束，资本主义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以及市场是否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深入思考了个人身份、宗教、社区和教育等问题。但我没有找到答案，只是一再地提问，有了一些零星的想法。我认为，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它需要深思自己的前进方向，还要思考一旦国民全部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个方向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最近出版的《你拿什么定义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一书，记录了我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在写作时我意识到，我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曾是我读大学时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还发现，我的学问大多来自亲身经历，而不是学校里的课程。亚里士多德教我问“为什么”，但答案必须来自我的思考。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没有空间去思考。然而，要想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学到些什么，仅仅让它发生是不够的，你必须对它进行深刻反思。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自己从做错的事情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做对了的事情中要多。有时，把事情做对了，人反而会失去判断力。原本是因为好运，你却归功于你的智慧，然后你便再次如法炮制，却发现运气不再。我发现，你需要鼓起勇气承认错误。当然我很幸运，我早期的工作无人监督，只需自我管理。结果，当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经常可以在没人发现它之前就将其改正。而新技术使管理者对下属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我对此表示担忧。因为，受到过度的控制，意味着你并不被信任。
在回顾人生时，我还意识到，人与人总是不同的。让周围的人成为你能信任的人，你的大部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要信任他人，你必须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当务之急。当我的工作出了状况，通常是因为我和我的老板对努力做的事情和如何衡量成功有不同的看法。确实，如何定义生活、工作和业务的成功，也许正是每一位领导者或管理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当董事和经理们确信他们所谓的“股东价值”非常重要，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会因此致富，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在组织里工作的人却所得甚少时，我确信西方资本主义已迷失了它的方向。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80%的人只是为了工资而工作，一点也不在乎企业做了什么。他们只做不至于被解雇的少量工作，而把精力和创造力都投入到其他事情中去了。对我而言，我知道钱不是万能的，当你有足够的钱时，你也会这么想。我是通过一个惨痛的教训明白这一点的，当我被一个无法拒绝的录用通知所诱惑时，我就与一个糟糕的合同产生了关联，即将成为一个失去老朋友和良好人际关系的人。父亲的去世让我明白了，在人生的终点，职场上的成功远比不上你为他人所做的好事。可悲的是，在我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告诉他，他教了我很多之前，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的另一个教训是，千万不要推延与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的交谈。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只要故事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告诉你的就不仅仅是好的理论。我发现向生活学习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我会鼓励更多的人写下他们一生所学的知识并分享出来。我们越是打开我们的生活，就会有越多的人有可能相信我们。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会喜欢我的想法、故事和反思，并发现它们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我希望他们从西方世界的组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做更好的事情。查尔斯•汉迪2017年于英国伦敦序言
我曾在《非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一书中指出，工作的方式正在大幅改变，而我也预测了这种剧变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大体说来，我当时是抱持乐观的态度。从出书到现在，工业化社会的工作形态，的确顺着书中所描述的方向发生了剧变。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原本应该对自己正确的预测感到骄傲才对，但我却无此感受。因为，太多机构与个人因剧变而手足无措。对许多人而言，人生是一场挣扎，是一个谜局。
我们身处的社会，目前遭遇到的许多事情，远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意义重大，而且更令人困惑与苦恼。现在这本书，就是要探讨这种困惑。而困惑的缘由，部分源于我们误信“效率”与“经济增长”乃是进步的要素，拼命加以追求。
在追求效率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忘记，其实“人”才应该是衡量万事的尺度，我们根本不应该拿其他尺度来衡量人。我们容易因为追求效率而迷失自己，误把效率本身看作目标，其实它不过是达成其他目标的手段罢了。悖论：转型的契机
我永远忘不了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露天雕塑公园所看到的一座雕塑。题目是“无言”（Without Words），创作者是朱迪思•谢伊（Judith Shea）。这座雕塑有三个形态，其主体是一件笔直挺立的青铜雨衣，里头空无一物。对我而言，“空雨衣”正象征着当前人类直接面对的悖论（paradox）。我们并非天生要当有名无实的“空雨衣”：薪水名录上的代码、某个特定角色、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中的“原始资料”，或者某份政府报告里的“统计数字”。如果这些是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增长就毫无意义。因为人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充当某部大机器的齿轮，终日疾转，不知目标何在。
无论对个人还是组织而言，眼前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去管理悖论，以及如何将空雨衣填满。
目前，有太多事情本身便包含了矛盾：太多良善的动机，导致了不良后果；太多成功的处方，带来了讽刺的结局。“悖论”一词，被现代人滥用。新闻记者和其他作者描述政府、企业、个人所遭遇的两难困境时，一再使用“悖论”这个词。有时，似乎我们知道的越多，反倒越迷惑；技术能力越提升，反而越无力。我们虽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世上某些地区的人们相互杀戮。我们粮食过剩，却还有人吃不饱。我们能解开银河的奥秘，却解不开自己的家庭难题。称之为悖论，只是为了“标记”它，而不是为了“解决”它。我们必须做的，是设法使悖论变得有意义，并善用悖论以建立更美好的未来。职场赢家，生活输家
我非常清楚，从某一刻开始，悖论已成为我寻求解惑之道过程中的关键概念，那就是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在加州请我审阅其新作的第1章时。奥尼尔现任加州职业心理学院（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院长。他不仅是睿智精明的观察家，还是许多机构及领导者的咨询顾问。他那本新书叫《成功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uccess），副标题为“职场赢家，生活输家”（When Winning at Work Means Losing at Life）。书中探讨领导者个人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我所获得的重要启示则是：人生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简单的或标准的答案。我过去一直认为应该有，或者起码可以有，但如今却发现处处皆有悖论。我现在知道，每个铜板必定都有两面。但我同时也领略到，假如能认清现状，且有心突破，便可以找到穿越悖论的路径。《非理性的时代》一书的观点如今仍然管用：组织会在同一时间变得更小，也变得更大；它们还会变得更扁平、更有弹性和更分散。个人的工作形态同样也会更趋扁平、更有弹性。生活不再按照既定的路线继续前进，而将日趋“非理性”，我们都必须主动促使事情发生，而非被动等待事情发生。不过，我在那本书中，没有预期到这些变化将导致的混乱。我虽然满怀自信地预测，个人将有许多新的自我实现的机会，却未注意到，追求效率的压力，会把这些新机会变得相当复杂：增加新的自由，往往意味着减少平等，并加重痛苦；成功的同时，也许必须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重建思考框架
每个人都必须找出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不过，尽管每个人所选择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所持的地图却大抵一样。在本书中，我会提出若干未来的路标，还有未来每个组织和个人都会遭遇的挑战，并思索这些挑战的框架。
重要的是，是否每个人都会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存在？如果有，是什么？除非我们重新尊重某种超越世俗、超越自身之事物，否则无法避免一场当代的“大自杀”。这是个悖论，但是，除非我们尊重某种超乎个人的道德秩序，便无法创造出可以让人真正成为“人”的社会结构。除非先有个衡量自己的尺度，否则恐怕无法以自己为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我把这个话题放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探讨，但其实全书每一页都涉及相关的概念。
研究哲学就是研究人生，但别指望哲学告诉你如何度过人生。在阅读本书时，希望你也抱持这样的心态。IN THE DARK WOOD: CONFUSED BY PARADOX第一部分悖论的丛林时代越是波涛起伏，悖论也越多。悖论是创造力和新秩序出
现的前奏——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解决或逃脱
悖论；只能设法缓和最糟的，掌握最好的，并在其中捕捉前进的
线索。导读请问先知
英国左翼政治家托尼•本（Tony Benn）曾说：“我常听人说，世上既有君王也有先知，君王掌握权力，先知掌握原理。”我比较喜欢站在“君王”那一边，因为他实际推动事情，但每个君王都需要先知辅佐，方能在混乱中保持头脑清醒。
先知虽称为先知，其实并不预卜未来。没有人真正有这种能力，也不应伪装成有这种能力。他们所能做的，是说出所看到的真相。他们可以点明类似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说出一些人们不愿相信或承认的事。在事情发展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他们能针对未来将出现的危险提出预警。他们经常毫不客气指出心中认为错误、不公平与偏执之处。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提供一条思考事情的途径，亦即指引一条理清悖论、集中心力之道。
先知不能也不应告诉实际执行者该做些什么。这样做会变成有权无责，而先知无此特权，同时这么做也可能会僭越他人的决策权。先知只能提供航海图，而不能指挥航行方向与方式。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在这混乱的时代里找到出路。各机构的领导者与行政主管需要看这本书，因为在“组织的时代”结束时，我们必须尝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社会风貌。寻找意义的年代
本书的读者也包括那些极力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和他们父母亲成长的时代非常不同，没有太多既定模式可以遵循。他们必须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形态、目的、标准与优先项。
最后，对于社会上负责各个不同层次管理工作的人士而言，本书里的一些观念与思想，也许会有所裨益。这些人置身于一个大部分游戏规则都已改变，但对公平的需求却与日俱增的社会。他们肩负重任，要为这样的社会找出新结构。
我们需要新人生观。这个时代不再有太多值得赴汤蹈火、至死无悔的“大业”，仿佛人类的历史已到了尽头。当前，一部分人沉溺于安适而不能自拔，另一部分人受困于贫穷而难以翻身，可是，两类人似乎都把自身的生存看成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果真如此，人类最后将统统是输家。然而，假如人类希望改变局面，就必须从此时此刻此地开始，每个人各自展开实际行动。坐等英雄引领我们进入未来，只是缘木求鱼。第1章我们身在何方？Chapter OneWe Are Not Where We Hoped To Be
近年来，意大利部分地区出现了无人采收橄榄的情形。老的人太老，年轻的不愿为了低廉的工资做苦工。在托斯卡纳一带，果农们对于在寒潮中毁损的橄榄树，并无处理之意，因为他们觉得不值得。如今栽种橄榄成了一项艰苦的生意，尽管产品卖价奇高，却没有人视之为好差事。
许多原来由母女一同下厨，服务员也是家中长辈的家庭小餐馆，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大多数国家，法律已不再允许如此之长的工时，结果下馆子变得和吃橄榄一样，越来越贵。另一方面，许多小餐馆却陷入亏本的窘境。一位餐馆老板苦中作乐地说：“我现在其实是在为政府服务，帮忙增加税收和降低失业率，忙了老半天，没给自己赚进半毛钱。”这套体制没道理
在工业化国家，物价和工资的高涨已造成许多工作绝迹。在这些国家生活，要有很高的薪水或工资才行。政府则需要税收才能维持运作。但并非所有产品或劳务都能承受这样的成本。窗户清洗工照理不应享有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水平；每天清晨挨户送到英国人门口的牛奶，也并非真的有一瓶果酒那么贵。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就不会有人从事这些工作。
如今，在工业化国家，凡是像样的工作，工资都很高，因为这些产品和服务多半是提供给出得起钱的人。至于其他较不宽裕的人只好凡事自己来，自己动手种橄榄，自己清洗窗户，自己挤牛奶。然而，就在与无人采收的意大利橄榄园仅一海之隔的地方，住着极为贫穷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愿意为低廉的工资去采橄榄或洗窗户。但是，如果让他们来做这些别人不愿做的差事，那么其他的纳税人就得分担他们的住宿、医疗乃至日后的养老费用。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尽可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这不过是社会普遍遭遇的诸多悖论之一。其实，即使拥有所谓“像样”的工作，也未必是福气，因为要承受更多的要求与期望。有位年轻朋友最近在伦敦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颇为光彩的工作。一天晚上我请他出来小酌，他却说：“晚上9点以前我离不开办公室。”我问道：“你的工作一向如此？”他先回答：“不全是。”但又补充说：“我的同事希望我多加会儿班，即使周末也不例外。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他说，整体说来，这是一份令人振奋的工作，而且薪水很高，只是极度耗神。我说：“这套体制太疯狂，没有道理。为什么不用一半的薪水，雇用两倍的人手，让工作强度也减半呢？这样大家才都能过正常的生活。”生存的公式
但是他们不愿也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想保持竞争力，根本不能这么做。一家大药厂的老板曾简单明确地归纳自己的政策，他提出了一个“1/2×2×3=P”公式，即在5年内，公司的核心干部人数减半，每人的薪水加倍，产量成为3倍，这便是一家公司的生产力“P”（productivity）或利润“P”（profit）之所在。也许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如此明确地套用这个公式，但类似做法的确非常普遍：好工作、高薪、高绩效，但人员更精简。这种做法据说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共识。
然而，这类工作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希望在生活中多点空间做其他事（例如，过家庭生活）的人来说，就不合适。无论男女，凡是希望照顾家庭的人，接下这类工作都会相当辛苦。虽然小孩可以托人照顾，但照顾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一位已为人母的女性业务主管说：“每次因公出国，我一定坚持要公司支付我念睡前故事给小孩听的国际电话费。”然而，为人父母者要做的，又岂止是在电话中讲床边故事？
这样耗竭心力的工作，也让人无法持续做下去。我们虽然可以义正辞严地反对工作上的年龄歧视，但不容否认，一周工作70小时的确耗力伤神。虽然“效率”可节省部分时间，弥补一些精力的大量流失，但当效率运用不当时，只会落得身心交瘁。“被掏空”（burnt-out）这个词能够成为流行口号，有其根据，绝非凭空产生。过去，人类以一生47年的时间来分摊的10万小时工作时间，现在这些“充实”的工作者，却将这段时间集中于30年。于是我们要问，真的有必要在一个已不胜负荷的人的肩头增加工作量吗？在高薪背后隐藏着某种风险：也许有一天，你将配不上这份工作。有时候，最没保障的事似乎竟是提供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在医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我们活到50岁，只要身体状况还算好，80%可以活到75岁。假如每个人一生的工作期是30年，那么几乎人人在结束工作生涯后，仍然起码有25年的日子要打发。这25年不能算是真正“退休”，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此期间另创事业。心理学大师荣格相信，人生上半段是为下半段做准备。奇怪的是，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渴望拥有完整的后半生，却没多少人为此做好准备，许多人平白浪费他们的下半辈子。一位朋友说：“我只希望和以前一样。”然而，很不幸，我们不太可能继续过一样的日子。竞争力的悖论
这类悖论在各国的职场中接连出现。以日本为例，索尼公司创办人盛田昭夫曾指出，日本人每年平均工作时数多达2159小时，而德国人平均每人只工作1546小时，其他国家则介于日德之间。因此，日本人每人每年比德国人多工作15周（以每周40小时计算）。盛田认为，日本年轻人，尤其是那些陆续加入日本企业的高学历年轻女性，不会容忍这种工时差异长久存在。现在，东京妇女平均只生育1.1个小孩，这个生育率只是维持日本人口数所需生育率的一半。日本人已没有足够时间来兼顾工作与育儿，大家都在期待，这样的工作传统会改变。否则，长此以往，日本的工作人口将会越来越不满，越来越老龄化，且生产力日减。老一辈日本人仍对盛田的看法存疑，但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7%的受访者希望改变。
对德国人来说，他们的挑战主要是继续使德国工人1小时的工作绩效，抵得上日本工人1小时又20分钟的绩效。德国人若想维持竞争优势，一定得办到这一点。即使日本人开始松懈，德国人仍须费很大的劲才能达到这一标准。尤其在德国统一之后，两种不同工作传统之间，仍时有冲突，致使这一标准更难达成。
一位德国东部的朋友说：“过去，工作的意义是去某个地方，而非做某件事。我们过去无法保持高工作效率，因为手边经常找不到需要的零件或工具。这无所谓，反正客户对我们的拖延习以为常，而我们做好做坏拿的薪水都一样。”也许因为看见我一脸惊讶，他接着又说：“我并不是说这套制度是对的，或者认为它能延续下去。可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确有许多时间和精力跟家人（family）和朋友（friend）相处，共度节庆（festival）、同享欢乐（fun）。但如今……”他苦笑着说：“似乎生活中只有利润（profit）与绩效（performance），薪水（pay）与生产力（productivity）。有时，我宁愿拥有4F！要4P有何用？”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遭遇过类似日本人与德国人所面临的悖论。为了讨生活而工作虽然辛苦，但目标明白清楚。今天许多人很幸运，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可是问题来了，工作不是为了生存，那该是为了什么？一连串问题被提出，各色各样的解答也蜂拥而至。政治领袖、企业、学校、医院、监狱，当然还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寻求问题的答案。
重新界定“生存”的定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我们可以将求生存定义为：不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而言，能跟它们的“左邻右舍”并驾齐驱。可是，假如我们认真细究，又将引发无休无止、没有赢家的争议。因为同一产业中，只能有一个真正的龙头，在世界经济大势中，也只有一个国家能做真正的霸主。我们永远找得到比我们更富裕、更成功的邻居。竞争本身固然是健康的，甚至也许是必要的，但世上一定要有比“赢”更重要的东西，否则大多数人注定会是输家。贫富分化的虚假文明？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美国。美国三分之二的财富增长集中在最有钱的1%家庭，而40%的家庭，实际生活水平反而在下降。曾经促使财富增加的一些诱因，到头来又把所创造的财富消耗殆尽。
尽管各方对上述数字是否准确仍有争议，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不均现象，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的数字和美国的差别不大。在其他的经济发达国家，贫富不均的现象相对轻微些，但仍在朝相同的趋势发展。世界各地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穷，而且这种贫穷不只是相对的贫穷，有时甚至是绝对贫穷。穷人的唯一共同愿望，也许是指望在不断增长的世界，能在富人的夹缝中找到立足之地。但目前看来，希望颇为渺茫。
戈尔（Al Gore）出任美国副总统之前曾写道：我们在自己的文明中，构筑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塑料花、人
工草皮、冷暖空调、荧光灯、从不开启的窗户、永不停歇的背景
音乐、不知晴雨的白昼、永远闪耀的夜空、“随身听”与“随身
看”、微波冷冻食品、酒精与毒品带来的兴奋。
不仅如此，如果戈尔同时描述许多落后的美国内陆城市的情况，听起来会更糟。在这些贫困地区，丧心病狂之徒残杀幼童、强奸老妪的事件时有所闻。有些地方每30秒发生一次盗窃案，生命与财产全无保障，凶手不明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戈尔写下这段话，一方面是出于对人类环境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的关怀。大多数人都相信人类具有“心灵”，且人类有今天的成就，不是靠物种进化过程中偶发的好奇与突变所致。假如为了追求某种效率，而牺牲人类特具的心灵特质，这会使人类的一切进步尽归枉然。何谓“进步”？
人类有些事物的确有进步。大家过去所做的一切，使生活在当今工业化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享有较以前更多的物品与设备、更好的医疗与住所。这应该都是好事。但这些事物包含了若干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代价，同时，如果冷静回顾过去这几十年，会觉得这一切是福是祸仍未明朗。这是笔者所经历的年代，而这一代的人正缓缓进入人生的“第三阶段”，亦即超越组织结构与全职工作约束的一个新阶段。
人类运用科技促进生产力急遽提升，但那些原本从事传统工作的人，如今却失去了工作。对很多人而言，未来的工作会是一些非必要的工作，比如提供可有可无的奢侈商品或服务。
生产力提高导致消费增加。“如何当顾客”被视为新的启蒙课题。过度消费必须付出代价，但我们对此觉悟得太晚。例如，大家都开车的结果，往往是大家都身陷车阵，进退不得；或者每次驾车外出旅行，所遇到的都是游客，因而游兴大减。我们把消费当作衡量成就的标准，因而无意间创造了一个不知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管平均财富水平有多高，只要所拥有的东西不及平均水平，就被视为贫穷。
我们曲解了亚当•斯密的观念，误以为只要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有只“看不见的手”巧妙安排一切，产生对大家最有利的结果。基于此，我们大力宣扬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个人权利与自由选择权。但我们却未同时要求人们自我约束，为邻人与后代子孙着想，从而导致基本权利变成特权，再变成自私。事实上，亚当•斯密的专业领域是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学，他的立论都以道德为基础。早在写《国富论》（A Theo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他已完成其代表性的巨著《道德情操论》（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书中的主要论点是：“同理心”乃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所谓同理心，就是一份尊重人类同胞的道德责任。市场机制的功能，在于鼓励有效率事物而抑制无效率事物，但我们不能以市场为借口而规避应负的责任。混沌边缘
过去几十年的一切“进步”，让有些人享受了成果，但也有人未能蒙受其利，即使在较富裕的社会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的美好初衷是希望让大家共享进步的果实，但整体而言，这个世界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20世纪以来，人类所走的是一条管理、规划与控制的道路。站在社会顶峰的那些人，最能看清楚前进的道路。他们既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其余的人规划前进的路线，并使他们确实遵循而行。
过去，我们认为就许多方面而言，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越清楚；凡事都应有合理的解决之道，世界应有越变越好的可能。但事与愿违。在世界各地，管理与控制的工作纷纷失败。目前看来，世界新秩序很可能将以混乱收场。我们没有办法使家事、工作、国事，乃至天下事皆如我们所愿。如今情况很明显：管理有其局限。
科学家称此类时刻为“混沌边缘”，通过这么一个剧烈波动且创造力丰富的阶段，便可塑造出一种新秩序。差不多40亿年前，从简单的分子与氨基酸构成的“太初浑汤”中，产生了地球上第一个活细胞。没人知道确实原因与经过。从那时起，宇宙无可扭转地走下坡，逐步趋于混乱失序与毁坏。然而，在混乱中，宇宙相当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各种动物、植物、细菌，以及众多星球。新生命的迸发，永远源于旧生命的腐坏与失序之间。
在美国的圣达菲研究中心，有一群科学家就研究了这一现象，他们称其为“复杂性理论”。他们相信所提出的概念不仅与粒子物理有关，更与油价、种族关系、股票市场有所关联。米切尔•沃尔德罗普（Mitchell Waldrop）在其针对这项研究所著的《复杂》（Complexity）一书中，对“混沌边缘”有所描述，称其为一个“场所”。在那里，某种复杂的系统不但可以自动自发产生，且具有调适能力，同时还生气蓬勃。不过，任何人或机构假如身处其中，就如目前许多机构那样，一定会觉得不自在。悖论是一种必然
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思索我们的难题与前途。假如悖论所带来的矛盾与震惊，是未来无法避免的，我们不应恐惧退却。我们必须接受悖论是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才能与它共处，并驾驭、管理它。
过去我总认为，悖论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世界不完美。终有一天，我们会更了解这个世界，且更能有效地组织它。我自信满满地以为，世上一定找得到一种抚养和教育儿童的正确方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再有发生的道理。自由不等于特权，更不能借自由之名行使暴力，甚至发动战争。有人变富，并非一定得有人变穷。我们目前只是尚欠缺解决悖论的知识和意志。我们还不够了解许多事物的正确运作之道，但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找到科学家所称的“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也许还能知晓如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说的“神的旨意”。过去我所写的一些书，也曾隐约透露我当时的信念：世上一定存在着经营我们的组织乃至人生的正确途径，虽然也许我们一时无法完全确定。当时我为“科学的迷思”所惑，以为从理论上来说，凡事皆有可能了解与预测，因而也能管理。
现在，我不再相信有什么“万有理论”，也不信凡事皆有可能变得完美。如今我认为，悖论非但不可避免，且是万事万物与生俱来、恒久延续的。时代越是波涛起伏，世界越是错综复杂，悖论也越多。“复杂性理论”已与“混沌理论”串联。该理论指出，剧烈波动乃是创造力和新秩序出现前必须有的前奏。因此，面对悖论时，我们既有能力也有必要减少矛盾与不和谐，并认清困惑所在。然而，我们更要认清，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解决或逃脱悖论。悖论像天气，只能和它相处，不能解决，只能设法缓和最糟的部分，掌握最好的部分，并以其为前进的线索。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上、社会上、国家间，我们都必须接受悖论，处理悖论，并赋予它意义。
还记得我孩提时代，卧室墙上挂着一小幅印刷体格言写道：“人生的道路有如高尔夫球场，没有球道两侧草木丛生的崎岖地，就无法映衬出绿草地的平坦与宁静。”我不知它为何挂在那里。我的家人对那类玩意并不感兴趣，很可能是母亲从某个慈善义卖会随手带回来的。但不管是偶然还是故意，“人生必须面对悖论”的概念从此进入我的潜意识中。从小有人告诉我，上帝给人类的一大恩赐，是让人有自由选择权。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拥有自由选择权意味着人类有可能做出错误选择，比如选择犯罪。但我们不能只要其一，不要其二。同时我也发现，悖论使我们的人生趣味盎然。假如每件事都仅仅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人生乏味，再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改变。假如要我进一个没有悖论的天堂，我宁愿下地狱。这么说来，完美不仅不可能获得，或许也没必要追求。走出丛林
这一结论对我个人而言是一大启示，人生不可能永远轻松惬意，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完全在意料之中。回顾过去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途径，但实际的人生只能向前。人如果想生活得更有价值、更美好，就必须学习如何调和，并进而利用悖论及矛盾，以找出一条更好的路。大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曾说，考验一个人是否智力一流，要看他的脑力有没有办法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观念，且仍有能力正常发挥功能。假如他说的没错，那么我们将处于一个瘫痪的时代，因为放眼望去，具有一流头脑的人实在不多。舒马赫（E. F. Schumacher）也说﹕“某些人总宣称，凡事皆有最终解决之道。他们似乎认为，除死亡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终极解决之道。然而从追求进步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不断求取某种平衡。”
与悖论共处既不舒服也不容易。有如在没有月光的暗夜行走于漆黑的丛林中，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完全失去方向感，浓浓密密的高矮树丛包围过来，无论朝哪个方向踏出，都可能碰到障碍物，每一种声响都被放大，危机四伏、草木皆兵，似乎止足不前要比移动脚步来得安全。
然而，等到黎明来临，前进的路径便更明朗了。夜里听来可怕的声响，如今发现不过是林间鸟唱、草底兔奔，夜里觉得逼人的树丛则自成蹊径，我们置身之处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第2章当代九大悖论Chapter TwoThe Paradoxes of Our Times
假如我们希望成功地应对今日生活中的种种剧烈变化，首先必须提到一个将这些变化加以组织的办法。否则，我们心中将充满无力感，并且对于超出我们控制乃至理解能力的事件觉得束手无策。
无论做什么事，第一步都应当在混乱中理出头绪。在我所任教的商学院里研修管理的学生，经常要面对厚达30页的企业或工业案例研究。我们给学生繁琐的案例研究，并不是图教学方便，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领悟到：面对大量数据、印象以及混淆不清的信号时，第一件该做的事乃是将这一切信息理出一个结构，就如医生必须懂得综合各种症状做出诊断，否则治疗工作无从展开。
针对当前人类社会混乱的处境，我归纳出九种悖论现象。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曾写道：“人生总在看似该失败之处成功，命运是个悖论，捉弄我们的同时也安慰我们。”“悖论”的另一特质，是允许相互对立的两件事同时并存，例如我们会发现对于自己的最爱，有时也怀有厌恶感，但爱与憎却能继续并存。我们无须解决悖论，只须加以管理。
这不是一张涵盖一切的清单，但若能管理以下九大悖论，若能使其变得有意义，若能将其中的突发转折与既存矛盾相结合，而塑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们会是未来的成功者。而这些悖论似乎都是伴着经济进步而出现的。一、智力之悖论
1992年1月，微软公司的市值首次超越通用汽车公司。《纽约时报》评论说，微软公司唯一的资产是员工的想象力。关于“人”这项资产在产业转型期的角色转换，几位财经管理界的大师都已洞察。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宣告“工业革命”已结束，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则在其著作和言论中引领人类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种说法也许言之过早，因为人的想象力是脆弱的，而微软公司显然也不应以此自满。但世界各地的机构与个人已逐渐体认到一项事实：他们最终最大的安全保障是头脑。即使情况最窘困的美国汽车制造业，也逐渐以脑力取代体力。在福特公司的亚特兰大工厂，生产每辆车仅需要17小时。聪明的工人配上聪明的机器，共同宣告大型组织当道的时代结束。
长久以来，许多公司老板宣称员工才是他们的真正资产，但心里真的这么想的不多，更没有人将人力资产登记于资产负债表上。然而，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德鲁克指出，传统的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即生产工具，如今实际已由劳方所掌握，因为那些工具在他们的脑子里、指尖上。马克思当年的梦想如今已经成真，只是实现的方式恐怕他做梦都没想到。
特定类型的智力，即获取应用知识与诀窍的能力，成为一种新财源。自称“智力之岛”的新加坡，就在其提出的计划中确认，传统上公认的财源与优势，如土地、原料、资本、科技，假如有必要，都可从境外购得。但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批懂得应用这些东西的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一样，都把生产活动移到较便宜的地方，但管理控制、设计、配销等需要较高“智力”的工作，仍保留在本地进行。新财源
其他国家的情况和新加坡没什么不同。智力是现代社会的新财源和新财产形式，而它的性质又不同于其他财产，这正是悖论之所在。举例来说，智力无法通过法院判决或行政命令而转移给他人，甚至也不可能当作遗产流传子孙，顶多只能指望儿女遗传到一部分好基因。当然，教育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教育已成为通往未来财富的关键之钥，但这把钥匙要花很长的时间打造，转动也很费时。更古怪的是，即使我让你分享我的智力与诀窍，我仍毫发未少。这种新型财产别人不可能拿得走。智力是种“附着性”特强的东西。
我们也不可能拥有他人的智力。德鲁克说得对，那些自认拥有事业的人，实际上已不再掌握生产工具。人才若决意带着智力出走，任谁也阻拦不了。股票投资人购买微软公司股权，是赌其员工仍将继续在微软的旗下贡献想象力，且想象力永不衰竭。否则对股票投资人而言，购置这类资产并不安全，因为智力也是种“流失性”强的财产。
更麻烦的是，智力非常难以衡量，这就是为何智力财产很少出现于资产负债表上。而且，智力财产不像其他财产，它非常难以课税，因而使一切财产税征收方式的效果都大打折扣。总而言之，智力财产不但具有高附着性、高流失性，还具有高复杂性。
所幸，虽然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而重新分配智力，但同样不可能有人阻止我们获取智力。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有其聪明的一面，或可能变得聪明，因而都有机会通往权力与财富。就如微软闯入IBM地盘的情形一样，其他小公司照样可闯入微软的地盘。在一个智力财产挂帅的竞争领域内，未必只有规模宏大、财力雄厚的公司方能争得一席之地。那是个低成本的市场，同时也是个开放的社会。学习型社会
令人遗憾的是，智力往往流向已经存在着智力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给予其子女良好教育，使他们有机会获取权势与财富。有了财势之后，再下一代的子女自然拥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由此看来，除非我们能将整个社会转型为一种“永续学习”的社会，其中每个成员都热衷于追求更高的智力，就如当前人人追求拥有自己的房子一般热切，否则智力这种新型财产极可能导致社会分化程度与日俱增。二、工作之悖论
我们都需要有事情做，活动也是天生自然之事。然而，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必须付出迫使某些人无事可做的代价。这颇令现代人感到不安。但当我们从另一个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时，悖论出现了：现代人为什么要因为无事可做而感到焦虑呢？闲散快意的日子是古圣先贤所梦寐以求的，是他们心目中的文明境界。马克•吐温曾发妙语：“假如工作真是件美妙之事，有钱人老早就争先恐后抢成一团了。”我要告诉马克•吐温先生，他们现在的确抢成一团，结果就是：有些人既有工作又有钱，可是没空闲；有人时间太多，却没工作又没钱。有闲的人把这项特权看成诅咒，因他们多半困于社会底层，而非居于顶层。我们似乎已把工作塑造成上帝，然后让它高高在上，令许多人难以亲近。
为什么工作变得如此重要？一部分的问题在于钱。我们的社会选择以工作为分配收入的方法，为了钱，我们甚至愿意从事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假如人人都有一份可以赚钱谋生的工作，事情就好办，工作是否无趣倒不重要。因此，企业希望付出最少的钱完成最多的工作，个人则通常希望拿最多的钱做最少的事。不过，在一个每样事物都要交易的竞争世界里，企业显然会占上风。
当前，企业面对要求高效率的挑战，其应对之道是以最快的速度，剔除生产力低的工作与人员。一般公司无意保留稍微过剩的人力与技术，以应不时之需。相反，他们把技术推出门外，有需要时再拉回来。赞同的人说这是“消除过剩人力”，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是“抛弃组织的弹性能力”。一些公司大量裁减全职工作者（以兼职人员代替），如此一来，凡是公司没利用到的时间，便无须承担其成本。
讽刺的是，这些没被用到的人员，如果想享有身为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生活权利与乐趣，还是要有点钱。为了照顾这些人，政府通常需要增加税收，公司因此必须缴纳更多税金，到头来等于还是由原公司负担离职员工的生计。最终，社会总产出未见提升，各企业的开支也未见减少，只是方式与以往不同。
理论上，那些冗员可以想办法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做些新的工作，既可打发时间又能维持收入。不幸的是，这批人通常是最没能力为自己创造新工作的一群，因为他们欠缺独立谋生所需的智力与意愿。他们早已被定型为“受雇者”，如今我们却期待他们变成“创业者”。
目前英国劳动人口当中，从事全职工作者仅占55%。这些年来，英国经济上有许多过剩产能，但都蕴藏于个人身上，而非在企业里。除非我们让这群“局外人”分享新型财产——智力，否则，他们的产能就无法发挥出来。除非我们真如此做，否则任何导致忙者更忙、闲者更闲的工作划分，都只会加剧社会分化。
工作不仅是一项以赚钱为目的的差事。除了有偿工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无偿活动。事实上，假如把工作的代价一律标为零，那么工作所涵盖的范围就会无限宽广。家庭主妇们一定会说：“我太清楚这个道理了！假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计算工资，会发现许多家务做起来根本不划算。假如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住在干净的房间里都要把合理的工资算入价格，我们会发现自己根本支付不起。”因此，假如人们想为了金钱以外的因素而工作，例如为了自尊或身份、贡献或参与，最好的办法是把更多工作标价为零。假如一个社会中有许多无标价的工作，人人就都有事做。有趣的是，社会上有标价的工作越多，有偿工作反而越没人做，因为如今有太多工作做起来不划算。凡是做起来划算的工作，一出现马上有人抢着做。基于效率的考虑，这类职位多半采用精兵主义，人少、事繁、酬劳高，而不会雇用大批低薪人员。也许我们应该只留下两种工作，其中一种标价昂贵，另一种标价为零，而不要再在两极之间胡乱标价。不过这却会带来生产力方面的悖论。三、生产力之悖论
所谓生产力提高，是指工作的质与量均逐渐提升，但工作人口逐渐减少。这对顾客和组织（无论公司还是政府机构）均有好处。从来没有人反对提高效率。一般而言，提高效率最终对所有的工作者都有利。那些留在组织里的人获得更理想、薪水更高的工作，离开的人则可以在其他成长中的组织里找到合意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会有一整批人移进新兴的行业。例如，200年前可能有一批农民开始在新出现的工厂里找到新工作，后来当工厂纷纷开始裁员及关闭之际，他们的子孙又转移阵地，改在办公室或店铺工作，或从事服务业。经济不断增长，新工作也一直出现。只要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不低于效率提升率与人口增长速率的总和，每个人应该总可在某处找到工作。DIY行业
然而，这回新崛起的行业却是“DIY行业”。一部分“DIY行业”可以提供薪水收入，也计算产值，例如越来越多个人工作者便是如此；另有一部分虽有收入，但未计入产值（如黑市经济）；还有一部分是纯破坏性的“DIY行业”，如贩毒、盗窃、暴力等。然而，有许多“DIY行业”既无薪酬又不计产值，也没有违法，例如照顾家中的老人和病人、自行东修西补、种自己吃的食物等。随着越来越多人被迫或主动离开公司，他们把过去花钱请人做的工作拿回来自己做，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极富意义。
照理，他们应该支持实施某种类似个人的“进口替代”的做法，不过，各国政府虽普遍赞同实施国家进口替代政策，却不希望个人或家庭依样画葫芦。然而，假如你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比钱多，自己能做的事为什么要花钱请人做？由于这一新兴的行业是隐形的，因此所投入的生产力似乎不会带来更多看得见的产出，也无法创造我们所期待的传统式工作机会。
政府及失业者请注意，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悖论。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新兴的成长性行业。无论喜不喜欢，我们当中会有越来越多人投身该行业。科技发达的结果，便是越来越多人有能力独自经营事业或提供服务。会有更多人跳出组织与正式经济体系外工作。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年逾55岁的英国人当中，尚从事支薪工作者只占33%。但可别立刻认定这是英国社会特色，因为同一项目，法国仅为27%，意大利更只有11%。其余的人也不尽是无所事事，只不过他们所做的一切未被计入产值，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把他们的工作视为工作。
从计量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向来是通过将不计价的工作转换为计价工作而显现经济增长。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计算工作的产值。讽刺的是，这么一来，尽管表面上经济获得增长，实际上完成的工作却反而减少。将工作标价的同时，我们也将“活动”转变成“职业”，因而创造了就业机会。可是，却也有一些工作变得价格高昂，超过顾客所能负担的范围，因而不再有人做。有许多活动更由于我们太久未接触，老早忘了该怎么自己做，最后因而消失。我们给工作标价，有可能毁掉工作，但过去由于我们从未计算该工作的产值，因而也不曾注意到这一严重问题。富裕社会的寓言
有位朋友过去一向亲手种植自己要吃的全部蔬菜，他以能免费吃菜，甚至连种子都不用买而感自豪。然而，从可见的个人经济增长指标来看，这种做法毫无建树，因为没买进或卖出任何东西。随着年岁增长、积蓄日丰，这位朋友评估发现，自己种菜是一种利用时间不当的做法。假如省下种菜时间，多做点本行的工作，转而到超市购买蔬菜，收入会更高。这样一来，可见的个人经济指标增长了一点。可是，现在这位朋友失业了，只能买得起最便宜的蔬菜。不幸的是，菜园已芜、农具已失，他已没有精力从头开始。如今他意志消沉、饥贫交加。这时候，可见的经济增长指标又倒退一格，家中可食用蔬菜总量减少，增多的是闲散与不满。我这位朋友给他的种菜工作标价，结果毁了这份工作。
这是则刻画富裕社会现状的寓言，当今一些富裕社会正通过标价，把越来越多这类工作带进正式经济体系。他们这种做法固然能促进专业分工与提升效率，但最后却使一部分新工作因标价过高而无法存在，也导致许多民众丧失技能，而创造出一群一旦失业即无所事事的人。这一切都是善意所引发的恶果，是进步的副作用，也是当前令人不安的悖论之一。四、时间之悖论
在这个波澜起伏的世界中，我们的时间似乎从来不够用，但现今我们所能利用的时间也空前地多。由于人类寿命逐渐延长，加上工作效率日增，完成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因此我们应该会有较多剩余时间。然而我们却把这项奇怪的商品变成竞争的武器，宁愿将节省下来的时间再投入工作，以加速完成任务。假如人类够聪明，也许应把时间的价格标签撕去，而让我们自己有发呆的时间。
我们曾经知道时间是什么。英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言简意赅地说明早期人们的时间观：那时候，男人花费于有偿工作的时间，决定他有多少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女人用于操持家务的时间，决定她有多少时间外出工作。那时，男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场所，女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做家务。当时所有的机构可说都只考虑男性的便利，附带的结果是导致作息时间相当固定。大家都知道某人某个时刻会在某处。
前面说的是过去的情形。现今英国朝九晚五的“正常”上班人士只占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按照这个比例，正常者已成少数，工作时间越来越不固定。公司也希望更有弹性。我们有必要重新思索时间本身及其相关字眼的含义。未来，我们将无法清楚划分全职工作与兼职工作；“退休”一词将成为纯粹的术语，意指具备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加班”将成为一种过时的概念，就如今天我们抛弃的“奴仆”概念一般。这些变化预料会带来新的形势。但在目前，对许多人而言，时间的拥有与利用相当不均衡，生活也出现失衡现象。一部分人时间太多，不知如何打发；另一些人则觉得时间不敷使用。
很多公司基于本身的利益而重新思索时间问题。它们似乎如今才恍然大悟，一周实际上有168小时，而非40小时。将资产摆着睡觉并非生财之道。因此，假如地球上半数的人都还清醒，假如顾客喜欢在晚上与周末购物，或假如有些员工偏喜欢在众人皆睡之际工作，为什么要让资产闲置128小时？如今大多数工厂都是一天24小时运转。金融机构有人轮值夜班，伦敦商家也一改旧习，每晚营业至9到10点，周日也照常营业。伦敦南部旺兹沃思一带的学校，已取消以前为了让学童回家协助收割而安排的漫长暑假，改成一年5学期，每学期8周。任何时间界线都是可以拆除的！
组织采取形形色色的方法重新安排时间。弹性工作制已实施好一阵子了。不过，假如顺应潮流，缩减每周工作总时数为35小时，所谓弹性工作可能意味着可选择每个工作日减少工作1小时，或周末下午不上班，或两周工作9天。此外还会出现其他弹性措施，诸如，育婴期间全职暂改兼职、退休前全职改兼职、两人共有一份工作、特定期间工作、周末工作、每周工作4天（或每两周工作8天每天10小时）、每年固定工作时数契约、无固定工作时数契约（当雇主有要求时必须腾得出时间）、育婴假、事业休假、公休假、时间银行制（跨年累积假期）、个人化工时契约（个人与老板逐周或逐月协议工作时间表）。浮士德式的时间交易
表面上，似乎每个人都具有足够的弹性，但果真如此吗？根据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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