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宏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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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与中亚：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试读：
前言
一 问题的提出民族传统可以分为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两部分，或者叫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它们是民族元素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这部专著研究的主要内容。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改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时，该研究所除研究民族语言、民族历史外，民族的传统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也是重要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除了本民族民众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特别在意以外，较少受到其他民族或者公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发展中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侵袭和弱化，有的甚至面临消亡危险。这种状况已经引起这些国家有识之士的担心，保存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为此做出不断努力，让人看到了希望。人类不愿意失去传统文化，正因为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人类社会文化生活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相比传统文化，不少民族传统社会形态在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受到了忽视。民族的传统社会形态或者说传统社会结构是在人们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相同生产类型的民族都有共同点，如游牧民族大都以部落为主要特征，农业民族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但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完整的传统社会形态体系。即使同一游牧民族，部落之间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也有细微差别。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传统社会形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保留完好的地区，民族传统社会形态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在经济发达以及城镇化比较高的地区，传统社会形态则不断弱化。在城市里，民族传统社会形态一般多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总体而言，随着社会进步和国家管理职能不断提升，面对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人们对传统社会组织的依赖程度在逐步降低。
传统社会组织，特别是游牧民族传统社会标志性特征——“部落”广泛进入普通大众视野之内，主要还是在“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进入阿富汗以及2011年在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以后，部落的概念和其扮演的角色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在西亚北非发生的动荡和混乱中，人们对部落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国和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近年来西亚北非动荡中，人们看到另外一种国家和部落之间、部落和部落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每一个政治强人都来自某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代表其利益，得到其大力支持，不论是在他处于执政时期还是在他失去政权之后。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人群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有时是以民族来划分的；而在一个民族内部，或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对人群的划分、对自己地位的判断和定位常常是依据部落或地区来划分。以致在出现激烈冲突和矛盾时，人们有时会感觉被卷入冲突和矛盾的部落成员对部落的认同要高于对民族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要高于对国家的认同。于是，在观察中东局势发展现状和趋势时，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我们对当地部落文化和部落传统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北非广大地区的众多民族中，有很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以畜牧业及游牧为主，部落仍然在传统社会形态和民众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游牧民族外，在这些地区还生活着一些农耕民族，他们的传统文化也极具特点。作为中亚问题的研究学者，虽然在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知识很欠缺，相关资料收集很不容易，但我们有责任将中亚民族传统社会形态与传统文化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也是我们开展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二 中亚民族传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就有密切的联系，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就是通过中亚把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通过中亚相互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中亚文明的繁荣和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中亚国家独立之初就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人民开始了友好交往的新阶段。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得到中亚国家积极响应。作为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中亚国家与中国将因丝绸之路经济带而共同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在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中国民众开始对中亚给予更多关注，人们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中亚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中亚民族传统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其国情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强“民心相通”的建议，更是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谈到中亚，人们都知道中亚是多民族地区，中亚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具体到中亚每一个国家有多少民族，目前还没有非常统一准确的数据。哈萨克斯坦1999年进行了独立以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其中人口数量在1万以上的民族有24个，人口数量在1万以下的民族有57个。根据2009年人口普查结果，哈萨克斯坦有125个民族。按照一般说法，乌兹别克斯坦有120个民族，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吉尔吉斯斯坦有90多个民族，土库曼斯坦民族数量不详。从中亚地区人口数量情况看，人口数量比较多的民族主要有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吉尔吉斯族、乌克兰族、鞑靼族、日耳曼族、卡拉卡尔帕克族等。虽然中亚民族数量众多，但传统世居民族主要还是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即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和土库曼族。卡拉卡尔帕克族虽然也算中亚传统世居民族，但人口数量较少，主要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根据198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当时全苏联卡拉卡尔帕克族共有42.4万人，其中在乌兹别克斯坦就有41.2万人。因为人口较少，而且缺少相关资料，所以其未被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以后如有机会，可在其他场合补足。正是由于中亚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并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现代民族。中亚各民族在形成本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都注重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博采众长，所以我们在观察不同民族传统文化时，有时会有似曾相识，但又各具特点的感觉。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民心相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亚民族与中国民族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在中亚民族形成过程中占主要角色的古代先民有一些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有的甚至建立过地方政权。后来他们发生分化，一部分西迁到中亚甚至更远的地方，一部分融入北方汉族之中。这一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说中国与中亚民族既是近邻也是远亲一点儿也不过分。
中国与中亚民族关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跨界民族的存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跨界民族，如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在中国称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另外，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在中国称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东干族（在中国为回族）、鞑靼族（在中国称塔塔尔族）在两边都有分布。土库曼族与中国撒拉族也有密切关系。这些民族或者主体在中亚，或者主体在中国，在另一方只有不同数量的人员分布。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发展，双方民众往来日益频繁，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民间交往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跨界民族的存在和历史上的联系为双方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对研究跨界民族传统社会形态、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三 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特点
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本民族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总体上讲，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有三大类型。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土库曼族属于一类，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其传统社会结构主要特征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部落。第二类是半农半牧业民族，以塔吉克民族为代表，其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是地缘性和血缘性两种组织结构并存。第三类是农耕民族，以乌兹别克族为代表。乌兹别克族历史上也曾是游牧民族，后来定居转为农耕民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社会结构也就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游牧社会结构转化为以地域为纽带的农业社会结构。
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非常完整，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血缘关系是这种社会形态最根本的连接纽带。虽然部落的存在已经有相当长历史，但现在的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框架主要形成于哈萨克汗国时期，包括汗国、玉兹、兀鲁思、阿尔斯、鲁乌、阿塔阿依马克和阿吾勒七个层级。后来，哈萨克汗国解体，但其余六级被保存下来。这种形态既保留了氏族部落制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又具有封建制的特征，是一种集生产和军事二者合一的封建宗法管理体制。
吉尔吉斯民族历史上就根据地域进行分布，分为两大群体，即山地吉尔吉斯人和平原吉尔吉斯人。山地吉尔吉斯人又有两个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群体，一个是右翼，一个是左翼。右翼部落群主要居住在吉南部山区，左翼部落群主要分布在吉西部和北部平原地区。此外，还有一些非吉尔吉斯族的或混杂的部落群，他们在来源上并非真正的吉尔吉斯人，但他们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所以认为自己也是吉尔吉斯人。
按照有关资料，土库曼民族有24个部落。其中西土库曼部落3个，东土库曼部落3个，北土库曼部落2个，11个独立部落，4个混血部落，1个信仰犹太教的奥夫拉特部落。特克部是土库曼斯坦最大的土库曼人部落。历史上土库曼人分为“内部”、“外部”和乔多尔。“内部”也叫内撒拉尔，它是土库曼人的核心部族；“外部”也叫外撒拉尔，是内撒拉尔势力影响范围内的其他突厥人；乔多尔部包括了乔多尔等4个部落。
从上述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三个游牧民族最基本的传统社会组织——部落情况看，一般大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传统生产和生活区域；二是有自己的名称、口号和标志；三是部落基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四是有部落议事会；五是部落首领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老担任或选举产生；六是部落内有长期形成的精神、规则和惯例，有各种权利和义务。
塔吉克民族是一个半农半牧，或者严格说是一个以农耕为主、兼有牧业的民族，正处于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阶段。这也就决定其传统社会结构是血缘与地缘两种社会组织结构并存。在微观层面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而在宏观层面则以地缘关系为主。血缘性组织如图蒲（家族）和阿弗洛德（氏族），地缘性组织如马哈拉和地域集团。
乌兹别克民族早在17世纪末就已完成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但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乌兹别克人居住区还有大量以氏族、部落命名的村落。除在乌兹别克族传统大家庭中还能看到类似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的阿吾勒特点外，其主要传统社会组织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让乌兹别克人极为自豪的马哈拉。
从中亚五个主要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传统社会组织特点看，游牧民族一般以血缘关系为主，而农耕民族一般以地缘关系为主。如果处于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过渡阶段，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传统社会组织和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传统社会组织同时并存。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每一个传统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名称、活动地域、议事机构，并有由德高望重的长老担任首领的传统以及长期形成的组织精神、规则及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等。这是一套完整、有效的社会管理和运行体系，是各民族祖先留给人类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家庭是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家庭也是最小的独立经济组织，同时还通过血缘纽带或地缘纽带与其他家庭建立密切关系，从而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组织。就中亚五个民族的家庭来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在传统上中亚各民族都崇尚大家庭，但农耕民族大家庭与游牧民族大家庭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农耕民族属于定居民族，可以盖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很多间房子，一家几代人都可以居住其中。乌兹别克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两代或三代人组成的大家庭占的比重相当大，有的大家庭成员多达四五十人。在现代社会，那些以游牧而著称的民族实际上也有一部分人较早就放弃了牧业转而从事农业，或进入城镇生活。他们中数代同堂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在牧区，牧民们过着游牧生活，居住在毡房里。牧民也希望家中的孩子越多越好，但因为毡房面积有限，通常只能居住父母及未婚子女这两代人。从形式上看，农业地区的乌兹别克族大家庭与牧区中哈萨克族的阿吾勒有相近之处。哈萨克族牧民儿子结婚后一般是在父母住的毡房旁边搭建新的毡房，以父母的毡房为中心，几个儿子围绕其搭建的新毡房组成了一个阿吾勒。这与农耕民族居住着几代人的大宅院有些类似。
第二，中亚民族家庭大都具有明显的父权制特征。父亲是家庭中最有威信的领导者和财富支配者，负责处理家庭事务和家庭分工。家庭成员关系遵从男尊女卑、长尊幼卑原则。
第三，在中亚传统民族家庭中普遍存在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观念，但现代家庭的子女数量有减少的趋势。从地域看，城镇地区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的比重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家庭规模普遍较大，联合家庭（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比重较高。
第四，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俄罗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中亚民族家庭组织形式和家庭成员关系发生一定变化。原来以父权制大家庭为主的家庭体系逐渐被小家庭取代。过去青年人在选择伴侣时由父母包办的较多，而现在青年人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参加工作使他们可以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婚姻自主情况增多，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父亲财产的依赖，使得他们有能力在结婚以后建立独立的小家庭。
第五，苏联时期以及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妇女地位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并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使家庭夫妻间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开始在相互尊重和友爱基础上建立夫妻关系。
第六，在谈到乌兹别克民族家庭时，作者认为与其他民族家庭相比其具有复杂和规模大的特点，而且具有明显的半独立性和半集体性。一方面，几乎每个家庭都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存在；另一方面，每个家庭并不完全独立，而是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团体中。其实，在游牧民族，家庭与氏族、部族和部落的关系也是如此。
除了共同点以外，各民族家庭还是有不少本民族的特征，如“还子”习俗过去在哈萨克传统家庭中较为盛行；根据资料介绍，塔吉克民族家族内部的通婚是被允许的；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游牧民族实行“外婚制”，对优生优育、避免近亲结婚、提高民族质量很有帮助。有资料特别指出，即使是现在，土库曼族家庭也较好地保留了过去的传统，受西方影响的西式家庭并不多见。
考察中亚民族传统社会形态特点，我们发现，传统社会组织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还有许多情况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如对部落的忠诚、部落内部的团结等。因为中亚各国基本国情不同，所以传统社会组织与现代社会关系在各国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虽然传统社会组织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一定竞争，但在中亚当代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以部落和区域性传统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组织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仍然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如何积极利用和加以引导。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社会组织马哈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对于部落，我们的看法是，苏联解体以后，部落在中亚地区社会中实际上一直在扮演稳定器和凝聚人心的角色。过去，我们在探讨中亚国家独立以后为什么在周边地区动荡不止的环境下依然能够长期总体上保持稳定时，谈到了中亚国家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也谈到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性，除有时会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外，很少有人注意到游牧民族部落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实际上，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在长期生活和生产中形成了优秀的部落传统、道德观念、集体意识和思想态度，正是这些优秀传统在维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抵御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冲击，维护着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以及对受到他们尊敬的领导人的支持。那些对中亚国家制度抱有怀疑、批判态度，甚至企图千方百计从外部去改变中亚国家体制的人显然对中亚国家的国情、民情和发展历史一无所知。四 中亚民族传统文化特点
本书主要探讨中亚主要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脉络。文化可以分为外来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传统和文化二者的集合。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当然需要学习和借鉴，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要，甚至应该放在第一的位置。笔者始终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传统文化消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存在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中亚国家独立以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都特别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把繁荣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传统文化包括的内容极其广泛，各种元素非常多，而且元素构成在各民族中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本书在下篇部分介绍了中亚民族的传统宗教与信仰、民间文学、民族语言文字使用、风俗习惯、传统衣食住行特点、传统文艺和体育、传统历法和传统医学等一般情况。当然由于是研究介绍国外民族传统文化，材料收集在不同国家难度也不同，有的内容在这个民族介绍了，而在其他民族却是空白，这种情况较常见，也很正常，但基本内容应该都涉及了。下面笔者就根据各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对中亚民族的了解，对中亚民族传统文化做一个简要概括。
在早期的中亚民族历史上有过自然崇拜，不少民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佛教、景教、祆教等。其中一些宗教直到近代在一些地区还有很大影响，在现代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中还有不少遗存，可以见到不少痕迹。现在中亚地区大部分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也有部分人信仰天主教、东正教、佛教等。中亚从古至今都是多种文化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地区。中亚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和各种宗教在该地区传播有密切关系，宗教传入及其发展对中亚各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宗教习惯、宗教用语和宗教文化深深融入各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
在民间文学方面，中亚民族是一座巨大宝库。口头传承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每个民族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传世作品，而且种类繁多。在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中，这些作品主要是依靠阿肯世代相传。其中，史诗和长篇叙事诗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长篇史诗《玛纳斯》就是吉尔吉斯民族民间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它内容古朴、结构完整、气势恢宏、语言优美，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能够背诵《玛纳斯》的民间艺人被称为“玛纳斯奇”。近年来，中亚国家政府，还有中国新疆，为了保护这些民族文化精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记录、研究和出版，使这些不朽之作得以永久流传。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如哈萨克族的阿拜·库南巴耶夫、乌兹别克族的阿里舍尔·纳沃伊、吉尔吉斯族的莫尔多·尼亚兹、塔吉克族的阿卜杜拉·鲁达基、土库曼族的马赫图库里等。他们的作品堪称是本民族的百科全书。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中亚民族在历史形成和发展中过于复杂的关系，有不少历史人物被不止一个民族列为本民族历史著名人物加以宣传，这增加了研究中亚民族传统文化的难度。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非常显著的特征。笔者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长期从事中国新疆和中亚国家一些民族语言的研究，对这些语言有深厚感情。在中亚五个主要民族中，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塔吉克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在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划分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一种分类，是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种，甚至严格地讲这只是得到部分语言例证支撑的一种学术假设。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在来源的关系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历史学家证实，“突厥”这个名称出现于公元6世纪以后。据汉文史料记载，突厥最初只是丁零部落联盟中人数不多的成员。东汉后期，社会动荡，丁零瓦解，突厥人转入金山游牧，并在那里发展、壮大。公元6世纪中期，突厥人联合当时的鲜卑人，合并了铁勒诸部，消灭了柔然，建立起突厥汗国。之后，又有很多民族融入其中。这时的突厥汗国早已超出“突厥人”范畴，包容了众多的非突厥部族、部落和民族。6世纪末，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后来，东突厥与隋朝关系加强，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8世纪中期，随着西突厥汗国灭亡，“突厥”也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历史比较语言学出现以后，一些学者把一批语言结构和特点有较多相同之处的语言归属到一个语群中，称作“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当时并没有就此认定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在来源上就一定有密切关系。学者们对这些语言中相同点是怎么来的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一种古老语言一步步分化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不同民族长期接触融合形成的。虽然笔者在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历史时也赞同过分化的说法，但从突厥汗国发展历史看，“融合说”可能有更多的事实基础。
突厥语族语言属于黏着语类型，其语序一个明显特征是“主语-宾语-谓语”。历史上中亚民族曾使用过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苏联初期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转用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中亚国家独立以后，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个民族再次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哈萨克民族也在进行将文字拉丁化的准备工作。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他民族对这个民族最直观的感受。中亚各民族风俗习惯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中亚民族都特别注重传统礼节，见面、做客、参加聚会、告别都有一套完整的礼节；参加婚礼、葬礼等各种仪式都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要求和约束；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不少禁忌需要特别注意。这些习俗很难通过书本知识一下掌握，只能在日常交往中慢慢体会。
衣食住行体现出来的特色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项，也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一个民族衣食住行特点的形成和这个民族长期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游牧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可能要多一些，农耕民族之间也是如此。游牧民族生产方式主要是游牧，逐水草而居。生活来源甚至是生产工具大都和牲畜有关，如用牲畜皮毛做衣服，肉奶是主要食物，用羊毛制成的毡子来搭建毡房，马和骆驼是主要交通工具，等等。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的地毯都远近闻名，甚至形成了独特的阿哈尔捷金马文化和地毯文化。地毯和各种编织物的图案也都各具民族特色，各种牲畜及其犄角等都能被非常生动地展现出来。游牧民族语言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就是畜牧业词语极其发达，光马的种类就有几十种，每种都有专门的名词来表示，对牲畜毛色的区分也特别细化。
提到衣食住行，不能不提中亚民族的特色饮食。到了中亚，打算享享口福的人们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被称作“沙什勒克”的烤肉，其实就是新疆的烤羊肉串。这种食物在各民族都有，只不过都有所改良，吃法上有所区别。馕也是在中亚常见的面食，不同形状，加上芝麻、瓜子仁等辅料，从馕坑中刚取出时松软可口，香气扑鼻。此外，还有抓饭、拉面等，也是在各地都能见到，主要原料和做法大致相同，在辅料上各地又有区别。有一些游牧民族的特色食品在农业地区很难见到，如哈萨克族的马奶子、酸奶、奶疙瘩、马肠等。虽然在工业化和市场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也能在市场上见到这些食品，但感觉上与在牧民家品尝刚做出来的食物相比还是相去甚远。乌兹别克族美食同样远近闻名，丰富多彩。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官员来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介绍乌兹别克斯坦传统文化，特意带来了乌兹别克民族的传统美食抓饭，其以味美、色佳、营养丰富给见多识广的研究所科研人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民间艺术和传统体育运动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吸引人的项目之一。民间艺术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民间美术、民间歌曲、民间游戏与民间体育，等等。中亚民族都以能歌善舞而著称，很多经典的民族舞蹈动作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如剪羊毛、挤奶、放牧、骑马等。“木卡姆”是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有的艺术遗产，但在各民族中形成了各自特色，在中亚主要流行于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等民族。“木卡姆”一般由器乐和声乐两部分组成，是在民族乐器伴奏下的一种演唱形式。在汉文著作中，塔吉克民族的木卡姆被称作“莎什木卡姆”或“夏希木卡姆”，而乌兹别克族的木卡姆被称为“莎什玛卡姆”。有观点认为“莎什”一词与英语中的数字six（六）有关，“莎什玛卡姆”意思是“六种音乐套曲”。
乌兹别克民族舞蹈有不同寻常的表现形式，手的舞动复杂而富有表现力，表演者的表情也非常丰富。乌兹别克民族舞蹈也有地域上的不同流派，费尔干纳舞蹈柔软、协调、富有感染力，舞步轻盈，原地旋转；布哈拉舞蹈动作干脆，服装华丽，舞步具有霍列兹姆舞蹈风格。电视上，乌兹别克斯坦舞蹈演出阵容庞大、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动作整齐划一、队形变化多样，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现场观看，在视觉上会有更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在哈萨克民族传统演出中阿肯及其对唱是不可或缺的保留节目，或者是一个人手持冬不拉弹唱，或者是二人对唱，歌词都是即兴演唱，显示出演唱者高超的技艺、丰富的学识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在中国新疆哈萨克草原，每年夏天在夏牧场都要举行阿肯弹唱会。每到这时，牧民们如同过节一般，大人小孩一起出动，很多人跋山涉水骑马而来。大家围坐在阿肯周围专心听看，不时对阿肯的精彩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弹唱会期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活动，如赛马、姑娘追、叼羊、摔跤等。这些文化活动可以对哈萨克牧民，特别是青年人思想观念、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文化演出时，传统民族乐器是必不可少的。每个民族都有民众喜爱的传统乐器。冬不拉是哈萨克民族最流行的弹拨乐器，也是我们去哈萨克草原时最常见到的乐器，几乎每个人都会弹奏几曲。每一场在毡房里或在河岸边举行的聚会及庆祝活动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那简单、流畅、高低起伏、变化无穷的曲调，时而像高山流水奔流而来，时而又像平静的流水缓缓流向远方。还有一种据称是哈萨克民族最古老的乐器库布孜，属于弓拉弦鸣乐器，其琴身为木制，由琴线、轴和弓子三部分组成。用其拉奏出的曲调优美、悠扬、流畅、节奏鲜明，充满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
中亚国家各民族传统文化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这是我们研究中亚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最直接的感受。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人员往来流动增加，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大量渗透进来，使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不少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面临消失的危险。可喜的是，中亚各国政府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纷纷投入大量资金，采取各种措施，对本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保护，使其发扬光大。中亚民族传统文化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至2014年6月25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结束，中亚国家中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共有14项，其中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些受到国际保护的项目只涉及中亚传统文化的极少部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民族传统文化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喜爱。五 结束语
以上是对中亚民族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一点粗浅的认识、看法和感受。需要说明的是，在完成此书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参考了大量中外文文献，其中绝大多数的名称已经列入本书最后的参考书目中了，个别可能会有遗漏。它们对我们顺利完成课题起了巨大作用。在这里，我以及课题组全体成员对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本书篇幅看起来也不算小，洋洋数十万字，但对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这一厚重而令人敬畏的命题来说，还是显得那么单薄。要知道这是一个涉及很多专业的领域，而且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异常困难，所以现在笔者只能说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任务，但完成得怎样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我很高兴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有一帮外语好、精力充沛、虚心好学、勇于钻研的志同道合者。我们课题组除了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学过哈萨克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过突厥语族语言研究，对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一些民族传统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略有了解外，其余人员过去对此类问题基本没有接触过。成果中的错误和瑕疵肯定不少，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够深入，不够专业，也很不到位。我们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笔者要强调的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肯定不是短时和一次性的，而是会长期关注下去。最后笔者还想说，虽然我们的研究成果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笔者还是决定把它们出版出来，一方面是抛砖引玉，另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研究，让中国的读者了解中亚主要民族传统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点，这就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了。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包容和理解。上篇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第一章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第一节 哈萨克民族的族源和族名一 族源
关于哈萨克民族的族源和民族形成问题，目前学术界暂无定论。从人种上看，哈萨克族是由部分欧罗巴人种中的地中海类型、印欧类型等（约40％）和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约50％）构成，属于混血人种。
以贾合甫·米尔扎汗、何星亮、续西发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哈萨克族是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不断分化并逐步融合而成，其中主要有塞种、乌孙、匈奴、康里、可萨、突厥、葛逻禄、阿兰、钦察、克烈、杜拉特、札剌亦儿等。上述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
近年来，也有新的学术观点不断出现。新疆社会科学院钱伯泉研究员在《新疆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是奄蔡、曷萨和突厥可萨等由东方先后西迁的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次要族源为13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西迁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人。”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指出：“哈萨克族是以古代突厥克普恰克部为核心，融合吸收了原居住在哈萨克地区的古代塞种人、乌孙人、康居人和西突厥诸部，13世纪后（金帐汗国时代）又融合了一部分蒙古部落而发展形成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人们发展为稳定的共同体，形成民族。因此，应当指出的是，在哈萨克民族族源的问题上，塞种、乌孙、匈奴、康里、可萨、突厥、钦察、札剌亦儿等古代部落确实融入了哈萨克族，但可能仅仅是部落的一部分融入，而不是整个部落一起并入。以乃曼部落为例，现代民族学发现，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以及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中都有这一部落，这表明古代的乃曼部落因战争迁移等各类因素，分化成若干部分，分别融入这些民族中，哈萨克民族中的乃曼部落只是古代乃曼部落的一个分支。（一）塞种
在波斯和古希腊的史料记载上，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时，塞种人就已经出现在当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土地上，并已经形成部落联盟，以游牧为生。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芬将这些人称为“亚洲的伊斯科甫”。他们善于骑射，工于制造有动物纹样的青铜器。在人种上，塞种人属于深目高鼻的高加索人种，语言属于伊兰语系。
近现代哈萨克族中的克普恰克和阿尔根部落中都有支尔塞克、波尔塞克、别斯塞克、卡尔塞克等氏族部落。在这些名称中，均有“塞克（sak）”一词，与古代汉文史籍中“塞种”一词相符合。
由此可以判断，塞种构成了现代哈萨克族最早的族源，波尔塞克、别斯塞克、卡尔塞克等氏族部落很有可能为古代塞种人的后裔。（二）乌孙
乌孙一直以来都被学术界认为是哈萨克民族的主要先民之一。直至今日，乌孙的名称仍然在哈萨克民族中存在。乌孙部落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大玉兹部落联盟的主体。当哈萨克人提起大玉兹时，一般以乌孙作为代表。从语言上看，乌孙部落使用的语言与现代哈萨克语十分相近。这都表明了古代部分乌孙人融入了哈萨克民族。
根据我国历史记载，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乌孙是西域人口最多的部落，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及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之间。乌孙的统治者被称为“昆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乌孙建立联盟，共同抵御匈奴。并应乌孙昆弥要求，与乌孙进行政治通婚。乌孙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活动了多个世纪。自公元前2世纪起，乌孙人便繁衍生息于伊犁河谷以及七河流域，融合了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塞种人和大月氏人，成为哈萨克民族的先民。
但对此，新疆社科院钱伯泉研究员则认为，哈萨克族源中的“乌孙”并不是上文所述的两汉时期的乌孙人，“两汉的乌孙人在东晋时期柔然汗国强盛时，被柔然人击败，南迁至帕米尔高原及其南方的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成为该地大小诸国的统治者了”。而对于哈萨克民族族源中的乌孙部落，钱伯泉研究员则认为：“‘玉逊部落’是最早在辽朝末年游牧于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部落），契丹人和宋人虽然译之为‘乌孙’，但其原音当为Usin或husin，它是中世纪形成的一个蒙古部落，13世纪前期才有一部分人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西征而留居蒙古高原，它是操标准蒙古语的蒙古人，绝不能将其等同于两汉的乌孙。”（三）匈奴
在哈萨克民族成分中，有不少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是古代北方最早建立国家的游牧部族之一。匈奴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其生活区域极为广泛，东起辽东平原西部，西至天山，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阴山山脉。在冒顿执掌政权之后（公元前209年），匈奴逐渐强盛，征服了周边30多个国家。今日哈萨克民族所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后，部分匈奴向西迁徙至欧洲匈牙利等地。在西迁过程中，不少匈奴人滞留在中亚以及哈萨克大草原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后裔在西域建立起悦般国。有人认为，哈萨克民族大玉兹中的阿勒班部落就是古代悦般的后裔。
哈萨克族学者贾合甫·米尔扎汗认为，如今哈萨克中玉兹的主体——阿尔根部落与古代匈奴有直接联系，甚至认为“阿尔根”一词为“远方或北方的匈奴”之意。学者何星亮曾通过考证“匈奴”的族称为古代突厥语“Kun”一词，来证明阿尔根部落很有可能为匈奴的直系后裔。俄国研究人员曾指出：在后来哈萨克中玉兹的阿尔根部落，被称作匈奴，乃曼、弘吉剌部落是它的组成部分。
在古籍中，匈奴人使用的词语也大多可以在现代哈萨克语中找到对应的词语。从出土的毡制品以及刺绣画上看，匈奴的制品与哈萨克族的制品极为相似。在生活习惯上，根据《北史·西域传·悦般》记载，匈奴后裔日常生活习俗与哈萨克民族也十分相似。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判断，匈奴为哈萨克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同时也是中玉兹主体阿尔根部落的先民。匈奴人在公元5～6世纪从历史上消失，但是其后裔并没有消失，部分融入了哈萨克族，成为哈萨克族的先民。（四）康里（也称康居）
康居是乌孙同时代的部落国家，位于乌孙国西北部，其具体位置大约在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锡尔河流域。早在公元前3世纪，康居便出现在各类史籍中。根据汉文古籍记载，历史上康居人口众多，大约有12万户，人口为60万～63万。
在汉朝桓帝时，康居汗王将儿子送往汉朝，汉朝也向康居派遣使臣。张骞曾于公元前2世纪出使西域，并记载康居在当时非常强盛。根据阿比勒哈孜的《突厥史诗》记载，康居由5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都由汗王信得过的人执政。隋唐时期，部分康居人南迁至现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建立政权，汉文史籍称为“康国”，这部分人后来融入乌兹别克族之中，但也有部分人留在哈萨克草原，融入哈萨克族之中。
清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都认为，今日哈萨克是古代康居国的延续。祈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著作都认为，哈萨克人为古康居人的后裔。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康里部落，为史籍中“康居”部落的对音。且根据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考证，康居所用的语言，也为突厥语族的一种语言。
直至今日，“康里”一词仍是哈萨克大玉兹中一个重要部落的名称，这也表明这个部落是当时康居人的后裔。（五）突厥
公元2～4世纪，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东晋时期，柔然部落开始强盛。在公元6世纪30年代，柔然王国已经接近覆灭，在其统治下的突厥部落变得强大起来。突厥的祖先与匈奴有亲属关系。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击败柔然王阿那瓌，在草原上建立突厥王朝，并随后击败燕哒、契丹等部落，成为一个强大王朝。至公元6世纪80年代，突厥王朝分裂为东、西突厥两个汗国。7世纪中叶，西突厥汗国并入唐朝。
仅存一个世纪的突厥王朝，由于发明和使用了突厥文字，影响深远，被认为与现代操突厥语民族有紧密联系。该王朝覆灭后，部分突厥人向西南方向迁徙，到达今日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因此，突厥人也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的族源之一。（六）葛逻禄
葛逻禄最初为居住在阿尔泰山西北部以及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游牧部落，臣服于西突厥汗国。后曾协助苏定方消灭西突厥汗国，并部分迁移至南方。在公元8世纪中叶，葛逻禄部落联盟开始强盛起来，统领原西突厥汗国的疆域。在葛逻禄时代，哈萨克草原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牧业、农业、手工业等出现了繁荣，人口快速增加，各地商队来往频繁，促进了经贸发展。
葛逻禄王朝统治的疆域被后人称为“哈萨克的故乡”。该王朝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哈萨克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聚合，也是哈萨克形成一个有影响的民族的第一步。（七）阿兰
学术界一般认为，哈萨克小玉兹部落联盟的主体是阿里钦部落，而阿里钦部落的先人为中国史籍中记载的“阿兰”。阿兰，又名奄蔡或阿兰聊，是一个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族。在汉朝时期，阿兰成为中亚地区一个重要国家。（八）札剌亦儿
在辽金时代，札剌亦儿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据波斯《史集》记载，札剌亦儿部人数众多，分布甚广。随后札剌亦儿部臣服成吉思汗。在随成吉思汗出征中亚和波斯地区的部队中有不少来自札剌亦儿部落的将士。战后，这些札剌亦儿部的将士驻扎在中亚，并生育后代，成为哈萨克民族的族源之一。（九）可萨
可萨为公元6世纪后突厥汗国的一个部族，7世纪初曾建立可萨汗国。可萨又称作“曷萨”“阿萨”。一般认为，“可萨”、“曷萨”和“阿萨”等在语音学上最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哈萨克”一词。
在西方的史料中，可萨被写为“Khazars”，意为东方的铁勒部落。可萨人以牧业为主，牧放的主要牲畜为牛和羊。关于可萨国的历史，史籍记载较少。（十）钦察
钦察是哈萨克民族中古老的部落之一。有学者认为，钦察在汉代便已存在，是一个与乌孙、康居一样古老的部落。13世纪初开始，钦察部落变得强盛。据称，在当时从额尔齐斯河至伏尔加河、从咸海到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其游牧地，因而这一广阔的地区被称为“钦察草原”。
随着钦察部落的衰落，其大部分成员融入哈萨克民族中，钦察至今仍然是中玉兹的一个重要部落，现今一般译作“克普恰克”。也有其他部分成员融入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中。
根据语言学家的考证，当时钦察草原各部皆以钦察语为通用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文字语言。现代哈萨克语就是在古代钦察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其他可能成为哈萨克民族族源的还包括牙格马、契丹、克烈等，在此不再专门展开阐述。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民族，哈萨克民族的各个部落在数百乃至上千年之前，便在哈萨克大草原上共同生活和劳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通过长期不断的交往以及世世代代共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达成了统一，从而逐步形成了哈萨克民族。二 族名
关于族名“哈萨克”一词含义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各类观点不下20余种，至今对族名含义的讨论也未能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对“哈萨克”这个词来源及含义的解读尚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在此，笔者罗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一）语言词义学说
1．蒙古语（1）根据《哈萨克族简史》第2章第2节《哈萨克族名称的含义》，“哈萨克”一词来源于蒙古语中“哈萨赫铁尔根（kasa-tergen）”一词，为“帐篷车”之意。因此，“哈萨克”一词的含义可能与帐篷车有直接关联。（2）有历史学家认为，“哈萨克”一词来源于蒙古语“哈伊萨克”一词，表示保卫国家的勇士。
2．阿拉伯语
一些伊斯兰学者将“哈萨克”一词解释为“哈吉”与“阿克”（Kaze-ak）两个词语的组合，为阿拉伯语中伊斯兰宗教法官之意，因此“哈萨克”一词被解释为“真正的裁判者”。
3．哈萨克语
有观点认为，“哈萨克”为哈萨克民族的自称，意味“勇敢的自由人”“自由自在的人”等，这种观点得到耿世民教授的支持。
4．突厥语（1）法国学者哈密顿分析，“哈萨克（qazar）”一词为突厥语动词qaz（挖掘、刮擦之意）的过去分词形式，意为“后退的烈马用脚踢地”，在族名中指“爱踢蹬的民族”“暴烈和毫无节制的部族”。（2）有历史学家将“哈萨克”一词，根据哈萨克族的民族特性，解释为古突厥语中的含义，意为“不服从汗王”“不服从苏丹”之意。（3）国内有学者将突厥语“kazar”解释为“镔铁”，指铁中色泽和质地极美好者，从而引申为“坚强高贵的人”等含义。
5．回鹘语
回鹘人将黑海一带的突厥可萨人称为“克普恰克”，意为聪明能干之意。（二）民族学说（1）有学者认为哈萨克一词为“哈斯（kas）”和“塞克（sak）”两个词组合而成，“哈斯”意为“真正的”，“哈萨克”意为“真正的塞种人”。（2）有观点认为，“哈萨克”是两个部落名称的组合，即“卡斯比”和“萨迦”部落的合称。（3）中亚史名著《拉什德史》的作者穆罕默德·海塔尔认为，在阿布尔海里汗王死后，乌孜别克开始分化瓦解，大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投奔到克拉依、加尼别克那里去避难。……这些避难者，加上从其他部落分裂出来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财产和牲畜，因此被称为“哈萨克”（意为“避难者”或者“脱离者”）。（三）神话说
传说中，在一位古代哈萨克勇士生命垂危之际，天降一只白色天鹅，挽救了勇士性命。后来，天鹅脱下鹅毛皮，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与勇士结为夫妻，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哈萨克”。在哈萨克语中，“kaz”意为“天鹅”，“ak”意为“白”。两词组合成“Kazak”，意为“白天鹅”。据载，“哈萨克”这一名称最初只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名称，到15世纪时成为整个民族的名称。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人口与民族概况一 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一）人口数量
在历史上，哈萨克民族历经征服与兼并，民族多次大规模迁徙，从而构成了极其复杂而独特的人口结构。20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数量经历了快速增长，而后又快速减少，现正处在缓慢增加的过程。具体来看，在苏联时期（1936～1991年），哈萨克斯坦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人口数量大幅增加。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获得独立之后，受移民等因素影响，人口总量开始减少。2002年之后，哈萨克斯坦人口重新恢复了增长（参见图1-1）。图1-1 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1950～2008年）
资料来源：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局资料自制。
在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后，哈萨克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出现快速增长。在1939～1989年的50年之中，哈萨克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了1.7倍（参见图1-2）。在这50年中，以1939～1959年的增长速度最快，随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据统计，1939年，哈萨克共和国的总人口为608.1万，至1959年，已经达到929.5万，增长了52.9％，年均增长4.33％。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推行鼓励生育政策以及居民生活、卫生水平快速提高有直接关联。1959～1970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开始减慢，年均增长率为3.1％；1970～1979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下滑到1.36％，1979～1989年为1.19％，1989～1993年仅为0.67％（参见图1-2）。图1-2 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局资料自制。
苏联解体之后的10余年内，哈萨克斯坦进入转轨阶段，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居民生活水平快速下滑，直接导致哈萨克斯坦人口生育率降低。同时，由于哈北方地区大量俄罗斯族等斯拉夫民族居民离开哈萨克斯坦返回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根据统计，1989年哈萨克斯坦全国总人口为16464464人，而10年之后，1999年全国总人口下降至14953126人，减少了约10％。哈国内俄罗斯族人口减少幅度更大，1989年哈萨克斯坦国内俄罗斯族人口为6227549人，占总人口的41％，而到了1999年，俄罗斯族人口仅为4479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9.8％，下降了12个百分点。
2002年之后，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经济逐渐恢复高速增长，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出现了新的增长态势。2000年，哈萨克斯坦全国人口为1490万，到了2012年10月，哈人口总量为1690万，在接近11年内，全国人口增加了近200万（参见图1-3）。图1-3 2000～2012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国家分析中心，http://www.nac.gov.kz/en/news/analytics/252/。（二）哈萨克斯坦人口年龄与性别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是指各个年龄组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最为基础的人口结构，也是社会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统计，2009年，哈萨克斯坦国内14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为21.8％，15～64岁人口的比例为70.2％，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1％。
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口老龄化将会是哈萨克斯坦未来的一道社会难题。根据联合国相关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根据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哈萨克斯坦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7.1％，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从地区分布上看，哈北部的北哈萨克斯坦州、库斯塔奈州、巴甫洛达尔州、阿克莫拉州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北哈萨克斯坦州，每千人中65岁以上老人为156人，库斯塔奈州为144人；而在“年轻”的南部省份曼格斯套州，每千人中65岁以上老人仅为52人。从数据上可以分析出，人口正在逐渐“变老”的，主要是居住在北方的俄罗斯族人、乌克兰族人等，而哈萨克族人因有较高的生育率和出生率，低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仍属于“年轻”的民族。
从出生年份来看，哈萨克斯坦自1950年以来，共出现了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961年左右，第二次出现在独立前的1987年，目前正在出现第三次生育高峰。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与历年生育水平基本保持一致，0～5岁、25～30岁人口比重明显要高于其他年龄段人口（参见图1-4、图1-5）。图1-4 1950～2010年哈萨克斯坦生育水平一览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图1-5 哈萨克斯坦社会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2009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
人口性别比例是社会总人口中男女两个性别群体之间的比例。哈萨克斯坦的男女性别比例相对平衡，女性人口数量略多于男性。200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表明，女性人口比例为50.8％，男性为49.2％。在出生性别比例上，男性比例稍高；但统计表明，在20岁以上年龄组中，女性人数要超过男性，特别是70岁以上年龄组中，女性人口几乎是男性的两倍（男女比例为511∶1000）。二 哈萨克斯坦人口社会结构（一）现代哈萨克斯坦民族结构
根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的结果，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共生活着125个民族。其中人口比重超过1％的民族有7个，为哈萨克族、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乌克兰族、维吾尔族、鞑靼族以及日耳曼族，其他民族人口占4.4％。
哈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为哈萨克族，人口数量为1009.86万，占总人口的63.1％，较1999年人口普查时增长了26％，其人口比重增长了10个百分点。第二大民族为俄罗斯族，人口数量为379万，占人口总数的23.7％，与1999年相比，人口比重下降了6.2个百分点。其他各个民族的比重变化不大。（二）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化结构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民族众多、语言种类极为丰富的国家，在这里使用着120余种语言。哈萨克斯坦的多民族特征决定了其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哈萨克斯坦主要语言种类为哈语、俄语等。最新的人口统计表明，在哈国内，93.5％的居民选择本民族语言为母语，6.5％的居民以其他民族的语言为母语。哈萨克族、俄罗斯族以及乌兹别克族居民将本民族语言作为母语的比例分别高达98.9％、98.8％、95.4％；仅有15.8％的乌克兰族居民选择乌克兰语为母语，13％的白俄罗斯族居民选择白俄罗斯语为母语。
时至今日，哈语被哈萨克斯坦官方确定为国语已经有20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颁布也有10余年，哈官方一直致力于推广哈萨克语的使用，采用法律手段来确保哈萨克语的主体地位。从统计结果来看，至2009年，哈国内有74％的民众能够使用哈萨克语，其中能够良好阅读哈语的民众比例为64.8％。哈萨克族人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最高，其次是乌兹别克人，掌握哈语的比例为95.5％；再次是维吾尔族，这一比例为93.7％；而斯拉夫以及日耳曼等民族民众对哈语的认同程度则相对要低，俄罗斯族人中仅有25.3％的人能够听懂哈语，日耳曼族人中哈语掌握率为24.7％，乌克兰族的掌握率为21.5％。
俄语在苏联时期曾经是哈萨克斯坦境内最重要的，也是官方指定的“族际交流语言”。目前，俄语仍然被广泛使用。据统计，94.5％的哈萨克斯坦成年人能够听懂俄语，88.2％的成年人能够使用俄语进行阅读。
相对于1999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发现，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官方在推广哈萨克语上的成果较为显著。掌握哈萨克语的民众比例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斯拉夫民族群体中哈语普及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全国范围内，哈萨克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三）哈萨克斯坦宗教结构
由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历史因素，哈萨克斯坦国内存有多种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等，其中以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为主。
伊斯兰教是哈萨克斯坦国内最大的宗教，其信众人数有1123万，占人口总数的70.18％。生活在哈境内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阿塞拜疆族、维吾尔族等20多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哈萨克族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比例高达98.3％，乌兹别克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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