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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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仁心：严仁英传试读：
引子
1998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小礼堂，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簇拥在一大丛鲜花中的严仁英半身铜像被徐徐揭开红纱，一个慈祥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立刻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卫生部妇幼卫生司举办的“为严仁英教授贺奖暨铜像揭纱典礼”。这一年，为表彰严仁英对中国妇幼保健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卫生部妇幼卫生司特为严仁英铸造了铜像，并在严仁英85岁寿辰的这一天举办了揭纱典礼。
鲜花丛中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一只手微微托腮，神态淡定，目光慈祥，那里有一代中国妇幼保健专家对妇女儿童献出的爱，有85岁的严仁英走过的医学之路……
自1949年结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毅然返回祖国后，严仁英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
为改变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严仁英不畏艰苦，多次亲临最基层的偏远山村，开展医疗服务，培训医务人员。
为提高我国人口出生素质，严仁英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北京医科大学成立了计划生育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初，为把国外“围产保健”的先进理念引入中国，花甲之年的严仁英放弃了最有前途的“临床”转而从事最被人看不起的“保健”。
她第一个在中国扛起“围产保健”大旗，进行围产保健试点研究，大力推广，为降低我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严仁英的努力下，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日益发展，中国妇幼保健医生队伍迅速壮大，中国妇幼保健医学事业硕果累累。为中国妇女儿童奉献无私爱心的严仁英更成为一位杰出的妇幼保健专家、人们心目中永远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第一章 童年的教育诗篇
1.严家的四妹
1913年11月26日，中国北方早已迎来了冬天的严寒。天津城西北角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里，严氏女学的学生们正在一片新式“西学”教育环境的笼罩下，认真倾听老师的讲课。刚刚走出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地虽然仍是风云四起、社会动荡，却阻挡不住西方文化教育的传入。
严氏女学的前身就是曾被《大公报》誉为“女学振兴之起点”的中国早期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的民间办学典范之一的严氏女塾。自从1902年严氏家族的家长严修先生在严家大院创办严氏女塾以来，十余年的时间里，严家私宅里的严氏女塾已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严氏女学。
与严氏女学同处严家大宅院的，是严氏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严家是个大家族，严修先生的夫人一共生育了11个子女，其中4个儿子长大成家后，全都居住在严家大宅院中4个独立的小四合院中。
初冬的天津已是一片寒冷，严氏女学的琅琅读书声一阵阵传出严家大院，更为天津西北城角宁静的严翰林胡同带来一股幽深的神秘。
伴随着冬天的严寒，伴随着严氏女学的读书声，严氏家族深深的宅院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严家孙辈的第18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婴儿不仅哭声清澈响亮，而且健康美丽。而在这个人丁兴旺、几十口人共同生活的严家大院里，孙辈第18个孩子的降生，实在已是严氏家族添丁进口的寻常事。因而严家大院迎接新生命的，仍然是整个庭院里如往常一样的宁静、祥和。
女婴的母亲，也是严家的长媳郑瑞壹则更是“荣辱不惊”，因为这已是她的第6个孩子，她的做外交官的丈夫此时亦不在身边。而且她的第3个儿子刚刚得了一种很可怕的疾病“肺结核”。这让母亲郑瑞壹不仅为她患病的儿子担忧，更要拿出大部精力悉心照料，这些都在无形中让诸事繁多的母亲对她刚刚出生的女儿少了许多关注。
因此，虽然出生在一个优裕的大家庭，这个成为母亲第6个孩子的女孩，却从不娇生惯养，在崇尚新式教育家庭的环境中，天性聪慧的她更活泼开朗，得到健康成长。
这个时候，严氏家族的长子，也就是严修先生的大儿子、刚刚出生女婴的父亲严智崇正在英国，于是，按照严家这一代孙辈“仁”字的排序，祖父为他的孙女取名“仁英”。
循着同辈女孩的排列顺序，仁英排在第四。因此，虽然在母亲郑瑞壹的口中时常称呼她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为“小英”，但在哥哥姐姐的眼中，新出生的“仁英”就是严家的四妹。
对这个出生在冬天的严家孙辈第18个孩子，祖父严修先生送给孙女的最好礼物就是他一生致力的新式教育。这自然是严家思想开明，主张男女平等的一贯作风。
几年后，严家的四妹逐渐长大，严家的孙辈也已增至近40人。于是排在第18位的严家四妹成了严家的四姐。一向重视家庭教育的祖父也按照年龄抽取每个孙辈名字中的一个字编排成序：荷菊清绪叶，锦荫钧泽鉴，庚远銮青山，颖铨英华鑫，娬霞锐妙驹，鐄梅喆珏[1]覃，钤饴静方蓂，莲镇筌棠锜。
主张新式教育、孙辈众多的大家庭，给了严仁英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让她受到正规教育，从小爱学习守规矩，更培养了她独立自强的性格和宽容待人的品德。
2.祖父严修——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祖父严修对严仁英成长教育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她的祖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严修。因此，在严仁英的成长道路上，首先要提到的，应该是她的祖父严修及其一生倾心致力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1860年4月2日生于三河县（今属河北）。严氏家族祖籍浙江慈溪，200余年前迁至天津，世代以盐商为家业。
严修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读书努力刻苦。1882年22岁时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后进入清朝翰林院，曾任翰林院编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
作为清朝政府掌管教育的官吏，严修最与众不同也最为人称道和贡献最大的是他积极倡导的新式教育。严修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其中尤以为改革科举制度而奏请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盛传于世。
1897年，37岁的贵州学政严修力主教育变革，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来一直阅览经史书籍的贵州学子们终于开始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严修学政还敢于冒顽固派之大不韪，大胆上书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主张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
严修的这一主张，不仅是对中国自隋朝即实行的科举制度的最大挑战，更为偏远的贵州大地带来新的文风。为此，贵州学界为他立了“去思碑”，称他“以经师而兼人师”，“公行矣，黔之人相与讴吟歌咏，[2]勒石纪德”。
为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制度，探索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严修先后亲赴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地进行教育考察。戊戌变法之后，他索性辞官回到天津，以严氏家馆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先生教授英文、数理化等知识。严修先生的示范不仅震动天津，更带动了天津地区的教育。
严修先生也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继1902年办起的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后，他又在1905年10月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严家大院里开设了“保姆讲习所”（这是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和严氏蒙养园（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
为培养幼教人才，严修先生不惜出重金从日本请来幼儿教育老师为“保姆讲习所”讲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参加保姆讲习所学习的成员虽大多为严氏家族亲朋的女眷，但这些人可称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幼儿园教师。
这期间，严修先生还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兴办或是协助兴办了民立、官立小学20余所，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严修先生此举不仅使当年天津教育高潮兴起，更使天津教育在中国名列前茅。
在严修先生一生致力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他与张伯苓先生于20世纪早期共同创建的全新教育模式的南开学校。
天津著名的南开学校创建于1904年，随后，在严修先生的努力下，又在1919年建立了南开大学，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1928年又成立了南开小学，至此，独具特色的“南开”终于全部建成。
为创建南开学校，严修先生不仅身体力行，更不惜以个人财力、物力支持学校发展。尤其是在南开大学的创建中，更是多次捐赠。1919年，严修先生为南开大学捐赠购书款2000美元及30余类中文书籍数百册；1922年，将价值18130大洋的5亩多良田捐出；1924年，严修先生又将《二十四史》、《九通》等几十种古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而为创建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修先生还与张伯苓先生亲自奔赴美国，先后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等详细考察研究。同时他们接触了大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这些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中，严修先生不仅得到很多启发，更以他卓越的远识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到骨干教师。
半年多的赴美教育考察结束后，对创办南开大学充满信心和勇气的严修先生终于回到天津。随即与张伯苓先生多方奔走，向人求见，不惧坐冷板凳、遭人白眼，不自悲自惭，积极为南开大学筹集办学经费。就如张伯苓曾说的那样：“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严修精神的感召下，南开大学先后接受了几笔较大的社会捐款。捐款者中既有国内达官显吏、开明士绅，也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严修先生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卓越贡献，在中国文学和书法方面亦颇有建树。他通经史、习数算、善诗歌，也研究泰西之学。他的书法颇有功力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曾被当地文化界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及津门四大书法家之一。
晚年的严修先生在天津倡导并组织了“城南诗社”及“崇化学会”等，留下了诗、文章、日记、函札等多种文稿。现已辑录出版了《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
严修先生还有一段被世人经常称颂之事，即他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忘年之交”。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入学不久即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先生的赏识，不仅称他有“宰相之才”，而且大力资助他出国留学。几十年后，严修先生的孙子、严仁英的哥哥严仁赓教授曾撰文记述周恩来对严修先生的评价：“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3]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严修先生曾被天津《大公报》称为“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七届第二次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严修先生铜像于校园，以此纪念严修先生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3.在严氏蒙养园
在祖父一手开创的新式教育环境下，严家四妹一天天长大。一转眼，四妹快5岁了。这天傍晚，随着西落的夕阳，严家大院的饭厅里也传出了阵阵的饭菜飘香。严修先生和夫人先后走进饭厅后，严家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开始一起共进晚餐。严仁英（中间坐者）在严氏蒙养园的毕业照
严修先生虽然崇尚新式教育，开办新学堂，多次出国到日本、美国，充满了革新的思想。但对自己家庭的管理和教育还是非常严格的，平日里家中人见面，不管是幼辈见长辈，还是兄弟姐妹相见，彼此都要行礼，家中一切都按规矩办事，人口众多、庭院重重的严氏家族大宅院里的生活被安排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而此时的严家饭厅更是处处体现出严修先生的新思想，吃饭时讲究文明卫生是第一条。除了饭厅的整洁外，每个人都必须洗干净手后方可上桌，每张饭桌上都有公筷，盛饭时双手不能碰碗边，端上饭桌的饭菜都要用盘子托着。吃饭时要守规矩，不许夹远处的菜，不得洒饭，不得剩饭。
因此，严家饭厅里虽然吃饭的人很多，却没有什么嘈杂之声，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几岁的孙辈孩童，都在不声不响地吃饭。这是严家吃饭时的一贯场景，也是祖父严修长期以来为严家定下的家规。
快5岁的四妹自然也不例外地和大家一样不言不语地低头吃饭，更为难得的是，小小年纪的四妹吃饭时从不用大人操心，而且不挑食、饭量好。不管是什么饭菜，四妹吃在嘴里永远是一副香甜可口、津津有味的模样。吃过饭后，四妹也像祖父要求的那样，饭碗里干干净净，从来不剩一粒饭。
和往常一样，四妹吃过饭后和母亲不声不响地走出饭厅，只是在回来的路上，四妹觉得母亲一直在紧紧拉着自己的手，这让不到5岁的四妹感到了母亲不同于往日的异样。平日里吃过饭后，忙碌的母亲总是很快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懂事的四妹则很听话地跟在母亲的身后。因为这时的母亲已经生下了她的第7个孩子，即四妹的小妹仁娬，母亲也几乎把她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照顾她患肺结核的三儿子和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身上。
走出饭厅，拐过两条小径，就到了严家长子严智崇这一房居住的小院。四妹的小手一直被母亲紧紧攥在了手里，终于进了屋。母亲没有像平日那样把四妹带进里屋的炕上，而是直接领着四妹坐到了外屋桌旁的凳子上，那是平常四妹的哥哥们经常读书写作业的地方。
严家的长媳郑瑞壹终于和她的第6个孩子对面坐在了桌前，这更让四妹感到了不同寻常。果然，母亲对着安稳坐在桌前的女儿说了话：“明天开始，你就该去蒙养园了，早点睡，明天好早起。在蒙养园里要听话，好好学习，从今往后你就是大孩子了。”
小小年纪的四妹似乎还没有完全听懂母亲的话，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母亲，听话地点了点头。懵懂中，四妹记住了明天要早早起，要走出这个小小的四合院。
四妹很快乐，因为她终于可以像哥哥姐姐一样走出小院，因为蒙养园里有和她一样大小的伙伴，还有两位年轻的女老师教他们唱歌、画画、学儿歌。四妹学得很快，每次都会得到老师的夸奖。下课了，那个年轻的像大姐姐一样的老师就会摇起铃，听到清脆的铃声，四妹和蒙养园的孩子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到严家饭厅吃饭了。
四妹一句一句地唱着蒙养园老师教的歌：“公鸡打鸣咕咕根儿，家雀儿叫唤吱吱吱……”她也爱唱：“抬头一看，窗户纸白，快快起来，快起来，洗净了脸，洗净了手，父母面前问早安……”
严氏蒙养园里回荡着孩子们快乐的歌声，高声唱着歌的四妹此时并不知道，这个给了她无比快乐让她没有走出大门就受到教育的蒙养园，就是他的祖父亲自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这里还有她的祖父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最早的幼儿教师。
她也不知道，她那样喜欢唱的歌，就是她曾经留学日本的父亲严智崇亲自翻译的。而那个她喜爱的，教她唱歌、为孩子们摇着清脆的下课铃声、像大姐姐一样年轻的老师，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
70多年后，晚年的韩咏华女士从美国回到祖国的北京定居，在她93岁寿辰之时，当年曾在天津严氏蒙养园接受教育的严仁英和表妹卢乐山一起前来祝贺。这时的严家一对表姐妹亦已进入暮年，严仁英早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卢乐山也已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喜庆的生日宴会上，她们一齐献上深情的祝愿，以纪念13岁就成为天津严氏蒙养园幼儿教师的韩咏华女士从教80周年。
4.走进严氏女学
父亲严智崇1918年，严修先生的长子严智崇不幸在日本去世。深受打击的严修先生身体越发每况愈下。严智崇天性聪颖，刻苦好学，又最听话守规矩，从小即深得父母疼爱。青年时代他被崇尚新式教育的父亲送去日本求学，学成归来的严智崇进入当时的外交部工作。因为和父亲一样思想开明，且学业优秀，严智崇曾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他也不断把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料引进中国。作为严修先生的长子，他亲自把日本幼儿园的教学教材翻译成中文交给父亲创办的严氏蒙养园，以不辜负严氏家族的培养。此外，留学日本的严智崇还有一手扎实的日文功底，他也因此被袁世凯选中为他的儿子担任日文教师。
严智崇的英年早逝，让四妹幼年丧父，给严家大院长房长媳郑瑞壹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不易，更让已近花甲之年的严修先生亲历了丧子之痛。
此时的严修先生正在为筹办南开大学而与张伯苓先生奔波于美国。返国途中，船甫抵日本，即接获长子智崇过世的噩耗。此后，他更加关心正在成长的这一房的孩子们。这一年，四妹刚刚6岁。
一年后，四妹结束了在严氏蒙养园的早期幼儿教育。毕业的那一天，头上扎着小辫，额前飘着刘海，带着天真稚气，带着对未来充满了渴望和新奇的严家四妹，留下了在“天津严氏女子小学附设蒙养园第十次毕业保姆及幼稚生合影”的毕业照。
四妹开始走进严氏女学读书，虽然祖父一直在关注这个在一年前失去父亲的孙女，但四妹一直很懂事，不单聪明活泼、乖巧懂事，而且举止端庄、稳重大方，更感到了祖父对严家后人教育的重视和关注。每天放学回到家中完成作业后，四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毛笔研上磨，开始练习写字。这是祖父要求他的孙子孙女们必须做到的事。
祖父虽提出了要求，但从不强迫，他采取了用奖励的方法来启发孩子们写字的积极性。为此，严修先生特地请了一位写字先生来到严家大院，专门给孩子们的写字以“最优、优、良、可、次”为等级进行评定。如果评到最优，可以得到3枚铜板；评到优，可以得到两枚铜板；良，可以得到1枚铜板；可，无钱可得；次，则罚1枚铜板。这样的评定累在一起，每月计算一次，由祖父亲自发奖。
祖父还要求孩子们每天都要写日记，每个星期写一封信稿。对信稿的书写，祖父则要求，不管给谁写信，都要知道对不同辈分的人如何称呼。而对于孙辈们的日记和信稿，严修先生则是亲自过目并给予辅导。
夏天到了，严家大院孙辈的孩子们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一支苍蝇拍，那是祖父严修先生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孙辈们立刻领会了祖父的要求，在讲究文明卫生的严氏大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孩子们早已知晓消灭苍蝇的积极意义。
于是，伙房边，庭院中，到处都是严家孩子们手举苍蝇拍追赶苍蝇的身影。四妹自然也不甘落后，她也和哥哥姐姐一样，一只手举着苍蝇拍，一只手拿着一个用来装打死的苍蝇的小玻璃瓶，满院寻找着苍蝇的踪迹。
男孩儿和女孩儿都在认真而高兴地打苍蝇，不管是谁，每打死一只，都会小心地装进手中的小玻璃瓶或是小盒子里。因为祖父会按照他们消灭苍蝇的数量而奖励不等的铜板。此时的四妹似乎更快乐，因为她终于可以迈开大步，尽情追赶苍蝇，甚至在打死一只苍蝇时还可以发出高兴的笑声和叫声。而这些，对于平日里认真读书、轻声说话，懂礼貌守规矩的严家孙女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接受严氏女学的正规教育，可以得到奖励的每日书法习字，祖父亲自讲解、指导日记和信稿，快乐地打苍蝇……这是严仁英童年时在严家大院接受的学习与教育，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严仁英练就了自觉、努力读书的良好习惯，使她受益终身。而这一切，又无一不透露出祖父对严家后人精心培养教育的良苦用心。
5.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太阳已经偏西，仍在快乐地寻找着苍蝇的四妹不由抬头看着天空。刚刚还在头顶的几朵白云，已经飘过严家高高的院墙，越来越远……严氏女学的小学生严仁英（左一）与大姐仁荷（左二）、三姐仁清（左三）、妹妹仁娬在一起
四妹双眼凝视着逐渐远去的白云，一动不动。她的心已随着天空的白云走出了严家大院，她知道，走出高高的院墙，就可以看到大街，那里的一切都是那样新奇，因为那是外面的世界……
那是半年前的一天，四妹感到浑身发冷不舒服，终于开始发烧。看到四妹发红的双颊，祖父立刻派人和母亲一起带着四妹去医院。在严家大院里，不管谁患了病，一向接受新事物的祖父从来都主张去看西医。因此，这一次发烧，也让四妹跨出大门，得到了少有的到大街上走一趟的机会。
四妹已经长大，虽不是第一次走出严家大院，但是看着街上的行人，过往的大马车，听着商家的吆喝，甚至连医院里的药水味，都让四妹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与好奇。比起严家高墙包围的重重院落，比起严家大院的宁静，外面的世界竟是这样宽阔，这样多彩！想起高墙里面整日忙于照顾孩子的母亲，走出严家大门的四妹立刻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那一次从医院看病回来后，四妹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严家大门外的场景。她喜欢大街的热闹，也喜欢医院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尤其是看着他们给人治病，四妹立刻想起高墙里面患肺结核病的三哥和体弱的小妹，她的心里充满了对医生的羡慕和敬佩。这一切，更让四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严家毕竟是一个中国式的大家庭，祖父虽然思想开明，主张新式教育，倡导妇女平等。但身为严氏家族的家长，严修先生对严家女孩的管教一向是非常严格的。他曾亲自写了一首“教女歌”，词句虽然浅显，却明确地告知了严家后辈女眷应该具备的女德修养：女儿家要柔顺，跟着娘听教训；嫂子前有礼行，多体情少任性；姐妹们须和美，莫怄气莫拌嘴；声儿低话儿少，话一多就不好；有等人太胡闹，又大说又大笑；你看那顺不顺，叫街坊也谈论；女儿家要早起，一起来就梳洗；父母前问早安，他二人也喜欢；有等人太酸懒，小饭时才睁眼；拿点心当作饭，见了饭不能咽；你看那对不对，出了阁也受罪；待老妈要耐性，要他服要他敬；有等人太糊涂，拿着他当心腹；这屋长那屋短，惹是非他不管；南方人全会织，北方人仅讲吃；不会织也罢了，纺纺线也还好；腌萝卜腌咸菜，自己洗自己晒；虽说是有厨待，全靠人不成事；虽说是有老妈，你不懂怎支他；这件事全不难，只要你多耐烦；往下说更容易，只要你注点意；粗算盘也要会，连归除带定位；家常信自己看，日用账自己算；算起来已不少，只要你记住了；记住了照着行，怎么说怎么听；你要听我欢喜，要不听也在你。
但四妹在一天天长大，严家重重的院落已经阻挡不住聪明活泼的四妹天真好奇、一心求知的欲望。终于有一天，止不住好奇心的四妹，悄悄走进了“严氏男孩乐队”的“领地”。
那是在严家的一座小院，为体现以新式教育培养严氏后人，严修先生请来了一位通晓民族乐器的杨老师，为家中的孩子们教授笛子、二胡等乐器的演奏。于是，每到星期六的下午，一阵阵的乐器演奏声都会从严家大院一个角落的小院中传出。而随着每周一次的练习，小院里传出的一首首乐曲也愈加悠扬悦耳。
只不过，这悠扬乐曲的演奏者，都是清一色的严家男孩，这是严修先生定下的“规矩”。毕竟是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即便是思想开明、提倡男女平等，教女严格的严修先生也是绝不会让他的孙辈女童“染指”乐器的。
一阵阵乐曲声也早已传到四妹的耳中，虽然祖父明令规定，严家孙辈的女孩子不许走进这座小院，当然更不能观看。但是小院里的乐曲声似乎越来越好听了……
又到了星期六的下午，严家大院的“男孩乐队”又开始演奏了。正在家里写作业的四妹终于再也忍不住，她轻轻合上作业本，一个人悄悄走出小院。
大院里没有人，只有一阵阵的乐曲声，四妹不由加快脚步。乐曲声越来越近，四妹终于走进了那座小院，乐曲声更响了，四妹犹豫了一下，还是抬起脚走到了屋前。于是，借着微微启开的窗户，四妹看到了她心目中那支神秘的“民乐演奏者”队伍。大哥和堂哥手里的应该是笛子和二胡，二哥正在弹的，大概就是他们常说的古琴了，还有一个堂哥正在吹箫，还有……四妹还想看，忽然觉得不对劲，一回头，祖父已经走进小院……
6.会“玩”的女孩儿
第二天早上，四妹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起床，母亲郑瑞壹掀开被子，发现她的女儿脸色发白，双手冰凉。母亲知道，女儿的心中还在想着昨天的事。虽然昨天祖父对“违反家规”的孙女唯一的处罚只是“这里不是女孩儿来的地方”一句话，四妹还是病了。她觉得自己辜负了祖父的教诲。
祖父一向管理严格，但对后辈从不打骂。有一次，调皮贪玩的堂哥逃学了，祖父知道后，给了他一个最高处罚：罚坐两个小时。从此堂哥再没有逃课。而在严家孙辈女孩的心目中，祖父更具有绝对的威严，平日里即便是祖父轻轻一句话，女孩们都会害怕地不敢抬头。因此，对于违反祖父“家规”的四妹，此时“难过”的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那一次偷看“严家男孩乐队”挨了祖父一句说让四妹病了一场，但四妹聪明活泼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几天后，严家长房屋里的大炕上，几个小女孩又在一起高兴地玩了起来。
那是四妹带着小妹仁娬，还有她的表姐妹，也是严家的外孙女卢青山、卢乐山两姊妹正在玩“弹崩豆”。卢青山姐妹的妈妈是四妹的五姑，住家就在天津的意租界，因而卢家两姐妹不仅从小就在严家大院接受正规教育，更是四妹最亲密的玩伴。而在表妹卢乐山的眼中，四妹也是最快乐和最会“玩”的女孩。
几个小女孩趴在炕上，只见四妹用双手迅速将一捧干蚕豆撒开后，又麻利地画出一道界线。于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间孩童最流行的“弹崩豆”游戏就在严家大院里开始了。游戏比较简单，只要看准一颗蚕豆，用中指弹过界线，又不碰到别的蚕豆，弹过来的蚕豆就归你了。“弹崩豆”的“战果”很快就见了分晓，最大的表姐卢青山赢得的蚕豆比四妹少了好多。表妹乐山说：“四姐老是得第一！”
四妹立刻说：“咱们抓子儿吧！”于是，四妹找来了沙包、小毛桃核儿。这也是那个年代北方的女孩子们爱玩的游戏。把小桃核儿撒开后，一手向上扔出沙包，同时底下抓桃核儿，抓的越多，得分也多，因此，输赢就全看这“一扔一接”了。
严家的女孩子都很喜欢“抓子儿”，而且一边抓子儿，嘴里还要唱着歌。四妹最爱唱的是严家保姆教给她们的歌：“割麦子儿，割麦子儿，割了麦子儿割谷子儿……”歌声虽然带着浓浓的天津郊区的口音，四妹却唱得那样好听，那样快乐……
几十年后，年过九旬的表妹卢乐山回忆起和表姐严仁英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仍然津津乐道，难以忘怀：“严仁英在严家孙辈女孩中大排行第四，所以我一直叫她四姐。我的姐姐卢青山比她大1岁，就叫她四妹。那时我们家住在天津意租界，三姨（四姐叫三姑）家住在英租界。我们两家的女孩经常去外祖父家和四姐一起玩。四姐不单对我们都很热情，而且聪明活泼，总是很高兴地带着我们玩儿。不管是‘弹崩豆’，还是‘抓子儿’，四姐都玩得好，而且每次都总是她得的分最多。记得有一次四姐和我们一起比赛吃西瓜，结果又是四姐赢了。当时北洋军阀老打仗，社会比较乱，外祖父有时就把表姐妹们送到我们家或者英租界的三姨家。这时四姐就会领着我们玩过家家，总之，四姐总是想办法带着我们玩。记忆中，四姐爱玩儿也会玩儿，而且不管玩什么，四姐总是赢……”
卢乐山老人的回忆更让我们看到，童年时期在严氏女学努力读书的严仁英，是一个聪明快乐、活泼好动又很会“玩”的女孩。[1] 卢乐山：《回忆外祖父严范孙先生对我们孙辈的教诲》，《卢乐山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卢文说：“外祖父生前有孙男女和外孙男女38人”，“为了凑成40字，其中‘青山’和‘静方’的名字用了两个字”。[2] 转引自熊宗仁《严修视学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140页。[3] 严仁赓：《忘年之交——记周恩来与严修》，《人物》1992年第2期。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
1.走出严家深宅大院
转眼到了1925年，在严氏女学读书的四妹已经12岁，比起5年前走进严氏女学的7岁女童，四妹依然是那样聪明懂事、学习优秀，依然是那样活泼好动。只不过此时的四妹已经长高，她的双眼虽稚气未脱却聪慧明亮，不断闪烁的双眸中，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此时的严修先生仍然不惜以他个人的财力、物力全身心地创办他致力倡导新式教育的南开学校。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的文化、教育也正在一步步向东方大地渗透。比起大清封建王朝消亡的当初，华夏大地已开始逐渐在接受着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教育。于是，在交通发达的上海、天津都先后创办了比较洋化的教会学校。离严家大院不远的中西女中就是当年天津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
由于是全西式的教会办学，因此，即便是比起赫赫有名的南开学校，天津中西女中都显得更加新式、更加洋化。因而虽然其收费昂贵，却仍然阻挡不住富贵家庭的孩子纷纷前来就读。这些自然引起了一向崇尚新式教育的严修先生的思索。
此时严修先生的南开中学堂不仅已红红火火地办起了南开女中，而且还在积极筹办南开大学，但在严修先生的思想深处，仍然对外国教会创办的天津中西女中有一种近乎关切和尊敬的心理。这一方面固然是严修先生一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关注，一方面则是严修先生对长房孙女四妹的“偏心”。
自从严家的大儿子严智崇去世后，长媳郑瑞壹带着几个儿女生活在严家大院，虽然衣食无忧，但比起其他几房，失去丈夫的长媳这一房，经济上必然是相差许多。深知此情的严修先生也因此对长房孩子们在教育上更是多了许多关心。
让严修先生深感欣慰的是，长房的孩子们不但一向生活简朴，而且很少让人操心。男孩子们学习都很努力，大孙女仁荷、三孙女仁清已经长大都在北京读书。而四孙女仁英更是深得严修先生的疼爱，特别是这几年，四孙女越来越聪明懂事，学习也是屡屡拔取头筹。
这一切，都让严修先生开始认真思索。不久，严修先生终于做出了决定。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的长媳郑瑞壹领着四妹迈着细碎的脚步走在严家大院的小径上。看着母亲迈着一双缠过足的小脚，四妹不由想起几年前母亲告诉她要去严氏蒙养园的那个晚上。只不过那一年她还不足5岁，那一次母亲紧紧拽着她的手，径直回到严家长房的小院……
而此刻，仍是在夜晚，仍是母女同行，四妹却已经长高，也早已不再用母亲拽着手，而且她们要去的是祖父的房间，懂事的四妹似乎已知道，祖父一定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她……
夜深了，躺在严家长房屋中大炕上的四妹仍然没有睡着，刚刚发生的一幕似乎仍历历在眼前。当祖父告知说要送孙女去中西女中读书时，低着头的四妹脸红了，那是她异常兴奋的唯一表示。
若不是平日里祖父“不能大声说话，不能乱跑”的家规，若不是威严的祖父就在身边，自己真的有可能会大声地笑起来。想到这里，四妹又笑了。终于可以走出严家高高的院墙，终于可以看到外面斑斓的世界了。四妹的一双眼睛仍然在闪闪发亮，猛然间她又想起了刚才的那一刻：当祖父说出要送她去中西女中读书时，她看到平日自己一向惧怕的祖父，在他那凝视的双眼中，流露出的目光竟是那样慈祥。
高兴的四妹不知道，祖父慈祥的目光中，是对严家四孙女的疼爱和寄予的希望。或许教育家严修先生已经看到了他聪明的四孙女潜在的可造之处，才主张把她送到洋化的天津中西女中。虽然严家大院的学堂里就有严修先生亲自从美国聘请来的英文教师，虽然在严氏蒙养园里就已接受来自欧美教师的“正宗”英文教育，但在严修先生的思想深处仍然认为，“教会学校英文教得好，管理更严……”
第二天，12岁的四妹迈着稳重而轻快的脚步走出严家大门，按照祖父的安排，她将通过正式的考试，考入天津中西女中。
于是，四妹在考卷上规规矩矩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严仁英。
从此，严家的四妹走出了她自出生起就从未离开、整整生活了12年的严氏家族大院，成为天津中西女中的学生严仁英。
创办于1909年的天津中西女中果然如祖父严修先生所了解到的教会学校那样，非常注重英语教学，对学生的管理严格。同时也开设了家政、音乐舞蹈等课程，这是当年中国一些有名的教会学校的特色，他们比较注重对女学生在社交礼仪、英语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出具有上流社会淑女风范的中国现代女性。
因此，天津中西女中侧重社交和个人特长方面培养的教学对于已有良好的英文基础又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严仁英来说，自然是轻松之极如玩耍一般。但相比于当时正规的中国学堂，本应该学到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要薄弱许多，尤其是在中文方面，中西女中与教学课程扎实的南开中学差距更为明显。
在中西女中就读两年后，哥哥严仁赓和严仁荫终于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四妹在文化课方面的不足，两兄弟很快告知了祖父。一直认为“教会学校管理更严格”的祖父和兄长们终于认识到，严仁英在中西女中无异于“玩”了两年，此等教会学校，可谓“误人子弟”。不久，严修先生决定，严家的四孙女转到南开女中去学习。
在祖父的安排下，严仁英又经过一次正式考试，考入了南开中学。然而严仁英没有想到，刚刚走进南开女中，祖父又一次为她的学习做了选择。
2.在南开女中
按照严仁英的考试成绩，她完全可以升入初中三年级学习。但是祖父为他的四孙女选择的却是仍然上初中二年级。这样的选择，严修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如两年前决定送严仁英去中西女中一样，他一直对长房的四孙女十分关心，心底里始终认为聪明的四孙女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因此，他最希望的还是此时在学业上有些缺欠的孙女能够扎扎实实掌握学习知识，这无疑也是严修先生一向对严氏后人的要求。
为了鼓励四孙女，祖父特地把严仁英叫到跟前对她说：“退一步在人前，跳一步在人后。给你选择上初中二年级，是希望你能够把学习赶上来，永远走在前面。”
严仁英没有说话，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从此，按照祖父“退人一步”的安排，14岁的严仁英走进了当年天津赫赫有名的南开女中。
南开女中离男中不远，严仁英走进校门的第一天，就感到了校内明显不同于中西女中的学习气氛，特别是南开的老师，无论是他们的学问，还是他们的讲课，都让她感到耳目一新。而班里的30多名同学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快乐活泼又个子高高的女孩子。
严仁英非常喜欢这个初中二年级的班集体，并且和班上一个叫邓婉娥的女孩子成了好朋友。邓婉娥也叫邓懿，她的父亲邓镕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曾在黎元洪手下任国会议员等职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邓婉娥不仅端庄秀丽，而且和严仁英一样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两个同样出色的女孩子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们经常一同并肩走入校门，课外一同玩耍，中午吃饭时，两个女孩子也是坐在一起，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悄悄话。邓婉娥后来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与丈夫周一良教授从美国归来后，又回到清华，在周培源倡导的第一个中文专修班任教。邓婉娥亦可谓一杰出的中国女性，而她与严仁英的友谊更是一直维系几十年。
走进南开女中的严仁英不仅努力学习，更接受了祖父“爱国、敬业、乐群、发展”治学精神的思想，很快成为南开女中初中二年级的优秀学生。从第二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严仁英在南开女中5年的学习中，考试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
从中西女中转到南开女中，从“退人一步”到年级前三名，这一段的学习经历，不仅使严仁英的学识大为长进，也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她终身难忘。应该说，这一切离不开严仁英的天赋和勤奋，离不开祖父对她的培养、教育以及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一向谦恭的严仁英更是把自己的一切归功于南开中学的培养，归功于优秀的南开老师。
几十年后，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已年逾九旬高龄的严仁英仍然满怀深情，不忘祖父及南开女中的教育和培养：“我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生了7个孩子，4个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正是爷爷先进的教育思想才能使我们受益……“我在南开女中读了5年，对我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学时期是决定性的年龄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对塑造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一个人今后怎么活着有着重要关系。南开的师资力量最强，老师都很能干，会教书、能教好……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本，就能牢固掌握，这都得益于优秀的老师……“南开还培养了我与群体融合，与人合作、关心他人的品质，这点在南开的教育中是很突出的。我没有那种伤人的心，和谁都一样，喜欢帮助人，南开教育我一辈子都能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能够与别人团结合作。这样我才做成了许多事情……”
3.快乐的南开女生
南开女中的学生虽不太多，学校却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因此对于一向中规中矩的南开女生来说，她们最不喜欢，也是最惧怕的，应该是那个严厉又一丝不苟地执行管理制度的女学监了。南开女中的快乐女生严仁英（左一）与大姐仁荷（左二）、三姐仁清（左三）、妹妹仁娬在一起
女学监姓潘，在南开女生的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看见她的脸上有过笑容。每天早上，当女学生们走进校门跨入教室之前，必定要经过一间安着大块透明玻璃的房子，那正是潘姓女学监的工作岗位。只见潘姓女学监正腰杆笔挺地站在玻璃窗后，一副当仁不让的面孔上，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正在审视着鱼贯走进的女学生。
走近大玻璃窗前的女学生们立刻放慢了脚步，似乎女学监那威严的目光已穿透了玻璃，径直射入了她们的身体。上课铃声响后，女学生们坐好了，一片静谧之中，毛玻璃窗外的身影虽然模糊不清，但谁都知道，那行走缓慢而笔直的身影就是潘女学监，女学生们立刻不自在起来。
原来，南开女中教室的玻璃虽然都是毛玻璃，但是在每一间教室的毛玻璃上都有一小块长圆形的“透明地”，这不仅让潘姓女学监可以任意观察课堂上听课的女生，更让教室里的女生知道自己的举止随时都在威严的监视中而紧张。在一片新式教育的环境中，女学监不会笑的面孔或许可以算是南开女生的唯一不愉快了。
但对于活泼快乐的严仁英来说，这个“唯一的不愉快”似乎是不存在的。有一天中午吃饭时，看到好朋友邓婉娥仍然眉头紧锁，严仁英立刻想起，上午课间在走廊里，不知什么事，邓婉娥被潘女学监叫住，想必遭到了“管理”。于是她悄悄地对邓婉娥说：“你知道背地里大家都叫她什么吗？”邓婉娥摇摇头。“告诉你，叫她‘潘老婆儿’！”邓婉娥一听笑了。“你知道什么叫‘POP’吗？”
邓婉娥又摇摇头，“那就是潘老婆儿的英文名字呀！”原来，严仁英把“潘老婆儿”的英文拼音字母风趣地叫“POP”，当她在邓婉娥耳边说出“POP”后，两个女孩都笑了。
从此，每当两个女孩子看见那个一脸严肃、从来不会笑的潘姓女学监时，总是要会心地笑一下，接着她们的嘴唇同时动两下，那是她们在无声地念出女学监的“英文名字”“POP”。
后来，在严氏女学读书的表妹卢乐山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终于获得外祖父严修先生的同意，跳一级考入了南开女中。严仁英在学习、生活方面处处照顾小表妹的同时，也会带着小表妹一块参加各种活动。不久，卢乐山也和表姐一样，看见那个不会笑的女学监时，立刻就会无声地念出“POP”。
此时的严仁英仍然是一个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而南开学校更是一向重视学生在文娱体育课外活动的发展，这让个子高高又活泼好动的严仁英很快就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队员。除此之外，学校内的英文演讲比赛、话剧表演等各类文化文娱活动也都少不了严仁英快乐的身影。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严仁英和班里同学一起自编、自演话剧《反正》了。
演话剧在南开中学一直颇为盛行，当年的南开学生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的风云人物。深知此情的严仁英和邓婉娥更是跃跃欲试，她们决心为南开校园演出一场题材独特、能够吸引人的话剧。
这一天，邓婉娥手拿一本油印小册子对严仁英说：“我看咱们就演郭松龄将军倒戈的故事吧。我觉得这个题材新，一定能够引人注目。”
严仁英听了，也觉得这个题材不错。她知道，郭松龄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后来投奔孙中山，是一位带兵严谨、勤于职守的爱国将军，后因倒戈失败被杀害。
于是她们又找来另一个活泼的同学陶葆圣，3个女孩子坐在了一起，最后决定以郭松龄倒戈为主要内容自己编写，话剧的名字就叫《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当然是严仁英来演，因为她的个子最高，这样女扮男装的大将军才更有气派。
不久，严仁英与邓婉娥、陶葆圣终于同时登上舞台，为南开校园献上了她们自编、自演的一出话剧《反正》。只有十几岁的严仁英虽是第一次演出话剧，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立刻获得了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无论是南开校园的学习和生活，还是丰富的课外活动，都让活泼快乐的严仁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中学岁月，几十年后，这一段学习和生活仍然是一代中国妇幼保健专家的美好回忆：“我们当时女中的学生不很多，一班30多人，全校也就200多人，记得没有住校生。当时女中离男中很近，老师都是两边教，有的课和男生合上，我们就走到男中去上，走一路就玩一路……“我们那时特别爱玩，一下课就跑到操场去玩。南开重视体育，有著名的男篮‘五虎将’。我在南开的5年里，也受到这种气氛的熏陶。我生性好动，又爱玩，虽然球艺平平，但因为身高体壮，曾被选入女中篮球和排球校队，因此我在南开时的课外体育活动也比较频繁……“……除了学识的长进外，课外活动也收获颇丰，话剧在南开中学有很悠久的历史，周恩来在校时就演出过话剧《一元钱》，著名剧作家曹禺也出自南开……我喜欢唱歌，我们班同学还自编自演了一出话剧。我们演的戏叫《反正》，说的是东北地区一个叫郭松龄的爱国将军倒戈的故事。我就在剧中女扮男装，出演郭松龄将军。与我同台演出的还有陶葆圣和周一良教授的夫人邓婉娥。正是南开的教育让我爱玩、会玩，有个好身体……”
4.怀念祖父
1929年3月15日，为南开呕心沥血的严修先生因病不幸离开人世，不满16岁的严仁英亲历了祖父离世的悲伤与哀痛。那一段与家人和南开师生共同哀悼祖父的日子，也深深留在了严仁英的记忆中。
祖父出殡的那天，几乎惊动了全天津城，从严翰林胡同严家大院的门口一直到文昌宫胡同再到大街，道路两旁站满了南开学校的师生和各界人士，人们纷纷赶来，为这个中国近代教育最杰出的老人最后的人生旅程默默送行。
既没有用人抬，也没有用马车，严修先生的灵柩静静地停放在一辆平板的双轮车上，几个年轻人在前面尽心地拉着拴在车上的长长的布带子，灵车在他们的拉动下缓缓前行。年轻人都是严修先生的学生，因为先生在世时，一向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而且最反对被人抬着坐在八抬大轿之上。为了遵从先生的遗愿，学生们决定亲自拉着灵车，以向严修先生献上他们的崇敬之心。
身着孝服的严家孙辈的孩子们相继走出严家大门，严仁英领着小妹仁娬，慢慢走在后面，她们要和严家人一起为祖父送葬。姊妹俩走出大门登上马车的时候，站在道边的一个南开女中的学生忽然觉得那是在校园中经常见到的一个熟悉身影，她立刻说：“那不是严仁英吗？”
女学生们不由小声议论起来，此时她们才知道，平日里南开女中那个学习优秀、个子高高、又会打篮球的活泼女孩，竟是大名鼎鼎的南开创始人严修先生的孙女。
严仁英静静地坐在马车中，似乎没有听见路边女生的悄悄议论，她的双眼默默地凝视着前方，她的心早已沉入到对祖父的深深怀念之中……
在严家孩子们的心目中，祖父虽然一向具有绝对的威严，但严仁英不会忘记，无论是蒙养园和小学的教育，还是写大字和打苍蝇发给小铜板的奖励，无一不透出祖父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关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38个孙辈的孩子，不论大小，不论男女，每一个孩子的生日，祖父竟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当孙辈过生日时，祖父最喜欢做的就是经常编一首儿歌表示祝贺。有一次大姐严仁荷过生日，祖父为大孙女写了一首祝贺的小儿歌：小荷，小荷，生在日本国。日本国，日本国，在亚洲，在亚洲，亚洲，亚洲，东半球。
儿歌虽小，却让严仁英体会到祖父对孩子们的疼爱。
放暑假了，祖父也会带着他们去北戴河游玩，或者去北京香山脚下，租下卧佛寺季月轩的房子，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夏天。有一次在香山，保姆带着严仁英和小妹仁娬、表妹卢乐山，还有一个小侄子住在一起。保姆最大，乐山表妹在家排行第二，小侄子在家排行第三，严仁英和小妹仁娬分别排行第四和第五，严仁英说：“咱们现在是一二三四五。”于是，每天早上“一”都带着“二三四五”早早起来，为的是看谁最先追上前边的祖父……
那是一段难忘而快乐的时光，而那快乐，离不开疼爱他们的祖父……
有一年祖父过生日，很多学生献上了带有“仁者寿”、“清和”、“大丰永康”等字的刺绣表示祝贺。有一个学生绣上了“永怀”两个字送给了严修先生，当她知道只有对故去的人才能称“永怀”时，既悔恨又害怕，可是祖父却丝毫没有怪罪这个学生，不但高兴地收下，还一直保留下来。那是祖父有一颗宽容待人之心……
祖父虽然去世了，但祖父令人敬佩的一生，祖父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都深深留在严仁英的记忆中，让她铭记终生。
5.立志学医
祖父永远地走了，面对人生的又一次变故，16岁的严仁英似乎又长大了。她默默地在心中告诫自己，唯有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告慰远在天国的祖父，才能报答多年来祖父对自己的培养养育之恩。严仁英与母亲、哥哥、姐姐合影
3年后，严仁英终于履行了自己对祖父的承诺，她以门门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南开女中5年的学业。与此同时，不满19岁的严仁英也坚定了一生从医的志向。
其实早在半年前，严仁英就立下了学医的志向，而学医的愿望，似乎在很多年前就已在她的心中。那是一次和好友邓婉娥在一起时，两个无话不说的女孩子终于郑重地谈起了南开毕业后的选择。
邓婉娥一脸兴奋地说：“我当然是考大学，我准备报考燕京大学的中文系。你呢？”“我要学医，以后做一名医生。”严仁英平静地说。“学医很艰苦，而且学医的道路是很长的，你想过吗？”“很早的时候我就想当医生了，我想最早应该是在我小时候，那一次的生病，我走出大门去了医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治病的医生，我想，当时我就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也特别佩服他们。后来看到家里有人生病，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会看病，只能找医生。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严仁英缓缓地说着，一双发亮的眼睛闪烁着坚毅的光芒。邓婉娥终于明白，她的好朋友已坚定地立下了从医之志。
不久，严仁英决定报考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这是她心中一直向往的志愿，她知道这所美国人开办的医学院是中国最有名的医科大学，她更知道，只有经过正规医学院校系统的学习，才能实现做一名医生的愿望。可是立志做医生的严仁英没有想到，报考协和的决定，竟遭到了南开女中老师的一致反对。
不是老师们不相信严仁英的实力，他们都知道5年来严仁英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南开女中前三名。他们只是觉得，协和固然很有名，但协和的各方面都显得过于“洋化”，如果考进协和，毕业后很有可能所学的许多东西在中国都用不上。
为了他们喜爱的南开女中优秀学生的学业，老师们终于给了严仁英一个恳切的建议：“还是报考山东济南的齐鲁医学院吧，虽然不如协和有名，但也是一所著名的医学院，而且所学知识更适合中国国情……”
一心想报考协和立志学医的南开女中出色的学生严仁英不知该如何选择，思索中，她不由想起了祖父，十几年来，不同时期的教育，都是祖父为自己选择学校。可如今，祖父不在了，姐姐和哥哥也都不在身边，思来想去，严仁英决定选择南开老师的建议，报考齐鲁医学院。可是当她告诉母亲，要去山东济南读医学院时，一向支持女儿接受教育的严家长媳却出面阻拦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可别去那么远的地方……”
母亲阻止女儿离家远行是有原因的，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后，又一步步把魔爪伸向华北。中国大地一片混乱，特别是在通往山东的道路上，沿途到处都能看到一个个来自朝鲜的浪人，而朝鲜浪人一贯行为放荡、品行不端的名声更是路人皆知。寡居多年的郑瑞壹虽一直生活在庭院深深的严家大院，却十分明白，外面社会如此动荡不安，绝不能让女儿一个人离开家去那么远的山东济南求学。
这时，正在北京清华大学攻读化学的五哥严仁荫回来了。听了母亲的述说后，他立即对严仁英说：“去清华吧，你可以报考生物系，在北京我能够照顾你，母亲也少了许多惦念……”
郑瑞壹当然赞同儿子的主张，终于，在母亲和五哥严仁荫的劝说下，严仁英考进了清华大学。这一年是1932年。
6.清华校园的“双肩挑”
不满19岁的严仁英告别了母亲，告别了从小生活成长的天津严翰林胡同的高墙大院，走进了北京清华大学。与此同时，协和医学院设立在燕京大学的医预科也正式开课了。来到校园的严仁英发现，与协和不同的是，清华大学没有医预科，她只得进入生物系学习。虽然如此，严仁英立志学医的愿望却丝毫没有改变。
怀着求学从医之志，带着南开的“敬业、乐群”之心，严仁英很快就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1932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无论是各科学习的出类拔萃，还是与同学相处时的朴实无华，都让活泼快乐的严仁英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学生。而生物系的老师也同样非常喜欢这个热爱集体、积极向上的聪明女生。也许是做老师的对成绩优秀的学生一向就是偏爱，因此，当老师们了解到严仁英早就立下了从医的志愿后，大家一致同意严仁英同时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1933年，严仁英（左二）与清华同学在北京香山脚下。
虽然这意味着严仁英要付出双倍的精力，因为她要同时背起生物学和医预科的两个“书包”，但是老师们相信，这个不寻常的女孩一定能够实现她立志从医的理想。
严仁英愉快地担起了这个“双肩挑”，她知道只有这样的选择，才可以继续追随她学医的梦想。从此，严仁英在清华校园里开始了她特殊的“双栖”求学路程。
虽然老师们已允许严仁英同时选修协和医预科的课程，但是如何选学医预科的必修课，如何学习，则全靠她自己。于是，她从清华跑到设在燕京大学的协和医预科，几经周折，终于抄下了医预科的课程表，按照这张课程表，她为自己选好了必修课。从此，每个新学期开始，严仁英都会从清华跑到协和医预科，把新课程表抄在小本子上，回来后再给自己安排好新学期的必修课。与清华同学合影，站立者（右二）为严仁英。
在清华生物系1932班考进的30个学生中，只有4个女生。一年后，一个女生因为跟不上，退学了。不久又一个女生得了肺结核，也退学了。这使得3年后生物系毕业生的名单中，只剩下两名女学生，这就是严仁英和另一个叫李慧芳的女孩。而与大多数同期毕业生不同的是，严仁英3年来一直坚持选修协和医预科的课程，也同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
3年的时间完成了6年的学习，在男生云集、精英荟萃的清华大学，严仁英又一次以她的学习实力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3年的时间里，这个清华校园里的“佼佼者”更是一个聪明活泼、健康快乐的女生。
双肩背着两个“书包”的学习虽然紧张繁忙，“莘莘学子的佼佼者”却从未被学习压垮，更没有成为埋在课本里的“书呆子”。她的课外文体活动也仍然如在南开时一样丰富多彩，体育场上，她仍是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校合唱团和话剧社的演出里也少不了她的身影。此时的严仁英仍然是清华校园里一个轻松愉快的女生。
虽然一直自谦“球打得并不特别好，主要是自己个子高”，但清华女排校队的曾经岁月一直是严仁英难忘的回忆。因为她是当年清华大学女子排球校队中身材最高的队员，而且当年的清华女排校队还曾有过与同时期的清华大学四年级男子排球队一次“虽败犹荣”的“鏖战”经历。
那是在严冬刚刚过去天气逐渐转暖的3月，有一天，校园里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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