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理与农学（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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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理与农学（下）试读：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编委会

邢春如 杨坦然 刘阳 竭宝峰

高阶顺 于文 于武 赖伟中

于洋 徐瑶 仲艳秋 石伶俐

李国芳 刘华 刘莹 刘开宇

何力 陶世鹏 谢菁 刘柏林

孟瑞 苏海涛 赵文秋 于波

孙丽光 于泳 李穆南 高强

李明岩 王薇 王福选 宋力涛

赵翠琴 张晓峰 高蕾 杨丹

阎冬 李锦华 赵文佳 黄州

王鸣会 李秋山 宋之文 马晓波

李文 李宗坤 吴景山 田明亮

周加敢 刘俊 宋春正 邵军

隋克诚 任华文 梁昕 刘心莲

刘连旺 赵小玉 苗杰 马宁

邓四海 邓卫 于琪总编辑：宋涛 安阳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二、古代农学

中国原始农业的分布

到距今4000～5000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业已遍布祖国大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所以原始农业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特点。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型。黄河流域原始旱地农业

黄河流域是我国原始农业发生最早、生产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黄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土壤疏松，土地肥沃，适宜木石农具开垦，很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但这里气候比较干燥，降雨量年平均只有400～750毫米左右。适宜需水量较少的旱作物生长。因而决定了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又只能以旱作物为主。

在近8000年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甘肃秦安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7000～8000年前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铲、石斧、石刀、石锛、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猪、羊、狗、鸡等家畜家禽遗骸。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粮食（粟）堆积。大地湾遗址中，还发现了糜子和菜籽。到距今5000～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土的粮食有粟、黍、糜等，还有大麻子（古人也将大麻子作粮食）。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社会农业遗址的分布

农具的制作比以前更精致、更进步，并出现了石耜、木耒等新耕作农具和牲畜的拦圈、夜宿场，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的姜寨遗址，便是这一时期原始农业遗址的代表。

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人口日渐繁衍起来，并形成了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为后来夏、商、周等奴隶制国家和汉唐等封建帝国在这里建都奠定了基础。长江流域的原始水田农业

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湖沼众多，特别适宜于水稻的栽培，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彭头山遗址都开始有水稻种植。在7000年前著名的浙江余姚河姆度遗址和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都发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量稻谷（粳稻和籼稻），以及骨耜、木耜、骨镐等农具和猪、水牛等家畜。长江下游地区就已形成水田农业。 5000～6000年前，水田农业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区。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便是这一时期水田农业的代表，在遗址的红烧土中，发现有大量的稻谷遗存，经鉴定是粳稻。到4000～5000年前，水田农业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发现的几十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稻谷、稻米的遗存，同时还发现有芝麻、蚕豆、花生、甜瓜籽、菱角、桃核等，以及石斧、石锛、石铲、石耜、石刀、石镰、石杵、石磨盘等农具和猪、水牛、羊、狗、鸡等家畜。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又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说明当时已有了养蚕业。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发生很早，而且也是相当发达的。绢片

过去人们往往把黄河流域视为哺育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摇篮，现在，从考古资料来看，长江流域同样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发祥之地，只是农耕文化的类型不同而已。华南地区的原始农业

华南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以捕捞和种植相结合为特点的。这一地区，气温高，湿度大，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境内山脉连绵，丘陵起伏，河深水急，又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开发。这一地区牲畜的驯化和饲养历史很早，广西桂林甑皮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有距今约9100年前的家猪遗骸。但种植业出现较迟，在一些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才出现有水稻等作物。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野生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除经营农业外，采集和渔猎业在该地区的原始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广东翁源青塘的两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中，曾发现有大量的螺壳、烧骨和炭骨。在云南滇池周围发现的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除谷壳和谷穗外，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螺蛳壳，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原始农业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丝带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原始农业

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农牧混合型原始农业。这一地区包括东北、内蒙、新疆、西藏的全部和甘肃、青海、宁夏、河北的一部分。除近海地区外，均是大陆性气候，这里降雨稀少，土壤发育不良，一些地区形成为草原和沙漠。与中原地区相比，这里的原始农业发展较晚，大致在距今5000～6000年时才有原始农业出现。例如，在内蒙昭乌达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石耜、石铲、石锄、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表明这一地区有种植业存在。同时又发现有猪、牛、羊等家畜遗骸，表明又有畜牧业。此外还发现鹿、獐等野兽遗骸，说明还同时存在着狩猎业。又如，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和松花江中游发现的昂昂溪类型和白金宝类型的遗址中，出土的实物既有农业的遗存，又有畜牧业的遗存，其中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渔猎业也有相当比重。在吉林西南部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中，则是以农为主兼营牧业。在青海都兰的诺木洪塔里他里遗址，则是畜牧业为主同时兼营农业。

上述材料说明，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的原始农业，发生要早于其他地区，也要比其他地区进步。因此，可以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耕文化的摇篮；在不同地区的原始农业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种植业和畜养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农业，一开始就是农牧结合的，不存在所谓跛足农业问题。

原始的生产方法

原始社会生产是十分粗放的，其生产方法是先用石刀、石斧将树木砍倒，就地晒干，然后放火焚烧，这样做一是为了清理场地，二是为了积灰以便播种。播种的方法一是随手撒播，二是用尖头木棒挖穴点种，这种生产方法，古代就称为刀耕火种。刀耕火种有二个发展阶段，一是刀耕阶段，只用刀斧砍伐，不翻土。人们过着迁徙无定的生活，故这种农业有人将它称之为游耕。这是原始农业初级阶段的耕作方式；二是锄（耜）耕阶段，这时已开始用锄或耜翻土，对土地进行加工，然后播种，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这是在刀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比较进步的原始农业生产方法。河南新郑裴里岗和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石耜和骨耜的发现。这些原始社会遗址表明，这时的生产方式已经过刀耕阶段而进入耜耕阶段。这也说明7000～8000年前，我国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原始农业存在。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法，土地利用率极低，新开的农田，肥沃的表土经风吹雨打后流失很快，加上当时又不懂得施肥，所以土壤便很快贫瘠了。同时，当时也不懂得除草，致使杂草丛生，吞没农田，一二年后，这块新开的农田，便无法再种，只能抛荒，任其自然恢复地力。农业上称之为撂荒耕作制，这便是我国农业的童年时期。撂荒耕作制，是一种野蛮的、掠夺性的、对刀耕火种示意图生态破坏很大的耕作制度。但在农业发明之初，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实际上对生态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对农田的开辟倒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农业在经历了原始农业以后，便进入了粗放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历史阶段。我国的古代农学便是在这两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传统农业阶段形成的。为了叙述方便，避免重复，下面各章，我们将不再按历史发展顺序来叙述，而是按农业生产的问题来介绍。

中国古代的土地利用方式

梯田的名字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骨耜《骖鸾录》中，“袁州（江西宜春）岭板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梯田在宋代不只袁州一地有，不少有山的地区，亦都有梯田。例如，在诗人杨万里的诗中就有“翠带千束翠峦，青梯万级搭青天。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的诗句。宝庆《四明志》中说：“当地右山左海，土狭人稠，旧以垦辟为事，凡山颠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方勺在《泊宅编》中说：福建“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另外，据叶廷珪《海录碎事》记载，在四川的果州（南充）、合州（合川）、戎州（宜宾）也都有梯田，当地称为磳田。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梯田在宋代是相当普遍的。

关于梯田的修筑技术，元代的王祯《农书》中有详细的描绘，其要点是：①先依山的坡度“裁作重蹬”，修成阶梯状的田块；②再“叠石相次包土成田”，修成石梯阶，包围田土，以防水土流失；③如果上有水源，便可自流灌溉，种植水稻，若无水源，也可种粟麦。这些梯田修筑技术，说明时至元代，我国修建梯田，利用山地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由于梯田既能利用山地，又能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至今仍是我国利用山地的一种主要方法。梯田图山地分层利用这是针对垦山造田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设计的一种山地利用方法。这一方法出现于清代，见于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农一上》，其法是：“择稍平地为棚，自山尖以下，分为七层，五层以下，乃可开种。就下层开起，先就地芟其柴草烧之，即用重尖锄一两敲开之。初开无论秋冬，先遍种萝卜一熟，此物最能松土，且保岁，根充蔬粮，叶可饲猪及为粪，乃种玉黍、稗子，杂以芦稷、粟，且土膏自上而下，至旱不枯。上半不开，泽自皮流，限于下层，润足周到，又度涧壑与所开之层高下相当，委曲开沟于涧，以石沙截水，渟满乃听溢出，既便汲用，旱急亦可拦入沟中，展转沾灌也，至第五层，上四层膏日下流下层，又可周而复始，收利无穷。”离居住区远的，则可根据土壤的不同，种植不同的树木，赤白土阴面可种茶，阳面可种竹，或种油桐、松、杉等；黑黄土阴面可种松杉，阳面宜种漆。这虽然“收利略远”，但可“计入十倍”。这个设计，在清代究竟实施了没有，因缺于记载，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分层用山，以防水土流失的设想，却不能不说是很巧妙的，也是很有见地的。对河湖滩地的利用圩田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它是一种筑堤挡水护田的土地利用方式。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圩丁词十解》中说：“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集中地说明了圩田的特点。

圩田是长江流域人们与水争地的一种农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越绝书·记吴地传》中所记的“大疁”、“胥主”、“胥卑墟”、“鹿陂”、“世子塘”、“洋中塘”等，都是我国早期的一种圩田。如元代王祯《农书》的圩田图。起初的圩田建筑比较简单，只是筑堤挡水而已。到五代时，圩田的修建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堤岸、涵闸、沟渠相结合的圩田，而且规模宏大，建设完善。据《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当时的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能取得“旱涝不及，为农美利”的良好效果。所以入宋以后，圩田在长江中下游发展甚为迅速。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末年，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沿江圩田“几三百顷至万顷者凡九所，计四万二千余顷，其三百顷以下者又过之”。当涂和芜湖两县的田地，十至八九都是圩田，圩岸连接起来，长达240余公里。宋淳熙三年（1176），太湖周围的圩田，多达1498所。这对当时扩大耕地面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圩田图淤田是对河边淤滩地的一种利用方式。其法是“秋后泥干地裂，布撒麦种于上”，利用枯水期播种，抢在夏季涨水前再收一熟。柜田是一种小型的围田，王祯《农书》说它是“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沙田是对江淮间沙淤地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王祯《农书》说：“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傍绕大港，港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他田也。”滩涂的利用筑堤挡潮这一措施，见于唐代。唐时李承于楚州筑常丰堰，便是这一办法。《新唐书·李承传》：“李承，……淮南西道黜陟使，秦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塉卤，收常十倍它岁。”宋代范仲淹在通、泰、楚、海地区筑海堤，用的也是这种办法。《宋史·河渠七》：“至本朝天圣改元（公元1023年），范仲淹为泰州西溪盐官日，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有请于朝，调四万余夫修筑，三旬毕工，遂使海濒沮洳斥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赖之。”涂田是将海涂开垦为农田的一种方法。据王祯《农书》记载，其方法是“沿边海岸筑壁，或树立桩橛，以抵潮泛，田边开沟，以注雨潦，旱则灌溉，谓之甜水沟”，即包括筑提挡潮，开沟排盐，蓄淡灌溉等措施。其中田边开沟，则是有关中国滨海盐地，使用沟洫条田耕作法的最早记载，但是海涂一般含盐分很高，所以一开始还不能种庄稼，必须先经过一个脱盐过程，其方法是“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我国盐碱地治理中利用生物脱盐的创始。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涂田图柜田图筑坡蓄水养鱼这是明清时期的一个创造，首见于明代黄省曾《养鱼经》的记载，“鲻鱼，松之人于潮泥地凿池，仲春潮水中捕盈寸者养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为池鱼之最。”清初，广东已大规模利用。《广东新语》说：“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乾隆时，福建也用这种方法利用海涂，乾隆《漳州府志》：“滨海筑坡为田，其名为棣。初筑未堪种艺，则蓄鱼虾，其利亦溥，越三五载，渐垦为田”。台湾筑坡蓄水养鱼更为发达，《台湾通史》载：“台南沿海素以蓄鱼为业，其鱼为麻萨末（虱目鱼），番语也。……自道光以来，流沙日积，淤蓄不行，人民给以为塭，税轻利重，继起经营，其大者广百数十甲，区分沟画，以资蓄泄，……南自凤山，北至嘉义，莫不以此为务。”以至“岁之凶稔，视鱼丰啬，故其衣食之源，皆资于此。”其海涂养鱼之发达，由此可见。

除养鱼而外，还有养殖贝类。种类有蚝、蚶、、等，流行的地区主要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在福建，养蛏的叫蛏田、蛏荡；在广州养蚝的叫蚝田，养的叫田；在浙江养蚶的叫蚶田。清人王步青在《种蚶诗》中说：东南美利由来擅，近海生涯当种田，反映了海涂养贝在东南地区已相当发达，并成了当时农业生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水面利用

水面的利用主要是架田，这是一种与水争地的方法。架田与圩田有所不同，圩田是利用滨河滩地，作堤围水而成，架田则是利用水面，它是通过架设木筏，铺泥而成，因而它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创造的一种人造耕地。架田是由葑田发展而来的，所以有时也叫葑田，葑田是因泥沙淤积茭草根部，日久浮泛水面而成的一种天然土地。早在晋代郭璞的《江赋》中已有利用葑田的记载。五代的《玉堂闲话》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广东番禺“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盗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这种浮于水面，能为人盗走的蔬圃，就是葑田。可见，五代时，葑田已在广东浅海一带发展起来，到了宋代，葑田又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诗中，有“小舟撑取葑田归”之句，陆游在《入蜀记》中也记有“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的大架田。不过这时的架田，已不是天然的葑田，而是人工建造的架田了。南宋的农学家陈旉在其《农书》中，对此还作过详细的介绍：“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这种架田，一能自由移动，二能随水上下，所以被元代的农学家王祯称之为活田。这种田，当时在江浙、淮东、两广等地都有，分布的地区是相当广泛的。

除了木架铺泥的架田外，还有一种用芦苇或竹篾编成的浮田。但不铺泥，只用来种蔬菜，其历史要比架田早得多。晋代的《南方草木状》中，就有记载：“南人编苇为筏，作小孔，浮于水上，种子于中，则如萍根浮水面，及长，茎叶皆出于苇筏孔中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按指蕹菜也。”清代的《广东新语》中亦记有这种蕹菜田：“蕹无田，以篾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这是我国人民在土地利用上的一个新创造。干旱地区的土地利用

砂田是在半干旱地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法。主要流行于甘肃以兰州为中心的陇中地区，这种田的特点，主要是用砂石覆盖，所以人称为砂田或石子田。据当地人说：有一年，甘肃大旱，赤地千里，四野无青，有一位老农在寻找野菜度荒时，在一个鼠洞旁的石缝中，发现了几株碧绿葱青、生长健壮的麦苗，扒开乱石，见下面的地相当湿润，这一偶然的发现，使这位老农悟出了一个压石保墒的道理，第二年这位老农依法仿效，果然架田图长出了麦苗。后来，经过不断改良，便形成了砂田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经考证，这一技术大约产生于明代中叶，至今约有四五百年历史了。

砂田有旱砂田和水砂田之分，建造的办法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粗砂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体。砂石的厚度，旱砂田约8～12厘米，水砂田约6～9厘米，每铺一次可有效利用30年左右。播种时，再拨开砂石点播砂田图或耔播、条播，然后再将砂石铺平，一任庄稼出苗生长。砂田由于有砂石覆盖，可以直接防止太阳照射，雨水能沿石缝下渗，又可避免水分流失，蓄储的水分又可因此减少蒸发，除此之外，还能压碱和保温。可见，砂田是我国土地利用上一项独具匠心的创造，由于砂田能有效地利用干旱地区的土地，所以至今还在甘肃中部的皋兰、靖远、榆中、永登、兰州一带使用。中国古代在土地利用上的经验与教训围湖造田中的经验教训围湖造田，应以不破坏水系安全和环境生态为准则。如果滥围滥垦，将带来严重的危害。这方面，宋代的围湖造田留给后世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加剧了水旱灾害。太湖被围，造成“旱则……民田不占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故《宋史·食货志》说：“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鉴湖被围，“春水泛涨之时，民田无所用水，……至夏秋之间，雨或愆期，又无潴蓄之水为灌溉之利，于是两县（山阴、会稽）无处无水旱。”《宋史·食货志》说：“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致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政和以来，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当时，绍兴知府史浩说：“然则非水为害，民间不应以湖为田也。”一针见血道出了症结所在。

其次，造成农田失收。绍兴九年（1139）周纲到明州调查广德湖被废后的情况说：“臣尝询之老农，以为湖水未废时，七乡民间，每亩收谷六七硕，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所失谷无虑五六十万硕。”蔡襄在《乞复五塘劄子》中说，自宝元（1038～1040）中先后废决五塘以后，“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得官势户三十余家”，从此，“沿海碱地（千余顷）只仰天雨，有种无收。”经济损失之大，难于数计。

第三，导致国家失赋。陈橐在《夏盖湖议》中说：“建炎元年（1127），湖田课租，除检放外，两年共纳五千四百余石，而民田缘失陂湖之利，无处不旱，两年计检放秋米二万二千五百余石。只上虞一县如此，以此论之，其得失岂不较然。”鉴湖的情况，亦复如此。徐次铎在《复镜湖议》中说：“夫湖田上供，岁不过五万余石，两县岁一水旱，其所损所放赈济劝分，殆不啻十万余石，其得失多寡，盖已相绝。”永丰圩修成以后，岁收“不过米二万余石，而四周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可见围湖造田，田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

第四，加剧了社会矛盾。湖泊被围以后，争田、争水的矛盾不断发生，民事纠纷不断，广德湖被围，“无佃人民，词讼终无止息”，“争占斗讼愈见生事。”五塘被围，“旧日仰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蔡忠惠公集》）。木兰陂被围，“乡民至有争水而死者”。从而给社会增加了新的动荡不安的因素。

此外，还有水生资源及交通运输遭到破坏等，可见宋代围湖造田，其利甚少，其弊甚多，这个历史教训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垦山造田的经验教训在山区，由于人们盲目垦山，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例如，宋代四明山区，本是“巨木高森”，“竹木茂密”的地方，即使“暴雨湍急”，沙土也为“木根盘固”，无水土流失之忧，后来因为伐木开山，山区因而“靡山不童”，结果造成了“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的严重后果。清代帅承瀛在《浙西水利备考》中说：“于潜、临安、余杭等地，因为开山种植，结果“一遇霪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辄有泛滥之虑”，使湖区备受洪涝之灾。梅曾亮在《记棚民事》中，将开山和不开山的不同后果，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储水，毕至洼田中乃至，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充分说明盲目开山垦田的危害。

我们祖先用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土地利用，仍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土壤改良

春秋以前，我们的祖先已认识植物对土地的依赖性，《周易·离·彖辞》中已有“百谷草木丽乎土”之说，不过当时对土的概念还非常模糊、笼统。到春秋战国时，我国开始有了土和壤的概念。《周礼》的“土宜之法”中，已有“辨十有二土”和“辨十有二壤”的说法，明确将土和壤作了区分。据《周礼》记载，“辨十有二土”是为了“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而“辨十有二壤”则是为了“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由此可知，前者所说的是为了因地制宜安排农林牧渔生产，所说的土是泛指土地。后者说的是种植业内部的因土种植，所说的壤，指的则是农田土壤。东汉时郑玄对土和壤的本质又作了说明，他在注《周礼》中说：“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土，吐也。”即万物自生自长的地方叫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然土壤，“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言壤，壤，和缓之貌。”意思是说人们进行耕作栽培的地方叫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耕作土壤，亦即农业土壤。

这就是说，土是自然形成的，而壤则是通过人力加工的，这便是土和壤的本质区别所在。

对于地力与作物生长的关系，汉代也开始有了认识。《史记·乐书》中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育。”《汉书·贾邹枚路传》也说，“地之埆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后来，王充在《论衡》中进一步指出了地力高低与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关系，他说：“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盛”，反映了在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地力对提高产量的作用。

此外，我国古代还认识到土壤是可以改良的，不同的土壤只要采用不同的改良措施，是可以改良成功的。宋代的农学家陈旉在《农书》中说：“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确，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治之得宜，皆可成就。”我国古代在土壤改良中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盐碱地改良种稻洗盐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治理盐碱地的方法。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就已运用这种方法，并取得了“终古斥卤，生之稻粱”的成效。明代万历时，保定巡抚汪应蛟，在葛沽、白塘盐碱地上开荒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据记载，当时“垦田五千余亩，其中十分之四是稻田，当年亩收四五石”，比原来“亩收不过一二斗”提高了几十倍。清代康熙时，天津总兵监理，引海河水围垦稻田二万余顷，亩收三四石。水田漠漠，景象动人，被人称为“小江南”。雍正时，清政府在宁河围垦，使这一地区“斥卤渐成膏腴”。咸丰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一带围垦，垦得稻田四千二百余亩，斥卤变成沃壤。可见种稻洗盐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并在改良盐碱土中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不过在北方引水种稻改良盐碱土，一定要注意引得进，排得出，排得畅，否则容易造成次生盐碱的严重后果，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据《永年县水利续志·惠民闸》记载：“雍正七年（1729）营治水田，当事者又以为东关等处终宜种稻，于是绘图上请发帑修治，而北闸复兴，未几，东关厢上下马头、裴家屯、史家堤、宋家堤、南大堡等村，合词哀恳，谓未营治水田之先，秋麦尚可丰收，既营水田之后，沃壤尽成碱土，则此地之不宜稻可知。”这可能同当地的稻田布局不够合理，排水工程不够健全有关，因而引起了“此地不宜稻”的错觉。象这类教训，至今也仍应吸取。开沟排盐这一方法出现于战国，《吕氏春秋·任地》中就有“子能使吾土靖而圳浴土乎”的记载，已将开沟排盐作为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十大问题之一。开沟排盐措施比较简单，因而这一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乾隆二十八年《济阳县志》载：“碱地四周犁深为沟，以泄积水，如不能四面尽犁，即就最低之一隅挑挖成沟，或将碱地多开沟弯为泄水之区，以卫承粮地亩，是以无用之抛荒，而为永远之利益矣。”这便是其中之一例。淤灌压盐这一方法也出现于战国，秦王嬴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在修建郑国渠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结果关中变成沃野，被人称为“天下陆海之地”。在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淤灌压盐，是宋神宗熙宁时期，地域遍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宋朝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淤田司来管理这项工作。据记载，熙宁淤灌即得了巨大的成效；一方面改良了大片盐碱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另一方面又提高了产量。《宋史·河渠志》载：绛州正平县的“南董村，田亩旧直三两千，所收谷五七斗，自灌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石”。熙宁淤灌，还留下不少技术经验：一要掌握好淤灌季节，因为不同季节，水流含淤的成分和浓度不一样，不是任何时候淤灌都能收到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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