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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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试读：
引言
• 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我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即实现“双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一带一路”之所以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 痛点经济学，也是文化经济学，因为找痛点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是打造文化与经济精品的过程。
• 这是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周围差的、不入流的事物比比皆是，因此只要有人用心做、做得好一点，就会立即被大家认可和珍视。
• 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
• 什么是“一带一路人”（OBORer）？“一带一路人”就是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断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的人。
• 有思路才有丝路。
题记
文明型崛起的国家应该像麦穗一样，空心的麦穗举头朝向天空，而饱满的麦穗则俯身低头朝向大地。
自序
从2013年9月开始，我深入研究与调研“一带一路”，并主持了中央党校“一带一路与边疆稳定”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5月又推动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到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从沿海省份的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到内陆省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一带一路”让我有了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机会。与此同时，从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到中东的以色列以及亚洲的韩国等国家，“一带一路”也让我有了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一带一路”给很多中国人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
2015年3月，博鳌论坛的最大收获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由此烟花三月下“洋洲”。“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在于务实的经济项目，更在于人心、思想、思路、文化、制度，甚至宗教信仰等。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的受欢迎，必然是“中国风”、“人文情”与“国际范”的体现。“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评价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那么，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认真思考，我们靠什么“融入”世界。我曾两次赴以色列访问，一位近80岁的以色列著名学者向我提到，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以色列，因为中国影响了整个东方，而犹太人影响了整个西方（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源头是犹太教）。但他同时也强调，这种影响更多是“过去时”，中国要反思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中国的影响范围由东方扩大到整个世界，影响的时间坐标由传统帝国延展到现实中国，影响内容由文化吸引扩大到价值感召。
目前，全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甚至极端乐观与悲观并存的评价，一个是“新版的朝贡体系”，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其实，我们不需要预设“一带一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凝神汇智，群策群力，不断成长，展现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国。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我常常在想，崛起的中国需要什么？中国如何超越“崛起困境”？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有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不仅要经济成长，更要赢得民心和人心，其中，民心是指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人心是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欣赏与支持。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所谓“议程设置”就是“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内集中讨论什么”。2010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二，历史规律往往是“老大拉着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向中国施压。其结果是，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南海、东海等海疆问题几乎同时升温。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亚太话语，核心词汇（高频词汇）如“中国威胁”、“军购”、“军售”、“军演”以及“军事冲突”等“冰词”。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从内心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辜鸿铭曾经指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也不如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的确，一方面，我们可以随时听到古人、名人对中国的好评如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频繁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情绪。例如，据说在非洲有这么一则笑话，一位非洲母亲问孩子：“上帝在哪里？”孩子答道：“上帝在中国。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一定住在中国，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有朋友曾讲过一个亲身经历，他在非洲超市问中国制造的口碑如何，服务员告诉他：“对有钱人来说，中国制造是最后的选择，一般他们先问有没有其他国家产的。”其结果是，为了提高销售业绩，售货员会把中国制造的标签撕掉。
只有乐观的人，才会用悲观的视角看问题、审视自己。只有正视自己的无知，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目前，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依然有很多障碍，“一带一路”的真正落地依然有很多瓶颈：第一，原则性倡议多，可操作的细则少；第二，对丝路沿线国家的总体了解不够，对相关国家寄于“一带一路”的具体期望了解不足；第三，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各国等大国合作的利益共识严重缺乏。
2015年3月，我在国防大学国际学员班讲授“‘一带一路’与国际安全”，授课对象是非洲国家的军官。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来中国之前，你们听说过‘一带一路’吗？”绝大多数人回答：“没有，但我们知道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可见，“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我们不仅要重视内容，也要重视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工作重点，可以概括为：第一，目标明确是关键。自己首先要从内心想明白，怎样的中国城市和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有吸引力，同时要认真思考，中国城市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得到什么。目的不明确，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先锋就会一个个倒下，成为先烈。第二，统一定位是起点。不要一方面提防别人政治化“一带一路”（如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又自我陶醉在“一带一路”的“政治化”语境中（如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三，国际表述是要点。“一带一路”既不是升级版的“中国威胁”，也不是新版的“中国雷锋”。有一位领导在开会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今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聚光灯打在中国身上，中国的形象好比一个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但身上背着麻袋，麻袋里面都是钱，对着麦克风却不会讲话。因此，我们要切实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能力。
2015年年初我就认识到，在今天的中国，要提防三种泡沫：第一，股市泡沫，人们将房地产的钱转到股市，但基本属于随大溜，不是理性购入；第二，互联网泡沫，人们认为在网络世界，到处都是财富；第三，“一带一路”泡沫，人们认为“一带一路”上都是金子。要防止泡沫的发生，尤其是要防止三种泡沫的叠加，关键是不能将“全民投资、大众创新”变异为“全民投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项目，要靠项目生钱，而不是完全靠钱生钱。“一带一路”的真正落地，必须要靠标志性项目的启动和建设，但是目前还做得远远不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兢兢业业，而不是浮夸虚华。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被轰轰烈烈的成就所打动，很少被兢兢业业的极致所感动。“一带一路”正是在考验我们的战略定力，考验我们的文明底蕴，考验我们的精细与韧性。
一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中华文明曾经被富强（列强）征服，今天我们不能为了富强而放弃文明。”在“一带一路”的调研过程中，我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可我们如何让沉睡的文明苏醒呢？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认同与分享的文化与价值呢？”“一带一路”就其目标而言，不是要和别的国家竞争，更不是要同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一带一路”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文化自信是三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那么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让人民满意的精品。
如果在获取“一带一路”的基础知识之外，能够有更多的读者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做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将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最让人敬佩的，是那些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又对国家和世界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第一章“一带一路”提升中国综合实力
当今世界已进入大规模实力转移的时代，国家之间文化与核心价值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国家博弈方式的改变，实力转移的频率不断增加，不仅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持久性地受到重视，文化、价值、政策等软实力因素也越来越被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倡议充分结合中国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展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视野、中国外交的责任进入全新的阶段，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已经成为中国恪守的战略文化：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嵌入，中国安全与国际安全高度关联，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高度融合。“一带一路”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一国经济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努力实现所有成员普遍的利益增值，体现了“共同体外交”的逻辑智慧，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总之，“一带一路”于中国而言，不仅要贡献物质产品，也要在文化与价值层面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欣赏与认同。目前，大陆31个省、区、市在制订“十三五”规划时，大多都主动和“一带一路”进行对接。“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城市和企业来说是难得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了欧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同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又强调，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深刻的国家利益与国际战略考量。战略平衡与稳定周边的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有14个陆上邻国，有6个海上邻国。但是，任何国家在统计邻国的时候都应多算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邻国）。美国的地缘战略对中国的发展有着直接且深刻的影响。
美国建国时间很晚，但它建国伊始就十分重视海洋。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出版了《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即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掌握两大洋的国家，大西洋是它的家乡之水（home water），欧洲与它同文、同种、同宗，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类同；太平洋是美国的麻烦之水（trouble water），太平洋对岸的国家与美国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宗，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亦相去甚远。所以，能否控制太平洋，这对美国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而西太平洋是美国安全的重中之重。由此，美国的安全重心和中国的安全出口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结构性矛盾）。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以后，黄岩岛问题升温（2012年4月），钓鱼岛问题升温（2012年9月）……所以，中国重视海洋首先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2013年9月，作为战略回应，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政府不仅要坚决维护陆权，也要积极维护与拓展海权。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世界性文明的诞生离不开水，而中国的文明型崛起离不开海洋。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协调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两大重心。目前，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是中国最不稳定的地区。一是以极端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为首的三股力量在西北边疆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妄图分裂国家。二是以越南、菲律宾为首的周边国家不断在南海侵犯中国主权，企图从乱局中牟利，且相关国家大有拉帮结派之势，“以斗谋权”、“以武侵海”、“群狼战术”等倾向日益明显。上述两大问题都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即国内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局势和域外势力的影响和干预。这些势力希望不断给和平崛起的中国制造麻烦，造成复杂局面，分散中国注意力，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一些域外势力唯恐天下不乱，企图通过强力介入，挑战中国的战略定力，希望中国崛起被民族以及海洋问题所拖累。因此，对国内大局而言，“一带一路”倡议要进行中国西北和东南地区优势资源的互补与整合，将东部活跃的经济发展要素注入西部，只有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如教育、就业、医疗等，中国的西部边疆才能长治久安，民心思稳。
如果将国家利益分为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话，西北地区是中国安全利益之所在，东南沿海是中国发展利益之所在。中国的基本国情是：34个省、区、市，300个左右地级市，2800个左右县。改革开放进行快40年了，但各省、区、市的发展很不均衡。11个沿海省、区、市集中了全国经济总量的60%，也聚集了中国人口总数的60%。换句话说，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西部省份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末梢，发展潜力与空间还没有被完全地激发和释放出来，而且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开发的地区。所以，中央思考“一带一路”也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节点，把东南沿海的优质资源，如资金、人才、理念、项目等带到西北去，因为后者涉及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民族地区的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稳固于陆地，但崛起于海洋
海洋是中国崛起之出口，也是崛起之瓶颈：中国重大发展机遇在海上，主要威胁来自海上，最不托底的事也在海上。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四片海域上，其中，黄海的朝鲜核问题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台海局势总体可控但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东海钓鱼岛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最大，南海是国家的生存命门与资源宝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依托。因此，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区域。
2012年年初，南海形势出现重大转折，挑战风险骤增，但并不意味着“硝烟弥漫”。南海局势由相对稳定转为高频次、实质性的对抗冲突：由动口到动手，由对话到对峙，由声索主张到强行控制。但不能就此误判形势，不能认为军事冲突一触即发。
第一，相关声索国（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侵权力度加大，但不是铁板一块。相关声索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不断挑衅生事，它们的战略意图是：在南海问题上不惜与中国发生摩擦、冲突，甚至对抗，主要目的是想趁中国立足国内建设，国力强而未胜之时，捞取更多实惠。
但是，各国之间既有所谓的共同利益，又各有所图。当前，越南当局挑动民族主义情绪，通过“981钻井平台”事件对抗中国，转移国内矛盾。2006年后，越南无视国内经济基础与社会现状强行推行政治改革，导致越共权威不断削弱，内部出现“南北对立”。目前，越南国内存在路线之争，对美是借势利用，特别是越共党内和军内对美戒心较重，中国仍有作为空间。越南在南海侵权的具体战术是，“温水煮青蛙”，“小刀子割肉”，既避免与中国发生重大冲突，又步步为营，在确保南沙群岛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图谋把主权争议扩大到西沙群岛。
作为美国前殖民地，菲律宾深受美国影响，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色。历任菲律宾总统均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点，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主要棋子。中国想在短期内改变与菲律宾的关系难度极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菲律宾在东盟内部与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上均有分歧，诸多立场较为孤立。
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距离中国较远，在南海利益相对较少，侵占南海岛礁较少，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的方式获得经济优惠和实际好处，希望能够分享中国发展与南海稳定带来的红利。
第二，域外大国纷纷介入，但对华态度有差异。域外大国染指南海的战略意图是：造成复杂局面，分散中国注意力，破坏中国崛起发展势头。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唯恐天下不乱，企图通过强力介入，挑战我战略定力，希望中国崛起被南海问题所拖累。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侧重点是黄海、东海，但突破口是南海，并随时可以挑起台湾海峡的波涛（实现所谓的“四海联动”）；对美国而言，在四海中，管控能力最强的是东海与台湾海峡，管控能力最弱的是黄海，南海对美国而言是最具投资潜力的海域。越南、菲律宾等国对中国示强的原因之一是它们自认为有美国撑腰。但美国总体上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在美国国内有这样一种声音：把大国拉下水的多是小国。所以，美国是南海危机的介入方，也是南海危机的管控方。
美国和中国均无法承受发生全面对抗的后果，这是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发展应有的基本认知。南海问题从始至终都是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棋子，美国既不会让中国顺利解决南海问题，也不会为南海声索国与中国发生战争，这是美国南海战略的底线。
日本与中国对东亚地区领导地位的争夺，将是未来影响西太平洋和南海局势的重要因素。早在中日钓鱼岛危机时，日本国内便有政客表示：“不惜赌上国运与中国一战，以阻止中国崛起。”在南海问题上，日本将会比美国走得更远，给予南海相关国家的支持也会更多，总体上来说，凡是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就是日本所支持的。日本希望中国危机叠加，即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均摩擦不断，形成对中国压力不断上升的态势。日本努力使南海危机成为牢牢束缚中国手脚的利器，以确保日本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能够逐渐占据主动权。
第三，981钻井平台建设标志着中国南海维权进入新阶段，是历史拐点。南海问题到了绕也绕不过去、躲也躲不开的关键时刻，981钻井平台建设利大于弊，是中国南海维权的历史拐点。南海问题的基本判断是：早晚都必须面对，早面对比晚面对好，迟面对比早面对成本高，因此要早做战略策略调整。斗争的关键是寻求维权与维稳的最佳平衡点。在实践中，讲维稳不意味着维权上没有作为，讲维权不能干扰和破坏大局。
以981钻井平台建设为标志，对越南的斗争超过了对菲律宾的斗争，中越矛盾直接放到了台面上。长期以来，“我在南海一口井也没有，滴油未采”。“981模式”是重大的战略突破，打破了越南等国单方面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状态。钻井平台的建立不仅将中国的油气开发区域向前推进，而且进一步彰显国家海上主权的经济存在。
中国的长期克制、忍让为周边国家步步为营、得寸进尺、咄咄逼人提供了机会，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国内民众高度关注南海问题的处理，舆论压力增大，处理起来分寸难以把握，不作为百姓不满，但又不能有大动作。总之，南海问题全面考验中国的意志与能力，是检验中国成功崛起的“试金石”。未来的趋势必然是需要不断加强中国在南海的民事存在、经济存在与军事存在，形成主权要素的“嵌入式存在”结构。
第四，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各类危机，维权常态化的同时是危机常态化。对待海洋的态度不仅决定着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而且决定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前途命运。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世界上先后成功崛起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9个世界性大国。就崛起规律而言，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征服海洋来征服世界的，这一进程是考验战略定力、外交智慧与应对各类危机的成长历程。
对当前中国有较大借鉴意义的是19世纪的德国与美国。历史上大国崛起，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莫过于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其复杂程度较今天中国有过之无不及。普鲁士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其中俾斯麦一系列高超的外交手腕为普鲁士赢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当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中必须将灵活的外交手段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最终达成战略目标。培养一大批了解南海关系的外交家、国际法学者，同时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是南海维权的当务之急。
中国借鉴美国经验，发表中国版的南海“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演讲要求欧洲列强停止对美洲的干涉，美洲的事情应由美洲人自己做主。直到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将西班牙的势力赶出美洲，美国才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共经历75年。当前，南海问题较19世纪的美洲更为复杂，中国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加强顶层设计和长期规划，不强求在短时间内解决危机。同时，要保持高度的自信心：中国是实力上升的新兴大国，不同于晚清时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时间站在我方一侧。
欧美国家的崛起进程始终伴随着各类危机，某些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甚至秉持“制造危机比危机管理更需要智慧”的博弈理念。对中国而言，我们要转变对危机的看法，危机存在也是发现自身问题、推动自我完善的良好契机。
在实践中，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战略，大力开发渔业、潜水、海底探险、海钓等参与性强、富有挑战性的高端海洋休闲旅游项目，重点培育游艇、邮轮旅游、海上高尔夫等旅游新业态，打造一批高水平的海洋休闲和体育旅游产业基地，要充分体现中国在南海的经济存在。调整经济布局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由东部向西部推进。内陆地区一方面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同时还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必须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
目前，国际产业转移有如下三个新特点：第一，转移层次不断提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第二，服务业成为产业转移的热点，旅游、金融、保险、咨询、管理和培训等专业服务是转移的重点领域。为此，丝路城市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努力提升本土特色产业的竞争力和研发能力。除不断扩大农业和工业合作外，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如文化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金融、会展、文化创意等），这些产业也是资金乐于流向的地方。第三，产业链条整体转移趋势明显，在当地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关联产业群，实现零部件生产供应和专业服务的本地化。“一带一路”要告诉每一个国人，不仅有远方，也有故人和家乡。中国西北地区民风淳朴，但人们普遍缺乏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商业意识。相关省份和企业进行“一带一路”对接，不一定都要把钱投到国外，国内也有很多商机和需求。中国产业升级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周期，从沿海到内地，但要避免把在东南沿海已经淘汰、落后的产业带到祖国的大西北去，因为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虽然能源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任何不慎的决策和行为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版的“西进运动”。美国独立后不久便兴起了大规模群众性的“西进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开发了广袤的西部土地，更是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的流动性，培育了美国人的民主意识，铸就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观念，“美国梦”在这一过程中被定义为开拓冒险精神。之后，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涌现出许多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子，摩根、福特、洛克菲勒等通过自身奋斗创建了自己的庞大事业，“美国梦”在工业化浪潮中进一步彰显了“只要拥有才能、愿意付出，就能够取得成功”的内涵。在信息化时代的美国，Microsoft（微软）的比尔·盖茨、Apple（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Facebook（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以及Google（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等，凭借自己的智慧，积累了庞大的资产，成了当今“美国梦”的新偶像。无疑，“美国梦”成为美国崛起的文化动力，成为美国影响世界的软实力。“一带一路”，就是要激发一种类似于美国移民文化的充分流动性，以及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由此，“中国梦”开始聚化，即中国领土上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生活得更富足、更充实、更美好，并且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总是充满机会，每个人的潜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为他人所认可，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幸福源泉。传统理念的超越
在国内，中华民族长期存在“中原中心主义”，即在中国版图上始终有“文明与野蛮”、“内正统与外蛮夷”的严格区分，而“后者需要被教化”这一范式会周期性地约束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顽固地存在“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以及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
在国外，国际社会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秩序”，这一秩序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一秩序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沃勒斯坦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予以重视。他在为中文版《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所做的序言中真诚地指出：“占人类1/4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起重大的作用。”“一带一路”是对上述传统理念的一种超越，路、带、廊、桥等“去中心”的中国式话语开始崛起，代表着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发展倾向。“互联互通”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式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表1–1 英美崛起的理念和话语霸权
相关大国近年来纷纷提出了类似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1997年）、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北南走廊计划”（2002年）、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09年）、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年）等，但都不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引人关注、更受人期待。今天，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感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重视什么、关注什么，这一地区、这一事物就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兴奋点——中国决定世界聚光灯的焦点。例如，非洲大陆在冷战后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冷落，当中国进入非洲后，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非洲，并纷纷加强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博弈，当然直接受益的是非洲各国。“一带一路”是具有鲜明中国理念标识的全球公共产品，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贡献度。我们必须明确，“负责任国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必然具有的身份定位。首先，“责任”在政治学中有其特定含义：责任是承担与角色相应的义务，责任是一种尽责的品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负责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能够自觉遵守与其身份相称的义务。当然，“负责任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然而，“负责任国家”与“负责任大国”有根本性的区别，后者不仅要参与全球治理还要提供公共物品。这里的公共物品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精神产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儒教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在国际社会，“大国责任”是指一个国家作为大国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不仅是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最大，还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最大的单元（国家）将担负起特殊责任——提供公共[1]物品”。大国提供公共物品，不仅在于大国能够获得经济收益，也在于大国需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尊重，而后者对大国身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国不断地提供公共物品。例如，作为18、19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英国承担了保障国际海道安全的责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中国式的哲学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转变过程中外交理念的重大调整，是中国由“负责任国家”向“负责任大国”转变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且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民主和平论”等公共物品有本质的不同。
的确，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成功的经济崛起实践，有与世界打交道的上千年历史经验，完全可以为人类社会贡献不同于西[2]方话语的精神财富，争取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将以实际行动改变“崛起大国必将挑战现存霸权”的国际霸权兴衰逻辑，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加强思想文化领域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国际对话，倡导相互尊重、开放兼容的文明观，以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的崛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原创性贡献。美国不自信？
在“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的众多关系中，中美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2012年夏天，我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中欧美学术论坛。中欧美三方最重要的战略家和政府官员汇聚于此，阵容强大。在会议进程中，我直观地感受到美国人复杂的情绪变化，感受最鲜明的便是美国流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自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欧美国家普遍寄希望于G20（20国集团）。而现在，美国代表提出了“G0”概念，认为全球不是G20时代，也不是G2时代，而是G0时代：这是一个更加动荡不确定的环境，全球问题的政策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没有绝对的领袖，非极化而不是多极化趋势发展显著。在G0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力。G20不行，G8不行，美国和欧洲不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不行。各国都在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难以提出一致的议事日程。可见，美国对自身的领导能力越来越“不自信”了。
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自己，特别是不希望别人“看轻自己”。会议中，一位美国战略家指出，希望中国人不要老是谈论“美国衰落”，因为谈多了，美国就真的“衰落”了。美国学者强调，实力“下降”或“衰落”是非常不恰当的描述方法，更准确的描述是国家间“实力的相对接近”。他们说，一旦民众感到国家实力下降，民族主义情绪便被激发，而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
多年以前，美国的行为模式是：我提出的概念，你只能接受，不论你是否理解或喜欢。现在，美国明显开始“在意”中国的感受，对自己使用的词汇反复斟酌，希望不要引起误解和担忧。比如美国提出“转向（pivot）亚太战略”之后，发现中国不太认可，很快就将此词换成了“再平衡（rebalance）亚太战略”，之后又改为“重新聚焦（refocus）亚太战略”。在会议期间，美国代表一反常态，极有耐心地向中国代表解释上述战略的内涵，如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美国聚焦于此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希望中国不要紧张等。
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战略家反对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认为此举将使日本误判形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他们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无论在概念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要将中国纳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而不是排斥中国。在南海、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代表“宽慰”中国学者说：历史上玩弄大国关系的往往是小国，小国利用大国矛盾获益，因此美国不允许小国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美国嘴上“不选边站”，事实上不断向其盟友传递模糊信号：谁对中国强硬，谁就受美国重视。可见，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
毋庸置疑，美国的“衰落”实为局部性和阶段性衰落，美国的优势是全面、长期的。但对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不自信”未必是坏事，因为强势一方的“不自信”也许是双方真正“互信”的开始。经过多年磨合，中美之间管控分歧的意愿和能力在增强。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稳定，亚太地区安全就有保障，就不会有太大波动。从长远来讲，亚太地区最大的挑战是：崛起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战略互信。每到困难时期，互信就成为真正的稀缺资源。在美国日益“不自信”的时候，“一带一路”使“自信”的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也迫使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其对华的交往之道。
[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265–281.
[2]阎学通.公共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选择[N].解放军报，2010–7–25.提升中国丝路硬实力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大量提供利润的领域：一个是资源领域，挖掘对象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另一个是人力领域，挖掘对象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中国经济升级需要发展现代物流业，即“第三利润源”，挖掘对象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工具的潜力。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1]支点建设。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要在沿线建设繁荣的国际经贸大通道，高效和强有力的现代物流支撑自然至关重要。
如果说制造业是经济实力的脊梁，那么物流就是维护经济体运行的主动脉。近年来，物流行业出现了网络化、组织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模式。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突破11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总里程超过1.5万公里，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高铁里程的总和还多。近年来中国铁路建设高速推进，铁路设备制造能力、铁路基础设施施工能力也快速成长，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需方、以中国中车为机车设备提供方、以中国铁建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为核心施工方的市场结构。但是，交通物流欠发达依然是中国丝路城市对外开放的主要瓶颈。研究表明，交通物流产业每增长1%，GDP将增长2%~3%左右，现代物流业将成为丝路城市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以核心城市为原点，以飞机航程两小时为半径，这个圆圈内的区域对人才（尤其是精英人才）和资本有充分吸引力；到机场后，以机场为原点，以两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圆圈对人才和资本具有相对吸引力，要是航程超过两小时、车程超过两小时，那么区域内的城市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就开始锐减。
因此，建设两小时交通物流圈恐怕是未来丝路城市发展的大方向。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机场，没有便利的高铁、地铁，该城市确实会遇到制约人才和资本流动的瓶颈，这既是交通物流的瓶颈，也是人才流和资金流的瓶颈。
作为经济运行的大动脉，铁路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与人员往来便利化、实现经济融合的重要工具。中国高铁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快实施这一倡议的重要工具。自2004年起，中国通过对高铁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发展，高铁通车、建设里程均达世界第一，高铁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在实践中，“一带一路”沿线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改造升级国内铁路系统的需求，而中国高铁不断缩小与世界顶尖技术差距的同时，拥有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图1–1 丝路城市“2+2交通物流圈”
2014年12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曼谷与泰国总理巴育共同见证《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中泰铁路合作启动。这不仅是中国高铁成套标准首次输出东南亚地区，更意味着泛亚铁路互联互通将取得突破。就在中泰铁路合作重启的两天前，中国与匈牙利、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就打造中欧陆海快线达成共识。新的线路将大大提升沿线各国的物流效率，加速人员、商品和企业之间的往来，成为中欧贸易一条新的通道。
目前全球已有土耳其、缅甸、老挝等28个国家与中国正在洽谈引进高铁技术或合作开发，项目累计里程超过5000公里，总投资额近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基本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要增强现代产业基础
中国丝路沿线城市与邻近国家，主要以采掘业、资源加工业为主，大多依赖煤油气、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原材料，产业层次属于中低端。目前，中国丝路城市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普遍不高；开放型产业占经济结构比重不大；口岸基本上以转口贸易为主，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较弱。此外，很多省份关于“一带一路”的规划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突破呢？
首先，产业基础要定位准确，不求大而全，而是要努力打造精致的、国际化的产业。2015年3月26日，我为广东阳江市委学习中心组做“一带一路”的专题报告会，建议阳江要积极对接欧洲丝路国家，如与意大利进行中小企业与创新合作，与德国进行刀剪产业合作。作为中国的刀剪之乡，阳江的刀剪产业要更加精致，要成为中国版的“双立人”。此外，云南农业走出去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很多人眼中，云南主要卖药材、卖玉器、卖茶叶，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云南的咖啡以低稠度和果香味闻名，已成为欧洲阿拉比卡混合咖啡的重要[2]原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云南不满足于做雀巢、麦斯威尔、星巴克等世界咖啡巨头的原料基地，也要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如小粒咖啡等。
其次，培育产业基础不一定非要建产业园区，然后花5年、10年来培育本土企业，这样做当然可行，但短期内我们要借力发力、借船出海。我们要积极引进国内外影响力大的尤其是世界500强和国内100强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落户丝路城市，特别是吸引国内有意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企业总部落户丝路地区。
再次，要重视互联网经济。2015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有三块屏幕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一块是电视屏幕，一块是电脑屏幕，还有一块是手机屏幕。前两块屏幕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下降，而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器官”，因此在移动互联网做文章就是商机、就是机遇。的确，现在很多人不再与电视、电脑屏幕进行“对话”，而是每天与手机屏幕“交心”。所以，致力于发展“一带一路”的中国城市要顺应这个潮流，今天在丝路上跑的不是骆驼、马队，而是物联网、互联网。
2015年6月18~19日，推进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新阶段下以开放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
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新名片”。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李克强总理对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说：“中方愿意在基础设施和推进工业化方面与印尼方深度合作。我建议双方在现有经贸对话机制上建立一个产能合作机制，综合考量印尼有哪些需要，中方有哪些可以对接的先进富余产能，当然也要符合环保要求。双方完全按照规范的商业运作，方式可以是‘交钥匙’，也可以是合资。”此前，他曾向亚美尼亚总统指出：“中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富余产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装备性价比高。中方愿同亚方的新发展规划相契合，开展铁路、公路、核电、电力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帮助亚方建设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生产线，就地取材[3]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美尼亚工业化进程，实现互利双赢。”
产能合作的契机在于，沿线国家有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而中国富余的优质产能能够提供可靠的帮助和支持。“一带一路”不仅包括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装备走出去，也包括以生产线为载体的中国产能走出去，以及以自贸区和产业园区为载体的中国经验走出去。
总之，中国的丝路城市和企业要做精致资源，而不是“大而全”。目前，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有企业不一定有产品，有产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价值。夯实人文交流基础
人文交流有利于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国与相邻国家的友谊，有利于夯实“一带一路”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对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我们要了解这些国家对中国有哪些具体需求，然后去开拓并深化与这些国家在研究机构、智库学者、社会精英、青年领袖等方面的互动交流。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中餐、中医、针灸、教育、民俗等对沿线国家年轻人均有很大的吸引力，要在这些领域发力，以积聚“人气”。
目前，在中亚建设的近10所“孔子学院”，对帮助中亚地区提升汉语教育水平、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友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中亚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来看，中亚青年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认知兴趣。以新疆为例，来新疆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中亚，并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到：为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青年交流，中国将在未来10年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4]名额，邀请1万名孔子学院师生赴华研修。
此外，广西高校对东盟国家年轻人有较强的吸引力。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特别愿意到广西留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有大量来自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做生意首先要培养人脉，这些人留学回国后大多积极致力于开拓中越市场。其中，广西师范大学与越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曾是越南育才学校的办学地点，为越南培养了大批人才。据初步统计，广西师范大学累计接收5000多名越南留学生来校学习，已成为越南留学生最多的中国高校。
根据广西教育厅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到广西留学的东盟学生每年以20%的幅度增长。在广西的东盟留学生求学方向主要分布在文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为适应中国和东盟人文交流的需要，2012年广西挂牌成立了“中国—东盟商务会展人才培训中心”、“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东盟国家汉语人才培训中心”、“中国—东盟金融与财税人才培训中心”、“中国—东盟农业培训中心”。这5个教育培训中心的成立，为深化广西职业教育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广西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迈出了一大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有一位文化委员叫雷殿生，是10年徒步中国的“当代徐霞客”。1987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的邮票，这套邮票引起了集邮爱好者雷殿生的注意，他萌发了行走神州的念头。从1998年到2008年，雷殿生走遍了全国各地，南至西沙群岛，北至中俄边境黑龙江漠河县的北极村，东至黑龙江抚远县乌苏镇，西至新疆乌恰县境内的伊尔克什坦。他的全部行程加起来有81000余公里，等于绕赤道走了两圈。其间，他在穿越无人区罗布泊时甚至靠喝血维持生命，31天后，终于走完1100多公里的路程。
之后，雷殿生在北京昌平区开了一家个人展览馆。展馆中陈列着他在徒步中国过程中收集的各地民俗、人文实物资料。在雷殿生看来，他的徒步绝不仅仅是一场“探险”之旅，他的旅途还有人文主题：了解民风民俗、考察生态环境、宣传环保理念。为此，他在途中时时留意，拍下了大量关于野生动物以及各类人群的影像，前后带回了将近2吨重的物资。
游遍全国后，下一站是哪里？2015年7月11日，雷殿生来到古城西安，登顶高达270米、被誉为“丝路第一地标性建筑”的西安绿地中心，以一场激动人心的攀登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徒步新旅程，他将用30个月徒步重走古丝绸之路，途经2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理念，探索、发掘并保护民族文化资源，把对徒步、探险和向往自然的无限热爱及执着追求，转化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共融、文明共享、和谐共建的民间动力。
在2015年8月8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首届论坛大会上，雷殿生的发言题目是“一带一路需要坚定的信念”。他说：“我算是一个‘一带一路’的践行者。‘一带一路’的国家愿景非常大，但是需要更多的民间人士一步一步地前行，所以我再一次出征。我愿当一颗铺路的石子，愿意在完成我的心愿的同时，把旅游资源、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搜集整理，奉献给大家。”这就是“一带一路”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魅力。
[1]“一带一路”战略今年将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新华网[EB/OL]，2015-3-7.
[2]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种植咖啡的收益更高。种植同样面积咖啡的收益是种植茶叶的两倍。因此，越来越多的云南农民开始转向咖啡种植。雀巢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云南展开运营，并购买当地的咖啡。亚洲出产的大部分咖啡豆属于罗布斯塔咖啡豆，主要产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种质量较差的咖啡豆通常用于制作速溶咖啡。而主要用于制作卡布其诺和特浓咖啡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是19世纪80年代末由法国传教士引入云南的，这也是丝路互动成功的典型案例。
[3]产能合作成为李克强外交“新名片”[EB/OL].新华网，2015–3–28.
[4]习近平演讲引发强烈反响，孔子学院学生期待有更多机会到中国学习.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EB/OL]，2013–9–7.提升中国丝路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他将“软实力”提高到与“硬实力”并驾齐驱的位置，明确地将文化、价值观念、政策等因素视为“力量的另一面”，从而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与落实有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硬实力使国家强大，软实力使国家正确。
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而政策的科学化决策是确保国家正确使用力量的前提。当一国政策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该国就具有了软实力。政策合法性就是要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关系中仅仅讲“善意”是不够的（善意在国际关系中总是最脆弱的），尊重规律的政策合法性就是要确保一国之政策能够推动人与人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持久和谐，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形象与品牌建设
2013年9月，我在意大利访问时看到罗马市中心广场——威尼斯广场的一座古建筑，这个建筑从外观看显得古旧、杂乱，但听当地人介绍之后，我肃然起敬：这个古老的建筑由三部分拼凑而成，下面的地基部分是2000年前古罗马的建筑，上面的主体部分是1000年前中世纪罗马的建筑，旁边的附属部分是500年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建筑。可见，一个建筑将2000年前、1000年前、500年前的历史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展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历史与文化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城市是永恒之城，每一块砖石都会呼吸，有持久的吸引力。
在国内，我们也要打造有灵魂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美好的城市。首先，在城市形象与品牌塑造上，广西的经验可以借鉴。广西旅游局的宣传网站做得不错，他们针对东盟的越南市场，特意设有越南语版网页；他们知道东亚地区最喜欢旅游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就专门做了日文和韩文版网页。广西的旅游定位很国际化：“天下风景，美在广西”，广西将其准确地翻译成英文（East or West, Guangxi Landscape is the Best），不仅贴切，而且很有震撼力，即“走遍东西南北，广西风景最美”。事实表明，旅游越发达的地区越注重自身形象定位与品牌塑造，并由此形成了“要发展—重形象—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全球化时代，形象与品牌建设同经济利益和对外开放密切相关。就宁夏而言，“中阿博览会”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力点，也是宁夏对接“一带一路”的切入点，因此形象塑造与品牌外宣应同步重视，工作重点主要包括：
第一，做好两篇文章。在宣传对象上，要区分“国内篇”和“国际篇”。需要强调的是，英文、阿拉伯文翻译一定要准确。目前，对“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翻译没有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对“塞上江南”的翻译既不准确且无特色，目前的翻译有：
Oasis in the loess Highlands：黄土高原上的绿洲；
Oasis on the Frontier Land：边境地区的绿洲；
Oasis in the Desert：沙漠中的绿洲。
建议统一翻译成“Magic Ningxia, Oasis beyond the Great Wall：长城边上的绿洲”，既准确地表达“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深刻含义，又借用长城的国际知名度宣传了宁夏。
第二，提高外宣方法。针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宣传片可以外国人（阿拉伯人）的视角来展示宁夏，即片中的主角是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对同一景色、情景可能有不同的喜爱偏好和关注视角。而且，让外国人特别是宣传目的地的外国人来参与形象推介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一种方式。
第三，提升外宣技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避免传统的“讲道理”的生硬方法，要把城市、农村生活与自然景色相结合，一边介绍美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一边也要描述宁夏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位回族老人在清真寺礼拜后的微笑，等等。
第四，明确旅游定位。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地区都在重点发展“观光购物游”，但游客往往觉得行程过满、旅途劳累——“旅游比工作还累”。宁夏应以此为突破口，利用景点集中、交通便利、民风淳朴等优势，推广宁夏的“休闲体验游”，即以放松心情为主——这也是国际著名旅游地/旅游岛的营销策略。
第五，打造城市品牌。当前，宁夏形象宣传最为突出的工作是建立、普及宁夏以及各市的统一形象标识，并在外宣、外事、招商、旅游、文化、会展等公务活动中统一使用形象标识，从而形成鲜活的城市品牌。在这方面有很多国内外经验可供学习借鉴，如加拿大规定各省可将最能够代表其特色的话语和图案标注在车牌上，其中加拿大最美丽、气候最宜人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形象标识是“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美丽的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省富含石油和天然气，到处盛开着美丽的野玫瑰，因此其形象标识是“Wild Rose Country”（野玫瑰之乡）。上述形象标识简单明了，但寓意深刻，给人以过目不忘、回味悠长的印象。
在西北五省中，甘肃在“一带一路”上的品牌定位是打造基于高端自驾游的文化体验模式。甘肃地形狭长，具有发展自驾游的天然优势。据估算，甘肃省自驾游和自由行的游客在数量上已超过组团游人数。在打造自驾游品牌的基础上，甘肃积极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主动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合作，在甘肃16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建设天水、平凉、兰州、武威、张掖、嘉峪关和敦煌这7个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小镇，建设包括丝绸之路手工艺品交易市场、艺术研修中心、文化体验酒店、房车基地、实景演艺中心、禅修体验中心等在内的文化体验和休闲娱乐功能项目，串联成一条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为国内外文化艺术人士及自驾游爱好者提供充实的文化体验之游。
总之，中国丝路城市要将形象定位与品牌外宣工作（国内宣传与国际传播并重）贯穿始终，因为归根结底“有形象才有市场”、“有品牌才有竞争力”。提升丝路城市的实力层次
先看看实力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层次是“地质圈”实力来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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