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门镜 （保）薇罗妮卡·奥尔贝特索娃（Veronika Orbetsova） 主编 李靖堃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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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的相互认知：媒体的视角试读：
导论 中国与欧盟的相互认知
[1]门镜 薇罗妮卡·奥尔贝特索娃201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与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2015年6月29日，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布鲁塞尔举行。在此次峰会上，中欧双方领导人对中欧建交40周年表示了祝贺，并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在领导人会晤期间，中欧双方还召开了中欧工商峰会（EU-China Business Summit）、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论坛（EU-China Urbanisation Partnership）和第二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EU-China Innovation Cooperation Dialogue），进一步扩大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涵盖的范围。事实上，中欧伙伴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极具活力的双边关系，双方的合作主要通过包括高层会晤以及各种论坛在内的60多种对话机制予以推动。正如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欧40年合作后的前进之路》所强调的，中欧合作的目的是实现“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和互利合作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然而，尽管过去40年间的中欧合作取得了诸多成绩，而且，目前我们也可以获得大量与中国和欧盟相关的各种信息，但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与彼此的期待相较仍有差距。在涉及全球问题（在中国和欧盟都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的解决方案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自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对于欧洲而言，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利用这些机遇，仍然是欧盟目前面临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欧盟愿意与中国加强各个层面的联系与交流，并希望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这说明欧盟希望实现它所期待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将欧盟视为一支“重要力量”、“重要的战略伙伴”，以及“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2014年《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因此，增进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加强相互理解，也是中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以往，中欧领导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家、官员和专家之间的各种对话。近年来，中欧双方更加关注人员往来与交流。从2010年的“文化对话年”（the Year of Interculture Dialogue）到2011年的“青年交流年”（the Year of Youth），再到2012年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中欧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目前双方均已认识到，需要通过人员之间的日常交流来加强和补充高层机制性安排。中国政府2014年4月发布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认为，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具有“统领作用”，强调有必要“积极推动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教育、文化、新闻出版、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此外，该政策文件还明确提出，将促进“新闻出版界交流与合作”，并利用“新兴媒体”，增进中欧双方民众“对彼此政策理念、发展目标、战略走向和文化精粹”的了解。中国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全面和客观的情况反映”，以及“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2014年《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在此背景下，中国向欧盟大量增派记者：中国已成为派驻布鲁塞尔记者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了欧盟成员国以及其他任何第三国。中国对大众媒体的大力投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表明中国愿意更好地了解欧盟，也希望得到欧盟的更好理解。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派驻中国的欧洲记者的数量在稳步增加，欧洲媒体关于中国问题的新闻报道也在与日俱增。
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形成至关重要，而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人员交流层面，国家形象均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包括语言问题在内的诸多原因，人们在寻求了解“他者”的情况时，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和依赖那些更容易获得的信息来源（往往是国内来源）。事实上，对于中欧双方而言，其各自的媒体和出版物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特别是，由于地理距离遥远，能够直接接触到“他者”的文化、历史和世界观的群体仍然仅限于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这样一来，媒体和出版物的作用就显得愈加重要。尽管中国和欧洲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欧洲人对当代中国的了解相对而言仍然少之又少，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也不够全面。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欧盟都将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提升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度，作为双边关系中的头等政策任务。随着中国和欧盟在彼此媒体中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以及双方媒体关于中国和欧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报道数量不断增多，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望得到改善。尽管中国和欧盟的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双方的形象塑造、国家品牌和相互认知等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撰写过与中国和欧盟的媒体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有关的文章。
鉴于上述情况，本书主编与作者希望通过评估中国媒体关于欧盟的报道情况和欧盟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情况，以及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作用，来填补中欧关系研究中的此项空白。我们特别关注多媒体时代给中国和欧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大众媒体对中欧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本书的作者包括中国和欧洲学术界的中欧关系问题专家，以及中欧关系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际工作者。
本书的作者本身就常常参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大众媒体交流，因此他们不仅能够提供相关的一手经验，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中欧大众交流过程的实际反映，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大众媒体对于构建“他者”形象和认知所能够产生的影响。除导论外，本书共有九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媒体、公共舆论、中欧关系以及国内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研究视角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具体的案例研究。
在第一章“驻布鲁塞尔的中国媒体与中欧关系”中，作者门镜评估了驻布鲁塞尔的中国媒体对欧洲一些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分析。她在该章分析了中国媒体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欧洲债务危机、容克计划和难民危机。通过分析中国媒体看待这些问题的观点，作者重新评估了中欧关系，并且指出了中国和欧盟在政治理解方面的主要差异。
一般情况下，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人们最容易获得且应用最频繁的大众传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于某一既定社会中的情感与形象，并且能够重塑人们的认知。在第二章“13亿中国人眼中的欧洲”中，瓦莱里娅·瓦里亚诺分析了中国的电视节目如何影响中国对欧盟和欧洲人的看法。她分析了中国的两类电视剧中所描绘的“欧洲形象”：一类是表现中国文化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跨国家庭问题；另一类的主题是中国移民和游客在欧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表现的是中国人对欧洲生活方式的认知。她探讨了这些电视剧刻画的人物之间的相互交往，也探讨了这些人物所生活的环境，目的是分析这些电视剧传达给中国公众的欧洲形象。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数字时代，因特网与通信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因特网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和通信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但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并导致各国政府和社会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包玫兰在“电子治理如何塑造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章（第三章）中，分析了电子治理对于塑造欧洲人对中国政府的看法所产生的影响。她分析了中国政府官方网站的发展以及电子治理战略的实施。为此目的，她就欧洲用户对中国政府官方网站的看法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该作者的调查问卷得到了超过140份答复，在此基础上，她考察了获取中国官方网站信息的难易度与其质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了欧洲人对中国政府的可信度和透明度的认知。
宋黎磊和卞清在“中国社交媒体视角下的欧盟”一章（第四章）中，探讨了微博在形象构建和权威验证方面的作用，以及微博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两位作者以中国外交部的官方微博作为案例研究，探讨了微博的影响。他们运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对以新浪微博——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主要的微博运营商之一——为载体的中国外交部微博（“中欧信使”）进行了分析。两位作者通过分析“中欧信使”使用的一些工具，以及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将近300万名“粉丝”对该微博账号总共360条博文的评论和回帖，分析了“中欧信使”中的一些微博对于中国网民对欧洲和中欧关系的认知产生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两位作者向中国政府机构提出了诸多建议，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实现更好的沟通。
在任何国家，本地媒体都是软实力活动的主要目标，它们通常也是塑造公共舆论以及影响公众对于其他国家及其文化和人民的认知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因此，各个国家都应该特别关注在其领土范围内工作的国外记者。威廉·芬格里顿的文章（第五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对该问题的观点，接下来探讨了影响欧洲媒体报道中国问题的一些因素，例如欧盟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来自本国读者、编辑和媒体所有者的压力，以及欧洲和中国对于记者职责的不同观点等。在结论部分，作者就如何改善中欧之间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这对相关各方都有利。
德克·尼姆吉尔斯的文章（第六章）聚焦于西欧的在线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他对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在线报刊和微博中对中国的报道进行了分析。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他揭示了上述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绝大多数具有负面性质的原因，并特别指出了其偏差性、偏见性和党派倾向。尼姆吉尔斯进一步探讨了新闻工作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提出了诸多分析，突出表明了媒体的态度在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通过说明西欧媒体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存在的缺陷，诸如信息的扭曲或自我审查等，作者对这些报道缺乏客观性这一问题提出了批评。他提出了中国和欧洲记者双方都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以便克服报道中存在的不均衡和偏见，并努力做到更加公正和更加准确。
在包德贞的文章（第七章）中，她探讨了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这两种理念，以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以何种方式影响媒体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她强调，理解后殖民主义背景（包括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维度）对于解释中国和欧洲之间根深蒂固的成见至关重要。这正是包德贞通过追溯现代中国的历史去讨论“中国”这一概念的原因，她描述了西方出现的关于中国概念的各种不同理论，而这些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不同的作用。作者接下来探讨了信息共享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模式及其动态发展情况。她认为，缺少对这些动态发展情况的了解影响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包德贞特别指出，新闻的选择、新闻价值与新闻的表述方式是对形象塑造过程产生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的主要因素，并且往往导致产生不正确的信息。她解释说，尽管西方媒体中与中国的负面形象有关的报道占绝大部分，但也的确存在着运用中国的魅力打造而成的正面形象。
蓝露洁对比利时和荷兰一些严肃报刊的意识形态构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第八章的写作。她首先回顾了以前完成的一项量化内容分析，核心内容是中国和西方的一些作者对西方媒体（报刊、电视）对中国所持的偏见提出的批评。她接下来阐释了她在分析比利时和荷兰报刊中与国际新闻有关的文章时所应用的逻辑（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她的分析中，她将新闻报道按照主题分成了三类，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同时，她又按照文本的内容，将这些报道从“极端负面”到“极端正面”划分了五类。在讨论正面或负面新闻框架的创建过程及其影响之前，作者分析了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新闻报道中，是否存在观点和意见的多元化这一问题。作者对从此项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与先前的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了比较。
依莲娜·法伊尔的文章（第九章）探讨的是中国和欧盟媒体工作者之间的对话存在的问题和带来的机遇。法伊尔分析了以媒体工作者为目标对象的人文交流项目能够以哪些方式改善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法伊尔认为，造成中欧伙伴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媒体对欧盟的报道和欧盟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存在着错误陈述和偏见，而且还在于双方的媒体代表之间几乎不存在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她指出，中国和欧洲在大众媒体领域的对话发展最慢，也最不健全。她在文章中就一项案例进行了分析。“中欧媒体交流”是中欧资深记者之间的一项年度对话项目，组织方为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Dialogue）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探讨了此种直接对话对于增进双方了解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分析了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限制，另外还提出了有助于中欧双方媒体工作者改善双边对话的可能方式。
一个国家的正面形象不是“政府或企业界的财产”，而是其人民的财产，换言之，一个国家的人民才是在海外宣传其正面形象的真正宣传者（Markessinis，2011），也将是一个国家正面形象的长期受益者。本书的目的是，通过阐述理论背景和提供最新的相关案例研究，以及通过说明中国和欧盟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向公众提供一项关于中欧大众传媒现状的全面研究。在本书中，我们尽力向政策制定者、大众媒体的专业人士和记者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和具体的建议，以便为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做出贡献。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欧人员交流。通过提醒人们关注哪些因素不利于中国和欧盟之间形成相互理解，以及哪些因素能够在中欧之间引起共鸣，我们的目的在于为中欧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合作关系提供动力。参考文献
Andreas Markessinis，“10 Tips to Improve South Korea’s Image”，8 June 2011，http：//nation-branding.info/2011/06/08/10-tips-improve-south-korea-image/，last accessed on 28 May 2015.
Chinese Government，“China’s Policy Paper on the EU：Deepen the China-EU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2 April 2014，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jzcs/t1143406.shtml，last accessed on 23 August 2015.
European Council/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The way forward after forty years of EU-China cooperation”，29 June 2015，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5/06/29-eu-china-statement/，last accessed on 28 August 2015.
[1] Veronika Orbetsova.第一章驻布鲁塞尔的中国媒体与中欧关系门镜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派驻布鲁塞尔的记者对欧洲一些重要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分析。随着中欧关系的迅速发展，再加上中国出于加强国际联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向布鲁塞尔派驻了记者。本文分析了中国媒体最为关注的三个事件：欧洲债务危机、容克计划和难民危机。通过分析中国媒体看待这些问题的视角，本文重新评估了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并且指出，中欧关系的主要优势在于经济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双方在政治理解方面存在的差异。引言
中国和欧盟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行为体。中欧双方的关系与相互理解不仅对中国和欧盟各自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世界治理也具有重要影响。自从中国和欧盟197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关注中欧关系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在过去40年间发表了大量学术著述和研究报告。绝大多数著述关注的是政治、价值观、经济和贸易关系、法律事务等问题。近年来，学者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这些出版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仅阐明了中国和欧盟赖以开展合作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利益，而且揭示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和问题（Fox and Godement，2009；Crookes，2013：539-663）。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和欧洲人往往都承认，他们对对方的了解并不充分（参见Men，2009：3-6；Pan，2012）。这不仅源于中欧双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源于双方人员之间的交往和对彼此的了解都很有限。
提升中欧双边关系不仅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之间的互访，也取决于普通人之间的交往，这一点无须赘述。中国和欧盟的人民如何理解和认识对方，这将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认知是中欧伙伴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中国对欧盟的认知为主题的出版物中，门镜的研究关注的是在中国出版的主要学术期刊（2006：788-806）；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的分析以他对中国一些主要智库进行的访谈为基础（2005）；朱立群探讨了中国学者和高校学生的认知（2008：148-173）；董礼胜则对中国普通大众和精英的认知情况做了分析（2014：956-779）。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中国学者、智库、学生、普通大众和精英关于欧盟的信息和知识是从哪里获得的？除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在线资源（只有少数中国人懂欧洲语言，能够直接浏览欧洲的网站或其他信息来源），以及能够在中国的书店买到的与欧盟有关的教科书之外，最直接的信息渠道无疑是中国记者撰写的新闻报道和分析——这些报道和分析有的是译自国际媒体刊载的文章，有的则是中国驻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记者根据自己的采访撰写的分析和报道。
近年来，中欧机制性安排中的第三根支柱人文交流机制得以建立，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也得到了加强。然而，无论是在欧盟还是在中国，有机会到其他地区或国家访问或旅游的人员数量仍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依靠媒体获得关于欧盟、中国和中欧关系的一手知识。因此，记者在向社会提供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被派驻布鲁塞尔的中国记者越来越多，他们的任务是跟踪报道欧盟的日常事务，并将其发回中国。当前，中国派驻布鲁塞尔的记者数量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甚至超过了欧盟成员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现象。这些记者报道欧盟事务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感兴趣的题目有哪些？他们关于中欧关系的报道将产生何种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中国媒体驻布鲁塞尔的记者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接下来，本文将对中国记者报道最多的三个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分析他们为什么选择和报道这些问题。最后，本文将评估，这些新闻报道表明中欧关系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以及存在哪些问题。[1]中国媒体在布鲁塞尔的可见度不断增强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开始崛起，这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Bloomberg，26 August 2010），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家（Bloomberg，10 February 2013）。由于经济增长迅速，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下行期，中国仍拥有超过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201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将近4万亿美元（Noble，15 April 2014）。
然而，尽管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令人瞩目，但有些国家并未认可中国的成就。恰恰相反，2008年上半年，在北京积极筹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城市举行火炬传递活动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却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同时，还有一些人试图抵制北京奥运会。西方媒体也一边倒地批评中国的国内人权政策（参见Spencer，29 July 2008；Hadad，12 August 2008）。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努力构成了严峻挑战（陈剑，2008）。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心“大幅扩展中国媒体在海外的存在，以打破‘西方媒体的垄断’”，并向相关媒体提供资助（Shambaugh，2015：102）。2008年底，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建构现代传媒体系，并致力于改善国内和国际交流能力（Li，23 December 2008）。在李长春发表上述讲话1个月后，据报道，中国政府计划向主要媒体提供450亿元人民币资助，以支持这些媒体在国外发出更强大的声音，并支持其向海外扩展（凤凰网，23 January 2009）。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成为该计划最大的受益者。其中，新华社计划将其驻外机构从100家扩大到186家（博讯网，15 January 2009）。
在中欧关系方面，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成为中国媒体向欧盟派驻记者的最主要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共有12家中国媒体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无论规模大小），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在中国网民中的不断普及，中国的所有媒体集团除了通过传统渠道发布新闻报道之外，它们还在互联网上发布新闻报道。例如，新华社有新华网（Xinhuanet），中央电视台的官方网站为cctv.com，《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为people.com.cn。换言之，不仅所有通过传统渠道发布的信息都会在这些媒体的官方网站上予以发布，一些没有在纸质媒体发表或没有在电视节目中播放的信息也有可能在这些媒体的官方网站上发表。
新华社是中国的官方新闻社，它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记者网络，提供大量新闻报道和分析。为了提高在欧洲地区的新闻报道率，2014年5月，在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和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的见证下，新华社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欧洲总部（它在全世界各大洲共设有7个总部）。新华社欧洲总部负责42个欧洲国家、欧盟、北约、联合国和其他以欧洲为基地的国际组织的新闻报道，是所有驻布鲁塞尔的媒体中规模最大的，共有超过30名中国和欧洲的文字记者及摄影记者。《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社，也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之一。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向布鲁塞尔派驻了记者，是最早向布鲁塞尔派驻记者的中国主流媒体之一，主要报道欧洲新闻和中欧关系问题。2011年，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人民日报》欧洲分社在布鲁塞尔成立，共有6名记者。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播放有线新闻节目的电视台。1994年，中央电视台向布鲁塞尔派驻了首批记者，以新闻视频和纪录片的形式报道欧洲事务和与中欧关系有关的新闻。此后，中央电视台驻欧洲办事处的规模迅速扩大，并先后在欧洲设立了12个办事处，其中大多数是在最近5年设立的。目前有3名由中央电视台直接派驻的记者在布鲁塞尔工作。《光明日报》是仅次于《人民日报》的中国第二大报刊。《光明日报》的报道一般聚焦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问题，但近年来也越来越重视政治和经济报道。《光明日报》向全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记者，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有1名记者驻布鲁塞尔，并负责那里的报道工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中国最大的广播公司，也是最早向布鲁塞尔派驻记者的广播公司之一，其首批记者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派驻布鲁塞尔。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无线广播很受欢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是人们当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拥有大量听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建立了在线新闻系统。《中国日报》是中国最知名的英文报纸，其读者群无疑是能够阅读和理解英语的一小部分中国读者，但更主要的是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不管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居住。为了提升在欧洲的知名度，《中国日报》2010年7月在欧洲设立了办事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日报》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作为在线新闻平台，以吸引全世界的更多读者。
中国新闻社是中国第二大新闻社，其目标群体为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中国新闻社于2010年向布鲁塞尔派驻了首位记者。《经济日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两家多媒体集团主要关注对经济新闻的报道和分析。如其名称所表明的，《中国青年报》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国的青年人。《北京日报》的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政府；《解放日报》由上海市政府直接领导。向布鲁塞尔派驻记者的地方媒体只有这两家，这表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最重要的中国城市十分重视国际传媒和信息的交流。
通过向布鲁塞尔派驻记者，中国的这些主要媒体集团有效地增加了中国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和互联网对欧盟问题的新闻报道。通过这些媒体集团新闻记者的报道，中国人民对欧盟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好的了解。
对于所有派驻布鲁塞尔的中国记者而言，他们主要从以下来源获得信息：欧盟的日常官方新闻发布会和吹风会；欧盟的记者招待会；当地新闻来源（主要成员国的报纸）；欧盟官员、专家和智库的评论，以及他们在布鲁塞尔和其他地方进行的采访。
如前所述，有相当数量的中国读者主要通过中国的媒体获得关于欧盟的信息。因此，派驻布鲁塞尔的记者负有向中国人民传达关于欧盟的知识，让他们理解或接受欧盟这一重要责任。他们的报道和分析，以及他们对于自己所报道和分析的问题的认知，可能对中国人民对欧洲事务和中欧关系的理解产生直接影响。尽管为不同的媒体集团服务，但几乎所有中国记者都承认，其报道任务的目标是传达信息和教育——中国记者撰写的报道一般涵盖经济新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文化事件、科学和技术创新新闻以及中欧关系（例如双方领导人的官方互访）。在此类报道中，中国记者不仅需要让中国人民了解欧洲的最新发展情况，而且还需要帮助中国人民全面理解欧盟。
在记者将相关报道和分析提交给自己所在媒体集团的中国总部之后，还需要经过评估和筛选程序。一般情况下，驻布鲁塞尔的中国记者在就某个题目开展工作之前，其所在的布鲁塞尔办事处首先要与中国总部就该问题进行沟通。关于有些选题的计划和建议事前就已提交——这些选题被选中的标准是，它们非常重要，对国际形势或地区形势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媒体总部的主编们对欧洲文化和社会生活也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可以吸引大量中国读者。发行量已经成了中国出版物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主编们也可能会考虑下列标准：新闻的价值、信息来源的权威性、新闻的独家性和新闻本身的意义。
所有驻布鲁塞尔的中国记者都根据中国总部的指导开展工作。笔者根据本人对中国记者进行的访谈，将这些媒体总部希望其雇员在从事新闻报道时所遵守的原则做了如下总结：第一，报道应客观、全面；第二，报道应准确、可靠；第三，报道应及时，新闻记者应“与时间赛跑”，并在发生紧急事件和危机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及时将新闻报道发回总部；第四，新闻记者应能够就与欧盟和中欧关系相关的热点问题做出深度分析。中国记者的报道和分析
如前所述，中国媒体总部要求驻布鲁塞尔的记者从各个角度报道欧盟，但应重点关注那些对地区和世界形势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在笔者对中国记者的访谈中，他们都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容克计划和难民危机是其面向中国公众的报道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中国驻布鲁塞尔的媒体集团通过音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视频（中央电视台）和文章（其他媒体集团）等形式向国内发送新闻报道。在分析中国媒体就欧洲这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发表的新闻报道时，笔者也密切跟踪了相关的音频与视频报道，发现它们与纸质媒体具有相同的观点。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在于北京总部对于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拥有很大程度的决定权。
2008年以来，债务危机在中国媒体关于欧盟事务的报道中是一个持久话题，而欧盟过去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富裕、拥有高度完备的福利政策的地区，但经济和金融危机给欧盟带来了巨大问题。中国记者近年来一直密切跟踪这一问题，并且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些关于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深度分析。
2014年末，容克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他提出了一项非常宏伟的投资计划，目的在于“克服投资障碍，提升对投资项目的关注，并向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更智慧地运用新的和现有的财政资源”（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容克计划一出台就引起了中国的关注，它在中国媒体关于欧盟事务的报道中，受到的关注度仅次于债务危机。
在中国记者对欧盟事务的报道中，2015年欧盟发生的难民危机受到的关注度仅次于前两个问题。从性质上看，前两个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而难民危机的性质则非常复杂。对该问题的分析与对欧盟的国际关系、政治、价值观和规范、宗教，以及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等问题的理解息息相关，也与中国媒体工作者自身的认知有关。
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长久的不利影响，而受到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的步伐却非常缓慢，因此，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在对该问题的报道中普遍持批评但却是建设性的观点。对于容克计划及其表达出的改革意愿和致力于改善欧洲经济状况的努力，中国的新闻报道则予以了谨慎评估。就难民危机而言，一方面，中国媒体的报道表达了对欧盟的理解，认为这是一个棘手问题，对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些报道普遍批评欧盟行动迟缓，同时认为美国的行动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深层原因。一 欧洲债务危机
中国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始于2009年爆发的希腊危机。此后，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分析与日俱增，其目的在于向中国民众提供关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全面分析。在此后的6年间，中国媒体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报道数以千计，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不管他们是否了解欧盟——都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围绕着这一危机，中国媒体试图回答下列问题：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危机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危机涉及哪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欧盟及其成员国这些年做了些什么，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应对危机，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效，以及欧盟及其成员国是否已经摆脱了危机。
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最主要的有：新华网专门开设了一个网页，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行了历史回顾；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塞浦路斯、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和芬兰遇到的问题和实施的政策进行了报道；阐释了与债务危机相关的关键概念以及诸如欧洲稳定机制等措施（新华网，2010年5月）。为了帮助中国民众全面理解欧元区国家的情况，以及欧盟采取了哪些措施，新华社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份更全面、篇幅更长的报道（共10个网页），而在一般情况下纸质报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该报道详细介绍了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及欧盟峰会的情况，它将此前发表的一系列报道整合在一起，对欧洲债务危机问题进行了更为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最后，该报道对当前的欧元区体系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只有货币政策，但没有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分析人士看来，慷慨的福利政策是导致欧洲债务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福利与公共支出的增加与欧盟的经济增长并不同步，它造成了欧洲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停滞不前的工业部门以及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这些报道也指出，一个稳定的欧元区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对于欧洲而言，依赖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解决欧洲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只有欧洲自己能够救自己（新华网，2011年10月1日）。
2013年，欧洲债务危机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当时中国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债务危机远未结束：法国和塞浦路斯也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使得脆弱的经济恢复雪上加霜。虽然经济恶化趋势在短期内得到了遏止，但欧盟要走出债务危机和增长危机，显然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参见田原、王玉柱，2013年9月22日）。
中国媒体2015年的分析报道认为，危机仍在继续。例如，有报道指出，受到欧洲经济停滞与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欧元仍在继续贬值，并创下了连续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该报道还指出，尽管这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但欧元贬值对于赴欧洲旅行的中国游客和在欧盟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是有利的。结论认为，欧盟还没有走出欧洲债务危机的阴影（周小苑，2015年1月16日）。
关于为什么欧洲债务于2015年达到新高的原因，有些分析列出了以下一些要点：第一，经济增长低迷导致了诸多财政支出，包括税收减少、提高失业保险以及其他一些支出的增加；第二，为了摆脱经济下行趋势，欧洲国家的政府出台了减税和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第三，欧元区国家的政府每年均须还本付息；第四，随着欧元区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诸如养老金、医疗照顾以及其他支出不断上升。该分析进一步总结道，欧债危机于2015年达到新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欧元区国家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增长乏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低于主权债利率，因而最终导致主权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一步抬高。该分析向欧元区国家建议，总之，为了遏制主权债水平继续上升，这些国家必须大力促进经济增长，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特别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来提振国际竞争力（张免，2015年8月5日）。二 容克计划
在容克公布欧盟投资计划之后，中国媒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媒体的报道首先对容克计划进行了介绍，向中国读者解释了这一计划是如何宏大，投资预计将来自哪些部门，以及主要有哪些领域需要投资（帅蓉，2014年10月25日）。《经济日报》派驻布鲁塞尔的记者严先生在对容克计划的评论中认为，欧盟的经济形势十分具有挑战性：欧盟成员国的债务比例（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危机前的60%提高到90%，政府公共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因此，欧盟需要更智慧地使用公共资金以刺激投资，同时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私营部门资金，以帮助推动经济增长（严恒元，2014年11月28日）。
有意思的是，容克计划发布之时，恰逢中国对欧盟的投资迅速增长。同时，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地在新丝绸之路沿线推进“一带一路”（OBOR）倡议。新丝绸之路沿线的多个欧洲国家均为中国的目标国家，中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加强投资与经济合作。因此，中国政府立刻对欧洲的动议表达了强烈的兴趣（陆振华，2014年12月12日）。
在2015年6月底召开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同意探讨容克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问题（《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2015年6月29日）。在这之后，更多中国媒体开始报道和分析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问题。有些分析认为，中国若加入容克计划，并非全无风险。首先，容克计划的前景并不明朗，只有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和斯洛伐克等7个成员国宣布将向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注资。第二，欧盟内部存在着不同声音：主张实行财政紧缩和减少赤字的国家与希望扩大投资和刺激经济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第三，如果中国被要求向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注资，那么它就将失去对本国投资的主权控制。第四，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情况有很大差异，中国在考虑向不同国家的不同项目投资时，需要非常谨慎。例如，西班牙的机场与高铁建设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中国很难再从新的建设项目中获益。容克计划之所以对中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该计划中包含诸多基础设施项目。如果能够找到好的项目，那么，将中国的投资与这些项目对接就能够带来收益（新华网，2015年6月29日）。
还有些人认为，以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为契机，中欧合作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例如，有一篇报道认为，中国和欧盟各自的发展战略具有极高的契合度和兼容度。一旦双方的需要和要求实现成功对接，他们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就将得以充分发挥。不仅中国和欧盟，而且其他许多国家也可以从此种合作中连带受益。此外，此种合作不应仅局限于基建联通和传统的经贸关系领域，还应搭建合作开发与资源整合平台，同时积极开拓第三方市场（傅云威、尚军，2015年6月30日）。
3个月之后，2015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向容克计划注资。在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上，中欧双方达成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投资计划对接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成立工作组，就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的具体方案进行研究；在该对话中，中欧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谅解备忘录》，并讨论了国际产能合作意向。中国媒体骄傲地指出，中国是“第一个投资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吴菁，2015年10月8日）。三 难民危机
2015年年中以来，欧洲难民问题成为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媒体的报道聚焦的问题包括：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参见刘军，2015年5月29日；史泽华，2015年8月25日）；难民来自何方；他们为什么要进入欧盟国家；不同欧盟国家当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参见宦翔、任彦，2015年6月20日）；欧盟成员国对待难民问题的不同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民涌入欧洲，以及导致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参见任彦等，2015年8月11日；刘军，2015年9月16日；鞠辉，2015年9月16日），等等。
在中国媒体关于难民问题的所有报道和分析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欧盟的难民危机暴露了成员国的不同态度和利益，也表明欧盟的行动非常迟缓。正如一篇报道指出的，尽管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一致同意，所有成员国均应分担接收难民的责任，但大多数成员国对于每个成员国应该接收的具体配额持谨慎态度，有些成员国甚至公开反对这一配额，这表明成员国无法“共渡难关”（张免，2015年8月26日）。2015年9月22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经由多数投票，通过了一项转移安置12万名难民的方案。之后，中国媒体的报道聚焦于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分歧，并且指出，这项方案仅是临时性的，需要寻求更长远的解决方案（新华网，2015年9月25日）。事实上，难民问题将欧盟置于了一种两难境地：其成员国挣扎于道德、良心、能力与机构安排等种种矛盾之间。这也反映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尽管如此，根本解决方案是要解决非洲国家（难民输出国）的政治、经济及宗教冲突等各领域存在的问题（张免，2015年9月8日）。
第二，难民危机凸显了欧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所固有的制度缺陷。在难民危机中，欧盟仅仅起到了一个“协调员”的作用。如果不赋予欧盟在该问题上更大的决策权，那么，难民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宦翔、任彦，2015年6月20日）。欧盟应将该问题作为深化各成员国在司法、内政、移民以及难民避难制度等方面进行合作的机会，同时也是欧盟在内政、外交和安全领域制定更多共同政策的机会（新华网，2015年9月22日）。难民问题也导致多个欧盟国家右翼政党力量上升，而欧洲民众，包括意大利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等，对难民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他们担心难民抢走当地人的工作，或占用社会福利（任彦等，2015年8月11日）。
第三，美国和欧盟通过武力向阿拉伯国家输出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观念，但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刘健，2015年10月8日）。难民危机的根源来自美国在伊拉克的单边军事行动，而美国并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它最初期待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意欲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恢复秩序”，但它在该地区的行动却只造成了冲突升级、恐怖组织崛起和难民潮（刘健，2015年8月27日）。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不仅给中东地区及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它还将这一责任推给欧洲。经过这场难民危机，全世界均应擦亮眼睛，对美国保持警惕。更重要的是，美国应为该危机负责，不应指望他人收拾烂摊子（吴黎明，2015年9月10日）。到2015年底，美国只同意接收1500名难民，这远远不够。美国应采取积极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否则，随着难民危机不断演化，整个世界都将受到影响，而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史泽华，2015年8月25日）。重新审视中欧关系
上文提到的三个问题在目前中国媒体关于欧盟的报道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在我们浏览欧洲媒体时，我们无疑也会发现关于这三个问题的大量报道和分析。欧洲债务危机似乎是近几年来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它迫使欧洲人反思其经济和社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迫使欧盟成员国实施结构性改革（Alessi and McBride，11 February 2015）。近年来，欧洲重债国的政策失误与存在的问题被暴露于广大公众面前，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合作和协调方面遇到的困难再次表明了欧盟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固有问题。同样，难民危机也表明，欧盟并不具备处理成员国间不同利益的足够能力。过去几个月召开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表明，欧盟仍不够团结，而且，成员国的道德良心与政治意愿并不匹配。就容克计划而言，它是在“为拯救欧元区不致在不断累积的债务重压下走向崩溃而采取了数年救火措施”之后的一项宏大的投资计划（Fleming，26 November 2014），但该计划的实施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为什么中国媒体对上述三个问题感兴趣？换言之，为什么这三个问题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受到的关注最多？从表面上看，这三个问题似乎都是纯粹的欧洲问题，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三个问题无疑都会对中国及中欧关系产生影响。
经贸合作是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基石。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第二大技术提供者，也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国，也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密切关注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动态，将有助于中国理解欧盟的形势，同时有助于中国在处理与欧盟的关系方面做出适当的政策选择。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的头几年，中国政府积极购买几个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券。奥特罗-伊格莱希亚斯（Otero-Iglesias）的研究表明，中国在2010年和2011年“对欧元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并增持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中国对欧元的支持主要源于以下一些考虑：保持外汇储备多样化；维持其以欧元计价的债务的价值；帮助欧洲维持市场活力，因为欧洲市场对于中国的进出口具有重要意义（Otero-Iglesias，13 October 2014）。在向欧元区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中国也希望欧盟做出妥协，希望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并未正确评价中国提供的帮助”（Otero-Iglesias，13 October 2014）。在2012年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明确表达了他的失望情绪：“我不得不非常坦诚地说……我对此深表遗憾，同时也希望欧盟方面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引自BBC，2012年9月20日）。
尽管债务危机对中欧贸易关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但却为中国资本进入欧盟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与其他一些逃离欧洲的投资者相反，中国公司开始进入欧洲，并在一些遭受欧债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欧元区国家投资。2010年，中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刚刚超过61亿欧元；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增加了3倍多，达到了270亿欧元（Anderlini，6 October 2014）。
为了向投资者及其资金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中欧双方于2014年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认为，该协定“将为中欧双方的投资者提供一项更简便、更安全的法律框架，并使中欧合作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引自新华网，2015年6月29日）。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欧盟参加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呼吁加快推进这一协议的签署：“如果能够尽早达成一项全面、均衡和高标准的投资条约，必将为双方创造机遇，整合各自的力量，并形成新的合作模式”（引自Kynge and Oliver，29 June 2015）。
容克计划进一步向中国的投资打开了欧洲市场。通过正式向欧盟投资计划注资，中国希望推进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建立，以此为基础，中国正在从“泛欧交通网络”（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政策中寻找合作机遇，特别是在诸如基础设施、设备、科技和标准制定等方面。
尽管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但政治关系的发展似乎经常遇到挫折。中国媒体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报道都凸显了欧盟机构的缺陷，以及欧盟成员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拥有的不同利益。一方面，欧盟本身的性质导致其决策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主要政治分歧在于规范和价值观问题，以及它们对全球治理的不同理解。正如对难民危机的分析所表明的，中国认为，正是由于欧盟追随美国向阿拉伯国家输出价值观，才导致了地区不稳定。中国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强调国家的独立、相互尊重和国际民主。
中国关于多极世界的构想与美国的理念发生了直接冲突，因为后者希望保持本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欧盟将美国视为盟友，因而很难与中国建立政治信任。尽管中国和欧盟于2003年宣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双方关系中仍存在着诸如武器禁运和市场经济地位等诸多敏感问题，导致政治信任很难形成。
总之，在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关系中存在着诸多可以进一步发掘的共同利益，包括金融、投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和创新等。双方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有助于促进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双方都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经济，并且愿意共享经验，同时努力充分发挥各自在双边合作中的比较优势。然而，中国和欧盟之间构建政治理解的基础尚不够坚实。这种矛盾使得中欧关系可能经常出现曲折跌宕，并且常常受到某些敏感问题的困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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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王玉柱：《欧债危机远未结束》，《解放日报》2013年9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