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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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试读：

前言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转型趋势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总的看，“十三五”时期（2016—2020）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来说，2020年确实是一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对此，应当有客观、清醒的估计。这就要求我们：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体制；跳出短期看中长期，着眼于2020年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攻坚的实质性突破谋划好“十三五”。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以“转型抉择”为主题，力图客观分析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趋势与挑战，提出务实的行动建议。全书由总论和八章组成。“总论”阐述了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思路。1～3章分别研究和探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的三大历史性趋势：一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二是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三是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适应这三大趋势，第4章提出2020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为此，5～8章研究分析了2015—2020年这6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四项重大任务：一是加快放开服务业市场，尽快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大环境；二是打破利益固化格局，啃下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在财政、税收、金融、教育等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三是把握全球多边、双边自由贸易的新机遇，推进服务贸易强国进程，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四是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使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每年推出一本改革研究报告，是中改院努力打造“中国改革智库”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能够引发各方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思考，能够对“十三五”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产生积极影响。

本研究报告是中改院研究团队集体创作的成果。从报告主题的选择、提纲的确定、内容的撰写与修改，广泛征求了相关领域领导、专家的意见，也广泛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主要编写者有迟福林、方栓喜、夏锋、何冬妮、匡贤明、刘锋、张飞等，苗树彬、宋敏、甘露、陈所华、方赟赟、郭文芹、余秀娟、宋雪、杨天英、李许卡、任喜萍等参与了资料收集和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国经济出版社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成稿之时，正值2015年羊年春节来临之际，谨以此书向广大读者拜年，恭祝广大读者新春快乐！迟福林2015年2月1日

总论 转型中国的历史性抉择

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历史拐点：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矛盾与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初步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了关键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能不能准确研判2015—2020年这6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能不能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方方面面高度关注未来几年经济走势，高度关注“十三五”（2016—2020）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高度关注“十三五”经济转型与改革的抉择。如何谋划好、把握好2020，将成为“十三五”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一、2020：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特定背景下，留给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有限。2015—2020年这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关节点。

1.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1）经济运行的矛盾与风险明显增大。这不仅表现在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地方债和房地产泡沫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而且也反映在结构调整滞后、生态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当前，一些行业实体经济的效益不断下滑，资金周转困难，整体负债水平高。实体经济风险直接导致财政金融风险，若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十三五”能不能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不仅对缓解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关键，而且对化解中长期经济风险至关重要。（2）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从总体上看，以往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供求关系日益趋紧。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看，一方面，劳动力红利基本消失，劳动力成本近两年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升；另一方面，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快，60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5%，劳动年龄人口近两年开始出现下降，这就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企业成本不断加大。“十三五”能不能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培育出新的全球竞争优势至关重要。（3）资源环境约束明显趋紧。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全面凸显：一是环境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人民群众对环境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目前，全国7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污染的问题比较普遍。环境污染不仅威胁老百姓的健康，还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顺应全社会对“APEC蓝”的期待，“十三五”能不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至关重要。（4）社会矛盾和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固化引发的社会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有所增加。此外，由于公共服务仍然短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不公、社会信用缺失等，导致社会问题增多，老百姓抱怨增多，群体性事件也有所增加。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经济下行有可能使某些潜在的社会矛盾累积加大并日益凸显。“十三五”能不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走出一条包容性发展的新路至关重要。

2.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催促经济转型（1）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催促经济转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很大压力。最近两年，欧美制造业回归和扩大出口，使我国与欧美的经济关系由原来的互补为主，逐步变为竞争与互补并存，互补性减弱，竞争因素逐步增多。（2）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催促经济转型。我国高度重视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场科技革命使信息化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使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增长空间都正在或即将发生某些颠覆性的变化。麦肯锡公司在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互联网、新机器人等12项重大科技发明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将达到14～33万亿美元；可以产生16～40万亿美元的新增经济价值。未来几年，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既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机遇，同时也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十三五”我国不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就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3）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催促经济转型。国际能源格局变化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巨大压力。美国能源的自给率从2008年的76%提高到2013年的84%，对欧佩克的原油依赖度大幅下降至38%，并提出到2030年风力发电占用电总量的比例不少于20%。欧盟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比例达到27%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却令人担忧：由于我国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超过欧美的总和，人均排放量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在“十二五”规划的所有约束性指标中完成程度最低的有可能是环保，估计“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氮氧化物排放减少”两个环保指标的完成率很有可能均不会超过50%。如果“十三五”我国不能在解决环境污染方面有大的突破，不仅将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还会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4）世界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催促经济转型。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当前，美国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提出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规则，涉及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贸易产品。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只有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力度，改变出口贸易结构，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把握国际经贸的主动权，从而应对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带来的挑战。如果“十三五”我国不能抓住机遇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对外开放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3.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1）跳出速度看结构。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更有发展方式的问题。客观地看，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直接相关，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由此，不仅要着力缓解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而且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并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在“十三五”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前，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就是要高度重视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从短期看是速度问题，从中长期看是结构问题和发展方式问题。我国经济进入6%～7%左右增长的新常态，这不仅是增长速度上的新常态，还包括经济结构上的新常态。要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形成投资消费关系的新常态、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新常态、以人口城镇化为主线的新型城镇化新常态、创新驱动新常态。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增长的扰动而放弃中长期转型改革的目标，尤其需要防止以增长速度取代结构调整的倾向。（2）跳出政策看体制。以往依靠政府主导和全面政策刺激拉动GDP增长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已难以为继。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啃下结构性改革这块“硬骨头”；关键在于打好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的改革攻坚战。（3）跳出短期看中长期。2015—2020年这6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节点，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临界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期。也就是说，化解短期压力的希望在2020；走向经济新常态时代的历史新起点也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加快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经济转型与改革，不仅能有效化解短期的经济矛盾与风险，而且将为中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我国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清醒的估计。二、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首要的是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大势，牢牢把握经济发展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十三五”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的现实性选择、战略性选择和历史性选择。经济转型升级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首要因素。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自觉引领经济新常态，重在顺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在转方式、调结构上有新的突破、新的作为，努力形成“创新红利”、“转型红利”，并使之成为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1.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作为13亿人的大国，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总目标。由制造业大国变成以智能化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大国、强国，我国工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与历史性挑战。（1）“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如果我国仍是世界工厂，还是进行一般性的制造加工，即使做大了经济总量，也仅仅是一个大国，而不是强国，在多方面仍处在一个被动的局面。目前，各方面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说到了工业化后期，有人说到了中后期，也有人说仍在中期。我们认为，就全国总体情况看，“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

——“十三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将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成为“十三五”最重要的一个导向性战略。这就需要以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

——“十三五”以信息化牵引工业结构升级将有重大突破。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将加快信息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成为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加速器”。目前，在全球科技革命和工业变革的推动下，信息化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

——“十三五”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装备制造业将较快发展。“十二五”我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上取得重要进展，但工业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十三五”以高铁为代表的制造业可能会发展得更快，高铁“走出去”，将大大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布局的影响力。（2）“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是现代服务业占比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太低。这是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47%左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大都是70%～80%。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德国作为先进制造业强国，其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在70%左右，同时，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5%以上。（3）“十三五”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十三五”加快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努力把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40%。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将推动制造业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

——“十三五”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建设信息中国。

——“十三五”将形成以互联网、智能物流网、综合运输网、智能电网等为主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2.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人的城镇化是方向、是目标，如果没有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大格局，农民工没有实现市民化，怎么会有全面的人的城镇化？（1）未来5～10年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研判：

——“十三五”城镇化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首先，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但目前只有53.73%，估计“十三五”城镇化率仍会以年均至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其次，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而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2%左右。“十三五”我国应加大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制度创新，使人口城镇化率以较快的速度提升。如果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仍达不到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就难以证明城镇化转型升级是成功的。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2015—2020年这6年，我国的城镇化仍处在较快发展的阶段，“城镇化红利”仍是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

——“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第一，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第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无论对投资，还是消费，都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第三，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城乡一体化，无论是农村的消费，还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蕴含着巨大内需潜力。我国已经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发展的突出优势。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新型城镇化将成为释放巨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扩大内需的重大历史使命。（2）“十三五”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退出历史。

——城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要成为历史。

——加大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初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什么北京中关村的房子能卖到几万元，甚至10万元一平方米？核心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造成居住条件、居住价值的反差。要增强中小城镇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关键是公共资源配置要有明显改善。（3）探索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的历史性突破。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看，至少要实现“三个统一”：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探索完善农民承包地流转制度、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这一目标，重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制度统一、底线大致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统一的人口政策。就是在城乡全面放开“二孩”。到2020年，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城镇化较快发展，应当而且有条件在城乡统一实行放开“二孩”的人口政策。

3.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1）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生存型消费主要是吃饭穿衣的基本消费，发展型消费主要是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环境等服务消费。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耐用消费品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预计到2020年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可能提高到40%～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60%，服务型消费将成为城镇居民的主要消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生活必需品为主向耐用消费品为主转变，而且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正逐步增大。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例如，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新型消费增长很快。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29%；2013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2万亿元，同比增长28%；2014年上半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0%。估计“十三五”新型消费年均增长仍将保持在15%～25%的区间。（2）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

——消费结构升级拉动消费的较快增长。扣除物价因素，近些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速为10%～12%，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十三五”随着消费供给创新和消费环境的改善，估计年均消费增长不会低于两位数。

——消费结构升级扩张消费需求总规模。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新的消费大市场。根据麦肯锡公司2012年公布的报告，2011年我国医疗市场的规模是3700亿美元，估计到2020年将高达1万亿美元，结论是我国将是全世界医疗市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再如健康服务业。按照国家老龄委的估算，现在老年人的当期消费至少有1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需求潜力。但是，由于产品供给短缺、服务水平上不来，年实际消费大概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按照麦肯锡公司的估计，到2020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健康服务业市场的总规模将超过医疗市场的总规模，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其次，从消费总规模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1年仅为18.4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达到26.2万亿元人民币，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50万亿元人民币，我国仅用6年的时间就将实现消费规模的倍增。

第三，消费的阶段性特点突出。在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定背景下，消费的特点也有所变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生存型消费阶段“一批一批消费者”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服务型消费阶段“一个一个消费者”的时代开始到来。（3）以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重在推动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重在创新消费供给，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重在形成安全消费的市场环境。三、2020：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从工业转型升级、城镇化转型升级、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应成为“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和历史性任务。

1.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趋势逐步形成（1）比传统工业附加值更高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日益增强。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工业附加值远高于农业，由此带动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在工业化中期之后，由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的需要，经济分化出比传统工业附加值更高的现代服务业，如设计、研发、物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带动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场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结构性变革，即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贡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80—2004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升至68%，高收入国家达到72%，中等收入国家达到53%，低收入国家为49%。2004年，美国的这一比重为77%，法国为76%，英国为73%，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分别为68%、65%、56%和52%。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高收入国家为68.5%，上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下中等收入国家为47.3%。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大都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更是分别达到80%和60%以上。“十三五”创新驱动将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将由此形成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例如，以信息化牵引工业结构升级，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建设信息中国，将形成以互联网、智能物联网、综合运输网、智能电网等为主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加快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2）人口城镇化需要服务业加快发展。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历史性变化。从就业需求的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式”就业，现在人们更多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从居住需求的变化看，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想回归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居乐业。“十三五”随着我国城镇化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一是从生产主导转向生活（消费）主导，促进生活（消费）型的城镇的兴起成为一个客观趋势。二是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工业吸纳的就业呈减少趋势，而服务业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这就要求服务业成为大部分城镇的主导产业。三是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城镇空间的拓展成为农业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的重要条件，以人口城镇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承担着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城镇化是以产业为支撑的城镇化，没有产业的城市会变成“空城”；反过来说，没有人口做支撑，如果像过去一样靠重化工业支撑城市，这种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人口城镇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以前靠一个钢铁厂带动一座钢铁城市发展，是因为过去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突出特点，靠重化工业拉动城市发展。如今，人口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要求城市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以适应人在城镇生活的需求。

2.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1）“新低”与“新高”。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4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8.2%，创历史新高。估计2015年这一比重有望达到49%以上，比“十二五”国家规划的47%至少会高出2个百分点。（2）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或城镇，人口的聚集必然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餐饮、休闲、交通、商业、家政、养老、教育、健康等需求会日益增大。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人口城镇化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以“半城市化”为特征的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意味着到2020年将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这将为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3）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注入内在动力。“十三五”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成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主要选择。当前，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通过信息、研发、设计、物流、销售、大数据等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也就是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融合是一个大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没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难以抓住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就有可能错失重要的战略机遇。

3.实现服务业规模倍增（1）服务业以两位数增长。现代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消费需求逐步超过传统物质消费需求，已成为消费需求释放与升级的大趋势。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都以年均两位数增长。2001—2013年，扣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6%。预计2015—2020年这6年服务业增加值仍会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倍增。1994—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6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0.3%。2008—2013年，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中，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2015—2020年这6年，如果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保持在10%左右，服务业总规模有望扩大到48～53万亿元。（3）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将逐步形成。从国际发展经验看，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与人均GDP水平有着内在联系。在人均GDP从65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过渡阶段中，服务业的比重至少会提高10个百分点。由此推断，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是有条件、有可能的。四、以服务业主导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十三五”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它不仅是形成7%左右经济增速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形成质量效率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而且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现实出路；它不仅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标志，而且也是走向经济新常态时代的战略选择。

1.以转型创新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1）传统的以总量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增长模式开始成为历史。在内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两位数的高增长已经成为历史，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总量扩张型向公平可持续型转变。以总量扩张为主导的旧常态不可持续，必须以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向追求高效益和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过渡，“十三五”正是这个过渡的历史新起点。（2）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新动力。当前，全球正面临着以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科技革命。这场以新能源为重点的革命，有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摆脱对传统重化工业的依赖。这场科技革命及其引起的产业变革，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也就是说，“十三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的重大机遇，把创新驱动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高，未来几年在榜单中的排名有望从目前的第29位提高到前10位，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才强国行列。（3）以转型升级引领经济新常态。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不仅是“十三五”经济增速的换挡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为了抓住发展大势、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走向以公平可持续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新常态时代。这是国人共同期盼的大目标。这就需要制定和实施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的“十三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使之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走向经济新常态时代的持久动力。

2.以服务业主导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1）形成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一个经济转型大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取决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在目前国内工业产能全面过剩的条件下，“十三五”经济增速能否稳定在6%～7%区间，年均增速在6.5%左右，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发展潜力的释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几年，我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2015—2020年这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奠定重要基础。（2）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并未导致大面积的失业，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的较快增长，服务业逐步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大多在70%～80%，而2013年我国只有38.5%，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很大，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更大。如果城镇化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到2020年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有可能达到50%左右，由此将增加约1.2亿个就业岗位。从近两年的情况看，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如果2015—2020年这6年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增长10%测算，每年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只有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才能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3）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常态。“十三五”我国能否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上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例如，技术升级与服务需求直接融合，技术升级如果不能反映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变化，就很难产生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就很难有好的市场前景；企业竞争力与服务质量直接关联，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服务环节是否专业化、精细化。为此，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由此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条件。（4）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到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由目前的3亿人左右扩大到6亿人，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到40%左右，形成橄榄型社会利益结构的新格局，关系到能否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带来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随着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1980年白领阶层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到2020年，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我国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亿，由此将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5）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在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系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实现了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变迁，由此大大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当前，向雾霾宣战，建设美丽中国，最重要的挑战是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严重依赖。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可以有效地摆脱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五、“十三五”：以转型创新为主线的改革攻坚“十三五”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全面激发市场的活力、社会的活力、政府的活力，进一步形成推动转型创新的合力和动力。

1.放开服务业市场（1）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具有普遍性。过去36年的市场化改革，放开的主要是工业领域。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虽然已经放宽市场准入，但某些行政垄断尚未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某些服务业领域，不仅面临着某些政策的制约，还需要烦琐的行政审批。尽管国家一再强调社会资本可以进入法律未禁止的服务业领域，但由于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存在，由于部门、行业利益结构的固化，社会资本事实上很难进入教育、医疗、通信、金融、运输等服务业部门。这就使得某些重要的服务业领域难以通过公平竞争来提高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2）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发展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关键是放开市场，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大都是从小企业开始成长的，大资本的优势并不明显。比如，亚马逊、谷歌、脸谱等国际服务业巨头，相当一部分是在车库中创业创出来的。从国内实践看，以大企业为主做强服务业并不成功，某些大企业靠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但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恰恰是阿里巴巴这样起步规模小的企业，却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为市值接近3000亿美元的大企业。当然，大型企业也面临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并尽快转型的问题，国际上也有少数大企业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服务业门类繁多，个性化、差异化程度高，中小服务企业更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需求，通过公平竞争激活、做大服务业市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同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以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为例，发达国家为45～55个，发展中国家为20～30个，而我国平均为16个，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除了体制及政策因素外，关键问题是服务业市场到目前为止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开放的程度还很不够。为此，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并实现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实质性打破对社会资本的限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领域；要以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所作为，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在城镇公用事业领域特许经营权的出让上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在行政系统服务资源配置方面规范和完善政府采购。（3）重点是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

——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将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为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留下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将服务业领域的一部分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国有资本能够更多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做出更大贡献。

——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例如，推进资本市场的国有股减持，在非自然垄断环节退出一部分国有资本，给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腾出空间；全面实现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部分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社会资本放开；完善基础领域的准入制度，对垄断行业要逐步放松或解除管制，广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领域的公平竞争。

——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环节吸纳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例如，通过BOT、TOT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对银行、保险、航空等行业，加快向社会资本放开；对能够完全市场化的自然垄断行业和企业，则能退出的全部退出，暂时不能退出，或退出条件不具备的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城市公用事业健全特许经营制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例如，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和政府监管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城市建设运营效率；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彻底改变城市公用事业由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城市公用事业；利用已有的经营性公用事业资产，以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资本、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融资，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有效缓解公用事业建设资金短缺的状况，并有效地提高服务供给能力。（4）改善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鼓励地方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服务平台。从国际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往往需要依托一个地区集群化发展。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及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北京金融街金融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业集群等。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性集聚式发展。

——多渠道营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市场经营权，积极吸引民营企业投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等领域内外资准入限制，积极引进内外资发展设计、研发、物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合作水平。以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为重点放开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积极改造传统服务业。

——形成一批产业联盟和研发中心，为传统产业高端化和延伸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从国际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的区域往往能够形成一大批产业联盟和研发中心。把培育产业联盟和研发中心作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加快教育、科研体制创新，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借助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优势及研发能力，形成政府支持、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科技服务中心、创业孵化器、信息服务机构、科技融资机构、科技评估中心、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公共科技信息平台等科技创新中介服务机构。

2.形成服务贸易强国的新优势（1）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滞后。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规模偏低，“大而不强”。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6%，美国的服务贸易占比则高达12%；美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为3074美元，我国仅为477美元，只有美国的15.5%。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达到5396.4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4.7%。但服务贸易规模仍然偏低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1.5%。2014年上半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2.3%，但与全球平均水平（20%），甚至与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25%）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2001—2004年，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徘徊在12%左右，2005年之后开始攀升，到2011年这一比例开始超过50%，服务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我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2013年全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1175.86亿美元，同比上升5.25%，服务业在整个外商投资总量中的占比提高到52.3%，但服务业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和比重仍然偏小；利用外资的单体规模较小，领域偏窄，结构低端。（2）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过去我国开放的重点是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有研究表明，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严重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某些服务贸易的限制，服务业难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制约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其结果是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在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国提出了设立亚太自贸区的设想，其中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将成为重点。这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张王牌。为此，建议明确提出把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到2020年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此倒逼服务业的开放进程。（3）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政府重点把好环境安全评估、事后监管两道关；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率先在新兴经济体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突破，加快拓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合作，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4）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建议扩大教育服务市场的开放，允许和支持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知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以控股、独资等方式在国内设立分校；支持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明确对中外资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在管理、税收、财补、土地、招生、人员福利等方面与公办教育机构享受同等政策；扩大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开放，允许并支持外商独资办医疗机构，并将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将地方引进的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纳入国家颁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享受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于经过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药监部门依法注册审批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免办进口注册许可，简化通关手续；推进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开放，进一步放宽对国际影视盛典、国外奢侈品展览、国际游艇展览等大型国际性文化会展和娱乐节庆活动的限制，在CEPA框架下允许港澳台有实力的企业进入大陆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5）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业外包逐步取代制造业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趋势。从全球分工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的承接主体。2014年1—8月，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我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到478.3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国内示范城市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全国总额的90%以上，成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枝独秀”。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示范城市品牌、技术、信用方面创建的成功经验，推动服务外包市场的规范和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服务外包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6）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近年来，以制造业为重点，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国门。目前，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有14000多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在海外的员工已经超过100万人。这些企业“走出去”之后，面临着跨国和跨文化管理的许多困难，包括律师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不可能都依靠外国专业机构提供，而且“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发展还需要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交通运输、物流、商贸等方面的支撑。随着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及“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仅是要让制造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让服务业“走出去”。为此，建议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战略，“十三五”将服务业企业“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尽快出台服务业企业境外投资扶持措施，加快服务业的人才培训和各项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努力培养符合国际服务业要求的高素质科技人才、服务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3.推进结构性改革（1）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尽快全面完成服务业“营改增”改革，切实降低服务业税负，逐步取消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税收优惠，加大对服务业的财力支持；尽快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实现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由“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2）推进服务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十三五”要减少对民营信贷机构设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必要限制，简化进入程序，降低设立门槛和准入标准，从而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促进民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3）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的要素价格差异。降低服务业用地价格，逐步实现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同地同价”；探索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实行缩短土地使用年限的供地方式，以降低服务业发展的投入成本；对经营性服务业的水、电、气收费价格，可以考虑不高于工业用途的价格；对列入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的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应当比照工业企业价格标准执行，逐步实现服务业与工业价格大致相当。（4）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结构调整滞后。“十三五”能否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能否普及高中教育？总的来看，“十三五”应当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允许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实行12年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教育结构。这里，有几组数字很重要：一是劳动力素质。每万人就业人口中研究人员的比例，美国是91名，日本是100名，德国是79名，我国现在是27名；二是25～65岁成年人中大学生的比例，美国是42%，日本是46%，韩国是40%，我国仅为10%；三是我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0～300万，但每年却有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现在看来，不是就业需求问题，而是教育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教育结构调整，尤其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

4.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政府角色转变（1）实现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无论是企业、社会，还是政府，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尤其是需要改变某些传统的发展理念。发展服务业在推动GDP增长上没有大工业项目来得快，这就要求不能再“以GDP论英雄”，需要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终结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和以增长代替发展的理念。考虑到服务业的发展对市场化程度的要求比工业发展更高，这就需要政府把握服务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推进投资转型。投资转型与政府转型直接相联系。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相适应，重点加大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领域的投资；从工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出发，重点加大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在已经推出一批重大项目的基础上，尽快在电信、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业垄断领域再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3）加快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购买服务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够培育和创造服务市场。2013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1.7%，占GDP的比重为2.9%，但服务类采购只占政府采购总额的9.4%。而欧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30%～40%，服务类采购占政府采购规模的50%以上。从我国的情况看，需要尽快将公共服务正式纳入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采购范围，使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化、制度化。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2014年12月财政部等部委已印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明确将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体育等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安排，通过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化、市场化的相关制度创新，争取到2020年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5%～20%，服务类采购占政府采购的比重达到40%左右。

5.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1）用法律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快市场主导的经济转型。从实践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这就需要依法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定型化、制度化。例如，修改并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公共资源配置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治规范，为拓宽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提供法律保障，使法治成为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2）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近些年营商环境恶化的突出表现在产权保护不到位，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不足。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重要前提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例如，赋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完善产权平等保护制度，为不同所有制的财产权利平等提供法律保障，严格禁止任何机构不经法律程序剥夺私人财产；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改革，通过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流转、可抵押、可入股等，形成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适应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客观趋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用法律促进和保障创业创新。（3）以法治破题市场治理。从现实需求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监管转型。以行政审批为基础的市场监管不仅抑制了市场活力，而且弱化了市场监管效果，迫切需要用法律提高市场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推动市场监管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转变，形成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研究出台综合性的《市场监管法》，强化市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修改《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实行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把反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对国有垄断行业等相关行业监管内容进行清理、修改。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打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把负面清单管理纳入《行政许可法》，为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在市场准入、税收支持、政府购买等方面一视同仁，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与过去36年相比，走向经济新常态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更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复杂性。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绿色发展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到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不仅涉及到增量改革，还涉及到存量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转型升级的时间、空间约束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既要客观把握改革的历史定力和历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信念，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第一章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2020：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

第一节 把握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曾与“工业革命1.0”、“工业革命2.0”时代的产业革命失之交臂。改革开放后的36年中，我国在“工业革命2.0”的基础上奋起直追，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当前，由发达国家发轫，全球已进入“工业革命3.0”时代、“工业革命4.0”时代。值得关注的是，与过去两次工业革命有很大的不同，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和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是以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姿态出现的。“十二五”以来，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主要支撑，我国开始呈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突出表现为三大革命：能源互联网革命、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制造业服务化革命。一、能源互联网革命的大趋势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曾经指出，“在化石能源经济时代日渐衰退，第二次工业革命日薄西山，第三次工业革命日渐兴起之际，如果中国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事实上，与过去“工业革命1.0”、“工业革命2.0”的时代有很大不同，由于我国较早布局新能源的发展，不仅成为“工业革命3.0”时代的重要参与者，还在一些领域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1.我国工业化中后期与全球“工业革命3.0”的历史交汇

到2020年我国将进入工业转型升级的新时代，重要的特征是与全球“工业革命3.0”同步推进。自2010年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来，我国大大加快了新能源的发展进程。同期，全球正在加快步入以能源互联网革命为重要特征的“工业革命3.0”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提出了“工业革命3.0”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再工业化的基础。如果说“工业革命1.0”（1760—1860年）是蒸汽机时代，“工业革命2.0”（1860—1950年）是电气化时代，“工业革命3.0”的本质则是新能源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十三五”新能源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将为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普及并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创造重要条件，由此将深刻改变我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深刻改变我国的工业版图。专栏1.1 互联网技术+可再生能源=工业革命3.0杰里米·里夫金的“工业革命3.0”理论中，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直接推动者，每个人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制造者，并能够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共享。随之而来，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被节点式组织的扁平化权力取代。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为“工业革命3.0”创造了新的基础设施，将改变21世纪能源的分布方式。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数亿人在家里、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绿色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共享。能源互联网革命具有以下四大特征：①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一次能源；②支持超大规模分布式发电系统与分布式储能系统接入；③与互联网技术实现广域能源共享；④支持交通系统的电气化（即由燃油汽车向电动汽车转变）。在杰里米·里夫金看来，英国引领了“工业革命1.0”，推进了煤炭的使用并创造了“日不落帝国”；美国引领了“工业革命2.0”，推进了石油、汽车的使用；中国将有机会通过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引领“工业革命3.0”。资料来源：Jeremy Rifkin.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the Economy,and the World[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专栏1.2 能源互联网革命成为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重要特征1.能源互联网革命是欧盟再工业化的重点杰里米·里夫金是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长期经济可持续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其计划早在2007年就获得了欧洲议会的肯定，目前相应计划已经在欧盟委员会多个部门以及27个成员国中开始实施。欧盟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能源消费第二大户，再工业化需要以能源革命为基础。在欧盟委员会能源新政中，明确要求各成员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20年使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减少20%。到2030年，欧盟的战略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将占能源消费的27%以上。欧盟从可再生能源开发、提高能效和温室气体减排三个方面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期望由此最终改变世界工业版图。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通过“新工业革命”逆转工业比重下降趋势，至2020年将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目前的15.6%提升至20%的“再工业化”总体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建立在新能源革命的基础上。以欧盟汽车工业为例。2012年11月欧盟就出台了“汽车2020行动计划”，该计划是“新工业革命战略”的第一个成果，其中重要的目标是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制造全球最节能的汽车。2.美国再工业化有赖于新能源革命带来的制造业成本下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非常重视新能源产业，并将其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包括“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等一揽子计划，突出的特征是利用“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来大幅降低制造业成本，从而推动美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加速复苏。美国能源新政要求集中力量调整美国的能源结构，以美国本土的资源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突出地强调绿色能源，要求加强对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2008年国际油价历史最高曾达每桶147美元，但到2014年12月15日，每桶下降到55.91美元，差不多是最高价时的1/3，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来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的美国开始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使能源自给率从2008年的76.7%提高到2013年的85%。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的调查，受访的北美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一旦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将意味着就业市场增加大约360万个工作机会，足以将失业率降低两个百分点。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年起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将超过火电跃居首位，到2035年占世界电力装机容量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25%升至33%。2035年发达国家石油需求占全球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53.1%降至42.4%。资料来源：中改院课题组整理。

2.我国新能源发展的布局

与过去不同，我国是“工业革命3.0”时代的主动参与者。早在新世纪之初，我国就制定了《2000—201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点》，提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太阳能光伏产业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早在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对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提出要求。“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快相关规划的出台步伐。例如，2012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确定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同年，又出台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3.我国初步形成能源互联网革命的某些比较优势（1）我国已成为太阳能光伏第一生产大国。到2007年，我国光伏系统的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万千瓦，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达到290万千瓦，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初步建立起从原材料生产到光伏系统建设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完整产业链。“十二五”时期，我国新增太阳能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约100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约1000万千瓦，总投资需求约2500亿元。（2）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4年前11个月，国产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近5.3万辆，预计全年可以达到6万辆，销量是2013年的3倍。预计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可望达到15～20万辆，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由于政府的积极推动，并加快建立新能源汽车的公共服务平台，到2020年我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最大市场。（3）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根据《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4）No.4》，从新能源工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中国、德国和韩国。无论是新能源产品出口规模、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还是入选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规模，我国都排在世界前列。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以新能源工业贸易竞争指数来衡量一国新能源工业的竞争力。在这项评价中，丹麦以0.83的高分排在第一位，中国（0.3）、德国（0.29）、西班牙（0.28）、瑞典（0.28）和韩国（0.22）依次排在第二至第六位。

4.2020：我国有望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革命的领跑者（1）绿色转型的巨大压力。2010年，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5.4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20.3%，已经超过美国的19%，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第一大国，并且人均碳排放量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要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需要痛下决心，付出巨大的努力。“十三五”是扭转环境变化趋势的决战期，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有极大期待，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治理雾霾，全国上下有压力，更有动力。由此，“十三五”在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会有更大的突破。（2）新能源发展的巨大潜力。我国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适宜太阳能发电的国土面积和建筑物受光面积也很大，其中，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冀北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3，具有大规模开发利用太阳能的资源潜力。据统计，我国可利用的城乡建筑面积接近900亿平方米，按照10%的转化率计算，以东、南、西墙面积的15%、屋顶面积的20%计算，全国约有10万亿千瓦的装机容量，约等于目前火电、水电、核电的总装机规模，相当于建设45个三峡水电站。这将直接拉动10万亿元的市场规模，仅光伏建筑一体化就可以创造30万亿元的市场蛋糕，相当于我国汽车工业市场规模的3～5倍。（3）互联网发展的巨大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并形成一定的发展优势。未来几年，在新能源与互联网结合的工业革命中，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将大大降低新能源利用的平均成本，从而会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互联网用户预计在2015年将会超越30亿大关，2018年中国网民数量将超过7.5亿人。可以说，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独步全球。二、制造业数字化革命的大趋势“工业革命3.0”与“工业革命4.0”的同步推进，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核心支撑，对传统工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是“工业革命4.0”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我国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初露端倪。尽管我国仍远未成为制造业数字化强国，但在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互联网参与者的条件下，“十三五”我国同样具有在“工业革命4.0”时代占领先机的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

1.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新阶段的到来（1）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流方向。早在1993年，我国就出台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2011年4月，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链条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服务、再制造等环节延伸，推动制造业高附加值化和服务化。（2）制造业数字化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特征。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2013年4月，德国提出的“工业革命4.0”引发全球的关注，其主要特征是制造业数字化。“十三五”以大数据为基础，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推动制造业模式的转型升级，在重点领域培育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成为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大方向。专栏1.3 “工业革命4.0”的本质是制造业数字化“工业革命4.0”是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推动的《高技术战略2020》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其目的在于奠定德国在重要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顶尖地位，继续加强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德国在2011年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了“工业革命4.0”的大体概念。在2013年4月举办的“Hannover Messe 2013”上，由产官学专家组成的德国“工业革命4.0工作组”发表的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革命4.0”战略的建议》，将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定义为“工业革命1.0”，将20世纪初的电气化定义为“工业革命2.0”，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化定义为“工业革命3.0”，而将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定义为“工业革命4.0”。2014年8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2014—2017年数字议程》，突出了“网络普及”、“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数字强国”的战略目标。资料来源：德国联邦政府的高科技战略举措行动“工业革命4.0”[EB/OL].物联网在线，2013-2-21.（3）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与欧盟相继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突出的特点是以制造业数字化为重点，发展以高科技、高附加值、在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高端制造业。不仅是发达国家，包括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都启动了制造业数字化的进程。各国普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移动互联网与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增长空间。据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25年，仅移动互联网、自动化、物联网、先进机器人、新一代基因组等12项重大技术突破，每年就将产生14～33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价值。在这个特定背景下，2014年2月，我国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显示出我国已将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上升到国家战略。专栏1.4 部分国家在“工业革命4.0”上的布局美国：2009年初美国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同年12月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国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实施“再工业化”。从实际效果看，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2%回升至2013年的15%。德国：2013年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将“工业革命4.0”项目纳入了《高技术战略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中，计划投入2亿欧元资金，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日本：201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继续把3D打印机列为优先政策扶持对象，按计划当年投资45亿日元，实施名为“以3D造型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制造革命”的大规模研究开发项目。韩国：2009年1月公布《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将绿色技术、尖端产业等领域共17项新兴产业确定为新增长动力。印度：2011年印度通讯和信息技术部正式启动“信息物理系统创新中心”，开展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多个领域研究。据Zebra Tech公司的最新调查，即便目前，印度企业使用物联网技术的水平也位于世界前列。资料来源：罗文.德国工业4.0战略对我国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启示[N].中国电子报，2014-8-1.

2.以制造业数字化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1）“十二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的布局。2012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按照规划，到2015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超过6万亿元，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达到15%，工业增加值率达到28%。该规划突出了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和智能制造装备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2）以高铁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以中国南车、中国北车、振华重工、三一重工、中船重工、江南造船、宝钢等为代表的我国企业频频向国际市场提供高端产品，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以高铁制造业为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铁发展最快、系统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和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并成为国家外交的新名片，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大战略实施的重要亮点。例如，国外建设高铁每公里成本为0.5亿美元，而我国只有0.33亿美元；法国高铁的票价是每公里27美分，西班牙是每公里25美分，日本是每公里30美分，而我国可以做到每公里7美分。在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和中俄加美高铁等建设上，我国将成为主角。预计8～10年内，我国有能力掌握全球高铁40%的市场。

3.制造业数字化潜力巨大（1）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优势初步显现。制造业数字化的基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十二五”期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具成长性的信息消费市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成为美国最大的IPO项目之一，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电商公司和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这表明，“十三五”我国不仅不会缺席“工业革命4.0”，还可能成为最重要的推动者。（2）大数据引发跨界融合的颠覆与重构。以互联网为纽带的产业跨界融合，成为推动产业革命的重要形式，互联网企业正在颠覆一些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2014年，阿里巴巴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小米公司2010年成立之时只是一个薄弱的初创公司，但通过互联网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设计得体的手机打败了许多老牌的手机生产商，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我国大数据对传统产业所带来的颠覆与重构，不仅包括制造业，还涉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成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革力量。（3）智能制造的前景广阔。2011年，我国成功研制出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机。2013年，我国以3.7万台的工业机器人销售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国内工业机器人销量继续高速增长，达到3.36万台，同比增长32.5%，预计全年达到4.5万台。有机构预测，对比发达国家制造业机器人密度，我国在汽车、电子电气、食品饮料、化工、塑料橡胶、金属制品这六大工业领域，未来几年需要108～240万台工业机器人，占工业机器人总需求量的70%。若以每台20万元计算，工业机器人产值空间在3100～6880亿元。三、制造业服务化革命的大趋势

无论是“工业革命3.0”还是“工业革命4.0”，二者都伴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带来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刻变革。“十二五”时期，在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压力下，我国一大批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延伸产业链，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生产性服务业的互联网企业。“十三五”加快制造业服务化革命将是制造业占领价值链高端的重要趋势。

1.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十三五”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5年。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服务化才能占领产业链的高端，才有条件使工业摆脱低附加值的局面。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制造链上的高额利润，主要在于通过制造业的服务化占领了高附加值环节。例如，全球500强企业所涉及的51个行业中，有28个属于服务业；500强企业有56%在从事服务业。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两个“70%”，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主要基于制造业的服务化。

2.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凸显（1）“工业革命3.0”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以太阳能光伏向家庭的普及为例。最重要的并不是太阳能光伏本身的制造环节，而在于服务环节。能否通过以高新技术服务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强研发和销售，并降低交易成本，使家庭多余的发电能够及时销售出去，是太阳能光伏向家庭普及的核心难题。（2）“工业革命4.0”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工业革命4.0”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发展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服务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设计、开发、生产有关的所有数据通过传感器采集并进行分析，形成可自律操作的智能生产系统，使信息技术向生产环节渗透，用智能装备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艺设备，促进生产方式由大规模同质粗放生产向柔性化、智能化、数字化、精细化转变。（3）制造业数字化的盈利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环节。以穿戴式智能设备为例。据预测，到2016年，全球穿戴式智能设备市场的规模将达到60亿美元。穿戴式智能设备本身可能没有多少价值，只是一个服务的载体，但通过这个载体，最终的目的是通过互联网为客户提供持久性的服务。

3.以服务化推进制造业的模式创新（1）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十二五”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2012年12月，我国出台《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围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深化产业融合，细化专业分工，增强服务功能，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2014年，我国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的新思路。（2）制造业服务化取得重要进展。过去几年，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有两大进展：一是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取得重要成果。以高铁、三一重工等为代表，向高端的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延伸，在国内外建立研发中心；一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企业的崛起。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华为为代表，一大批企业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优势。以华为为例，其收入主要在于提供服务，在全球移动宽带、固定宽带等领域，华为几乎提供了1/3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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