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祖力亚提·司马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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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试读：

序言

在我国新疆、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继承，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母语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1949年以来，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这与汉语授课学校与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并存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少数民族学生需要同时学习母语和汉语，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学习难度，理科民语教材质量不高、缺乏教材参考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由于城镇就业市场上普遍要求劳动者具有汉语交流和学习的能力，部分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难，因此，新疆自治区政府开始强调双语教育。国家通用语言在各族年轻一代中的普及，将为中国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必要的语言工具。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推广国家通用语教育是中华民族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已经在全国民众中达成共识。

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状和发展前景时，我们需要关注不同文字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校教育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2010年我国汉族、满族、回族等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同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仅占2.87%。全国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118374897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约1.13亿，约占总数的95.6%，蒙古族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78.2万、维吾尔族有56.6万、藏族有30.9万、朝鲜族有28.2万、哈萨克族有11.5万。如果一本学术类译著能够在“大专及以上”人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读者，这本书的汉文版可售出1.13万册，维吾尔文版仅可售出57册。即使政府出资补助，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规模也必然十分有限，同时，许多国外前沿科技创新著作要找到专业水平合格的少数民族文字译者也很困难。因此，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国家通用语）已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相比之下，我国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数量小、种类少，只能为读者提供有限的现代知识。以新疆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的维吾尔文图书为例，理科基础学科的数学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汉文藏书数学类的1.05%，物理学类为0.68%，化学类为1.03%，地理学类为0.82%，普通生物学类为1.00%；文科中的财政金融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同类汉文藏书种类的0.14%，法律类为0.91%，史学理论类为0.26%，社会学类为0.86%。维吾尔族学生阅读现有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能获得知识（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量与质与汉文出版物完全无法相比。从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历史看，语言之间的竞争存在马太效应，随着全世界知识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维吾尔文出版物与汉文出版物之间在知识含量方面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可能缩小。同时，随着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进一步整合，对劳动力素质和现代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维吾尔文教材和出版物提供知识的局限性必将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场上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今天的劳动力人才市场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我国人口普查把行业分为20个类别。第20类是“国际组织”，由于在这一项上就业的全国总人数仅为6580人，所以略去。从其余19类的具体行业内容来看，能够阅读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并掌握相关知识，可能在新疆地区5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空间。第一个是“教育”，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工作对象的教师队伍可吸纳大量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南疆中小学校；第二个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疆文化事业的服务对象中，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新疆总人口的一半；第三个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中“科学研究”应当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地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关领域可吸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语言人才，但这一行业类别中的“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仍然需要以汉文为主要载体的现代知识；第四个和第五个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这两个行业中，对于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工作的就业人员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工作文字。

在全国范围内，2010年在上述5个行业就业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7.573%，在汉族中占7.677%，在维吾尔族中占6.328%（总数约31.5万）。这5个行业的就业人员在本族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汉族与维吾尔族在3个行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上相差不多，但是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两个行业的比例上，维吾尔族不到汉族的一半。由于汉族在这5个行业就业的人员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仅为7.677%，所以维吾尔族6.328%的比例也属正常。在全体维吾尔族劳动力中，只有不到7%有可能在这5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展现维吾尔语交流和通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获知识的能力，其他约93%的就业机会均要求就业人员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阅读能力，从而掌握本行业必要的知识与信息。这一差别完全是由汉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含现代知识的质与量所带来的，是就业市场上客观存在的需求规则。

在其余14个行业中，当工作伙伴或对象是新疆本地少数民族时，民族语言是有用的口头交流工具，但是维吾尔文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与这些行业工作内容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直接和重要。以“卫生”行业为例，面对维吾尔族患者，医生如果能够用维吾尔语交流，无疑有很大帮助，但是除了“维吾尔医学”专业的学生外，大多数医生学习的专业医科教材和参考书主要是汉文书籍，高层次医生还需要参考英文资料。在这14个行业就业的大多数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汉语进行工作交流和业务操作。从我们在南疆一些民族中进行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维吾尔族毕业生的汉语交流与阅读能力是他们在这些行业实现就业的瓶颈。

在这14个行业中，汉族、维吾尔族就业比例差别最大的是农、林、牧、渔业（汉族为46.42%，维吾尔族为82.59%），汉族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制造业（17.7%，维吾尔族仅占2.3%）、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反映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方面的巨大差距。维吾尔族初高中毕业生如不能进入城镇“非农产业”，只能被统计为“农业劳动者”。他们在“非农产业”中就业是否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语能力。在今天中国的产业发展现状中，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主要交流工具是汉语，看懂机器设备的操作维修手册、施工流程与图纸等需要就业人员掌握汉语，政府不可能要求设备生产厂家为新疆少数使用者专门翻译印刷维吾尔文版。因此，不懂汉语、无法使用汉文学习这些知识的维吾尔族青年很难进入这些产业的职工队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考汉”学生（在普通汉语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情况明显好于“民考民”学生（在少数民族学校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

假如南疆农业生产一直保持传统耕作方式，父辈的言传身教就足以延续，学校教育可有可无。但是从长远看，南疆的农业、林果业必然会向现代种植业发展，获得所需要的科技知识、设备操作知识、市场信息等的最便利渠道是汉文出版物，农业产品的销售范围也必然扩展到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要使用汉语与客户和中间商交流，换言之，即使是南疆农业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汉语学习。从这个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即不仅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今后在各“非农行业”的就业状况，而且对新疆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极为重要。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经成为我们考虑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议题。

1990～2000年，汉族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农业劳动力下降了8.3%，第三产业提高了5.2%，第二产业提高了2.7%。同期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汉族基本同步，农业劳动力下降了4.8%，第三产业提高0.8%，第二产业提高2.9%。2000～2010年，汉族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16.6%，第三产业提高8.7%，第二产业提高7.9%，说明此期间汉族人口加快了城镇化和“非农化”步伐。但是在同一个10年里，维吾尔族劳动力产业结构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农业劳动力比例逆向提高2.2%，第二产业下降1.1%，第三产业下降0.5%。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系是聚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藏区发展基础薄弱，但是藏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汉族相同：农业比例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例上升。我国其他少数族群的相关数据没有呈现，但是绝大多数都与汉族的变化同步。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结构中出现的逆向变化是反常和罕见的。

为什么在维吾尔族教育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维吾尔族劳动力的行业结构变化却与全国和汉族的发展逆向？就新疆本地区而言，2000～2010年，新疆GDP总值从1363.56亿元增长到5418.8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9.8%，第二产业从39.4%增长到47.7%，第三产业从39.5%下降到32.5%。新疆的第二产业在这10年保持了快速发展，而同期维吾尔族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比例上都明显下降。换言之，在新疆第二产业大发展的10年里，维吾尔族没有充分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反而呈现某种边缘化趋向。2000～2010年是全中国和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遗憾的是我国维吾尔族劳动力在这一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没有进入快车道。

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南疆缺乏学习使用汉语的语言环境，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推动中小学双语教育，今后进一步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使维吾尔族学生能够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学习现代知识，这将是在今后的10～20年内扭转这一局面的主要举措。对于我国维吾尔族来说，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和出版物来学习现代知识，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渠道。除中央民族大学外，内地大学不具备维吾尔语教学的客观条件，那些希望在一流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或专业大学（如中国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维吾尔族学生，只能通过汉语接受专业教育。

我们希望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年轻一代不仅能够顺利实现就业，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能够涌现一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建筑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将军、作家、艺术家、运动员等，提高其在国家发展决策层面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美国在2008年选出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我们期望在21世纪的中国也会出现少数民族血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只有在全国最好的教育环境中才最有可能涌现顶级人才。美国哈佛大学2009年招收的本科生中有10.5%是黑人，这一比例接近美国总人口中黑人所占比例。相比之下，2010年北京大学招收了7名维吾尔族、6名藏族本科生，清华大学招收了2名维吾尔族、7名藏族本科生。这两所大学没有排斥少数民族考生的招生政策，维吾尔族、藏族学生之所以少，主要是受考试成绩以及学习语种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必须承认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我国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流动和个人理想、推进民族平等的重要渠道。

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中，新疆，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教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受到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在新疆汉语学习、双语教育领域已有不少论文和文集发表。祖力亚提·司马义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并于2008年获得民族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她的这本《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以专著形式出版的最新成果。

在这本书的“

绪论

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作者采用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法对乌鲁木齐市X中学和新疆X大学进行问卷研究和深度访谈。作为维吾尔族青年学者，在对维吾尔族学生和教师进行访谈时有特殊的语言优势，也更容易获知被访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书中的大量访谈信息为读者理解维吾尔族师生对当前教育发展的看法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作者毕业后在新疆大学任教8年，因此在修订中必然融入她多年任教经历中的个人体会和理论探索。本书无论在理论综述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十分规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新研究成果。2016年8月20日于茉莉园绪论

第一节 问题缘起

种族和族群关系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即使在当今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相互联系愈加密切的时刻，在族群和民族之间壁垒正在消失且日渐不合时宜的时候，族裔冲突和民族主义依然会再次出现（史密斯，2002：1）。种族和族群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最敏感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一。从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学家便对这一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在西方一些多种族、多族群的国家，种族和族群关系问题始终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从有关文献看，在西方移民国家有关种族和族群的研究领域中，族群教育是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多族群国家，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教育挑战，它们必须使它们的全体公民相信，政府能够为所有的族群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促进少数族群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允许各族群实践其文化自主，并建构族群间的整合。教育系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个人和雇主需要的是实用的技能，各族群需要的是在社会中提升其群体地位，而政府需要实现国家整合与社会控制（Postiglione，1999：3）。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中原汉族人口向四周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和少数民族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徙流动，各民族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一直没有间断，这些聚居区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也在不断地演变（费孝通，1989）。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政府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了56个民族，并相继建立了100多个民族自治地方。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一方面加强了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从而使少数民族聚居区由过去相对比较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加快了族际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地理、语言、宗教、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程度不尽相同。

当我们考察特定地区的族际关系时，便不难发现，有些地区族际之间关系和谐，各民族之间不仅在语言、文化上相互融合，在工作领域频繁地沟通与合作，甚至于在私人领域，成为朋友和亲戚，而在某些地区，尽管各族际之间并未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但彼此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和歧视，族群之间的交往也多限于工作场所，以民族身份为界限形成多元社会。

是什么影响了地区族际关系？当然，不同的历史、地理、语言、宗教、生产方式形塑了各地区不同的族际关系。除此之外，“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说是以一个不同文化传统的法定继承者和综合产物”（史密斯，2002：112）。国家教育通过界定和复制一种支持主体社会结构的民族文化发挥其传统功能，并通过政府指导其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国家教育同样有责任在国家框架中保留各族群文化（Postiglione，1999：2）。因此，政府如何教育各族群，如何表达各族群的文化传统，如何建构他们的教育机会，以及如何将其整合到民族统一体中，都将在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层面上对族际关系产生影响。

新疆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新中国民族政策中有关平等、优先、特殊的政策在新疆教育制度安排中得到明确、具体的实践。如稳固和发展民族语言教育，给予少数民族教育大量投入，在各方面给予倾斜和扶持，积极将少数民族纳入全国统一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努力加强各族民众“五个认同”，努力构建“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和谐族际关系。时至今日，政府的教育政策成效如何？政府教育对于族群认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将有助于增强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少数民族在国家教育中的参与意识，从而提升他们的潜力以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获得同等的报酬？这些是本书关注的核心内容。

对表达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式、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支持少数民族进入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的结果，以及试图确保同等教育机会、复制民族文化和强化族际整合的政府教育的结果等问题开展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族际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丰富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而且也可以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处理族际关系的社会目标提供客观的依据。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在现有的关于少数族群教育的国外文献中，大部分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三个领域：少数族群的孩子在学校中学业成就高低的归因解释；学校教育对于少数族群认同的建构；在学校社区形成的族群分布与族群关系。1.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归因分析

在西方少数族群教育学领域，很多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在研究少数族群问题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上有诸多差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即对少数族群学生在学校中学业成就的归因解释。

欧美学者对少数族群学生在学校中学业成就的归因解释大部分是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化剥夺理论（Culture Deprivation Theory），以美国社会为背景，认为黑人学生所在的家庭和社会缺乏白人文化学校所具有的各种文化活动和对学习态度的文化刺激，这使黑人儿童不具有在白人中产阶级的学校中取得高学业成就所需要的成就动机、抱负、语言与认知能力，所以黑人学生难以与白人学生在白人学校中竞争。这导致黑人学生学业成就低下。

随后流行的文化冲突理论（Culture Conflict Theory）认为，少数族群的低教育成就并非少数族群和白人文化差异所致，而是由少数族群与白人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冲突所致。即所谓的少数族群学生在家庭与社区文化中养成的学习风格、价值观念、态度与行为方式与以白人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少数族群学生在学校中的低学业成就。

文化中断理论（Culture Discontinuity Theory）是美国教育人类学者为批评美国教育学者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出生后，必然先在家庭和社区中习得该族群的传统语言与文化，因此每个人都必然属于某种族群文化。任何学校文化都无法剥夺学生在上学前所获得的语言与文化。美国少数族群学生在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学校所获得的低学业成就，不是学校剥夺了他们的传统语言与文化所致，而是由于学校中断了他们的传统语言与文化过程。因此，如果要提高少数族群学生的学业成就，就必须改造学校的文化，而学校又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改造学校必须首先改造不合理的社会，以便保证各种文化制度获得合理的传统。

1970年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从家庭文化与民族文化等宏观研究方法转移到运用社会语言差异来探讨学校中文化差异的微观研究方法上，语言类型差异理论（Language Style Differences Theory）就是在这种研究背景下产生的。该理论认为，少数族群的低学业成就是由家庭生活语言与学校教学语言不同，以及师生之间语言沟通的差异所引起的。因此，少数族群学生的低学业成就实际上是学校各种制度化沟通方式所造成的不幸结果（参阅哈经雄、腾星，2001：57～98）。

显然，这些理论假设更多关注的是，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少数族群孩子学业成就高低的文化归因解释，认为导致少数族群学生成绩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障碍，或者是少数族群的家庭环境与期望少数族群接受主体族群价值观念的学校环境之间的反差。但从美国各少数族群的教育现状来看，并非所有在美国的少数族群在教育上都是不成功的。有的族群，比如新近移民到美国的亚洲诸族群，能克服语言或文化上的障碍，在学校中和主体族群的孩子一样取得好的成绩，有时甚至比主体族群孩子的成绩还要好。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某些少数族群或者某些少数族群中的某些成员能克服障碍取得良好的成绩，而有些少数族群却不能克服这些障碍。

由于上述几种理论不能全面地分析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高低的原因，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美国的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推出了一些经过修正与综合的成就归因理论。

赫斯（Heath）将“文化资本”和“社会阶层”概念相结合，提出了社会阶层与文化资本理论解释少数族群的学生家庭和社区文化与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差异。该理论认为，每一个阶级文化都有它独特的“语言与文化资本”，而“文化矛盾”则是各种语言类型之间的冲突。家庭属于低阶层社会，则家庭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以及语言沟通方式，都将不利于学生在白人中产阶级学校的学习。该理论引用韦伯的“地位团体”（Status Group）以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解析社会阶层对学校生活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知识和技能，层次较高的地位团体有着较丰富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资本，在这些阶层的家庭出生的学生在人际沟通上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容易获得教师的赞扬与指导，学业成就偏高；相反，低社会阶层缺乏文化资本，语言沟通能力差，在该阶层的家庭出生的学生在学校学习中处于不利地位，不易获得教师的赞扬与指导，学业成就偏低。

奥格布（John Ogbu）试图从传统文化、族群历史经验、族群生存策略以及族群关系等多个角度，寻求解释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高低的原因，创建了文化理论模式。奥格布的文化模式理论框架包括两种少数族群分类与五个层面分析（见表0-1）。表0-1 “自愿移民少数族群”与“非自愿移民少数族群”文化模式比较表0-1 “自愿移民少数族群”与“非自愿移民少数族群”文化模式比较-续表

所谓“积极性参照结构”是指自愿移民少数族群尽管受到主流族群的歧视和压制，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与今后的发展机会都比在母国好。自愿移民少数族群相信，只有努力学习、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才会增加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才能摆脱某种种族歧视与压制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另外，他们会采取“有所学，有所不学”“有所同化，有所不同化”的涵化策略。

非自愿移民少数族群是指那些祖先被迫移民到美国的少数族群。以美国黑人为代表的非自愿少数族群长期受到白人主流族群的歧视、压制。因此，他们在受教育的态度上有显著的差异，表现为悲观而顺从，不相信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并努力学习就可以改变境况。他们将种族歧视与“职业限制”（Job Celling）视为受难的标记和族群认同的记号。他们认为主流族群对他们的歧视与压制是由社会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教育无法改变他们的现状。他们采取消极顺应和抵制接受白人学校教育，认同本族群的文化以及排斥主流族群文化的一系列集体抗争策略。他们发展出一种次级文化以保持族群边界，维护族群认同。

福莱（Foley）提出了选择性同化理论，他认为奥格布的文化理论模式将非自愿移民少数族群置于悲观、机械的决定论下，否定了该类型的少数族群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可能性与能动性。对于文化理论模式的缺陷，福莱的选择性同化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墨西哥裔学生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认同与学习白人文化的行为是一种“同化”的策略，其实他们并没有全盘保留传统文化，而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一部分（参阅腾星，2002：148～153）。

Jennifer Flashman在《是不同的喜好还是不同的机会？探究学业成绩中的种族差异因素》（Different Preferences or Different Opportunities？Explaining Race Differentials i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Friends）中谈道：“目前，学术界对于种族和族群学业成就差异的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相对于同龄人，少数族裔学生结交学习好的朋友的机会比较少。”笔者认为比起白人青少年，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交往到的朋友有着明显的较低水平成绩，少数族群青少年在学校中的交友机会以及友谊网络将影响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获得高学业成就。2.学校情景中国家认同教育的研究视角

众多研究者致力于少数族群认同的研究，其中大部分人侧重于某个国家中不同族群认同的分析，近年来，在校学生的族群认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底波拉里德（Deborah Reed-Danahay）在其《法国乡村的教育与认同：教育政策》（Education and Identity in Rural France：The Politics of Schooling）一书中，对法国一所农村学校中教育与认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侧重于权力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作者比较了法国政府的教育权力和抵制公立学校教育的地方家庭力量。政府竭力通过学校来树立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而家庭则通过创造一种强烈的本地文化认同感氛围来抵制学校对他们孩子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族群认同、区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并存。

李（Maryjo Benton Lee）通过访谈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的32名不同族群的学生，以及在村庄、中小学、大学的观察与入户的访谈资料，探讨了“少数族群的学生如何建构自我以使他们在教育上获得成功，以及最终使他们的族群更具有能力获得成就”。第一，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语言是汉语。李发现她所访谈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提及“语言是学习力量的源泉之一，相反的是，他们把语言视为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Lee，2001：240）。第二，所访谈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把族群认同感与学习成绩相联系。李认为“族群认同对学业成就肯定有影响，但只是通过学生家庭和村庄作为媒介起到间接影响”（Lee，2001：240）。第三，李所调查的学生呈现了义务和责任的意识，儒家文化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另外，李的研究还说明了结构性的情境（宏观方面如家庭、村庄、中小学与大学教育）会抑制或支持学生建构他们的族群认同感。

汉生（Hansen）采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于1994～1996年对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县进行了田野调查。从纳西族和傣族历史背景差异的比较中，他揭示了两个少数民族以截然相反的态度接受了国家教化工程。通过访谈、参与地方事件的观察、课堂参与观察以及文件的收集，他还探讨了“国家学校教育如何设法在语言、宗教、历史的阐释，以及继而在族群认同等方面将少数族群纳入主流中”。他集中探讨国家学校系统对族群认同以及中国族群观的再现，以及在族群认同方面国家教育所做出的反应：“教育成功形塑国家情感与消除或降低族群观的程度，以及不同族群如何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来做出反应。”他认为，作为一种组织的学校能够控制少数族群文化价值观的转化与消除族群认同的功能，被中国政府与大多数教育者夸大了。相反的是那种没有考虑和再现少数族群自身语言、历史、宗教与文化价值观的教育有时会加强族群认同感（Hansen，1999）。

朱志勇在其《学校教育情境中族群认同感的建构》一文中，以内地西藏班作为研究个案，在族群认同感建构主义方法的框架中对影响藏族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的国家政策情景、学校地方社区情景与学校情景进行了剖析。通过研究他发现，对学生族群认同感的建构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国家和学校通过教育而使学生获得的族群认同感，二是学生通过自身藏族文化符号的再现而声称的族群认同感。国家和学校期望藏族学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框架下建构族群认同感，以便实现其政治与经济利益（朱志勇，2006：85）。

从上述学者对族群认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对于族群认同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汉生认为学校对于少数族群文化价值观转化与消除族群认同的影响被大多数教育者夸大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国家竭力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3.学校社区中族际关系的研究视角

在英国、美国研究族群关系的社会学家中，不少人关注学校中的族群关系。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按种族把学生分离是违法的，这正式宣告美国的社会应该是种族中立的。如果学校不区分种族的话，那么学校的种族关系应该反映社会的种族关系。布朗心中有这样一种认识，即隔离永远不会平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在学校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教育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此后，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目光开始集中在学校内部的族群分布及族群关系上。

晚近大多数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中进行的关于族群关系的研究都是根据奥尔伯特（Allport）的交往理论（Contact Theory）来预测学生对跨种族的态度和行为。交往理论在一套地位层级体系中考量跨种族融合，找到了三个个体特征来解释在一些环境中交往促进友谊，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引起冲突的因素。第一个特征是参与者的地位平等。如果一个环境是基于与种族相关联的地位层次建构的，那么跨种族的友谊是不可能的，而且关于内在的团体差别的成见将会被夸大。第二个特征是合作的相互依赖可以培养团体间的关系。最有效率的团体是那些围绕一个不能单独达到的目标被组织起来的。运动队、歌舞团、报社或者学生社团就是例子，他们把学生组织起来以达成集体目标。在这些团体内，种族融合应该能促进跨种族的友谊。第三个特征是环境内公认的权威对跨种族交往的明确支持。当学校的老师、辅导员和管理者赞成跨种族交往并对跨种族交往行为有着清晰的期待，跨种族的友谊会增加（Cherry，2000：489-498）；当课外活动是融合的或学校教员跨种族交往时，学校风气也会更倾向于合作。

Noah P.Mark和Daniel R.Harris（2012）的《白人大学生人际网络中的室友族群结构》（Roommate’s Race and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White College Students’Ego Networks）一文认为，社会学家和教育学者长期关注各族群之间的社交网络模式，比如友谊、约会和婚姻，对于这个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说明社会结构是如何促进或抑制族际社会纽带的。而这篇论文揭示了大学校园社会结构中的一面：在寝室中形成的族际友谊模式。大学校园是非常重要的形成友谊的场所。同学们在校园形成的友谊往往能保持很多年甚至是几十年。大学校园是一种重要的有助于形成友谊的场所，很多大学校园种族异质性（多样化）程度很高，高于很多其他的机构。因此，大学校园是非常重要的促进跨族群友谊的潜在资源，并且能产生整合社会的纽带。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研究关注大学种族结构。其中有三项研究在探讨室友的种族身份如何影响学生人际网络的种族构成上取得了初步进展。研究发现，如果白人学生被分配和一个非白人新生住在一个宿舍，那么未来他与非白人接触的机会要更高，也能与非白人更加良性地互动。

James Moody（2001）在其《美国的种族、学校种族融合与友谊的种族隔离》一文中指出，学校社区中如果友谊仅仅局限于种族范围内，那么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实际上仍然是种族隔离的。Moody通过一个青少年友谊网络的全国性样本，检验学校组织是否会影响友谊的种族隔离。结果表明：友谊种族隔离在种族多样化中等程度的学校达到峰点；但在最高的异质性水平上隔离程度反而减弱。在课外活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年级牢牢限制了友谊，种族间的接触局限在班级内，友谊的种族隔离是不明显的。异质性与友谊种族隔离间的正相关表明：将少数民族学生集中到一个大学校内的这样一种取消种族隔离的策略，可能会加剧友谊的种族隔离。

鲍文（William G.Bowen）和伯克（Derek Bok）在《河流的形成：种族在学院和大学招生中的长期影响》（The Shape of the River：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idering Rac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s）一书中，将密西西比河比作教育历程和教育改革的进程，其以丰富的经验证据论证了民族敏感工作政策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对于45000个不同族群学生的影响。该书主要关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族群（黑白）问题，通过College and Beyond（C&B）追踪数据，作者讨论了平权行动在学生入学、学业成就、研究生专业教育、就业、公民参与等不同方面的情况及影响。鲍文和伯克进一步指出，种族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以及和不同族群的人一起学习和生活，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针对有关民族招生政策的讨论，作者认为，无论评论家们声称的那些政策通过强迫少数民族学生与学术卓越的同学进行竞争的观点是否正确，他们都在研究替代政策以增加学校教育的多样性，并减少招生过程中对族群政策的依赖性。

Hallinan和Teixeira在《机遇与制约：跨种族友谊中的白人与黑人差异》（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Black-White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racial Friendships）一文中，探讨了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中，课堂特征对于种族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影响跨种族交往的社会心理过程是由课堂氛围、学校组织和学生的种族构成组成的。他们通过调查四至七年级455名学生，研究上述变量对跨种族友谊选择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与“身份标准”（Status leveling）相关的课堂特征对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影响明显不同。对于白人学生而言，能力分组（Ability grouping）对族际交往的影响大于黑人学生，这是因为白人学生的学业成就普遍高于黑人学生，在客观衡量学业成绩的课堂中，标准化考试的成绩被强调，由此白人学生被认为其身份等级高于黑人学生，由于身份是个体交往的一个标准，因此对于白人学生来说，黑人学生较低的身份地位成为影响族际友谊的障碍。减少学术身份等级对族际友谊影响的方法是将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安排到按能力分组的群体中，在同一个能力群体中，学术身份的差异会消失，从而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友谊。而研究也显示，同龄群体的学业水平对于黑人学生友谊选择的影响大于白人学生，黑人学生更愿意与那些有优异成绩的白人同学成为朋友，他们在强调学业成绩的课堂上，对白人学生表现得更加友好，而能力群体这样的组织因素对黑人学生的跨族群友谊的选择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Hallinan在《课堂种族构成与儿童友谊》（Classroom Racial Composition and Children’s Friendship）一文中认为，对于在一个班级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来说，是选择族群内友谊还是跨族群友谊关键在于种族构成。其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从6所小学中挑出了20个族群混合的班级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相对于白人学生来说，黑人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在群内选择友谊的倾向。这是因为，在种族混合的班级中，由于地位差异，负面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黑人学生经历了更多的不愉快，因此他们更容易在群内同龄群体中寻求友谊。因此，减少基于种族和成就的差异的努力将有助于在学校中建立更融洽的社会关系。而班级中种族的构成也对跨族群友谊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在白人学生占大多数的班级中，种族隔离的水平最低，而在种族结构相对平衡的班级中，隔离的水平最高。

从对美国相关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将各族群学生集中到一个学校，无论对于少数族裔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最直接的体现和结果。然而，上述研究也表明，即使在学校层面上族群是混合和多元的，但在个体互动层面上，族群个体之间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隔离；在族群多元的学校或者班级，刻板印象或者歧视也可能造成隔阂和冲突，对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尽可能祛除族群混合的班级给族际关系和少数族裔孩子的学业成绩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调整学校族群的分布和结构，改善学校组织方式、课堂方式和校园氛围可能是突破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

第三节 研究框架

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分析单位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组织或社会人为事实。而在群体层次的分析单位中，不仅包括家庭、社会群体，也包括城市的地理区域等（巴比，2000：119～123）。笔者主要是从学校、群体和个人三个层次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思考和分析，因此包含学校、群体和个体三种分析单位。本研究以乌鲁木齐市X中学和新疆X大学为学校层次的分析单位，以汉族和少数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群体作为群体层次的分析单位。2.分析框架

有关少数族群教育的文献回顾表明，西方社会学家对于多族群国家的少数族群教育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不仅具有文化、知识的传承，个体的社会化的功能，也兼有社会控制和国家整合的功能。因此，对于少数族群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少数族群的学业成就；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教育；学校中的族群分布及族际关系。

对于少数族群学业成就的高低，奥格布的文化理论模式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出发，认为在教育领域，由于文化模式不同，不同族群学生的学习行为呈现积极与消极之分，学习结果也因此会呈现优与劣之分。以奥格布为代表的教育人类学家将族群视为一种文化单元，即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决定各族群在学校中的学业成就。这一类研究强调的是外部力量，忽略了族群认同及主观意志与学术参与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族群能选择性地保留其传统文化，同时也学习到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并获得社会沟通能力。

学校教育情境中的国家认同教育是族群认同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晚近对于族群认同的研究表明，外在的或境遇的因素对于族群认同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族群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随着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为了不同的功能而流动。国家教育发挥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再制的功能。无论是在主体族群社会还是少数族群社会，族群认同都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得以重新建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现状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制度总体上具有建构国家意识的效果。尽管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的群体认同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否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与少数民族学生先前存在的认同、人口结构及诸如故事、仪式、庆典的符号系统等内部因素，以及与对表明民族认同有用的物质的、政治的或地位的利益，如何适合外部世界的意义等外部因素有着很强的关系（朱志勇，2006：85）。

笔者查阅到的有关学校族际关系的文献，大多是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在种族混合的学校和班级中，研究学校组织制度、班级特征和族群人口结构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关注的是客观因素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忽略了主观因素，即促进族群融合的内部驱动力。除此之外，美国关于少数族群的教育制度与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教育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不仅决定了学校内部族际关系的模式，还影响了地区族际关系。

本项研究试图考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对于国家认同以及族际关系的影响。笔者在具体的地方情境和具体事件中确定了三类角色，即学校、群体和个人。在具体的学校情境和具体事件中，考察民族政策在学校以及个体层次的影响。我们要探讨的是，国家民族政策在学校教育中如何体现？又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对民族认同产生影响？并对族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3.本项研究包括对如下问题的考察（1）以民族政策为前提的少数民族教育在新疆地区的实施过程及其影响。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族识别的进行，明确了56个民族，自此各项民族教育政策以民族群体为对象展开。尽管民族教育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迁，但其核心内容——将少数民族视为相对特殊群体的教育观念始终如一。在国家宏观的民族教育政策指导下，具有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和族群构成背景的新疆少数民族教育有不同的发展历程。（2）文化多元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这一思想被多族群国家接受并普及，并渗入社会各阶层和公共领域，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多元文化教育变革。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与中国民族政策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是一致的（关凯，2007：149）。中国政府承认各族群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为了各族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提倡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即普通话，这一民族政策在教育领域中以双语教育的形式得以实现。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教学模式，尤其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族群认同乃至学校的族际关系产生影响。（3）从新疆民族教育政策角度来看，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支持和投入一直在增加，但是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教育平均水平线以下，其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在高等教育阶段尤为明显。政府一直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加速了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进度。在新疆高等教育领域，针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政策之一，那么，这些政策以及通过赋予具有某种民族身份的群体稀缺的教育资源对少数民族的学业成就和族群认同的构建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4）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促进了少数民族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意识，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实现了国家整合。学校教育对于族群认同感的建构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国家和学校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而使学生形成的族群认同感；二是学生通过自身族群文化的再现而声称的族群认同感。学校教育能否实现少数族群学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框架内建构其族群认同的目标？（5）民族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整合国家，塑造国家的凝聚力。在中国，少数民族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而协调两者关系的一个手段，便是实现个体间公正、平等的教育。教育的本质，并不是要把少数民族群体塑造成主体族群的一部分，而是要把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一起塑造成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公民。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实现这样一种教育提供了一个思路。

本书在探讨国家在新疆地区实施的少数民族教育对国家认同及地区族际关系的影响时，同时使用了“族群”与“民族”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在此进行说明。

众所周知，“民族”“族群”概念的含义及其应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包含了多种含义。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由于翻译和历史等原因，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含义极为复杂，它不仅包含了英文等西语的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族群中的少数或者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y）、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等含义，而且经常与种族一词混用。由于“民族”一词的多义，我们在一些概念的使用上往往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如表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时，前后两个“民族”显然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指的是56 个“Nationality”，大致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而后者则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意思相差很远。

笔者在阐述相关的参考和引用文献时，作为一种学术讨论使用了族群概念。在具体的制度、政策和个案的描述及分析中，使用的是少数民族的概念，这是因为在当前语境下存在“少数民族”的现实，是与“主体民族”相对应的，与国家为了采取特殊政策时的需要做出的区分有关联，体现的是“主”和“次”的一种关系。在本书中，少数民族的含义对应的是英文的Ethnic minority。

第一章 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实践中的制度安排

第一节 新疆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

汉朝的中央政权在将西域纳入版图后，实行屯田制，作为屯田的官吏和士卒，以从军汉人为主，此外还有内地普通百姓、部分刑徒及其家属。作为汉语汉文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他们都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廖冬梅，2006：144）。从不少考古史料中可发现，当时的汉族屯戍者保持在本民族群体中进行汉语传统文化的教育。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在丝绸之路南北道有汉文和来源于古印度等地、用来记写当地语言的法卢文，波罗米文、吐火罗文同时流行并用（新疆教育年鉴编辑室，1999b：1）。

汉唐时期，不同民族之间以及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这里既包括文化、技能、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也包括非常重要的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如西域当地汉人，甚至遥远的中原宫廷中的汉人，也有人学习西域的民族语言文字（马文华，1998：6）。同样出于政治、文化联络和沟通等需要，西域当地民族的一些王公贵族以及与中原有一定联系的各阶层人员，尤其是部分与汉族长期相邻或保持较多联系的西域当地民族居民，都会使用本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儒学教育制度已在新疆部分地区推行。晋唐时期，高昌设儒学，即所谓“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同时也有私学（新疆教育年鉴编辑室，1999b：4）。对于西域各民族来说，当时最为重要的教育方式仍为家庭教育。

此外，宗教的传播，主要是佛教在当时西域地区的深入和推广，对当时的教育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作为佛经传播主要载体的印度语言及其所表现的佛教文化，对当时乃至以后的西域地区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也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记（马文华，1998：6）。

到了宋代，回鹘人的不同分支在西域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和高昌王国，“以马合木德·喀什噶里为代表的喀喇汗王朝文化是在以僧古萨里为代表的高昌回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廖冬梅，2006：73）。喀喇汗王朝文化和高昌回鹘文化，比较清晰地承载、确立和架构了沿袭至今的维吾尔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栗特文、回鹘文以及在回鹘文和汉字基础上创制的契丹文、（回鹘）蒙古文分别成为宋元时期西域地区文化与教育传播的主要载体（马文华，1998：7）。

宋元时期的西域，家庭教育仍然是语言文字传授和发展的重要形式，但家庭教育的主导地位已被宗教教育所代替。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短期内在喀喇汗王朝和于阗占据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十分重视宗教人士的培养，把它看作伊斯兰教盛衰兴亡的关键。因此，随着伊斯兰教这个时期在西域的推广和盛兴，宗教机构——清真寺、经文学校等的发展，它们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教育、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的功能（马文华，1998：7）。

元代，随着大批维吾尔（畏兀儿）官员尤其是以安藏为首的一批翻译家在中央朝廷政权中出任要职，大批的汉、蒙、回鹘重要文献书籍得以互译和推广，这对于不同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元代，汉语仍是元朝官方和西域各族通用的语言之一，因为这个时期汉人在新疆的人口很多。经过历代的屯垦，新疆已有不少的汉文化中心区，这可以说是汉语在新疆通行的人文基础。再者，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标榜文治，学习汉法。元顺帝元统元年用汉语开科取士，共取进士百人，其中新疆少数民族的进士就有十人。这种导向致使元朝时期西域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不少人成为精通汉语、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汉语文字在民间的使用也比较广泛，如在高昌出土的13～14世纪的回鹘文善斌卖身契，正面是回鹘文，背面是汉文（廖冬梅，2006：49）。

明初，新疆基本上被察合台后裔所控制，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人没有保持本民族的特征，不仅皈依伊斯兰教，竭力推行伊斯兰教，而且自己也被维吾尔族人所同化（马文华，1998：8）。随着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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