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共产国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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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试读：

小徒李颖，效力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专攻大革命时期历史，成果甚多。2000年考入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经商讨，研究范围确定为陈独秀。之后，李颖阅读大量史料，深入思考，写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博士论文，得到答辩委员石仲泉、郭德宏、吴家林、肖甡、张树军的赞扬，被评为优秀论文。这篇论文不仅使用了以往未被发掘的史料，而且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诸如“二次革命论”、陈独秀错误性质等。答辩后，李颖根据专家意见，几经修改，遂成此书。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对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有不少成绩，但由于这个人物在研究中基本上被置于反面的地位，由于对这个人物的研究有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障碍，致使对他的研究较对别的人物的研究不那么顺利。因此，对陈独秀的研究应该加强。这方面工作，需要做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收集资料。一方面是陈独秀本人的著述，包括信件、电报，等等。应该说，陈独秀本人的文字，研究者已掌握不少，但并不等于已经穷尽。前一段时间发现的陈独秀给加拉罕的信，就说明这一点。所以，研究者还应该下功夫挖掘。另一方面是有关陈独秀实际活动的材料，也还会有未被发现的，或已发现而未被用上的，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总之，摸清陈独秀，是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目标。

第二，加强分析。一方面对陈独秀的著述，以往的解释是否都那么准确，有没有读错的地方，都需要重新审视。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还有许多分析没有到位。其中，好的有价值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传播，差的不对的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另外，陈独秀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有分析的余地。总之，读懂陈独秀，是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目标。

第三，扩展领域。陈独秀既是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中央第一届至第五届的领导者，又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伦理、法律、社会生活、文字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为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往的研究者已涉猎这方面的研究，但还很不够。这种研究，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广度。比如，研究陈独秀在教育方面的思想、观点，就要弄清楚20世纪20到40年代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发展达到什么程度，存在什么问题，其发展趋向是什么。只有弄清楚这些情况，才能够分析出陈独秀的思想、观点有什么意义和作用，有什么不足。在陈独秀的生平活动方面，应该研究其与某些人物的关系，如孙中山、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胡适、蔡元培、高一涵、钱玄同、马林、鲍罗廷、托洛茨基、汪精卫、蒋介石等；也可以研究其与某些事件的关系，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共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抗日救亡运动等；还可以研究其与某些团体组织的关系，如中国国民党、新青年社、中国托派、共产国际等；又可以研究其与各种思潮、各种刊物的关系，如《新青年》、《向导》、《布尔塞维克》、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涉及一些方面，但还不宽，也不够深入，仍需进一步努力。总之，深入陈独秀，是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目标。

本书的出版，对于深化陈独秀研究工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值得研究者关注。张静如2005年6月导论　不解之缘

中国革命与苏俄、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陈独秀全部的思想和活动，从始至终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陈独秀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把钥匙。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历时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方针策略、革命模式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就派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来华，开启了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直接交往的大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正式确立，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刻上了深深的共产国际的烙印。

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建国以后，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学术界讳莫如深，国外种种不符合事实的所谓“学术和政治论点”却传播甚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学术界全盘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标榜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一贯正确，声称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的结果，却避而不谈共产国际的失误，偶尔谈及也归咎于共产国际的个别领导人。二是西方学术界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宣称共产国际“制造世界革命”，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强制移植”的产物，是个“早产儿”。三是托洛茨基分子自吹自擂自己对于中国革命方针政策的一贯正确，鼓吹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如何坚持“不断革命论”，而斯大林和中共某些领导人却犯了重大错误。与国外吵吵嚷嚷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和禁区重重，曾长期缺少全面的研究，更缺少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和独立见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大量研究论文的发表外，向青、杨云若和杨奎松、黄修荣、孙武霞等专家分别撰写了各具特色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历史的专著，从整体上梳理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发展进程，触及了多方面的问题，诸如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党内倾向斗争的关系，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著述成果非常丰硕，为建国以来所少有。

但是，由于缺少相关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某些难点和疑点问题的研究仍旧很难深入和取得更大的突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遇到了瓶颈。转折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标志性的事件是1993年《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管理的基本法》的颁布和实施。根据这一法规，俄罗斯档案馆收藏几十年的大量罕见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中国党史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其前身是共产国际档案馆、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开放。该馆藏有1760—1993年政治和思想史方面的档案551个全宗，共约165万个卷宗。此外还有26100个卷宗的照片文献，57个卷宗的电影文献，15个卷宗的录音文献。该中心保存的文件按主题可分为三个基本部分：17—20世纪西欧的社会和政治历史文献；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政治历史文献；1860—1950年的国际工人运动、政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尽管该馆的绝大部分档案都已经对研究人员开放，但仍然有一系列档案没有解密，主要是关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文件全宗，党的干部和个人案宗，以及从总统档案馆转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和二战期间苏联国防委员会的部分文件。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量档案即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这些文献资料对科研工作者已经关闭了几十年，开放后，为全世界的汉学家使用新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可能性。我是俄文专业本科毕业，曾二度赴俄，其中2003年底专门到此档案馆工作了三周，查阅专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此行使我更加深深地感到，对中国党史研究者来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宝库，其中珍藏的大量珍贵档案资料，还有待我们长期、扎实地去挖掘和研究。

关于共产国际的档案文献以及苏联顾问们的回忆在研究中共早期历史中的作用，俄国驻华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党，它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很多资料对客观地叙述党的发展的历史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们可能已经散失，或者完全没有为中国同志所注意。有些则仅仅保存在我们顾问们的笔记中，或者只保留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1]的记忆中。因此，即使是片断的少量的资料也是有价值的。”

值得庆幸的是，从1994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及洪堡大学，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文献，联合编辑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方签订协议，被授权在中国内地独家翻译出版这套档案文件集，我有幸参加了翻译工作。从1997年至2012年，这套档案文件集相继翻译完成，与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共同编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43）》。正如该文件集俄文版编者前言所说：这套具有很高价值的“真实历史的文献资料”，“揭示了内部的‘工作’关系，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立场和行为，向读者介绍了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和[2]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以及莫斯科对中国两党内部发展进程的影响”。该套档案文献资料收录了大量从未公布过的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及发往中国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发自中国的报告，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往来书信，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外交官、政治军事顾问和苏联驻华机关工作人员的文件，等等。这些材料，既反映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及其演变、实施情况，又体现了中共方面对它们政策的接受情况以及在中国取得的实际效果。所有这些，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史料基础，为在一些传统难点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这套档案文献的出版是我们党史界的一大幸事，尤其对我们这些长期跟踪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人员来说更是如此。二、陈独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曾是真正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第一人；他曾是黑暗时代热血青年的崇拜偶像[3]和精神领袖；他曾被社会各界颂为“思想界的明星”、“学界巨[4]子”、“社会精英”。同时，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是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应该说，他有过辉煌的革命生涯。但是，他的晚年又遭遇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和生活上的贫病交加，生前和身后长期受到种种谩骂和非议。长久以来，在他的名字前面，总是加着长长的一串儿限定词，诸如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托陈取消派、叛徒汉奸，等等。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他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名字也成了恶人、坏人的代名词。对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人们长期怀着复杂的情感。

总之，陈独秀是一个在生前和身后都有着种种是非的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既重要又困难的课题。说它重要，是因为陈独秀的一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涉及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如何看待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是非功过等诸多问题。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说它困难，是因为陈独秀的一生具有复杂多变的经历，牵扯诸多党派关系和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思想演化也在深刻的变动之中出现了前后交织、相互渗透的纷乱状况，而且触及诸多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因而，对他的评价便不能不更多地受到政治立场和政治气候的左右。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陈独秀的研究基本上沿袭共产国际对他的批判，一直没能有所突破；进入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陈独秀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唐宝林和林茂生编辑的《陈独秀年谱》，有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朱洪的《陈独秀传》等一批传记作品，还有王学勤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朱洪的《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阿明布和的《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等少量有关陈独秀研究的专题著作。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各具特色，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开创了陈独秀研究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研究论文问世，但其中大部分仍是局限于生平介绍、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大革命失败应负责任、托派问题等几个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研究文章或层次较浅，或材料、观点大量重复，或一味“翻案”的个人情绪重于追求历史原貌的学术研究，这就导致陈独秀研究一直不能够做到逐步的深入细致和真正的客观公允。近几年来，国内研究氛围进一步宽松，大批共产国际秘密档案陆续公布，新史料不断得以发掘，这些都为陈独秀的全面研究和客观评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确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过程及意义

通过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这套档案文献多次的反复研读，以及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查档经历，我深深地体会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决定其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

历史往往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巧合。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真正成为政治历史舞台上的弄潮儿，应该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巧的是，此年恰逢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1942年陈独秀凄凉地客死他乡，一年后，共产国际黯然解散。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间，也是正当壮年的陈独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叱咤风云的主角、名流一步步走向“政治边缘人”的过程。以上两个过程仅相差一年，几近重合。并且，可以说，二者的密切关系，也几乎主导和左右了陈独秀的一生。

该套档案文献尤其反映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这种极其密切的关系。对此，我有如下的统计数字：1920年至1931年的7卷本译自俄文的档案集中（它们分别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下2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4卷本），“陈独秀”这个名字共出现了382次（同一页中的正文注释与正文合计一次），其中包括陈独秀写的信6封，收到的信6封和电报6封，参加会议9次，每封信、电报和参加的每次会议各计“陈独秀”出现1次。在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处于党的最高决策层的1920年至1927年间，“陈独秀”共出现178次，其中包括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共产国际代表等人的信6封，收到信1封和电报5封，参加会议9次，每封信、电报和每次会议各计“陈独秀”出现1次。而在1920年至1927年间，李大钊出现14次，毛泽东出现9次。由以上几组简单的数字，我们对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窥豹一斑。与此相应，在陈独秀的著述中，也大量地谈到了苏联革命和共产国际（苏联）经验。

这些大部分为首次公布的苏联档案资料，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或证实或推翻了以前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些说法，为我们更加清晰地梳理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由此，我进一步缩小课题范围，最终锁定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我主要利用陈独秀生前文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文献，以及国内相关的档案、当事人回忆材料，研究这一专题。

总之，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充实和扩展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开启了陈独秀研究的新角度，同样充实了陈独秀的研究，即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条贯穿陈独秀一生的主线，重新解析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四、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三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关于本书的题目，我还想稍作解释的是，本来，确切的题目应当是“陈独秀与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所以用共产国际替代，是因为考虑以下几个原因：（1）苏联是一个大的概念，完全可以特指苏联政府。（2）联共（布）是苏联的执政党，所以很多情况下，行文中的“苏联”可特指“联共（布）”。（3）共产国际是苏俄共产党倡议成立，联共（布）在其中起了主导和领导作用，国际总部又设在莫斯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质上共产国际又完全受命于联共（布）、苏联政府，也就是受命于苏联，可以用共产国际指代联共（布）、苏联政府和苏联。（4）文章标题以顿号相隔，略显繁琐。

讲到苏联、联共（布），这里还需对与此相关的“变化无穷”的称谓稍加回顾。第一，关于苏联名称的由来。其前身是俄罗斯，指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1721年至1917年称“俄罗斯帝国”，通称“沙俄”或“帝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第二，苏联共产党的名称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和党章，选出党的领导机构，会上发生分裂，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称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俄文болъшевик的中文音译，俄文原意为“多数”，“布”是其俄文第一个字母的中文音译），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称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俄文менъшевик的中文音译，俄文原意为“少数”）。1912年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孟什维克派清除出党。1918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提议，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因此时国名已改为苏联，所以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苏共于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后解散。

众所周知，苏联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联外交机制的运行特点是，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是按着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的：一个是通过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通常都设立的外交部门，即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的组织，而实际上，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联共（布）政治局讨论批准。政治局还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文献集中的大量材料可以证实上述情况。另外，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官员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兼顾”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明联（俄）共（布）、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三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相互交织关系。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斯大林、加里宁等7人，还有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瞿鲁巴及两名中央委员和一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第二项议程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其中第三项是“马林的问题”，确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指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但“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所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同越飞协调后向政治局[5]提出关于追加拨给必要经费的建议。

两周以后，托洛茨基在写给越飞的信中再次强调了俄共（布）中央在对外关系中协调外交策略的作用：“外交具有很大灵活性，在伦敦采取一种手腕，在北京或东京则采取另一种手腕。正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要有在世界决策的最重要方面具有广阔视野的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同时要有协调外交战线各据点的策略的坚[6]定的中央。”

1924年9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签字）：“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2.5万卢布，其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1万卢布，其余的1.5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按预算提供，全部援助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提[7]供。”

1925年6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向中国拨款拨物，“到1925年10月[8]1日止总的开支额确定为4610134卢布74戈比”。

越飞于1923年1月26日从上海发回莫斯科一封信，是共同写给[9]“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他在这封信中汇报了有关中国的情况。

关于孙逸仙逝世的问题，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北京政府，吊唁孙逸仙逝世。（2）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孙逸仙灵柩献花圈。（3）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全中国人民书。”[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发往驻中国代表的指示中，落款常常[11]是：“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时常称联共（布）中央政[12]治局为“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程序往往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或联（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交给联（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政治局批准后，大部分指示或决定直接发给苏联派驻中国的各机构和各代表，还有一部分再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或批准。例如：（1）著名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就是1927年5月30日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并直接发给汉口的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的。（2）1925年10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决定“基本上采纳[13]伏龙芝同志的建议，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同志”。（3）1926年12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决定责成彼得罗夫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

[14]过”。（4）大革命失败前夜的1927年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决定“通过给中国共[15]产党的以下指示，并送共产国际批准”。

也就是说，形式上共产国际是联共（布）的“上级机构”，但实质上，联共（布）才是“最高领导机构”和具体指示的最终制定者。即使有一部分指示联共（布）通过后，同时送共产国际批准，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另外，本来隶属于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直接向联（俄）共（布）提交和请示问题，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提请联（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初期出现次数更多。

关于联（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三者的关系，鲍罗廷讲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中国人“有时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16]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实质上，三者确实“是一回事”，我们也无必要过于费心地详细研究和论证其中的应该存在，而事实上往往不存在的差别。第一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从三元里人民誓死“杀绝英夷”，太平天国立志斩除人间“妖魔”，到戊戌爱国志士满腔热血“有心杀贼”，从辛亥狂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到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大旗，无不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的铮铮铁骨，并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未被灭亡的巨大精神支柱。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走上了向俄国学习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一、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那就是从不设防、乐观拥抱、永不放弃。他尤其对西方民主制度来者不拒，甚至是顶礼膜拜。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17]都不推辞。”

提倡民主、科学，必然首先要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陈独秀1916年2月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透析了中国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指出：“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事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陈独秀还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18]政治也。”

由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陈独秀排斥一切宗教。他在1915年《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宗教是非科学的，因[19]为“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陈独秀在随后的《偶像破坏论》和《再论孔教问题》等文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宗教的理解，号召以科学代替宗教。他说：“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20]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反对一切因循守旧的东西，但此时他对社会主义还抱有排斥的态度。他在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回答褚葆衡提问时，谈到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21]未兴，兼并未盛行也。”3月17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说：欧洲文明有两个源泉，一个是“欧洲古代遗传之文明，即希腊罗马之文明”，另一个是“中世纪吸收外来之文明，即耶稣教之文[22]明”。他甚至称：“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输入之思想。”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由此可见一斑。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从尊崇法国文明到走俄国人的路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是崇尚欧洲文明的。1916年9月1日，他在《答程师葛》一文中表示：“窃以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23]德、法三国。”其中，陈独秀又对法国文明情有独钟。

法兰西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伟大民族，虽然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相距万里之遥，但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500年前，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在其传世之作《巨人传》中就曾喻示“智慧的神瓶”在中国。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在其划时代的著述中，从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在法国启蒙先哲的推动下，欧洲曾出现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法兰西文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儿、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大师的作品多次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打开重要窗口。法国大革命为近代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带来重要启迪。20世纪初，许多满怀救国救亡之志的中国学子负笈赴法求学，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现代思想艺术的灵感。在这些人中，既出现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也出现了巴金、钱锺书、徐悲鸿、冼星海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著名大师。陈独秀虽然不在上述人员之列，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法兰西文明的提倡和效仿，却不在他人之下。

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把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称为“近世三大文明”，而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24]赐”。他甚至说：“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在当时陈独秀的眼中，法国不仅是文明成就的最高体现者，而且是平等博爱自由以及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陈独秀真诚地欢迎协约国的胜利，因为在他看来，协约国的胜利意味着“公理战胜强权”。可是，在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被包括他一向推崇至上的法国在内的列强所出卖，这深深地刺痛了他，严重地破坏了他心目中完美的法兰西形象。由此，陈独秀逐渐地开始由推崇法兰西文明转向了俄罗斯模式。

1917年2月18日，彼得格勒3万多名工人大罢工，揭开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序幕。2月27日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宣告成立，各地工人和士兵纷纷响应，建立了地方苏维埃。统治俄国人民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推翻，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此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农民主性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临时政府。

针对二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形势，4月1日，陈独秀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对于“吾国短视之人，误料俄罗斯革命，无论旧政府存续与否，必陷于与德国单独议和之地位”的说法，陈独秀坚决予以反驳：俄罗斯新政府“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言和”，因为俄罗斯革命政府是亲德派旧政府的反对者，并且“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陈独秀表示相信：“新俄罗斯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师事德意志之无道国家，宇内情势，因以大[25]变。”虽然此时陈独秀对俄罗斯革命的理解局限于所谓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但他对俄罗斯革命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对俄罗斯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奴役民族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斗争方向。1918年3月，陈独秀更加确信：“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26]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1919年4月，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进一步指出：“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此处标点似有误，应为逗号——引者注）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27]化的大关键。”陈独秀的预计没有错，世界大势确实由于俄罗斯革命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也包括中国。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一文中，对帝国主义国家污蔑布尔什维克为过激派进行反驳。他说：“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28]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29]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的话形象地描绘出了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思想发展脉络。

总之，十月革命以后，陈独秀由早期的崇尚法国等欧洲文明转向俄罗斯革命，虽然此时他对俄罗斯革命只是泛泛而论，对社会主义内涵和意义的理解还有失偏颇，也还未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他对俄罗斯模式交口称赞，相信世界大势必会由于俄罗斯革命而发生变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关头，新潮刊物不断涌现，社会主义学说得以广泛宣传。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到1920年，逐渐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和研究问题，逐步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解放运动的学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把主要的视角投向青年一代，把宣传的重点集中在民主主义。而十月革命后，他渐渐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中。这一教育对象主体的转变，同样发生在1920年。

1920年3月，陈独秀决定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节纪念号》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声明：取消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日本及协约国所订的一切密约；放弃在中国满洲等地用侵略手段取得的一切土地；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一切特权。同时，《劳动节纪念号》还刊登全国各界15个团体和8家报刊热烈欢呼苏俄对华宣言的评论，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劳动节纪念号》中有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劳动者底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与那些腐朽堕落的官僚和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同，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开篇指明：“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30]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在这里，陈独秀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分析工人的状况和地位，并向他们指明“觉悟”的步骤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反映了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了。

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指出：“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陈独秀气愤地宣称：“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31]恶！”

8月，陈独秀在《劳动界》上发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号召工人“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以求“改进自己的境[32]遇”。

陈独秀于1920年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价值、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表明自己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立场。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不问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国家、政治和法律，陈独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驳说：“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陈独秀还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说：“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在此文的结尾，陈独秀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33]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批判张东荪、胡适等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阐明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

10月10日，陈独秀发表《国庆纪念底价值》，指出：“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号召人们学习“俄国精[34]神”，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11月7日，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第1号发表短言，旗帜鲜明地表示跟着俄国共产党走。他说：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资本主义性质上必然的罪恶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之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35]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此间，陈独秀在大量文章中多次谈及俄国、俄罗斯革命问题。到1920年下半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时代浪潮的感召下，陈独秀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过程，以俄罗斯革命为典范考虑中国的实际问题，初步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二、共产国际的成立及“东方路线”的制定共产国际的成立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人民迅速摆脱苦难的生活，拥有了自己的政权，开始建设新社会。这一事实极大地吸引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相继成立。

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瓜分战败国的基础上，重新勾结起来，建立了国际联盟。右派社会民主党也重新结集，于1912年在瑞士伯尔尼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即伯尔尼国际。伯尔尼国际继续了第二国际后期的右倾路线，企图将工人运动重新纳入改良主义轨道。刚刚成立的许多共产主义组织还十分弱小，思想上、组织上也不成熟，如果不加紧联合，很可能被同化。客观形势要求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必须抓紧时间建立自己的新的国际组织。

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战后欧洲革命高涨过程中，在俄共（布）的积极筹划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宣布了共产国际的成立。第三国际的正式名称是共产国际，由于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事业相蝉联，又称为第三国际。在共产国际的正式文献——1919年3月5日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中，第一次自称为“第三国际”。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52名代表。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两位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出席大会。列宁宣布大会开幕，向大会提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就此问题向大会作了报告。报告指出，大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消除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一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共产国际活动的理论基础。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制定了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方针。

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庄严宣告：“如果说第一国际预见到了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如果说第二国际聚集了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那末第三国际就是一个公开的群众性行动的国际，是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是一个创建事业的国际。”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36]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纲领从“夺取政权”、“民主与专政”、“剥夺资产阶级与生产社会化”、“走向胜利的道路”四个方面阐述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纲领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在斗争中协调一致，同时积极支持[37]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以促使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

列宁初创共产国际的时候，一方面，鉴于第二国际不是一个真正集中统一的国际指导中心的历史教训，强调第三国际应当比第二国际的组织更加集中，强调了集中制原则。另一方面，列宁也承认各国党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权，认为必须考虑到各国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不要轻易作出全体成员必须执行的决议。但是，在实践中，共产国际却愈来愈忽视民主，代之以愈来愈强的纪律和集中，相应地照顾各国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不够。共产国际作为统一的世界政党的形成

共产国际成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促使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不少国家相继建立共产党。到1922年，一共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使得共产主义运动真正成为遍及全世界五大洲的革命运动。同时，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下，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两次武装干涉，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运动的内部潜伏着“左”和右的两种危险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定适应新形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原则，为了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共产国际，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前，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为大会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会上，列宁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38]迫和不平等的现象。”究竟以何种方式实现“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列宁指出：“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39]列宁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及保持独立性的问题。他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40]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共产国际二大最终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41]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就是说，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强调：为了迅速取得胜利，正为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工人协会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共产国际实质上应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活动的党是它的各个支部。”为此，《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42]会是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共产国际指导机构，等等。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发言和会议通过的文件，鲜明地指明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等文件，虽然从组织上保证了共产国际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的世界政党的形成，同时也带来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影响了作为其下属支部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他们独立决策的过程。同时，由于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实际上受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其他党的平等地位，成为一句空话。事实上，俄共（布）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形式，实施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乃至强制的干预，这就为俄共（布）干涉他党事务提供了方便。这一切，成为共产国际在处理与各国党的关系中，其中包括与中国党的关系中，不断产生矛盾和分歧的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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