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力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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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欧洲试读：
写在前面
为《全球商业经典》系列图书写序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一件事，因为书的内容是王涌、国卿带领我们《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的内容团队合力完成的，我只是挂了个名。但想到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说的：没有序言的书是令人失望的，这就好比到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少了前奏的烘托似的，序言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编者对书的感情。
显然，对这个系列丛书，我是有感情的。2011年夏天，我们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全球商业经典》，这是一本以商业为起点，关注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趋势、未来战略、商业模式、投资机会的前瞻性杂志；同时它也是一本好读好看的杂志，是一本希望在信息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坚守阅读的深度与锐度的杂志。在“全球视野、中国主张、创新实践”的编辑方针下，《全球商业经典》力图超越传统的新闻维度，推演商业、社会的深层逻辑趋势，把信息碎片整合为清晰的图景，告诉人们嘈杂背后的真相、混沌中隐藏的秩序、万物并作而共赢的路径和一个时代的价值归属。如纪德在《地粮》中说：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我们希望杂志是一种目光，投向哪里，就有对存在本身的有痛感的触摸，传递的是关心和关爱。
如我们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王涌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全新上路的自信和乐观，就来自于我们要忽略表面的变化，抓住深层的未变。由此，我们选择与其让读者知道一百件事，不如让读者明白一件事。一本商业杂志，如此选择，是因为我们没能力把复杂的商业世界简单化。因为基于人性的商业世界是复杂的，其包含理性、感性、欲望、想象……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复调世界，却总被“聪明”地简化为“成功学”的一个音符，且有一支巨大的单音伴奏队伍。我们不愿再做伴奏队伍中的一员，更不愿做伴奏队伍中的南郭先生。琴有多弦，为何只弹一弦？音有七符，为何只奏一符？
的确，如何在飞速旋转的时代找寻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属于我们独有的看待生活与商业的视角，在当代社会，如何与商业世界融洽并富有特质与创造性的建设未来——重新认识市场、理解竞争、懂得生活，建构人与商业的新关系，这对身处无所不在的商业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全球商业经典》系列图书便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动机与情感，对《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精华内容的重新编辑与整合的产物。
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在他的回忆录《柏林童年》中说，如果没有在火车站等很长的时间，旅行中最大的快乐就被剥夺了。高效率与一致性是资本的最爱，而独到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是我们与之抗衡的武器。希望我们《全球商业经典》系列丛书能给你带来富有个性的阅读体验。
序 “践行”的意义
到世界各地去，都是为了寻找一次“艳遇”。与阳光、大海，与城市、村舍，与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习俗、制度相遇，发现他人与世界的真实和美，同时也唤醒自己，重新发现自己。当年黑塞漫无目的地在阿尔卑斯山区旅行，他说世界上所有的旅行者，内心深处都渴望一次“艳遇”，“艳遇”不是对某位姑娘的，而是对整个世界，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充满深情的关注，因为只有在“艳遇”中，人才会真情专注地凝视，无私地欣赏、体验，内心充满善意与爱。
或许这就是“践行”的意义。在今天这个讯息密集、交通快捷的社会里，人并不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意义与他人的生活。现代人可怜的头脑里，像蚂蚁窝一样攒动着各种离奇的观念与费解的数据，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这个世界变得亲切熟悉，而是遥远陌生。人生活在信息里，而不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不同社会民族的生活中“亲证”，就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环境与意义。“践行”的目的在于“亲证”。我们从各种渠道获悉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源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全世界蔓延。这场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可能恶化，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意味着什么，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制度与生活，它将如何结束，什么时候结束，结局是什么样子。资讯为我们剪贴各种消息碎片，不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危机的意义，而是让我们从“消费”新闻中获得快感；经济学家为我们解释危机的意义，既难分析出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未必能够提供解决危机的办法；政治集团为走出危机制定各种政策，动机与目的可能都不在危机本身，而在维护或获得某种权力。
在这个陌生的、破碎的世界里，为了把握我们生活和世界的意义，我们必须“践行”、“亲证”，发现问题、觉悟道理。
什么是人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经济危机”？当有人生活在经济危机深处，却坐在闹市餐馆里，兴高采烈地向你讲述危机是多么严重，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可怜，你会感到某种怪异，危机究竟是个“财政数据”问题，还是个“现实生活”问题？当有人跟你讲述他们在异乡创业的艰辛与成功，你会突然感到某种莫名的哀怜与恐慌，他们不是没有“危机”，而是危机没有“爆发”，因为他们从来就在危机中，危机不来亦不去。
当有人告诉你，他们的国家没有经济危机，人们忙碌着争取更好的生活，你却可能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可能暂时没有危机，但国家依旧在某种历史性的危机中，这是地缘政治的宿命。当有人得意地宣称，凡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制造”，你不能细想，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有人就注定投胎为牛马，一生劳动储蓄；有人就注定投胎为猪，生前快乐地哼唧着，哪管死后被吃掉？
什么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动因？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的，还可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危机，它由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造成，也可能动摇一种既定的社会制度，完善或改变现代性社会制度，现在是时候了吗？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存在着某种“根本性错误”？又错在那里？我们有能力改变吗？经济危机的原因，不仅是经济的，还可能追溯到深远的文化传统与人性特征，可能追溯到塑造我们历史与性格的某种观念或“观念误区”，数千年铸成的事，难道数年就可以改变吗？“践行”、“亲证”，让我们发现问题。思想不是由“好答案”构成的，而是由“好问题”构成的，否则思想转瞬间就会成为教条。欧盟的经济危机，不仅是欧盟的，也是世界的，它不仅向世界经济体系蔓延，还考验着世界政治体系。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宽容某个族群的“被动习性”并制定某种包容性政策，那么为什么“欧盟”不行？如果欧盟是一个“整体”，为什么不能在制度上包容某几个国族的“被动习性”呢？这让我们怀疑“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难道现代世界的最高集体形式只有“国家”一种选择吗？我疑问，故我思想；我思想，故我存在。可问题是，我们觉悟到的我们的存在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呢？
经济危机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感冒”，它不可避免，但也不可忽视，转成“肺炎”就可能致命。人们必须警觉并努力，人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兽性大发。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经济危机”的黑手。经济危机仍在蔓延，我们有办法吗？这个世界仍是个危险的世界。而我们，又注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有再多的不如意和危险，再多的荒唐和苦难，我们也别无选择。
弱弱地再问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意大利——新欧洲人来了
欧洲时间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彭韧
在很多欧洲楼房里，老式的电梯都没有关门的键，只有开门的键，有的连开门的键也没有，欧洲人会慢悠悠地按下要去的楼层，然后耐心等待电梯门自己关上。但是有些性急的中国人经常会把开门键当成关门键来按。
专程从南京来欧洲旅行、购买奢侈品的林先生已经碰到过好多回这种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比他的脑子快。“太不人性化了，还是美国好，全世界最大的奥特莱斯就在纽约郊区，一车坐过去，逛一天，什么大牌都买到了。”
对林先生来说，他的欧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这种并非生活在中国最一线城市的人看来，欧洲也显得有些老旧和过时了：人们懒惰、经济衰败；除了奢侈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连奢侈品折扣店，开门的时间也相当有限，使得每周末和晚上总有大把的时间，像林先生这样的中国游客“想花钱都没地方去”。“商店老关门、工人老罢工”，这是中国游客在欧洲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见抱怨还包括“墙角总有一股尿骚味”、“到处都是扒手和骗子”、“不像个发达国家的样子”。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人的欧洲之行中无处不在，难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会选择参加一个华人欧洲旅行团来观察中国人，他们在卢浮宫里一路狂奔，因为导游指示：“时间有限，只够看镇馆三宝”，最后他们圆满完成了见到三宝的任务，但没在其他任何艺术品前驻足停留。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衰落中的欧洲二流国家。钟情于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师李淼在网上愤怒地反驳：那些说意大利是一个二流国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邓京红对“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十分相似”这个说法的回应是：“是的，我们的缺点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优点比，我们还差得远。”
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邓京红用机械制造为例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于制造但称不上精于制造、乐于制造。中国一些企业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给你货；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则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来思考怎么实现。从制造模具一直到优化产品，他们不但制造产品，还享受过程，尽管这种乐趣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奢侈，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具有的两面性：等经济形势好转，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创意还是可以在全球市场获得高溢价，这一思考方式并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受到损害；经济不好，也许仅仅通过冰冷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已经是“哀鸿遍野”，但整个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闲地度假——他们对于工作、人生的闲适看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
从全球化的趋势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跟我们所见的欧洲人其实会越来越相似：中国的年轻人对闲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在父辈所积累的财富上逐渐找回个性自由，并进行对自身、社会的反思；而欧洲年轻人也可能会一改在父辈所打下的基础上无所事事的现状，穷则思变，越来越勤快。人们始终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中而已。
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经济危机下，人们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积累财富的大路上埋头狂奔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人来了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等行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彭韧
8欧元，这是北米兰圣乔瓦尼一家华人理发店男子剪发的价格。一个欧美人和一个经济学家第一次看到这个价格时可能都会感到震惊。在欧美这些人力成本高的国家，随便剪个头发就要30到50欧元，讲究点的100欧元都下不来，8欧元实在太低了，他们都不好意思不多给点小费；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个价格可能会动摇他的世界观。
在国内经济系学生所必修的《国际贸易学》里，有一节专门解释了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商品由于相对便于流通，国际贸易最终会让各国相似商品之间的价格趋同，而相比之下，服务由于难以流通，价格会保持比较大的差异。经济系老师在讲授这个概念时，往往就会以理发行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理论是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一，它遵从逻辑，同时也符合现实，令人难以置疑。但在意大利，这一看似坚固的理论岌岌可危。意大利的华人发廊将理发价格拉低到了原来的1/4，甚至1/6、1/10。
周六晚上9点，圣乔瓦尼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但推开这家名为“Nadia”发廊的大门，仍然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排队。意大利名字叫Nadia的女店主是温州人，她招呼我坐下，我问她我要不要晚点再过来，Nadia告诉我，用不着，马上就能轮到我。果然，三个理发师片刻不停地刀剪翻飞，店主也亲自为顾客修眉、吹干头发，不到一刻钟，在我前面坐着的四五个人就已经全部剪完。
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来。我还没坐稳，师傅已经用电推子给我推掉脑袋后的一大半头发了。“您不问问我怎么剪么？”我说，师傅这才指着墙上一张“经典唯美原创发型图集”让我挑，我看着那些与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小虎队成员似的发模，扫了一圈后说：“照着原来的剪短点就行。”
师傅一边麻利地推着头发，一边向我解释，意大利人的剪法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一剪子一剪子地剪，而他的剪法是先用电推子推出个大概齐，然后再细剪几刀。“我们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剪就挣不着钱了。意大利人慢工细活，我们是以多取胜。”
没说上几句话，我的新发型已经完工了，整个过程还不到五分钟。除了一个烫发的姑娘还得捂着头等会儿，我差不多是今天最后一个顾客。老板娘开始盘点今天收到的小费，仅周六一天，这家位于米兰郊区的理发店光小费就挣了130欧元，我问老板娘生意是不是天天这么好，她说今天是周末，不过平时也不错，“因为我们的师傅技术好。”
剪完头，我去理发店旁的冰激凌店买了一瓶水，这家店是整条街除了理发店外唯一还开着的另一家店。刚好路过的理发店老板娘看到我，又跟我打了个招呼，告诉我这瓶水不用付钱了，因为这个冰激凌店也是她的。聊了几句后，老板娘Nadia还邀请我第二天去米兰的华人街“PauloSapi”一起吃火锅，大家AA制，条件是“如果我们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话”。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等行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虽然说中国人人力成本低，但是在欧洲生活的成本摆在那儿。低价格和高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速度，价格也不会这么低。因为每天剪的头发多，这些温州发廊挣的也不比意大利发廊少。
在中国劳工到来后，巴纽洛·皮埃蒙特地区的意大利石场主的生意增长了几十倍。他承认中国劳工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雇员，他们从来不耍滑头，也不要求预支工资。他也不是没试过雇佣意大利人，但是那个人第三天就因为腰痛回家了，就连罗马尼亚和摩洛哥人都干不了，只有中国人，他们一年只休息4天，只要给他们一把凿子他们就开始工作，就像一台人体永动机。唯一的烦恼是，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这些工人就会跳槽。他曾经按照法律要求禁止这些中国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时，但这些工人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走人，因为他们觉得，不加班的时间纯属浪费，也挣不着钱。
对于那些在意大利发廊工作的人来说，中国人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意大利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即使从事剪头发这种门槛不高的劳动，也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当然，如果你技艺精湛，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跟高级白领媲美。
在中国人到来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手艺一般的普通本地发廊，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就连原来的高级发廊也开始受到影响。意大利人对此应对的方式是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就是慢惯了，快不起来。”一位在米兰学服装设计的台湾地区留学生说。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的确也没有太多要快起来的压力。
“中国速度”
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彭韧
中国人的到来给意大利本土服务业带来了“加速”的压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显示出“中国速度”，中联重科对意大利CIFA公司的并购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速度是一种可怕的竞争力。在过去5年间曾经去过长沙30多次的意大利CIFA公司CEO戴维·齐博拉（Davide Cippola）眼中，长沙是一个位于中国南方的重工业城市，气候潮湿，食物辛辣。
CIFA所在的混凝土机械领域，他们的最强竞争对手中除了德国企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总部都在长沙。去年，戴维还在长沙希尔顿酒店惊喜地碰见了他的意大利老乡：与广汽合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也将新厂址设在了长沙。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所知道的是，长沙也许是国内工业基础最薄弱的省会城市之一，这个正在申请“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称号的城市，在20年前几乎就没有像样的重工业企业。
跟大多数从外贸加工起步的中国制造企业不一样的是，中联重科的前身是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1992年，中联公司才成立，当时还是机械研究所所长的詹纯新看到了建筑机械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建筑工地都在中国，如果能用较低的价格替代价格高昂的进口机械，市场潜力将难以限量。巨大的市场红利让后来者迅速超过了历史悠久的领先者。
2001年，中联重科以1000万元并购了日资控股的百年老店英国保路捷，但在吞并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排名第三、拥有80多年历史的CIFA之前，中联重科还是有些犹豫。以懒散闻名的意大利人好管理么？中联能够整合技术实力深厚的CIFA吗？而CIFA公司的工人也坚决反对将这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企业卖给中国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人会想拿它做什么。
詹纯新飞到了米兰亲自上门看了一看CIFA。“米兰的罗马大道，看起来就像我们的黄兴路，也是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夜宵生意还好得很。”中联重科的一位副总裁甚至觉得，意大利话跟长沙话有点像，都是又大声又急速，听起来像吵架。而意大利人也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懒散，在干活的时候，他们反而有点像严谨的德国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让人真是没话说。”
在此次并购中，双方背后的投资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联重科的战略投资者是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在麦肯锡咨询为弘毅投资筛选的中国最适宜进行并购投资的10个行业中，建筑机械行业是排名最高的几个行业；而意大利持有CIFA股份的私募股权，则认为CIFA无法靠自己扭亏为盈，这些意大利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声誉良好的品牌，但是人员和财务负担太重。2008年9月28日，中联重科在公司成立16周年的纪念日上，以几亿欧元的价格如愿以偿并购CIFA。
CIFA现在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事业部下的一家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中东和北美，现在再回想起这段艰难的磨合经历，CIFA公司CEO齐博拉只是平静地说：“时间能改变一切。”直到今天，中联仍然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CIFA的意大利工程师则在长沙的中联工业园帮助他们组装机械。中联重科所在的工程机械领域是一个大众不熟悉的产业。但在工信部2011年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上，这家企业与三一重工一起名列中国企业前十，跟他们并列的，是百度这些互联网公司。泵送水泥的高度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硬指标之一，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摩天大楼提升着对泵送水泥高度的需求，而CIFA帮助中联完成了一项泵送水泥高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戴维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骄傲地与中联管理层并肩而立。
中联给CIFA所带来的好处也十分明显，欧债危机袭来之后，CIFA依靠新开拓的海外市场赢得了难得的增长，600多名意大利员工没有被裁员，他们也已经开始习惯这个中国雇主。维托正在学习中文，他结结巴巴地跟我们说：“难道我不应该学习我雇主的语言么？”
中联重科不是唯一并购意大利公司的制造企业。最近一桩并购是山东的潍柴动力以3.7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公司法拉帝，我们的翻译王蕊正好也是那次并购谈判的翻译，这桩并购比中联更复杂，最终，一切细节阻碍都被“大势所趋”轻松推倒。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潍柴动力希望能够在2015年前将重组后的法拉帝拿到香港特区上市，他们的战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意大利游艇卖给中国人。
跟很多意大利男人一样，拉波·埃尔坎（Lapo Elkann）喜欢两脚穿不同颜色的袜子，在衬衫外套一件牛仔服，或者用明晃晃的运动鞋来搭配考究的正装。他有资格这么做。拉波·埃尔坎是明星设计师汤姆·福特（TomFord）眼中最时尚的人，曾连续四年被《名利场》杂志评为欧洲最会穿衣服的男人。作为菲亚特创始人阿涅利的外孙，拉波也是菲亚特家族继承人，与弟弟约翰·埃尔坎一起掌管菲亚特——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同时因为他与外祖父穿同一尺码的衣服，他一个人继承了阿涅利全部的西装。对于埃尔坎来说，怎么搭配这些衣服，就是他从小每天必做的创造力训练。
拉波是阿涅利最疼爱的孙辈，年轻时，他还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在菲亚特隐姓埋名地做过几年汽车维修工。26岁那年，他接管了属于菲亚特集团的国际品牌：蓝旗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玛莎拉蒂。第二年，在因为吸毒过量昏迷后，拉波被人从一个50多岁人妖妓女的房里救了出来。这一丑闻给他贴上了标签：一个无法承担家族重任的纨绔子弟。
外祖父阿涅利是他那一代意大利人企业家的代表，他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不乏灵感，“玩命工作，玩命享乐”。阿涅利在2003年去世时，意大利报纸的标题是：“国王死了”。菲亚特的成功也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缩影，从1958到1963年，意大利以年均工业产值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成为了欧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
菲亚特的全称是都灵汽车制造公司（Fabbrica Italianadi Automobili Torino），这家公司的基因是生产微型家用汽车，精致、漂亮、“百分之百纯意大利”，代表车型菲亚特500是经典的意大利设计，也是意大利人的国民车。贝卢斯科尼曾经用十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话来形容：“我们大部分意大利人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菲亚特的后座上。”
意大利企业大都是家族经营，但意大利人不像北欧企业那样，习惯通过基金会托管或者职业经理人，只保留关键投票权，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管理，他们相信，管理企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热情和投入，在这一点上，家族成员最为合适。
拉波的确对意大利汽车信心十足，在一本名为《商业朋克》的德国杂志专访中，拉波骄傲地告诉德国记者：“在汽车领域，我们意大利人是第一。这么说真对不起，德国有很多地方很优秀，但是关于风格和设计，法拉利比保时捷和宝马要好。我们能提供最大的满意度。这是事实。”
事实上，菲亚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一方面，当菲亚特在意大利本土市场的比例达到顶点之后，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开始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日本车、韩国车；另一方面，除了在巴西，菲亚特在全球市场都表现得水土不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连续以超高增幅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与国有的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手创造了一个“奇迹”——破产。
总结菲亚特在中国的失败原因，车型老旧、管理失控……熟悉汽车产业的记者能说出一大堆理由，网易汽车频道主编张齐总结说，菲亚特在中国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或者一些错误，而是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而法国标致公司的一位品牌经理则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给出了解读，除了德系车以外的所有欧系车，在中国都面临一个类似的困境：国家品牌。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的印象是严谨和品质，法国的第一印象是浪漫，意大利则可能是时尚。那么，你是选择一辆严谨的车，还是浪漫或者时尚的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毕竟这是车，不是皮包和香水。法系车和意系车不可避免地都要在自己的价格里加上一点时尚和个性的溢价，而这些溢价，对于第一次购车的新兴市场消费者来说，未免有点奢侈。汽车业是高度依赖于规模的行业，一旦无法迎合大众市场，价格降低的空间会进一步受限。
当然，菲亚特还拥有法拉利，在中国，法拉利的品牌认知度远远高于菲亚特，但法拉利支撑不了一个拥有几十万名员工的企业。在最高峰时，菲亚特年产值占整个意大利生产总值的5%，整个都灵城超过一半的人都在从事跟菲亚特公司相关的工作。
菲亚特现任CEO马尔乔内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他拥有加拿大和意大利双重国籍。据说，除了意大利歌剧，他并不太喜欢那些典型代表意大利文化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信奉数字、逻辑和模型。
在马尔乔内看来，风格固然重要，但决定汽车业未来格局的，首先是规模。年产600万辆是汽车行业未来的生死线，低于600万辆，就只有被吞并的份。在菲亚特停滞在年产量200万、300万辆汽车的时候，马尔乔内采用了一个极其激进、非常美国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2008年全球汽车业处于最低谷时，菲亚特并购了同样深陷困境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超过500万辆，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集团。
在这一次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蓝旗亚代替奥迪，成为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贵宾用车。而这款车，实际上就是将克莱斯勒的车型贴上了蓝旗亚的车标。直接将一款车型换一种新车标来出售，在那些相信品牌价值的观察者看来，菲亚特这样做无异于自毁长城，但也有人认为：“反正他们也很难更糟了，没准真能闯出一条生路。”
下一代菲亚特车型将突破菲亚特的微型车基因，真正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的生产平台整合在一起。圆头圆脑的菲亚特与方方正正的克莱斯勒结合会杂交出什么车型？这样的车型设计恰好是一个隐喻，欧系车和美国车的平台又会如何整合？
在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看来，意大利人十分不擅长标准化和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大利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Alitalia）票价昂贵且飞行准点率仅有62%，排名欧洲倒数第二，而行李遗失率高达21.9%，是欧洲各大航空公司中最缺乏安全保障的。但意大利公司的创造性也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它的创造性资源回避它的标准化难题。陈政的方法是把美国化的公司管理体系引入，这套管理体系帮助长安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从一个只有五个人的海外办事处发展成为了近百人的设计中心。
“Be Italian,or Be American?”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都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那些吃饭走路时还用着黑莓的美国人，跟他们的文化差异几乎跟亚洲人一样大。意大利人不会把复兴菲亚特的希望寄托在拉波身上，但是他们也怀疑，如果没有拉波这样的花花公子，菲亚特还会是菲亚特吗？
新新欧洲人
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彭韧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充满热情和能量。十年之后，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就是中国人。“吊车吊起集装箱，往轮船上运，集装箱在空中摇摆，吊钩很难控制它的摆动。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以为是橱窗里展示用的人体模型，但掉在地上的时候，脑袋像真人头骨一样被砸开花。那确实是人的头骨。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是男人和女人。死人。冰冻起来的尸体。一个一个摞起来，像是罐头里的鲱鱼。他们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现在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个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场景描写来自意大利小说家萨维奥诺所著的畅销小说《那不勒斯的黑手党》开篇。
这并不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唯一的“恐怖故事”，就连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中国人用婴儿来做肥料”，为此，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AC米兰队的中国球迷还被嘲讽为“肥料”。不过，贝卢斯科尼素以大嘴和爱乱说话而著称，所以并没有多少意大利人真正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但在欧洲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一个中国移民自然死亡后，其他的非法移民就会顶替死人身份。这个明明是虚构的故事，却被不少意大利人当了真。一方面，这本销售过百万的畅销小说被列入“非虚构”类作品；另一方面，它十分符合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极端现实、极端实用主义，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不敬鬼神。
当时还在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邓京红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身边还有不少意大利朋友向她求证，当她质疑这种说法时，有朋友甚至严肃地对她说，“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也要尊重事实，不要没原则地为中国人辩护。”
工学博士邓京红最后心平气和地分析道，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首先从当地的报纸、电视台被爆料出来，然后再传播到文艺作品，但事实上，除了这本小说之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媒体对此事有过报道。
这个理由说服了不少意大利人，但是“不死的中国人”的故事，还是成为了更多意大利人相信的事实，甚至传播到整个欧洲。据说，这本小说已经被美国购买拍摄影视剧的版权，别忽视这本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黑帮故事是意大利的文化标签，过去十年间，美国影响力最强的电视剧不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老友记》、《绝望的主妇》这些剧目，而是HBO以一个意大利黑社会分子家庭生活为故事背景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资深记者拉菲尔·欧利阿尼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他决定用自己职业的调查采访来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说到中国人，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各种文化层次的欧洲人那里都有市场，刚刚说服一个人，又有十个人开始相信。
欧利阿尼出生于意大利东北端的小城的里亚斯特（Trieste），在“翡冷翠”式的意大利城市译名中，它叫翠丝缇。这个城市离斯洛文尼亚只有一河之隔，从小他就记得，为了让斯洛文尼亚人感受到基督教的宗教感召力，意大利政府在市中心建了一座河对岸也能看到的教堂，这座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赶制出的教堂远远没有古典建筑的隽永，所以被他称作“丑教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他认识了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他们充满热情和能量，推开小酒店的门，这些人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低声唱着政府禁止传播的摇滚歌曲。饱含着激动，欧利阿尼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去北方》（ToTheNorth）。但是10年之后，他发现这些当年的新欧洲人已经变得跟他们这些老欧洲人一样，死气沉沉，满腹怨言。
接下来，他又发现了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中国人。“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老了。”欧利阿尼在书的第一段这么写道。他们的能量看起来更加用之不竭，但中国人的能量只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赚钱和存钱。
更让欧利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们怎么能存下那么多钱？意大利是个发达国家，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2.3万欧元，在欧元区排第五，有经济学家认为，加上漏税的灰色收入意大利甚至可能排第一，这些收入能够让他们保持高品质的生活，但高税收和高消费让他们也很难有多少积蓄。
而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中国劳工都是从负资产状态开始的，真正的负资产：因为付不出偷渡的15000到30000欧元，他们必须无偿为雇主打两三年工，然后才能开始领到工钱。尽管如此，他们一般也能在5年之后存上几万欧元，然后盘下一个小店开始经营。
欧利阿尼认识了一对浙江夫妻并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夫妻俩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气，每天吃饭决不超过10欧元，一个月只花400欧元，几年后就存了4万欧元。“400欧元，4万欧元！”欧利阿尼用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来辅助表达他的惊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如此辛苦，是因为他们觉得能改变，而我们意大利人则认为，如果今天辛苦，那么十年后会更加辛苦，所以我们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享受。再说了，我们就算再辛苦，也没法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能存钱。”“就算如此他们也存不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可以借钱。而我们意大利人很难借钱，虽然我们的家庭关系很亲密，但是谈到钱，对不起，还是得算清楚点。”我想起来了，是意大利人发明了银行、保险、复式记账法，使这个社会运行在契约之上。“中国人靠着关系就能借到钱，这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很平常，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鲜了。”我不得不纠正他说，其实这种民间借贷行为在中国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主要是以浙江为主。欧利阿尼则承认，他采访过几百个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浙江人、福建人，对其他地方的人所知甚少。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年轻的弟子拉姆塞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来揭开人类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奥秘。最终他找到的答案是：储蓄与消费。
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而意大利人消费太多，储蓄太少。
意大利人在反思。“看着他们，就像在哈哈镜里看见我们自己，但我们已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种健壮和敏捷的生硬。”欧利阿尼在他的书《不死的中国人》里这样描绘中国人。中国人让他想起了他那些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了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父辈们，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中国人也在通过意大利人审视自己。这本书的译者邓京红女士20年前去意大利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为意大利企业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翻译了这本书之后，她更多地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好多意大利人这辈子就是溜达着就过去了，而我们一直在爬坡，爬的时候就跟不过了似的，爬完之后才发现风景也都错过了。”
现在，她也在试着“溜达溜达”。2011年，在辞去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的职务后，她开了一间在从事中意之间商业咨询的公司，每年一半的时间在意大利，一半在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六小时的时差倒还好说，但两边生活速度的巨大差异，仍然让她难以适应。欧洲只比我们慢7个小时，但我们却感觉身处两个时空。只要能沉下心来，就很难不羡慕他们的慢，很多细节在慢中才得以呈现。而意大利人则羡慕我们的快，我们的活力。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我们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曾经给过财富一个定义：能在未来减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资本和承诺。这句不那么容易懂的话被在意大利的温州人精准地诠释了：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
只是这种人生转换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欧利阿尼访问过的所有温州商人，都对为自己当年给孩子和家庭的时间太少而感到遗憾。但是他又问，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他们会改变吗？“没有办法，没得选择。”大部分温州人这样回答。
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我问来自意大利的副总经理Stefano Carminati和来自希腊的Andreas Zapatinas，他们在中国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分别是什么。Stefano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有天晚上遇到一对挑着担子的年轻夫妇，他们很穷，但却梦想以后能开一家店，然后再开成连锁店。这样的梦想，哪怕只是想想，在欧洲都十分稀缺；而Zapatinas则告诉我，他在中国见过最美的事物是重庆夜晚的“坝坝舞”，那些跳舞的大妈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充满了活力。
我们与意大利人各自都拥有彼此珍视的东西，很难比较什么更好，不过相同的是，我们眼中对方各自最宝贵的东西，都跟人有关。
到意大利“挖”人才
我觉得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很像，那时候是意大利汽车设计的黄金年代。中国也将会涌现出一批很好的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到10年。赵杏儿
在欧洲过劳死？对意大利人来说，这几乎是个冷笑话。
但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的确有这个担心。有一天，我们和他一起吃晚饭，他指着旁边推杯换盏的情景，激动地说：“哪儿有经济危机的迹象，哪儿有？”陈政今年不过才32岁，旁边那些欢乐的意大利年轻人或许与他同龄，可能缺乏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还在啃老，陈政承受的压力却远远超过他们。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整整讲了10个小时，把他身上发生的一切经历，包括感情问题都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而那些话，他从来没有跟周围的同事说过。
尤其是回忆设计中心在2006年初建时寻找人才的经历，他用的都是沉重的词：“刚来意大利的时候，我觉得纠结、屈辱，因为实力不对等，就没有话语权。”
2003年，长安汽车驻意大利代表处进驻都灵，这个著名的工业城市位于意大利北部，由于汽车制造厂商菲亚特和关联企业的存在，是欧洲最大的汽车产地之一；2006年，代表处正式升级为欧洲设计中心。长安汽车原本希望这个处于意大利汽车城的设计中心能够拥有自主设计和创新的能力，但招工的过程却并不顺利。2006年，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满打满算一共有8名员工，其中还有3人是中方外派人员。
对于在海外独自开创局面的陈政来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他要向长安总部证明，在意大利开设一个设计中心是值得的，不是为了进军海外而在海外设立的“样板工程”；而对意大利人，他则需要证明，作为一个来自工业后进国家的年轻人，他有能力领导他们，他能够给他们带来与意大利公司不一样的价值。
让陈政受打击的是，他有时候给应聘者发了Offer，对方都不来。来的人，有时候只待了一两天就要走。
但今天，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的创意团队已经有近百名员工，有能力进行除微型车以外所有乘用车的设计，并在2009年到2012年间承担完成了长安11个产品的设计项目。
从招不到人到组成百人团队的转折就发生在2009年。陈政很是自豪，他认为是欧洲经济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抄底意大利设计师资源的机会。
不过，记者在采访意大利知名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Pininfarina）时，发现意大利人并未感受到人才流失的威胁，他们认为宾法是汽车设计师的训练营，长安是能够让设计师迅速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的汽车厂商，两者吸纳人才的方式迥然不同。市场换不来技术
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租用的是都灵市郊一幢三层的矮楼，前沿设计和产品设计部门在三层，二层是三维数据整理和模拟团队，一层是大会议室，里面安装有视频通话设备。模型车间就建在矮楼的旁边，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六七个欧洲小伙子正围着一辆1∶1大小的硬脂模型车半成品前后打量，不断地用各种工具对模型进行微调。
陈政喜欢待在模型车间，因为对于曾经也是设计师的他来说，目睹设计由抽象变具体是最兴奋的过程：“都灵这个地方，做硬脂汽车模型有上百年历史，意大利本就以雕塑闻名，而这种手工艺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这些模型师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长安汽车来都灵的动机非常简单。在这个占地仅有13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里，100年前就已经挤进了近200家中小型汽车公司，其中最大的汽车公司是成立于1899年的菲亚特。在20世纪初的都灵，涌现出一批以汽车设计见长的独立公司，其中包括与法拉利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宾尼法利纳、为兰博基尼服务的博通（Bertone），以及为大众汽车设计出高尔夫的乔治亚罗（Italdesign Giugiaro）。
这些独立设计公司将意大利人对于美的理解与汽车性能完美结合，并以手造的方式一锤一锤地敲出了一个私人定制车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至70年代，有些设计公司为了满足车主的个性化追求，帮其在原厂车的基础上进行车身和内饰的改装。后来索性直接为车厂设计限量版或私人定制款车型。这种私人定制汽车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有所保留，2012年法拉利就联合宾尼法利纳的设计师为歌手Eric Clapton设计制造了一款被命名为Ferrari SP12 EC的跑车。
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在当地锻炼出了一批手艺高超的工匠，他们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在代际间传承，彼此之间的技术交流也很频繁，长安汽车非常希望获得意大利人这种对车和美学的融合与创新能力。2012年，菲亚特已经累计亏损7亿欧元，并因此计划裁掉欧洲20%的管理人员。整个欧洲地区的汽车产量已经连续5年下滑，都灵作为欧洲汽车产业的高地也不能幸免。欧洲市场缩水，中国市场繁荣，中国公司也因此增加了吸引设计人才的筹码。
长安汽车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中国公司，2005年江淮汽车就入驻都灵成立设计中心，而同时还有大量的中国汽车企业在和都灵当地的设计公司进行合作。
中国汽车企业的这种做法源于对“市场换技术”的困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对汽车工业提出以“市场换技术”，鼓励中国企业汽车与外资品牌合作，使其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并期望借此获得技术交换。长安汽车也不例外，在1993年和2001年先后与日本铃木及美国福特分别成立了合资公司。
2012年9月，长安集团党委副书记、长安汽车党委书记、副总裁朱华荣发了一条微博：“‘市场换技术’的尴尬结果（特别申明：并非否定合资的积极贡献），显然已成为不争事实。‘合资自主换研发能力，成就中国品牌’的美好愿望，但愿能成为奇迹！”
其实，朱华荣早在2005年就已经表达过此困惑：“由于开发能力低，我们汽车产品的核心技术大多数掌握在合资企业手里，从而导致我们在合资企业中发言权比较小，或者没有什么发言权，即使有一些发言权，但效果有限。”朱华荣的看法是：搞合资合作20年，在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的技术和自主的品牌。“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谁换来了技术？”
既然换不来技术，就得自己出去找，这是长安汽车在都灵的欧洲设计中心成立的原因。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对于在海外的公司来说，硬件设备和人比起来都不值钱，找到并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远比在国内困难得多。”陈政一边说，一边在模型车间里和他的外籍员工们亲切地打着招呼。
这些手艺世代传承的都灵制模工人，在中国根本无法找到替代。但还有一个严重的难题，即是如何让意大利接受中国人的管理？
现今，每天晚上6点，陈政都会和主设计师、设计经理面对模型的进展开个简短的讨论会。在2009年之前，这种工作方式是无法想象的。“具体来说，就是找不到设计师，因为意大利人不知道长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陈政2006年2月初到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时，还是一名汽车设计师，之后又去了东京研发中心，半年后回来任职管理层。“2007年、2008年招聘很不顺利，员工大概也就十几个人，后来我们发现意大利的自由设计师很多，其实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公司，有点个体户的意思。开头实在招不到设计师，我们就用这些人做一些短期的工作。”徐光林说。他是总经理助理，年纪也比陈政大，通常两人一个在重庆总部，一个在都灵，每3至6个月一轮换。
意大利人个性活泼，追求自由，也看重自己的设计能力，所以不愿意将自己与某个公司捆绑在一起。自由设计师们干到一定时候就要离开——这种方式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公司。但对于一个企业自主的研发设计中心来说，这种工作方式是陈政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产品设计的连贯性和品牌风格的一致性都很难保证。
这也是宾尼法利纳公司诟病中国企业最多的问题。作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之一，宾尼法利纳与大量的中国汽车厂商都打过交道，他们总体的感觉是中国汽车企业使用设计公司的方法不太科学。“通常品牌要想完善自己的品牌文化，都需要一个中长期的合作，而不是针对某款车型进行的项目工程。很多汽车企业产品不成体系，对建立品牌辨识度来说是一大缺陷。”宾尼法利纳现任首席设计师法比奥·菲利皮尼（Fabio Filippini）评论说，他希望中国的汽车厂商能够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
长安汽车当然早就想改变这一做法，但却苦于缺乏知名度，公司实力和规模都遭受质疑。一开始，陈政希望采取用当地人才吸引当地人才的方式，利用现有员工为公司进行口碑传播。“我鼓励最初的那几名外籍设计师去参加设计师之夜活动，佩戴上我们公司的徽章，圈内的设计师都会聊聊各自所在的工作和环境，所以这也是一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方法。”但这方法见效不大。
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汽车厂商纷纷收缩生产准备过冬。宾尼法利纳在2008年突遭变故，掌门人Andrea Pininfarina因车祸身亡，一直为阿尔法·罗密欧、福特、三菱、沃尔沃公司提供敞篷车组装的业务也下滑了。2006年至2009年，宾尼法利纳的亏损达到3.8亿欧元。宾尼法利纳家族被迫大量出售股份，自己仅保留了4%的股权。2009年，意大利独立汽车设计公司博通被汽车制造商菲亚特收购；2010年5月，同样是位于意大利都灵的独立汽车设计公司乔治亚罗90%的股权被大众汽车集团收购。
陈政意识到，在这个他人“遇难”的时刻，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时机。“随着大量人才失业，一份稳定工作的意义变得更大了，即使对于一贯闲散的意大利人也是一样。”陈政说。果然，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在2009年迎来了近百名设计人才。
宾尼法利纳首席设计师菲利皮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对长安的“人才抄底说”另有看法，他说宾尼法利纳在80年间一直保持宾法“典雅，纯粹，创新”设计理念和超高设计水平的秘密就是保持设计人才“血统”的纯正。宾尼法利纳多是直接从高校选拔“近乎白纸”的研究生，然后采用师徒加项目制的方法通过3到5年的时间进行培养，以确保他们能够传承宾尼法利纳的精髓。而对于设计风格已经成型的自由设计师和成熟设计师，宾尼法利纳一般不会接纳。
但对于陈政来说，曾经帮助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渡过最初窘境的是自由设计师。现在，陈正拥有了更多具有国际一流车企工作经验的设计师，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长期服务于此并形成长安的设计风格。用美式风格管理意大利人
Andreas Zapatinas，曾经与宝马前设计总监Chris Bangle并肩工作的设计师，现在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担任设计经理。“以Andreas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来到长安欧洲可以说是‘屈就于此’。”陈政对此其实也多少有点意外。“我其实看到的是长安背后中国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我有德企、日企和意大利企业的工作经验，很想试试中国企业是怎么样的。”Andreas解释说。
但实际上，陈政有意无意地搭建的是一家“美式管理风格”的公司。陈政发现，意大利人习惯单对单、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比如，他们更喜欢自由职业者式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在一家公司长期待着。但是陈政给这些意大利人带来了跨国公司的标准管理模式，比如“宽带薪酬制”、“职业规划通道”等对一些意大利人来说十分陌生的词。
2010年，大众收购乔治亚罗时曾引起了业界的极大震动，因为后者拥有超过800名设计师，汽车厂商对于设计资源的重视和争夺可见一斑。但在收购完成的一年多时间里，原有设计师团队纷纷辞职并另组了一间新公司，这使大众的收购几乎只是购得了一个虚名。“我们为这些来长安工作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更长远的职业规划，包括宽带薪酬、职位晋升通道等等。”陈政所谓的“宽带薪酬”，就是在组织内用少数跨度较大的工资范围来代替原有数量较多的工资级别的跨度范围，但同时将每一个薪酬级别所对应的薪酬浮动范围拉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薪酬管理系统及操作流程。意大利人对于这种由中国人设计出来的、接近美式的管理方式很是新奇，有别于他们过去在小型公司工作的经验。如此一来，员工在企业中的流动是横向的，随着能力的提高，他们将不断承担新的责任，但这跟是否升职无关，一个人只要在原有的岗位上不断改善绩效，就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即使是被安排到低层次的岗位上工作，也一样有机会获得较高的报酬。“你得让他们知道公司未来的方向和自己的位置会在哪儿，让他们觉得在这里有安全感和未来。这可能是人们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需要的。”陈政说。拒绝意大利惯例
如果问那些意大利设计师，为一个中国汽车公司工作，究竟哪里最吸引人，已经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工作了5年的Guiliano说，是因为它的“速度”。
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现在一年会有4～5个设计项目同时开工，但并非以项目组进行划分，而是以部门团队进行区分。所以经常出现设计师这一周在做这个项目，下一周又会参与另外一个，不停地在项目间转换。“而其他国际大公司，可能一年到头你能够参与的也就是一个项目。所以这是一份非常有挑战的工作，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有不少长安欧洲的设计师都去过长安汽车在重庆的总部，他们带回来各种各样关于中国“速度”的神奇传说：半年之内一栋高楼拔地而起，人们开车的方式和欧洲截然不同，公园里那么多大妈在跳着“坝坝舞”。而关于意大利，流传最广的笑话是一年前路上有个坑，一年之后，这个坑不但没填上，反而变得更大了。
意大利员工越来越多，如何与中国公司进行文化融合？“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像”这个观点其实在意大利和中国都很流行：个别人随意、不靠谱、自私……这两个国家的一些人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总在不停地埋怨。“在意大利，虽然人人都在抱怨官僚、低效、腐败等等负面的东西，但没人愿意改变，如果你要开始改变，他又可能是第一个跳起来抱怨你的改变的人。”
陈政在公司内部开始遇到的情况同样如此。起初，长安汽车没有做海外设计中心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员工振振有词地说“按意大利惯例”应该怎么怎么做，一有分歧就用文化差异做理由。徐光林和陈政后来发现，“意大利惯例”完全是个托辞。“我们已经不接受意大利人拿民族性格当借口了，人同此心，生活中的作风不能带到工作里来，我们索性就跟员工直接要结果，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完成。”徐光林说。
没想到中方管理人员态度坚决后，情况反倒好转了。员工开始慢慢有了自主性，该加班就加班，也没有怨言。“他们富于激情，才华横溢，但是需要用一种严谨的体系去规范他们。”虽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陈政幻想的最佳状态是德国企业的管理方法加意大利人的才华。“我们也会加班熬夜，不是因为在中国公司才这么做，我想任何对自己的作品抱有激情的设计师都会这么干的。”来自罗马的28岁汽车外饰设计师Riccardo说，“但前提是你要知道你和公司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陈政现在经常对员工说：要用速度去解决很多事情。只有速度够快才能避免和你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车错车交会。当你遥遥领先之后，就是方向的问题了。意大利人有个说法，叫“事物本身可以被事物自己解决”。在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要人为干预过多。只要方向不错，自己跑得足够快，很多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解决的。“2009年起，我向总部疯狂申请设计项目，就是要逼着自己往前跑。长安汽车不是财大气粗的企业，不会从一开始就大量投入资源和资金，就现有的条件和人才，我们要先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公司才会继续投入。”
现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已经购买2.2万平方米的新基地，设计团队还可以在预算范围内设计自己的办公室。中国还需5到10年“设计是意大利人发明的”，“艺术无处不在”，“意大利人不是在创造艺术，他们就是艺术”，这些都是长安欧洲的意大利设计师们的口头禅。
意大利人确实有资格骄傲，几乎所有国际汽车企业都有意大利设计师的身影并身居要职，而且他们能将自己的设计能力移植到各个领域、各个国家的各种产品。在汽车设计界工作了超过30年的油泥模型师Daniele说：“我可以设计房屋，就是让我设计飞机也没问题。”
汽车设计是一系列将虚拟变为现实，创意变为实物的试错过程。其中所需环节众多，从前沿设计到三维效果图、制作比例模型、手工修改，再到数据扫描、返回工程部门进行数据分析，然后进行模型喷涂，最后是模型评价。通常一个产品的设计周期大概需要10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的图面设计，1个月做三维数据，6个月进行模型制作。“周围的一切都可以是我的灵感，就连天气都能带来启发。但同时，汽车设计不是完全自由创造的纯艺术，要有商业层面的考量和技术上的保证。”Guiliano一方面相信灵感，但更注重设计之前的大量研究准备。“从建筑风格上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更善于静止的设计，但意大利人对于运动物体的把控非常好。中国人造汽车、摩托车甚至造船时采用的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我们会更多考虑运动中的造型和美感。”36岁的资深外饰设计师Matteo Krazanowski是Guiliano的朋友，也是后者把他介绍到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来的。
不只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的意大利设计师们在试图揣测并理解中国市场，现在，可能所有意大利的设计师都希望能够解开这一密码——中国市场2011年的销量接近1900万辆。而2011年意大利汽车销售总量只有175万辆，较2007年巅峰水平缩水近30%。
在宾尼法利纳将近1000平方米的空旷演示厅里，只有一车一桌和20把椅子，首席设计师法比奥·菲利皮尼激情洋溢地向我们展示刚刚在北京车展上亮过相的概念车Cambiano。法比奥希望能够尽快为这款车型找到愿意生产它的汽车厂商，这也是作为汽车设计公司的苦恼——由于自身不涉及整车生产环节，每当宾尼法利纳有自主设计的概念车型提出后，都要等待制造厂商将其进行量产制造。不能在短时间内看到自己的作品量产上路，这对于设计师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而这也正是宝马公司资深设计师Andreas选择到长安设计工作的理由之一：他觉得长安是一个每天都处在变化中的企业，效率高、速度快，设计师很快就能看见自己的作品面市上路，而这是最让他感到兴奋的。“但中国变化的速度是那么快，年轻人想要的东西转瞬即变，城市之间都在互相影响。”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的年轻设计师Cosimo说，“中国太大了，我们很难一下子归纳出一种典型的人格。”欧洲设计中心参与设计的“逸动”是长安汽车2012年的主打车，目前在市场上一直卖得不错。但同样是他们设计的“悦翔”的销量在7月份却开始有所下滑。“我觉得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很像，那时候是意大利汽车设计的黄金年代。中国也将会涌现出一批很好的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到10年。”法比奥摸着Cambiano车门内饰使用的宽条木质镶嵌说：“这条木头的第一次生命是一棵树，上一次生命是意大利威尼斯栓船用的一根木桩。从设计上说，我们珍惜经典，并且视时间的沉淀为最宝贵的东西。”
离开意大利
曾经有德国军事爱好者如此评价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就相当于德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与轴心国作对，站在同盟国一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20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赵杏儿9月8日 米兰 晴
意大利时间晚上7点，从北京首都机场飞抵米兰马尔潘萨机场的航班降落，将近40岁的温州女人翁爱莲拉着4岁半的可心和可心3岁的小妹妹在行李转盘边等到最后，才收齐了六大件行李。她这次是受人之托，将两个孩子从温州老家带到米兰与家人团聚。
机场门口，等待她们的是可心的父母——一对在米兰打工的温州夫妇，以及他们的意大利朋友Pino。年轻的母亲抱起可心又搂又亲，可小女孩显得既陌生又害怕，递过来的糖和游戏卡片没拿住，撒了一地。站在一旁的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把东西捡起来，分别一年多的可心定睛看了看说：“你是爸爸。”
我因为在机场帮助翁女士拎了一件行李而被邀请一同上了车。在返回市区的路上，Pino开车，其他人在用只有自己能听懂的方言聊天。年轻的母亲把窗户摇下来指着窗外，不住地对着怀里的可心自问自答：“宝贝，还记不记得这是哪里呀？”“这是意大利！这是米兰！”
可心出生在米兰，两岁多的时候被送回了温州老家。我问可心的爸爸，以后打算让她来这边上学吗？他回答说：“至少等中学吧，不然小学就在这边上，脑子要笨掉了。”
三周后，可心将与妹妹回到老家，继续她们父母不在身边的童年。9月12日 都灵 晴
第一次见Isabelle的时候，正好赶上我要换酒店。Isa提议到我所住的酒店门口接我，顺便可以帮我拖箱子，然后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吃晚饭。我以为Isabelle和其他我遇到的意大利人一样爱迟到，稍晚了五分钟出现在门口，她已经在等我了。
Isa出生在意大利南部海边的一个小城市，目前还在都灵上大学，主修外国语言与文学。虽然不喜欢自己的意大利籍中文老师，但Isa的中文说得出乎意料的好，也许是因为她去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十个月，还交了个中国男朋友的缘故。Isa高高胖胖的，没走两步路就主动要求帮我拖箱子。“你不用不好意思，在中国都是我来拿的，因为我的中国前男朋友会说：‘对不起，我也很累！’”Isa说这话的时候，还满是盈盈的笑意。“那当时为什么会分手？”“因为他想和我结婚，这样他就可以和我来意大利，然后让我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但是生很多孩子。我觉得他真的很笨，我完全不是那样的女孩子，我需要一个工作。”24岁的Isa试图在都灵找一个兼职或是实习工作，但几乎没有公司回复她的求职邮件。“我们目前生意不好，那些中国人更便宜，所以现在暂时没有座位给你。”Isa模仿了一下她给意大利公司打电话时的情景，多少有些夸张成分，但就像一些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普通意大利人也开始认为中国人来抢他们的工作了。“所以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北京找工作！反正那里有太多的工作机会！”Isa喜欢三里屯和五道口，前者是她前男友上班的地方，后者是她上学的地方，还有紫竹院公园也不错，那是她租房的地方。但找个什么样的工作Isa还没有想好，一方面她想要挣钱，但又不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Isa的手机响了，是她的同学告诉她吃晚饭的地点。Isa接电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机后盖上有大大的“Lenovo”几个字母，是一部她在中关村花90块钱人民币买的联想手机，彩屏、和弦铃声，可能短信还只能每条发70个中文字节。“我觉得它很好用，对我来说足够了。”在意大利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用iPhone，多数是诺基亚和三星，而且都是些在亚洲人看来有点过时的型号。“因为我们不希望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对着智能手机的屏幕傻乐。嘿！这里有一个活的人就坐在你面前，放下你的手机，跟她聊聊天。”
除此之外，我猜可能也和收入有关。意大利年轻人的一般起薪是月入800欧元，几年后也只能升到每月1300欧左右，如果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啃老，或者是透支。我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世界大家庭里，意大利好比是个艺术家，美国是个生意人，中国是苦力，经济危机来了，最惨的是艺术家，死要面子活受罪。
晚饭的时候，Isa给我介绍了她同班的三个好朋友Federico、Giulia和Francesca。这三个人都曾经趁Isa在北京读书时去中国旅游过，并且都对去中国找工作这件事抱有浓厚兴趣，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但在他们看来，只要到了中国，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吃着吃着，中文渐少，意大利语的交谈开始增多，明显她们已经被一整天的古代汉语课折磨得筋疲力尽。“你知道孔子是哪年生的吗？”Giulia一边向我展示她的笔记，一边用中文问我。“我……我不知道。”“你知道孟子是哪年生的吗？”“反正比孔子年轻。”“明天我的口语考试可能就会是这样的题目。”
晚上送我回酒店的时候，Isa告诉我，其实她下午早到了半个小时在门口等我，她不喜欢迟到。9月15日 米兰 晴“我对于中国最初的印象就是，在深圳一幢20多层的高楼里，我和中方的游戏设计师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一起干了三天活，最后那个项目还是没做成。”
今年32岁的Nicola是意大利顶尖游戏设计公司Milestone的资深3D动画师，已经在职7年。他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描摹渲染游戏场景里的3D景观。
身为一个所谓的“艺术家”，Nicola决定带我去感受一下米兰的艺术气息。所以我们去了一家名为Art Factory Café的餐厅吃饭，一同前往的还有Nicola的同事Sanna。据说餐厅老板是位中国人，主打Happy Hour。Happy Hour指的是只付一杯鸡尾酒的钱（根据时间不同，价格从7欧元到10欧元不等），即可免费享用店内准备的所有食物，有点像自助餐形式；而如需再点酒，则需另付酒水费用。这种晚餐方式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年轻人认可。
Nicola是Milestone的正式雇员，而Sanna则是与其合作的自由设计师。Sanna笑称自己和Nicola的区别就是老板可以随时随地炒了他，而Nicola则受法律保护不能任意开除。但这两位都认为自己每天的工作很没劲。“就好像在A点和B点之间循环往复的推酒杯，简单重复且毫无新意。”意大利设计产业那么强，为何从业者感到如此受限？“公司只是确保你每天把8个小时浪费在办公室里就行了。”Sanna可能在今年就会结束与Milestone的合作关系，回到自己的城市，他有一间自己的公司，老板和员工都是他自己，“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特别多的创意想要试验。”Nicola想要尝试改变，发挥自己更多的潜能，“但公司不希望看到太创新、太突破的东西，他们觉得那样会不安全，反而更愿意把每一个设计师都拴在电脑前，让公司拥有完全的掌控能力。”“这可能跟意大利人的性格有关，他们从来都不自己想事情，而是不停地看别人怎么做，然后决定自己的立场，扑上去抱大腿。”Sanna挠挠自己的光头，“二战的时候，意大利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这是一个很多意大利人都回答不了的问题。”
曾经有德国军事爱好者如此评价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就相当于德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与轴心国作对，站在同盟国一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20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Nicola现在决定抱中国的“大腿”，他正在努力自学中文。他知道中国企业早已经摆脱了引进几张外籍面孔装门面的阶段，你需要随时准备好一个正确的答案，还有能够摆平一切的业务能力。不过Sanna和我都极力支持他迈出这一步，改变要趁早。
于是Nicola开始向我请教中文词汇。“西瓜”、“习惯”、“吸管”是最近困扰他的三个词，因为这些发音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桌上的两张餐巾纸一样，完全没有差别。
第二天，我收到了Nicola发来的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扫描图，是前一晚我们吃饭时在餐巾纸上的乱写乱画——China is the Change.9月17日 米兰 晴
距离米兰时装周开幕还有两天。我坐在米兰某个咖啡馆里等待今天晚些时候和台湾地区留学生邹岳霖见面。意大利的咖啡馆不提供Wifi网络，不可以使用店内插座充电，圆形桌面小得只能放下两本书。这里不欢迎捧着笔记本电脑来工作的人，更喜欢那些直接站在吧台前将Espresso一饮而尽转身就走的客人，他们就好像买了节电池一样简单。
终于挨到了见面的时刻，邹岳霖出现：一头金黄色的长发，翠绿的宽腿裤，露指坡跟凉鞋，精致的妆容，怀里抱着个iPad2，胳膊上挎着个大购物袋。
但在电话里，他分明是邹先生，眼前的却是邹姑娘。“没吓到你吧，不知道Vincent有没有跟你说我的情况。”Vincent是前天在ArtFactory吃饭时偶遇的米兰台湾地区留学生同学会的主席，我当时请他介绍一些学习时装设计的留学生给我。“还好，不过，你做手术了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没有，我就是想多一种体验，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恢复男生装扮了呢。”邹岳霖在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Domus Academy）学习时装设计，今年才23岁的他，在台湾地区中山大学念完戏剧舞美专业毕业后，就申请到了多莫斯设计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邹岳霖告诉我，在为期一年的课程学习中，时装设计系的同学要完成6个商业品牌与学院合作的设计项目，除了做设计，还要考虑服装量产的成本问题。现阶段所谓好的设计师都一定是要能够在市场上存活的，绝对不是创造出一些不能卖不能穿的东西，使得后面的设计和生产无以为继。
尽管在米兰这个时尚之都接受了专业训练，邹岳霖在今年年底毕业后还是打算去纽约发展。“因为意大利设计产业只承认意大利面孔，并且希望由意大利人来继承他们的设计产业，而对于非意大利籍人士则几乎是闭合状态。”邹岳霖在很努力地打开当地时尚产业的人脉资源，但奢侈品牌的招聘信息和实习信息却从来都不会通过网络发布，完全需要靠熟人推荐。
我问邹岳霖有没有发现欧洲人不太依赖移动终端和互联网，他说，亚洲人总是担心因为获得的信息不够多而落伍，所以不停地用大量的信息冲刷自己，以弥补信息不对称。但在欧洲，尤其是在米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最前沿的信息——当然这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时尚产业，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去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
西班牙——和中国人一起转型
“经济动物”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杨猛
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浙江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他乘火车先从上海到哈尔滨，再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2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一路上，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驻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大约2亿国际移民，每35人中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8日，我在马德里见到了郑建茂。36岁的郑身材健壮、肤色黝黑，他留着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他亡命天涯的痕迹。
郑建茂是沿着乡人开辟的路线进入欧洲的。浙江青田共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郑显然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所在。随后，他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哥姐姐。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郑的经历也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青田人先是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地下工厂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就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眼下很多人又在向国内回流。
看起来，郑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是中国人的地盘。”出现在我眼前的场景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画面：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等诸如此类的繁体汉字招牌，曲曲折折地延续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来，这一扩张变得尤为明目张胆。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线上。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房价便宜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卖盗版的影碟店，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玻璃窗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而出。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上升了5000人。此外，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人——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一方面，随着消费减少、销售乏力，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的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我所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他们经常来这里的华人商店转转，看看出售的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现在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从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这里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山寨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张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
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士。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回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待的时间超过了在西班牙。经济不景气，不少华人把生意重心转向国内。
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去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时，正值傍晚时分，马德里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
难怪西班牙人会把中国移民看成“经济动物”，一旦没有机会，他们就选择撤离，没有丝毫留恋之情。郑对此观点表示部分认同，他说：“一些中国商人的特点是模仿和攀比，你开500平方米的超市，我就开1000平方米。西班牙人会一家几代人守着一家店，而一些中国人如果一家店3年没有赚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把目光转向另一家。”
但现在，即便是中国人也很难独善其身。郑建茂原本和西班牙人合作卖电话卡，但是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生意每况愈下。另外，由于消费减少，他的其他业务也只能勉强维持。他现在急于把赌注压到橄榄油生意上。
这是郑建茂头一次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故乡与他乡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杨猛
到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浙江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这里的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也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因为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记载：“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这说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社区概念。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到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高66倍。出生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青田方山镇初中。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前的1995年前后，郑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于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的老家方山镇，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路。欧洲签证官发现，来自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运转了10年。他们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蛇头就偷渡路线和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为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顺利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西班牙1986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说，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1985年，大概2万3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一位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在他来西班牙的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王凌宙说，“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先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去过父亲的老家两次，印象十分深刻。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中国人。2005年底，又有约100万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大约为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很恐怖。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
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权（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青田工人——然后利用家庭团聚再把家人带出，亲戚再把各自的家人带出来，于是青田人的数量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增加。郑建茂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偷渡成功的人，取得居留后又带出了6个姐姐哥哥，如今他们分布在法国和意大利。
1983年王凌宙来西班牙时，全西班牙华人大概只有1万人左右，2000年为28693人，2004年为66486人，现在达到25万人。王凌宙说，根据大使馆的统计，华人的比例，青田人占55%，福建人18%，温州人15%。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赦和家庭团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Irene从事跨国移民研究，她认为青田人是典型的经济移民。“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Irene说，“他们不是单向地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米兰都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转型之路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杨猛
在Gran 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却不知道背后经历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初来乍到的青田人很多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中多数人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的嫂子也开了一家黑衣工厂，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那里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的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象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能干吗用？全都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在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城市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证的华人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
季奕鸿律师说，他代理的黑衣工厂案里，其实很多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在实际检查中，西班牙警察也意外地发现，这些工人的确出于自愿。
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的利益，自然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郑建茂的嫂子开始几年靠开地下工厂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就被抢没了。他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郑建茂在意大利其嫂子开的工厂里住了6年，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就受到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拿着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后，他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彻底摆脱困境，积累了第一桶金。从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
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也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季奕鸿律师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10个左右的中国人，其中很多是卖盗版电影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靠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最初卖碟的这批人都成功转型开店了。”“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公里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在取得合法身份之后，他们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
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10几公里，遍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的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人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大部分都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到西班牙。此后，“中国制造”的产品从礼品陆续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目前，工业区只剩下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是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来的新移民，90年代中期开始频繁往返于西班牙和中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并进行批发。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这些人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是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和仿制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了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但是仍然相信自己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做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潜藏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
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这个青田人的商业王国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
万里之外的寄居之所和家乡建立了复杂的联系。华商在西班牙成立了大概120多个社团，很多冠以“青田”和“中国”的名义，其负责人也多来自青田。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做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有西班牙的青田华人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游行，这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
郑建茂语带俏皮地评价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和来访的领导人握握手。因为青田人注重自己在华人圈子的名声，而对于西班牙人怎么看自己倒不怎么在意。”
这天，我和郑建茂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下午，往事一点点在记忆中复活了。
郑建茂回想起当年在地下工厂睡觉的地方只有45平方米，中间用木板隔开，外面就是厕所，大家睡觉就在机器上支张木板。嫂子、大哥、3个小孩，加上他还有工人，10多个人挤在一起吃住。警察来检查必须经过外面一道大门，他们可以提前观察到警察，当警察按门铃的时候，大家全都从后门飞速奔逃。
偶尔的沉默之后，他快速地蹦出一句：“那年听说一个20几岁的青田女孩靠在机器上一下睡过去，死掉了，是累死的。”但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天色渐暗，掩盖了窗外那些粗陋的中国字招牌。随后，地中海的夜晚来临，暗影飘逝。
“中国人长生不死”
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杨猛
我站在Fuenlabrada工业区的边缘，看到倪林光驾驶的黑色奔驰跑车一个急停出现在面前。
倪林光身穿一件南欧风格的粉红色衬衣，身材魁梧，烟不离口。倪算得上事业有成，他开了4家餐馆，11家服装店，在Fuenlabrada工业区还经营着一间9800平方米的大超市。他在富人区有一栋别墅，最近还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西班牙人在失业边缘挣扎，只有华人仍然在一家又一家地开店，特别是建材和装修行业逆势而动。马达轰鸣，他摇开车窗，迎面吹来地中海的清风。
经历了20年的积累，倪就是西班牙人眼中那些富裕起来的青田人的形象代表。
根据西班牙劳工部数据，有30%的华人拿到了老板居留，这个比例是西班牙移民中比例最高的。1万家华人企业囊括了从酒吧到公司的所有行业。
倪林光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28年，育有6个子女。除了长子在老家出生外，其余都生长在西班牙。他的一个女儿在哈佛读书，毕业后在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工作，是做父亲的骄傲。另外一个儿子帮他在超市打点生意。除了喜好好车豪宅，经历过苦日子的倪也尝试着像一个西班牙人那样享受生活，但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只有抽烟。
倪林光的超市里回荡着嘈杂的音乐，这里出售的商品90%都是中国制造，大部分都比西班牙货便宜1/3。青田人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融资模式，他们很少，也很难从当地银行贷款，而是与供货商约定一个延迟的时间结算，所有的商品都不需要他立刻付进货款。倪林光用低价迅速销售商品，然后利用还款的时间差将资金投向其他生意，加速资本周转。
我到访的时候，超市的气氛略显狼狈：财务室的墙上被砸了一个大洞。两名神情严肃的西班牙便衣警察正在检查超市的监控设备。倪林光的弟弟把摄像的监控日期调到7月21日，元凶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凌晨3点用气锤砸开了墙壁，爬进财务室，继而拖走了沉重的保险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警察认为，盗贼十分专业，显然有备而来。
我问倪林光：“损失了多少？”他不太情愿讲，只是笼统地说：“3万欧元”。然后转移话题，“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或许，在西班牙人看来，这又是一条罪证。不少人觉得华人喜欢把钱放在家里而不是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很少交税，惯于隐匿自己的收入——瞧瞧，现在就连混迹马德里的窃贼也掌握了中国人的作弊手段。
程建平牧师曾忧心忡忡地说过：“1992年之后，西班牙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华人把赚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给员工上5个小时的保险却让他们上十几个钟头的班，说白了，这就是偷税。我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呼吁华商应该上税，但是这一趋势没有办法改变。”
2012年5月19日，西班牙报纸《Eldelta Noticias》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不知疲倦，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群体，自从进入我们的土地开始，就借我们的资源积累财富，现在遍地都是他们开的餐馆、服装店，他们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往中国，‘肥了中国，瘦了西班牙’。”另外一个华商充斥的毕尔巴鄂市市长LnakAzkuna对媒体说：“华人在西班牙长生不死。”这句玩笑话在西班牙社会流传已久。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真实的情况是，西班牙的华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这个笑话相当真实地传递出了双方的文化隔阂。
2004年，在马德里东南的埃尔切市（Elche），发生了烧毁中国华商鞋柜事件，这被视为新移民与西班牙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埃尔切市有18万人口，公元前5世纪已负盛名，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制鞋业中心。随着经济全球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加入到全球鞋业制造的竞争行列，根据西班牙鞋业协会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西班牙从国外进口鞋子的总量从8009万双增至近3.26亿双。2009年，西班牙73.2%的进口鞋来自中国。
2004年9月16日，大批埃尔切市当地商家走上街头，他们高喊“赶走亚洲人”（没有明确喊“赶走中国人”），路上巧遇青田商人陈九松。陈刚刚向老乡借了12万欧元，从波兰进了16个货柜的鞋子运来埃尔切。抗议者点燃了一场大火，烧掉了陈11个货柜。
事发6天后，律师季奕鸿接受委托前去取证，看到沿途布满了防暴警察。他认为，中国人的国际贸易扩张太快，各自为政，那些年全中国各地鞋子都出口到欧洲，而且确实存在一些不正当竞争。华人的店铺周一到周日都开业，价格比别人低。埃尔切人开始担心，华人正在发起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进而怀疑这些青田人要控制当地的文化和商业传统，乃至整个生产体系。
西班牙纺织业、鞋业等行业协会的领导人曾公开表示：“在那些摧毁西班牙本地企业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2011年，西班牙法院裁定7名被告有罪。季奕鸿说：“我们放弃控告更多的被告，因为没有确实的录像证据，同时也因为不想与所有的埃尔切人为敌，那里还有300多家中国人的鞋店。”陈九松后来则离开了西班牙。
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皮鞋发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美元的反倾销调查。2006年10月7日，欧盟贸易委员会终裁中国鞋倾销幅度为16.5%，并征收为期两年的反倾销税。之后数年，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调查从未间断过。
中国一家媒体评论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无人能及的价格优势，也令“中国制造”陷入了反倾销的泥潭。单打独斗的企业将中国货带到了全世界，但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北京，西班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Maria Llinares认为，经历过佛朗哥政权的统治，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对右翼势力具有了免疫力，她不太相信排斥外来移民的事情会在西班牙发生，认为以上的这些事件只是极端事件。但她也表达了西班牙社会对中国人的不解：华人在西班牙多是个人或者家庭经营企业，由资本组成的公司和自然人组成的公司很少；西班牙人从来不在工作的场所居住，但是中国人往往拖家带口把孩子也带到商店，这在西班牙人看来不可思议。
普遍的看法是，华人企业的违法现象比西班牙企业更加严重，比如非法雇佣非法劳工、不上保险、一些中国企业存在涉嫌生产假冒服装的行为。还有，华人融入西班牙社会的程度比其他种族差很多，是一个封闭的种群。“在西班牙，一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有中餐馆，而且都是青田人开的。但是青田第一代中国移民很难融入西班牙社会，第二代中国移民也许会有所改变。”
归程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某些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人们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杨猛
我最近得到郑建茂的消息是在9月——他在郑州做了一次商务旅行，几天后又回到了青田。
郑刚刚成为一家西班牙橄榄油在中国的总代理，正在洽谈合作。1995年郑建茂从青田偷渡到欧洲，在路上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现在上海浦东机场开通了青田的班车，每天接送200多人往返。青田移民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往返。经济危机促进了回流，有些人回家是做休整，有些则一事无成。
在离开西班牙前，陈晓莲说，因为消费紧缩，服装批发大量减少，加上欧元下跌，主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上涨。“经济危机对Fuenlabrada工业区华商的打击是双重的。”加泰罗尼亚的华商林峰说，巴塞罗那很多华商的店关门了，据估达到了10%。
而这使更多人处于观望之中，王凌宙的餐馆生意不比从前，正计划和朋友投资安徽的一个铜矿，甚至季奕鸿的律师生意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他打开电脑查看开庭记录说：“2008年6月最好，我在西班牙法院的大厅有24场开庭，而今年6月我的开庭没有超过4场。”“西班牙加大了对华商的检查，很多前几年没有按章纳税的商人都被课以重罚。”程建平牧师说，“现在，一部分人正在把财产往南美转移，一部分人则回到了中国。”“中国制造”正在试图提升自身的价值。在仍然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中国缓慢而坚决地从出口便宜鞋子和儿童玩具，转向出口经济轿车、卫星通讯和高铁列车。或许，那些发展到海外的中国公司有朝一日会借鉴郑建茂这些“贩夫走卒”在海外长达20年的生存和转型经验。
郑建茂还记得17年前那个离家的夜晚，最小的姐姐送他从老家方山镇到上海火车站，用省下的钱买了件女式毛衣送给他，因为听说“北边很冷”。郑给自己买了一个19元的牛仔包。父母照例没有出现在送别的人群中。偷渡失败是件遭同乡耻笑的事情，家人把改变家族命运的荣誉寄托在最小的郑建茂身上，既担心又充满希望。
郑还记得母亲只是在头天晚上对他说了一句：“出去了就不要回头。”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某些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人们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青田永远在大兴土木，房地产价格和温州已经持平，但是海外的青田人并不担心。华侨气派的祖坟上，“侨坟”两个红漆大字就像是护身符，意味着将不会被列入强拆之列。
中秋、清明、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是欧洲的青田人回流的日子。他们的探亲活动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返乡移民往往会炫耀性地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青田政府建立了负责与海外青田人关系的部门，也经常通过派遣干部和不同国家的青田人保持联络。2011年，青田实现生产总值135.62亿元。青田的富裕，很大程度是依靠海外青田人的经济支援。青田大部分路桥都是华侨捐建，在青田的侨资企业超过100家，每年为青田贡献产值60多亿元。
这次回乡时，郑建茂特地到阜山的清真禅寺烧了一炷香，希望“白衣丞相”保佑自己渡过眼前的经济危机。建于元朝的清真禅寺有一个白衣丞相殿，是为纪念辅佐过唐朝四位皇帝的李泌而建。在民间传说里，“白衣丞相”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
郑虔诚地叩首。寺庙香火很旺，25万海外青田人仍旧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庇护。
蜡烛永远为远行者点燃，每炷香都写明了那些寄居欧洲的青田人的名字，仔细辨认，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青田人和来源地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德国——厚重是一种力量
印象德国
德国人认为：好的社会能让年轻人始终保持天真；坏的制度则会压抑孩子的天性，令他们过早成人。曹可臻
在德国，我们发现很多可能让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它们或许可以侧面展现德国的性格。
二战期间纽伦堡被炸得面目全非。战后，德国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废墟上建立起一片新城，而是用旧砖瓦重新将老城一模一样地建了起来。
在德国的地铁里，没有检票机或检票员。是否购票似乎依赖每个人的自觉，其实背后有严格的法律惩罚机制。一旦被查到逃票，会有很高的罚款。但个别中国学生还是选择逃票，因为根据概率，被查到罚的款还是要低于每一次按规定买票的价格。德国人不喜欢个别中国人这类的小聪明，把这种行为称做是“农民的狡猾”。
德国人认为：好的社会能让年轻人始终保持天真；坏的制度则会压抑孩子的天性，令他们过早成人。
柏林市中心的废弃机场，我们看到了夕阳西下，举着酒瓶，悠闲散步的年轻人，他们以朋友为单位的小团体极尽夸张，享受单纯的快乐；柏林墙残段上，青年艺术家用他们的画笔绘出对和平的企望。无论是纽伦堡骑单车上班的年轻男人，天鹅堡下嬉水的孩童，还是慕尼黑宗教节日上跳踢踏舞的少年舞者，他们的年轻的面孔单纯、快乐、悠闲、自在。
在德国，对年轻人有这样一句评价：我们不会批评和我们选择不一样的人，只会鄙视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人。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将自己称为“森林部落”的民族，他们与森林有着与生俱来、难以分割的情结。
二战结束后，德国能源紧张。冬天，人们宁愿挨冻，也不愿意砍伐树木用来取暖。德国人说：“走进森林去吧，像一个受伤的动物，把自己藏起来，它自会痊愈。”使用欧元之前，德国1芬尼到1马克的硬币上，都是以橡树叶子作为装饰图案。森林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民族的团结精神。
在柏林、汉堡、慕尼黑、哈根和施万高这些德国城市，你见不到那些象征现代、繁荣的摩天大楼，但会经常路过成片的森林。这是德国人休息时最爱去的地方。
在德国境内穿梭，火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沿途都是绵延不断的绿林。夕阳西下，葱郁的林中有几只鹿儿正怡然驻步，扬头向我们好奇地眺望，那真是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
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提起德国，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诸如“严谨”“精良”，甚至“刻板”这样的词汇，但这只是抽象的概念。对于那些亲身游历德国的人来说，第一感受恐怕只是一个字——“笨”。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李国卿
也许德国模式没有那么多玄妙。套用时下流行的表述，无非是“回到常识”，尊重规律，该走的路不能少走，该等的时间一定要等。不然，“出来混迟早会还的”。
提起德国，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诸如“严谨”“精良”，甚至“刻板”这样的词汇，但这只是抽象的概念。对于那些亲身游历德国的人来说，第一感受恐怕只是一个字——“笨”。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2006年，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到德国进行了一次自驾游。他开车在德国乡间漫游，心旷神怡地驰骋在异国景致中。没一会儿，令他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前方高速的一个车道关闭，指示牌上声明：“此处修至2012年！”什么状况需要修6年呢？随着车流从邻近车道经过时，他特意看了一下，现场有两个工人给路面打“补丁”，这在国内也是常见的情形，然而那个深坑以及因此显露出来的路面厚度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尽管如此，以常识来说，这样的工程工期也不应该超过一个月。“两个人”，“6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路里，赵亚辉在心中一直反复嘀咕着这两组“数据”。“德国人！”他摇了摇头，这个词汇变得有点儿不可理解。
与此类似的疑惑经历，几年前我还读到过一则。一个中国人出差到柏林，他经过市内一个建筑工地——显然是在盖一座楼——还没起来，所以看不出多高。周围防护严密，多条喷水管一直在洒水压尘，所以周围环境整洁。这让他感觉惊奇但愉快，心想国内的工地如果能有这样的管理水平就好了。一年后他又出差经过原地，这回让他惊奇的是，与第一次相比，整个工地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他忍不住上前去问：“这楼是要盖几层？”“4层。”对方回答。“要建多久？”“4年。”“这么久？”“建好后能用400年。”
这种状况尽管属实，但却极端地像个笑话。尤其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甚至能够理解另一种极端：我曾经看到新闻说杭州一个居民区被拆迁重建，而它刚刚建好5年。不知道这个小区建了多久，但这还有意义吗？这回我们需要摇头不解的是另一个词：GDP（国内生产总值）。
谁更聪明，或者说，谁更笨？如果我们了解世上的房子分两种——一种要使用400年，还有一种5年后就要拆掉——这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别
德国学者冉珊鹤（Ulrike Reisach）2008年提出英美“商人文化”与德国“手工文化”的差异，在她看来，美国模式代表着急功近利，而德国模式在传统上则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手工业文化。她警告德国企业，如果继续沿着美国的商业模式，遗忘了自己原有的商业传统，它们将会迎来无法承受的商业危机。很快，她的警告被来势汹涌的经济危机所证实。
但我们仍然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两种模式其实是互相渗透的。正如最近伦敦因为欧债危机发生骚乱，德国同样也发生骚乱，遭受危机之苦；冉珊鹤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批判分析，直接灵感并非来自于美国，而恰恰是基于她自己在西门子供职17年的经历。
当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美国模式成为世界的通用做法，并且大有给我们带来第二次经济危机之势，但我们仍然愿意把这看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借用另一位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科学家——迈尔医生最早发现的著名理论来做一个比喻可能更为妥当：人们总是钟爱于“能量转化”带来的惊喜，却往往忽视“能量守恒”这个前提，其实它们两个属于同一个物理学基本定律。
所以谈德国并不是要否定美国，那是另一种偏颇。但当这世界偏颇既久，连美国人都主张反思借鉴，就真的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德国不仅制造机器，影响当今世界的主要思想也大都发源于德国，梁文道认为这与容克地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世代积累的财富和无所事事的儿子成为思想家产生的主要模式；德国还曾经流行一种说法：银行家的女儿应当嫁给城里最有才华的穷小子，这样，金钱才算是物尽其用。
不仅是对于金钱的理解，德国人对生活的许多基本观念也和我们不一样。中德科学中心德方副主任赵妙根博士接触过不少去德国留学的学者，他们经常会说，在德国不用那么长时间待在实验室；而在中国，早上8点进去，半夜不到12点是不出来的。如果你出来早，导师会有意见，就说你这个人不努力等等；到了德国的话，早上9点钟进实验室，下午5、6点钟就要下班回家，你不能在实验室待更多的时间，甚至不能晚上加班，因为他要保证你的一个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时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在德国的科研成果却远胜于国内，赵妙根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
人们总是偏好诸如快与慢、笨与精明谁更好之类的辩论，也许德国模式没有那么多玄妙。套用时下流行的表述，无非是“回到常识”，尊重规律，该走的路不能少走，该等的时间一定要等。不然，“出来混迟早会还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一体两面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它的典型经验性表述其实只是：永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可惜这个简单的真理总是被人们选择性遗忘——不仅仅作为物理规律，更多是作为经济规律——所以需要时不时地提起。
赵亚辉的德国自驾游到达科隆，在这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天主教科隆主教座堂。这座德国第二、世界第三的教堂自13世纪中期起建，工程时断时续，直到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00年，但它直到今日仍然修缮工程不断。听人介绍这座宏伟的建筑从来未曾完全拆除脚手架，顺着指引望向高耸的钟楼，赵亚辉此前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遭遇的疑惑，顿时释然。
重识德国制造
德国有相当多具有高品质和国际视野的中小企业属于制造业。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竞争力，也代表了将生产与服务相结合寻求新解决方案的能力。对于我，这很重要，因为所谓虚拟的知识社会至今还未实现。工业与服务业间日益重叠，而高品质的工业服务只存在于工业中心，并不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曹可臻
窗外是繁忙的汉堡港，巨型起重机在海港上一字排开。施万克（Burkhard Schwenker）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插袋，一手拿着香烟。他的装束令人联想起欧洲的老派贵族——一身保守的深色西服，胸前的口袋里还仔细地插着一块手帕，灰白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我们所在的办公室位于汉堡市地价最昂贵的街区——海港城。这是罗兰贝格的汉堡总部。
20年前，施万克只身来到汉堡，创立了这个办事处。今年53岁的施万克，是德国西伐利亚州一个小镇木匠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接手父亲的事业，而是将家族公司卖给朋友，自己加入了罗兰贝格。
14年后，他成为继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后的第一任CEO。2010年，他又从罗兰·贝格的手中接下了监事会主席的指挥棒。和施万克交流并不困难，长期的咨询生涯令他具备倾听的能力和全球化的视野，数学和管理的学术背景令他的思维极具逻辑性。他的谈话风格具有德国人的特性，谨慎严谨，只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表看法。他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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