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占喜 著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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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书系.翻译研究·语用翻译学试读：
前言
2005年，笔者完成的博士论文 《翻译过程的关联—顺应研究：文化意象处理举隅》（Relevance and Adjustability：A Study of Translating Process in Cultural Image Renderings），是国内翻译界和语用学界第一部从语用学理论研究翻译认知过程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于2007年，在科学出版社作为学术专著，以 “关联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英文）为名出版，第一版3000册，6个月内售罄，后来又多次加印，完全超出责任编辑和笔者的预料，在国内语用学界和翻译学界引起了关注。
以博士论文研究为基础，笔者于2007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语用翻译学原理”并获得立项。从项目立项到最终完成历时四年之久，研究内容主要来源于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发表的学术观点，以及随着研究深入，发表在外语类、语言类、中文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
此次推出专著 《语用翻译学》，是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与2007年的学术专著相比，变动较大的是：第1章 绪论、第3章 研究理据；增加三个章节：第2章 翻译过程研究、第8章 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语用翻译策略选择原则、第10章 结束语，并对语用翻译发展进行了展望。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以下五个方面作出较大修改或补充完善：（1）系统修订构建翻译过程的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理论框架（2007），重新勾勒了翻译过程流程图。（2）把全文译例分为 “文化意象”话语和 “非文化意象”话语，并增加许多 “非文化意象”话语译例，以弥补 《关联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仅对文化意象翻译过程论证的片面性，同时以笔者切身的翻译实践经验验证构建的新范式是否对翻译过程具有强大的阐释力。（3）界定 “原文意境效果”概念：“在原文宏观语境观照下，译者与作者跨文化心理对话过程中，在其大脑中构建语境假设，把握原文话语语言风格或交际线索的互动过程中，动态生成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并纳入译者考虑自己心理动机方面，以更好地探讨非文化意象话语翻译过程。（4）提出 “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语用翻译策略选择原则”，从理论高度和实践应用方面，为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提供指导性原则。（5）清晰认知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现状，明确预测其发展趋势，指明语用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内语用学者和翻译学者一直期望笔者出版汉语版语用翻译专著，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学术观点。《语用翻译学》有望满足他们对语用翻译研究的期待，同时，笔者也期望此书的出版，能对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或者推动作用，为翻译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书稿付梓，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感谢华南农业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外语学科项目资助；感谢导师何自然教授的厚爱与提携；感谢黄国文教授、吴善添先生的关照与支持；感谢黄忠廉教授拨冗作序；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杜小陆先生、刘晶编辑的辛勤工作；感谢课题组成员张国俊、吕靖、孔令伟老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李占喜2017年1月5日第1章绪论1.1 简介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意识到，目前的翻译研究缺乏系统性 （Gutt，1991），提倡从整体上、宏观上将翻译理论研究系统化，这样可以大大推动翻译学科的建设 （郭建中，2000，序3）。要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翻译，就不能忽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思路：其一，对翻译操作过程的静态研究；其二，对译者思维运作过程的动态研究。国内外有些学者，例如美国学者Nida，英国学者Bell，德国学者Lǒrscher和Gutt，中国学者张今、柯平、王军等对翻译过程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翻译过程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并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由于其涉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并且这种交际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对译者翻译操作过程进行静态研究不容易，对译者思维运作进行动态研究则更难。
本项目将在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关联理论和Verschueren（1999）的顺应理论的框架内，从语用学的视角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探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运作的动态过程。1.2 研究对象
本书试图探讨翻译过程的动态性。我们将描述译者的大脑思维运作机制是如何促使译者与原文作者和他的意向读者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本研究范围涉及译者的思维能力，旨在揭示译者交际能力的潜在可能性。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我们构建的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来阐释翻译过程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将 “翻译过程”界定为 “原文语篇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译者思维的运作过程”。我们假定，整个翻译过程由语篇释意交际过程和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两个阶段组成。前者，我们界定为 “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跨文化的心理互动过程”；后者，我们界定为 “译者与他的意向读者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关联理论为译者阐释原文话语过程提供理论支持；顺应理论为译者如何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以及如何与意向读者进行交际，提供理论上的真知灼见。在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吸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翻译过程研究的“关联—顺应研究路向”。1.3 选题原因
从翻译过程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问题在翻译界尚未得到解决：
首先，翻译过程的定义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有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翻译过程发表过不同的观点，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有关翻译过程的定义。因此，有必要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澄清论证，以减少学者在翻译程序、译者思维过程和译文文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困惑。
其次，随着当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学者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过程。但是，由于翻译过程极其复杂和学者们不同的翻译实践经验，一般很难解决翻译过程的一切问题。而且，由于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对译者思维动态性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再者，目前翻译理论家提出的研究模式，尚不能就译者的思维如何运作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这些模式，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但是，他们远不能就译者译文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给我们一个论据充分的解释。因此，需要一个更具有阐释力的、新的理论体系，对译者的思维运作进行细致深入的描述。
最后，语用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研究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方面，已经被证明是最具有阐释力的研究视角之一。翻译过程涉及译者对原文语言的理解和译文语言使用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从语用学的视角，全面深入阐释译者的思维运作过程是可行的。
促使笔者深入研究翻译过程的主要动因还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虽然已经有学者对翻译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 （例如Bell，Gutt）需要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笔者采用的语用学视角将会丰富或者补充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翻译界学者期待译论研究从语用学角度有所突破的愿望，做出回应和尝试。其二，本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研究，可以使翻译界学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翻译过程，为语用学者从事翻译研究提供借鉴。1.4 研究意义
本研究综合运用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来描述翻译过程的动态性。目前，翻译界和语用学界尚没有学者从这些视角探讨译者的思维运作过程。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涉及人类交际的语言、社会、认知维向，因而这两大语用学理论可以有力地阐释翻译过程的动态性。
翻译过程的语用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在于：我们构建翻译过程的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提出“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对译者的思维运作做出有力的阐释；尝试解决Bell和Gutt没有解决的问题，丰富和补充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语用翻译策略选择原则”，指导译者选择合适的语用翻译策略；概括总结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特征，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过程的本质。
实践意义在于：该研究可以使翻译界学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翻译过程，给翻译学者从事翻译研究提供借鉴；在翻译教学上，使学生了解翻译的思维策略和操作步骤，使其较快地认识翻译的本质，灵活运用各种语用翻译策略等。1.5 研究目标
本研究试图达到以下三个研究目标，它们是翻译过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回顾前人有关翻译过程研究的相关文献，认为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以便从语用学理论视角探索翻译过程的动态性。语用学理论主要研究语言理解、语言使用和语境的动态性。译者怎样理解原文话语，可以在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找到理论根据，因为该理论研究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如何理解说话人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译者怎样运用目的语产出原文话语，可以通过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寻求理论支持，因为此理论探讨语言使用者怎样在言语交际中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以便达成交际成功的。因此，在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关联—顺应研究路向”，从译者的角度研究翻译过程的动态性。
其次，通过反思性回顾前人有关 “直译”和 “意译”两大翻译策略的学术观点。我们认为该方面的研究有必要从翻译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建构层面。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翻译策略选择背后，译者出于何种考虑选择具体翻译策略，或者说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就目前所接触到的相关文献，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学者对此做出深入探究。因此，我们拟从翻译过程的“关联—顺应研究路向”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把翻译策略的相关研究提升到一个理论建构的层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最后，通过分析 “文化意象”话语翻译及 “非文化意象”话语翻译的相关语料，和对语篇释意交际过程及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动态性的理论论述，我们试图概括总结文学翻译过程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些特征贯穿了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的性质和规律。了解这些特征，在正确认知处理作者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基础上，译者将能够作出灵活的译文语言选择。1.6 研究问题
为了实现这三大目标，本研究在翻译过程的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的理论框架内具体回答下面三个核心问题：（1）在翻译过程中，阐释和产出原文话语时，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2）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语用翻译策略的原则是什么？（3）翻译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什么？1.7 研究框架
本书共分为10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 绪论：简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选题原因、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等。
第2章 翻译过程研究：回顾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过程的研究，梳理关于翻译过程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指出Bell和Gutt关于翻译动态研究观点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将在本书中予以补充或完善。
第3章 研究理据：回顾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译者即协调者、语用等效等理论依据，这些也将成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并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处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第4章 研究方法：简介本研究的一些方法，诸如理论演绎、译例分析、描述法、追溯法等。简要说明本研究的语料来源和分析语料思路。
第5章 翻译过程的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构建新的理论范式，从语用学的视角对翻译过程作出阐释，主要探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和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译者思维动态性的问题。在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描述译者如何理解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以及如何做出语言选择传达其意图，从而了解译者与原文作者、译文读者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其大脑信息处理机制是如何动作的。我们还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对译文选择的制约作用。最后，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反思西方 “等效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以期深入揭示译者在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
第6章 语篇释意交际过程：探讨译者在阐释作者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时其思维是如何运作的，主要包括译者如何认知处理作者的明示内容、强弱交际、明示暗含、文体风格、程序意义等。并指出找到与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及体味出原文意境效果是译者认知处理时应该力争达到的目标。所有这些将为译者在译文认知语境中话语构建成分的不同层面，进行语言选择做好认知准备。
第7章 语篇产出交际过程：分析译者有意识地进行语言选择，并从不同心理角度顺应译文读者时的思维过程。主要从译文语境关系的顺应、译文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过程的动态性、顺应过程的语用意识四个角度透析译者顺应译文读者的动态过程。本章试图补充或丰富Bell和Gutt有关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运作的相关观点。
第8章 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语用翻译策略选择原则：提出语用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指在翻译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不断地作出译文语言选择，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动态心理过程。
第9章 翻译过程的特征：在理论演绎和译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概括出翻译过程的一些主要特点，诸如关联性、不定性、变异性、协商性、顺应性等，并且例证这五个特征之间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第10章 结束语：总结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包括关联—顺应研究路向；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语用翻译策略选择原则；翻译过程特点；丰富和补充Gutt和Bell观点四个方面。然后，阐明本研究的启示，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展望语用翻译研究前景等。第2章翻译过程研究2.1 简介
为了推动翻译学科的建设，要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翻译，就不能忽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然而，“我国的译学理论建构还处于初创阶段，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语言、文学及文化方面单一静态的零散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美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角度，在更高的层次深入研究翻译功能、借用心理认知科学深入研究翻译过程的成果更少，有待系统和完善，各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和整合更待探讨和开发”（杨平，2003：1）。“虽然有许多文章都强调从相关学科中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但大都只是提及而已，很少有人将从其他学科中借来的新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杨自俭，2002：2－10）。
双语转换这一行为的复杂过程研究不够深入，导致译学界长期以来陷入直译与意译、科学与艺术、归化与异化纷争的泥潭中。难怪有学者抱怨，忽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是造成译论研究不够健全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义诚，1997：2）。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其二，翻译界学者长期以来重实践轻理论的心态；其三，翻译界同仁在译学之外的理论功底有待提高；其四，从跨学科角度寻找切入点较为困难等。
虽然 “翻译从一语言转换成另一语言的心理机制至今还是个谜”（郭建中，2000：66），但是，国内外有些学者，例如美国学者Nida，英国学者Bell，德国学者Lǒrscher、Gutt，中国学者张今、柯平、王军等对翻译过程还是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探索。2.2 翻译过程研究：回顾与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思路：其一，对翻译操作过程进行静态研究；其二，对译者思维运作过程进行动态研究。前者是指对翻译的操作步骤进行客观静态描述；后者是指对译者的大脑思维如何运作进行动态描述。2.2.1 静态研究2.2.1.1 国外相关研究
Nida和Taber（1969）认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析 （A-nalysis）、转换 （Transfer）、重组 （Restructuring）和检验 （Testing）。分析阶段主要是确定原文文本 （词汇、句法、修辞等各方面）的意义。换句话来说，在分析的过程中，内容和形式都要考虑。转换阶段即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也就是从源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过程。重组阶段就是译者把在分析过程中得到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检验阶段即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检验的不是文字或语法上的对应，而是对比原文的意义和译文的意义是否对等。“动态对等”是Nida翻译理论的核心，它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
我们认为，Nida有关翻译过程观点的优点是，描述翻译过程的流程图直观、简单明了，但实际上，他所勾画出来的是一个具体的翻译操作过程。不足之处是，在转换阶段，“转换的心理机制至今是一个谜” （郭建中，2000：66），Nida没有努力去揭开这个谜。由此看来，Nida没有详细地解释翻译的动态过程。
Steiner（1975）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赖 （Trust）、侵入 （Ag-gression）、吸收 （Incorporation）、补偿 （Restitution）。信赖，即在着手翻译之前，译者信赖原文的价值，认为原文值得翻译。侵入，即侵入原文，就像抓俘虏一样，译者打破语言的外壳深入到原文的内部，将核心的思想抽取出来。吸收，即必须把前一步骤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原文的意思和形式，移植归化到译语之中，用译语完整地体现原文的所有信息。补偿，即翻译应当寻求在翻译的前段失去的平衡。Steiner对翻译的过程作出了客观、静态的描述，但是，他的观点没有揭示出翻译过程的动态性。2.2.1.2 国内相关研究
张今 （1987）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学翻译，他认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理解就是探求原文艺术内容的过程；表达就是探求译文语言形式的过程。不论理解还是表达，都要力求达到主客观的一致。理解是要力求做到译者对原作艺术意境的主观认识同原作中客观存在的艺术意境相一致。表达是译者根据自己脑海中的审美意象，参照原文语言形式，在译文语言中选择适当的词语和词语组合 （表现法），对几种可能的译法进行语言、逻辑、思想和艺术分析，最后重新建构一种认为最能再现自己头脑中的审美意象的新的语言形式。理解是表达的前提，在理解和表达两个环节中，理解是关键。
柯平 （1998）运用符号学有关语义分析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翻译过程。他认为，该过程就是理解原文，并把这种理解恰当地传递给读者的过程。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组成，即理解、传达和校改。理解阶段，译者要分析原文的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前者包括对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的理解；后者包括文化因素和非文化因素对指称意义、语用意义、言内意义的影响。传达阶段，是译者把自己所理解的内容正确、充分而又自然地传送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译者在该阶段注意力的焦点是译文读者，他必须着重考虑如何用译文读者能够自然接受的语言，告诉他们原作者所说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译者既需要艺术家的灵感和良知，也需要工匠的技巧和汗水。校改阶段，是保证译文可信性 （灵魂）的一个关键。在这个阶段，译者要注意去除 “翻译腔”，进行必要的文字润饰，并要避免 “欠额”翻译和 “超额”翻译。
我们认为，张今和柯平都对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了深入、有意义的探索；对翻译过程进行了静态客观描述。但是，由于所依赖理论基础的缺陷，他们对翻译过程的动态性研究很难深入。2.2.2 动态研究2.2.2.1 国外相关研究
Roger T.Bell（1991）指出，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了三个不同的操作领域 （句法、语义、语用）。在翻译的解码过程中，译者要通过句法、语义、语用等分析获得原文的语义表征 （Seman-tic Representation）和文体风格 （Style）等内容。然后，在翻译的构码过程中，再经过语用、语义、句法等合成来生成译文。根据他的观点，要阅读文本，必须先进行句法分析，经过语法分析器以及词汇搜索系统，进入语义分析阶段，最后进入语用阶段，找出其主位结构并进行语域分析。
这样，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分析后，文本会进入语义再现阶段、思维组织阶段和计划阶段。文本的语义再现包括句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诸如分句结构、命题内容、主位结构、语域特征、言外之力、言语行为等。语义再现就是对分句进行三个方面的分析后得到的结果。同时，整个分析还会输入思维组织器官。许多译者在正式翻译前，都会通读一遍全文，实际上就是在做这项工作。当源语文本已转换为语义再现后，如果译者已经决定要对其进行翻译，就会进入合成过程，即在翻译的构码过程中再经过语用、语义、句法等合成来生成译文。
该模式的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试图从认知的角度描述翻译中译者的思维过程，解释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与译文形成的详细过程。缺点是，流程图形复杂，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很好的使用价值。“Bell讲的翻译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原文的语义表现合成为译入语文本，但是他没有讲清楚合成的具体步骤。”（孙艺风，2000：61）“把整个文本进行线性分割处理，其单位为 ‘分句’。……在大多数情况下，句子确实是可供处理的较好的翻译单位，但是也有例外。”（廖七一，2001：229）“对于呼唤功能文体，其最小翻译单位是段落，最大翻译单位为文本。”（Newmark，2001：15）我们认为，由于Bell依赖的主要是语言学理论，所以，他设计的翻译流程图并没有动态地描述出双语转换时译者的思维运作过程。
Gutt以关联理论为理论框架，构建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并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他把翻译解释为语际间引述 （Interlingual Quoting）。Gutt把关联理论中语言使用的描述性用法 （Descriptive Use）和阐释性用法（Interpretive Use）运用到语际间的语境 （Interlingual Context）中，并且，把翻译界定为类似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中的引述的二次交际情景 （trans-lation as a secondary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similar to quoting in direct／indi-rect speech）。如果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在交际线索和语义表征方面释义性相似，那么译者采取的是直接翻译策略；如果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在功能方面描述性相似，那么译者采用的是间接翻译策略。
关联理论把翻译视为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该理论认为译文应该是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收语语段。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追求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 （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 （Expectation）相吻合。为达此目的，译者负有双重推理的责任。首先，译者必须体会出原文作者的意图，亦即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给原文读者哪些语境假设，同时，译者还必须了解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换言之，译者要考虑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给原文读者的语境假设在译文读者的潜在语境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要考虑从中调出所需要的语境假设是否十分费力，推导努力和语境效果是否相称。
Gutt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关联理论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也争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受到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贡献在于，对译者思维运作过程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阐释，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视：①过分执着于关联理论，没有评述前文发表的语用翻译观点。②没有指出在二次交际情况 （Secondary Communication Situation）下，译者的译文在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时出现的冲突与关联的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③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这一原则标准似乎有些过于抽象。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怎样作出语境假设，以及具体在哪个层面上与目的语相关联，他没有对此作出详尽的说明。④没有涉及文化缺省的翻译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笔者2008年发表过的相关文章。
德国学者Lǒrscher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心理语言学的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他通过 “有声思维”方法收集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数据，发现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往往按步骤解决。一般来说，受试者找不到最合适的译语时，他们会在记忆里搜寻，激活记忆里的信息网络，产生临时的答案，然后试图优化已有译语。Lǒrscher的研究成果说明翻译时，译者首先根据背景知识获得原文的语义内容，然后又在原文语义内容的引导下，选择恰当的表达形式生成译文。但是他无法解释和描述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信息进行重构过程中的语言选择策略和心理动机。2.2.2.2 国内相关研究
王军应用Van Dijk的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和Rado的翻译逻辑素思想，构建翻译中语篇解构和重构的思维模式。该模式的基本思想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逐步在大脑中形成原作的宏观结构，识别出被称之为逻辑素的原作的各种语言与非语言特征和译文要求的特点，然后在宏观结构的指导下，以逻辑素为思考单位，将原文转换为译文。
王军的研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运作的动态过程，其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们认为，仅仅靠Van Dijk的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和Rado的翻译逻辑素思想来揭开译者大脑的 “黑匣子”，是不太现实的。目前，还没有学者对人类大脑的思维运作过程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另外，其研究也没有进一步探讨译者在转换译文时的心理动机，即译者的译语选择从哪些心理角度来顺应译语读者。我们可以从王军的研究中借鉴她的研究思路，去阐释翻译中语篇解构和重构的动态过程。2.3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从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两个取向，梳理了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过程的研究。在翻译过程的动态研究中，我们指出Bell和Gutt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将在本课题的研究中予以补充和完善。
翻译过程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并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由于翻译过程涉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并且这种交际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对译者翻译操作过程进行静态研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译者思维运作进行动态研究则更难进行。译者的大脑是一个 “黑匣子”，心理学家、认知语言学家、人工智能专家等都想揭开人类大脑 “黑匣子”之谜，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这项工作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有声思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在实验过程中，该方法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因为受试者的心理状态、个人情绪、参与态度等因素有时难以很好地控制。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对于翻译理论的系统化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的推动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第3章研究理据3.1 简介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关联理论为译者阐释原文话语的过程提供理论支持；顺应理论为译者如何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与其意向读者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理论基础；依据Hatim和Mason的 “译者作为交际者”的观点，揭示译者如何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充当协调者；根据何自然的语用等效观点，透析译者译文语言选择及其翻译策略；依赖社会心理学理论，探讨译者译文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3.2 研究理据3.2.1 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在其专著 《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中提出关联理论。他们认为交际是明示推理的过程：交际者产出一个明示刺激，并通过它在交际者和听话人之间互明与之相关的一个语境假设集合I；交际是一个涉及说话人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明示和推理是语言交际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
Sperber和Wilson把信息意图定义为，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明晰或更加明晰他要传达的一系列的语境假设 （交际者产出一定的刺激，比如话语，目的是让听话人明白或更加明白一系列语境假设），简单地说，就是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交际意图是，说话人希望使听话人互明他有这样一个信息意图，即让听话人明白说话人有一个信息意图的意图。信息意图是话语的字面意义或自然意义，与话语的明示有关，为听话人的推理提供直接依据；而交际意图是话语另一层次上的意义，与听话人理解话语时的推理有关。当且仅当信息意图对交际双方来说都是互明的，或者实现了交际意图，说话人才能够成功地进行交际。在信息意图中，说话人希望自己讲的话语能够对听话人产生某种影响；而在交际意图中，说话人希望听话人能够识别该信息意图。
关联理论以 “关联”的定义和两个一般关联原则为基础。一个是关联的认知原则，即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另一个是关联的交际原则，即每一个话语或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其中前者与认知有关，后者与交际有关。交际原则以第一原则为基础，第一原则可以预测人们的认知行为，足以对交际产生导向作用。
Sperber和Wilson提出最佳关联假设的修改版 （1995：270）：（1）明示刺激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听话人付出一定的推导努力进行处理；（2）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相一致。
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一方面需要让自己的话语对听话人来说显得更加关联，从从而增加认知效果；另一方面，又要使之能够减少听话人理解时所付出的推导努力。
关联性依赖于推导努力和语境效果两个因素的互动。这两个因素是依赖语境的，同样的道理，关联性本身也是依赖语境的。关联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话语的含意会因其在语境中取得不同程度的关联性而有所差异。在信息处理时，人们会尽量以最小的推导努力取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也即人类认知以关联性及最大程度的关联为取向。关联性的大小可以根据认知效果 （Cognitive Effects）或语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s）和推导努力 （Processing Efforts）进行判断。它的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推导努力与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推导努力越小，则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越强。
Sperber和Wilson还区分强式交际 （Strong Communication）和弱式交际（Weak Communication）。在强式交际的情况下，交际者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听话人的某些思维内容。在弱式交际的情况下，交际者仅仅是把听话人的思维引导至某一个方向。通常情况下，在人类交际的互动中，弱式交际要比强式交际更具有交际的效果或者更为交际者乐于使用。
他们把以明示方式传达的语境假设视为明示；把以暗含方式传达的语境假设视为暗含。隐含前提可以由说话人提供，也可以从其记忆中提取，还可以由其大脑中调出的认知图式来构建隐含前提。暗含越弱，听话人越不能确信他提供的特定语用前提或者语用结论是否能显示出听话人的思维。
Sperber和Wilson以一个新的视角阐释了 “风格”的定义：风格即关系。风格可能出现变异的一个维向是，风格制约或者引导听话人寻找关联的程度不同；风格会出现在寻找关联的过程中。他们把意境效果 （Poetic Effects）定义为：话语通过推导一系列弱隐含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时产生的特殊效果。潜在隐含范围越大，听话人构建隐含的责任也就越大，意境效果也就越大。文体风格的差异在于取得关联方式的差异。
关联理论是研究在语言交际中，听话人如何理解交际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因此，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中，译者在认知处理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时，他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3.2.2 顺应理论
顺应理论或者语言顺应理论是由Verschueren创立、发展并最终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作出顺应，对于生物体自身在环境中获得动态平衡、维持生存的过程是很关键的。就语言使用顺应过程而言，“人类从一系列变异性的选择范围内作出语言选择，以达到交际的需要。”Verschueren认为，“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
关于选择，有这样一些观点：其一，选择可以在任何可能的语言结构层面进行，在不同层面的选择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其二，说话人在交际中不仅要选择语言形式，还要选择语用策略。其三，在不可避免地引起有意识行为的意义上，选择可能有误导作用，选择过程可能会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意识。其四，选择是在产出话语和阐释话语的过程中作出的。两种类型的选择，对于交际的顺利进行和意义的生成同等重要。其五，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没有选择或者不选择的自由；语言交际一旦发生，交际双方就要作出选择，不管选择的可能性范围是否能够充分满足当时交际的需要。其六，语言选择一般是不等效的。
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征。为了进一步阐明选择的概念，Verschueren引入了三个具有不同层级性并且相互联系的核心概念。
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语言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的是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协商性隐含着不确定性。其一，在语言产出者一方，存在着选择的不确定性。不论语言选择是否能够准确地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使用者也不得不进行语言选择。其二，在阐释者一方，也存在着选择的不确定性。说话人的话语可以得到多种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语言选择不必把二者选择从可阐释范围内排除掉。其三，不管是在产出者一方，还是在阐释者一方，即便作出语言选择，也可以永久性地进行协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语言使用的动态性。
根据顺应论，我们必须从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这些方面与语言使用动态过程中的语言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认知因素等有紧密的联系。
根据Verschueren的观点，首先，语境关系的顺应包含与语言选择相互顺应的交际语境中的所有成分。其次，结构关系的顺应包括四个方面的选择：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话语和语段的选择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再次，顺应的动态性主要关注交际中意义的生成过程，它与语境关系的顺应和语言结构关系的顺应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后，顺应过程涉及认知心理因素，即意识程度。社会和认知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心理 （Mind in Society），是语言使用者作出顺应和生成意义的依据。在言语交际中，人们不仅有语境意识，而且还通过社会心理对意识程度的不同反映，选择恰当的语言，作出恰当的顺应。
顺应理论研究的是语言使用者如何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以实现成功交际。因而，依据该理论，我们研究在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译者在译文认知语境中作出语言选择与译文读者交际时，他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3.2.3 译者作为协调者的观点
Hatim和Mason（1990）认为，翻译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交际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语际转换活动；它是涉及文本产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协商意义的动态过程。“译者站在动态交际的中心，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担当协调者的角色。”在跨文化交际的双方之间，译者首先是一个协调者。在协调的过程中，他不仅具有双语能力，而且具有双文化的视野。译者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协商 （包括意识形态、道德体系和社会政治机构等），克服在交际的意义转换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现象。
但是，译者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协调者身份，那就是，他是原文文本具有特权的读者，不像普通的原文读者或者译文读者。译者阅读原著是为了产出，为了重新编码而解码原文文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处于核心地位。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他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词语在语境的内涵意义、暗含意义、推理意义；另一方面，他必须在译文中如实地、充分地再现这些意义。
从Hatim和Mason的观点中，我们推断翻译时，有一个语言范围可供译者进行选择，以传达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在语篇释意交际过程中，译者必须协调出与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以方便潜在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进行心理互动。在语篇产出交际过程中，受最佳关联的引导，译者将考虑如何更好地传达这一最佳关联，他需要在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之间协调出相应的译文语言。
Hatim和Mason的 “译者作为协调者身份”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研究译者如何确定作者的意图和如何使他的语言选择顺应于译文读者方面，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3.2.4 语用等效论
何自然 （1992）认为，语用翻译是一种等效翻译观；语用翻译可以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别研究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语用语言等效，就是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作的内容，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翻译中要达到社交语用等效，译者就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使用，为此，他必须具有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要达到社交语用等效，译者要对源语和目的语有较深的造诣，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还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
何自然的语用等效观点可以引导译者在翻译时作出灵活的译文语言选择，这些选择必须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为前提。因此，他的观点为我们研究译者翻译时如何作出语言选择和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3.2.5 社会心理学理论
认知一致性理论 （Heider，1958）认为，人们常常接受适合他们总体认知结构的态度，他们往往会在态度之间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寻求认知上的一致性。当有几种信念或价值观不一致时，他们总会努力使其保持一致。如果其认知已经达到一致，但又面临着一种可能导致不一致的新认知时，他们会努力把这种认知的不一致状态降到最低程度。认知一致性理论认为尽力保持或恢复认知上的一致性是人们在交际中的一个主要心理倾向。
认知不和谐理论 （Festinger，1957）认为，在达到认知一致的过程中，认知上的不一致常常给人们的心理产生压力感，因而，人们会设法将这种压力去除。减少压力意味着恢复认知上的一致性或者和谐状态。当人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逆转或不可改变时，减少认知不和谐的主要途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便使其认知达到平衡，并尽可能地保持认知的和谐状态。
动机理论 （Kelly，1967）认为，人们在交际中总是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态度。每件事情都有损、益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坚持站在对自己利益最有利的一个方面。
这些社会心理学理论，旨在研究说服性交际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中人们的态度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译者所关注的是他的译文话语能否为译文读者所接受；换言之，在什么条件下，这些话语可以 “说服”译文读者接受它们。一般来讲，译文读者阅读译文话语时，译文本身的质量起到了核心作用。
译文话语能否满足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是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这一事实是以译者对翻译任务所持的良好翻译态度和翻译行为为前提的。为什么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为什么译者有时不得不在翻译过程中作出变异性的语言选择以顺应译文读者？这些社会心理学理论为我们深入探讨译者译文选择背后的认知因素和心理动机提供了理论支持。3.3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综述研究理据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翻译过程的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我们还回顾Hatim与Mason有关 “译者作为协调者身份”的学术观点，以及何自然的语用等效论。为我们研究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作为协调者如何确定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以及译者如何作出语言选择满足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再者，我们简要介绍了Heider的认知一致性理论、Festinger的认知不和谐理论和Kelly的动机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提出 “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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