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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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试读：

像许多人一样，我的阅读记忆也是从文学作品开始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琢磨，最初的文学阅读实在是简陋得不成样子。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难免苦涩。

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似乎已迷上了文学阅读，画书(小人书)已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然而，书在那个年代可谓奇货，求之不得，我只能饥不择食，逮住什么看什么。有一天，父母给我一块钱，让我去邻村买点东西。邻村如今已是一个集镇，那个年代也比一般的村庄繁华，其例证之一是供销社里居然还摆着几本书，顿觉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看见书我就走不动路，究竟是买书还是买东西，捏着那块钱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我下定决心，冒着可能被家人责怪的风险买下了一本厚厚的小说：《激战无名川》。

如今，我才在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查到了它的基本信息：《激战无名川》，郑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432页，0.85元。这么说，我当时是带着这本书和剩下的一毛五分钱回去交差的。很可能这是我亲手买回来的第一本书。

◆ 《激战无名川》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导演：华纯、王少岩；编剧：郑直、黄宗江；1975年上映)，但我却不记得是否看过。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这本小说的封面，也记得它写的是抗美援朝，仗打得很热闹，但里面的故事情节却早已忘得精光。而我当时读过的小说差不多都与打仗有关：《敌后武工队》、《播火记》、《连心锁》、《碧泉之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连心锁》里有个朴成模，许多年我都把“朴”念成了“普”而不是“瓢”。《播火记》是就着一盏煤油灯读完的，朱大贵手中的机关枪一突突，我就像打了鸡血，顿时心花怒放，血脉贲张。就这样，国家意识形态的巨手在我的心灵琴键上弹奏出一串串粗放的音符。

十二岁那年的正月，我与邻居家的小虎步行二十多里，去了县城。进城的目的之一大概是想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之二是要去新华书店逛一逛。逛完县城，已是疲累，遂步行十里，在中途的亲戚家住下。亲戚家大人不在，只有表妹相陪。我等着大人归来，终于支撑不住，躺在炕上围着炉火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灼热的痛让我惊醒过来，睡眼蒙眬中，我看见我的两腿冒着青烟，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想起屋子的另一端有一口水缸，便跳到地上向那边移动。然而，我只是走到屋子的中央，青烟已变成火苗。我走不过去了，而是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大呼小叫。院子的东屋住着一家邻居，听见堂屋凄厉之声传出，连忙跑进去把我摁倒，脱去了我的裤子。

我穿的是一条棉裤。

醋，酒，酒精，纱布，鸡蛋油，杜冷丁，我的腿被土洋结合的各种偏方治着，却终于还是感染化脓了。我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等烧伤全部愈合，麦子已经熟透了。

我烧伤了双腿，右腿尤其严重。我也开始了漫长的疗伤、养伤的过程。醋，酒，酒精，纱布，鸡蛋油，杜冷丁，我的腿被土洋结合的各种偏方治着，却终于还是感染化脓了。我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等烧伤全部愈合，麦子已经熟透了。

为了那趟城里之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必须提一提我买到的那两本烂书。它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和《雷锋的故事》。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日子，本来是可以读许多书的，但父亲跑遍半个村子，找回来的书却寥寥无几。有一本厚厚的《虹南作战史》，味同嚼蜡，我却硬着头皮把它读完了。这本书是什么东西，过来人心里都很清楚，不说也罢。还有一本《战斗的青春》，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但英雄人物也常常不顶用，所以经常是父亲用双手死死掐紧我的大腿，以免换药时我疼得乱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一支杜冷丁，我便开始腾云驾雾，英雄人物也与我一起步入幻境。

还有一本《战斗的青春》，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

很可能正是那种高大全、三突出式的英雄人物，构成了我少年时代的文学记忆。今年二月，浩然辞世，我作《浩然与我们的文学记忆》一文以示悼念，但想起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悼念中就有了不恭不敬之辞。我想说的是当年的浩然如何抢占了我们的阅读高地，从而让整整一代人的文学记忆变得寒酸贫困，却没料到会有一封济南的读者来信兴师问罪。这位读者显然是浩然的老粉丝，我动了他的偶像，他自然要怒发冲冠，打上门来。于是浩然被他美化一番，鄙人又被他羞辱一番。读着这封来信我并未生气，只是感到有些辛酸。

七十年代后期，可读可听的文学作品逐渐多起来了，学校也从大队的一座庙院移到公社的另一座庙院里，我读开了两年制的土高中。语文课老师订了《世界文学》，晚上自习的时候，他主要是给我们念那上面的小说，念着念着许多人就进入了梦乡。我的父亲甚至也订了《人民文学》，那上面的作品就成了我的主要读物。父亲所在的公社大院里住着一些文化人，其中一人名叫郑允河。在我眼里，他已是饱学之士，他也不时拿着郑大伯的架势敲打我一番。有一天，他见我叽里咕噜背毛主席诗词，就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你老背那些东西做甚？你应该去读一读辛稼轩的词。我说辛稼轩是谁？难道能有毛主席写得好？他说你回去给我好好读一读就明白了，看看是不是一个档次。说着他就把两卷本的辛稼轩词塞到我手里。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辛稼轩就是辛弃疾；也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对毛主席诗词的质疑。

在我眼里，他已是饱学之士，他也不时拿着郑大伯的架势敲打我一番。有一天，他见我叽里咕噜背毛主席诗词，就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你老背那些东西做甚？你应该去读一读辛稼轩的词。

在我频繁地出入于公社大院期间，我应该从他那里借到了一些书。上大学前后，我还跑到他城里的家中找出一套《茅盾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上册和《鲁宾孙漂流记》。这几本书现在仍在我手里，究竟是他送给了我还是我昧下没还，如今已渺不可考。

上大学之前我还读过什么书？应该有一本《牛虻》，还应该有一本《第二次握手》。读《牛虻》是在1979年，当时选拔飞行员，班上的一名同学过关斩将，最后去了上党古城体检。一高兴他就买回了这本书，但我却不知他是否认真读过。三十年之后重逢，我跟他说起这本书，他一脸茫然，连说不记得了记不得了。《第二次握手》的阅读应该是在1980年春，当时我已去了城里的文科补习班，过起了枯燥的复读生活。一天，一位同学突然弄来一本《第二次握手》，让我大喜过望。早就听说那里边不仅有科学家的故事，还有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纠葛，这回我们可以饱一饱眼福了。但可惜的是，书是过路书，在我们的手中停留时间极短。我与那位同学已不可能轮流坐庄，从容来看，就只好缩在操场一角并肩作战。那本厚厚的小说就是那样你一张我一页读完的。

◆ “文革”期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后于1979年正式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该小说的“重写本”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随后，作者又出版了《我与〈第二次握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许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谈到文学阅读的状态，往往会拿这个例子说事，以此说明孤独是常态，有时有例外。讲完这个故事，学生既惊且惑，我便不得不隆重补充一句：与我并肩作战的是男同学。学生大笑，我亦呵呵有声。这种解释貌似此地无银，其实是在还原一个重要的历史语境：八十年代的早春岁月，文学阅读的机会固然紧俏，男女交往的尺度也非常古板。男女生即使有谈情说爱者，也断然不敢坐在大操场上耳鬓厮磨。民谣云：小男生，小女生，坐在一起不卫生。它说的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吗？

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搞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似乎是我上大学之前读过的唯一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当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与玛特尔小姐在恩爱情仇中经历着情感的炼狱时，我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几年之后，我见到法国作家让·凯罗尔的阅读感受，惊为同道。他说：“我在狱中读完《红与黑》之后，我真想像于连似地死去。我沉浸在痛苦的孤独之中，把自己和这个主人公完全合二为一了。他使我激动不安，扰乱了我这狭小囚室中的卑微生活；我听见他的脚步就在走廊尽头，我同他一起去淋浴。……作者硬要把我拉进他的故事，于是故事便成了我的。司汤达几乎就是我坐牢的原因。”我没有坐牢，也不想像于连那样死去，却觉得凯罗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次的阅读之后，我仿佛大病一场，也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文学的真谛。

我没有坐牢，也不想像于连那样死去，却觉得凯罗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次的阅读之后，我仿佛大病一场，也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文学的真谛。

病还没有好利索，大学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那上面写着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

◆ 我读的《红与黑》是翻译家罗玉君女士(1907－1987)翻译的版本。如今，我发现这部小说已被许渊冲、郭宏安等十多位译者重新译过，不同版本的《红与黑》让人眼花缭乱。

也许是当时正在做着半生不熟的作家梦，也许是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让我亏欠太多，总之，对我来说，进中文系读书就像一个漫长而盛大的节日。二

读中文系确实是我的一个梦想。也许是当时正在做着半生不熟的作家梦，也许是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让我亏欠太多，总之，对我来说，进中文系读书就像一个漫长而盛大的节日。填报志愿时，我在所有的栏目里填满了中文系，以示忠贞。所谓填满，并非虚言。记得当时每个学校的后面都空着两栏，可以填报两个专业，我却都以中文系塞住。如此填法，显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我当时青春年少，并不考虑后果。由此观之，本人年轻时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我走进了山西大学。2002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我才知道它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概念。那个时候，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新兵蛋子，是不可能关心那种宏大叙事的。我感兴趣的是我的老师都是何方神圣，学校里有座怎样的图书馆，图书馆里都有什么书。

检索室像一个中药铺，里面转圈摆着许多小柜子，柜子上插着许多小抽屉，抽屉里装着许多张小卡片，卡片上写着每本书的基本信息。

很快我就和图书馆熟识起来了。在我眼中，那已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但那里有什么货色，至今依然不甚了了。那个年代，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开架书，我也就无法走进图书馆的内部，面对一架一架的书叹为观止。借书的时候，先得锁定目标，然后去检索室里转悠。检索室像一个中药铺，里面转圈摆着许多小柜子，柜子上插着许多小抽屉，抽屉里装着许多张小卡片，卡片上写着每本书的基本信息。没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地方翻卡片，一方面了解馆里的行情，一方面把一些自认为自己想读的书抄到本子上。2000年，当我准备博士论文的资料时，我去了“北图”，我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找到那排声势浩大的中药柜子，然后开始往本子上疯狂搬运。一年之后，检索系统更新换代，那排柜子也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山西大学图书馆的柜子们一定也尘封好久了吧。有一段时间，快与慢的问题在我脑子中挥之不去，我自然便想起书目检索的今昔。在柜子里查书，在柜台处借书，确实是一个慢条斯理的过程。有时候好容易查到一本你想读的书，你把它抄到索书单上交给管理员，然后开始了望眼欲穿的等候。几十分钟之后，管理员抱着一摞书吭哧吭哧走出来，你满心欢喜，笑脸相迎，管理员却冷冷地把条子还给你说，那本书架上没有，你立刻就成了霜打的茄子。你心里嘀咕着，哪个“采花高手”比我先到一步？他据为己有会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得隔三差五来这儿碰碰运气？在借阅信息还没有进入计算机的年代，所有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1985年元旦，我在宿舍的门上编写一副对联：八条光棍八万根建安骨，四年岁月四十载楚骚风，横披写着三个大字：铜豌豆。

◆ 1985年春，我们这一级举办“第三届‘星星’书法、美术、摄影、集邮、篆刻展览”，梁归智老师前去参观我们的习作，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布展的同学有了与他合影的机会。

我就是在那座图书馆里借出了许多书，引导我接近那些书的主要应该是那些任课老师。众所周知，中文系开的课除了语言就是文学。汉语课我兴趣不大，文学课却劲头十足，我的阅读兴趣也随着课堂上的讲授随物宛转，与心徘徊。通常的情况是，一个老师的某一门课讲得好，他(她)所提到的作品就读得多。当其时也，姚奠中先生的几位高足刚刚毕业，他们的古代文学课就开得有声有色。康金声老师讲魏晋南北朝一段，他上课时，不仅所有的作品，就是介绍作者的大段古文也能随口背出，此等功夫让我们这些年轻后生羡慕不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一见到诗词歌赋，丽句华章，我就不由得拉起背的架势。梁归智老师讲元明清文学，也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学者的睿智。1985年元旦，我在宿舍的门上编写一副对联：八条光棍八万根建安骨，四年岁月四十载楚骚风，横披写着三个大字：铜豌豆。所谓铜豌豆者，便是得益于梁老师的真传。数年前，听说梁老师离开山大，远赴辽师，心中一震。忽一日，一同学告我梁老师要来京演讲，并在三联韬 奋书店签名售书，我们便赶到那里为他助威。我带去我的三本书献丑，算是学生交给老师的几篇作业。但那天人多，演讲完毕，签名合影者络绎不绝。我便把书交给他，匆匆说话，匆匆道别。后来就听说，梁老师还没来得及把我的书收入囊中，就被一位不明真相的读者拎走了。

哦，天哪。

还有王德禄老师的现代文学课，他能把课讲得行云流水，密不透风；还有邢小群老师的当代文学课，她分析作品时常常能化腐朽为神奇，让神奇更神圣；还有程继田老师的美学课，他说话满嘴南方口音，但只要进入到他的语音系统，便能听出许多味道。很可能就是通过他开的两门课，我喜欢上了让许多人头疼的理论。

外国文学课没给我留下多深印象，外国文学名著我却读了不少。有一阵子我特别迷卢梭，但图书馆里却只有他的一本《忏悔录》。有一阵子我又迷上了雨果的作品，《海上劳工》、《笑面人》也得找来一读。巴尔扎克的长篇没看出多少道道，却对他的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读了两部，却不知什么原因没去碰他的《战争与和平》。《简·爱》自然是需要读的，《呼啸山庄》更耐人琢磨。《热爱生命》写得有劲，《老人与海》读得过瘾。《静静的顿河》四大本让我如痴如醉，顿时觉得我少年时代读过的打仗书都成了小儿科。《莎士比亚全集》特意买回来了第九卷，那上面有莎翁的三大悲剧。有一段时间，我对复仇心驰神往，《基督山伯爵》就成了我重点关照的对象。大学毕业时，我们设计的纪念册中有一个栏目——最喜欢的形象，我填的居然是爱德蒙·邓蒂斯，那应该是我对复仇意象深度迷恋的后遗症。

有一段时间，我对复仇心驰神往，《基督山伯爵》就成了我重点关照的对象。大学毕业时，我们设计的纪念册中有一个栏目——最喜欢的形象，我填的居然是爱德蒙·邓蒂斯，那应该是我对复仇意象深度迷恋的后遗症。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对理论书的兴趣渐浓，但大凡听说过的好书，书店里早已缺货，于是抄书就成了我的日常功课。记得第一本几乎完整抄下来的书是《美的历程》，现在想想，这本书抄得还真不容易。当时，图书馆的大库里找不到这本书，阅览室里倒是有一本，但每人只能外借一天，当天不得续借。为了不让它旁落他人之手，我与同宿舍的好友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借书计划：我还他借，他还我借，借来就抄，轮番作业。如此劳作十数日，我们便把这本书的内容搬到了各自的笔记本上。

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我也抄过大半本，这本书应该是从梁归智老师那儿借来的。

◆ 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其实作其他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美的历程》中，我读到了理论语言的魅力，这可能是吸引我去抄它的原因之一。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终于买到了《美的历程》，那是1984年出的一个版本，定价八毛四。而我抄过的那个版本则是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定价一块九。我的这个版本后面有一个出版说明，其中有言：“为了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作者建议并经我们同意抽掉了书后的图版。”想起那个年代，作者、出版社出书还要顾及读者的钱包，不禁感慨。2001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一回《美的历程》，却是图文并茂的珍藏版，定价已到八十八元。它比我手中的那个版本几乎高出了一百倍！

李泽厚的弟子赵士林说：“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想一想自己当年抄书的壮举，就觉得人手一册的说法并非虚言。而我因为抄过这本书，就自认为拥有了一些本钱。许多年之后，我读到《单向街》中的一段文字，本雅明仿佛就是为我论证了一番抄书的意义：“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地，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坐在飞机上的人，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景致的千变万化。他可以自由伸展视野，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

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本雅明

我想，我应该就是那个忠实地遵循着书的指令的抄书者。遵循书的指令，不仅意味着李泽厚的思想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而且意味着他那种情理兼备的行文，气充文见的表达，“如果说……那么……”之类的复合句式，也成了我学术训练的最初范本。1987年，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面世，我在济南一下子买下十多本，分送给各路朋友。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对李泽厚的迷恋开始减弱，李泽厚的时代也即将终结。三

　1985年，我读完了我的大学，被分配到上党古城的那所师专，当起了一名教书匠。这意味着我的新一轮读书生活又要开始了。

现在想一想，自己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虽然还算系统，却不免失之工整。我只是用那些作品夯实了文学史搭起来的架子，却并没有读出自己的多少特点来。当然，有时候我也庆幸这种很没特点的阅读，它的好处是可以来者不拒，转益多师。同时，我也庆幸那个年代的通俗文学还很不发达，电子媒介也乏善可陈。也许正是它们的缺席才成就了经典阅读的辉煌。九十年代以降，大学生不读文学名著的说法时见报道，我想也许他们不是不读，而是没有了读的时间和心境。乱花渐欲迷人眼，当可读、可看、可听、可玩的东西多得无从选择时，当阅读被人说成俏皮的“悦读”时，读文学名著就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古典行为，它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方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同样的事情放在八十年代，却犹如吃饭穿衣一样简单自然。于是，我也庆幸自己在八十年代读完了大学。我喜欢那种简单自然的读书生活。

乱花渐欲迷人眼，当可读、可看、可听、可玩的东西多得无从选择时，当阅读被人说成俏皮的“悦读”时，读文学名著就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古典行为，它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方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然而，在文学界、翻译界和理论界日新月异的年代里，大学时代的阅读也注定是残缺不全的。这意味着从走出大学的那一天起，你就得不断充电，如此方能保证精神世界的亮度。在大学阶段，我逡巡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大师之间，却几乎没有接触现代主义的作品，我需要补课了。

你发现了卡夫卡的《城堡》，却找不到他的《审判》；你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却无法一睹《罪与罚》的姿容。

但是，我教书的那所学校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里面的书也缺东少西。比如，你发现了卡夫卡的《城堡》，却找不到他的《审判》；你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却无法一睹《罪与罚》的姿容。1986年春，系主任搞到一件美差——去江南的一个书市为学校购书，顺便游山玩水。我则被他选定为帮手，为其保驾护航。临行前，我去那个即将搬迁的图书馆里了解书情，吃惊不小。那个图书馆是由一排破旧的小平房组成的，里面倒是排放着许多书架，却拥挤不堪。光线昏暗，书在架上就显得灰头土脸，充满着委曲和憋屈。这样的图书馆，显然需要更多的书加以填充。于是那一趟的江南之行让我过足了买书的瘾，我也第一次体会到出手阔绰是什么滋味。

学校的图书馆既然指望不上，我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我挣开了工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了吃饭抽烟，还是可以买一些书的。只是理论书买得多了，就不得不缩减购买作品的开支。我买回来略萨的《绿房子》与《城市与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初步领略了拉美文学的风采。我借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读就放不下手。1987年年底，我在济南的研究生宿舍里读完了《罪与罚》，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感受又一次来临，我与拉斯柯尼科夫一起痛苦着、恐惧着、惊慌着、孤独着、忏悔着，那种心理折磨的滋味至今依然刻骨铭心。“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附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这是张立宪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也应该是所有阅读陀氏之人的共同感受。读过陀氏的作品，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

而我却一遍遍重温着那篇《北方的河》，想象着那场即将来临的伟大考试。我自然也渴望着爱情，但与我所预定的目标相比，爱情似乎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然而，我却不得不控制自己读作品的欲望，因为我已开始了考研的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人也觉得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或者主动出击，或者请人说合。而我却一遍遍重温着那篇《北方的河》，想象着那场即将来临的伟大考试。我自然也渴望着爱情，但与我所预定的目标相比，爱情似乎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寨人说：先治坡，后治窝。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重头再来。它们似乎共同暗示着也诠释着我当时心理状态。那一年的暑假，为了逃避介绍对象的困扰，我带着卡夫卡的《城堡》回到了老家。

那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阅读之旅。父母的老屋已是憋闷，我读的《城堡》又如此荒凉，它们一起把我逼进压抑与黑暗之中，艰于视听，难以呼吸。无边的孤独与忧伤弥漫着，老屋仿佛也鬼气森森。看来，那个四处碰壁的K是走不进那座城堡了，他因此而显得柔弱无助。1985年的夏天，当我听说专门为我做的指标易之他人时，我成了K。我一趟趟地找着不同部门的大小官员，他们的解释相互矛盾，似是而非，但其目的却惊人一致：他们在阻止我走进城堡。有一天，我走在太原市的大街上，忽然意识到我将与那座近在咫尺的城堡失之交臂，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我在卡夫卡体验着挫折与失败的地方感受着自己的失败与挫折，也重温着自己的渺小、脆弱、长长的忧伤与绵绵的孤独。这种心境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87年年底。那一年的十二月，我读着卡夫卡的《诉讼》，K已经变成约瑟夫·K，但里面的故事还是那样忧伤而绝望。“‘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像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这是小说的结尾句。其实，K的耻辱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耻辱呢？

◆ 很可能许多人都曾有过一种“卡夫卡式的体验”，当我们带着这种体验去读他的《城堡》时，共鸣就发生了。

我在卡夫卡体验着挫折与失败的地方感受着自己的失败与挫折，也重温着自己的渺小、脆弱、长长的忧伤与绵绵的孤独。

我做的博士论文中有阿多诺与本雅明，他们俩是好朋友，却又不时争争吵吵，但在对待卡夫卡的态度上，二人的看法却惊人一致。在他们心目中，卡夫卡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理解了卡夫卡的伟大，也就等于找到了进入现代主义文学世界的秘密通道。我想弄清楚阿多诺与本雅明为什么都对卡夫卡情有独钟，就把《卡夫卡全集》买回来，准备细细研读。然而直到现在，我也没能重新走进卡夫卡的世界。我被其他的阅读牵着鼻子，仿佛走到了一处看不见路标的地方。

我该回家了。四

研究生三年，我主要是在读理论书，以便和自己所学的专业成龙配套。比如，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光是一个上册就花去了半个月光景。跟随着夏之放老师开设的课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反复复读了一个学期。黑格尔的《美学》四大本，是我上大学时买的，却一直没敢碰它，这个时候似乎已没有了不碰的理由。头一学期的中途，结婚成家的弟兄早已打熬不住，纷纷夺路而逃。人去楼空好读书，我把《美学》从书架上取出来，开始向黑格尔发起进攻。待他们打道回府，已是一个月之后，《美学》我也正好读完。这套书我肯定没有完全读懂，却有了炫耀的资本，结果，我被他们臭骂一通。

读硬邦邦的理论书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必须找一些软性读物加以搭配，方能干活不累。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大有风风火火闯九州之势。忽然之间，你就听说某个不知名的出版社推出一本禁书，或者一本书刚上市不久就给禁了。于是，雪夜闭门读禁书就成了读书生活中的一个个插曲。现在回忆，那些禁书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大字：性与政治。

于是，雪夜闭门读禁书就成了读书生活中的一个个插曲。现在回忆，那些禁书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大字：性与政治。《雪白血红》就是在这个时期读到的。这本书一开头就说：“历史就像个婊子，谁有权势就可以弄它一下。”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也预示着书里会有干货。读下去，果然没有水货。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活在别处》已经翻译过来，它们的版权页上一律写着“内部发行”，这让昆德拉在中国的亮相显得神秘。刘晓波风头正健，1988年，《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先后面世，我们几乎人手一册。他用“感性”与“非理性”的迫击炮向李泽厚据守的“理性”阵地狂轰烂炸，“积淀说”就显得风雨飘摇。此后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是刘晓波而不是李泽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话我信。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以后，刘晓波的书就成了禁书，图书馆也把他的书撤下架来。“穿过浓雾，那边是霞光”，“你看那遥远的地平线”，“天空红得像马赛曲”，“赤身裸体，走向上帝”——这是他那篇博士论文中的一级标题。您瞧人家这题目，起得多有精气神儿！

我在图书馆里寻摸着，犹疑着，那些巨大的书架和书的长廊，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你不由得感叹书山无路，人生苦短。

作为研究生，我们也有了一些小小的“特权”：中文系的资料室可以自由借书了，图书馆的大库对我们开放了。我在图书馆里寻摸着，犹疑着，那些巨大的书架和书的长廊，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你不由得感叹书山无路，人生苦短。有一天，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发现一包书，浑身上下五花大绑。这是什么宝物？为什么没有放到架上？我像一个贼似的把那些绳子解开，不由得大喜过望，原来是《古拉格群岛》的上中下！

◆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撒手人寰，第二天我便写出《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标高》一文，以示悼念。那时候，我又想起了他那套震撼过我的《古拉格群岛》。

此前我已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对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早已不再陌生，但《古拉格群岛》却遍寻不着。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居然在这个布满灰尘的地方找到了它。但我心里马上打起了小鼓：既然它已被撤到架下，能否借出便成了一个问题。我决定冒险一试，万一不成再想办法。我又找了几本专业书，把三本《古拉格群岛》混在其中，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借书台走去。借书员看我抱着一堆书过来，并不过问，而是面无表情地办妥了借书手续。后来想想，图书馆的借书员多是学校不好安排的闲杂人员，她(他)们哪里会知道有个与极权主义死磕的索尔仁尼琴？我手心冒汗，心里发紧，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

我把这套书读了个底朝天，然后陷入到震惊之中，极权主义的暴虐、残酷与杀人不见血让我恐惧，索尔仁尼琴的勇敢、担当和责任感又让我敬佩。直到现在，《古拉格群岛》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座丰碑。每当中国作家写出类似的作品时，我都会把它拉到《古拉格群岛》的坐标系中暗暗比对。2000年，我见这套书摆在一家书店里，定价已是九十六元，便毫不犹豫地把它请回家中，仿佛是要了却自己多年的一桩心愿，也仿佛是在缅怀我当年的读书岁月。

还有性。在一个“性致勃勃”的年代里，我们与时代似乎同时都进入了发情期，种种学术非学术的、文学非文学的暧昧读物让我们目不暇接，意乱神迷。这边刚刚出版了《裸猿》，那边就推出一个《人类性爱史话》。罗素的《婚姻革命》书名不错，读进去却不太容易；费尔德的《理想的婚姻》书名平平，却是一本性知识的什锦大全。凯查杜里安的《人类性学基础》翻译过来了，书名后特意跟着一个很中国的副标题“性学观止”。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已上市，房中术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返回中国。《第二性——女人》的出版说明中刚刚说上卷的《事实与神话》学理艰深，译者未加翻译，另一家出版社就把上卷取名为《女性的秘密》，编译成书，并特意忽悠：广大读者只是看到了《第二性》的下卷，那实在是一大缺憾，如今我们要把上卷奉献到您面前。这本书一开印就是十五万册，仿佛波伏瓦上过《百家讲坛》。《洛丽塔》一下子推出两个译本，漓江出版社那个版本还加了副标题：“鳏夫忏悔录”。还有《裸体艺术》、《女人与性角色》、《女性的奥秘》、《男与女》、《男女论》、《性崇拜》、《现代青年的性意识》、《西方性文学研究》、《女性心理学》、《妇女心理学》、《爱情心理学》、《结婚心理学》……这类书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它们构成了八十年代性启蒙的强大阵容。

这类书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它们构成了八十年代性启蒙的强大阵容。

就是在这种性读物的汪洋大海中，我读了一些弗洛伊德的书，甚至还读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既然费孝通的书要读，费孝通他老师的书便不可不读。其时，潘光旦先生译注的《性心理学》已经重印，我便买一本回来细细品味。因为这本书，我与系党总支书记发生了冲突。这个故事已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此处不赘。但写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性心理学》真是一本经典之作。霭理士写得已是地道，潘光旦的注释更是锦上添花。那些译注举大量例子，以中释西，中西印证，它们本身就是一篇篇精妙之文。正因为痴迷潘光旦先生的注，我又买回来他写的《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啊——，自恋、影恋的冯小青只活了一十八岁，诗却写得如此清爽，她真是太有才了！

◆ 因为读《性心理学》，我与系总支书记发生了冲突。该书记是位没多少文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大概认为我读这种书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吧。这个故事我已写到了《怀念张欣》一文中。

我与我的同学性长性短读了一大堆，大体上都还是些干巴巴的理论书，却一直无缘中国古代的性文学之最——《金瓶梅》。不料，这一天突然不期而至。我的一位师弟是学外语出身，有一段时间，他与一个美国人打得火热。美国人去香港走了一趟，一下子给他带回来两套《金瓶梅》。两套书来自两家出版社，开本不同，版式不一，却都是足本。那段时间一下子成了我们的狂欢节，我们飞快地传阅着，议论着，笑骂着，理论终于联系了实际。与此同时，我们的言谈话语也基本上《金瓶梅》化了，甲说乙：上个破楼梯还娇喘微微？乙问丙：抽烟吗？叫达达。丙夸丁：您瞧人家长的，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我的另一位师弟正在研究弗洛伊德，《金瓶梅》就让他如虎添翼。什么东西到他那里，他都能转换成力比多式的表达。他口吐莲花，翻云覆雨，我们就放肆地笑，使劲地吼，一个学期就欢快地结束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是在这个时候上市的，但要把它买回来却费了点周折。明明看到它已摆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但售书员却不卖给我们。问其故，答曰上面有规定，买书凭证明。开证明并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只是多了一道手续就多了一层诡异。我们自己立刻起草证明，把买这本书的理由布置得冠冕堂皇。意思大概是不研究这本书，我们这茬研究生就难以毕业。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证明信再盖上系里的大红戳子，就有了感人肺腑的力量。结果，我们一下子扛回来十多本劳伦斯。

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证明信再盖上系里的大红戳子，就有了感人肺腑的力量。

那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壮举。译者是老翻译人饶述一，书是他在1936年就翻译过来的，五十年后得以重见天日。依稀记得正文之前有两篇大家小文，一为郁达夫所写，一是林语堂所作。他们的说法为这本禁书增添着某种神圣和庄重。这本书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话语系统，兴许是里面的性描写优美典雅，我们感受到了迥异乎《金瓶梅》的一种魅力吧。但不久就听说这本书被禁了，湖南社也因此损兵折将。于是，我手里的这本书便成为宝物，轻易不敢示人，也不想外借他人。

然而，我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终于还是被人借走了，并且黄鹤一去不复返，我心如云空悠悠。九十年代初，一同事知道我有这本禁书，就提出来借他一看，我答应了。其时他正忙于调动工作，频繁往来于省城与上党之间。半年，一年，也许是两年过去了，书还没有归来，我恐有不测，就跟他索要。这时候他才无限歉意地跟我说，那本书已经碎尸万段，变成了废纸。我大惊，忙问其故。他说一老者治古典文学，却没读过劳伦斯，就托他寻找，他便把我的书复借于他。老者当年的一位女弟子正在向他发起进攻，省城内外就有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与传说。一日，老者夫人发现老者正在读“查太莱”，大怒，遂抢书在手，把它撕成了碎片。老者夫人边撕边喊：“好啊你个查太莱，你还敢找情人。我让你找！(撕一下)让你找！！(又撕一下)你找！！！(书页已散乱)找！！！！(书成碎片状，纷纷扬扬在空中飞舞，散落在他家的红地板上，景色壮观)”——后面的这个场景是我的想象。我本来想把它想象得柔和些，无奈眼前老是出现“很黄很暴力”的画面。

我忽然觉得有些悲凉又有些荒诞。那句拉丁格言说：“书籍自有它们的命运。”《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献出自己的生命，大概也是它的一种命运吧。

听完同事的讲述，我无语，继而失语。我忽然觉得有些悲凉又有些荒诞。那句拉丁格言说：“书籍自有它们的命运。”《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献出自己的生命，大概也是它的一种命运吧。九十年代中期，我买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却一直没有去读它。大概我已没有读这路书的心境了。五

八十年代轰的一声就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那座小城，九十年代也悄然而至。

铁凝在她的《大浴女》中说：“九十年代什么都是一副来不及的样子，来不及欢笑，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恋爱，来不及失恋；来不及倾听，来不及聊天；来不及吃醋，也来不及产生决斗的气概。”有这么多的来不及，我想来不及读书也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但我生活的那座城市格局小，气候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它有效地阻挡着外面的喧哗与骚动，也有效地调理出人们的平静与闲适。所以，我似乎还是读过一些书的。

但我的书却读得凌乱而不成体统，一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样子。王朔横空出世了，我就读王朔；新写实火了，我就读新写实。有一阵子，张承志饱受争议，张承志的书就又一次走到我的案头；有一阵子，为了写一篇文章，我把《赵树理全集》通读一遍；还有一阵子，我把《张爱玲文集》买回来，计划通读，却只是读了她的一些散文，小说死活读不进去。1993年，为了写一本小书，我读的是卢梭与伏尔泰；1996年前后，我把“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红色经典”重读一遍，原因是我正在开着一门当代文学史的课。1996年春节前夕，我读完《丰乳肥臀》，觉得有话要说，就写一篇长文。我在漫天大雪中把稿子投寄给一份重要刊物，结果如泥牛入海，我却因为这篇文章，生了一场小病。1997年，王小波英年早逝，那一年我似乎就把阅读全部交给了王小波。1998年，我意外地读到了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结果他的五本小说和一本谈小说的书就全部买回来扫荡一遍。我对戴维·洛奇并不陌生，读研究生时，我曾托师兄从南京买原版书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那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只知道他搞理论有一套，却没想到小说也写得这般有趣。

我也开始读弗洛姆、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读那些能够买到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读，大为震动；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读，非常震撼。《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读了一遍，似乎没读懂，却觉得迷人；《伊甸园之门》读过去，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已尽收眼底。

我似乎还制订过一些庞大的读书计划，比如我想通读一遍鲁迅，通读一遍沈从文，但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执行，就把九十年代稀里糊涂过完了。

在这种凌乱的阅读状态中，好像也有一条阅读的主线或明或暗，隐隐约约。它蜿蜒在九十年代的悠闲中，也延续在新世纪的匆忙里。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是一位流亡作家，他的遭遇总会让我想起萨义德关于“流亡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或许正是流亡和“边缘人”的位置才成就了昆德拉的冷峻与深刻。

我对昆德拉的阅读始于1989年后半年，先读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读他的《生活在别处》，从此开始了对他的迷恋。那个时候，昆德拉热在中国方兴未艾，我对他的迷恋似乎也成了昆德拉热的一部分。关于昆德拉热，我也见过一些解释，但那个隐秘的原因却一直没有说透。也许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身心世界与价值系统遭到重创，他们既需要疗伤，也需要反思，而昆德拉则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昆德拉是一个流亡作家，他体验过极权主义统治的荒诞，又以小说的形式不懈地开掘着苟活之个体、扭曲之人格的存在状态。他的经历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惺惺相惜，他的思考又仿佛提前预见到中国知识分子将要遭遇的问题。我的一位朋友告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读过五六遍，正是在对昆德拉的不断体悟与玩味中，他度过了精神上的困顿期。我想，许多人可能都会有与他类似的感受吧。突然的变故之后，一些人在读金庸，那是一种逃避；一些人却选择了昆德拉，那应该是痛定思痛般的重新上路。

也许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身心世界与价值系统遭到重创，他们既需要疗伤，也需要反思，而昆德拉则适逢其时地出现了。

就在那种暗淡、沉闷甚至苟活于世的心绪中，我开始了对昆德拉的搜集与阅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生活在别处》都是先读后买，前者1989年十二月购于济南，后者1991年十一月购于长治。1990年元月，《为了告别的聚会》在长治买到。1992年九月，《玩笑》代购于北京。1993年，《玩笑》的另一译本面世，我又买回一本。1992年十月，《不朽》托人代购于太原。1992年十一月，《小说的艺术》邮购于北京。1993年五月，《笑忘录》在太原买到。1994年十一月，《可笑的爱情》邮购于郑州。1996年三月，《被背叛的遗嘱》邮购于上海。1999年四月十九日，《本性》在我复试的北师大买下。1999年十二月，《缓慢》购于北师大门外的一家小书店。2000年十二月，《认》购于北京国林风书店。2003年，上海译文推出“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十三本，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重译，起初我犹豫着，只是买回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与《雅克和他的主人》，最后我终于决定把它们悉数拿下。

◆ 在《不朽》中，昆德拉发明了一个概念：意象形态。但买回这个台湾译本后我才意识到，在那个“意象形态”的相关部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不朽》漏译了两大段文字。

2006年3月，我在新加坡上课，见昆德拉的最新文学论集《帘幕》已被台湾译出，立即决定购买。又看到台湾版的《米兰·昆德拉全集》置于架上，甚是可爱，也想全部背回，无奈囊中羞涩，不敢造次。我只是挑出一本《不朽》留作纪念。而那两本书加到一起，已是四十五新元，折合人民币二百多块。2006年九月，《帷幕》也在大陆面世，我又把它买回来，这样，对照着读《帘幕》和《帷幕》，就成了我在2007年春节前后的主要事情。

我有一个奇怪的观点，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伟大的标尺之一是看他是否有清晰坚定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是否又被他表述成了理论文字。　　现在想想，如此迷恋昆德拉，我究竟从他那里读到些什么呢？也许是那种政治与性之间的无限张力，也许是那种思与诗的有机融合，也许是小说中的音乐结构，也许是那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写法，也许是他所发明或经他阐释又重新闪光发亮的语词概念：意象形态，媚俗，缩减，快与慢，轻与重，存在的被遗忘。有人说昆德拉只是一个二流作家，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我有一个奇怪的观点，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伟大的标尺之一是看他是否有清晰坚定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是否又被他表述成了理论文字。比如，假如没有那些“论文艺”的文章，巴尔扎克就显得暗然。假如没有那些“论艺术”的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够完善。纳博科夫不仅有《洛丽塔》，还有《文学讲稿》。卡尔维诺不仅写出了漂亮的小说，还写出了同样漂亮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诗人奥登说：“绝大多数读者可能都难以接受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里所下的结论，但是，一旦我们读罢这本书，我们就再也不能漠视托尔斯泰提出的那些问题。”这就是理念与理论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没有《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和《帷幕》，我真不知道昆德拉会是什么样子，他还能像现在这样在我的心目中如此重要吗？

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

——米兰·昆德拉　　当然，我也从昆德拉那里读到了他对政治的形而上思考。我以为这一点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许多中国读者，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昆德拉说：“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与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我似乎就是在他的提醒之下开始思考中国的许多事情的。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谁说布拉格发生的事情没有在中国发生过？

近朱者赤，昆德拉的幽灵开始在我的文章中游荡了。但惭愧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昆德拉的像样文章。2004年，香港一位同学欲来北京求学，复试时她说她喜欢昆德拉，并且想以昆德拉作为她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我大喜，便把她收入自己门下。如今她已经毕业了，论文也做得不错，我感到欣慰。我曾经动过研究昆德拉的念头，中、英文的资料也弄回来一堆，但我却一直拿不出时间，也似乎一直没有准备就绪。昆德拉心仪拉伯雷、塞万提斯、卡夫卡和哈谢克，对于他们组成的文学传统，我还知之不多。我的学生进入昆德拉的研究领域，于我也许是一种缺憾的补偿。我似乎还在期待着，牵挂着。六

1999年秋，我来到北京，又一次当起了学生。我一刀斩断了与原单位的所有关系，当的是纯学生。

来北京上学有许多理由，但有一个理由并非无关紧要：我在那座小城里买不到书，我得找一个买起书来方便的地方。　　来北京上学有许多理由，但有一个理由并非无关紧要：我在那座小城里买不到书，我得找一个买起书来方便的地方。那座小城原本还是有一些文化气氛的，九十年代初有那么两年，我去新华书店转一圈，每每会有些收获。有时候，见一些很专业的书十本八本地放在架上，我都会感到吃惊。这种书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会去买它呢？我甚至都替它们发愁了。

这种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大概书店也终于明白专业书没有销路，后来就把书全部进成了大路货。偶尔有一半本专业书光临小城，那也肯定是漏网之鱼。我在那里终于买不到书了，只好请远方的朋友帮忙。而我自己一旦有外出的机会，也绝不会放过那里的书店，哪怕它只是一座小县城。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了书的邮购。当时，《读书》杂志每期必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上面有一些书讯，它成了我的购书指南。我的邮购范围也逐渐扩大了，北京的万圣书园、上海的东方书林、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邮购部，郑州、杭州的书店，它们都成了消化我银两的地方。有时候一本特别想要的书遍寻不着，就直接给出版社去信询问，一些书就是这样买到的。2000年前后，麦克卢汉开始在中国发威，《理解媒介》被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但这本书我早就从四川人民出版社邮购到了。那一版名为《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大概是为了纪念那次邮购，我特意把出版社开出的购书收据贴在书后，那上面的几栏写得清清楚楚：接收款7.70元，书款6.40元，邮挂费1.30，合计7.70元。2007年，我见到麦克卢汉的译者何道宽先生，听说他翻译的书我全部都有，他吃惊不小。我没告诉他的是，或许就是从那次阅读之后，我不仅迷上了卢氏，而且也瞄上了何氏。我向何先生请教，为什么新版把原来的“电子”改译为“电力”？为什么他译得如此之快？何先生就说，他晚九点准时入睡，三四点起床译书，效率高，出活快。他的这种作息方式让我顿生模仿之意，但一想到模仿的成本，我就打了退堂鼓。

◆ 因为《南方文坛》，我才结识了麦克卢汉的译者何道宽先生。那一年，我俩都获得了这个杂志的年度优秀论文奖。

◆ 翻阅旧书信时，我发现了这封邮购信件。此信写于1996年，我能保存下来，是因为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在我的信件上做了答复，然后又完璧归赵了。

每一期新书目来临，我都如获至宝，便在上面挑挑拣拣，然后就是汇款，等待。还有许多书吊足了我的胃口，却只能心生艳羡，不敢购买。

我现在已忘记我是如何与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建立起联系的，但从1995年年底开始，我却确确实实收到过书店老板每月寄来的新书目，长达一年多。新书目设计考究，一张A4纸折两次，正好可以塞进信封。折页上则印满了每本书的信息：书名，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日期，版次，页数，定价。最神奇的是它还提供了每本书的尺寸，这是其他地方的邮购书目中所没有的，可见老板是个有心人。比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上面标的是150×210mm。折页正反共计六面，其中一面专门设计为封面。每一期封面上有照片，那是书店重点推出的一位大师。艾柯、爱伦·坡、戈达尔、卡尔维诺、约翰·巴思、科塔萨尔、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利奥塔、海德格尔、图森、罗兰·巴特，他们与他们的著作就以这种方式走向了读者。每一期新书目来临，我都如获至宝，便在上面挑挑拣拣，然后就是汇款，等待。还有许多书吊足了我的胃口，却只能心生艳羡，不敢购买。因为那都是些港台书，它们的定价让我脸热心跳。比如，《福柯的生死爱欲》315元，冯建三翻译的《广告的符码》124元，余英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史论》135元。这种书我每月买上个三两本，就得喝一年的西北风。

一年前我整理信件，翻出了博尔赫斯书店当年的“新书目”，也翻出一封写于1997年元月的信。信是写给书店老板陈侗的，信中说：“得知贵店正在筹办L月刊，这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不订L月刊，是不是就再也得不到贵店书目方面的有关信息了。倘如此，我觉得贵店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还可以印一些书目，纸张无须怎样考究，印刷无须如何精美，亦无须出现什么图像，这样可把印刷费用降低，同时隔两三个月给读者寄一次，这样可减少邮资。”这封信既表扬又感谢还提建议，其中也有我的一些惶恐。我害怕失去这份每月必寄的小礼物。但1997年我是如何与陈侗打交道的，现在的记忆已模糊不清；是否收到过L月刊，也已经忘却了。我能够确定的是，1997年四月，我收到从博尔赫斯书店邮购的《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一套五本。布尔迪厄的书本来未在邮购之列，但陈老板给我补上了。他在信中说：“因《语言的牢笼》未到，暂改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估计您不会反对，若再寄《语言的牢笼》，您需补13.75元。”

◆ 在那个信息不畅的年代里，博尔赫斯书店的“新书目”成了我了解图书资讯的重要窗口。打量着那一叠陈侗的“作品”，总能唤起我温馨的回忆。

书店1994年创办后，前后搬家十多次，至今健在。书店经营的书种类不多，却品味高雅。陈侗似乎要以书店为据点，给广州带来一些文化气息。

在网上查，发现了陈侗与博尔赫斯书店的一些报道。陈老板1962年生人，广州美院教师，画家。书店1994年创办后，前后搬家十多次，至今健在。书店经营的书种类不多，却品味高雅。陈侗似乎要以书店为据点，给广州带来一些文化气息。据说，书店只有过短暂的赢利时期，正是我与它打交道的那两年，此后便只赔不赚，月亏损万元。陈侗则卖些画作，以维持书店经营。一次记者问陈侗，书店坚持至今的目的是什么，陈侗答曰：“保护一种集体的象征和他人的寄托。比方说，当人们说文学在今天不重要了时，这个书店的存在便是一种无声的反驳。此外，它不光捍卫一种文学，它也反对另一种文学。”一看这回答，就知道陈侗是个牛人。原来我当年一直在与牛人打交道。也查到陈侗在1999年的《芙蓉》上发过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博尔赫斯书店》，那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呢？我很好奇。

但是我却很多年没向博尔赫斯书店邮购过书了。

免去邮购之苦，正是我来北京的目的之一。七

我不邮购书了，我开始了书的复印。

第二学期读到一半时，突然就听说我们的开题时间提前了，原因是导师将赴新加坡讲学，我们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我做的毕业论文是一个西方的选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当时敢于去碰这个选题，跟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有关。第二学期读到一半时，突然就听说我们的开题时间提前了，原因是导师将赴新加坡讲学，我们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在脑子里装了几个题目，去跟导师谈构想，没想到等我说完，他就一一否决了。情急之下，我抛出了大众文化。我说我正在思考中国的大众文化问题，也正写着一些东西，大众文化可不可以做？导师很痛快就答应了。但他告诫我，大众文化的选题有两种做法，一是面对中国的大众文化说事，二是去啃一啃西方理论家的著作，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家都在用，但用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值得考虑。他分析了两种去处的利弊得失，让我回去自己决断。

显然，导师是倾向于后一种去处的，但我却顾虑重重。西方的理论我一直关注着，却从来没敢想过要把它做成一篇博士论文。因为我知道，那篇论文但凡要做得有点模样，就得去读外文资料，而对读外文资料，我不仅无信心，而且有恐惧。记得当研究生时，我那学外语出身的师弟曾试图翻译点英文文献，不久就大呼其难。我去跟那些英文理论书打交道，岂不是会要了我的小命？但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总会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当时虽已不年轻，但依然气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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