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徐耀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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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村：杨柳村试读：
“精彩江苏”丛书总序
江苏省省长 吴政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江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交汇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孕育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无论是诸多自然景观还是各类古迹遗存，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纵观楚汉文化、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以及京口文化、江海文化、海盐文化，无一不因精彩而得以世代传承，无一不是我们讲好江苏故事的生动素材。
江苏多出文化精品。在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创造了南京云锦、宜兴紫砂、扬州漆器、苏州刺绣、惠山泥人、江南丝竹等享誉海内外的艺术精品和精湛技艺。源于江苏的中国最古老剧种——昆曲，已有600多年历史，集诗、乐、歌、舞、戏之美于一身，被誉为“百戏之祖”。目前，我省共有10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46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
江苏多产文化名家。历史上名人辈出、名篇纷呈，孙武的《孙子兵法》、枚乘的《七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勰的《文心雕龙》、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冯梦龙的“三言”、曹雪芹的《红楼梦》、刘鹗的《老残游记》等众多鸿篇巨著均在中华文化典藏中熠熠生辉，吴门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及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新金陵画派各呈风神，顾恺之、张旭、沈周、龚贤、郑板桥等古代书画家，以及徐悲鸿、刘海粟、陈之佛、李可染、傅抱石、林散之等现当代书画家均享誉世界。
江苏多有文化遗存。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6处、各级各类博物馆292家，不可移动文物超过2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近百万件（套）。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座，大运河江苏段是沿线文化遗产最密集、类型最丰富的河段。江苏还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很多革命先辈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足迹，形成了雨花英烈精神、铁军精神等具有江苏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江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省文化厅组织编写“精彩江苏”丛书，内容涵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地方戏曲、书画艺术、红色文化等多个方面，是江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延展千年文脉、推动文化建设、凝聚精神力量的创新实践。希望“精彩江苏”丛书高水平讲好江苏故事，让小小“口袋书”发挥大作用，让一代一代江苏人更好地品味缕缕书香、延续文化记忆，让江苏的历史遗存和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的精彩，为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江苏新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留住“乡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系列”序徐耀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李、杜的这两句千古名诗，表达了中国人的乡愁情结。乡愁是对故乡永远的思念和情愫，是割不断的文化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在城镇化历史巨变中要努力留住“乡愁”的方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传承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彰显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是“乡愁”的重要载体。
作为华夏长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江苏孕育并保存了一批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它们的历史和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数量领先。江苏现有50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总量位居全国各省（区、市）前列。2016年，高邮市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省第13个、全国第13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目前，全省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0个，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4个、名镇13个、名村8个。
文化多元。从地域上来看，江苏历史文化总体上南秀北雄、吴楚分明，使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吴文化的中心城市，其文化特质是上善若水、柔中蓄劲、人巧天工，赋予了中华儿女“杏花春雨江南”的家园情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徐州是楚汉文化的中心城市，其文化特质则迥异于苏州，表现为刚强雄浑、尚武崇文、勇于竞争。
风貌各异。江苏境内山水平原交错，河流湖泊纵横，临水建城，倚山建乡，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古城古镇古村风貌。“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苏州至今仍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格局风貌。“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京杭大运河流经我省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7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沿线人口稠密、城镇密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有着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苏州的古典园林、镇江的宋元古街、扬州的明清老巷、泰州的明清民居等令人驻足，留连忘返。
类型多样。江苏的历史文化名城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古都型（南京）、传统风貌型（苏州）、风景名胜型（无锡、扬州、镇江、常熟）、一般史迹型（徐州、常州）、近代史迹型（南通）、特殊职能型（淮安、泰州、宜兴、高邮）；名镇名村也可分为五种类型：乡土民俗型（周庄、淳溪等）、传统文化型（溱潼、凤凰等）、革命历史型（黄桥、沙家浜等）、商贸交通型（孟河、礼社等）、名人故里型（陆巷等）。
保护好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特色，延续好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就能为我们的家园情怀留下栖息之所。只有留住“乡愁”，才能“记得住乡愁”。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大力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和利用好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最重要的是传承历史文化、保持自身特色，防止千城一面、千篇一律，杜绝盲目破坏性开发建设。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提炼传统文化符号；尊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充分发掘传统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资源，彰显城乡传统建筑、城镇历史街区和乡村农耕水利、生态环境的独特魅力。
编撰“精彩江苏”丛书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系列”，是提炼江苏历史文化符号的切实举措，是创新开展江苏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具体实践，对于充分展示江苏地方特色文化、打造“精彩江苏”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本系列共50本，涵盖我省5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展现了江苏历史演变中岁月累积的文化智慧与古物风貌，彰显了江苏人民的文化自信与自觉。丛书采用“口袋本”的形式，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便携易读。
期待通过丛书的传播与利用，进一步宣传好、保护好、开发好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激发江苏人民群众爱国爱乡情怀，让江苏优秀传统文化永续传承、焕发新春！2017年秋于南京（本序作者系江苏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博士、教授）引言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西北的杨柳湖文化风景区，东邻龙眠大道，南接汤铜大道，西至陵园路，北近南京市三环。整个景区占地面积5300亩，由杨柳村、马场山和杨柳湖三大景观组成，徜徉其中，汇古、今风光于一处，融人文、自然于一体。
古村杨柳，巧借“依山傍水”的山水空间，尽展“依塘而居、沿路拓展”的谋篇布局，形成了以“堂”为单位的“横向多路、纵向多进”建筑格局，不仅仅是南京明清民居建筑的典范，也是南京明清古村落的代表，更是杨柳村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的集中体现。
杨柳古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被国家正式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第一章杨柳湖光映朱门
杨柳岸，晓风残月。
北宋词人柳永在《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寄情水岸杨柳，写尽了人世间的离愁别绪。非唯如此，早在《诗经》时代，《小雅·采薇》一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语。依此“杨柳”，便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离别、安住的双重意象。历代文人的笔墨对此情有所钟，用以写意、描摹水乡山村、田园诗画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
南京的江宁，有一处缘水而建的杨柳村，在湖光山色之间，一座座青砖黛瓦、雕梁画栋的高门深宅掩映其中（图1）。村落不大，于浩瀚史籍中也难以寻觅其初始痕迹，唯有推开尘封已久的木门，岁月透过马头墙，拂过青台阶上的青苔，投下历史斑驳的光影，静静地诉说着村中的悠悠往事。数百年来杨柳村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积淀、塑造了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图1 杨柳春光第一节村临水岸因湖成名
驱车出了南京城，一路向南，途经江宁东山镇，沿着龙眠大道车行20公里左右，右转驶入一条乡间道路（图2）。车子经过一座小桥，就进入杨柳村了。位于村子东头的同庆桥（图3）原是一座兴建于清代的石桥，将这三面环水的僻远村庄与通连县府的大路相连接，近代以来一直是人们走出村庄、通往外界的必经之地。过桥之后，不妨循着村中道路徐徐前行。放眼左边，波光粼粼的杨柳湖，水波不兴，清涟秀美（图4）。向右侧望去，田连阡陌，一望无垠，方山在远处兀然耸立，巍然独秀（图5）。“无山无水不成居”，杨柳古村恰坐落在这山缘水畔，且得这一方灵秀山水的地利与人和。杨柳村地处秦淮河平原腹地，河川纵横，良田阡陌。图2 杨柳湖景区导览图图3 清代石桥“同庆桥”图4 杨柳湖风光图5 远眺方山
其上游为著名的湖熟古镇，下游是方山，南达秣陵关，北通石头津，交通运输极为便利。整个村庄建筑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格局，占地887.5亩，坐北朝南，依山傍水，背靠低矮的丘陵马场山，前临碧波荡漾的杨柳湖。有此地理形势了然于胸（图6），再来漫步其中，看眼前的那村、那山、那水，自有一番不同的感受和体会。图6 杨柳村地形示意图
从村东同庆桥一路走来，约摸30分钟的步程，就到了村西头的明清古建筑“三堂上”（又称“九十九间半”）（图7），而从村路南边的西沟出发，径直向北走街串巷（图8），不过十数分钟，就到村后的马场山下了。图7 “九十九间半”鸟瞰
直观而言，这座村庄“东西长、南北窄”的空间格局可见一斑。与之相比，整个村庄的地势起伏往往不易为人觉察。站在村后那座海拔不过二十几米的马场山上，鸟瞰全村，大半风貌尽收眼底，愈往村中走，地势愈加低洼。站在杨柳湖岸再回首望去，一座座粉墙黛瓦，呈现东西栉比、南北层叠的空间分布，由湖岸向山边，由近及远，自低而高，错落有致。于此当中，村里还有荷花塘、藕兴塘、行塘、笪家塘、上嘶马塘、大时塘、双塘等十几口水塘，或大或小，星罗棋布，风吹水皱，俨然“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图8 村中古巷“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即便是在如此狭长、稠密的村居空间中，古人罔不因势象形，匠心独运，奠厥攸居。如果以东西村路、南北巷道为经纬纵横，那么，号称“三十六堂”的明清民居古建筑群和16口大大小小的水塘（图9）嵌缀其间，流光溢彩。徜徉杨柳间，缓步慢行，抚摸巷道两边砖墙上的沧桑，光阴倒流、时空穿梭，仿佛能够与村中的古贤先达一起感同身受，犹见数百年来杨柳人对自己家园的用心营造。以心观之，他们眼中的杨柳村村居生活恬淡宁静，村舍塘边山下，小桥流水人家，独具一派水村山郭的江南田园风情（图10）。图9 村中水塘图10 水村田园
身在杨柳村，不见杨柳树。这大概是初来者最为直观的印象和感受。村民们在水岸山边、房前屋后栽种林木，常见如楠竹、桂树、水杉等，唯独不见“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杨柳树。外人总是好奇，不禁要问这村庄既然没有杨柳成林，那村名“杨柳”又是怎么来的呢？要是就此求教于村耆里老，他们会微微一笑，慢慢悠悠点上一支烟，把这个村名得来的民间故事娓娓道来，讲得活灵活现。
按当地传说，村中朱姓的老祖宗朱孔阳老早以前带着家小，挑起货郎担走四方。有一天他来到秦淮河畔的杨柳湖边，突然挑担的绳子断了，他们只好停下来，开始生火煮饭。饭后到湖边洗碗，又不慎将碗掉进湖里。为此，朱孔阳长叹一声：“天留我也！”就这样，朱氏在此落了户。因为朱孔阳留在此地安家，他便以“留下孔阳”为名指称此地，从此当地得名“留阳”。久而久之，一传再传，就由“留阳”“阳留”“杨留”转写为“杨柳”了。
这一则传说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在杨柳村中可谓家喻户晓。众口传说，也有穿凿附会，竟不知缘起自何时、何人了。几百年来，村民们之所以愿意闻之述之，且言之凿凿，全是因为那字里行间，无不饱含他们追念先祖本源的朴素情感，因其淳朴的理解和美好的寓意，而为后人凭信追思。
回到民间传说内容本身，其叙事结构并没有脱离当地具体的环境和背景。朱孔阳在此地的活动似乎一直围绕着杨柳湖展开。这也就意味着，朱氏定居斯土的历史过程，与毗邻的杨柳湖紧密相关。村落依湖滨而建，村名因湖名而来。进而言之，湖畔村落的形成及其命名依据，与这片湖泊水域不无关联。
1874年，时任江宁知县的莫祥芝领衔编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图11），在讨论秦淮河起源、流经的问题时，在正文下面做了“湖熟，以杨刘湖得名，在（秦）淮水南”这样一条注解。那时候，湖名写成了“杨刘湖”。翻查明代万历《上元县志》，有记载“刘阳湖，在县东南六十里，旧志云溉田三十顷”，这里的湖名写为“刘阳湖”。这里援引的“旧志”，应是1261年的《景定建康志》（图12）。据其所载，“刘阳湖，在城东南六十里，周回三十里，溉田三十倾”。图11 《同治上江两县志》图12 《景定建康志》有关“刘阳湖”的记载
追而溯之，比《景定建康志》更早的记录，见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的《太平寰宇记》：“阳刘湖，在县东南六十里，周回三十里。其湖建龙都埭，在阳刘村前，故名之。”由此可见，北宋之“阳刘湖”即南宋之“刘阳湖”，二者所指湖泊的方位、距离、大小等，都是一致的。“阳刘”“刘阳”“杨刘”诸名之间，可以相互通用。究其本真，依据北宋《太平寰宇记》的文献记载，“阳刘”的湖名似为本源。所以，“杨柳”之名，实自“阳刘”一音转写，而“阳刘湖”一名，流传至今，至少已逾千年。
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阳刘湖”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湖边有一个阳刘村，似乎意味着“阳刘村”这个地名出现得更早。众所周知，古人在地名命名方法中，通常将“山之南、水之北”称为“阳”。按此说法，就不难理解“阳刘村”中“阳刘”的含义了。循名责实，那个村子究竟是位于刘山南边还是刘水北面呢？综合当地的地物景观而言，宋代阳刘湖周长有30里，为当时玄武湖周长的四分之三，以此折算，其湖泊方圆10里有奇，约是今天玄武湖水域面积的两倍。相较之下，茫茫湖滨水岸比起矮矮土丘，似乎更易成为地方命名的直观参照。换言之，阳刘村，应是指刘水北面的村庄，而此处“刘”又当如何解释呢？按《说文解字注》，“刘”本字为“镏”，通“留”，又可与“浏”字相通，“从水，刘声”，用来形容水流清澈的样子。
顾名思义，有一个清水涟漪的大湖，在大湖北岸有一个村庄，称之为“浏阳村”或“阳浏村”，也就是“刘阳村”“阳刘村”。照此理解，古今村名的音（阳刘）、形（杨柳）、义（湖畔）、位（北岸）、理（阳、浏），均可以成立，因是备为一说。故而，复以村名为湖名，遂成湖畔千年名村！第二节马场山下古道行商
杨柳村的老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从小耳濡目染，听到了、记下了、说出了许多本地的掌故逸闻。村中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说不尽的故事。你要是问起村后那片马场山，他们一定会煞有介事地说：“那个地方可是大有来头啊，小时候听我家大人说……”
相传很久以前，孙权做了吴国的皇帝，有一天巡游到杨柳村上，看到这里水草茂盛，非常适合放牧战马，于是就把村后面的山场专门开辟出来放马，当时叫作“吴大帝牧马处”。从那时起，“马场山”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故事梗概如此，对于细节众人则各执一词。有人说当初设马场的不是孙权，早在此前，他的哥哥孙策平定江东之后，就把这山场征用做了马场。还有人说，孙策、孙权都没来过，是吴国大都督周公瑾在这里开设了马场，才有了这马场山。
传说归传说，历史归历史，乡俗无伤大雅。无论传说中的主角是谁，这些传说都透露出历史的信息。总而言之，湖山之间这片水草丰茂、宜牧宜耕的沃野腴土，似乎从三国孙吴时代开始，就已经纳入了王朝视野之中。事实上，从三国孙吴一直到隋朝平定江南之前这360多年的时间中，马场山下、阳刘湖畔的这片地方，一直活跃在江南历史舞台的中央。
公元245年，孙权派遣校尉陈勋率领屯田、作士共三万人，在今句容、丹阳两县之间，开凿了“破岗渎”这样一条沟通首都建业与太湖水系、钱塘江流域的人工运河。破岗渎因为是闸河，分段计航，各段之间设置“埭”来调节水位落差，以保证行船通航（图13）。全线共设有14个埭，每个埭都有邸阁、会市，是当地货物集散、商业交易的中心。随着破岗渎航运的兴起，得益于漕运便利，秦淮河沿岸地区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得到发展。当时位于阳刘湖、阳刘村以西大约10里的方山埭，是破岗渎上最大的埭，也是建业城外商业最为兴盛之地。据《南史》记载，出生于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的顾琛有一次请假回乡，行船出城，傍晚驶入方山埭。如他当时亲眼所见，河面上“商旅数十船，悉舶岸侧”，其水运繁盛、商业兴旺可见一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阳刘村因湖成村，尽得地利。阳刘湖与淮水东源的句容河相通，会连破岗渎，而湖畔阳刘村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上游柏岗埭（址在今江宁湖熟镇西），与下游方山埭的中间，东、西各距不过10多里地的里程，水路、陆路去两处会市买卖交易，极为便利。这一地利之便，对阳刘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乃至于直接形塑了阳刘、方山、龙都、湖熟等地的民风民俗。后世在提起这一带的风俗时，每每强调其“重商”的地方传统，而这与一般意义上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乡土民情殊为不同。图13 《景定建康志》有关“破岗渎”的记载
南宋《景定建康志》论及古代建康地区的“风俗”，首先引用了隋代志书的说法，认为本地“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贩”，须知南朝建康旧都的繁华，离不开破岗渎漕运及其源源不断、兴旺发达的货物流通、商品贸易。唐宋以来，在明清上元、句容两县的方志中，“上元之民善商”已为共识，而句容西部靠近上元的临泉乡，因其乡人“与上元人民参杂相处，客商贸易颇盛”。
就此看来，三国时期的商业风气并未随着破岗渎的湮没而消散，反而一直浸润着包括阳刘村、阳刘湖在内的运渎核心区域。千百年来，上元、句容两地民间的重商风俗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后世阳刘村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吴大帝牧马的传说固然于史无证，但是“马场山”地名的得来恐非无稽之谈。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一块官府用于牧马的草场，不过当时的皇帝不是孙权，而是赫赫有名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明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在滁阳（今安徽滁州）设立了专门负责全国马政的太仆寺，随之将江淮各地马场、草场、山场归太仆寺造册登记，一并纳入管理。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改滁州太仆寺为“南太仆寺”，仅领有两淮及江南的马政管理。明代中叶，时任南太仆寺少卿的雷礼在嘉靖三十年（1551）编纂了首部《南太仆寺志》。根据这本志书的记载，当时设在上元县的草场中就有“杨柳场”，而这个杨柳场的位置，就在今天杨柳村后的马场山一带。
今天的杨柳村后一带的丘陵坡地，海拔算不上很高，大约不到30米，但这在低洼的秦淮湿地之中，就显得十分不同。土坡四周分别有郭村、前杨柳、中杨柳、后杨柳等古村落，依次环绕。举目四望，这里地势开阔、土地平整、绿草如茵，确实符合明初太仆寺遴选牧马草场时“地衍、土旷、草丰、水美”的标准。因此，民间称其为“马场山”（图14），老百姓方言又俗呼为“马仔山”“马驰山”等。图14 马场山远眺《南太仆寺志》中“杨柳场”的发现，不仅仅是“杨柳”地名首次出现在文献典籍中，更是“杨柳”二字第一次作为地名公开使用的确证，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这一地名传统的揭示，表明了在朱孔阳迁居之前，本地惯用“杨柳”之名的时间至少已有30多年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杨柳”地名或许从洪武七年（1374）以来一直通行、沿用。从“阳刘”到“杨柳”的地名雅化，则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官文书的书写过程中发生的。
只不过，民间老百姓仍然从俗从便，在口头表达、日常书信时，惯称为“阳刘”“阳留”或“杨留”，其文字虽然俚俗不训，但是方言土音听起来却是原汁原味，且本义上也更加接近地物的原来风貌。第三节句曲朱氏开基前杨
1000多年的村史传世，前500年在“阳刘”，后500年在“杨柳”。回顾明代中期以来杨柳村5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村中大姓朱氏的家族史。每每论及朱氏家族的历史渊源，始迁祖朱孔阳及其迁居本地的传说故事，往往都为杨柳村民所津津乐道，而其生平行状、史实史迹，或因年代久远的缘故，知之者甚少。
家谱，是一个家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其中不乏有关祖先事迹、行状的文字记述。根据清代光绪二年（1876）编纂而成的《朱氏宗谱》（图15）记载，杨柳村朱氏的始祖朱孔阳，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出生于一界之隔的句容县临泉乡陡门村（今句容县斗门村）。明万历七年（1579），人到中年的朱孔阳带着妻儿从原籍迁出，几经辗转，才在上元县泉水乡的前杨柳（即今杨柳村）安家落户、开基立业。万历四十一年（1613），朱孔阳在前杨柳村中安然辞世，世寿七十有六。临终之前，他嘱咐子孙将其归葬句容陡门故里，以示不忘祖先本源。自此以后，村中朱氏自称为“前杨朱氏”或“阳留朱氏”，并以此与本家的句容陡门朱氏相区别。
时至今日，杨柳村里的老人依然会讲述朱孔阳在“兄弟让产”风波中的高风亮节，他谦让幼弟，这才离开老家，背井离乡。他一路上牵着羊，挑着货郎担（图16），辗转迁居到此。无论是“挑担牵羊”“绳断碗落”的传奇，抑或是他“天留孔阳于此”的慨叹，种种传说都试图在地名和人名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使地名起源与人名有关。“羊留”也好，“留阳”也罢，诸如此类的谐音、取义，其实是民间文化自发的一种文本创造。这一创造背后的逻辑，是要对外来者迁入本地而获得的居住权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图15 杨柳村《朱氏宗谱》图16 宋代《货郎图》
我们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重新理解杨柳村古老的民间传说，再把它和《朱氏宗谱》对照起来，结果或许有些出人意表。为什么朱孔阳在万历初年会从句容迁居杨柳？这一疑问及事件的来龙去脉，渐渐由模糊不清而清晰明朗，乃至于我们能够置身其中，切身体会一番时人时事的辛酸苦楚与悲欢情愁。
万历六年（1578）年底，时任句容县令的丁宾获悉隔年即将调入南京都察院，升任御史。年关将至，他准备盘点这一年的政务，以便打盘交接。翻阅卷宗，丁宾不禁对手头的一桩官司忧虑重重。案卷中，诉讼双方都是本县赤山湖区临泉乡陡门村（图17）的朱氏族人，起因始于本年开春之后，族内的一场经济纠纷。三月刚过，有一个在浙江卫所充任军户的族人朱某，突然返回原籍的陡门老家索要军装盘费，借口“宦囊萧索”，趁机敲诈族人，巧取豪夺。不仅如此，朱某还恶人先告状，一纸诉状将族人朱孔阳等起诉到县衙门，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丁宾思忖再三，决定规劝朱孔阳不要再无谓应诉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图17 赤山晨光
万历七年（1579）正月过后，丁宾在离任行前，最后一次传唤朱孔阳到县。丁宾不无忧虑地告诉他：“你们的是非曲直，只有翻查洪武军民籍册才能搞清楚。如此大费周章，不仅需要大把时间和银钱，还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搞得不好倾家荡产。况且，这种军户回乡勒索、屈害同族的冤案，在我朝各地都屡见不鲜了。正所谓君子不与小人斗，何苦为了一场莫名的官司散尽家财、搭上性命呢？不如息事宁人，一走了之吧。你走了，这官司查无对证，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过两天就要去南京上任了，你要好自为之。”
朱孔阳回想对簿公堂的这一年多，生产难以为继，积蓄所剩无几，家中疲惫不堪，如果长此以往，迟早家破人亡。念及于此，他下定决心，听从丁公的劝说。朱孔阳当天回家，收拾行装，辞别父亲、兄弟之后，带领妻儿星夜出走。妻子佘氏的娘家就在附近的上元县泉水乡，距离陡门老家不过十数里地（图18），而且上元、句容分属两县，就算是官司追诉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图18 江宁、句容分界处
朱孔阳离开陡门之后，带着妻儿投奔了杨柳村的佘家。杨柳村佘氏（图19）早在洪武初年就从安徽地区迁居到此，经营有年，家业小康。朱孔阳寄居佘家大半年，平时度日就靠给妻舅家里帮工做事，或给邻近的马头、马户放马，偶尔去泉水市（今江宁龙都镇）做点小买卖，生活倒也不难。转眼年下，夫妻二人盘算了一下，家里日用盈余有积，便打算置办一些家产，也好自立门户。
可这新家安置在哪里才比较合适呢？他们合计了一下，就在妻舅家的杨柳村和做生意的泉水市之间折中卜宅，选在马场山南、杨柳湖北的湖滩平地上安家。朱孔阳将这片淤积出来的湖岸滩地作为无主土地，向官府正式报垦，有了名分，安了户口，成为上元县的编户齐民。因为这片滩地距离杨柳湖岸不过五里多，较之佘家所居村庄更为近前，故而称为“前杨柳村”，相对而言，佘家的杨柳村则称为“后杨柳村”。图19 杨柳村佘氏宗祠
朱孔阳避讼句容、迁居上元、开基前杨，这则故事的成型，并非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其素材来自乾隆《句容县志》、光绪《朱氏家谱》的文字记录，杨柳民间传说的口头传说，是三者在一定历史脉络、制度背景之中的有机结合。当然，这个故事并不完全等同于史实，只是尽可能从文献、记忆中还原当时人物、事情的现场，以期近距离地观察时人时事。
朱孔阳归葬陡门故里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是明清易代、王朝更替的社会动荡时期。所幸的是，前杨朱氏在乱世之中还能守成家业，使之发扬光大。第四世朱鼎元（1657-1727）在世时，“严肃治家，义方教子，建祠以妥先灵，立图以完国课”，是前杨朱氏家族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继而第五世朱继光（1664-1735）“经理生业，引进书香，协建祠宇，肯构肯堂，既豪且杰”，朱继健（1676-1727）“潜心举业，才德兼优，言行修饬，宗族称之，乡党咸慑”。入清之后，前杨朱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仍然遵循“耕读持家”的古训传统。
前后历经四代人左右的时间，前杨朱氏通过族中子弟的娶妇、嫁女，与本地周边的万安戴氏、南窑刘氏、庞家桥庞氏、湖熟李氏、郭村郭氏等一批世代工商的家族进行通婚、联姻，利用姑表、甥舅等亲缘关系的介绍、帮带，不断融入龙都地方社会的商业传统。至第六世时，族中经营有方者不乏其人。第六世朱世业（1670-1752）“能耕能贾，家业以康”，朱世裕（1695-1772）“生理舒邑（今安徽舒城），经营最早，家业小康”。自此以后，商人、商业成为族人在耕、读之外，极为重要的营生方式，渐而“商农为本、耕读持家”。
清代中叶以来，前杨朱氏商人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北至河南、南至浙江、西至四川、东至苏松，尤以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各大码头最盛，而其经营行业又以中草药、南北货、绸布为主。历代以来，前杨朱氏商人们在外经营，货殖四方，而其商业财富的物质积累和外在表现，就是如今杨柳村中的一座座深宅大院，一如其在深闺人未识，这些宅院主人们的悠悠往事，也为历史的封尘所掩盖，不为人知。第二章厅堂栋宇掩封尘
杨柳村素有“青石墁地石门楼，走进杨柳不沾泥”之说。此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村中道路、建筑的样式和风貌巧妙生动地展现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借由这富足、安康的生活场景，从中不难管窥杨柳村古代民居建筑的精妙之处。其民居建筑由村东向村西不断兴建，形成今天的建筑群，也可谓明清时代杨柳村的“高级住宅区”（图20）。图20 杨柳冬雪
虽然杨柳古民居都是私人住宅，但是均以“堂”来命名。堂者，堂堂正正、富丽堂皇也。前杨朱氏商人们获得了商业成功，他们将这财富积累、文化积淀反哺乡梓，荣耀乡里，在砖瓦木石的精工巧思中，彰显自家成功的价值和理念。因此，杨柳村的“堂”不只是一种建筑，更是历代杨柳商人们价值观念的物化表达。第一节依山缘水三十六堂
1982年10月，在南京市文物普查过程中，杨柳村古建筑群浮出水面，引起文物专业工作者和古建专家的注意。综合建筑遗存、文献记载与访谈信息，古建筑专家推测杨柳村明清古建筑原有36座。在明清500多年的时代变幻中，杨柳村的一座座古代建筑饱经风吹雨打，在时间长河中形成，又在历史大潮中几经冲刷，成为遗迹、遗址（图21）。历史上，杨柳村原有的36座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然而，在近代以来一次次的兵燹战火中，这些古建筑损毁过半，其中大部分在太平天国时被毁，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保存得相对完整的宅院还有17座。
在这些古建筑中，由村东向西排列，分别为赵氏祠堂、时氏祠堂、刘氏祠堂、朱氏老宗祠、慎德堂（朱氏小宗祠）（图22）、王家老宅、三槐堂、忠诚堂、敦门堂、映雪堂（图23）、安裕堂、安乐堂、天乐堂、祖耀堂、思齐堂、光文堂、敦朴堂、翼经堂、翼圣堂（图24）、居易堂、铭馨堂（图25）、省六堂、崇厚堂（图26）、四本堂（图27）、洪水楼、序乐堂、敦裕堂（佛堂）、近思堂、敦本堂（图28）、思贻堂（图29）、安雅堂、酌雅堂（张代耕堂）、树德堂、礼和堂、恩承堂等。若按姓氏划分，则有24座为朱家所建，其余12座为村中刘、时、赵三家所建；若按建筑类型划分，则可分为祠堂、住宅、佛堂与角楼四种类型。图21 古杨柳村图22 朱氏小宗祠图23 映雪堂图24 翼圣堂图25 铭馨堂图26 崇厚堂图27 四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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