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伟达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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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瘀毒论试读：
前言
癌症——恶性肿瘤是人类最为凶险的杀手之一。近20年来，恶性肿瘤呈现年轻化及发病率和死亡率“三线”走高的趋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是我国首次发布肿瘤发病情况登记年报，数据来源于24个省的72个监测点，覆盖8500万人。年报显示，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癌症发病率全国35岁至39岁年龄段为87.07/10万，40岁至44岁年龄段几乎翻番，达到154.53/10万；50岁以上人群发病占全部发病的80％以上，60岁以上癌症发病率超过1％，80岁达到高峰。全国癌症死亡率为180.54/10万，每年因癌症死亡病例达270万例。我国居民因癌症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死亡7至8人中有1人因癌死亡。癌症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为1.68∶1。
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癌症的发病数都在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其中70％的新发病例发生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预测，到2020年，癌症的新发病例全球将达到2000万，死亡病例也会高达1200万。
这一组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也给我们每一位中西医临床工作者提出了更紧迫、更艰巨的任务！因此，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法，提高癌症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和研究水平，对应对我国当前癌症状况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医在癌症治疗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癌症中医病因病机的研究亦显得尤为重要。
本人幼承家训，矢志医学，至今凡30载，专攻癌症已逾20春秋，诊疗过的癌症患者不下数万。经我治疗的癌症患者（其中大多数来诊时已是中晚期），他们有的癌瘤消失，康复出院；有的带瘤生存，癌瘤虽未完全消失，但临床症状改善，化验指标趋于正常，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每当在癌症治疗上取得些许进展，看到患者由痛苦转为疏朗的面容，都是对我莫大的鞭策与鼓励！面对进步与成功，我不断思索其原因；面对挫折与失败，亦不断思索其教训。我深切体会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是我国的特色与优势。众多当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也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认为，中医治癌的优势在于中药。此话不错，但不够全面。我认为，中医的优势首先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在其对疾病认识的思维方式。我们说“理法方药”，“理”是第一位的，有了医理，才有辨证论治，才有对立法、治则、遣方、用药的指导。我的恩师汪其浩、郑孙谋、吕炳奎诸先生自我习医伊始即反复谆谆教诲：要重视医理的研习与创新，否则只能当治病的“匠人”而不能成为医学大师。因此，我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时刻谨记恩师教诲，不断探索、研究、总结、提升医学理论，再用医学理论促进临床。通过20多年的癌症临床研究，我先后提出“两以论”“中医四大优势论”和“以人为本，带瘤生存论”等发人深省、具有思辨意义的观点。针对癌症危害的分析提出“四死论”即“怕死、毒死、冤死、饿死”；对癌症治疗的“四疗论”，则是应对策略，即“药疗、心疗、体疗、食疗”四位一体治疗癌症，将四种疗法贯穿癌症治疗全过程，各疗法整体协同，优势互补，整合治疗，是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在临床治疗中的具体化。几年来，经过反复实践、探索，我将自己的学术观点逐步完善，升华提高为“治癌新十论”，将这些新理论践行于临床，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良好效果。“瘀毒”概念的认识与产生，“癌症瘀毒论”新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也是遵循着“实践—探索—再实践—升华提高”的过程。如果说，“治癌新十论”更多地倾向于临床实践，倾向于技术层面，“癌症瘀毒论”则更多地倾向于理论层面，因之更显其意义重大。确立并完善这一理论，亦即《癌症瘀毒论》的编写目的。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临床基础篇，包括瘀毒概念的形成，瘀毒的文献研究，癌症瘀毒的中医病因病机、诊断、辨证及治疗的中医基础理论；下篇为临床治疗篇。这样的编写脉络，重点在于癌症瘀毒论的理论阐述，但更多的笔墨则放在这一理论的临床实践，并与“十纲辨证”“四位一体疗法”等作者提出的治癌新理论相互印证，以期证明：中医学术的发展必定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必定在当今的临床实践之中。
脚踏巨人的肩膀方能登上更高的山峰。中医学术的发展漫漫数千年，自《内经》《伤寒》，金元四大家，及至温病学派、中西汇通，几座高峰，几度辉煌！作为现代人，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勇气将中医学术发扬光大，再次推向辉煌！《癌症瘀毒论》是在前人经验和同道的提携、帮助之下编写而成的。如果广大同道阅读本书后能对癌症治疗的思路有所启发，疗效有所提高；广大癌症患者阅读本书后能增强战胜癌症的信心，配合治疗，最终战胜癌症，则善莫大焉，幸莫大焉！
由于笔者水平、能力有限，癌症瘀毒理论尚欠成熟，加之时间仓促，本书的编写多有欠缺及疏漏，敬祈同道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不能一一列举，在此谨向各位同道致以诚挚谢意！2014年3月31日上 篇临床基础第一章绪 论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人们满怀热情地创造着新生活，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癌症这一恶魔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近30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讲，癌症的发病数都在以年均3％到5％的速度在递增。其中70％的新发病例发生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预测，到2020年，癌症的新发病例全球将达到2000万，死亡病例也会高达1200万，可见癌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不良的生活方式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存在，癌症的发病形势也愈发严峻。因此，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法，提高癌症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和研究水平，对应对我国当前癌症状况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医在癌症治疗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癌症中医病因病理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中医治疗癌症已有数千年历史，有独特的诊疗方法与临床疗效，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但总的来说，疗效还不尽如人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中医对癌症的本质及病因病机病理尚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癌症理论体系及清晰的治疗思路。
当代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一般认为，癌症的病因不外乎外感六淫、七情内伤、饮食劳倦等，其病机为脏腑失调、气滞血瘀、痰湿凝聚、正气虚弱、毒邪内蕴等。而作者认为，癌症的本质、癌症的病机离不开“瘀毒”二字。第一节 癌症瘀毒论的概念“癌症瘀毒论”是经多年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而提出的癌症病因病理学说，是中西医优势结合的产物。
作者认为：癌症的主要病因是“瘀”加“毒”，因此就形成了“瘀毒”的概念，也就是说，瘀中有毒，毒中有瘀，瘀毒互结才是“瘀毒”的本质。瘀症是指有形的病症，可看得见或可触及，例如良性肿瘤或临界瘤，其病变只是在人体的局部，手术治疗后不会复发，完全可以治愈。而瘀毒证，是指肿瘤为恶性的，是全身性的疾病，手术治疗后一般并未完全治愈，还会复发、转移。恶性肿瘤——癌症，其主要病因和病理变化盖缘瘀毒而起，运用瘀毒理论认识、研究癌症的病因病理，并以此理论指导辨证施治、遣方用药，每获良效，故“癌症瘀毒论”这个新的学说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但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瘀毒是一种病理产物，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其所导致的瘀毒症临床主要表现为人体内、外赘生肿块，坚硬如石，固定不移，生长迅速或有转移，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癌症。本书将对癌症瘀毒的概念、文献、病因、病机、病理、辨证、治则、治法、方药等诸方面做一系统性研究，故名“癌症瘀毒论”。第二节 癌症瘀毒的文献研究
从《黄帝内经》开始，历代医家从病因病机、症状、治疗各个方面对肿瘤都有论述，但在病名方面多以肿瘤出现的症状特点等进行命名，所以出现了一个病有几个病名，或是几个病共用一个病名，给后人造成一些混乱。宋代医家第一次使用“癌”字描述肿瘤，如北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卷上》云：“痈疽五发，一曰癌。”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卷二十二》云：“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穿孔通里，男子多发于腹，女子多发于乳……”到了明代，大多医家已用“癌”字来描述某些恶性肿瘤，在许多论著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癌症。如窦汉卿著有《疮疡经验全书·乳癌篇》，申斗垣《外科启玄》中有“论癌发”的记载。“癌”字本来的读音及含义均同“岩”，而癌之名字初作岩者，乃因“癌”字从“喦”，而“喦”即“岩”。《说文·山部》云：“喦，山岩也。从山、品。”《正字通·山部》云：“喦，通岩。”所以古代医籍中以“癌”为病名者，本谓体表之恶性肿疡病，言其高突烂深之状貌，一似于嶙峋之山岩状。而“癌”从喦声当读如“岩”，今乃读之为“捱”者，盖借以为“厓”，以厓、岩之古义相通，而厓之古音亦正为“捱”。西医传入我国后，医学中有“癌”复有“炎”，二者之音易混淆，为予分辨而改读。至于国内西医所称之癌，因袭中医之癌名来，而其所指，乃不同于固有之癌病。古所谓癌者，本出于直观，故发于体表者始可称之；而今所谓癌者，无论发于体表或兼发于体内者，皆可称癌。
古代医家对癌症多采用直观的描述，如“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高突如喦顶”（肿物嶙峋之形），“烂深如喦壑”（溃烂下陷之象），一似凹凸参差之山石状，故癌之一名初即为岩（喦）也。《格致余论·乳硬论》云：“若夫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昕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疡科心得集·卷下》云：“夫肾岩翻花者……初起马口之内，生肉一粒，如竖肉之状，坚硬而痒，即有脂水……渐至龟头破烂，凸出凹进，痛楚难胜，甚或鲜血流注……”《本草纲目·主治·痈疽》云：“穿山甲：乳痈、乳嵓（按：嵓，即喦字），炮研酒服。”
癌，现代医学称恶性上皮细胞瘤，专指由上皮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其他由结缔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只称作恶性肿瘤，如：肌肉或骨骼的恶性肉瘤、黑色素细胞的恶性黑色素瘤、生殖细胞的畸胎瘤，而血液科的恶性肿瘤则使用白血病及淋巴瘤的名称。由于绝大多数恶性肿瘤病例是恶性上皮肿瘤，因此在一般用途上癌已成为恶性肿瘤的同义词，其他种类的恶性肿瘤也常被称为癌或癌症，例如白血病就被称为血癌。“瘀”和“毒”均为中医学的重要概念，用于解释某些疾病的病因病理并指导临床。古代文献有关“瘀”“毒”的论述较多，但对于“瘀毒互结”致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特点、临床治疗等相关论述则很少，亟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瘀”的基本字义是血液凝滞，同“淤”，如我们常说的“瘀血”“活血化瘀”。《说文解字》云：“瘀，积血也，从病，於声。”《楚辞·九辩》云：“形销铄而瘀伤。”在历代医学典籍中，“瘀”的含义慨括起来有以下几种：①污秽的，非生理的有毒之血。《证治准绳》云：“百病由污血者多。”《皇汉医学》云：“瘀即污秽之谓。”可见，“瘀”在我国古代中医病理学概念中已含有“瘀毒”的含义。②指病理产物。《素问·调经论》云：“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血证论》云：“离经之血为瘀血。”③久病必瘀。《医林改错》云：“久病入络即瘀血。”④郁积、停滞之意。《伤寒杂病论·阳明病篇》云：“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毒”的本意是毒草滋生。《说文解字》云：“毒，厚也，害人之艸。”历代以来，人们将“毒”字广泛引申运用，如毒物、罪恶、祸害、危害、狠毒、厉害、苦痛、杀害、憎恶、憎恨等等，均有“毒”的含义。凡恶性的、暴烈的、极盛的、厉害的、凶狠的均可用“毒”来形容，例如人们将恶性肿瘤称为“毒瘤”。“毒”在中医学中的含义极为广泛，概言之有以下几方面：①泛指药物，或药物的毒性、偏性。《周礼·天官·医师》载：“聚毒药，以共医事。”《素问·脏气法时论》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②指病症，多见于外科，如丹毒、委中毒等。③指病因，包括能够对机体产生毒害或毒性作用的各种致病物质。大凡内外致病因素，当其致病性很强，对机体危害严重时，便可称之为毒邪，又称毒气，在古代医药书籍中常称为时气、非时之气、异气、戾气、疫气、疠气、杂气等。《瘟疫论》云：“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之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一、历代中医对癌症的认识（一）宋代以前中医对癌症的认识
宋代之前，癌症病名尚未确立，但古人对各种肿瘤的认识却可上溯至距今约3500多年的殷周时代，殷墟甲骨文上就记有“瘤”的病名。该字由“疒”及“留”组成，说明当时对该病就有“留聚不去”的认识。这是现今发现的中医记载肿瘤最早的文献。
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称治疗肿瘤一类疾病的专科医生为“疡医”。“疡医掌肿疡……之齐。”肿疡包含肿瘤，说明公元前11世纪对肿瘤已有了认识。至今，日本、朝鲜仍将肿瘤称之为“肿疡”。在当时就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用“祝药……杀之齐”。“祝”意为用药外敷，“杀”是用药腐蚀恶肉。“祝”“杀”都为现代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山海经》并非一部专门论述药物的专著，但它确实收集了许多植物、动物及矿物药，约有药物120余种。从这些药物的治病范围看，有治恶疮、瘿瘤、痈疽、噎食等从现代观点来看与肿瘤有关的疾病。这些医药成果与现代医药成果比较虽不足挂齿，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它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先河，中国医药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对世界医药学也有一定的贡献。
中医学的奠基著作《黄帝内经》对“肠覃”“石瘕”“癥瘕”“癖结”“膈中”“下膈”等病症的描述与现代医学中某些肿瘤的症状相类似。如“噎膈不通，食饮不下”类似现代医学中的食管、贲门肿瘤所造成的梗阻症状。“石瘕生于胞中……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见“石瘕”的症状与子宫内的肿瘤类似。“肠覃者……如怀子之状……按之则坚。”肠覃与腹腔内的某些肿瘤相似。这些论述为中医肿瘤病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肿瘤成因的论述与现代医学对肿瘤病因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如：外邪侵袭，《灵枢·九针》云：“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者也。”饮食失调，《素问·异法方宜论》云：“美其食……其病皆痈疡。”此处的痈疡，包括了现代医学中有体表溃疡的肿瘤。情志失常，《灵枢·百病始生》云：“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后世历代医家所提倡的“四诊八纲”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医对肿瘤病进行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源泉。在治疗上《黄帝内经》提倡的“谨守病机”“治病求本”，对于变化多端的肿瘤病的治疗有启示和指导作用。《难经》曰：“积者，阴也……五脏所生。”同一时期的《吕氏春秋·尽数》则认为肿瘤的成因与水土不适有关。“轻水所，多秃与瘿人。”秃指脱发，瘿指甲状腺肿大，包括甲状腺的肿瘤。又云：“大酸，大热，大怒，大忧，大湿……则生害矣。”已认识到居住环境、饮食、情绪与肿瘤发生的关系。现代流行病学调查已证实，肿瘤的发病率有地域性，某些肿瘤的发生与饮食习惯有一定的联系。《难经》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对某些肿瘤的临床表现都有明确的阐述，还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预后提出：“积者，阴也，故沉而伏，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积部，肿块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死不治。聚者，阳气也，阳伏而动，六腑所生，其始发无根本，其痛无常处，可移动，虽困可治。”
在当时的医家除了对肿瘤的成因与预后有一定的认识外，所描述的某些疾病的症状与现代肿瘤学所描述的症状也是相一致的。对常见肿瘤已有了初步的诊断概念。如“三阳结谓之膈。”“膈塞闭绝，上下不通。”与食管、贲门肿瘤造成的梗阻相一致。“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其病难治。”与胃癌相一致。“在肠累之时，贲响腹胀……飧泄……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这种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腹部肿块与大肠癌及其腹部转移时出现的症状相同。
东汉的张仲景对肿瘤与非肿瘤的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区别进一步发展了《难经》的论述，他认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中指出：“妇人之病……令阴掣痛……或引腰脊……膝胫疼烦……久则羸瘦……”上述有关妇人下腹疼痛的描述，与现今临床上由恶性肿瘤在盆腔内产生了广泛转移和浸润而引起的腰部和下肢酸痛的临床症状相似，如“久则羸瘦”，特别符合由恶性肿瘤晚期所引起的恶病质的情况。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发展了《黄帝内经》中有关肿瘤病因的说法，认为肿瘤的起因还因脏腑的“蓄毒”所生。由此可见，古代医家对肿瘤发病机制的认识不仅认为它是一种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而且还认为它的发病是以内因为主，发展了《黄帝内经》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也与现在的肿瘤发病原因相一致。
在治疗上，葛洪用海藻“疗颈下结囊……成瘿者”。到目前为止，海藻仍然是治疗甲状腺肿瘤的常用药。而当时盛行的炼丹术，如发明的“红升丹”“白降丹”，对肿瘤的治疗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华佗治疗噎膈反胃方中有丹砂等，这些丹剂药对体表、黏膜肿瘤的外治方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可见中医肿瘤学在秦汉时期已初露端倪，为以后中医肿瘤学说形成打下了基础。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不但分门别类记载了许多肿瘤疾病及其所见的症状，如“癥瘕”“积聚”“食噎”“反胃”、“瘿瘤”等病证，而且还论述了这些病证形成的原因与病机。如将“噎膈”按其病因分为气、忧、食、劳、思五噎和忧、恚、气、寒、热五嗝，为后世医家鉴别噎与嗝奠定了基础，并提出了用脉证法来鉴别肿瘤及判断预后。如某些肿瘤“至牢有根”是恶性肿瘤患部浸润所致。“乳石痈”的皮肤是“肿结皮强，如牛领之强”，这是因为乳腺癌组织侵犯皮下组织和淋巴管后，淋巴管被癌栓堵塞，淋巴回流受阻，使乳腺皮肤粗糙，出现“橘皮样”改变。《诸病源候论》除了比较详细和明确地记载了许多肿瘤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外，并记载了“缝亦有法”的外科手术方法，这在肿瘤治疗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唐代著名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对“瘤”进行了分类，有“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和“血瘤”等之分，并告诫后世医家：“凡肉瘤勿疗，疗则杀人，慎之，慎之。”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均记载了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并且有许多是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后世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特别是用羊甲状腺治疗瘿瘤的病例，开创了内分泌治疗肿瘤的方法，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稍后的医家除用羊甲状腺治疗瘿瘤外，还用动物的胎盘治疗乳腺肿瘤。用手术方法割除疣赘（肿瘤）等。目前对于大多数恶性肿瘤的治疗仍以手术为首选。唐太宗时所编的《晋书》载有用外科手术治疗眼科“大瘤疾”的病例：“初，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
在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也有用灸刺、粉药治疗“瘿瘤”的记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古代，受当时所处环境的影响，诊断手段的限制，医家对体表的肿瘤，或体表症状出现较早的肿瘤描述较多，记载的治疗方法也较多，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对内脏肿瘤的发生与发病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记录下来，虽然按现在的诊断标准，这些肿瘤已在临床上出现明显的症状、体征，大多数已不是早期的肿瘤病，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治疗，并且总结了许多有效的方剂，至今在临床上仍然有许多方剂在使用。（二）宋元时期中医对癌症的认识
宋元时期，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科学技术及生产力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通过金元四大家医学流派间的学术争鸣，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肿瘤疾病发生与发展的认识。如宋代重校的《圣济总录》进一步阐述：“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和平，无或余赘，及郁结壅塞……瘤所以生。”这里提出肿瘤发生的内因是由于气血流行失常，郁结壅滞，形成余赘所致。
宋代东轩居士的《卫济宝书》（公元1170年）中第一次使用“癌”字，并对“癌”的病证进行了描述。此时的“癌”所代表的症状与现代的恶性肿瘤并不完全相符，很可能是痈疽的一种，也可能是体表或比较表浅部位的恶性肿瘤。杨士瀛在《仁斋直指方论》中将癌症的某些特征描述为：“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方孔透里……”李迅在《集验背疽方》提出：“内发者不热，不肿，不痛，为脏腑深部病患，则较难治。”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提出，体表的“疮疡”并不是单纯的局部的病变，而是关系到人体脏腑气血寒热虚实的变化，所以治疗“疮疡”不能单纯注意局部的攻毒，而要从脏腑气血全局的变化来考虑，注重整体治疗。
宋元时代的医家论述乳癌时均用“岩”字。宋人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对乳癌的描述是：“捻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
古代的医家通过对肿瘤的长期观察，总结出良性肿瘤对人体的正常生理不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某些良性肿瘤亦可以发展成为恶性肿瘤，这些肿瘤“理于壮年可无后忧也”。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对肿瘤的中医治疗有很大的影响。如寒凉派的刘河间认为，火热致病，当用寒凉药治疗热证。临床上有一些肿瘤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出现火热的症状，用清热解毒法治疗有效。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抗肿瘤的药物以清热解毒类药为多。
张从正认为：“积之成之，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到了清代尤在泾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明确指出，精神因素与肿瘤发病的关系，这种关系已受到现代医学家的重视。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李东垣提出“养正积自消”，指出肿瘤的治疗以扶正为主，正气复，邪自消。另外，李东垣的“补脾胃”法“扶正固本”还可以用于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由于恶性肿瘤的恶性消耗，在恶性肿瘤的中晚期会出现“恶病质”等消耗性的症状，用李东垣的“补脾胃”法“扶正固本”，不但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还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朱丹溪提出了“痰”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性，提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也。”“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凡人身中有结核不痛不仁，不作脓者，皆痰注也。”在治疗上有痰则治痰，但治痰必求其本，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其治本也。”并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随气而顺矣。”朱丹溪提倡治痰以治病，但反对过用峻利药，指出：“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朱丹溪以二陈汤为治痰的基本方，他认为：“二陈汤……一身之痰都管治，如要下行，加引下药，在上加引上药。”并且根据痰的不同性质和部位加用不同的药物，对后世医家在肿瘤的治疗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朱丹溪还以病变部位在上和在下明确地将噎与膈区分开来，从他所描述的症状来看，噎与食道癌造成的进食难下症状相似，膈与贲门癌引起的症状较一致。“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食，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进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嗝，亦名翻胃。”并认为噎与嗝“名虽不同，病本一也”，所以治疗上同用“润养津血，降火散结”的治疗大法。朱丹溪认为乳腺癌的成因是七情所伤，“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但是“若于始生之际……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强调了乳腺癌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创制了“青皮甘草汤”治疗乳腺癌。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除了将病因进行归纳外，并对某些肿瘤的症状进行了描述，提出了一些治疗的方法和治疗药物。（三）明清时期中医对癌症的认识
明清时期的医家在继承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各种肿瘤的成因、病理机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临床症状观察更仔细，辨证更准确，治疗更具体；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与预后及与体质、年龄的关系都有较详细的论述，中医肿瘤学发展至此，已基本成形。
1.肿瘤病因的探讨（1）噎膈、反胃的病因《医门法律》指出：“过饮滚酒，多成膈证，人皆知之。”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提示，长期进食温度较高的食物与食管癌的发病有一定的联系。《医学统旨》认为，噎膈、反胃是由于“酒米面炙……难化之物，滞于胃中，伤损胃肠”所致。（2）乳癌的病因
王肯堂认为，乳癌是由于“忧怒郁遏”所致。王洪绪在《乳岩治法篇》中认为，乳岩是由“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陈实功认为：“乳岩由于忧思郁结……所愿不遂……结聚成结。”虞天明说：“此疾多生于忧、郁、积、忿……”“情思如意，则可治愈。”（3）皮肤癌的病因
明代的申斗垣认为：“三伏炎热，勤苦之人，劳于工作，不惜生命，受酷日晒，先痛后破，而成疮疡。”现代临床也认为皮肤癌的发生与长期紫外线照射有关。（4）唇癌的病因
明代陈实功认为，“唇岩……因食煎炒”所致。现代研究证实，唇癌的发病与机械损伤、高温灼伤有关。（5）肿瘤的发病与年龄的关系
明代的申斗垣曰：“癌发，四十岁以上。”表明了癌症发病与年龄的关系。清代赵养葵在其《医贯》中更明确提出了年龄与恶性肿瘤的关系，如对噎膈病，提出“惟男子年高者……少无噎嗝”。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在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癌症的发病与精神因素、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激素水平、日光的长期照射、年龄等因素有关。
2.肿瘤治疗方面的探讨
人们认为肿瘤的形成与气滞、痰湿、瘀血、毒邪有关，是“积聚之病”，所以使用一攻法、二消法、三补法、四散法治疗肿瘤。《本草纲目》介绍了130种治疗“瘿瘤”的药物；治疗噎膈的药物分为利气化痰和开结消积二类；治疗反胃的药物分为温中开结、和胃润燥两类；治疗积聚按血聚、气聚、食滞、痰积的不同病因，采用活血、行气、消食、祛痰几类药物。
在肿瘤的治疗上，除采用内服药物治疗外，还用外敷药、手术切除、烧灼术等方法治疗。如用商陆捣盐外敷以治疗石疽，用大蟾蜍敷贴治疗恶核。陈实功用烧灼止血法治疗唇癌：“割治后，急用金银烙铁，在艾火内烧红，烫之。”申斗垣则是“用利刀割去之，外以太乙膏贴敷”。对于外突明显，而根部细小的肿瘤，除采用割除方法外，有的还采用药线结扎法，这种方法被称之为缚瘤法。
3.观察肿瘤的变化，判断预后
通过观察病人的症状、体征，推断病情的发展规律和判断预后，中医学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许多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如《外科启玄》指出：肿硬如石，穿膜黑腐和窜肿多处是肿疡的危证，病人预后不良。若病人出现神昏愦，目睛正视难，喘生鼻煽动，咽喉若燎烟，身浮肿而滑泻，疮疡形陷又坚，疮色紫黑，流脓血水或脓清臭秽是肿瘤的恶证。恶证是指恶性、恶病质以及预后不良。
4.主要医学著作及其贡献
楼英在《医学纲目》中，对肿瘤的治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治疗原则与规律，对肿瘤的治疗要“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
汪机在《外科理例》中有专门讨论肿瘤类疾病的辨瘤、论恶肉、乳癌等篇，在治疗上主张“调理气血，先固根本，不轻用寒凉攻下之剂”。
王肯堂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收集历代名医方论著成《证治准绳》一书，书中有瘿瘤疣痣、恶疮、肿疡、乳癌、积聚、噎膈、反胃、关格等篇。对腹部肿块的鉴别是“胀在腹，痞在中，胀有形，痞无形”等。对“瘿瘤”的治疗提出“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说明对良性、恶性肿瘤的治疗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这本著作中，他还记载了一位男性患者因屡赴“馆试”未获选而郁郁不乐，其后左乳房出现肿块，常有少量液体溢出，而后肿块增大，溃烂，变成岩穴之状。这一记载与现代医学中女性常见的乳腺癌相一致。
薛己在《外科枢要》中对“筋瘤”“血瘤”“肉瘤”“气瘤”和“骨瘤”的外在表现作了描述，并进一步解释了疮疡痈疽的七恶五善。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出：“瘤赘即大，最畏其破，非成脓者，必不可开，开则牵连诸经，漏竭血气，最难收拾，无一可治。”他在其著作中还提出：“反胃者，食犹能入，入而反出……以阳虚不能化也，可温可补，其治犹易……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者，隔塞不通，食不得下……治有两难。”明确地将噎膈与反胃在症状、病机和治则、治法上区别开来。到了清代的张璐则依据噎膈的症状，按寒热虚实辨证，用药上除了辨证用药外，多用果汁、蔬菜汁、药汁等，将药物制成膏剂。这种方法符合噎膈以阴虚内热为多见的情况，用果汁、蔬菜汁、药汁等多汁的食物或药物滋润，以“补阴助阳”，并且在噎膈造成“食不得下”时，果汁、蔬菜汁、药汁等可以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能量，并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最早提到“粉瘤”“发瘤”与“失荣”。他描述“失荣”为：“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半载一年，方生阴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熏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愈溃愈坚，犯此俱为不治。”这是对恶性肿瘤中晚期出现恶病质比较详细的记载。他认为，“内之证或不及于外，外之证则必根于内”，所以强调治疗肿瘤不能仅仅治疗表面的病灶，要内外治疗并重，治疗应以调理脾胃为要。他用自己所创的和荣散坚丸、阿魏化坚膏治疗。值得指出的是，他已认识到这种病虽然不能治愈，但是这些药是“缓命药也”。因此他对那些恶性肿瘤晚期的患者，并没有完全放弃治疗，而是积极地用药“缓命”。他在书中还对乳腺癌的症状特点与预后作了详细的描述，并有乳腺癌的插图。
祁坤在《外科大成》中详细介绍了“瘿瘤”的辨证论治方法，并且提出“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为疡科中的“四绝证”。认识到恶性肿瘤的不良预后，所以十分重视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高秉钧则对这“四绝证”所表现的症状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并将“四绝证”及与其相似的病证的症状进行了鉴别，在预后方面提出了“四绝证”不可治，而与“四绝证”相似的其他证为可治。但对于“四绝证”也决非不治疗，提出了“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气血，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乳岩”若出现“溃烂，深如岩者……此时五脏俱衰……凡犯此者，百人百死……不必勉治”，“肾岩翻花……若至已成后，百无一生，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舌疳……此证治虽多，百无一生，纵施药饵，不过苟延岁月而已。”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四绝证”提倡早治疗，迟则杯水车薪，难以为济。
申斗垣的《外科启玄》不但有专门讨论肿瘤的专篇，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肿瘤的症状与体征，以及内服、外敷、针刺、灸烙、熏、刀割等治疗方法。
王洪绪在《外科证治全生集》中不但有论述肿瘤的专篇，还特别强调肿瘤的治疗“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吴谦的《外科心法》介绍了治疗茧唇、锐疽、上石疽、失荣、中石疽、黑疔、舌疳、喉瘤、乳癌、脏毒、下石疽等病的理法方药。这些病与现代医学的唇癌、恶性淋巴瘤、颈部恶性肿瘤、鼻咽癌晚期、腹股沟淋巴瘤转移、外耳道黑色素瘤、舌癌、乳癌、直肠癌、膝部骨关节肿瘤的症状和体征相同。
清代何梦瑶《医碥》说：“好热饮人，多患膈证。”此处的“膈证”为噎嗝，与现代医学的“食管癌”相似，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长期饮酒或食用温度高的食物可引起“食管癌”。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出腹腔内的肿瘤与血瘀有关，为现代肿瘤治疗中提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详细记载了食管癌与贲门癌的病因病机及其治疗的理法方药，强调在治疗中要补中逐瘀，是肿瘤治疗中“扶正培本”的具体应用。
许多肿瘤的临床表现是在局部出现，但却是全身性病变的一种表现。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又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局部病灶的消除，又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在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明清以来，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对癌症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均有更多的论述，分类更细，名称更复杂，但也出现了同一肿瘤有多个名称，而同一名称也可能包括了恶性肿瘤、良性肿瘤或非肿瘤性疾病的问题。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肿瘤学不可能像现代肿瘤学那样对肿瘤进行详细的分类，但是早在数百年，甚至上溯到一二十个世纪以前，中医学中就有如此丰富而详细的记载是难能可贵的。二、历代医家对瘀毒的认识
历代医籍并无瘀毒之名，而名瘀血、恶血、蓄血、血瘀者，常含瘀毒之意。
中医学对“瘀”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目前我国最古老的医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关于活血化瘀法治疗“蛊”病的记载。《武威汉代医简》系与《五十二病方》同时代的古老医书，简牍共92枚，其中记载活血化瘀治法的就有9枚。简文中所载治“瘀”的具体方药体现了对后来中医学中“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理论的具体运用。对于久瘀之患则以活血化瘀峻药——虫类药物搜剔络道，增强通经活络作用，显示了其治法用药上的多样性。《黄帝内经》中虽无瘀血一词，但有“血凝涩”“血脉凝泣”“脉不通”“恶血”“留血”“血著”等30余种近似瘀血名称的记载，并在一些篇章里谈到了瘀血产生的原因及瘀血导致的症状。在治疗上，《黄帝内经》指出了以疏决通导为主的基本治疗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血实者宜决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坚者消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素问·汤液醪醴论》曰：“去宛陈痤”。《灵枢·小针解》曰：“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以上可以认为是活血化瘀治法的理论雏形，形成了活血化瘀的基本概念，从而为后世医家研究发展活血化瘀理论、创制活血化瘀方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医学对于“毒”的最早记载亦当属《五十二病方》，除“蛊”病的记载外，另有两处治疗箭毒的处方。《黄帝内经》对“毒”的论述多达34处，主要论述了病因之毒和药物之毒。病因之毒首次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清毒、燥毒、大风苛毒的概念，例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对于外来感染性致病毒邪，《黄帝内经》中称之为“疠”。《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疠大至，民善暴死。”关于药物之毒的论述，有的指药物，有的指药物的偏性与峻烈性。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有毒无毒，所治为主。”《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素问·移精变气论》云：“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汉·张仲景是血瘀理论的奠基人。他在《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中总结前人的经验，首先提出了“瘀血”这个名称，并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科疾病，开后世瘀血证之先河。久病入络，瘀血内阻，加重病情，治当活血化瘀。并在治疗蓄血、血痹、虚劳、癥瘕、产后腹痛等疾病中，叙述了瘀血的几种主要症状及脉象，且在其他篇章中谈到了瘀血产生的原因和治疗。在《伤寒论》的太阳和阳明病篇中，对血瘀证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他首创了瘀血的辨证论治和方剂，制定了桂枝茯苓丸、下瘀血汤、桃仁承气汤、抵当汤、鳖甲煎丸、大黄虫丸、旋覆花汤、温经汤、当归芍药散等方剂。张仲景所用活血化瘀诸方，可谓用药精当，法度严谨，配伍巧妙，旨在“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其指导临床遣药组方意义深远，开拓了杂病、伤寒和妇科瘀血论治的新领域，为后世应用活血化瘀药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脉症并治第三》中，根据证候的属性把毒邪分为阳毒和阴毒，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阳毒、阴毒致病的症状、预后及证治方药，对后世颇有启发。晋代王叔和《伤寒例》在继承《黄帝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的伏寒化温说，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其所著《中藏经》中提出“蓄毒”致病的观点：“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发展了《黄帝内经》以来关于肿瘤病因的学说，开创了“癌症瘀毒论”之先河。（注：亦有学者认为《中藏经》为六朝人所作，托名华佗）
汉晋之后，经过唐宋以至金元时期，对瘀症及毒邪的论述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代，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将瘀血作为一个证候，并在有关疾病如血证、积聚的病机中阐述，使活血化瘀治则在理论、方剂、药物等方面更加完善。如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以仲景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为基础加减化裁出治妇女月经不通的桃仁汤、芒硝汤、桃仁煎，并以仲景大黄虫丸加减化裁出桂心酒方，用治妇女月经不通，结成癥瘕。
宋、元时期。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对于“产后心腹痛欲死，百药不救”者，以药性平和、善能活血化瘀止痛的五灵脂与蒲黄同用，组成失笑散一方。由于该方有良好的化瘀止痛之功，故后世对其运用有较大的发展。朱丹溪重视解郁散结，创立气、血、湿、痰、食、热六郁之说，其中以气血之郁尤为重要，他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他所谓的郁，可看作是血瘀的早期或轻症。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说：“恶核者……风邪挟毒所成。”进一步丰富了肿瘤的毒邪致病学说。《诸病源候论》腕伤病诸候、妇人杂病诸候、妇人妊娠病诸候、妇人产后病诸候各篇中详论瘀症的同时，根据毒邪性质及来源不同，结合证候表现，对毒邪进行命名，并对其所致疾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使瘀、毒致病的理论得到发展。《千金要方》引用《小品方》之论，认为“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其中“犀角地黄汤，治伤寒及温病，应发汗而不汗之，内有蓄血者，及鼻衄吐血不尽，内有瘀血，面黄，大便黑，消瘀血方”。此方后来成为祛瘀生新、凉血解毒的名方。《外台秘要》对活血化瘀方有了更多记载，如从高坠下瘀血及折伤内治方16首、折腕瘀血方4首等。另外，《外台秘要》还对“热毒”所致疾病进行了详细论述，如“若热毒在胃外，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热乘虚便入胃，则烂胃也”，还列举了若干毒物致病及解毒方药。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涌现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各医家对“瘀”“毒”致病及治疗均做了深入探讨。刘河间、张从正治疗疾病都以解毒攻邪著称。刘河间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从理论上揭示了火热致病的病变机理。张从正倡导“攻邪”治法，提出“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的新观点，为后世“热毒”相关疾病的解毒祛邪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在王叔和“寒毒”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患者的体质与“阴毒”或“阳毒”的发病密切相关，如“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热。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并对犀角地黄汤治疗“内热瘀血”的疗效给予了肯定。
明、清至民国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瘀”“毒”致病理论体系。人们对瘀血的认识不断深入，使活血化瘀治法日益发展与完善。如明·朱等编撰的《普济方》，已注意到瘀血的危害，该书诸血门谓：“人之一身不离乎气血，凡病经多日治疗不愈，须当为之调血……用药川芎、莪术、桃仁、灵脂、生地、大黄为要，呕甚者多加生姜，以此先利诸瘀。”《景岳全书》详细论述了血瘀证的用药，如：“血有蓄而结之，宜破之逐之，以桃仁、红花、苏木、玄胡、三棱、蓬术、五灵脂、大黄、芒硝之属”，“血有涩者，宜利之，以牛膝、车前……木通……益母草……之属”，“血有虚而滞者，宜补之活之，以当归、牛膝、川芎、熟地、醇酒之属”等，认为“补血行血无如当归”，“行血散血无如川芎”。同时指出，治疗“热毒之痛”应“以寒凉之药折其热，而痛自止也”。清代，血瘀学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叶天士、王清任、唐容川三位医家，对此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叶天士认为初病在经，久病入络，经主气，络主血。他说“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提出“久病入络”的理论，倡导“通络”之说。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对痹证、郁证、积证、癥瘕、疟母、噎嗝、便秘及月经胎产等多种病证，广泛应用了活血化瘀通络的药物，对瘀血严重及有干血内结者，还常使用蜣螂、虫、水蛭等虫类逐瘀药。叶氏治疗出血病，提出“入血尤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之观点，对近世治疗出血病证，如弥漫性出血、流行性脑炎败血症、弥漫性血管凝血等应用清热凉血化瘀之法，颇有指导意义。至王清任《医林改错》对活血化瘀治法尤有心得，创制了诸多良方，从而使活血化瘀方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展。在王氏所创活血方中，有代表性的当为五逐瘀汤：血府逐瘀汤、通窍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身痛逐瘀汤。这些方药为后世医家临床治疗瘀血病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清任对瘀血证治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其所创制的体现气虚血瘀理论的代表方剂补阳还五汤。王氏对于中风半身不遂的病机，首次提出是元气亏损，半身无气的结合，认为“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根据其“气虚血瘀”理论，将补气与活血化瘀合用，从而创制了益气活血通络的补阳还五汤，开创了补气法治疗中风的先河。王清任在丰富了补气活血和祛瘀活血等治法的同时，对因毒致瘀进行了阐述，他在《医林改错》中说：“温毒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据统计，《医林改错》中以活血化瘀为主的方剂有33首，主治各类瘀血病症50余种，并创立了“活血解毒汤”以治疗“瘟毒吐泻转筋”。继王清任之后，唐容川对瘀血学说也有较大的贡献。他所著的《血证论》详述了各种出血证的证治，同时，阐明了瘀血和出血之间的关系，把消瘀作为活血四法之一，并认为祛瘀与生新有着辩证关系，主张“凡吐血衄血，不论清、凝、鲜、黑总以祛瘀为先”，大大地扩大了活血化瘀治法的应用范围。
明、清时期毒邪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明·吴又可《瘟疫论》提出了“杂气说”，使毒邪的含义进一步明确，即“毒”不仅指六淫之甚，还包括六淫之外的一些特殊致病因素。明·董宿辑录的《奇效良方》云：“毒气自脏里而达外，治之要法，但活血解毒而已。”孔继孟《幼幼集》亦曰：“内毒太盛，疮必稠密，急宜投以解毒活血、消导清凉之剂。”并以活血解毒汤治疗痘后余毒。近代医家张锡纯对王清任活血化瘀治法颇有研究和体会，其创制的活络效灵丹（当归、丹参、乳香、没药）为后世广为应用。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还记载了他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病案。鲍相璈《验方新编》对“毒瘀”的致病特点进行了论述，如“毒瘀肝经，损坏内溃，吐血数发，势极多危，毒瘀心包络，更加凶险，不待时日”，说明“瘀毒”对于心脏的影响尤为严重。三、现代医家对瘀毒的认识
现代医家对于瘀毒概念研究的文献寥寥无几，目前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一般认为是指毒邪影响血分而产生瘀毒，或瘀血留滞，日久化毒。兹归纳为如下四种观点：
1.陆丞的观点
瘀毒是由多种病邪致病后产生的病理性毒物。瘀毒证是这种病理性毒物所致的证候。其病机为：①可由毒邪直接入血，血毒相搏，产生瘀毒。此类瘀毒多发病急骤，证势较凶。②亦可由非毒邪性其他病邪影响血分，形成瘀血，久而化为瘀毒；或影响气分，气滞郁结，久而转化为瘀毒。此类瘀毒多为内伏，晚发凶症。
2.周腊梅的观点
瘀毒是毒邪侵犯血分，血行瘀滞，或瘀血留滞，日久化毒，以致毒瘀互结，血脉凝痹，血溢脉外。临床表现为出血、发热、疼痛、烦躁、痈疽、疔疖、癥瘕积聚等，严重的可出现瘀毒发黄、瘀毒流注、瘀毒发斑、瘀毒头痛等并发症。
3.张振千的观点
瘀可生毒，毒可致瘀，形成瘀毒互结之证。瘀毒即成，百病丛生，迁延难愈，变生他病，是疾病发生、发展及影响疾病预后的重要病理因素。
4.范言磊的观点
瘀毒是由元气衰败形成的。六淫之邪、情志所伤、饮食失节及正气亏虚致元气衰败，元气衰败不能行血运津形成顽痰、死血，二者搏结积久不去化火成毒，而形成瘀毒。临床主要表现为人体内、外赘生肿块，坚硬如石、固定不移，生长迅速或有转移，与现代医学的癌症类似，应作为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研究。
另外，癌毒学说成为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癌毒学说认为，癌毒是在正气亏虚的基础上，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种强烈的特异性致病因子，是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只有当体内有了癌毒，再加上六淫、七情、劳伤和其他因素的诱发，才会产生恶性肿瘤。癌毒既是病理产物也是继发性病因，是癌症区别于中医内科其他疾病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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