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实录3：1966—1982（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新芝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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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实录3：1966—1982（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试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他曾经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时间。

196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的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也成了这场运动对立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及其爪牙便赤膊上阵。6月1日，被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有盛赞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一时间，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和瘫痪状态。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为了控制这种混乱局面，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派遣工作组的决定，对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在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时，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相当严重。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挑拨下，有些学校出现了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于是，江青等便借题发挥，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企图整垮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

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6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在讲话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谢富治首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变了，并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同邓小平的影响不无关系。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同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直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很显然，“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是邓小平被迫检讨时所用的违心之语。在检讨时，他为了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他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当时，毛泽东还认为刘邓问题是党内问题，并说：“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一些部门的造反派在江青等人的蛊惑下，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送决心书，要求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11月8日，曾率先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纠集另外10个人一起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颠倒黑白地肆意诬称“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随后，在江青一伙的鼓动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8月，林彪一伙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被赶了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场“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林彪、江青一伙则趁机不断聚敛手中的权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被赶了下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一伙趁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之机，别有用心地发出了“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并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当时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分别被遣散到河南、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并由当地省军区实行监护。名为“战备疏散”，实为政治迫害，以达到他们清除障碍、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当时，邓小平已被关押隔离了两年的时间。他虽然仍住在中南海，但家里只有他和夫人卓琳。他的几个儿女已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则被下放到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的农村劳动，接受“改造”。

1969年10月18日，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离开中南海，乘飞机前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在新建县的日子里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签署所谓“一号命令”：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下达实施方案。

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一方面告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方面给各地打电话，要他们保护这批老干部。“一号命令”传达到邓小平家中时，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0月18日上午8时，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打电话。周恩来问：“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济南部队调过来的？”当周恩来得知程惠远是从北京中央军委调来的，便具体地布置起安置、保护邓小平的任务。程惠远放下电话，立即乘吉普车赶到婺源县，向正在那里检查工作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当面汇报了这一情况。

10月20日下午，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程惠远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此前周总理驳回了程世清想把邓小平放置在边远山区赣州的计划，提出要安置在南昌市市郊。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布置任务：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三十岁出头的宣传干事、普通军人黄文华，被选中做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质干的是“明保暗监”任务。接受任务后，黄文华立即和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子昌赶到新建县望城岗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查看邓小平将要居住的刚刚腾出来的“将军楼”。

10月22日，邓小平、卓琳与夏伯根离开北京，举家南迁。

初下飞机，邓小平三人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一同从北京来的两名专案组成员，由江西方面陪同，查看了“将军楼”并向中央作了电话汇报，而后与邓小平谈了话。“专案组”成立一年多，这还是他们与审查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三天后，邓小平住进“将军楼”。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近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住进“将军楼”，他们开始了衣食住的忙碌。其中，医疗方面，除了指定到附近炮团卫生队看病，还在新建县医院开了些常用药以备用。卓琳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这些药好办，但邓小平要准备的是安眠药，黄文华不免一惊！为此黄文华专程驱车赶回省革委会，请示程惠远：“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万一想不开，多吃了怎么办？”程惠远考虑了一番后交代：“可以给他吃。你每天晚上送一次，看到他在临睡前吞服后再下楼。”

邓小平被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新建县委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有黄文华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

从县里开会回来的罗朋，立即布置成立了七人安全保卫小组，布置全厂一天之内将所有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全部撕掉、洗净。邓、卓被安排在修理车间劳动，保卫工作由陶端缙这位靠得住的支委负责。其他车间工人一律不准进修理车间，不准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遇到外单位人员冲击喊口号，及时制止，随时打电话报告省革委会。

四五天后，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陪护下，由“将军楼”走出，来到二里外的拖拉机修配厂。罗朋在向他们介绍厂里情况时，巧妙地传达出厂里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分的工人等信息。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同邓家一起生活了好几天，他总在为一件事犯愁：该如何称呼邓小平。一天，邓小平走过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不要叫别的，这样还自然。”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厂里厂外叫开了。

为安排邓小平劳动，陶端缙犯了难，开始是清洗零件，而卓琳则和程红杏、卢凤英等女工在电工班修理马达上的电线，也就是拆绕线圈。但约莫半个钟头，邓小平感到双腿麻木，蹲久了直不起身来。陶端缙又安排邓小平干画线的技术活，后考虑到他的眼睛看图纸吃力，又商量让他干起了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

工作台安置在车间的一角。看着这个工作台，记忆浮现在邓小平眼前：他十六岁那年，从重庆一所专科学校随92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他就学会了这门手艺，没料到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修理厂派上了用场。

看到邓小平如此熟练钳工活，陶端缙十分惊奇。邓小平干得满头大汗，有人开玩笑说：“老邓，今天要多吃一碗饭啦。”邓小平一笑：“我一个月8斤米。”

黄文华一愣，这些日子，只顾忙邓小平的学习、劳动，却把这件大事忘了。于是，此后每个月给邓小平供应的8斤米，增至20斤。

邓小平每天上班的路，都要绕一个大弯，又是在公路上走，容易招引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和陶端缙爬上围墙勘查，准备开辟一条近道。他们发现，只要在工厂的围墙上开个小门，对着“将军楼”开条小道，既减少路程，又可避免接触外人。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黄文华。黄文华也正为每天的护送发愁，于是，一条小道在工人们的手中修成了。此后，邓小平、卓琳每天就行走在这条小道上，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1969年悄然过去，1970年静静走来。南方的冬天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无以缓解的冷。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

1月他们收到的工资只有120元，卓琳请黄文华问问是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去一封信，围绕着钱不够用算了笔细账，同时提到希望能照顾大女儿邓林，“如能将她分配得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信送走，没有得到答复。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状况，邓家开始了一系列的节约开支：开荒种菜、饲养小鸡……节省到连碗馊了的菜汤也舍不得倒掉。

转眼到了夏天，省革委会不断催促黄文华督促邓小平写劳动学习的心得体会。这天，黄文华瞅着邓小平心情尚佳，在看报纸，他绕了个弯儿问：“老邓，毛主席语录你有没有？”卓琳回答说：“没有。”黄文华继续问：“我们要不要搞一本来？”邓小平丢开报纸，说：“毛主席著作我们学习过多少遍了，天天读。在北京组织上曾规定我改为天天听，语录本字小看不见，以后可以到工厂跟工人师傅一起学。”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有些著作还是我们集体讨论写成的。”

黄文华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最后想了个招，隔三岔五地送语录，每次两条，压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程惠远后来听了汇报，认为这事做得太过了，便吩咐黄文华停止再送语录。

为了邓小平的安全，陶端缙在车间的左边修了一个小便池，一方面是为了不让邓小平走太远的路，另一方面是防止造反派的纠缠。陶端缙每天都要提前20分钟来，晚20分钟走，在邓小平工作台的周围检查一遍。他说：“万一有人安放炸弹，就先炸死我。”快下班时，工人张瑞龙会主动给邓小平送来半桶热水和肥皂，泡泡手，解解疲乏。黄文华总跟着邓小平，劳动时也不离开。罗朋他们便想法子，开展“学习活动”，请黄文华搜集学习材料，谈学习心得，尽可能地将他从邓小平的身边支走。

监管着加起来超过二百岁的三位老人，由于各自身份的不同，压抑的气氛令黄文华感到沮丧。他鼓起勇气，与邓小平作了次交谈。邓小平严肃地告诉他：“我们下定了决心，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黄文华表态：“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窃听器没有装，那台随时向省革委会汇报邓小平一切情况的电话，也用得不多。

这里给了邓小平一种安全感。邓小平主动提出，不再服用安眠药！

每天清晨，邓小平在开垦出的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看着蔬菜在长，他喜在心头。一次，邓小平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又开花了！”正在厨房忙着的卓琳快步走来，看见他那高兴劲儿，问：“老头子，你高兴什么呀？”“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啦！”

5月的一天，程世清在陈昌奉的陪同下，来到“将军楼”。这是他第一次来见邓小平，连邓小平的意见也没征求，就直接向楼上走去。邓小平扫了他一眼，坐在那没动，是黄文华圆场，邓小平才招手叫他坐了下来。程世清坐定后问：“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体会？”邓小平回敬了一句：“我昨天给中办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被一句话就挡了回来的程世清，马上改变话题，大吹起自己来江西工作三年的成绩。邓小平一声不吭，使得他很尴尬，便又转拉家常问道：“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邓小平说：“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中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罢，自顾凝思养神，不再搭理程世清。

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迎来了第一个端午节。和卓琳一起劳动的程红杏大包大揽：你家过节的准备工作由我包了！买糯米、粽叶，包粽子，程红杏手把手教着卓琳。卓琳第二天用盛开的栀子花编了个花环，送给小程。邓小平的脸盆漏了，陶端缙给他焊好，油漆工人还给涂了点儿漆。诸如补脚盆、修剪刀、教邓家自己酿糯米酒……长期相处，工人们和邓小平一家感情更靠近了。

邓小平精心喂养的几只鸡，开始下蛋了。有一天晚上喂食时，发现有只母鸡还没进窝，邓小平、卓琳找了好久，黄文华也帮着满院找，直到深夜才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原来被黄鼠狼吃得只剩下些鸡毛、骨头，全家觉得十分可惜。

邓小平还自己动手做豆瓣酱，闲时，就自己一个人玩桥牌。

除了劳动，邓小平还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圈五千余步。他说：“先做第一个五年计划，改造五年，不行再加五年，估计我这条件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年9月13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表了个态，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时还另给汪东兴本人写了一封信，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家人的事情。

汪东兴把前封信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10月初，邓小平接到通知，决定由护理人员送邓朴方来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

儿子病情是否好转？三位老人如何有能力照顾？最重要的是，如果朴方出院来昌，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便将丧失！

邓小平用写信的方式维持着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着节制和分寸，一般是没什么事发生，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在刚送出上两封信后的10月17日，不得不又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信送走了，三位老人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

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一事暂作罢，三位老人才松了一口气。

秋天又来临了，农闲的时节到了。插队的毛毛和飞飞，回到江西的家。过了新年，又是春节，二女儿邓楠带着张勤也回来了。

在这种年月，还有人敢爱他的女儿，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安慰。

邓家为邓楠举办了简朴的婚礼，把厂里的工人请来了。黄文华也吃了喜糖。他给小夫妇送了两本毛主席的“老五篇”，还在扉页上写了行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北京，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时，邓朴方被人从三○一医院弄出，丢进清河社会救济院。

大年初一，邓朴方的小姑和姑父到三○一医院看望他，才知道朴方已被转走。赶到清河，那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于是急忙给江西的哥嫂写信。

邓小平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当天便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他决定自己照顾残疾的儿子。

信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失望了。江西的人让邓小平以后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

6月，北京终于决定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三位老人开始了艰难的护理。毛毛也从陕西回来帮忙。

一家人想尽了办法护理和激励着邓朴方顽强地生活下去！读书、玩哑铃、练拉力器，毛毛还发明了和坐在轮椅上的哥哥打乒乓球的绝招……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后，“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有所降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着手进行各条战线的整顿，落实党的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和全体职工一起，再一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报告的传达。算来，这次已是第四次听这样的传达了。听完传达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由于周恩来的关心，这封信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后做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给邓小平的复出带来了很大希望。周恩来看到了这个希望。他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在毛泽东做出批示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同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实行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书记制）黄知真亲自到新建县看望邓小平，并当面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通知。

邓小平向江西省委提出：请示一下中央，我能否在江西省内，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及赣南等地老区看一看、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邓小平这一请求。中共江西省委遂对邓小平的行程进行安排。首先安排邓小平去的是井冈山，然后又去了赣南。

1973年，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做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最后决定！

在“将军楼”，邓家度过了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春节。

经中办同意，邓小平见到了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并把他接到“将军楼”住了两天。

要走了，要离开待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了，邓小平叫卓琳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卓琳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道别。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带领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居住三年的小楼，登上列车，向北京进发。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届联大，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届联大，并在会上详尽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的将。

1974年，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在外交和国际活动经验方面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正是抓住这一点，极力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席。197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并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挠。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四人帮”：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四人帮”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江青收敛了气焰。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了，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诉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的形象。邓小平受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

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稿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请示后，他立即首肯。

毛泽东最早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1973年。这年的6月22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根据当时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发言稿的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当时，邓小平已达七十岁的高龄，他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加班加点，而且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种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挥，而是和工作人员一起讨论的作风，令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大为感动。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台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

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顺利通过。随后，报送毛泽东最后定夺。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与此同时，世界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从容不迫地摊开讲稿，面对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开始了他明快的发言。

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庄严声明：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全面阐述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这一次联合国之行，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4月19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回国。这一天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点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四届人大

全国四届人大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召开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在我国党、政、军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的最大成果是确立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此后不久，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就为不久后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这一年的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继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及组织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完成新一届国务院及组织机构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是想通过这两大安排，“胜利”地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使命。

要召开四届人大，进行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党内，他们都已攫取高位，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了常委，江青和姚文元也都进了政治局。但他们以“文革”功臣自居，还要进一步争夺在国家、政府和军队里的权力。召开人大，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夺取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借着这一机会，他们要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

江青一伙急着参与“组阁”。由于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便把眼睛盯住了“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10月6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五医院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但在周恩来那里，江青碰了壁。

几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江青等人置若罔闻，他们继续加紧图谋“组阁”的步骤。为了达到“组阁”、夺权的目的，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江青一伙借一个“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大闹政治局。“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1974年初试航，5月远航欧洲，9月远航归来。担任轮船副政委和政治干事的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文广协助完成了这次远航欧洲的任务。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却成了江青一伙用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筹码。

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江青、张春桥当即要求大力宣传此事，试图通过宣传“风庆轮”，给周恩来为扩大对外经贸交流所做的努力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的帽子。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在1975年基本结束我国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这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正确方针。但江青等人置这一事实于不顾，他们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风庆轮”的远航成绩归功于己，把造船和租船、买船完全对立起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3日，正在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根本不予理睬，与他们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大段批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来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对此，江青一伙当然大为不满。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此当场表态。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挑衅：“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这样对答，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已多次见识过江青一伙这种惯用的伎俩，他通常都是以沉默来“表态”。但这一次不同，面对江青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架势，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对邓小平这当众的反击，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接着，她便大叫大闹，撒起泼来，并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看到江青如此撒泼，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

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等人本想在政治局会上闹出点儿名堂，不想在邓小平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会议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之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辞，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江青一伙经过一番精心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私自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王洪文还借机在毛泽东面前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更是一番吹捧，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说服毛泽东，让江青等人进行“组阁”。同时在毛泽东面前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虽然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一再提出批评，但野心膨胀的江青等人并不善罢甘休。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后，又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江青夸张地对她们说，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江青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说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添油加醋地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并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比作“二月逆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唐闻生两次被江青叫去谈话，感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在江青同她们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她们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因为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及“风庆轮”问题，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他让王、唐10月20日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

10月20日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王、唐的汇报，毛泽东异常气愤。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让王、唐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泽东对邓小平能够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0月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听后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进展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11月12日，邓小平陪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完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争论的情况，并谈到了自己同江青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和做法。

毛泽东说：“她强加于人啊，我也是不高兴的，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啊，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赞赏地说：“这个好。”

关于自己的工作，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儿。”

毛泽东则风趣地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他勉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邓小平等昼夜加紧工作的同时，江青一伙也加紧了活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有王洪文在前台和周恩来一起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在“组阁”的关键问题上，仍然可以大做文章。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在信中，江青摆出了一副由她进行“组阁”的架势。毛泽东当天看到了江青的信，立即回信，明确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江青以“检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

看到江青的信后，毛泽东于20日再次复信对她进行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把毛泽东的多次劝诫当作耳旁风，她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这个“意见”时，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在重大的人事安排基本确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毛泽东提出报告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

11月下旬，邓小平开始组织班子，抓紧起草报告。其间，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此时，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有许多工作和问题需要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仅用五千字就把这些工作和问题讲清楚，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最后确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第一段一千多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他在报告中郑重写下了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重申了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这篇报告的精髓所在。12月20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

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恩来总理又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包括二十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十分感慨地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的确，在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和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邓小平经常去周恩来那里商量工作。到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等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和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当部长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974年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了，但他以国事为重，并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23日至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联系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

毛泽东还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企图“组阁”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邓小平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他除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

12月27日，周恩来回京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的四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两周后的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这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次会议产生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为不久后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旧地重游

1975年5月12日上午，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乘专机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中国和法国国歌。邓小平副总理和希拉克总理，由巴黎军区司令让·福罗将军陪同，检阅了法兰西共和国卫队组成的仪仗队。接着，邓小平副总理在希拉克总理的陪同下，走进贵宾室，同前来机场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希拉克总理在贵宾室致欢迎词，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法国政府名义，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说：“您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我们为您这次访问感到高兴，为您在今后几天内同共和国总统先生和我举行的会谈感到高兴。这些会谈使人们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我个人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

邓小平副总理在致答词时说：“我很高兴应法国政府的邀请，有机会来贵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见贵国领导人，接触法国人民。法国是我青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国家，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别高兴的是，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贵国访问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

邓小平副总理在希拉克总理的陪同下，乘坐汽车前往法国国宾馆马里涅大厦。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到这个国家。

一年前，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纽约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4月17日途经巴黎作了停留。4月18日下午，法国总理梅斯内尔在总理府会见了邓小平，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邓小平对法国的感情很深。他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这个位于意大利广场旁边的小小咖啡店，父亲深怀感情，念念不忘。1974年去纽约参加联大会议途经巴黎时，他告诉随行的同志，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他请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人带他去意大利广场那里看了一下，看完后，他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父亲就叫使馆的人每天早晨从街上的咖啡馆中买咖啡送去给他喝。没办法，他就是喜欢那种真正的法国小咖啡馆里的咖啡。而且还总爱把法国的小咖啡馆和他家乡四川的小茶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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