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杰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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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赤子：建国初期留学生回国热潮兴起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策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说：“我们不但欢迎八年来归国的朋友们，而且欢迎还在国外的朋友们的亲属。”
●周恩来说：“开国以来陆续回国的留学生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央鼓励留学生归国
1949年10月1日14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次会议结束后，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来到天安门。
当天，北京城被装饰得五彩缤纷，到处红旗招展，一派节日气氛。
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标，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30万军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人们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歌声嘹亮。欢天喜地的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海洋。
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时刻。此时，受检阅部队集结在东长安街。
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毛泽东和朱德一前一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军乐奏响《东方红》。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中的位置。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
15时，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开始。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毛泽东用宏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的最高礼仪，一般都鸣礼炮21响。开国大典鸣28响礼炮，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以致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
新中国从国民党政府接收下来的是全面崩溃了的经济。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军费开支随之增大。救济经费支出骤增，加重了财政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战争仍旧在进行，但整体上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1949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
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当时，周恩来50多岁，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说敢为，为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周恩来意识到，恢复经济最重要的是要有技术人才，建国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非常清楚知识分子在未来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
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科学机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科学机构、各地区、兄弟民族以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代表共469人。
代表中既有埋头科学研究数十年如一日的老科学家，也有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还有初离大学不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讲话，周恩来说，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51年8月，周恩来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
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事实上，重视人才是党中央一贯的政策。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就注意同大批留学生建立并保持广泛的联系，在密切交往中逐步加深理解和增进友谊。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争取国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1948年，周恩来曾在西柏坡听取从美国回来的中共党员杨刚的工作汇报。
1949年夏，周恩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无比繁忙的日子里，亲自过问留学生工作，明确指示旅美进步团体，以动员在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作为中心任务。
当时，由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又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美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指出：
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震撼了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心。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奔走相告，渴望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把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周恩来历来非常关心、高度重视留学生工作，把它作为培养人才、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
在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中，周恩来作为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向海外各分会发出号召说：
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各方面都迫切地需要人才，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中央展开了关于留学生归国的各项工作。
周恩来邀请留学生回国
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很快，有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满怀爱国热情，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兴起一股留学生归国潮。
当时，在海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左右，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大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公费或自费出洋留学的，也有少数的访问学者和实习生，主要分布在美国。
1949年，新中国在中国人民的欢呼声中成立。中国大陆新旧政权交替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得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日趋敌对。
美国政府起初显然嫌这些中国留学生麻烦，曾一度依据移民法律对其中许多人下过驱逐出境令。尔后又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对这些已经掌握了专业知识技术的中国留学生采取了阻挠、限制乃至禁止离境的措施。使得大批已经或即将完成学业正在或准备踏上归程的中国学子被迫羁留海外。
一时间，滞留美国境内的中国留学人员达5000多人。他们处于非法的地位，行动自由受到约束与监视，被明令警告“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是不高于5年的徒刑，或是二者兼施”。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少中国莘莘学子被迫背离了当初负笈海外的初衷，选择了在异国居留和工作，从而使自己的人生途径和中国留学生运动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但也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并没有在压力和诱惑面前屈服，他们联名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陈述自己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并通过《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介公开披露自己被无理扣留的遭遇，对美国政府所实行的阻挠政策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对于中国留学生大批回国的浪潮，当时有许多西方人士表示不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中国学生在受到西方民主教育之后，竟然还要放弃获得舒适生活待遇和优越工作环境的机遇，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要求返回自己那贫穷落后的国家。
对于留学生来说，报效祖国是光荣的行为，中国留学生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他们有着一颗中国心。
早在1847年，自第一个留学生容闳走出国门求学之后，一批批的中国学子络绎不绝，负笈海外，遍及世界各地，蔚为时代潮流。他们奋发努力，寒窗苦读，如饥如渴地汲取知识，本意发端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西方之学术，灌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也就是说，留学生飘洋过海学习的目的在于了解和掌握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用以改造和建设祖国，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早期中国赴海外学习的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返回祖国，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和建设的栋梁。他们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史上书写下可歌可泣的伟绩，也在炎黄子孙的芸芸众生中产生了可敬可慕的影响，强烈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学子的理想、志向、抱负和情操，使他们能在人生道路上做出义无反顾的正确抉择。
华夏儿女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它不仅表现为对华夏的山川、江河、名胜古迹、文化历史的热爱，还表现为对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同胞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民族自尊，以及自觉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思想。
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将身处异域逆境的中国留学生团结、凝聚在一起，将个人前途和国家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物质诱惑面前坚贞不屈，始终不渝地维系着对祖国的向往与忠诚。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对中国留学生采取了先驱逐、后扣留的横蛮政策，这就更激发了这些无辜学子的民族自尊和义愤不平，促使他们奋起抗争，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和返回祖国的权利。
后来，美国当局虽然意识到这一做法的不明智，极力掩盖和补救，但中国留学生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已被揭露、公开，在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激起强烈的同情与反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放松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控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因此而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中国留学生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包括中美两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中国政府为此多次在日内瓦会议上向美方进行交涉，迫使美国政府于1954年撤消了禁止中国留学人员离境的禁令。
从1954年开始，一批批的海外留学生结伴而行，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无数曲折，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返回祖国怀抱，参加振兴中华的建设，形成一股青春涌动的海外学子归国热潮。
留学生们的行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情操，不仅在当时令世人瞩目，而且在中国留学生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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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审批归国报告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写了批示。“报告”指出：
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中央在对“报告”的批示中，一再表示：
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争取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有重要的意义。
批示中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确认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有关政策，同时强调：
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指示”指出：
党有必要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
当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7月20日，国务院转发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由有关单位办理的有关事情的目录，要求这些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中央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这一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十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这些部委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访问等形式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找寻差距，明确了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这一系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召开各种会议，成立有关办事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安排使用、政治与生活待遇、入学、学术民主等问题。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他们普遍感到现在是自己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了。
中央的这一系列措施，直接推动了外国留学的归国热潮。
周恩来会见留学科学家
1954年7月24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议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问题，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8月下旬，陈毅主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11月15日，周恩来就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信中说：
我意可以原则批准，以便按照他们提出的程序进行讨论和审议，最后再提中央批准。
11月19日，邓小平写道：
同意总理批语。
1956年12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经过来自23个单位的787名科学家半年多的努力，终于编成中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共确定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又挑选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四项紧急措施。
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关键性措施。
周恩来意识到，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人才。因此，中央加快了关于留学生归国的各项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包括工作条件和干部培养计划等，是配套的。
规划确定下来后，一项一项地进行检查，做到贯彻始终。这就为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术，并使“两弹”过关，奠定了基础。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
知识分子会议对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有了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
周恩来着重抓住各种实际措施，使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规定得到进一步的落实，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到普遍的增薪和晋级。此外，中央还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人员和文艺工作者。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勉励他们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
周恩来对曾留学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说：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应该虚心学习。
6月14日，周恩来又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等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
当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许多高新科技如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无线电电子学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在传统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央提出一视同仁方针
1956年9月，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回国，周恩来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
1957年5月10日，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1000多位归国留学生、留学生家属和周恩来欢度这个春天的夜晚。
晚会还未开始，北京饭店的大厅里就是一片谈笑声，人们愉快地谈论着工作和生活。在大厅的一角，徐冠仁博士和化学专家周光宇紧紧地握着手。
徐冠仁是专门研究原子能在农业中应用的。他从美国回国一年来，总想和老同学周光宇见见面。周光宇的专长是色层分析法，和徐冠仁在北京农业大学讲的专业课有关系。
应邀参加这个晚会的聂荣臻副总理，郭沫若院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等也和归国的学生们愉快地交谈。
20时40分，周恩来总理来了，全场立刻活跃起来，鼓掌声四起。
周恩来应邀在会上讲了话。他用宏亮的声音说：
今天参加这个晚会很高兴。我们不但欢迎八年来归国的朋友们，而且欢迎还在国外的朋友们的亲属。
周恩来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长处和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估价，同时也恳切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克服的弱点和努力方向。
周恩来再次表示欢迎归国的留学生。他说：
开国以来陆续回国的留学生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譬如回国后他所学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全部用上，设备也不见得全，帮手也可能不够。不仅如此，这些工作上的矛盾也就会联系到学术上的矛盾，也许因此使自己的学术进步缓慢起来。
周恩来鼓励归国留学生们克服困难，解决矛盾。但是他指出：旧的矛盾解决了，也还有新的矛盾产生。
周恩来说：
中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物质基础不发展，因而进行科学研究是有很多困难的。中国人民现在翻了身，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但要把破烂衣服换成全新的一套是不容易的。生产力的大发展需要时间，没有时间不行。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不少提高，但还是很低，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很快提高。大家要吃苦耐劳，要艰苦奋斗地建设社会主义。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欢迎仍在海外的未回国的留学生回国。但是我们也要谅解他们的生活和处境的困难，我们更不应该去增加他们的困难。
周恩来代表中央，强调中央的一贯政策。周恩来说：
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周恩来说：
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铁幕”、“竹幕”。“铁幕”是在帝国主义那一边，他们不敢放人出来。我们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是巩固的，所以敢于这样做。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大家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刚离开讲台，就被人们包围起来。1953年归国的法国留学生吴克祺现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见到周恩来后赶紧跑上去握手，并且对周恩来说：
我在法国时曾遇到过一些你过去的同学，他们都谈起了你求学时代的情况，并谈到了你参加革命的故事。
周恩来同科学家吴仲华、李敏华夫妇握手后，旁边的人介绍说他们即是获得科学院奖金的一对夫妇。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都很年青啊！”
外交学院教授姚永励告诉周恩来，他现在担任教学任务，但对国际关系上的许多问题很感兴趣。
周恩来说：“国际方面的研究很需要，应该努力赶上去。”
24时了，周恩来还没有离开，他和大家一同看了舞蹈和杂技节目，并且一齐跳了舞。
在这次会上，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使留学人员备感亲切、温暖。
从1949年到1957年春，回国留学生人数共3000多，约占当时在海外留学生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吸引大量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周恩来从建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向国外，主要是苏、东欧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向苏联、东欧、古巴、朝鲜等29国派出留学生，他们大多在学业有成之后回到祖国，服务社会。
周恩来十分重视留学生派遣与回国这项工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亲自审阅留学生的选拔派遣计划，对留学专业等问题提出明确意见。
早在1953年，在欢送赴苏、东欧留学人员的联欢会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勉励留学生要注意身体，遵守纪律，树立远大理想，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好地建设自己的祖国。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冰河乍开、百业待兴的情况下，周恩来把派遣和安排回国留学人员作为培养人才，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来抓，充分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
20世纪中叶，在赴海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曾有过许多相当活跃的社团组织，如美国有“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国新文化学会”，英国有“中国留英同学会”、“留英中国学生总会”，法国有“巴黎中国学生会”、“中国文艺社”，日本有“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等。
这些组织在中国留学生中发展会员，定期召开会议，编印会刊，开展联谊、学术、演讲、研讨、座谈、服务、学习、教育、文娱、福利等活动，在海外中华学子当中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这些社团大都把争取更多的留学生回国，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为自己宗旨之一，经常向留学生介绍祖国见闻，号召留学生学成后尽早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为愿意回国的留学人员提供各种方便和帮助，对当时留学生归国潮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建国初期回归和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大批留学人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高新科技领域和基础科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二、赤诚子心
●华罗庚真切地呼唤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李四光坚决地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钱学森申明：“海外侨民回归故土，是天经地义的事，美国政府无权干涉。”
华罗庚致留美学生公开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林斯顿数学研究所做研究员的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他克服了来自美国政府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决心携家人回国。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这一路的艰辛程度，只有华罗庚才体会得到。在华罗庚看来，与报效国家比起来，这点艰辛又算什么呢。
华罗庚于1910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这里土地肥沃，盛产蚕丝。华罗庚的父亲华老祥，在城里清河桥边开了一间名叫“乾生泰”的小杂货铺，每年逢春蚕结茧之际，代人收购蚕丝，平时卖些棉花、针头线脑、香烟火柴之类的东西，收入微薄。
华老祥40岁才抱上儿子，自然视如珍宝，于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将儿子轻轻放进箩筐，然后在上面又扣了个箩筐道：“进箩筐避邪，同庚百岁，就叫罗庚吧！”华罗庚由此得名。
华罗庚小的时候活泼、顽皮，父亲的杂货店成了他嬉戏的场所，他很喜欢店里的那排柜台，常常围着柜台跳上跳下。他还特别喜欢看戏，唱戏的在空场上搭个台子，看戏的不用花钱，华罗庚从人群中挤到台前，从开锣看到深夜散场。童年的华罗庚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华罗庚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并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
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
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
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华罗庚的姐姐华莲青感慨地说：
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集合》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
1930年春季的一天，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
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
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接着，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由于学历太浅，只能被聘担任数学系的一名助理员，负责管理图书、公文、打字等等，每月工资40元，相当助教的一半。对此，华罗庚十分满意，他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而且还能抽空去数学系旁听课程。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8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华罗庚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
1938年回国，华罗庚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华罗庚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华罗庚应邀赴苏联访问。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3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
同年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华罗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工作了一年多，随后住进医院医治残腿。经过手术，两条腿总算可以靠拢了。
华罗庚特意拍了张照片寄给国内的妻子吴筱元。吴筱元看了照片高兴地逢人便说：“他的腿在美国治好了，看这照片，多利索！”
不久，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他听说国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势如破竹，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在他们逃到台湾的同时，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属弄到台湾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立即火速为远在上海的妻子孩子办理护照，要他们来美国团聚。
但是他的长女华顺坚决表示不去美国，她对吴筱元说：“妈妈，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希望爸爸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
吴筱元见女儿态度坚决，不好勉强，便打发母亲带着最小的孩子回故乡金坛，自己则带了3个男孩飞往美国。他们来到美国后，便住进了华罗庚为他们安排好的舒适洋房。
华罗庚本人则每天坐着雪亮的小汽车到伊里诺大学上课，但物质的享受、生活的安逸并没有使华罗庚萌生久居之意，身在海外，他的心却时刻牵挂着祖国，牵挂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1949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祖国解放的消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华罗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决定返回祖国！
徐利治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华罗庚已是西南联大闻名遐迩的年轻教授，他对徐利治十分赏识。
当时，在华罗庚给徐利治写的信中，他多次提到“回国”这件事。伊利诺大学给华罗庚的待遇很高，年薪约1万美金，并有4位助教。当时他租了伊利诺大学著名数学家杜布家的房子。杜布的房子很大，华罗庚租了他家的一层楼。
1949年9月9日，华罗庚给徐利治写信说：
我暂不回去的消息是不确实的。只是“不立刻”回去，回去是不太远了。当然，在这儿年薪上万，助教四人，及其他一切都足已使人留恋。但愿我回去之后，可能用我的所长。
其实，华罗庚这时已经开始在暗中积极准备回国的事宜。
华罗庚在回国前在给徐利治写信说，他回国是怀有一个远大志向的，这就是推动中国数学的独立。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华罗庚在抗战时期就有了推动中国数学独立的抱负，而且他对那些留学回来的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看不起的。他说，中国应该搞出自己的数学来。
寒假一到，华罗庚便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然后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4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
华罗庚在信中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他在信中说：
朋友们：
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如果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也请细读一遍，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苦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
我们再来细心分析一下：我们怎样出国的？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才能考试获选出国的，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才可能在这儿立足的。因之，也许可以得到一结论：我们在这儿的享受，是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这儿的地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据我看来，这是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学习机会，而使得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所必需的外汇，因之可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胼手胝足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当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华罗庚还说：
中国是在迅速的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〇年，我们有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当武装的敌人在全中国的土地上被肃清以后，当全中国人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普遍地提高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将逐步地脱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逐步走上幸福的境地了。
华罗庚最后真切地呼唤说：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这封信在留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3月16日，华罗庚一家乘火车抵达北京。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华罗庚“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的新闻。华罗庚到北京后被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告知华罗庚，他的《堆垒素数论》即将出版，华罗庚听后感慨万端，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
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书刊出的问题，由即将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变到把原稿搞得无影无踪，以至到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的敦促之下，我还得从俄文本翻译出来付印，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旧的政权怎样腐化，怎样地不关心科学，而人民民主政权又是怎样地珍爱科学成果。
在后来的1964年初，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同年3月18日，毛泽东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华罗庚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李四光秘密回到祖国
1950年5月6日，在英国学习、研究的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父亲李卓侯是一位在破庙里教私塾的穷秀才，仲揆兄弟姐妹共6人，祖传的3亩地和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便是全家生活的依靠。
仲揆边帮妈妈做家务，边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1902年，仲揆听说省城武昌开办的官费高等小学堂正在招生，便请求父亲为他借了路费前去投考。
武昌和汉阳、汉口合称武汉三镇，这里是长江、汉水交汇之处，汉口、汉阳位于长江西岸，分列汉水两旁，与在长江东岸的武昌组成“品”字形，是内河航运的中枢，故称“九省通衢”。
李仲揆乘坐的小船先在汉口码头停靠，随后向武昌驶去。仲揆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他好奇地四处观望，江上船只穿梭来往，白帆点点，十分热闹。两岸建筑各式各样，有的楼顶上还安装着十字架。
经过摇船老艄公的解释，仲揆才得知那些高楼大厦都是英、法、德、日等国租界。这一切都深深地震动了这位爱国少年的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高等小学堂，将来学到本领，为祖国服务。
经过大半天的水上颠簸，李仲揆在新河码头下船，来到久负盛名的武昌城，他甚至来不及仔细观看一下周围的景致，便匆匆奔向报考地点。
走进一座宽敞的殿堂，李仲揆在报名处买了一张报名单。也许是初来乍到，也许是情绪紧张，当他坐在桌前提笔填表时，竟在姓名一栏里填上了“十四”两个字，把年龄错填到姓名栏，怎么办呢？再买一张报名单吧，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静下心来想了想，先提笔将“十”改成了“李”字，可是“四”字如何改呢？总不能叫“李四”吧，多难听啊！他正在左思右想，忽然抬头看见大厅中央悬挂的一块横匾，上刻“光被四表”几个大字，仲揆从这块横匾得到启示，他立即提起笔来，在“四”的后面工工整整写上“光”字。
从此以后，他的原名鲜为人知，而李四光这一名字却越叫越响亮，不仅传遍全国，而且名扬世界。
李四光以考试名列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在高等小学堂，他学到了算术、理科、地理、体操等新课程。
1912年，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李四光因参加辛亥革命有功，经本人申请，教育部批准，他和一批青年人一起前往英国官费留学。
在英国，李四光和好友丁西林一同考上伯明翰大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改学地质专业。好友丁西林得知后非常惊讶，但李四光有自己的想法，李四光说：
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一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为了对地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李四光除了主学地质专业以外，又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中途赶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李四光毫不畏惧，迎着困难上，为了弄懂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常常学习到深夜。
1920年的一天，李四光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在理学院的办公室迎接他。互相交谈片刻之后，蔡元培便领着李四光到地质系巡视了一遍。
李四光看到教室破旧，设备简陋，便向蔡元培建议将这里整修一番。蔡元培立即表示同意，并将改建环境之事全权委托给李四光操办。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8年，李四光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到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留居国外。
不久，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举行年会，李四光应邀参加，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与会者欢心鼓舞，李四光在会上坚决地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
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
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在中国南京，国民党官僚看到大势已去，争先恐后逃往台湾。国民党当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朱家骅命令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俞建章将研究所迁往台湾。
俞建章回所后立即同古生物学家许杰商量，在许杰的提议下，他们发电报请示李四光。很快，他们便收到李四光的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
不久，又收到李四光的航空信，在信中李四光叮嘱大家将所内仪器图书存放于地下室妥善保护，又表示：“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遵照李四光的指示，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并推选孙殿卿等人组成护所委员会，组织在所的人员和家属轮流值班，防止有人破坏。
当时，远在英国的李四光，正在做回国前的准备。一天，一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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