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姚品文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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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试读：

自序

二十年前，我因在文学史课堂上讲授中国古代戏曲史接触到朱权，由其学术著作及于他的生平，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个怀抱着神圣的“亲亲”观念的皇子，以捍卫皇室基业永固为天职的藩王，如何被裹胁到皇权争夺的血雨腥风中忍受了骨肉相残的切肤之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成就为一个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艺术家和著作等身的学者，这是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我思考着并写出了一些文字进行探讨。十二年前《宁王朱权》出版时，有两位学界前辈曾惠序赐教。上海的蒋星煜先生说：对朱权这样的人物写一本传记，应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决不仅仅在于了解、理解这一个人，还能比较全面地看到明初宗室内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及其发展。推而广之，对历代历朝宗室内部明争暗斗的研究与剖析，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不少联想和启迪。

杭州的洛地先生引述了魏文帝曹丕的名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以此评说朱权：可以绝对确定地说，凡（古）琴界没有谁不读《神奇秘谱》，研究元曲的，没有谁不读《太和正音谱》。

两位先生的话，指出了观察朱权人生的两个侧面与对他进行研究的两个角度。

本书初衷是修订《宁王朱权》第一卷“朱权评传”。由于文献史料的增加，认识的深化和改变，已经不能算修订了。于是我采用了新的书名：《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姚品文2012年7月于南昌思蝶轩

引言

公元14世纪中叶，出身低微的一介平民朱元璋，投身农民起义军队伍。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扫荡群雄，推翻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实现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如何稳定与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朱氏天下，使之世代相传，这是朱元璋立国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寄厚望于自己众多的儿子们。

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除两个早殇外，其余二十四个，经朱元璋精心培育调教，多数皆非庸碌之辈。其中以其自身业绩名垂史册的，首先当然是四子朱棣，他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次于太祖的另一位有为的帝王，即永乐皇帝——明成祖。虽然他是违背父亲的意旨取得皇位的，并因而受到正统历史家的谴责，但他的文治武功，已为世所公认，其历史地位自无可动摇。其二便是第十七子——宁王朱权。

朱权本来走着与他的四兄大致相同的道路，其王霸才具已崭露头角，受到父亲特殊的青睐，如能经受时间与经历的磨炼，政治军事才能也许并不让于朱棣。按照父亲的安排，他至少可以成为守卫与开发大明北方疆土的一代名藩。

然而在朱元璋去世不久，历史车轮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随着朱棣向侄儿建文皇帝宝座进军的脚步，朱权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北辙南辕”的变化。最后朱棣戴上了皇帝的冕旒，朱权则获得了“文学家”、“音乐家”和“学者”等桂冠。这两个上天给予平等待遇的兄弟，却在人类社会的风云际会中被重新塑造，成了面目和命运迥异的历史人物，焕发出了不同的耀眼光彩。这种光彩的不同，首先因为他们的历史凭借不同。朱棣凭借的是几千年封建政治统治积累的权力和权术，朱权凭借的则是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化。

朱权作为宗子载在皇室族谱，因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被载入史册，又因其文化方面的诸多贡献留名千古。但朱权不是历史或学术史上的一个符号。他首先是一个人，是有独特命运和个性的人，是在复杂而尖锐、深刻而又现实的矛盾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特殊性格的一个人。当我们追踪他的足迹，探究他丰富的人生，赞赏他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化成果时，可以看到许多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使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以至对那些文化成果，得到更多的体悟和理解。

朱权的人生，和他特殊的家庭、家族密切相关。我们不仅将从这种关系的叙说中认识朱权，也从中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所以叙述不仅要从朱元璋说起，而且要说到朱权的后裔。

第一章 教养宫中（1378—1393）

朱权从呱呱堕地到就藩之前十五个春秋，都生活在京师的皇宫里。他的黄金童年和少年是怎样渡过的？少儿时代的生活对一个人一生影响是巨大的。影响朱权最大的是他的父亲——洪武皇帝朱元璋，他的特殊地位、目标追求和性格特点以及对朱权的特殊期待，从宫中就开始，并伴随了朱权一生。封建时代对于儿童的成长经历，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并予以记载，即便是皇子也是如此。相对而言，朱元璋重视皇子教育还算受到过史家们的注意。虽然朱权的宫中生活经历没有特别的史料记载。但从朱元璋对所有皇子的培育中去观察，或从偶尔留下的某些片断去类推，仍然可以得到鲜明印象和基本准确的认识。

第一节 殷切的期望

洪武十一年五月壬申（公元1378年6月11日），朱权降生在这个非常特殊的家庭——大明朝皇室。

朱元璋坐上皇帝宝座以后，除了要日理万机，治理好来之不易的大明江山，最为紧迫的是考虑江山千秋万代后继有人的问题。登基之前，他已经有十个儿子了，但他还觉不够。他总结历史上许多帝王的历史的教训，认为江山永固，必须紧紧地依靠自己的亲骨肉——众多的儿子们。

他对自己子嗣的方针可以归结为六个字：多生，严教，重任。一、多妻与多子

朱元璋追求多生儿子，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朱棣在靖难时上建文书中就有“夫昔我皇考广求嗣续，惟恐不盛”的话。

多生，首先要多妻。朱元璋后宫究竟有多少妻妾很难说清，只知1398年他七十一岁去世时，从葬嫔妃就有四十六人之多。殉葬制度古已有之，不始自朱元璋。多妻是封建统治者的特权之一，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享乐，也是一种占有权利的象征。而对于朱元璋，这两方面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助于皇权统治。朱元璋是个政治家。他和郭子兴的义女马氏的婚姻是政治联姻，但夫妻关系很好。他们打天下时共患难，即位后的马皇后也成为他的得力辅佐。这样的政治联姻与夫妻感情的一致很是难得，受到世人及后世的好评。

至于其他的妃嫔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对她们进行严格管理，不许她们插手政事。尽管每天“进御”着女人，也没有情爱可言，甚至欲念也不是出发点。这不是说他天生没有人欲，而是为了政治需要他可以节制。于是便有：“吾平日无优伶暬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朕以乾清宫为正寝，后妃宫院，各有其所，每夕进御有序”之类的话写在《皇明祖训》里。总之，这些女性就是他的生育机器。

结果总算差强人意。即位之后，子女的数目迅速增加，最后达到二十六个（其中两个早殇）。至二十六子朱楠1393年出世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了。这是多妻的自然结果，更是他政治目标追求的实现。

下朝之后回到后宫的朱元璋，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传来一个接一个“龙子”降生的喜讯。嘉靖诗人黄省曾写了一组《洪武宫词》，其中两首是这样的：清萱到处碧毶毶，兴庆宫前色倍含。借问皇家何种此？太平天子要宜男。

这是写这位洪武天子切盼生儿子的心情。金铺日月门将启，诸院争先画翠蛾。高髻纱笼向何处？六龙床上看阿哥。

这是写又一个小阿哥降临人世给宫廷内院带来的欢乐。这些女人们的欢乐有多少是发自内心令人怀疑，但这种表面上的热情无疑间接传达了皇帝本人的情绪。《明史·诸王传》记载他的第六个儿子出生时有一个场景：朱元璋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沉浸在又添一丁的喜悦中。此时恰逢前线传来武昌平定的消息。他兴奋地对着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说：“子长，以楚封之。”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楚昭王朱桢。

朱元璋生有子女的妃嫔姓氏见诸正史者约二十人。她们为他生下皇子二十六人：

太子标、二子秦王樉、三子晋王、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橚、六子楚王桢、七子齐王榑、八子潭王梓、九子赵王杞（早殇）、十子鲁王檀、十一子蜀王椿、十二子湘王柏、十三子代王桂、十四子汉王（后改为肃王）楧，十五子辽王植，十六子庆王，十七子宁王权、十八子岷王楩、十九子谷王橞，二十子韩王松，二十一子沈王模，二十二子安王楹，二十三子唐王桱，二十四子郢王栋，二十五子伊王。二十六子楠（早殇未封）。

因为在下面朱权的传记里，会不断出现他们的名字，故罗列如上。二、十七子朱权

朱权究竟是十六子还是十七子，史籍有不同记载。《明史·诸王表》和《诸王传》对二十六个皇子的名字、封号及生平均言之凿凿：朱权于诸子中排行十七，故当从；云“十六子”者，是九子杞生两岁殇不在其数。

朱权的母亲姓杨，《明史》称“杨妃”。除了十七子权，二十二子楹也是杨妃所生。根据《天潢玉牒》，朱权母亲的实际名号是“皇美人”，在妃妾中位于皇后、妃、贵嫔、贵人之下，地位是最低的，最后也没有封谥。其母族无考，肯定不是什么显贵，下落也不清楚，既然生了两个皇子，应该没有进入殉葬者的行列。有一次朱元璋的一个妃子死了，太子标不肯为这位庶母服丧，朱元璋拿起剑来要教训儿子，靠了老师桂彦良才调解了父子间的矛盾。看来除了政治原因，朱元璋不会刻意虐待地位相对低下的妃妾。朱权小时候有没有享受到足够的母爱？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皇家，养育自有专门的傅姆，母亲的地位有时很尴尬。

朱元璋对儿子的态度，看不出母亲因素的影响。朱权后来被父亲偏爱，并未因母亲地位低微和母族不显遭到歧视和排挤。这不是朱元璋思想开明，对他来说，无论是谁生的，只要是儿子，将来都能成为延续自己江山的有用之材。

第二节 良好的宫廷教育

多生不是目的，重任才是目的。重任的前提要靠严教来实现。皇子们的教育是由朱元璋亲自安排并实施的。朱元璋对子女的爱，绝不仅仅是“舐犊之情”。

朱元璋的教育思想很明确。他不让儿子们只成为父辈胜利果实的享有者，而要让他们成为具有实际能力的神州大地的统治者与捍卫者。所以他要对他们实施良好的全面的教育，让他们具备足够的文化修养，优良的品德，还要他们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朱元璋懂得读书的重要。在日理万机之中，自己还在努力提高文化水平，他当然会重视儿子们的文化教育。一、贮图书

还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就命下属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他对侍臣们谈读书和治国的关系时说：“三王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阐明圣贤之学，尤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即位应天府（同年改名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改名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复改南京）的第一年——洪武元年（1368），他便在宫中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图籍。朱权“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与宫廷藏书的丰富是分不开的。后来朱权著《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天运绍统》和《原始秘书》，在书中屡屡提及宫中这些藏书。

帝王之家，得天独厚，但也要作父母的重视和子女愿意读书，否则书籍也与宫中其他金玉珠宝一样，只不过是富贵的象征物罢了。二、聘良师

朱元璋还为太子诸王聘请道德学问都是第一流的老师。《明史· 桂彦良传》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桂）彦良、陈南宾等皆宿儒老生。”

要这些好老师真正地教好子弟，必须作家长的特别注意尊师。《国初礼贤录》（《纪录汇编》卷十四）有一段朱元璋鼓励宋濂教育太子的记载：宋濂以疾告，诏还家燮治，有白金文绮之赐。濂奉书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读书，毋怠惰，毋骄纵，修进德业，以副天下之望。上览书喜甚，召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严相训，是为不佞也；以圣人之文法变俗言教之，是为疏通也；所守者忠贞，所用者节俭，是为得体也。昔闻古人，今则亲见之。”

作为皇后和母亲的马氏则表现得更加仁慈。《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宋濂因为孙子犯罪连累，逮至论死。马后说，老百姓对子弟请师傅还以礼善始善终，何况天子？宋濂孙子犯罪，他在家里，必不知情。朱元璋不听，坚持要杀宋濂。后来马皇后和朱元璋一起吃饭，她不肯吃肉。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我为宋先生作福事。”终于感动了朱元璋，当时就放下了筷子，次日赦免宋濂死罪，改为流放茂州。《明史》卷一三七记载李希颜的故事说：李希颜隐居不仕，太祖亲自写信征聘他到京为诸王师傅。他规范严峻，诸王有不好好学习的，他就敲孩子前额，朱元璋心疼地抚摩着孩子的头发起脾气来，马后说：哪里有以圣人之道教训儿子而发老师脾气的呢？朱元璋的怒气便消了。

徐宗实是出了名的严师。他本来得罪了朱元璋，已定谪戍淮阴驿，正好东川侯胡海之子胡观被选作朱元璋的女儿南康公主的驸马，朱元璋要给他选一个教师，这个人选很难找。为了女婿的教育，朱元璋还是选了徐宗实。谪戍的事，当然就作罢论。《明史》卷十三还有关于这位老师的有趣记载：一次上课的时候，服侍的太监根据惯例，将驸马的位置安置在中堂，南向；而将老师的席位置于西阶之上，东向。宗实用手拉着驸马让他坐到下面，然后为他讲书。左右的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朱元璋听了反而嘉奖了徐宗实，召他来再三表示慰劳。

中国古代确有这样一些不怕死的知识分子。难得的是这位喜怒无常，动辄让千万人头落地的皇帝，对儿辈的教师这样宽容通达。是他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吗？是为了儿子和江山的前途啊！

朱元璋还懂得群体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他曾经选择了一些学业优秀的才俊之士如张唯等数十人进宫伴读，让他们在文华殿和诸王一起听宋濂等讲课。以后又曾让功臣子弟入学，由孔克仁等给他们上课。他为儿子们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三、亲教诲

朱元璋还亲自向儿子们谈讲学问。皇子读书的大本堂与文华殿他经常去，并和太子、诸王商榷古今，评论经史。他不囿于传统见解，经常纠正教师的说法。如对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他就认为太子师说“曲在七国”是“偏见”。史载晁错主张削夺吴楚等诸侯封地，七国乃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实行叛乱。乱平，“曲在七国”遂成为史家的主流观点。朱元璋是反对景帝削藩的。朱棣后来举兵靖难，正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许正是当年朱元璋的态度使他有恃无恐。对韩柳的文章，朱元璋也时有批评。看法未必都对，但独立思考、反传统、不泥古的倾向，无疑给孩子们的学风以影响。

朱权同母弟朱楹在《汉唐秘史跋》中提到一个故事：一次肃王、宁王、安王等五个皇子去西宫向父亲请安，父亲趁机进行学习指导。学习内容是汉唐的历史。他让孩子们在教师讲课和自学基础上，讨论发言，然后再讲自己的意见，课后还布置作业——写一本关于汉唐得失历史教训的著作。这就是朱权《汉唐秘史》这个课题的来源。这样的教学已经与今天高等学校导师培养硕士、博士相近了。四、重德行

朱元璋对皇子们的德行教育非常严格，是基于一种非常清醒的政治意识，他了解富贵人家子弟容易骄奢堕落的道理。他命人将古代孝行故事和自己亲身经历艰难起家和作战故事等画成图画颁给子孙们，让他们不忘本，并且知道王业的艰难。他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为防止儿子们滋长骄惰习气，培养他们勤劳的作风，他命内侍编织一些麻鞋，让他们穿上。出城稍远，三分之二的路骑马，三分之一的路穿着麻鞋步行。朱标十三岁时，元璋命他和弟弟朱樉到老家临濠省祖墓。他训诫说：你们生长富贵，已经习惯于安乐，现在让你们到旁近郡县走走，游览山川，经历田野。看到道路艰险，就懂得鞍马勤劳；看到民间生产和生活，就知道衣食艰难；观察民情好恶，就知道地方风俗的美恶；到老家去访问一下父老，问问我是怎么起兵渡江的，就会知道我创业是多么不容易。（见《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

他专门撰写教训儿子的教材，载在《明史·艺文志》中的就有多种。其中有几种是他亲自写的。如《太祖御制永鉴录》一卷，注明是“训亲藩”，将历代宗室诸王为恶的、叛逆的事集中起来，以类为编，用以颁赐诸王，希望他们以历史为教训，永为鉴戒。《纪非录》，注明是“训周齐潭鲁诸王”。还有《祖训录》、《祖训条章》他都亲自动了笔。《祖训录》（后修订为《皇明祖训》）一书他极为重视，亲自为之写序，称此书是一以向天下颁行，使“民渐知禁”，一以“开导后人，立为家法”。首尾用了六年，七次誊稿才写成。其间曾多次抄写，在皇宫的西庑、谨身殿东庑、乾清宫东壁、诸王王宫正殿及内宫东壁到处悬挂，以便家人时刻可以观省。《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提要说：“此书名为翰林编辑，然则诸词臣仅缮录排纂而已，其文词悉太祖御撰。”他还请一些著名儒臣来专门编写这类教材颁赐诸王，如由礼部尚书陶凯创稿、秦王左傅文原吉等续修的《宗藩昭鉴录》等。

他随时随地对儿子们耳提面命。比如一次退朝之后，太子诸王侍于侧，他便指着宫中还未建筑的隙地说：“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不忍重伤民力耳。昔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尔等当存儆戒。”（《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他的教育方法不仅口传，且令他们亲自实践以养成之，其中有“忍饥饿”、“服劳事”等等。他曾对文原吉等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寒饥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指《昭鉴录》），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他把教育皇子的责任嘱托给了各王府中的王傅和长史们，器重和信任他们，但如果皇子犯了过失，他杀的也是这些人，他们自然也就不敢懈怠，尽力按朱元璋的要求去教育辅佐皇子。

朱元璋让那些“金枝玉叶”们所做的，是今天我们平民百姓中许多溺爱子女的父母都不肯做的。五、惩过失

朱元璋对儿子的重大过失是不姑息的。次子秦王樉表现不好，死后谥曰“愍”。他赐谥册说：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明史·诸王传》）

三子晋王文武双全，很能干，但是性骄，多不法，有人告发他“有异谋”，朱元璋要杀他，亏太子朱标极力挽救，才得免死。

第十子鲁王檀好学礼士，善诗歌，各方面都不错，只是迷信，十九岁服食丹药而死，追谥曰“荒”，朱元璋也在谥册中说：夫何之国以来，昵彼匪人，怠于政事？屡常屈法申恩，冀省厥咎，乃复不知爱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谥，古典昭然。呜呼！父子，天性也；谥法，公议也。朕与尔虽亲父子，讵得以私恩废公议？今特谥尔曰“荒”，昭示冥漠，用戒方来。（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七六）

不能以私废公，还要“用戒方来”，所以不能护短。朱元璋并非只有政治利益，没有父爱。上面这两段给儿子的谥词写得很动情。一声 “呜呼！父子天性也”，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痛。朱檀安葬规格很高。今山东邹城发掘出的鲁王墓，出土文物包括九旒冕、唐琴、宋元书画等千余件。朱元璋宁可在这方面表达他的哀思，而历史评价则不肯徇私。

朱元璋的教育措施是针对所有皇子的，在他的培养与严格要求下，二十三个成年了的皇子中除了代王朱桂、谷王朱橞、岷王朱楩几个德行欠佳外，大部分可称优秀人材。朱权则是其中之一，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六、政治军事训练

对儿子们从政的教育和训练从小就开始。除了书面教育外，还让他们从事政务的实习。首先是太子。洪武十年（1376）他就让大臣们将一些政务并启太子处分，同时让太子随他上朝当“见习皇帝”。他说：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犯错误的。所以我特命你日临群臣，看我怎么听政断事，以练习国政。他经常命太子巡行各地，亲历艰难，观察民情风俗，代他实施政务。这既是从政能力的训练，更是对其统治意识的培养。上朝的政事实习不限于皇太子，对其他皇子也都采取过这种方法。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朱元璋登奉天殿，面谕群臣，对他们的功过进行全面评论，然后论功行赏，并将皇太子和几个已经长成的皇子都叫到殿上陪侍见习。据《天潢玉牒》记载，有一次朱元璋病了，曾命肃王在奉天门设座听政。这时肃王还很年轻，且决不可能是皇位的继承人。

除了从政之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这点对于将来要就藩的皇子们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都握有兵权，有指挥作战的任务。他们从小在宫中就进行学习锻炼，就藩之前，还要由武将带往专门练兵的地点进行训练。朱权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藩后就曾与同时受封的几个兄弟汉王、卫王、谷王、庆王、岷王一起到临清去练兵，由名将傅友德亲自主持教练（《明史·肃庄王传》）。

第三节 特殊的禀赋与培养

朱元璋对儿子们施行了严格而全面的教育，朱权是其中表现最优秀、接受最全面的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朱元璋对这个十七子有偏爱，是确实的。这种偏爱，不是出于母亲得宠爱屋及乌之类原因，而是因为他“禀赋特异”，所以“高皇帝独钟爱之”。这见于许多记载：王于宫中，天性聪慧，德器夙成。始能言，自称大明奇士。体貌修伟，智略渊宏，高皇帝独钟爱之。（《宁献王事实》）生而神姿秀朗，白皙，美须髯，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称大明奇士。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献征录》卷一）性机警多能，尤好道术。太祖尝曰，“是儿有仙分”。积有大志……自其龆龀时，自称大明奇士。（《罪惟录》列传卷四）

这种种特异禀赋归纳起来，首先“神姿秀朗”——长得一表人才；其次是天性聪明；再次是好学，喜欢读书。本来这样的孩子人见人爱，何况是父母？但这位十七皇子更为特异的是他有奇志——不同于常儿的目标追求。这对朱元璋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他对儿子有着特殊的期待。

这种奇志一定有许多特殊表现，只要看他自称“大明奇士”，就非同凡响。说 “始能言”就自称“大明奇士”有些夸张；以《罪惟录》所说“龆龀时”较近事实。“大明奇士”可以有二说：一是“大明朝的奇士”，二是取《淮南鸿烈》一书的典故。也可以兼有二义。《淮南鸿烈》即汉淮南王刘安组织一批人编写的道家书籍，又名《淮南子》。其序言说：“鸿者，大也；烈者，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以“奇”自诩，这样的思维，的确令人称奇，不由朱元璋不对他另眼相看。二、尤好道术

朱权一生好道，竟然是从幼年开始的。朱元璋夸他“有仙分”，正是指一种好道的倾向，而不是一般的聪明好奇的表现。他自己也说过“予自幼酷慕至道”（《救命索》）。一个生长在宫廷中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倾向呢？我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儿时的朱权性格浪漫，富有想象力；其次便与朱元璋分不开。

朱元璋即位之后三教并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也是中国宗教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也有朱元璋本人的原因。他，一个贫苦的和尚，二十多年之后居然做了皇帝，简直出乎自己的预料，所以对冥冥之中有一种因果的说法颇为相信；同时为了神化自己是所谓“真命天子”，也需要宗教迷信的宣传。道教是泛神论，又常与民间诡异传说混为一谈，于是什么“王父葬身龙脉”、“其母在麦场服道士药丸，太祖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他无火”，“离皇觉寺远游，病，梦有紫衣人相护”之类说法应运而生。这些说法想必不仅在臣民中，在宫中也是流传着，甚至是有意渲染着的。朱元璋起事之后，常有一些“异人”找上门来，最著名的莫过周颠。朱元璋为了造成异人辅佐自己取天下的宣传效应，对周颠大肆渲染，亲撰《周颠仙传》叙说他的种种怪异故事。周是江西建昌人，名字无传。十四岁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无伦次。年三十余，忽有异状，长官初至，必入谒曰“告太平”。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下洪都，周颠入“告太平”，朱元璋遂留之随往金陵。周颠并非是一介没文化的草民。他善绘画。朱谋垔《画史会要》曾将他收入，称其曾自写一像在皇城五凤楼上。他还有种种异样表现，如“覆以巨缸，积薪锻之不死”等等。他后来隐居庐山。朱元璋病重，他曾遣人送“温凉药”，据说服之即愈。另外还有一枚治病的奇石名“温凉石”，使用方法是“金盆内盛水，背上磨之以服，其药香味若菖蒲，丹砂，鲜红色”，这可能是道士炼出来的丹药吧。他命中书舍人詹希夷书写《周颠仙传》，并在庐山刻石立碑——此碑至今矗立在庐山之巅。他还有《御制周颠仙赤脚僧诗》，其中有“神怜黔首增吾寿，丹饵来临久疾瘳”之句。这类事对少年朱权来说，不仅是具有神奇的魅力，更有于父亲救命之恩的感荷。这决不是推测。证据就是朱权的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第四折里写了许多有名的天上神仙，也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周颠。朱权在唱词中介绍他说：这一个曾隐五老峰头。也曾金门朝谒，到如今征聘难求。记得那丹药神茶、灵文玉石，今古名留。

其中的“丹药神茶、灵文玉石”便是上面那些事实。可见这种信仰中有着对父亲的一份爱。此外，朱元璋派人多方寻找过的那位大名鼎鼎却始终未曾露面的神秘人物张三丰，也被写进了《独步大罗天》剧本里。可以说朱元璋结交、崇拜、利用过的道教人物，都深深地刻印在少年朱权的脑子里了。朱元璋还曾举办过大型斋醮，亲自参与其事，并率领儿孙们参加。《明通鉴》记载过这样的情景：“上以久旱，祈祷斋戒，皇太子诸王馈于斋所。上素服革履，徒步至坛，席藁暴日中，夜卧于地，凡三日。”朱权在宫中一定也曾参与过这类盛典。在朱权的兄弟中自号“紫虚子”的朱柏，号“静明子”的朱楹，都有崇道倾向。做了皇帝的朱棣也崇道。但他们的虔诚，没有一人可以和朱权相比。

朱元璋是一个头脑清醒睿智而又成熟的政治家，他对道家的信仰是有限度的。有一次，有个道士来献道书，他对侍臣说：“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世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却之，毋为所惑。”（湛若水《格物通》卷二，《四库全书》本）“跻天下生民于寿域”的宣言多少有些唱高调，而对通过修炼以长生不死之类奇谈怪论基本不信则大致是确实的。他还清理过一些道教的组织和活动。因为道教曾一度过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妨碍社会秩序。朱元璋也接触过道家经典，曾经注解过《老子》，叫《御注道德真经》，但并不在他的统治术中贯彻无为而治的思想。朱权不同，他还在童稚时期，正是好奇而轻信的年龄，读书也信书。朱元璋对这些皆以“是儿有仙分”等语予以鼓励助长。朱权早年的学习和好道，虽然动机还较天真和单纯，但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儿戏。这时的他，胸有奇志，各方面的学习、吸收，都把他引向积极的方向，使他的“志”变得更加闳肆，更加坚实有力。靖难之变使他的“亲亲”观念和“屏藩帝室”的使命感遭遇打击；改封南昌后，他在南昌从事著述和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道教信仰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这些是少年时代好道术时，包括朱权自己在内，谁都没有预见到的。

当富贵人家子弟中许多同龄人还只知无忧无虑，终日嬉戏闲耍的时候，朱权这个皇家少年，能够砺志苦学，博览群籍，并对玄虚莫测的道家产生浓厚兴趣，不能不说他的禀赋异乎常儿。父亲朱元璋对他特殊期待和培养，良有以焉。三、艺术教育

永乐初朱权作过《宫词》百首，是回忆早年宫中生活的，其中有许多与音乐有关。宫中享乐离不开音乐自不足奇，但多年以后还有鲜明的记忆，足以说明朱权对音乐艺术的感知已在少年时代得到开发和培养。朱权后来成为一个戏曲作家和理论家，与朱元璋的文艺嗜好、观念和文艺政策相关。朱元璋爱好戏曲，对南北曲很关注。作为统治者，他又特别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徐渭《南词叙录》说：当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朱元璋笑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于是“日令优人进演”（《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集成》三）。又据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明嘉靖刻本）：“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亲王之国要赐给一批艺人——叫“乐人”或“乐舞生”，以后还常常以乐人颁赐诸王，既为各种仪节之用，也可与皇宫一样，用于娱乐。看戏是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赐给内府本剧本则在情理之中。明朝除朝廷有教坊司之外，宫廷内还有“钟鼓司”，由宦官演戏。明后期宫廷演传奇、杂剧，还演打稻、过锦诸戏，而前期是以北杂剧为主的。可以想见，朱权当年在宫里必定经常看戏，培养了对杂剧的爱好和知识，为他日后的北曲杂剧创作和研究打下了基础。四、特殊期待与培养

朱元璋对儿子们的爱，主要是要给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一个永固的朱氏江山。太子的责任是将来坐稳江山，其他皇子则是保卫江山，叫做“屏藩帝室”。朱元璋对朱权的偏爱也不是娇惯纵容，而是表现为更高的信任和更多的培养。朱权幼年的宫廷教育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见诸记载。朱元璋对朱权的重视与教育主要还是体现在封于要地，委以重任，时刻密切关注和指导他的军事行动；更特殊的是对他还有著作方面的要求，指导他学习历史，研究历代的统治经验和教训，布置写作任务，亲自给予指导。这一系列的特殊培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朱权树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亲亲”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尽管生活实践中两者显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但究其一生，这一基石从未被摧毁。

第二章 驰骋塞上（1393—1399）

第一节 战略部署

朱元璋生育、教养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不是为了承欢膝下，而是要他们成为自己的股肱和膀臂，伸向他统治着的中华大地。他们就像一群雏鹰，在老鹰的呵护下，羽毛丰满了，就要放飞，要让它们成为广阔天空的主宰。但是直到此时，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并没有结束。他还要继续为他们创造条件，并且在实际生活中继续指导和培养他们。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他忘记了先圣的教训。就是《礼记·中庸》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与尊贤，两条腿走路，二者不可偏废。这是在封建宗法社会历史背景下相对正确的组织路线。但是朱元璋实行的却是一条偏颇的路线：亲亲至上，亲亲唯一。藩封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矛盾是一个史学上的重大题目，本书难以罄说，只能说与朱权有关的事实。一、铲除荆棘

在亲亲至上、亲亲唯一的路线指导下，朱元璋要为儿子们除掉身边危险的障碍物，那就是他的大批开国功臣，他视他们为天上的猛鸷。

从出身布衣到夺取天下，朱元璋觉得自己很像汉高祖。他忘不了刘姓江山差点落入吕氏之手的教训。但是贤德的马皇后早就拒绝了丈夫以封赠家族来报答她的爱与忠诚（《太祖实录》卷二十九），其余妃嫔更不在话下。于是他注意到另一种历史经验：“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他把刘邦的这条经验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他对当年追随他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一批宿将及开国以后仍握有重权的老臣，进行了有计划的清除。洪武十三年，擅权枉法、一意专行的左相胡惟庸，首先使朱元璋感到了威胁，他借故杀了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共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一大批名臣，首开了滥杀无辜的先例，连太子的老师著名儒学、文学家宋濂也受到诛连，死于被遣途中。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七十七岁，号称“勋臣第一”的太师李善长等又一批大臣被诛。洪武二十六年（1393），在常遇春麾下屡立战功，建国二十年后又在征蒙古中勋绩卓著的大将军蓝玉被杀，而因蓝玉一案牵连又有五千余人。胡、蓝两案之外被杀的：洪武八年（1375）有廖永忠，十三年有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有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有江夏侯周德兴。除了一大批耆宿元勋，还有建有特殊功劳的朱元璋的两个义子，亲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由于朱元璋实行的是族诛，每杀一臣，就有包括男女老幼几十上百口人被送上断头台。后来滥杀的洪水竟然冲倒了龙王庙，朱元璋的八子潭王梓，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也因其岳父和舅兄坐胡惟庸党，他被诏召时与妻子于妃合宫自焚而死了（一说他是陈友谅遗脉，造反未成自杀）。洪武二十七年，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傅友德冤死，次年，另一位勋将冯胜被杀。至此朱元璋的元勋宿将相继略尽，漏网者寥寥，他心上的石头才落地，觉得江山可保无虞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史家们认为，在朱元璋手下掉头的也并非无一该杀，但像这样骇人听闻的滥杀在历史上也不多见。这不能不归咎于朱元璋残酷忌刻的个性，和他对“亲亲”观念的偏执。

胡惟庸案发生时，朱权才两岁；到冯胜死，他已经就藩两年多，这年他十八岁。可以说，朱权兄弟成长的脚步，始终有文臣武将及许多无辜者的人头落地声相伴随。他们的前途，是鲜血铺成的。当然，他们不是直接责任者，生性忠厚的太子朱标对此就很不赞成。据说他曾谏说父亲：“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取来一根棘棒放在他面前叫他拿起，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刺除掉交给你不好吗？我杀掉的都是坏人。朱标还是不服，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朱元璋大怒，拿起一把椅子向朱标掷去。宋濂被诛连当死罪，朱标为老师求情，朱元璋说：等你当了皇帝再赦他！

朱元璋这种把封建宗法极端化，以为只有骨肉至亲才可靠，其他都是异己的观念，在他死后立即开始的建文削藩与朱棣靖难的争斗中，充分暴露了它的荒谬性。但它已深深地植根于年轻的朱权脑中，成了他历史政治意识的核心观念。后来他被深深地卷进了宗族内部的斗争，亲身体验了骨肉相残的无情，才得了另外一些教训。

无论怎样，朱权已经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特殊的家庭。这个家庭环境和他的父亲奠定了他的性格基础：既有帝王意识、权力欲望和地位优越感；也有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权被封宁王；二十六年，他从京师前往大宁就藩。在北方辽阔的天空里，他要展翅翱翔了。二、宗藩特权

杀完了功臣，障碍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朱元璋也注意到了藩王和地方势力矛盾的存在，他要作更加长远的安排。朱元璋自以为找到了平衡的办法。《四库全书总目》在《皇明祖训》的“提要”中说朱元璋是：大抵惩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县以相牵制，故亲王与方镇各掌兵，王不得预民事，官吏亦不得预王府事；尤谆谆以奸臣雍蔽离间为虑，所以防之者甚至。如云：“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傅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其长史司并护卫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族灭其家。”又云：“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或领正兵讨平。”然则靖难之事，肇衅于此，高煦、宸濠遂接踵效尤。是亦矫枉过直，作法于凉之弊矣。

后人来看这件事，朱元璋的错误是很清楚的：说是相互牵制，实际上完全是偏向自己的家人。他未能料到的是，靖难就是以“清君侧，除奸臣”的名义出兵的。

朱元璋实行分封同姓王决策在他即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洪武三年（1370）开始实行，封第二子到第十子为王。那时最大的秦王也还没有成年，最小的十子只一岁，九年之后他们才去封国。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是为了向大臣们宣告他的决心。这种分封制效法汉高祖而又有所取舍。汉高祖封异姓王的做法他以为不可取，他只采取其封同姓王的做法。封功臣时最高只封公爵，最大的功臣徐达死后才追谥中山王，最高的王位（即所谓“一字王”）只属于亲子。他自认为是有鉴于前朝的教训。《通鉴纲目》说：“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郡，预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说：“明兴，高皇帝损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卫磐石。”“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还称赞说：“旨哉！班固之引《诗》曰：介人维藩，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夫岂直以昭展亲敦睦之义？盖首广树肺腑，以夹辅王室，有深长思焉。”（卷三二）王世贞这段话有点圆滑，恐怕也是“有深长思焉”的。

朱元璋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若能谨守藩辅之礼，不作非为，乐莫大焉。至如天子，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思，唯忧天下之难治。此亲王所以乐于天子也。（《皇明祖训》首章）

似乎当亲王是一件只有快乐享受，没有忧患劳苦的事。朱元璋是个十分勤劳的皇帝，因为自己感觉到非常之累，就觉得亲王和他相比要轻松得多。其实言外有意：你们做亲王已经非常惬意，所以要绥安其位，不要有非分之想。实际上藩屏帝室的任务一点也不轻松，且责任重大，因此也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可以胜任。《宁献王事实》说：“高皇帝念天下初定，而边土旷远，势须藩王控制，故简诸子英武智略者戍边。”在他的儿子中还有一个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就是他亲昵地称之为“蜀秀才”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椿。朱椿特别爱读书，文质彬彬，礼贤下士，但很可能比较文弱，所以没有被派往边陲，而封在了成都，他后来以德治在安定西南方面也功劳不小。朱元璋不愧是知人善任的领导者。被封在北方边陲的这几个皇子大都是属于“英武智略型”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警卫边陲、夹辅皇室的作用。如朱樉、朱和朱棣在北方曾经率领一些将领，打击了故元残部。不过分封是一把“双刃剑”，由他把握着，可以剑锋向外，保国杀敌；一旦失控，剑锋也是可以向内的，削藩靖难之所由，首在兵权。

按照他的部署，除太子和早殇者之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从孙守谦（朱元璋长兄之嫡孙，文正子，封靖江王），被分封到全国各地的边关要塞和腹地重镇。

亲王就藩之前，要先修王府。王府规模超过当地最高官署布政使司，府内设文武臣僚以为辅佐，而且特重武臣。朱元璋曾说：“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屏藩国家，备侮御边，闲中助王，使知时务。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因而诸王府中，武相地位都在文相之上。亲王和地方行政官员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与两汉的封国有些不同，但是当时各省的行政、司法和军事长官即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都不过二品，而亲王嫡长孙冠服即视一品，亲王更加高高在上。比起来，无论哪一级地方长官自然都是官卑职小，只能俯首听令。实际上亲王还是地方官吏的控制者与监视者。至少洪武年间如此。

朱元璋给诸王的待遇十分优渥，按《明史·诸王传》：“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诸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以下亲属世代封郡王、将军、中尉等。除权力外，享用规格也越来越高。十余年后，虽等级日严，侈风亦盛，然尚规定公侯及一、二品大僚，只许酒盏、酒注用金，而洪武十七年（1384）却下诏：“亲王仪仗内之交椅、盆、罐，用银者悉改用金。”到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秦王、晋王等九兄弟来朝，他们的服饰、车乘规模已和皇帝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藩王的军事指挥权力很大。他们有亲自指挥的“护卫军”，多者可至一万余人。此外朝廷调兵，必须有御宝文书给亲王和守镇官，守镇官须得御宝文书和亲王的令旨才许发兵。燕王、秦王、晋王就国之后，朱元璋多次遣蓝玉、冯胜、傅友德等大将北伐元军，都命令他们听几位亲王的“节制”。这些亲王还多次直接带兵到沙漠里去作战。朱权就藩后自然也是这样。

朱元璋分封的做法当时就受到了直接的批评。

据《明史·叶伯巨传》载：洪武九年（1376），由于天象变异，朱元璋下诏求言，言辞恳切。十一年，山西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奉诏上书言事。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分封太侈，一是用刑太繁，一是求治太速。关于分封，他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今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城数十。异时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以待封诸王之子孙。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莫先于此。”这一极有卓识远见的意见书上达朱元璋手中，他竟大怒：“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逮至京师后，下在刑部狱，不久，即瘐死狱中。朱元璋何以对建言者如此决绝呢？实因这一建议触及其要害。他分封的决心之不可动摇若此。

朱元璋并不完全是感情用事，不顾一切，他认为藩镇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他说：“藩镇之设，本以卫民，财归有司，兵待符调，岂有跋扈之忧？”（《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三、藩屏帝室

朱元璋把今后矛盾的重点放在了皇室与大臣的关系上，出重拳予以解决。相比之下，他对皇族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估计是相当不足的。事实上这方面的矛盾预防更不容易。他不能把太子以外的皇子处置掉，相反，他还要依靠这些皇子辅助皇帝。至于双方可能产生的矛盾，他寄希望于封建道德的约束力，也相信自己的家教。他教导说：“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

朱权在大宁时期，忠于父训，竭诚信守“亲亲”观念，为“藩屏帝室”恪尽职守。

然而变故正来自这一方面，而且来得这么快，是朱元璋绝没料到的。

第二节 藩国大宁

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朱权和代王桂、辽王植、肃王楧同时奉命就国，其他三王都因府邸、粮饷没有准备好而暂驻其他地方，只有朱权长驱直入，进入了他的封国——大宁。在去大宁之前，他在京师宫廷里结了婚。新娘是兵马指挥张泰之女，称张妃。一、边地要塞大宁

大宁旧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境的大明镇。大宁作为建制地名今已不存。《明史·地理志》“大宁卫”说：“元大宁路，治大定县，属辽阳行省”，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一度改称武平路，后复名大宁。明洪武十三年（1380）设大宁府，属北平布政司。大宁城北有七金山（又名九头山、桃古图山），南有土河（即老哈河），东南有大鹻场，东北有惠和县，又有武平县，东有和众县，辖地非常辽阔。据《钦定热河志》：大宁城门五，城周三〇六〇丈，濠长三一六〇丈，深一丈九尺。

这一带历史上是少数民族地区。宋以前为契丹族游牧地带，为奚王牙帐地。辽中期在此设大定府，建城为辽中京。辽宋多年战争，至澶渊之盟后相对安定，许多汉族人迁徙至此，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带来先进的文化。经数十年各族人民的经营发展，辽中京成为北方一个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繁华重镇，规模居辽五京（上京、东京、南京、西京、中京）之首。辽代佛教盛行，至今宁城留有辽代建筑大塔（又名大明塔）、小塔、矮塔（又名半截塔）三座，宁城辽中京博物馆内陈列有许多辽代出土文物。金元以后，中京作为城池被废弃，加以历年战乱，一度变得荒凉。

大宁自然条件很好，水草丰茂，农牧两宜，明初为了边防需要，重新对大宁进行开发。洪武十八年（1385）实行军屯，大宁是实绩卓著的地区之一。守大宁都佥事商皓说：“所筑大宁等四城，见贮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宁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太祖实录》卷二二二）

经过将军们的多年屯兵驻守、经营开发，明初大宁已经成为一座兴旺发达的巨镇。

大宁有个别称——“塗阳”。对此需要多用几句话加以说明，原因有三：其一，朱权的一些著作中常常出现“塗阳”这个地名，但这个地名不见于所有史、志；其二，朱权在他的著作中，从不用“大宁”一词，而总是用“塗阳”替代，当有其特别的用心——回避后来的大宁之变；其三，笔者以前的相关著作中，对此做过别种推测。所以本书在此特别加以疏说，以免以讹传讹。“塗阳”在朱权著作中屡屡出现。如《太和正音谱》“知音善歌者”一章中记李良辰等五位是“塗阳人”。还有：己卯兵下塗阳。（《汉唐秘史序》）其书之作，始于洪武丙子，缉于塗阳。（《原始秘书序》）然是书也……予昔得于塗阳，多有脱落。（《太古遗音序》）

其中所谓“塗阳”在哪里？查遍相关史志未得，笔者曾推测是否取“涂山之南”意，而实指南京。后来查阅其他文献，才得知原来“塗阳”即大宁。（可参考笔者所作《塗阳考》一文，见《太和正音谱笺评》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此处举其一二足资说明：

据明初唐之淳《唐愚士诗》（《四库全书》本）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大将军冯胜、傅友德、蓝玉、李景隆等奉旨率大军出关征纳哈出，并修筑大宁、惠州、富峪、宽河四城，之淳作为幕僚随行到达大宁。继而大军往前线作战，唐之淳留在大宁居住了数月，写了许多有关大宁的诗文。下面两首诗即称大宁为“塗阳”：遐征不能从，假此塗阳居。凌晨望朝鲜，夕梦辽城隅。（《奉怀》）曙色满军麾，辕门纵目时。星河收鼓角，城郭露旌旗。马踏荒园井，牛冲野庙碑。塗阳新入贡，白霫旧名夷。（《辕门晓望》）

唐愚士诗中又有组诗《塗阳八咏》，皆咏大宁景色。试举其二：积雪不知年，炎天生昼寒。南人初出塞，浑作玉屏看。（《金山积雪》）滉漾复潆渟，分明见底清。塗山一夜雨，流水惠州城。（《土河夜雨》）

诗中“金山”、“土河”、“ 塗山”，都是大宁境内山水名称。二、宁王府

宁王就藩前数年，已由屯守将军们提前修建王府，作好一切物资准备。

宁王府旧址在辽中京城内，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权受封宁王后修建，毁于建文元年（1399）朱棣协迫朱权离开之时。其旧址今已为当地文物部门发掘，仅有一些断垣遗存，另有王府象征的石狮子一对。至今当地群众还称王府旧址为“紫禁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宁王府遗址西北角远城”。据乌成荫先生《漫话辽中景（辽中京博物馆李义供稿）京》（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中描述的“紫禁城”规模是：“东西宽530米，南北长620米，墙高4至5米，也是粘土夯筑。”城墙四面各有城门，城门之名都按统一的王府规制：南曰“端礼”，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北曰“广智”。王府外还应有“社稷”、“山川”二坛。从朱权自己的著作里还知道府中有他自己的“太清之馆”，当时他还没有正式修道，这有些“道气”的斋馆名，大约是他自己的书斋。据《原始秘书》附陈尚明《跋》，宁王曾经在太清馆召见王府里的文人们商讨写书的事。陈尚明等工作的地点称作“逸亭”，可能是幕客们的工作室。《跋》中还提到《原始秘书》书稿在大宁之变的大火中得以幸存，是因为此稿当时是保存在“雷坛”中。按《皇明祖训·礼仪》:“社稷，立于王宫门右……风、云、雷、雨、山、川神坛，立于社稷坛西。”诸坛皆为四时祭祀之所。

第三节 肃清沙漠 威震北荒

元朝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及一些大臣率残部逃入北方，称作北元。北元经常袭扰大明北疆，东北金山一带并由故元将纳哈出盘据。朱元璋当年定都南京，与北方强敌压境有关，故其有生之年时时不忘北边的防御。据《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几位大将攻击纳哈出，他们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作为根据地，储粮供应前线，并留兵屯守，以切断纳哈出与元顺帝中路军的呼应。明军主力围攻金山，纳哈出投降，辽东全部平定。大宁设立了北平行都指挥使司，领二十余卫所。洪武二十年八月置大宁卫，九月分置左中右三卫，寻又置前后二卫，二十八年（1395）四月以该左右后三卫为营州左右中三护卫。很明显，这里仍处于与故元残敌斗争的最前线。它东和辽阳，西和宣府（大同）相应援，成为北部至东北的三大要塞，再向西和开平卫、兴和千户所、东胜城等军事据点，联结成长城以外的一道边防线；从辽河向西的沿线，又都设卫置所，屯驻军马，数千里间，金鼓之声相闻，被称作“保卫长城的长城”。驻守在这条长城线上的，是朱元璋的九个皇子：西有肃王楧、庆王，中有晋王、代王桂、谷王橞、燕王棣，东有宁王权、辽王植、韩王松（未就藩）。其中大宁起着东西联结的枢纽作用；而且在北平以北，更接近胡元残部，又守着松亭关，举足轻重。这种安排明显是父亲对朱权的格外倚重。二、实力视诸王为雄

朱权当时才十六岁。他从父亲手里接受了由将军、士兵和人民用血汗开发出来的土地，也接受了驻防北部边陲保卫大明江山的重任。得到的封赠号称地域“统封疆九十余城镇，龙朔三千余里”，军队则“带甲八万，军车六千”，大大超过了亲王护卫军一万九千人的最高限额，“视诸王为雄”，“胙土广衍倍于他王”（俱见《宁献王事实》）。此外他还拥有别的藩王没有的一支力量——朵颜、泰宁、扶余三卫蒙古骑兵，使朱权如虎添翼。这些自然又是父亲对他的额外赐予。

三卫原属兀良哈（一作乌梁海）地区，是大宁路的北部边境，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汉时鲜卑、唐时吐谷浑、宋时契丹都发源于此。元明时主要为蒙古部族所据，民性剽悍，骑兵骁勇善战。洪武初年，相继内附。为了笼络这支力量，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三卫指挥使司，使三个头领各有职司，并率领队伍互为声援，抵御鞑靼的袭扰。这三卫的骑兵在朱权巡警塞北时期是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的，所以曾引起朱棣的觊觎，在袭夺大宁时收买了他们。三、机思谋虑，运筹皇廷

朱元璋对儿子们的关注与对国家的关注是一回事。朱元璋时时关注着北方战事，他把儿子们安排到国防一线，时常在防务方面进行指导，继续他的培养。他身经百战，经验十分丰富，这种对实战的具体指导，对儿子们作战能力培养是很有力的。比如有一次他指导儿子们说：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多不过一二万。倘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候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随着作战能力的不断提高，朱元璋给几个青年藩王的任务也不断增加。首先是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兵权。洪武二十八年（1395）四月，朱元璋下诏置辽、宁、谷、庆、肃五王护卫指挥使司，令武定侯郭英会辽东都司分调广宁、义州等卫官军，置辽王广宁左右二护卫，北平都司调大宁左右二卫为宁王营州左右二护卫，令其“凡有差遣，从王调用，其在各王府护卫者，从王升转”。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乙酉，朱元璋在去世前两月，仍在担心蒙元军队袭击大宁和开平，他对军队将领和诸王作了详尽的布署和指示，并特敕燕王：迩闻塞上烽火数警，此胡虏之诈，欲诱吾师出境，纵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堕其计中。烽起之处，人莫宜近，虽望远者亦须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度其人马，不下数万，岂可不为之虑？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宁侯郭英等，会兵一处，辽王以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宁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胡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太祖实录》卷二五七）

其中明显是将燕王朱棣作为统帅，诸王及诸将领都受燕王调遣。在加重儿子的责任，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同时，削弱了军队将领的兵权。

朱元璋并非只是把儿子当作防御工具，没有亲子之爱。在他那里，两者是一致的。洪武三十年（1397）五月他给北方诸王的敕谕，要他们“勒兵备边，切勿轻战”，他说：“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机思谋虑，艰于运筹。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远虑，倘或失机误事，非惟贻忧朕躬，尔等安危亦系于是，可不慎哉！”（《太祖实录》卷二四六）其中充满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儿子们安危的萦念。读了老父这样的训示，儿子们怎不感念涕零，更加克尽职守，以慰“宸衷”呢？四、肃清瀚海，实绩卓著

北元残余势力由大将冯胜等多次征讨，没有彻底消灭。他们时常出没于沙漠瀚海，骚扰不断，但没有构成大规模攻占，诸王巡视抵御是有功的。据《宁献王事实》说：“每岁季秋，诸王相会，出塞捕虏，肃清沙漠。”诸王还奉命节制朝廷派往边塞作战的大军。他们有时联合行动，有时单独出战。朱元璋还允许他们“军中赏罚，大者以闻，小者从宜处分”。

联合行动开始以秦王和晋王为主，后来则主要由燕王朱棣率领。朱棣能力很强，总是旗开得胜，不辜负父亲的信任和期望。朱权就藩之后，立即加入了这类军事行动。他自幼受过军事教育，就藩前又经过专门训练，此刻在实战和防务的行动中又得到父亲的指导和几位兄长的带领，没用很久，就成了一位能干的统帅。

除了与诸王共同行动外，朱权在自己的防区内也有独立的军事行动。平时在境内认真巡察，监视敌人的活动。洪武二十九年二月辛亥（1396年4月1日），他向朝廷报告：“巡塞见脱辐，意胡兵往来道上，虑且寇边。”朱元璋得到报告，说：“狡寇多诈，此必示弱诱我也。”即令燕王选精兵巡察大宁、全宁一带，并沿黄河南北向视察，伺机攻击敌人；还下令周王世子朱有燉巡视北平关隘。由于宁王及时巡察发现敌情，遂使有备无患，防止了一次可能的突然袭击。

朱权对防务尽职尽责从另一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对文史研究很有兴趣，并且领受了父皇布置的写作任务，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方面。洪武二十九年他受命撰写《汉唐秘史》，在父亲去世前他没有完成，原因自云是“军务繁冗”。

边塞上的将士们认为宁王并不亚于燕王，而是兄弟各有特点，描述为：“文庙善战，宁王善谋”（《姜氏秘史》）。《明史·宁献王权传》也说：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

大约因为他好读书思考，作战时并不只一味勇猛，而善于出谋画策，所以得到“智略渊宏”的令誉。武将疏于文韬者，容易流于有勇无谋，粗鲁莽撞；智勇兼备、文武全才，才是中国人观念中军事统帅最优秀的素质，称之曰“帅才”、“儒将”。被后人称作“武圣人”的关云长在关帝庙里的塑像并不手提青龙偃月刀，而是卷握《春秋》，这使得他在人才系统中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智略渊宏，被服儒雅”是对朱权才质风范很高的称誉。

短短的五六年间，朱权治军严肃，巡狩认真，作风威猛，实绩显著。《宁献王事实》有这样的记载和评价：统封疆九十余城镇，龙朔三千余里，逐单于于阴山，拒契丹于辽水，瀚海肃清，疆域宁谧。父皇太祖高皇帝有诗以壮之，慨夫一世之雄也。

朱权在北疆所建功业不见于他存世的著作中。他写过一篇《化域碑》，惜已失传，是否与他开化疆域有关，不得而知。后来他又写过一本杂剧名《肃清瀚海》，剧本不存，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写这一段历史，也无从判断。但可以想到：他的业绩会是令他十分自豪也相当骄人的，如果用比喻，此时的宁王，应该是一只盘旋在北天的雄鹰。

对于朱权在藩国的表现，朱元璋也有过批评的时候，如朱权麾下骑兵很多，所养马匹要宽阔的马场放牧。于是他纵容自己部下占据辖境沿边草场，放牧孳畜，据为己有，不许其他军民擅入。当时这样做的还有辽王。后来有人报告了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朱权和辽王朱植得到父亲发来的敕谕和一份《西北沿边要塞地图》，敕谕说：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诺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抵鸭绿江，北至大漠，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诺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又东至山海卫，凡军民屯种，毋纵孳畜牧放；其荒闲旷地及山场，听诸王、驸马及军民放牧樵采；其在边所封之土，不许占为己场而妨军民；其腹内诸王、驸马，听其东西往来，自在营驻，因而练习防胡。或有称为自己草场、山场者，论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看来，这两个青年藩王开始自我扩张，有点跋扈了。朱元璋要“论之”，语气好像非常严厉，其实，他只是警告他们以后要注意罢了，并未深责。朱元璋对儿子们有两方面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一是对他本人有所不满；二是不重事功，玩忽职守。楚王桢、湘王柏洪武三十年五月受命率师西征古洞蛮，他们请饷三十万，自己却不亲临前线。八月，朱元璋就下诏切责，罚他们筑铜鼓城以立功赎罪，还不许敷衍塞责，要他们“俟工毕还国，绘图来奏”。比较起来，权、植只不过是建功立业中有些出格的行为，说不定他板起面孔要“论之”的时候，内心还在微笑呢。五、开发大宁

农业生产和经济开发本来属于地方行政，但北方藩区有军屯的任务。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朱权及代、辽、谷王又得诏书，令他们“临边护卫常存步卒千人，骑士五百人，及守城者五百人，余皆屯种”，所以他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林业。《宁献王事实》记述他“亦以俭约制国，辟圃种树，广令卫士疆理荒野，艺植土物之宜，国用饶裕”。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实际效果，显示了他全面的治国才能和智慧。尤其是开荒种树，实在是超前的眼光和功业。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已拨归宁王统辖的大宁卫向朝廷报告，屯田军士多乏农具，红螺山旧有铁场，宜开炉铸造农具。可惜朱元璋向来重农业而轻矿冶，也许是考虑到开矿可以造农具也就可以造兵器，他虽不怀疑儿子的忠诚，但后患难以预计。他以劳民为理由，拒绝了开铁矿的请求，只是让有关部门从内地运送一些农具给屯田军士，这显然不敷应用。如果矿山当时能得到开发，则不仅农具有了保障，而且工业也能得到发展，大宁地区就能得到更早和更加先进的开发了。六、宁燕相得《明史纪事本末》云“洪武间燕王受命巡边，及大宁，与宁王相得甚欢”。由于后来发生了大宁之变，有的史家怀疑此说的真实性。《明实录》中载有几次太祖的敕谕，令宁王听燕王节制。也有人推测这是《实录》经朱棣伪造，为挟持宁王的行为制造根据。还认为这位小十八岁的庶出兄弟得到父皇偏爱，封国的地理位置、地域广度、军事力量都比朱棣优越优厚，朱棣心里会不那么平衡。总之是说朱棣和朱权在共同守边期间就存在矛盾，成为朱棣袭夺大宁的原因之一。我以为，实际情形可能恰恰相反。正是兄弟二人共同守边数年，兄弟兼战友之情比较深厚，大宁事变以那样的经过和结局出现才有可能。朱权就藩大宁时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北方边塞诸王中年龄最小。尽管他并不曾被娇生惯养，然而离开父母从深宫（他的家）到千里之外的边塞，仍然是会感到孤单的。难道皇族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没有人性的吗？此时与兄弟们在联合作战中的相聚，对他来说，会感到格外亲切。特别是对长他十八岁，又多担任联合作战领导的四兄朱棣，可能不只是听从，还会产生一定的依赖甚至依恋。朱棣对朱权得到的优良军事配备，艳羡之心或者有之，但说他早因觊觎而生算计之心，则无根据。有天伦之情，有父亲灌输的 “亲亲”观念，又在生活中培养了亲近与信任，这是靖难之前他们兄弟关系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才使得后来的矛盾斗争显示出更加惨烈的残酷性与悲剧性。后人史论中常常因为有后来的靖难，而得出他们从来就是在权位与利益争夺的冲突之中的认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历史观。

第四节 被服儒雅

据史料描述，朱权生来仪表堂堂，虽然英勇善战，却非是一介赳赳武夫，而是从穿着到举止，都显得文质彬彬。这令人感到颇不寻常，所以得到“被服儒雅”的称誉。朱权从少年时期在宫中就培养了读书写作的爱好和能力，现在又在武功之外从事大量文史研究，这应该是“被服儒雅”的真正内涵。一、王府藏书

朱权从来“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他在大宁时期几种著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地引述前人。他在《汉唐秘史序》中说自己是“大索群典，援引摭实，以编是书”。这“群典”中除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许多是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说到查阅图书，我们头脑里不要出现一座国家或地方图书馆。那时是没有的。诸王就藩时，宫廷要颁赐大量书籍。私家藏书，尤其在北方边地，哪有可与王府匹敌的书香人家？前引明祝允明《怀星堂集·书汉唐秘史后》（《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五）说“盖王喜纂辑，奇编秘牍丛萃其邸，王浩猎而为之固易”，说明他的藏书不但数量多，类别也不拘一格。二、文化生活

文化艺术的兴趣和才能是要长期培养的。一旦培养出来，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放弃。从他写的《宫词》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在宫中对音乐就很有兴趣，并得到培养。来到大宁，虽然以军事行动为主，但并非天天打仗，闲暇之中，应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王府照例配备有乐舞班子和相应的乐器。朱权在音乐戏剧等方面的文化生活，应该是很丰富，并且是高水平的。

永乐年间他整理出版了古琴研究著作《太古遗音》，他在序中说：然是书也，……予昔得于塗阳，多有脱落。

因为爱好与关注古琴，才会从事古琴文献的收集。又如永乐初写出的《太和正音谱》列他所著杂剧达十二种之多，不都是到南昌以后写的，也不可能写于靖难途中，有的可能就写于大宁时期。《太和正音谱》一书，虽然不是在大宁时期完成，而是成于永乐初期，但其中关于音乐、戏剧的丰富知识不可能得之于一朝一夕。其中还提到一位叫李良辰的歌者，曾在朱权随朱棣靖难离开大宁赴京行军途中唱歌，这位李良辰，是塗阳人，或者就是宁王府的艺人。朱权在《正音谱》中对李良辰歌唱情景的描写及评价，显示出很高的音乐素养。他后来在书画方面也有成就，这些应该都来自大宁时期宁府的文化生活。晚年朱权在《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提到他在大宁时期接触道教，那时他还没有成为道教徒。对道教的兴趣，也是他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他到南昌以后彻底放弃了史学，写出涉及文化艺术的许多著作，与他长期以来的爱好和实践分不开。三、德行仪范

焦竑《献征录》称朱权“被服儒雅”，可能指朱权平日不大着戎装，但更是指一种文质彬彬的气度和风采。这种气度风采不是着装打扮得出来的，而是读书和文化修养的自然结果。

儒雅与道德修养也有关。可以从另一角度思考一下：后来建文削藩，主要目标是朱棣。但是朱棣树大根深，一时难于下手，所以朱允炆及其谋臣决定先剪除其他枝叶。而在这些“枝叶”中，最有可能和朱棣联合的是朱权，因为燕、宁地理毗连，关系密切，力量又很可观。事实上如果他们先彻底削除了朱权的势力，朱棣后来得不到大宁军队的加强，靖难能否成功大是问题。但是朝廷却没有去触动朱权。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朱权没有劣迹可以给他们做把柄。后来也只能是在燕王反后召他进京，而不能加给他罪名。他们先除掉的几个王都是师出有名的。如岷王楩“有不法事”，湘王柏“造伪钞，擅杀人”，齐王榑“性凶暴，多行不法”，代王桂当时是什么罪名未详，但看他晚年“尚时时与诸子逊焴、逊炓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伤人”，活是一个元杂剧中的“花花太岁”、“浪子丧门”，不像是奉公守法的人。我们当然不能以建文的是非为是非，但朱权没有成为上下公众指责的对象则是事实，这应该与他平时律己较严有关。他没有很多欺压百姓、凌虐下属及贪暴的不法行为，相反，他结交文士，谈吐有礼，对地方官员也不强横霸道，所以才没有人参奏。后来他因不奉诏赴京，被削夺三护卫。朱棣起兵时，在给朝廷的檄文中，历数“奸臣”罪状，其中就有“宁王无罪，坐削其护卫”一条。所以朱权在道德仪范方面，也是当得“被服儒雅”之称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朱权，不只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和风度翩翩的儒生。不过换个角度，“儒雅”不就是有些书生气吗？“书生气”本是再好不过的一种“气”，哪怕有些“呆”、有些“酸”，也很可爱。但学者的思维方式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是甚为不同有时甚至是相悖的。一个想要从政的人，书生气乃是致命弱点。加上他还太年轻，政治历练有限。朱棣虽也是藩王，但大他十八岁，又是多年来北方防务的主持人，久经磨炼，远非朱权可比。最主要的是：他绝没有书生气。四、学道访道

朱权在他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的《救命索》一书中说：予自幼酷慕至道，在辽海时遍访高人，乃得真奥。

话虽不多，内含很明确，对于我们认识朱权一生与道教的关系很重要。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幼年即好道术，不是一般儿童幼稚的好奇心理，而是一种特殊的禀赋和追求，否则他成年后对道教的兴趣就会淡漠乃至放弃。他不但没有淡漠放弃，而且用“乃得真奥”描述他在大宁时期学道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见到更多相关的记载，但从这十几个字的描述和他当时的处境，仍然可以作出一些推测：辽海指的是大宁一带，东到辽宁全境直至海边一个广阔的领域。元明之际，这里并非道教兴盛的地区，大宁更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地方。如他没有对道教的执著，很难在此继续学道修道。他在这里搜寻访问道教高人，以求指点，自己也必然经常研读道教经典。还必须提到的是，他此时客观上有繁重的边防任务，主观上也免不了对政治功业的积极进取。他的学道更多的是探寻“真奥”——真理与奥秘，而非某种现实的人生目的——比如逃避现实之类，而是在把握思想理念，丰富相关知识，这为日后的修炼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 史学研究与著述

朱权封藩大宁主要任务是拿枪杆子保卫大明疆土，这一点他与秦、晋、燕、辽等诸王是一样的。但朱元璋还给了他一项特别的任务——史学研究与著述，这是别的藩王无须做的。而对于朱元璋和朱权，这件事至少和“屏藩帝室”同样重要。

朱权在大宁不过六年，完成了著作《通鉴博论》，继之是：《汉唐秘史》、《天运绍统》、《原始秘书》，三部书几乎同时进行。几部书都是史学专著。《原始秘书》虽说是类书，但所收条目都采自史书，自然属历史学范畴。朱权对文化艺术的爱好非常广泛，何以学术著作专注历史？原因在于，对于政治家朱元璋，历史就是政治，就是帝王统治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要子孙们读史，接受前代的种种经验教训，以保江山永固。他把任务交给了这个十七子。朱权按照父皇的旨意，努力执行着这一任务。所以对于这几部书，我们应该注意它的几个特点：

其一，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朱氏皇族后人；

其二，内容取材突出领导集团内部矛盾；

其三，以“亲亲”作为政治思想和政策的核心贯彻其中。

下面分别叙说。一、《通鉴博论》《通鉴博论》是朱权毕生著述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史著。虽然那时他还刚步入青年，思想认识和写作能力还未成熟，但是对朱元璋来说，这部书的写作，意义非同寻常。朱权在《通鉴博论序》中说：钦惟我父皇继天述志，怀寰区之元元，虑胤胄之膺期。乃命某爰辑韦编，芟其繁芜，摭其兴替，绳其妍媸，用加褒贬，启迪后人，匡救其弊，永绥天祉。使其日习读诵，为子孙教诲之义方，知夫兴亡之可惧也，善恶之可征也，一以赞襄皇极，一以模范神裔，献乎帝王，耀乎天府，暨乎无穷，为皇明一代之制作，又何下九龄千秋之宝。

足见此书之写作，意义非同一般：

首先，朱元璋是站在最高统治者的高度“继天述志”，认定书的价值的：一是“怀寰区之元元”，即为了治理天下百姓；二是“虑胤胄之膺期”，即子孙永继大统。而后者才是实实在在的。

书的内容和写法体现了上述意图。《通鉴博论》是将“三史”（《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及《资治通鉴》、《外纪》等多种史书史料取舍罗列；体例则以在位帝王为纲系事，重在帝王品质德行与在位年限；其后加上自己的见解，称作“断语”。断语或引用前人论断（称“史断”）；或“古无断辞，以己意考断论之”，称“断曰”。总之，有史有评，承继前人又不完全因袭前人。

朱元璋命朱权撰写此书的另一目的，是通过书的写作培养这个儿子的史识。本来，这部垂戒后世子孙的书，完全可以命那些才、学、识都远远高于自己儿子的儒臣代笔，何必强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之所难呢？他有一些《祖训》之类的书，正是这样写出来的。朱元璋不是爱好浮名的人，也不会为了让儿子传名后世而弄虚作假。显然是因为朱权好学精思、博览群籍为他所赏识，认为是个可以造就之才，有心要让他成为一个有学问的皇家学者，还可以此培养他的政治意识和治国能力。所以书的写作不仅是学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这个十七子来继承皇位。

从写作过程看，不仅命题出于朱元璋，整个过程都有朱元璋的指导甚至参与。前人早已指出，书中有些话明显是朱元璋的原话。例如其下卷图格中至正二十六年（1366）丙午书“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这一段记载，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指出：“此非宁王之书法，而太祖之书法也。”因为这种话只能由朱元璋来说。《四库全书总目》中《通鉴博论》存目提要则说：“ 诿过永忠，一语而解两失，此真舞文之曲笔。”认为文笔老到巧妙，初出茅庐的青年朱权不可能做到。可以说朱权这部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是父子二人的合作，或者说就像今天经过导师精心指导的博士论文。

三年以后《通鉴博论》写作完成。卷首有《上通鉴博论表》，署“宁王诚惶诚恐顿首呈进”。洪武二十九年（1396），朱权亲自入京呈献。这样的程序和规格，非同一般。《通鉴博论》的写作奠定了朱权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的基础，达到了朱元璋培养这个儿子的目的。当然这与朱权本人超强的主观愿望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朱权后来的著作或有幕僚协助，但《通鉴博论》肯定是亲自动手的。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亲自进京当面呈进的必要。没有看到朱元璋交给其他皇子同样的任务，因此说“高皇帝独钟爱之”，不亦宜乎？而朱权也理解父亲的苦心，把这样的任务看成神圣的使命。

所以尽管一些学者对《通鉴博论》的史学价值评价不高，但对于继统的明皇室来说，却是视为太祖垂训予以重视的。永乐五年（1407），成祖朱棣即命内府刻印，还亲自写了“御制文”一篇，题曰《历代报复之验》附于其后，可以视为他的学习心得或表态。万历十四年（1586）《通鉴博论》又由内府出版，前有一篇御制序，当为万历帝所撰。序云：朕用是命所司梓之，传之来哲，俾绎思我高皇帝垂训之意，相与兢兢图理，守成业而无坠，绵景祚于无疆。则是书也，其殆永命之符欤？

朱翊钧完全理解了这本书与朱元璋的关系。不过读归读，是否贯彻到行动中则另当别论了。

本书不沿袭陈说，也是朱元璋作风的影响。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第一百十九）云：《通鉴博论》在记“至元十八年”（1281）时说“帝（元世祖）信桑门之惑，尽焚中国道藏，辟儒道二教为外学，孔子为中贤，尊桑门为正道”；又有为世祖所写断语云：“（世祖）听妖僧祥逼之诱，作妖书以毁昊天上帝，贬孔子为邪道，拟为中贤，不足称圣。”初以为此说与《元史》不符。又明邱浚说：《元史》载，至元十八年元世祖曾焚毁道书，但没有贬孔子之事。所以他以为《通鉴博论》不确。但是后来读到《元史·成宗本纪》，原来成宗即位之年的秋七月，的确曾诏中外崇奉孔子。所以秦蕙田说：孔子自唐宋以来，天下学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诏中外崇奉之哉！噫！当时必有所施行，如《博论》所云者。元史臣为世祖讳，故略去之耳。

秦蕙田以《通鉴博论》印证了被元史臣隐讳了的史实，可见此书自有其独到之处。

朱权进京朝觐进《通鉴博论》，又接受了写作《汉唐秘史》的任务，足见朱元璋对此书是满意的。朱权研究史学的决心、兴趣和能力也因此得到了培养。二、《汉唐秘史》《汉唐秘史》，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即朱元璋去世前二年，朱权进京上《通鉴博论》时，朱元璋再一次敕命朱权撰写的。该书《凡例》云：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同兄肃王等五王于西宫内，钦奉圣旨：《通鉴》内许多朝代，秀才家都不说，只说汉唐。其汉唐的子孙受祸之烈，自古未有。胡致堂断他末流至此，岂非祖宗诒谋有未逊而至于此？这等说话，比先我教刘三吾他每与你每讲解的那卷子，我看过的，都编做两本。他秀才每断他的言语，一个也不要少了。钦此。

受命时有肃王等兄弟在场，但没有听说他们也做了这件事，可见任务只交代给了朱权。《汉唐秘史》宗旨与《通鉴博论》一样，仍是为了总结帝王统治术之得失以为子孙垂训。所以书别名《汉唐史鉴》，为纪年体。贯穿全书的主要观念是“乱不生于郊而生于肘擘之间。”史实重点为汉唐宫廷和朝廷中的变乱。从中也可见，朱元璋在除掉了大批他认为有威胁的文臣武将之后，对子孙受祸的担忧仍未消除。不过他此时忧虑的对象，仍然只是宫廷内“肘擘之间”的宦官幸臣之流，而对手足之间可能发生的争斗则完全没有预见，而为之早作贻谋。《秘史》主要依据当年宫廷师傅刘三吾等给诸王上课的讲义。《凡例》又说，各帝王名下断语，也是御笔亲断。全书之末 “钦取司马温公断曰”的一段是朱元璋命长随内史专程送往大宁，令他放进书中的。《通鉴博论》突出帝王品行德行的重要，《汉唐秘史》更加突出的是“亲亲”观念。朱权在书中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和理论反复论证“亲亲”的正确性。

上卷对汉代七国之乱叙述较多，断语更突出这个重点。比如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叙述晁错主张削诸王封邑，遭到丞相申屠嘉坚决反对，申屠嘉为此气得呕血而死，还详述了晁错之父批评晁错是“疏人骨肉”，并预见其后果而饮药自杀的故事。其后断语对晁错谓不削藩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用力批驳：高帝有天下，惩秦之孤立，大封同姓于列国，以天下为家，以家人治之，此诚万世不拔之计也。奈何晁错以一异姓之贼，惧其穿太庙垣墙之罪，恐诸王宗室诛之，乃更高帝之成宪说帝而削诸王封邑，以安其私志，可谓为国之大憝，讵不细矣。如错之罪不当诛，则丞相申屠嘉不呕血而死矣。且父之自杀，非父之自杀，乃错杀之也，其不孝又可见矣；祸刘氏之天下，戕刘氏之骨肉，其不忠又可知矣。且错所谓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既削之矣，使天子尊，宗庙安，为万世磐石之固可也。何以不一传霍光之废帝天子尊乎？卒至王莽乘其宗室骨肉之摧朽，枝干之羸弱，故不劳寸梃，谈笑而取之，革汉而为新矣。光武虽能中兴，复为宦官曹腾之家所篡而汉亡焉。以是论之，错之所谓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果何在焉？以此论之，亡汉之祸，非错为之而谁耶？读史至此，安得不扼腕长叹哉！

文中表达了朱权坚决反对削藩的态度。如果说建文元年朱权在大宁拒绝奉诏进京，是用行动对建文削藩的对抗，那完成于建文三年的《汉唐秘史》就是文字的谴责了。所以能说朱权参与靖难只是被迫吗？

下卷叙隋唐。朱权于卷首特撰《隋唐得失论》，论隋之亡：古者有拨乱反正戡祸御侮者，何独不见于隋焉？盖由其建邦立国所重任者不于血属之亲，而于他人，故乱至而无救者矣。

此外还记有一些宫廷秽乱丑闻之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 “大旨以后世之乱亡，首推本于诒谋之不善，所论不为无理，而择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谈，如高帝斩蛇，蛇后转生王莽之类，皆伪妄不足辨也”，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恐怕也不只是“择焉弗精”的问题。朱元璋为了使自己的子孙心生戒惧，此类伪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不惜故意渲染的。明中期著名文人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十五有《书汉唐秘史后》还有几句话：宁献王撰《汉唐秘史》二卷。自叙及安王跋，言太祖皇帝观《唐史》后胡寅断辞，因命王为之书。大意主于戒偏，详于怪乱。淮南王母张果辈，凡后人所称二代杂怪诡事，征采最繁，多不自正史出也。至极鄙亵，若武氏如意君，高力士假妻，小说之至靡者。往看稗书，犹以为设托，此悉入大笔，载述凿核。又特承宸旨而为，其敢以无稽云者剿淆之邪？

祝允明说以前在看稗官野史时认为那些是无稽之谈，现在知道原来有亲王大笔载述，还是太祖皇帝的旨意，所以认为可信。祝允明是大明臣民，怀着对太祖高皇帝和亲王的崇敬和信任，转变了认识，我们自然不必视为定论。朱元璋毕竟不是自幼在严格的儒学经学道路上成长的，他的治学思想有着天然的草根色彩，对朱权也有明显的影响。

朱权笃信道教，远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诲。道教信仰和文学爱好渗进了他的史学研究。书中那些来自宗教传说和笔记小说甚至委巷之谈，加强了他对朝代倾覆的危惧感。他说自己检阅史籍之际“不胜战栗，徒增忧愤而已，可不惧乎？”他希望后代帝王读了他的书，也“惧其所当惧，戒其所当戒”。《汉唐秘史》记天象灾异如日食、地震等处很多，往往与社会现象相联系，带着天人感应色彩。但不能由此推论《汉唐秘史》没有史料价值。明邢云路撰《古今律历考·历代日食历》（《四库全书》本）考查了一些日食的记载，发现有的史籍所载日食有误，而《汉唐秘史》记载正确。所以他认为：《史》曰“秘”，其所纪多出于史鉴之外者，必内府秘藏之实录也。所载日食断非无因，必彼时仰见天象有食而秘纪之者。汉历误算二月，候之不食；其十月之应食，历官失算。若辈诋日月为乱行未可知，遂存其伪而去其真矣。不然何以布法算与《秘史》稳合不爽耶？（卷二十）

可见《秘史》并非向壁虚构，只是取材广泛，精华与糟粕杂陈耳。《汉唐秘史》和《原始秘书》在大宁期间都没有完成，后来在靖难途中写作完稿。这里附带说一句：一些专家学者，根据现有版本，将《太和正音谱》、《琼林雅韵》等，证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完成。笔者已有专文《〈太和正音谱〉的写作年代及洪武刻本问题》（《文学遗产》1994 年第5 期）证说其非。况且，奉钦命写作的史书，还因“军务繁冗”而未能完成，哪里有暇去写那些用于娱乐的工具书呢？三、《原始秘书》和《天运绍统》《通鉴博论》和《汉唐秘史》是钦命，《原始秘书》和《天运绍统》是“自选题”。《原始秘书》是一部史料性类书，与宋高承《事物纪原》性质差近，但重在原社会文化事物之始，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事件等的历史考察。在《序言》里朱权说：予于是书用心有年，罄百家子史之书，无不穷尽其事物之始，无所不备，启先圣之所未露，发先圣之所未言，比之古《事物纪原》过亦远矣。其君臣、德政二门共三百三十二条，于治道至切，于人事极要，皆有褒贬，以匡王业，有功于治道也大矣。呜呼！谨于言，慎于行，君子保之！知我者，其惟是书乎！

所谓“知我”，就是知道他通过此书为朱氏皇朝永固所作努力的良苦用心。此书与《通鉴博论》同样，是给朱氏皇裔子孙读的。他甚至要他们将此书：永为家传授受之秘，惟我子孙宝而藏之，慎勿外示以传非人也。

书中的“君臣”“德政”门是重点，其中有关封藩、削藩及“亲亲”观念的条目很多。“君臣”“德政”门辑有：“尊亲亲”、“忌亲亲”、“封亲藩”、“削亲藩”等一系列条目。在“尊亲亲”条中他说：武王大封同姓以防异姓，而安八百年之家国始也。“削亲藩”又一次以大段文字批评汉景帝听晁错之言削藩，其中说：景帝即位，忌刻少恩，变更祖法。乃听奸臣晁错之言，削天下诸王郡邑七十城者、五十城者有之，每王止留十邑，谓以防尾大不掉之患。孰不知同于体者，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何不思之甚也？“忌亲亲”条批评曹丕疏忌兄弟曹植：魏文帝疏忌骨肉，法禁诸王，终为司马氏所灭。

在“尊祖法”条中肯定汉文帝“尊亲礼贤，虽淮南王（厉王刘长）不道而死封四子，何敦骨肉之厚也？至是天下乂安，四夷咸服”；在“封亲藩”条中大赞中山靖王刘胜对汉景帝说的一番封同姓王的好处，而在“削亲藩”、“至亲辅政”等条中重申上述《汉唐秘史》断语，批驳削藩的观点。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对朱权史著有过这样的评价：贤王奉藩多暇，敦诗说礼者有之。贯穿历代兴亡，提纲举要，较其良恶，千古了如指掌，盖未有如宁王者。

与其他“贤王”比较，这一评价并不过誉。他还没有说到的，是朱权的个性反映在他的史著中，便使之具有独特的成就和价值。只是少年气盛，主观意愿又太强，加上写于年纪尚轻的时候，学术素养稍欠，使得作为史著的严谨性稍嫌不足。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天运绍统》的撰作。他经常到皇家图书馆阅览，发现了一部帝王谱图，使他对古代帝王谱系产生了兴趣。回到大宁，于是开始校勘、整理和研究，后来写成《天运绍统》，意在续帝王之“谱”。王重民《善本书目提要》称其“尚为有用之书，不知为何传本甚少”。因没有完整的版本存世，这里不能详说。

朱元璋按照这个儿子的特殊禀赋，通过文化和学术对他进行了强化培养，遂使他的思想观念——宗族观念和目标追求——巩固皇权，在朱权身上深深扎根。“亲亲”，成为朱权的主导信念；“屏藩帝室”，成为朱权自觉的人生使命。后来的遭遇使他在这两方面遭到挫折，但是早期的这种培养熏陶，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能力上，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即使遭受挫折，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朱权到南昌以后不再研究历史。但如果要认识朱权，无论肯定或批评，都要关注他的历史著作，才能找到其症结所在。

第三章 挟从燕军（1399—1402）

第一节 建文削藩

在旁观者眼中，朱元璋给予宗藩特权之日已显出其隐含的危机。当时还是户科给事中的卓敬便进言说：“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明史》卷一四一《卓敬传》）卓敬后来是策划建文削藩的主谋之一，实际他早已对藩王的势派看不惯了。朱元璋当时表示接受卓敬的意见，但并没有真正引起警惕。活着的时候，他的威望和能力使矛盾暂时掩盖着；一旦他不在，被掩盖着的矛盾才会暴露出来。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病逝。尸骨未寒，一场骨肉相残的皇权争夺战就开始了。

还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过长期培养的皇位继承人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非常痛心。朱标去世的第三天，他在东角门召群臣道：“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不仅是父子情深遭到重创，而且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即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朱标长子雄英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死去。次子朱允炆年纪太轻，性格柔弱，又长于深宫，未有事功，资望过浅，并不是朱元璋理想的继承人。他在立嗣时是有过犹豫的。但是经过群臣说服，他终于决定立允炆为皇太孙，因为这是最合古制的办法，可以减少矛盾。《明实录》记载太祖与群臣议及嗣位事时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燕王类朕，朕欲立之，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说：“将置秦、晋于何地？”谈迁在《国榷》中说：“国史虽如此，然永乐所裁定，未遂确也。”也就是说，存在朱棣修《太祖实录》时加进去的可能。史家对朱元璋立储有不同说法，这不是问题的要害。

朱元璋的主要失误是对叔侄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为这个孙子日后坐稳江山在家族内部做好必要的准备。他过分自信，也过分相信了封建伦常的约束力。他在《皇明祖训》中对臣民犯上作乱有许多近乎恐吓的言辞，而对家族内部可能的矛盾则显得轻描淡写。其实朱允炆在储位期间就曾经为此感到过忧虑，并且和一些亲密的大臣讨论过，只是他不敢把这种忧虑告诉祖父。朱元璋已经为这方面的不同意见杀了许多人，自然也不会为建文的忧虑所动而采取相应措施，如裁抑藩王的势力等。建文即位之后，一切该发生的就立即发生了。王世贞说：高皇帝既厌群臣，太孙御历，而二十三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国中自如，礼乐行政，几不自上；裁之则伤恩，纵之则伤法，于是齐、黄以晁大夫之谋进而掩袭时下，僇辱继之。诸叔惴惴，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成资，奋戈南向，仅三载而易大物，虽神武绝伦，猛将僇力，盖亦有天助焉。（《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二）

他把这种矛盾描述得多么简明扼要！所谓“天助”，就是势不可免。

朱权在靖难中的进退失据，正来自父亲的影响，且一生未能摆脱。“亲亲”之理与现实政治间的矛盾来自封建制度自身，朱权不可能透彻认识，更无法克服。二、削夺之策

主要谋臣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与户部侍郎卓敬均力主削藩。他们制订了计划，即先剪燕手足，以后再图谋削燕。他们也是一帮书生，对太祖一手造成的局面想一朝而改，操之过急，结果事与愿违。

朱允炆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既不相信朱元璋的策略思想是现实可行的，从而对叔父们实行怀柔，以团结一些家族势力在自己周围，同时在削藩中又优柔寡断，未对朱棣采取断然措施，只能自食其果。

无论是建文削藩，还是燕王靖难，造成的都是百千万军士人头落地和广大人民遭战火荼毒的悲剧，而丝毫不能加快被封建制度桎梏的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但是朱氏家族内部受到的震荡却是很大的。朱权兄弟既是建文削夺的对象，又因在靖难中不同的角色和表现而得到不同的结局。其中受冲击最大，从此改变了人生道路的，是朱权。

允炆首先援引太祖遗诏，太祖薨逝，“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在朱元璋下葬时，朱棣及诸王已在奔丧途中，建文下诏令他们返国，立即引起他们的不满，这在后来朱棣给建文上书中有极其痛切的指责。接着又更定官制，令“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使藩王失去军队的控制权。

同时，他立即重用齐泰、黄子澄、卓敬等。七月即开始削藩行动。先逮周王橚至京师，窜于蒙化，诸子皆别徙。次年，即建文元年四月废齐王、代王为庶人，榑锢京师，幽桂于大同。诏召湘王柏，柏知不免，焚宫室，弯弓跃马，投火中死。六月，废岷王楩为庶人，徙漳州。十二月，以防边为名，派军队驻开平，并将燕王麾下精锐调出，还时时派人前往北平监视朱棣。形势逼人，朱棣的主要谋士僧道衍屡劝朱棣反，朱棣因准备还不充分，迟迟不动，并且更深地隐蔽自己。他佯狂装疯，故意在大街上奔走呼号，胡言乱语，夺人酒食，甚至整日倒卧地上作不省人事之状。以藩王之至尊至贵，竟自甘卑贱如此，可见他的城府之深，和韬晦之计是何等老谋深算了。

在作了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之后，于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先杀了建文遣来监视他的北平地方军政官员谢贵（都指挥使）、张昺（布政使），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正式举兵叛变，称作“奉天靖难之师”。朝廷得此消息，先下诏废棣为庶人，并派大军前去征讨。

第二节 大宁之变

建文在对周、齐、代、岷诸王进行削夺时，没有对宁王朱权和辽王朱植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口实。他们对辽、宁二王非常担心。尤其是宁王，与燕封国相邻，朱权又有那样强大的兵力，如果燕、宁联合，对朝廷的威胁就更大了。后来燕王果然举兵，于是朝廷立即下诏召朱权、朱植进京。由于战争已经开始，由山海关往河北、山东南下的路已不通，辽王植绕道海上回京师去了，朱权却待在大宁没有动。没有看到他为此上表申述理由。据《宁献王事实》说，没有奉诏的主要原因是张妃病重。张妃有病是真实的，因为她建文四年（1402）就在靖难途中病逝。但国事家事孰为轻重？二者之间，他必须奉诏是无可选择的，不回京师便是抗旨，起码也是“藐视朝廷”。而且他确有不满的言论。他说：“我抱孤忠，谨守我藩封，何以无罪见召？”看到眼前兄弟们的遭遇，更不免兔死狐悲，自然对建文的无情心存对立。结果在预料中：“削三护卫”，以示惩罚。朱权一贯反对削藩，对此遭遇自然强烈不满。

但这不等于他就赞成军事对抗甚至也想夺权。他的对抗，与朱棣的反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出于对父亲的忠诚，出于亲亲观念，他更不会赞成造反。至少他当时还很年轻，没有来得及滋长出狂妄的政治野心。另外他周围还有许多对朝廷十分坚定的忠贞之士，如刘贞、卜万、朱槛、石撰等，他们对朱权既辅佐，又劝诫，同时还有监视和控制的作用。石撰是他府中的长史，燕王起兵之后，他就采取了种种防御抵抗的措施，并“每以臣节讽宁王”，据说“王亦心敬之”（《明史》卷一四二《马宣传》）。所以说当时并不存在他主动起兵响应燕王谋反的可能性。

但是矛盾却实实在在摆在了朱权面前，从此考验着他的人格和智慧，决定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二、袭夺大宁

朱棣看得很清楚。他要进兵京师，必先消除后顾之忧。他看到了宁王态度的两面性，便制定了周密的策略。举兵之初，先肃清了北平周围的蓟州、怀来、开平、龙门、上谷、云中等州县，接着就在考虑大宁的问题。当他知道宁王拒绝奉诏进京，并因此坐削三护卫时，非常高兴地说：“此天赞我也，取大宁必矣。”因为护卫被削大大减少了对抗时的阻力，也使朱权对朝廷更加离心离德。朱棣早已垂涎于宁王手下朵颜等三卫那批蒙古骑兵。他曾对部下诸将说：“曩军巡塞上，见大宁诸军骠悍，吾得大宁兵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于是他以最精密的心计来谋算自己的弟弟。一幕袭夺大宁、挟持宁王的精彩戏剧上演了。

建文元年十月，朱棣决定充分利用手足之情。第一步，先驰书宁王，说自己受到朝廷疑忌，处境困难，希望去大宁，请求兄弟的帮助。朱权略无防嫌，慨然应允，邀请他来大宁。九月，朝廷已撤耿炳文，改派李景隆率军来围剿燕军，朱棣决定诱李景隆来北平，以便一举歼灭之。于是先将北平军队带往永平（今河北卢龙），以解永平之围。当时围永平的江阴侯吴高闻燕军来，尽弃辎重而走，永平围解。朱棣暂不还师北平，而是先取大宁，并且决定了智取的方针。

当时大宁守军主力驻守于松亭关（在今河北宽城县西南喜峰口），主将刘贞。以下守将分为两派，一派是忠于朝廷的，如都指挥卜万，已决定与朝廷派来的军队合兵抗击燕军，所以是朱棣的大患，必欲拔除的。另一派是有降燕倾向的，如都督佥事陈亨。朱棣知道陈亨早就准备投向自己，只是碍于卜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决定使用反间计。当时燕军恰俘获了两个大宁兵士，于是朱棣写了一封致卜万的信，信中极力称赞卜万，示以勾结之意，同时极力诋毁陈亨。他命人将书信缝在一个俘虏兵的衣服里，给予厚赏，让他将信送交卜万，而这一切均有意让另一个俘虏看见，并不给赏，然后将二人同时放回。未得赏者回去后立即向陈亨揭发其事。陈亨完全能领会这是燕王有意为他制造的除掉卜万的口实，于是以“勾结燕王”为罪名，堂而皇之地逮捕了卜万，将他下在大宁狱中。像这样一个在戏剧和说书里用滥了的反间故事，何难识破？但就在生活中被搬演着，在深宫中长大，缺少社会经验的朱权又怎能知道呢？

松亭关是北平通向大宁城的要道，关门险隘，大宁精锐多聚集在此，大宁城内守军全都是老弱残兵。朱棣卷起旗帜，走小路偷偷绕过松亭关，从永平附近的刘家口直抵大宁城下。

朱棣如何入城有两说。《明史》说“燕王诈入大宁”，而《太祖实录》说“城西南隅崩而入”。后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疑是修《实录》时篡改。邓士龙《国朝典故》持后一说，更处处站在朱棣立场：壬寅，抵大宁，城中不虞大军骤至，仓促闭门拒守。上引数骑循绕其城，适至西南隅，城忽崩，上麾勇士先登，众蚁附而上，遂克之，获都指挥房宽，抚绥其众，顷刻而定。城中肃然无扰。

邓氏书中乃至称朝廷派来攻打燕军的李景隆部为“贼军”（卷十一），反而降低了所记史实的可信度，证明了“崩城而入”说法荒谬。实际大概是朱棣驻师城外，单人独骑进入大宁城，往见弟弟朱权。此时，他由一位尊严的统帅，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演员。他扮演了一个叛乱分子已走上穷途末路，如今危在旦夕的可怜角色。一见兄弟的面，便“执手恸哭”，请朱权为他写谢罪表章，称“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其实当朝廷得知燕军举兵反时，立即下诏削其属籍，废为庶人，这些朱棣是全不放在心上的，倒是派来的征讨大军，要认真对付。他深知李景隆“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未尝习兵见阵”，用兵又犯了兵家大忌，“五败悉备”，大约是个赵括式的将军。所以他出师永平和大宁，正是为了吸引李景隆的部队来北平，使顿兵坚城之下，然后还师击之，即如摧枯拉朽，必败之无疑。胜券在握，却在弟弟面前装模作样做可怜相，不由人不惊叹阴谋家的厚颜。

年轻单纯、不谙世故又满脑子“亲亲”观念的朱权果然信以为真，对四哥目前的处境非常同情，立即提笔，为他起草“谢罪表章”——这也是朱权没有叛变打算之一证。朱权留四哥住在王府，天天畅叙兄弟情谊，“情好甚洽”。

一个是虚情假意，一个是真诚友爱，如是者数日。朱棣知朱权已经入彀，于是开始下一步的行动。起初他的部下一律屯兵城外，以除宁王疑忌，至是，则令其亲信军卒稍稍入城，然后再开始拉拢大宁军士。当时被削夺的宁王护卫军，大多还未遣散而滞留大宁，其间有许多中土闾左之人，苦于北方寒冷，日夜思归不得。朱棣许其事成之后遣回家乡，于是他们“一呼而毕集”，十分乐意配合行动。大宁军中还有许多胡人，朱棣派人出城去结交其首领，许以日后将大宁地方归还他们。尤其是朵颜三卫，本来就若即若离，自然很容易便被收买了，后来在朱棣靖难的四年战争中成为极有战斗力的一支尖兵。

对此，《革除遗事》（《国朝典故》本）说：遣陈亨家奴并城中将士家属报亨，刘真等引军来援，军士闻其家属无恙，皆解体。时宁王三护卫为允炆削夺，至是悉来降，上尽遣还宁王……甲寅，援大宁之众与宁王皆还北平。

收在《太宗实录》里的《奉天靖难事迹》也是这样写的。其描写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至西南隅，城忽崩”，是真命天子有“神助”的吹捧套路；其次“三护卫至是悉来降，上尽遣还宁王”，完全是篡改事实。

笔者曾经认为，朱权在对三卫骑兵五年统率期间，都未能培养起这些蒙古兵对自己的忠诚，表现出政治经验的不足。实际或不完全是如此。明初北方一些蒙古军队对明时降时叛，一时威逼利诱皆可奏效，反复无常屡见不鲜。他们“有奶便是娘”，在朱棣，这正是可以利用的条件，无须作道德评判。对朱权就不是这样。他们被朱棣收买调转枪头，完全出乎朱权意料。我也曾对朱权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胡夷”的反感不解，因为不像是正常对待政治军事上的敌人，而是道德文化上的鄙夷与痛恨。并且隐隐约约，似乎是难言之隐，现在看来，或许与这次背叛有关。

一切布置妥帖，朱棣便向弟弟告辞。宁王骨肉情深，在城外设祖帐为兄长饯行，朱棣却早在圈外埋设好伏兵。酒宴正酣时，一声号令，伏兵四起，绑架了朱权。朱棣此时当然将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要他加盟靖难，为此向朱权许下了一个“事成中分天下”的诺言。这一诺言虽是谎言，却不是戏言，而是精心设计的一个阴谋。他以“利益均沾”为纽带，把朱权和自己绑在一起，使朱权成为自己的同谋。如果失败，便会分担罪名，共尝恶果；如果成功，这“中分天下”如何实施，却又由不得朱权。反正还早得很，现在怎么编排都可以，比如说“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北平）”之类。朱权此时大梦初醒，但又能说什么呢？他本没有决意尽忠朝廷的打算，眼前情景也不许他犹豫支吾，就这样被武力挟持，拥向北平而去。他重病的妻子张妃及世子妾媵，也只得收拾细软，合家随往北平。原宁王府人员随行者中见于记载者，有尚祠臣陈尚明、姬绍周等。姬绍周等中途失散，只有陈尚明随行。他的军事物资全部被燕军掠去“佐师”，其部卒皆改编为燕军，随从燕王“靖难”。

大宁不止有宁王，还有一支朝廷的军队和一些心向朝廷的忠贞之士。虽然比起燕军，力量已是悬殊，但对抗依然是激烈的。据《明史·卜万传》等记载，朱棣俘虏了都指挥房宽，杀掉了关在狱中的卜万，抄没了他的家。大宁指挥使朱槛力战不屈而死。宁王府长史石撰于城陷之后被俘，愤詈不屈，被肢解。房宽被俘后投降，受到朱棣优待，让他在燕军中继续领兵。同降者还有中护卫指挥佥事刘才等，只有刘贞逃往京师。大宁城在这场劫难中受到很大破坏，据说豪华的宁王府是被燕军一把火烧了的。中国历史上所有夺取政权的人，对楚霸王火烧阿房之类的“壮举”总是五体投地并加以效尤。前述《原始秘书》陈尚明跋中说到，宁王殿下曾经告诉他：“自兵燹后，诸书皆不存，独此稿因在雷坛内，尚在。”王府里的书非常多，只有火才毁灭得干净。燕军离去之后，大宁成了一座空城。后来朱权不能再回大宁，原因之一也是“大宁残破”，哪里还会有什么王府呢？

从朵颜三卫中精选的三千骑兵被燕军收编，成为靖难战争中所向披靡、屡建殊勋的一支劲旅。据刘廷銮《靖难之际月表》说，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兵已至京师对岸，却在浦口遭到重创，当时朱棣准备接受条件议和，恰好儿子朱高煦引来这批胡骑，于是重振军威，夺取了最后的胜利。永乐元年（1403）三月，朱棣为了奖励他们对靖难所作的贡献，便将大宁地区还给了他们，撤消了三卫。大宁这座由大将们开辟，由朱权等经营多年，早已归朝廷管辖的军事重镇，从此零落。

有些史家曾经认为，朱棣夺位的事业，正是从袭夺大宁开始的，夺取大宁，劫持宁王，是朱棣一大成功。朱棣亲自导演和主演的这幕活剧，是如此有声有色、富于传奇性。这一真实的历史故事，与舞台上的戏剧一样，两个主人公是活生生的人，两个人性格不同。一个老谋深算，成熟精明；一个则真诚良善、年轻幼稚。其实朱棣虽然机关算尽，但他不得不反，不会不反，当时是尽人皆知的。而朱权居然被他装出的假象所蒙蔽，浑然无觉，这实在还是由于他自幼生长深宫，又还年轻，善良的本性还未被污浊的社会所吞噬，并且书又读得太多，故对人情的奸伪缺少识别能力，对骨肉还怀有太多的感情，对人世还抱着太强的信心。轻信，这是聪明而又善良的人常犯的错误。转瞬之间，带甲八万，军车六千，统城九十的宁王就失去了一切。有一位当代学者说：“谈迁说，宁王善谋，燕王善战。事实上宁王善谋的赞词，反而成了正面的嘲讽。……宁王朱权的失去藩国，咎由自取，无谋也。”（《明代杂剧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这是把对敌作战的谋略和骨肉之间勾心斗角的机心混为一谈了。前者他有，是他的智慧；后者他没有，是他的善良。幼稚轻信固然是缺点，但善恶之别还是应该有的，何必以后者否定其前者呢？

历史家看待这一事件，不是从朱权的个人遭遇，而是着眼于明朝历史的衍变。查继佐论及此事，认为完全是建文朝廷的政策失误：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用胡骑熟，习健试险，扃键三十年所矣。彼一土著，犹不易轻弃其乡，乃欲奉尺一，遽释严城九十，空手南归乎？权不应召，中歉恧易乱，及燕以书伪乞怜，然犹止北平兵不得入郭，志诚亮以一矣。燕以骨肉不疑，猝劫之，计不能反顾。然后并榻送事，始知燕之初起，倘驰使权，开诚使划一塞上诸王，燕必回顾，不遽南矣。辽坐削禄，犹航海来归。前此稍加意，辽岂遂为燕左翼？事急，俾合宁，共算燕，亦一计也。曰：燕不大而二王名封，燕大而二王不过名封，何必冒不义大燕？而朝廷密议，必以诸王无不党燕，且问朝廷何以使诸王无不党燕，则诚昧于机，徒用率然者从事，以饰太平不可，况重以嫌隙之故乎？以疑使人，万无济也。宁力足难燕，而合燕，是无燕难，且有两燕；移辽则又减难燕者之一，齐、黄之曲成燕者至矣。（《罪惟录》列传卷四）

他认为朱棣起事之初，朱权是朝廷完全可以争取的，是朝廷把他推向了燕王。首先，朝廷对形势分析错误，因为朱权在大宁，根基雄厚，兵力充足，连燕王算计他都费尽心机，朝廷只凭一纸诏书就想让他放弃一切，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没有一定要造反的理由。他原来就已经是只“下天子一等”的亲王，他与燕王联合造反结果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亲王，他何必去冒这么大的风险跟着燕王走呢？朝廷失误的原因在于对情势分析有误，把所有的亲王都看成只能是燕王的同党。其实辽王被削了护卫，不还是奉诏去了京师吗？查继佐还认为，当时最好的办法是派人和宁王商量，让他领导北方诸王对付燕王，燕王就不可能很快南下了。来不及这样做，也可以与宁王联合对付燕王。朝廷之所以没有采取这些做法，根源在于一个“疑”字，而“以疑使人”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换言之，燕王的成功完全是齐泰、黄子澄的决策失误造成的。这些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对宁王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估计不足。根本在于违反太祖意旨的“削藩”，同样是朱权难以接受的，不是“疑”或者“不疑”的问题。结成联盟对付朱棣的设想，也只是书生之见，是基于对建文的同情，对朱棣的反感。

宁燕结盟反对朝廷或与朝廷结盟反对燕王，在朱权是同样艰难痛苦的，社会生活固有的无法解决的矛盾集结于一人之身，他的悲剧无法避免。

对于朱权的这一悲剧，清代编写了《明会要》的龙文彬赋诗《构精庐》感叹说:东辽左，西宣府，幽都形胜脑可盬。家令倘肯发智囊，朵颜三卫余勇贾。密谋攻守牵北军，安得纵横躏南土。齐黄不来燕王来，兄弟握手泪满怀。带甲八万车六千，单骑簸弄如婴孩。纵逊周公破斧斨，岂输梁孝画睢阳？中分天下竟何在？一椽精庐老南昌。控制犹沿卓敬策，四传乃有蛇啖室。

这首诗对大宁之变做了精彩的描述。尤其是“兄弟握手泪满怀”、“单骑簸弄如婴孩”，对主要人物的描写生动又切中要害。三、“事成中分天下”之约

查继佐《罪惟录》说：“燕王谓权曰：‘事成中分天下。’”《明史》亦采其说云：“尝有事成中分之约。”然而都仅此一句，没有细节，没有下文。史家多信此约是有的，并且是许多朱权研究者心目中朱权与朱棣矛盾的“结”。我以为约定或者是有的，不过没有形成什么“文件”，也没有“合同协议”，不过是口头许诺，但却是众所周知。这在朱棣当时自然是权宜之计。劫持之初，朱棣再三表示歉意是必然的。然而还不足以平息被劫持者的怒气，便有了这个“中分天下”的允诺。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大言许诺，公然反悔，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策略”。对此我们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立场或同情弱者的立场上过分谴责朱棣，朱棣是在进行一项关乎全国的重大政治行动，这样那样的权谋势在必然。

朱权如何对待“中分天下”之约，对于朱权生平的研究才是最重要的。他本人从来没有提及，而研究者对此多念念不忘。大多以为朱权对劫持本身并无多大反感，因为他受到“中分天下”很大鼓舞，此后便抱着殷切的期待，有人甚至说他，是“展其智略长技，做着分天下半的美梦”，只是靖难成功朱棣食言，朱权才大失所望，以后的怨望全在于没有得到半壁江山。对此我不敢苟同。

首先，靖难刚才开始，成与不成还渺茫得很。即使对靖难有信心，朱权是研习过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国无二主”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有过南北政权对立的时代，但都是实力平衡的结果，现在他的实力已经等于零，凭什么与四兄“中分”？而且南北对立的后果，必然是战争不已、国无宁日，怎能期待朱棣成功之后给自己留下后患？朱权此时不过大梦初醒，身不由己，根本不许他犹豫支吾。“中分天下”的许诺，只能是姑妄听之。也许可以借此一言保一时平安，怎么可能当真？

朱权对大宁被袭夺当然是有强烈反感的。这里曾经是他的根据地和独立王国，是他的家园和第一个人生舞台，也是他一生基本信念——“亲亲”观念的依托实体。他在这里经营六年，建功立业，度过了他最志得意满的岁月。他权位所享，利益所得，成就所倚，情感所系，都在大宁。如今大宁毁于一旦不说，精神上感情上的伤害更深。兄弟的欺骗，部下的背叛，共同经营和保卫大宁的守将的牺牲，朝夕相处的长史等官员被残酷肢解，阖府男女老少仓皇出走，居住和经营了六年的王府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他对四兄遭削夺充满同情，热诚接待，四兄却以怨报德欺骗自己。这些在顷刻之间发生，情何以堪？痛心疾首尚且不及，却对欺骗者、掠夺者一个遥远甚至是子虚乌有的画饼——半壁江山热烈期待。这样的宁王朱权，岂不等同三岁孩童？

背叛是人们最为厌恶的一种恶德，越是自己亲近的、信任的人的背叛，越是令人痛心和憎恨。何况朱权原来是何等高傲和得意的一位王者？现在沦为阶下之囚，这种耻辱也只能使他心怀愤恨，不可能满怀某种期待，而愉快地与对方精诚合作。

以上这些都不是艰深的推理，而是人情之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与之相悖的解释呢？恐怕是我们的思维总是习惯于利益的衡量，缺少人性的分析。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大宁之变的主角之一是朱权这个特定的人！离开对他设身处地和推心置腹的分析，是很难作出准确结论的。当然笔者的分析也未必正确。

这里我要提前申说一点：在存世的朱权三十余种著作中，没有发现朱权涉及大宁之变的片纸只字，大宁六年的藩王生活和业绩也未见述及，甚至连“大宁”一词也没在他的笔下出现过，而是代之以“塗阳”，偶尔用“辽阳”。如《神隐志》中讲“地窖”造法：南方卑湿不可用。营州辽阳彼处皆有。予昔封镇于此……

这是笔者所见朱权存世著作中唯一一处提到自己封镇，也不用“大宁”之称。这决不是一种偶然。可能之一是，回避涉及叛乱而犯讳。因为大宁是朝廷正式建制，用大宁之名叙事，还有言说叛乱之嫌，以至无意间流露出自己的态度。可能之二，是回避自己心中的痛。大宁是父皇给他的封地啊！大宁六年岁月是他的一段志得意满值得骄傲的人生历程啊！失去大宁是他人生的重大失败和耻辱！所以从此不提大宁，不正是他情感和态度的一种表达吗？

综上所述，我以为，朱权受到的最大伤害主要不是来自靖难事变本身，也不是“中分天下”之未能遂愿，而是“袭夺大宁”中理性受挫之甚和情感受辱之深。

第三节 阶下囚与座上客

隆冬之际，燕军从大宁回到北平，北平在世子朱高炽的坚守下挫败了李景隆的包围。但朱权并没有随朱棣进入北平城，接受燕王府的招待，而是驻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见《原始秘书序》）。由此推知，靖难数年朱权也并非时刻与朱棣同驻军帐。有时朱棣在前线，朱权却在某个相对平静的处所写他的书，但总体上是没有离开军旅。由于朱权著作中对这一段经历从不正面叙说，我们只能就前人有限的记述，再加上合理的推测得出：朱权在靖难军中是“阶下囚”与“座上客”双重角色。既然是被挟持，就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阶下之囚。但朱棣要朱权担当的不是俘虏而是合作者的角色，所以不会采取极端的做法，而是表面维持兄弟情谊，给予适当的礼遇。具体记载实在太少，仅有以下几点蛛丝马迹：一、军中赏歌

可以肯定，朱权没有离开燕军的自由，否则他早就离开了。但他也没有真正被囚禁。离开大宁，随燕军开赴北平途中他有一则记事，写在永乐初年撰写的曲学著作《太和正音谱》“知音善歌者”一节中：李良辰，塗阳人也。其音属角，如苍龙之吟秋水。予初入关时，寓遵化，闻于军中；其时三军喧轰，万骑杂遝，歌声一遏，壮士莫不倾耳。

这是朱权著作中涉及在燕军中经历唯一的一处。写的是朱棣离开大宁入松亭关返回北平，途中宿营遵化时一次文娱晚会的情景。遵化在北平东二百余里处，朱棣在出兵刘家口赴大宁前已取得，所以返回一路没有打仗，行军比较轻松，还在广场上开娱乐晚会。这位表演者李良辰是塗阳——大宁人，应该是被迫随朱权南下的宁王府艺人，但也没有当作囚徒对待，还参加了演出。朱权在军中没有受到禁锢和压迫，还有欣赏歌舞表演的自由和心情。旁边是否就坐着朱棣？不是没有可能。对于朱权，此时靖难战争还未开始。此后军中不会再有这样的轻松快乐时光。二、“军中启事设二榻”

次年，靖难大规模战役开始，朱权随同。不论他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不论他做的实事是多是少，他已经正式进入了燕王的反叛阵营。

查继佐在《罪惟录·宁献王权传》（列传卷四）中还说，朱棣在“军中启事设二榻”。就是说，朱棣并没有把弟弟仅仅当作一般军中的普通办事人员，而让他像自己一样坐上了指挥员的位置——像副统帅似的。没有听说朱权是如何参与战争谋画的，是否像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得而知。但这无足轻重。因为“设二榻”的意义，肯定形式大于内涵。这一形式至少维护了朱权的自尊，精神上有一定的安抚，对外舆论上却大大地夸张了朱权在靖难中的作用，使朱权真正的被“绑在了战车上”。三、时时为燕王草檄《明史·宁献王权传》说：权入燕军，时时为燕王草檄。《罪惟录·宁献王权传》说法基本一致：于是燕兵益强，而权亦时时为燕王草檄传谕。

没有朱权上前线的任何记载，朱权做的是文秘工作。据说一时军中重要文书“多出其手”。文字是朱权的长项，自然胜任。只是大材小用，亲王屈尊而做了僚属的事，是否有屈辱感？非常时期从权，不成问题。完全抵触，什么事情都不沾边以示不合作是不行的，也没有意义。这是一种妥协姿态。

朱棣以弱敌强，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激烈。朱棣本人不仅要指挥作战，而且常常亲自出生入死，在第一线肉搏。朱权在大宁时期，是个智勇双全的骁将，此刻如果直接参与指挥打仗，朱棣一定是如虎添翼，求之不得！按理说，朱权本来对建文削夺就心存不满，现在已经加入反叛，哪怕是“误上贼船”，也已经走出相当远了。一不做，二不休，帮助靖难更快取得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而朱权不肯。因为这违背他“亲亲”信条。让他面对许多往日的亲旧厮杀砍伐，就越过了他的人格底线。虽然这也近乎掩耳盗铃。

值得注意的是：朱棣也不勉强朱权上前线，如果他要强制，不会没有办法。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解、尊重，至少是容忍了朱权的消极态度。有人说是朱棣不放心他上前线。难道朱棣会担心朱权反戈一击，杀自己的回马枪吗？在完全丧失羽翼的情况下，朱权怎么会这样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呢？朱棣是深知朱权对建文削藩的反感的，更了解朱权不会举刀杀向自己这个哥哥。答案还是在于二人关系的复杂因素，读到后面，您会越来越明白。四、军中著书

朱权不参战，但也没有闲着。说来简直不可思议：他竟然以军帐作书斋操笔撰作，四年间完成了大宁时期未能完成的两部重要书稿。

一部是大型类书《原始秘书》。该书始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在序言中他说：其书之作，始于洪武丙子，缉于塗阳，越四年而书未成。自己卯入于关中，居宛平，明年庚辰，首尾五载，是书乃成，录其稿曰《庚辰集》。

末署“□□改元之二年庚辰十一月初九日书于燕山之旅邸”。这是靖难头两年，朱棣刚刚起事，正举步维艰之时。

另一部是《汉唐秘史》。是大宁期间奉太祖命撰写，因忙于与北元军残部作战而未能完成，竟也在靖难战争进程中完稿了。见于他写的《汉唐秘史序》：至己卯兵下塗阳，从军入关，又二年而书始完。时在□□（建文）辛巳三月上巳之一日也。书于燕山之旅邸。

辛巳——建文三年（1401）春是什么时候？是燕军经过两年多苦战，朱棣正与明将盛庸胶着，血战于夹河（河北衡水——燕山之南麓）的时候，燕军大将谭渊在此战死。战场上血流遍地、杀声震天，朱权却在某个角落——“旅邸”，埋头编写他的学术著作。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到汉唐时，想到的只是汉唐；有关“乱不生于郊，而生于肘擘之间”的感叹，只因竖牙、赵高、郑众之徒而发，对耳边的厮杀，户外的刀光及自己座上的针毡无所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不参加的只是身躯；他的心，只能是时时刻刻为战场内外的厮杀而震撼。

潜心学术也许是一种精神逃避。然而书毕竟是写完了。这是业绩，更是一种态度。

也许正是此时他找到了后半生的生活方式。五、相安无事

史料没有朱棣与朱权两人在军中如何相处的记载，大致似乎是相安无事。我把这种情形认作是必然的相互妥协的结果。朱棣对朱权适可而止，不求全责备；朱权也顾全大局，不作徒劳的抵制，而给予一定程度的合作——相互迁就达到相安无事。这个即位后即残酷杀戮反对派的未来的永乐帝，此刻能够这样容忍这个比自己小得多，又处于自己掌控之下的弟弟，显示出这个政治家内心的多面性和处理复杂事件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如果强其所难引起反目，带来的后果对自己更为不利。朱权的妥协也不会是没有原则的。对建文的削夺有所不满，对朱棣遭朝廷镇压有所同情；对“阶下囚”地位会有屈辱感，但朱棣对他要求也不算过分。三年间他俩相处在一座营帐里，一定会有许多细节和故事，包括勾心斗角和委屈无奈。事关重大，我推测两人或者有过盟誓，哪怕是口头的。朱棣是高屋建瓴，朱权是顾全大局。无论如何，没有二人合作，就没有靖难的胜利和永乐时代。

这种状态维持到靖难结束。六、无宁安得有燕？

无论是阶下囚还是座上客，无论是消极怠工还是积极参与，都是就朱权的处境连带心境而言。靖难的胜利，朱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才是主要的。客观上朱权所起的作用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罪惟录》的作者查继佐的评论代表了历史家的看法：天下无不知借宁，无宁安得有燕？天下无不知绐宁，既有燕而遂无宁。

首先是他手下的军队大大地加强了靖难军的实力。否则，以燕王原有的部队对付朝廷大军，是相当困难的。

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因为这一场家族内部的战争，家人的态度特别重要。当时朱允炆的十几个叔父中，只有这位十七叔直接站在了反叛者的队伍里。不论是自愿或者是被迫，靖难成功，他肯定得不到与朱棣相同的利益；而失败了，却一定会受到相同的审判。

第四节 夺位之际

对朱棣靖难的评价，数百年来一直存在着混乱。说清楚靖难的是是非非，并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主要是叙述靖难中政治与亲情的错综纠葛，以及因此引发的一些思考，从而对朱权的人生有所理解。一、从北平到南京

回头再简单说一下靖难的过程。

朱棣从大宁返回北平之前，李景隆已经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这正是朱棣所需要的。虽说北平城内守兵不多，但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利于燕。城内老弱残军，甚至连王宫妃妾都动员起来，在世子朱高炽率领下，坚固城守。燕大军一到，内外夹攻，李景隆溃败，逃往德州，燕王进入北平城。

建文二年至三年（1400—1401），朱棣与朝廷的军队一直在河北、山东一带转徙作战。二年四月，李景隆与武定侯侯英、安陆侯吴杰等合军六十万，与燕军战于白沟河，燕军大胜。五月朱棣改临德州、进军济南。八月都督盛庸、参政铁铉等败棣兵于济南，收复德州，十二月盛庸大败棣于东昌，朱棣退回北平。

建文三年三月，燕军与盛庸激战于夹河。盛庸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朱棣几乎败在这次战斗中。然而他胜利了。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建文曾经指令“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前线将领即使包围了朱棣，也不敢对他发一矢，致使朱棣从容脱逃，从此官军便节节败退。中途双方重申罢兵之议，因均无诚意，没有实现。当年秋、冬，官军派兵攻北平失败，朱棣亦回到北平。

亲情，在那些左右着历史进程者的身上，是会对历史发生影响的。朱允炆曾不顾亲情实行削藩，此刻又因顾及亲情而失去胜算。朱棣则一旦决定抛弃亲情就义无反顾，此刻没有因为侄儿的亲情而放弃进攻京师。这是两人最后结局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建文四年（1402），朱棣不再走山东，改道徐、沛，即由安徽入江苏。四月转战宿州、灵壁，五月初趋凤阳，先渡淮河，拟攻凤阳城，凤阳知府徐安坚守。朱棣说“恐惊祖陵”，于是改道临扬州。京师近在咫尺。但此刻又发生了一个十分惊险的插曲：

据姜清《姜氏秘史》载，当朱棣到达浦口，遭到重创，他差点决定回师，这时次子高煦率兵来救，朱棣抚着高煦的背说：“儿子你给我好好地打！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现在太子身体不好，等天下一定，我就立你为太子。”于是高煦拼命死战，才转败为胜，得以渡江。靖难总算没有功亏一篑。事后朱棣没有兑现对这个立了大功的儿子的承诺，由此埋下了日后朱高煦造反的隐患，朱权也因高煦而开罪朱高炽和朱瞻基。此是后话。二、京师城下的兄弟姐妹

靖难的前三年，朱棣面对的是朱允炆代表的朝廷。而逼近京师，面对的就是他的亲族群体。亲情在这一时刻，以不同色彩频频闪现。

建文一面征天下兵勤王，一面为了稽延时日而下罪己诏。建文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派庆成郡主到燕军中来说和议。庆成郡主是朱棣从姊，建文想利用骨肉感情和眼泪来使燕王就范。姐弟见面，果然彼此痛哭。朱棣问及兄弟的情况：“周、齐二王安在？”郡主说：“周王召还，未复爵。齐王仍拘囚。”朱棣表示非常悲痛。这时郡主才慢慢说起割地议和的事。已经兵临城下的朱棣岂不知这是建文缓兵之计？他说：“凡所以来，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后，谒孝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之罪，即还北平，祗奉藩辅，岂有他望？此议盖奸臣欲缓我师，俟远方兵至耳。”郡主只好如此复命。朱棣在送姐姐出门时还说：“为我谢天子。吾与上至亲相爱，无他意，幸不终为奸臣所惑。更为我语诸弟妹，吾几不免，赖宗庙神灵，得至此，相见有日矣。”（俱《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到达长江边，祭江和誓师渡江，守军盛庸败走后，燕师先取镇江，后兵临京师城下。朱棣写了一封信用箭头射到城里，信很口语化，相信是朱棣本人手笔：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相别数载，天伦之情，梦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说众兄弟妹妹每请老姐姐公主来相劝我，说这三四年动军马，运粮的百姓、厮杀的军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军马不要过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说？我与你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知道，我之兴兵，别无他事，为报父皇之仇，诛讨奸恶，扶持宗社，以安天下军民，使父皇基业永传子孙。（以下历数了周王等五王被削夺的事实，接着说：）父皇能有几多子孙，受彼之害，能消几日而尽兴？言至此，痛心如裂。累年以来，奸臣大发天下军马，来北平杀我，我为保性命，亲帅将兵与贼兵交战，荷天地祖宗神明有灵，怜我忠孝之心，冥加佑护，诸将士效力，故能累战而累胜。今大兵渡江，众兄弟妹妹却劝我回北平。况孝陵尚未曾祭祀，父皇之仇尚未能报，奸恶尚未能获。以尔弟妹之心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当如周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如其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及诸多亲戚，当速挈眷属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惊恐。惟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审之详之。（《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八）

信写得真可谓入情入理，亲切感人，一般人看了也不能不为所动，何况兄弟姐妹？有人认定朱棣向侄儿、兄弟姐妹表达的骨肉之情，以及从伦理关系出发的所有言行，都是为达到目的的策略，都是虚情假意。我看不能这么说。信中说祸起因于削藩是事实；最后问：“父皇能有几多子孙，受彼之害，能消几日而尽兴？”言辞尖锐，但也是事实。他说“言至此，痛心如裂”，这能是假的吗？难道说，面对亲人之间的杀戮，他只能是快意，而不可能有痛感吗？说朱棣完全泯灭人性是没有依据的。只是他不会因为痛心而放弃他的政治目标。他是在真实的两难中选择，而不是一真一假。这才是靖难事变真正的悲剧性所在。

朝廷也继续利用骨肉亲情。把在城内的诸王都派去守城，谷王橞、安王楹均分守城门。这可以一箭双雕：既考验和拉拢这些叔叔们，又威胁城外的四叔：面对兄弟们，你真敢下手吗？

朝中那些大臣把打了败仗的李景隆痛打了一顿之后，仍派去燕军中谈判，同行者有王佐、茹瑺。

此刻犹申和议，自然是痴人说梦。朱棣说：你们来当说客吗？当年我没有过错，还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把我削为庶人，说是“大义灭亲”，现在朝廷说是要“割地议和”，我现在求活命都来不及，还要地干什么？过去父皇给了我封地，我本来就有地，现在又用什么名义给我封地呢？气愤中饱含委屈。最后说：你们赶快回去奏上皇帝，就说我此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诛奸臣：凡所以来，欲得奸臣耳。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谢罪阙下，谒孝陵，归奉北藩，永祗臣节。天地神明在上。（《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行动已到这个份儿上，说词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归奉北藩，永祗臣节”的前提，是对方把“奸臣”献上，这是一个伪命题，双方都不可能就此谈判并付诸实施的。在他，是表达愤怒（还有伸张他的“正义”），愤怒是真实的。——这种语言在我们生活中不是很多吗：“你如果能做到怎样怎样，我便怎样怎样”之类。

景隆还报，建文令他再往，告诉燕王，罪人（即“奸臣”）已经窜逐，等抓到了就来献给你。景隆第一次去已是吓得唯伏地叩头，不敢出言，岂敢再去？建文便又请出谷王橞和安王楹陪同景隆去燕军中。二王与燕王兄弟相见，互道劳苦。橞、楹说明建文之意后，朱棣说：“弟弟们你们说说这话是真是假？”二王回答说：“哥哥已经看透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来，实在是不得已呀。”表明他们已经倒戈。燕王还是这几句话：“吾来，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于是举宴招待诸王，遣归。试想，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少年能为这位侄儿皇帝做些什么呢？此时之来，不过是建文技穷的无奈之举罢了。

谷王和李景隆奉命守金川门。燕军至，谷王与景隆立即开门纳降。入城后，朱棣第一件事就是派骑兵去保卫周王橚与齐王榑。朱棣与朱橚关系亲密，遭际与立场相同，朱棣格外动情与关注，以后的赏赐也以周王为多。后人多说是因为他二人是真正的同母兄弟。周王橚这个人似乎从来就不大安分，永乐十八年（1420）又有反叛行为，朱棣查之果然，但也没有深究。三、朱棣即位

朝廷彻底瓦解，宫室被焚。朱允炆下落，一云自焚死，一云逃出宫外，到西南去游历，甚至有可能逃到了海外。朱棣“清君侧”毕，该“正大位”了。过程是按套路：诸王上表劝进，朱棣先是固辞，然后诸王、群臣顿首固请。己巳，朱棣谒孝陵之后，揽辔回营，诸王及文武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上于道，遮上马不得行，上辞让者三，诸王及文武群臣跽拜拥上登辇”。这时朱棣便说：“诸王、群臣以为奉宗庙宜莫如予。宗庙事重，予不足称。今为众心所戴，予辞弗获，用徇众志。”（《革除遗事》卷十四）于是山呼万岁，登宝辇趋奉天殿登极，改元永乐。四、赏功罚罪

朱棣即位之初，第一要务是对臣下按于己之顺逆而定功罪，或以赏，或以诛。当年（建文四年，1402）九月行封赏，首功者邱福、朱能，进公爵；其次张武等十四人封侯爵，徐祥等十四人封伯爵，总共亦不过三十余人，皆荫及家人子孙而已。然其罚罪而诛者擢发不足数。同年，诛方孝孺，其党坐死八百七十人；邹谨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卓敬、黄观、齐泰等这些早被朱棣指为“奸臣”的，更勿庸置论，多则三族，少则一族。连及之广，之惨，如诛方孝孺十族，以最残酷的刑戮置之死地的情节，史不忍书。谷应泰说：“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募悬赏格，继且穷治党与。一士秉贞，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虽温舒之同时五族，张俭之祸及万家，不足比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之种无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朱棣在回答方孝孺的质问时，曾从容地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劳过苦。”那么他是怎样对待在靖难中站在不同地位的家人的呢？

首先是如何对待建文这一支亲族。建文即位后曾追尊父亲懿文太子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尊其母吕氏为皇太后，三弟允熥为吴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至是仍降孝康皇帝为懿文太子，吕氏仍称太子妃、皇嫂，迁往太子园陵，不是“打入冷宫”，也形同白居易笔下的那种“陵园妾”。懿文太子的其他三个儿子俱降封，允熥、允熞降为庶人，锢于凤阳，允熙和母亲住在园陵，奉太子祀，不久，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

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对诸兄弟同样以其在削夺与靖难中的遭遇和表现各归其所。周、齐、代、岷四王，都是在建文削夺中受过打击的，朱棣即位之初即复爵，还其封国，赏赐十分丰厚。尤其对被建文处分最重的周王，于囚禁中解救出来之后，立赐钞二千一百万锭。不久，又赐生日礼物若干，以后又屡屡给赏，优于诸王。再看谷王橞开金川门有功，得到多少赏赐：乐七奏，卫士三百，金银大剑，金三百两，银三千两，钞三万锭，彩币三百匹，良马四匹，金笼鞍辔二副，又马二十四匹，金鞍二副，银五百两，钞四万五千锭，锦十匹，纻丝绫罗各六十匹；绢百九十匹，又银千两，钞三万锭，袍衣三袭，绢五百匹，白兜罗锦一条，西洋布三十匹，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苏木各千斤，良马十匹，羊百腔，酒五百瓶，椰子三百，火者百人。（《弇山堂别集》卷六）

谷王封地也由艰苦的宣府改封长沙，岁禄二千石，其部下也因此破格加官进爵。更有甚者，是忠诚伯茹瑺过长沙时因“不谒谷王”而被逮下锦衣卫狱，死狱中。鲁王柏建文元年受诏召，畏罪自焚而死，得了一个极不好的谥曰“戾”，此时即改谥曰“献”。以上是顺者。

朱棣对辽王植的态度是颇受史家诟病的。研究者认为朱植奉建文诏从海上回到京师，朱棣对他心怀嫉恨，但当时处分他会很失人心，所以并不急于报此怨仇。朱植清楚后果之可畏，所以再三请求自贬自削。实为贬却不说是贬，要说成是自己需要照顾。比如明明不回辽阳是不得已放弃封国大片土地和自己的根据地，却说成是“辽地荒远，经涉海洋，馈运为难”而“固请改封荆州”；明明是自削兵权，却说是“广宁重镇，就留三护卫于彼，以益边防，欲于荆州别给一卫，以备使令”。朱棣再三表示要让他回原来的封国，朱植则言不由衷地再三推辞，朱棣于是说：“（你）言之再三，却而复至，谦约之诚，溢于言表。去众就寡，厌远怀迩，手足之情，何忍违约耶？今勉从所请，建国荆州，而仍旧封号。军卫已令兵部改拨，用称吾弟之意，特报知之。”（《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己丑）双方都似乎表现出很高的君子风度和感人的兄弟情谊。然而永乐十年（1412）终于削其护卫，仅留军校厨役备使令。朱棣的妹夫、宁国公主的驸马梅殷在抗击燕军时为朝廷守淮安甚力，朱棣即位后他又不很驯服，朱棣竟派人将他暗杀在桥上，抛尸水中（一说令军士挤落水中）。宁国公主到朱棣面前大哭，他则安慰说：一定给你的儿子很好的封赠。这一点他倒是做到了。

就在这看似“公平”的赏功罚罪中，亲情受到蹂躏。这或许是人类前进脚步必然带来的惨重代价。对于当事者，赏罚和被赏罚，利害得失带来的是一时的快意或痛苦，亲情的毁灭对双方都将是一生的悲剧。后来者往往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讲述着这类历史故事，作着自以为是的理性评判，时有指责、时有嘲弄，缺乏的是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

对于本书，说到这些，是为了铺垫出朱权人生转变的背景，不要把朱权此后的转变仅仅看成个人遭际的改变：大宁封地的失去，社会地位的落差，在某些人眼里还有“中分天下”的无望等等。朱权是一个把捍卫大明天下看作自己的人生使命的人，这一切带给他的震撼，我们会从他的《日蚀》诗——后面将会提到——中窥见一斑。

第五节 退出靖难

当朱棣进入京师，即皇帝位时，朱权也以胜利者的姿态随同大军进了京师吗？朱棣对朱权论功行赏了吗？《罪惟录》说：初，军中启事设二榻，及燕王得国，并登城楼，上设一榻。权悔从燕，佯风疾，止江口不入朝贺。

一些历史家始终放不下“中分天下”情结，不知道这样一个难题是怎样解决而销于无形的。他们设想了朱棣登京师城楼，采取了一种笨拙的方法——用“设一榻”向朱权暗示收回成命。也设想朱权是抱着“中分天下”的幻想紧跟着朱棣到京师，发现朱棣食言，才大梦初醒，于是用“止江口不入朝贺”这种无赖手段，甚至做出“佯风疾”的可笑表演，在城下和朱棣讨价还价。这太低估了成熟的大政治家朱棣的智商，也低估了智略渊宏、涵养有素的王者朱权，以为这么大的事情会等到燃眉之急，才用这样拙劣的方式来解决。有人说，装疯是朱棣的故伎，朱权明知重演此伎是瞒不过他的，所以不会这么做。此说也不得要领。

事实上是这一难题并没有发生，朱权在到达京师之前已经离开靖难军。

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很多。下面看《太宗实录》中的几条：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壬午（初一）朱棣即位。七月庚戌（二十九日），朱棣《赐宁王书》说：吾到京师即遣人将书来迎，不意奄竖胡伯颜邀至兖州，虐害不胜，至击去其齿，焚所赉书，竟不得达。已将奄竖置之极刑。尚虑盗贼未息，路途犹梗，是以来迎之使近日方发。今闻已启程。如行未远，可暂还，待秋凉与宫眷同来。如已行远，途中凡百谨慎，早至相见，以慰兄怀。

据此，朱棣即位时朱权当然不在京师。燕王抵达京师是六月，当时就派人去迎接朱权，可见朱权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

又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宁王权遣人奏请封国，欲得杭州”，朱棣不允，也“赐书报之”，并要他于建宁等四郡中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再“遣人报来”。“遣人”来办，说明八月朱权还没有来京师。《实录》又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壬子（初二日）宁王权来朝”。原来朱权的确按照朱棣的指示，避开了炎暑，十月才到京师。

朱权具体是什么时候离开靖难军的？为什么离开靖难军？的确未见诸记载。

我以为离开时间可能在四月上中旬。此时燕军正在安徽北部一带作战。我曾猜想，有无可能途经凤阳而留了下来？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他是非常重视自己这个“潜龙”之地的。洪武六年（1373），他以凤阳为中都，且在凤阳建了宫殿，以后常叫孩子们回去住。尤其是就藩之前，一定要他们到那里过渡一段时间。不过此时不可能来凤阳。因为靖难军过凤阳时，知府徐安把守甚严，已经是反叛者的朱权不可能被凤阳接纳。朱棣也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打仗，说“恐惊皇陵”，他直趋扬州，在泗州祭了祖陵。

我推测有一件事情或与朱权离开有关，即张妃病重或病故。据王世贞《弇山堂外集· 诸王传》，张妃病故于建文四年四月九日。去世地点则不清楚。

张妃三四年前就有病。建文召朱权去京师时，朱权就以张妃有病为理由拒绝了。燕王发动大宁之变时，朱权携张妃及全家都随之南下。三年靖难她在哪里？一种可能，她重病不能随军，留在了北平或靖难途中的北方某地，当她垂危或去世时朱权回去了。这与朱棣信中所说派往迎接的使者在兖州被邀截，路线大致吻合。另一种可能是张妃随朱权在靖难军中，建文四年张妃病危或病故，朱权伴重病的张妃或其灵柩去了南昌。因为张妃的父母家人此时在南昌，张妃墓遗址今在南昌西山，距宁王墓不远处。

又据《太宗实录》：本年十月戊午朱权来朝，向朱棣提到了张妃死时“适兵旅多事之际，逮今未葬”，朱棣“命工部给明器、仪杖，令所在有司经营丧事”。他们都没有提到运送灵柩的事。所以可以由此推测：靖难初期张妃的病并不很重，两年随军奔波病情加剧，时张妃的父母兄弟都在南昌，无家可归的宁王将妻子送往娘家。也不排除张妃在病重期间已经由父母接到了南昌而在这里去世。一般情况下，一个王妃回娘家养病送终是不合制度的。但当时正值靖难战争胜负难料之际，朱权自己尚无立足之地，故只能从权。二、回避即位大典

城下与老姐姐、众兄弟的会见，以及谈判席上，城里“顿首劝进”的诸王队伍里都没有朱权，因为朱权早就离开了靖难军。他没有随朱棣进入京师，朱棣即位时他还没有回来。

但说张妃之病或者去世，是朱权离开燕军的真实原因或者主要原因，是说不过去的。妻子去世，并不要丈夫护送灵柩，何况是亲王？大臣死了父母，还有“夺情”一说呢。当时面对的可是皇位争夺的残酷战争，朝廷易主，新皇帝即位，这样的头等大事。妻子去世，能成为缺席的口实？退一万步说，张妃四月九日去世，必须朱权亲自安顿，朱棣七月即位，赶来参加此一盛典，完全来得及。

所以朱棣进京师、即大位，朱权缺席，回避了对朱棣篡夺行为的正式表态——支持或者反对。这一安排只能是朱权与朱棣共同达成的协议，这又是二人的政治智慧。

这种安排是出于朱棣，还是朱权的需要？

有人说是朱棣需要，是他把朱权提前赶走了，原因是担心朱权到京师后居功以 “中分天下”相要挟。与“佯风疾”之类传说一样，此说亦属无稽。不说朱权有无这种动机，就说是否可能。此时除了少量随护人员，朱权可谓手无寸铁，凭什么来向朱棣要挟？从朱棣方面说，在这场家族战争中，有一位曾为太祖偏爱又业绩卓著的兄弟作为支持者，在亲人和朝臣舆论中增加多少分量！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要赶走他？

所以实际情况不是朱棣赶走朱权，而是朱权不愿参与而有意回避，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而朱棣表示了谅解和支持。

为什么有意回避入京师和即大位？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记载，只能从朱权心理上找原因。试想：如果朱权与朱棣的胜利相始终，他就将以与四兄一起违背父命争夺侄儿皇位的叛逆者身份出现在京师，并以这样的功劳领赏，以后还要以这样的面目进入史册。这是违背朱权的原则的；当然也不排除：朝廷此时的力量还没有衰竭，战争还在激烈进行，靖难还存在失败的可能。就在六月临近京师城下，燕军还差一点被盛庸战败准备回师北平呢，亏了朱高煦才转败为胜。靖难失败，朱棣必死无疑；朱权可是被挟持的，有必要与朱棣同归于尽吗？此时离开，可以减轻朱权的罪责。朱权肯定愿意早点抽身，而朱棣放走朱权，不能不说是迁就照顾。

不参加“即位大典”，是二人关系上的大节，内含丰富，意义非同一般。三、有条件的安抚

靖难最后胜利了。对这个客观上立了大功，主观上又若即若离；没有上佳表现，也没有敌对反抗的弟弟，朱棣的态度如何？我以为适当“安抚”以不激起反抗，是朱棣此时的基本态度和策略。那封《赐宁王书》完全是兄长对弟弟的亲切口吻。字里行间温情脉脉，是真情而非伪装。此时大局已定，朱棣掌握着主动权，用不着高压，也用不着伪装。

当然让步是有条件的，应该包括几个方面：

其一，不谋求过高的个人利益——例如中分天下，但可以“自择封国”；

其二，永远不提大宁之变和靖难中的某些事实；

其三，永远与朱棣即位后的朝廷保持一致。

这些并没有文字证据留下来，是根据一系列历史事实得出的。后来朱棣在朱权改封时说了一句“当日曾许弟自择封国，吾未尝忘”，露出了一点马脚：有过谈判；谈判不可能就“许自择封国”这么一条，一定还有连带的其他内容。“当日”当指靖难接近尾声的时候，到京师之后又得到进一步确认。四、难得的弟兄小聚

建文四年十月，朱权到达京师。此时应该是与众兄弟一道，住在皇宫——他们度过童年的地方，直到永乐元年（1403）二月。

这个冬天朱权在京师怎样渡过？有什么意义？

首先，他在京师与众兄弟姐妹有一次难得的相聚。按《祖训录》的规定，诸王兄弟到了藩国之后，是不允许同时进京的，平时也不许相互来往，以避免兄弟间结党拉派。这一次，在这场血与火交织的大事变中，都被召到了京师。可以想见：他们相见与相处的情形，一定是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应该说，他们过去同处很少，兄弟之情也许还不如普通老百姓。但毕竟是骨肉同胞，自相残杀之余，应该更能体会亲情的可贵。但他们都处在这次政治地震的中心，刚刚从尖锐复杂的矛盾漩涡中被抛掷出来，在惊悚中还没有完全苏醒。他们要忙于拥戴四兄，对自己眼前的处境做必要的安顿，言行更要小心谨慎。相互之间不可能、也不允许有多少交流，更谈不上同享天伦的快乐。这时他们肯定会羡慕那些平常百姓。

在我们民族数千年历史上，屡屡发生血腥的宫廷政变，制造了难以罄数的人间悲剧。从亲情角度看，这些矛盾斗争都没有胜利者。

朱权与兄弟京师小聚有两点痕迹留下。

其一是朱权与唯一的同母弟安王楹的相会。朱楹也是杨妃所生，小朱权五岁，封于平凉。这次在危难时刻被建文召回京师，紧急时被派去守城门、到城外与朱棣谈判。虽徒劳无功，也算走上了斗争前沿。他与这位同母兄分别多年，不久前还站在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如今在这样的情景下相见，想说的话不能尽情倾吐或笔诸文字，情何以堪？十二月十五日，十八岁的朱楹给哥哥的《汉唐秘史》写了跋语。以学术交流方式出现的这寥寥百余字，是难得的兄弟情谊唯一的见证：是书之作，楹昔与兄等同于西宫问寝之日，亲聆玉音，令兄等讲汉唐故事，既而又命考其始终得失之由，以类纪之。今书既成，自丙子至今，岁月又更七载，其用心亦已难矣。今思曩昔面承圣训之时，今则天高日远，不复得闻玉音矣。楹反袂思感，故作数语，跋于卷首云耳。岁在壬午十二月既望弟安王楹。

跋文提及多年前一次与父亲在一起的场面，肯定有隔世之感。此刻对父亲的回忆，想到的恐怕主要不是教诲本身，甚至也不是对生养之恩的感戴这人之常情；透过温情脉脉的语气传达出来的，乃是丧失温暖亲情的切肤之痛。朱权的痛切，更数倍于朱楹。此刻他感受到了一缕久违的温馨；一个普通的“弟”字，都显得那么难得，那么感人！这篇短文，会给这位兄长受创的身心些许熨贴和抚慰吧。

其二是永乐六年（1408）出版的《神隐志》卷首，有一封《上天府神隐家书》，提到他离开京师时，有 “群真”相送，他至今不忘：某自太清初下天阙之时，群真送之，友爱之情眷念不已。临歧之嘱，某尚不忘。“群真”何所指？既称“友爱之情”，当是指兄弟们。“临歧”在何处？也许在宫内，也许到了城门之外。殷殷送别之时有哪些叮嘱虽无从考证，但说出来的一定不是客套，而是发自肺腑充满温暖的那份真情，内容当然是站在四兄的立场的叮嘱和劝诫，否则他为什么要在这封上给四兄的家书里说呢？这封特别的“家书”我们还将在后面提到。

第四章 韬晦南昌（1403—1448）

第一节 离开京师

离开京师时他已经知道，原来那个为屏藩帝室而叱咤风云的宁王已成过去，未来的人生他还没有设计好，但肯定是迥然不同，道路也决不会是平坦的。一、封地选择

去向，是朱权人生转折时面对的现实问题。

朱权对大宁是怀着很深的感情的，但大宁不能再去了。朱谋《藩献记》说：“文皇帝践祚，不欲壮王在外。”边塞是建功立业的地方，又偏远不易控制，朱棣不会放心。辽王植改封时的戒惧就是朱权的镜鉴。再则大宁已经残破，不宜再封国。并且朱棣为了偿朵颜三卫骑兵靖难之功，已将大宁地区畀还给他们，大宁行都司也已迁往保定。朱权自然也不会要求再回大宁。不过他比辽王不同，总归是有支持靖难的资本，得到过“自择封国”的许诺，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先请苏州，朱棣不允；又请杭州，仍不允。《太宗实录》卷十一这样记载朱棣给朱权的复信：杭州，昔皇考尝以封第五子为吴王，后考古制，天子畿内，不以封侯，遂改河南。建文不遵祖训，封其弟允熥为吴王，众论非之。往者尝许弟自择封国，吾未尝忘。今博咨于众，咸谓建宁、荆州、重庆、东昌皆善地，弟可于四郡内自择一郡，遣人报来，庶好经营王府。

所谓 “天子畿内，不以封侯”，是指当年朱元璋将周王橚由杭州改封开封，理由是江浙是财赋之地，封给亲王，就要影响朝廷的收入。《明史》说朱棣不允以苏杭封朱权的理由是“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似乎是说苏州是个不祥之地，所以这两个人都没有好下场。朱权请求这两处的地方，恐怕也是试探一下朱棣对他的态度，果然碰壁。

在苏、杭之请遭到驳回，但也不肯在并不算差的建宁等四地中选择，而自择了南昌。朱棣允许了。这是又一次的各自坚持和相互让步。南昌南引瓯越，地接吴楚，被称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乡。作为封藩之地，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我觉得朱权的选择应该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张妃遗骸已在南昌，岳父张泰一家也住在南昌（见第八章第一节），此时张妃虽已经去世，亲戚情义还存在。在这位亲王女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表达出最切实际的关怀。朱棣想不出什么拒绝的理由，于是接受了这一请求，也算是有迁就照顾的成分在内。朱权没有按照成祖指定的四个地点而自择封国，已经适度地表现了自己的不驯，但也就此适可而止。

但是有一个问题：封号“宁王”未改。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朱棣去世后，朱权就向朱高炽提出“南昌非其封国”，请求改封，又遭朱高炽驳回呢？且留待后面讨论。二、体面就藩

朱权是以怎样的姿态和心态到南昌去的呢？《姜氏秘史》引了一种说法：后京城平，宁王欲建国，遂上奏乞巡视，许之。宁王出，以飞旗谕有司治道。文庙闻之大怒，诏禁飞旗，治有司罪。宁王不自安，悉屏从兵，与老弱中官数人偕往南昌，称疾卧城楼，乞封南昌。诏即布政司为府，屋舍无所更。历武庙，殿阁尚黑云。宁王既得请，遂放志神仙，以善终。

按这样的描写，朱权在改封之初表现得桀骜不驯，与朱棣严重对立；而一遭朱棣反对，马上偃旗息鼓，朱权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孱头”。这一说法影响颇大，曾被许多著作引述。姜清是明正德间江西弋阳人，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其《秘史》虽属私家著作，但因其较他史为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书“精核”，似其所言不为无据。但对这件事《明史》朱权本传却说：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亲制诗送之。诏即布政司为邸，瓴甋规制无所更。《宁献王事实》中并有”改南昌左卫为护卫军”的说法。清乾隆间所编《明鉴》也说：考宁王素有智略，既被成祖诱执，复不许封内地，当必图免祸自全。岂有不俟朝命，而径往南昌之理？野史无稽。

如果说这两条还缺少足够的说服力，这里再补充几条有力的佐证：

先看直接史料。据《太宗实录》所记：（二月）己未以大宁兵戈之后，民物凋耗，改宁王府于南昌。是日遣宁王之国，赐钞一万锭，请（亲）制诗送之。（卷十七）丁卯改南昌左卫为南昌护卫。隶宁王（原误“宁夏王”）府。（卷十七）（三月）己卯，赐宁王钞一万锭。（卷十八）

再看朱权本人的记载。朱权在《太和正音谱》“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中描写他的队伍沿长江溯流而上，夜泊鄱阳湖时，曾在船上娱乐。有一位王府歌手名叫蒋康之，他引吭高歌，在湖边引起轰动，蒋康之的名气还因此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引文见后）。如果这次南昌之行是重违成祖之意的，他肯定不会在《太和正音谱》里这样浓墨重彩地渲染了。

还有一条最直接的证据，见胡奎《斗南老人集》（《四库全书》本）。胡奎是朱权聘为王府教授的一位老儒，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他。此次他随宁王到南昌，为此写了几首诗：三月二日陛辞钦蒙赐赉贤王开国大江西，侍从朝辞白玉墀。曙色飞回双阙凤，春声唱彻五门鸡。烟霏缥缈凝丹扆，天语从容降紫泥。惭愧微臣蒙赐赉，姓名亲向御前题。扈王驾出都城三月三日天宇晴，千官扈从出瑶京。桃花水动黄龙舫，柳絮风扬翠羽旌。宝历万年宗社固，金城百雉瘴尘清。白头奔走惭何后，载笔题诗纪远行。

诗中交代得再清楚不过了。胡奎不过是一个职位不算很高的王府儒学教授，出发前都曾经“陛辞”，并蒙受钦赏，还有“姓名亲向御前题”的殊荣，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恩渥隆眷。

朱权在京师住了四五个月，于永乐元年（1403）三月三日离开京师。《实录》记二月，大约原来是这样定的，后来因故推迟了几天。《斗南老人集》还有一首诗：次徐指挥韵贤王开国树旌幢，上将西来镇大江。天上麒麟今有几，斗间龙剑本成双。歌回金缕风生席，读罢青编月到窗。赖有麻姑酒价贱，兴来何惜玉为缸。

这位与开国贤王同时西来南昌的徐姓“上将”，可能就是宁王府的护卫军指挥。

据1981年江西南昌出土的《昭勇将军戴贤妻徐氏墓志铭》载，戴贤祖父名升，官正千户，铭文云：“永乐初，始侍宗藩来南昌。”这永乐初的宗藩只能是宁王朱权。也就是说，朱权此次来南昌时还有正千户护卫军官侍从。《江西通志》卷四十七“秩官”中有“戴贤”，注明“掖县人”，官都指挥同知，与朱权岳父张泰并列。他或许也是王府护卫军指挥之一。

前面提到过朱权永乐六年（1408）上给朱棣的《上天府神隐家书》，其中提到他离开京师时，还有兄弟们相送——大约在城外祖饯。

总之，朱权此次就藩，不仅得到了封南昌的钦准，排场也风光体面，完全不是《姜氏秘史》想当然地描绘的只有几个老弱中官随从，灰溜溜地逃跑的样子。这不仅是朱权是怎样离开京师的一个细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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