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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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精神试读：
前言
生活中偶尔也会有充满启示性的时刻。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中，那位美国豪门女继承人在不经意的一瞥间就证实了心中的怀疑：她的丈夫和她的继母关系暧昧。对全球经济而言，2008年9月19日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国会拒绝通过（尽管后来又推翻了这一决定）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提出的7 000亿美元紧急救援计划。道琼斯指数大跌778点，全球股市也应声而落。突然之间，看起来再也不可能发生的“大萧条”仿佛即将重演。
大萧条是20世纪的一场灾难，它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失业。然而，大萧条似乎还嫌带来的痛苦不够深重，反而愈演愈烈，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 000多万人在战争浩[1]劫中丧生。
眼下，大萧条极有可能重演，因为经济学家、政府以及公众近年来扬扬自得，已经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我们知道了经济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我们还知道了，在一个强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样的恰当角色。本书会还原那些历史教训，同时用现代的观点对它们进行解释。为了弄明白世界经济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理解这些教训。更重要的是，只有理解了这些教训，我们才知道该怎样应对。
在大萧条中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这本1936年的经典著作中，凯恩斯阐述了美国和英国这样资信良好的政府怎样通过借贷和支出使失业劳动力重新就业。这个解决方案在大萧条期间并没有得到系统贯彻。直到大萧条结束，经济学家才开始向政治家提供清晰的指导。因此，各国领导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实际上都采取了一些赤字支出政策。尽管他们感到非常困惑，但是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其政策方向也大体正确。然而，由于没有指导方针，他们缺乏将这种政策贯彻始终的信心。
为了打赢战争，凯恩斯主义理论最终得以实施，失业现象消失了。到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的方案得到了广泛认可，被世界各国采用，甚至被奉为圭臬，载入法律。在美国，1946年的《就业法》将维持充分就业归为联邦政府的责任。
在抗击衰退的过程中，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原理完全融入了学院派经济学家、政治家甚至一些普通大众的思想。据说，甚至连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被引述曾说过“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2]主义者”，但弗里德曼后来宣称自己的原话被断章取义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大体上是可行的。当然，经济总是有起有落，甚至会发生一些剧变，如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1998年后的印度尼西亚和2001年后的阿根廷。但是，鸟瞰全球经济，整个战后时期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成功的，而且还将继续取得成功。一个又一个国家维持了所谓的充分就业。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和印度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开始体验经济繁荣与增长。
但是，在运用赤字财政有效摆脱衰退的背后，《通论》中另一条更为根本的信息被弃若敝屣，即凯恩斯对经济运行和政府角色的深入分析。1936年《通论》出版时，政治经济学谱系中有一派较为极端的人认为，凯恩斯主义之前的经济学是正确的。按照这种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自由市场在自发、无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好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确保充分就业。根据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示就是：如果一名工人愿意以低于其生产贡献的工资工作，雇主只要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就能从中赚取利润。持这些观点的人极力主张政府平衡预算，坚持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而1936年谱系的另一端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要摆脱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局面，政府就必须接管经济，然后才能通过雇佣来消除失业。
但是，凯恩斯选择了一条更折中的路线。在他看来，经济不只是像古典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受到像“看不见的手”这种理性行动者的控制，只要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参与到交易中。凯恩斯承认，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凯恩斯看来，这些动物精神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
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是换个角度观察经济的关键，这一新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潜在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对动物精神如何驱动经济的说法引入了政府角色这一话题。他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非常像各种育儿指南中所定义的家长角色。一方面，指南书警告我们不要太独裁。孩子会表面上服从，但当他们到了青少年时期就会反叛；另一方面，这些书告诉我们不要太娇惯孩子。如果过于娇惯，孩子就难以学会自我约束。指南书告诉我们，恰当的育儿方式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父母的恰当做法是设定限制，这样孩子就不会过度放纵他们的动物精神，但这些限制还要给孩子留有独立学习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父母的任务是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给孩子自由，同时保护孩子免受动物精神的支配。
这个幸福的家庭正好对应于凯恩斯（也是我们）关于政府恰当作用的定位。正如古典经济学所证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极大的创造力，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种创造力。另一方面，若是听之任之，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出现过剩的问题，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它还会导致经济狂热，随之而来的便是恐慌和失业问题。大家会过度消费而几乎不储蓄。少数族群则在糟糕的境遇中饱受煎熬。房价、股价甚至石油价格暴涨，然后暴跌。正如育儿指南书中提到的父母的恰当角色一样，政府的恰当作用是搭建平台。这个平台应当让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完全释放，但也要能够制约由我们的动物精神引起的极端行为。
说到极端行为，小布什曾精辟地将这次经济危机解释为“华尔街喝醉了”。但是，华尔街为什么会变得一塌糊涂？为什么美国政府为这种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当它过度放纵时却置之不理？当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必定来自某个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能解释其中的原理，然而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逐步阉割。在《通论》首次出版后，这个过程便开始了，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愈演愈烈。
动物精神是凯恩斯解释大萧条的核心理念。在《通论》出版后，几乎所有的动物精神，不管是非经济动机还是非理性行为，都被他的追随者一一抹杀。他们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小公分母理论的动物精神元素，目的是使《通论》和当时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差异最小化。古典理论并不包含动物精神，它认为人们完全按照经济动机理性地行动。
凯恩斯的追随者采取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如海曼·明斯基所[3]述）有两个充分的理由。首先，萧条仍在肆虐，他们希望能让人们尽快转变观念，支持凯恩斯关于财政政策作用的观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他们将凯恩斯的理论改造得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主流理论。而保留最小偏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能够让当时的经济学家用旧理论来理解新理论。
然而，这种短期的解决方式带来了长期后果。被注了水的《通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是，这种缩减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容易受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经济学家崛起，他们对缩减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中残存的为数不多的动物精神可有可无，以至于对经济无足轻重。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原创理论改造得还不够。在他们看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考虑动物精神。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主义之前的宣称并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古典经济学又复活了。动物精神就这样被丢进了思想史的垃圾桶。
这种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从经济学家传播到智囊团、政治精英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最后传给了大众媒体。它变成了一个政治魔咒：“我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政府不应该干预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策。在英国，它的表现形式是撒切尔主义，在美国则是里根主义，然后又从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传遍全世界。
关于政府作用的“宽容型父母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幸福家庭论”。在撒切尔当选首相和里根当选总统的30年后，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论点带来的种种麻烦。对华尔街的极端行为的绝对放纵，使其完全失去了理智。现在，全世界都不得不承受这一恶果。
很早之前我们就发现，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方式来抵消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理性冲击和非理性冲击。但是，作为凯恩斯的思想遗产，政府的作用一直遭到质疑，在大萧条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保护机制逐步被破坏。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原理：人们不仅有理性的经济动机，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精神。
本书利用行为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观点，描述了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解释了当人们作为真实的人，即拥有合乎人性的动物精神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本书还解释了，为什么忽视真实的经济运行会使世界经济陷入当前的危机：信贷市场崩溃，实体经济岌岌可危。
借助社会科学领域70多年来的研究，我们能够阐释动物精神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从而完成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未竟的任务。由于我们深知动物精神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理论核心，而不是略而不论，所以我们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尤其必要。最重要的是，政府决策者必须知道该做什么。对于那些已经有正确直觉的人而言，例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这样的理论依然重要。只有真正理解该理论，他们才会有信心和合适的理论武器来支撑自己的直觉，并选择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注释[1]据资料估计，死亡人数为52 199 262人。参见http://www.historyplace.com/worldwar2/timeline/statistics.com。[2]弗里德曼的话引自1965年12月31日以凯恩斯为封面人物的《时代》杂志。弗里德曼随后所作的澄清参见http://www.libertyhaven.com/thinkers/miltonfriedman/miltonexkeynesian.html。[3]用明斯基的话说，重新改造后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被简化为“陈词滥调”，因为它“并没有解释经济如何陷入失业均衡……它并未顾及破坏性的内部动态过程”。绪论
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弄清楚如何管理并促进经济繁荣，我们就必须关注能够真实反映人们观念和情感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动物精神。如果我们不承认那些重大经济事件背后基本上都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那么就永无可能真正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可惜，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商业作家似乎不谙此道，因而他们对经济事件的解释经常有很大的谬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情感、感受和激情并不重要，经济事件是受神秘的技术因素或反复无常的政府行为驱动的。实际上，正如本书即将揭示的，这些事件的起因其实比较常见，只借助于日常思维就能发现背后的机理。本书的写作始于2003年春天，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世界经济走势只能用动物精神来解释。世界经济好像过山车，先上升，而后在大约一年前开始下降。但奇怪的是，与通常在游乐场坐过山车不同，乘客直到经济开始下滑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段疯狂的旅程中；而且，正是因为乘客们的这种后知后觉，游乐场的管理者并不需要限制过山车攀升的高度，也从不提供安全设备以限制向下俯冲时的速度或幅度。
大家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直到银行倒闭、失业、抵押贷款止赎这类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才注意到呢？答案很简单。有一个经济理论让公众、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消除了顾虑。该理论说，我们是安全的，一切都好，不会有危险发生。但是，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它抹杀了经济运行中人的观念的重要性，也抹杀了动物精神的作用，甚至还抹杀了人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其实不稳这一事实。
人们在想什么？
古典经济学宣扬的是自由市场的好处。不仅在美国、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桥头堡，而且在整个世界，甚至是在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人们都确信这一观念是成立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市场本质上是完美而稳定的，即便有政府干预，也只需要很少一点儿。与此相反，政府的干预是现在或未来发生大衰退风险的唯一诱因。
这种推理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学说。经济实质上稳定的思想基础源于一个假想实验，它提出的问题是：完备的自由市场意味着什么？答案是：如果人们在这样的市场上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用尽所有的互利机会去生产商品并进行交换。最大限度地利用互利交易机会就会导致充分就业，要求合理工资的工人（他所接受的工资低于他对生产的贡献）就会被雇用。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这样的工人尚处于失业状态，市场上就能达成互利的交易：雇主按该工人要求的工资雇用他，就能享有额外的产出，获得更多利润。当然，还是有某些工人处于失业状态，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暂时还在找工作，或者他们坚持索要的工资高得不合理（超出了他们的产出贡献）。这样的失业是自愿的。
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经济稳定性的这种理论相当成功。例如，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部分求职者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是在严重衰退时—都有工作。它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1933年大萧条顶峰时美国有25%的劳动力失业，但它的确能够解释，为什么即使在那时，仍有75%的劳动力有工作可做—他们正从事着亚当·斯密所预言的互利的生产和交易。
因此，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也应该得高分，至少按照我们曾在餐馆里偶尔听到的某位男生的标准而言是这样。这位男生抱怨，尽管他的答案70%正确，但拼写测验的成绩也只得了C。而且，在200年来形势最糟糕的时候，该理论表现甚佳，比如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仍只有6.7%（尽管仍在上升）。可以说，古典经济学的预言相当准确。
再来看看大萧条时期。很少有人会问为何在1933年就业率仍高达75%，相反，人们通常会问，为何有25%的劳动力失业。依我们之见，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对充分就业的偏离。若不能实现这样的充分就业，其原因必然是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经典模型。
像大多数同行那样，我们的确相信，亚当·斯密关于为何有这么多人就业的观点基本正确。我们也愿意相信，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观点也基本正确。但是，我们认为，他的理论不能描述经济体系中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多的波动，也不能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而且，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出的经验之谈，即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预或少干预，也是毫无根据的。
被忽略的动物精神
亚当·斯密的假想实验考虑到了人们会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想实验并未考虑到人们会受非经济动机的驱使，而且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误导的程度。概而言之，它忽略了动物精神。
与此相反，凯恩斯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并强调了动物精神的重要性。他强调动物精神在商人的算计中所起的基本作用。他写道：“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既然如此，这些决策是如何得来的呢？这些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导致的结果”。它们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它们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拉丁文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的意思是“和心智有关的”或“有[1]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但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的含义略有不同。它现在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进而克服恐惧和优柔寡断。
正如家庭有时和谐、有时争吵，有时高兴、有时忧伤，有时成功、有时混乱一样，整个经济也是时好时坏。社会结构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也会改变；同样，我们付诸努力和自我牺牲的意愿也绝非一成不变。
经济危机，例如当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主要是由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引起的，这种见解与主流经济思想背道而驰。但是，当前的危机见证了思维模式变化所起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我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特别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引发了危机。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花钱买庄稼地里的房子，而且还有人愿意为购买者提供资金；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先攀升到14 000多点，又在一年多后暴跌至7 500点左右；为什么美国的失业率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2.5%，而且至今没有止步的迹象。这些因素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主要投资银行之一的贝尔斯登只有接受美联储的紧急救助才勉强存活，而雷曼兄弟公司则随后在同一年宣告破产；为什么很多银行资本短缺，为什么有些银行在接受紧急救助之后仍摇摇欲坠，尚需再次救助。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有动物精神和无动物精神的宏观经济学
当然，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发生波动。其实，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全都和经济波动这个主题有关。在这里我们只想给出两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认为，只用一种单一的动物精神（比如工人讨厌降低货币工资，而雇主又不愿意给那么多）就能解释对充分就业的偏离。随后，这种思想演变成稍微复杂的、关于工资为何变化缓慢的解释。根据这一说法，由需求变动引起的就业波动是因为工资和价格并不是同时设定的。在宏观经济学中，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交错合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充斥着各种对亚当·斯密的简单假想实验的偏离，而在这些假想实验中，受纯粹经济动机驱动的理性的人总是心照不宣地相互达成合同。
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有着理念上的差异。本书将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描述经济的方式。教科书式的经济学试图尽可能地最小化对纯经济动机和理性的偏离，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本书的两位作者大半生都在用这种传统方式描述经济。人们已经充分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把经济波动解释成对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理想体系的微小偏离容易让人理解，因为这样的解释符合已经被充分理解的理论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亚当·斯密体系的微小偏离能够描述经济的真实运行情况。
本书将打破这种传统。我们认为，经济理论不能仅限于解释对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理想经济体系的最小偏离，还要解释实际发生且能观察到的偏离。鉴于现实经济离不开动物精神，因此要描述经济的真实运行，就必须考虑动物精神。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解释经济是怎样运行的，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由于本书写于2008年冬至2009年，所以也会描述我们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以及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走出困境。
经济运行的真正原理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描述动物精神的5个不同方面，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这5个方面分别是：信心、公平、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货币幻觉以及故事。• 我们的理论基石是信心以及信心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反馈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放大了各种干扰。• 工资和价格的设定大体上取决于对公平问题的关注。• 我们承认腐败和反社会行为的诱惑，以及它们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货币幻觉是我们的第二大理论基石。公众搞不清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更弄不明白它们的影响。• 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自身行为的看法，是同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生活故事交织在一起的。这些故事汇集成国家和世界的故事，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第二部分将论述这5种动物精神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并说明它们在回答以下8大问题时如何起关键作用：
第一，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
第二，为什么中央银行迄今为止有控制经济的权力？
第三，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
第四，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
第五，为什么为将来储蓄的决定如此随意？
第六，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易变？
第七，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
第八，为什么弱势的少数族裔世世代代在贫困中挣扎？
我们认为，如果运用动物精神理论，就很容易回答这些问题。相应的，如果我们认为人们只是理性地遵从经济动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那样运行，这些问题就无法解答。
这8大问题都是基础性问题。任何人只要对经济怀有天生的好奇心，就会关注这些问题。通过为这些问题提供合乎常理且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描述了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做到了现有理论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提出的理论全面而又合乎情理地解释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如何陷入目前的衰退。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为了摆脱当前的危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八章给出了我们的分析和建议）。注释[1]术语“动物精神”起源于很久以前，自从古希腊名医伽林(公元130~200年)的著作被大量引用之后，就成了这个术语的来源之一。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构造了一个以“动物信仰”（animal faith）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他将动物信仰定义为“一种纯粹的、绝对的精神，一种觉察不到的认知能量，其本质是直觉”。第一部分 动物精神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数：经济周期背后的思维模式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几年前一次晚餐聊天时的情形。一位来自挪威的远房亲戚，可以说是相当远的远亲，在家族婚礼上与阿克洛夫有过一面之缘。据说，在房价暴涨期间，这位远亲花了100多万美元，在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市买了一栋房子。对于纽约、东京、伦敦、旧金山、柏林甚至奥斯陆来说，这笔钱也许都算不上大数目，但对位于挪威海岸极其偏远的、几乎称得上是世界最北城市的特隆赫姆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而且，那还不是一栋大房子。阿克洛夫并没有在意，只是把它视为斯堪的纳维亚房价高企的又一个表现。
最近，他告诉另一位作者希勒，他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再多考虑一下特隆赫姆市发生的事。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阿克洛夫当时的反应有些大意，以至于把花高价买一栋小房子看成了一桩无关紧要的怪事。与之相反，阿克洛夫本应该看出这个故事非同寻常，值得对其进行积极的思考，并将其放在更大的市场背景中进行分析。
我们确信，这个小故事值得认真思考，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洞悉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特征—繁荣和衰退—背后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当前席卷全球的信心和信用双重危机背后的思维模式。信心：最重要的动物精神元素
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报纸和专家告诉我们需要“重塑信心”。正因如此，1902年美国股市崩盘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各大银行家集中资金投资股票市场。1907年他又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试图恢复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分析大萧条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在1933年首次当选总统时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在同一演讲中随后补充道：“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不严重，要有信心。”自有美利坚合众国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被认为是缺乏信心的结果。
经济学家对信心这个词语的含义有过特别的诠释。很多现象都有两个（或更多个）均衡结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如果谁都不在新奥尔良州重建家园，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去重建。谁愿意孤零零地住在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的废墟中？但是，如果有许多人在新奥尔良重建家园，其他人也会愿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好的（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缺乏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只不过是一种预测，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对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园的预测。有信心的预测会认为前景乐观，而缺乏信心的预测则认为前景暗淡。
但一查词典我们就知道，“confidence”（信心）可不光是一种预测。根据词典中的解释，“confidence”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语来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在我们写作本书之时，我们所处的信心危机也被称为一场信用危机（credit crisis）。“credit”一词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
考虑到这些词的其他含义，经济学家以双重均衡或乐观预测vs.[1]悲观预测为基础的观点，似乎漏掉了一些东西。经济学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义。他们认为，信心是理性的：人们利用手头信息做出理性预测，然后再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做出理性决策。当然，人们经常按照这种方式自信地做决策。但信心这一概念的含义远不只这些。信任的真正含义恰恰是我们会超越理性。诚然，容易轻信他人的人经常抛弃或者忽视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他所得到的信息。即使他理性地处理信息，也不一定会据此理性行事。他行动的依据是那些他确信正确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为什么随时间变化的信心在经济周期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发地做决策，并本能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他们把怀疑搁置，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会显现出来。一旦信心消散，人们决策的冲动就暴露无遗。
信心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涵盖的行为，它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就会卖出。经济史充满了这样信心满满与信心消退的循环。谁不曾在徒步远足时突然发现一条荒废已久的铁路，它在某人的旧梦中曾通往华厦和财富；谁没有听说过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荷兰人一直以思想保守闻名于世，以致被揶揄为世界上最谨慎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即便是牛顿这位现代物理学和微积分学之父，也在18世纪的南海泡沫中损失惨重。
所有这些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错误地看待了他那位亲戚的百万住宅所反映的现象。他本应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价不仅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房价过高，而且是全球房地产泡沫的一部分。他过去一直轻信了自己的判断。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当人们做重大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则不这么认为。它为理性决策提供了一个正式程序：人们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每个结果的优势、每个选择的概率，然后再做出决策。
但是，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真的有办法确定那些概率和结果吗？或者相反，经济决策，以及我们自身关于买什么资产、持有多少资产的大部分决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们有无信心的基础上吗？这些决策过程不是更接近于我们翻煎饼或打高尔夫球时所做的决策吗？我们所做的大量决策，包括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某些决策，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在通用电气担任了多年CEO（首席执行官）的杰克·韦尔奇（后文还会讨论到他）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说，这些决策“全凭直觉”（straight from the gut）。
而在宏观经济层面，总的来说，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又不合理。信心不仅仅是理性预测，还是动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信心乘数效应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乘数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理查德·卡恩作为一种反馈系统提出，后被凯恩斯所用，成为其经济理论的核心。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不到一年，约翰·希克斯就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定量化的诠释，该诠释强调刚性乘数以及乘数效应与利率的相互作用。希克斯的解释很快就取代了《通论》原版，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权威解读。凯恩斯的著述虽然发人深省且趣味盎然，但结构松散、不连贯甚至令人费解，而希克斯的论述则有条有理、言简意赅且逻辑完整。所以，希克斯风靡一时。不过他的名气不及凯恩斯，因为在人们眼里，他只不过是凯恩斯天才思想的诠释者而已。但是，就希克斯对思想史的影响而言，“凯恩斯主义革命”同样是一场“希克斯主义革命”。
但是，我们相信，希克斯主义的凯恩斯思想过于褊狭。我们应该研究信心乘数这个关联概念，用它取代希克斯的简单乘数概念。
凯恩斯乘数概念历经数十年，被数百万在校大学生认真学习。该乘数是这样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个项目，让人们赚到钱，然后再由他们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轮”。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终都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们就会将此收入再花出去一部分。这个比例就是MPC（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会带来第二轮支出，这轮支出是由人们而不是由政府花费的。这些支出又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其数额为MPC美元，这些人也花费收入的一部分，即相当于2MPC美元，这就是第三轮。不过，这个过程不会终止。随后是一轮接一轮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MPC234+MPC+MPC+MPC…）美元。所有这些数值的总和并不是无穷大，它实际上等于1/（1–MPC），此数值即凯恩斯乘数。但是，这个总和可能要远大于第一轮的政府刺激。若MPC为0.5，凯恩斯乘数就是2；若MPC为0.8，凯恩斯乘数就是5。
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思想吸引了许多人，随后，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这一思想并用其解释大萧条之谜。大萧条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因为人们找不到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数理论说明，支出的小幅下降会产生放大效应。如果人们由于担心发生像1929年那样的股市崩盘而反应过度，导致消费支出产生实质性的小幅下降，那么，这就像是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政府刺激。人们的消费每削减1美元，就会有另一轮削减支出，然后，一轮接着一轮。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下降会远大于初始的冲击。因为遭受多轮负的支出冲击，经济会陷入更深的危机，所以大萧条会持续多年。该理论获得了广泛赞誉（只不过没有立刻付诸政策实施），因为它形象地再现了大萧条在1929~1933年日益加深的场景。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非常受计量经济学家欢迎，因为它可以量化并建模。在《通论》出版和希克斯对它的诠释发表前后，有关国民收入和消费的权威统计数据已经出现，这就为他们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最早的国民消费估算数据是由布鲁金斯学会在1934年发布的。米尔顿·吉尔伯特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并将其纳入一个适合用凯恩斯–希克斯理论进行分析的框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同其他主要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编制国民收入和消费数据的。尽管经济学文献瀚如烟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希克斯之后，似乎还没有哪个宏观经济模型有如此权威，可以引起国民数据收集方式的重大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是正式建模的基础，也是数据收集的基础，因为我们今天的数据都是从同一套理论中产生的。
数据集的创建，促进了各国创建大规模计算机仿真经济模型的大发展。简·丁伯根在1936年为荷兰经济创建的计量模型和1938年创建的包含48个方程的美国经济模型，拉开了这种建模方式的序幕。1950年，劳伦斯·克莱因为美国经济创建了另外一个模型，在其后几十年里，它发展成了庞大的联合国世界计量经济连接模型系统，连接着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的计量经济模型，总共包括几千个方程。在这些模型中，动物精神的作用很少体现，因而凯恩斯对这些模型持怀[2]疑态度。
不过，设想信心在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认为，乘数只与那些易于度量的传统变量有关。但是，乘数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变量，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变量。因此，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表示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怎样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信心乘数表示由于1个单位信心的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
像消费乘数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与上文列举的各轮消费支出中的反馈机制相比，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
人们对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数。部分统计学家已经研究出了模型，并使用这些数据来检验信心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反馈。这种可衡量的信心是未来支出的预测器，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大异议。对几个国家的因果性检验表明，当前衡量的“信心”的确会引起未来GDP的变动，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信心乘数中隐含的反馈机制。其他统计学家利用信贷利差（高风险债券的利率和低风险债券的利率之间的差距）进行了类似分析，他们将利差解释为信心的衡量指标，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GDP，或是否有助于预测GDP。但我们相信，这样的检验实际上价值不大。即使检验结果可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动物精神在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信心指标可能并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收入的预期。
当然，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支出和收入。衡量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很困难，因为在不同的时候，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当经济开始下行时，信心变动对收入的影响就特别大，而且具有决定性，但在另一些时候就不那么重要。奥利弗·布兰查德正是用信心指数来描述美国1990~1991年的衰退（有时被称为“科威特衰退”，因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之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引发了这场危机）。布兰查德相信，信心指数恰恰反映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发现，在经济衰退之前，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曾出现不可预测的巨大波动。他认为，这归因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出现的悲观潮。紧随信心丧失的是消费的大幅下降。
信心会对乘数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信心水平。当前（截至2008年11月）的经济状况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放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贷款。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有消费意愿的人发现，他们难以得到所需的信贷；那些供货商发现，他们难以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其结果是，通常的财政政策（政府增加支出或减税）的乘数都会减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在第八章，我们建议政府设定两个目标来解决当前的危机。第一个目标，也是在正常衰退当中唯一需要的目标，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由于（由信心低落引起的）信贷紧缩极其严重，这样的刺激是不够的。的确，在信贷紧缩时期，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第二个目标或中间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信贷流量控制在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之上。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美联储如何制订灵活的计划，以便在当前的危机时期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恢复因信心骤降而消失的信贷流量。注释[1]拉塞尔·库珀和约翰·安德鲁特别强调双重均衡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本章对信心的看法超越了这种解释。我们所描述的信心对应于罗兰·伯拉布在其开创性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伯拉布认为，信心概念对应一种心理状态，在该状态下，人们并不充分利用他们可以得到的信息。他们过分信任经济，这种心态导致了过度投资。奥利弗·布兰查德对动物精神的本质也持类似观点。他对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所预测的未来收入变动到底是反映了消费者的信心还是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测，进行了区分。布兰查德把这种消费者信心看作是“动物精神”。[2]在评论简·丁伯根和他的建模努力时，凯恩斯写道：“在现阶段我不相信任何摆弄模型的人，这种像炼金术一样的统计学也许会成为一个科学分支，但我还未被说服。牛顿、波尔和洛克都玩过炼金术。因此，他就继续玩吧。”第二章 公平：工资和价格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艾伯特·里斯是一位有见识的聪明人，事业有成。他生于1921年，大学就读于奥伯林学院，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由于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他在学校里逐级提升，从助教、副教授到教授，最后做到系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并写作出版了一部力作—《工会经济学》。1996年，他离开芝加哥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不久之后开始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福特总统任命他为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主席。其后，他重返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务长，最后出任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主席。
在去世之前，里斯为一场研讨会（此前3年，里斯也曾被邀请参加一场类似的研讨会）撰写了一篇纪念老朋友雅各布·明瑟（芝加哥学派另一位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前半生，并坦率地承认：他从后半生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经历中发现，自己早年所作的分析研究里存在致命的疏漏。作为一名管理者，他必须不断地判断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这一概念从未在他的分析中出现过。
以下是他的原话：我讲授了30年的新古典工资决定理论，并试图在我写作的教科书中给出解释，可是这个理论完全没有提到公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担任各种与工资制定和管理有关的职位，其中包括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的三个工资稳定机构中任职，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一所私立大学的教务长、一家基金的主席以及一家文科院校的理事。在其中一家公司我还做过薪酬委员会主席。在担任这些职务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教了这么多年的理论对实际工资的制定几乎没什么作用。在现实世界里，制定工资所涉及的因素似乎与新古典理论中所说的那些因素迥然不同。在现实世界里，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就是公平。公平问题不该受冷落
在某种意义上，里斯的上述言论夸大了经济学家忽略公平问题的程度。同其他人一样，经济学家也知道人们把公平看得有多重要。作为父母，他们也都见识过孩子们为了抢一个好座位而激烈争吵的情景。经济学家也知道《圣经》里记载的争夺故事：约瑟怎么颇受父亲的偏爱，父亲怎么给了他一件彩衣，而他那些眼红的兄弟们又作何反应。兄弟们都嫉恨约瑟，先是把他扔进一个深坑里，想饿死他，后来觉得还是把他卖给前往埃及的奴隶贩子更好。
关于公平问题，经济学家已经撰写了大量论文，一位名叫厄恩斯特·费尔的经济学家甚至就这一主题写了一套丛书。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里斯的感悟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整个经济学而言都是正确的。不管在公平方面有多少文章，也不管经济学家认为它有多么重要，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中，它一直备受冷落。看看教科书吧，尽管有些教科书的确提及公平是一种动机，但它们仍将公平置于章节的结尾，作为章后的阅读材料。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可以跳过这些章节，而指定教科书的教授则确保了教科书无所不包，甚至包括公平问题。
但是，公平可能与其他被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动机同等重要。人们对公平有关问题的思考，是否达到甚至超过人们对其他那些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的思考呢？对公平因素或社会期望的考量带来的结果，不亚于大家集中关注的经济动机产生的后果吗？这些问题的提出将改变公平受冷落的地位。
当然，教科书之所以不涉及这些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只和经济学相关，而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或者其他任何有关公平问题的学科无关。那些指定经济学教科书的人，想讲授他们的特殊专长。在大量应用中，纯经济学理论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因此，经济学教授自然就会倾向于注重那些重要理论，即便它并不适用于其他同样重要的应用。运用理性理论来分析问题可以得出简洁精致的表述。如果有人指出，正统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因素是某些重大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他就违背了经济学教科书的规范。这就好比在高级晚宴上大声打嗝，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问卷调查：公平比经济动机更重要
对公平的研究确实表明，对公平的关注很可能超过对理性经济动机带来的影响的关注。我们感兴趣的一项研究来自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两名经济学家杰克·尼奇及理查德·塞勒组成的一个小组，该研究调查受访人对许多情境的反应：在这些情境中发生的行为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公平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暴风雪后的雪铲价格，它说明了研究的方法和答案。根据研究人员设定的情景，某地下了一场暴风雪，当地的五金店提高了雪铲的价格，这种提价行为是可接受的呢，还是不公平的？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样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现在不得不铲除车道和人行道上的积雪，因此，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的提高。但是，82%的受访人认为，在暴风雪后，将雪铲价格从15美元提高到20美元是不公平的。五金店是在发顾客的灾难财，因为它购进雪铲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在1992年安德鲁飓风过后，家得宝公司似乎考虑到了人们的这种情感，它在出售胶合板时并没有漫天要价，而是自己承担了大部分的新增成本。
卡尼曼、尼奇和塞勒设计了另一个情境，受访者对此的反应进一步说明，公平因素比经济动机更重要。在一个大热天，你躺在沙滩上，唯一能喝到的饮料是冰水。你已经想了个把小时，想要美美地喝上一瓶冰镇啤酒，而且是自己喜欢的牌子。你的同伴起身打电话查询以后，提出从附近仅有的卖啤酒的地方（一家高级度假酒店、一家生意清淡的杂货店）买一瓶回来。他说啤酒可能很贵，因此问你愿意出多少钱。他说如果啤酒的价格等于或低于你说的价格就买一瓶，如果高于你说的价格就不买。你相信你的朋友，而且你没有机会和酒吧招待或杂货店店主讨价还价。那么，你会说个什么价格呢？
一般来说，对来自豪华酒店的啤酒和来自生意清淡的杂货店的啤酒，受访人有不同的底价，对前者的底价要比对后者的高。通常来说，他们愿意为前者多支付75%。
这样的情景可能非常普通。但是，人们对它的反应则有着深刻的含义。这些反应表明，公平因素的重要性不亚于理性的经济动机。如果受访人只考虑啤酒给他们躺在沙滩上增加了多少快乐，他们就会为它支付等同的金额，而不论它是来自酒店还是杂货店。如果杂货店的要价“高得离谱”，那么，这种额外的快乐就会荡然无存。杂货店的酒不能那么贵，因为他们不愿意花额外的钱从杂货店买酒。他们宁愿把钱花在酒店的酒吧。结果也必定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杂货店索要的价格高过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公平的。经济实验：人们渴望公平
经济实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公平因素的作用。这样的实验有很多，且各不相同，但我们最喜欢的是厄恩斯特·费尔和西蒙·加士德的实验。他们将一个实验室里常用的，再普通不过的游戏进行了创新，来检验实验对象的合作行为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个游戏中，实验对象可以将一些钱放入“储钱罐”，这样钱就会增加，然后，再同集体中的其他人分享罐中的钱。如果每个人都合作，那么，整个集体的收益最大。但是，人又有自私自利的动机：如果其他人都把钱放入罐中（钱先增加再被分掉），而我则只顾自己（不放钱），那么，我就会得到对我而言最好的结果。
关于这类游戏的结果，有一个标准观点：实验对象开始玩这类游戏时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是，如果重复地玩这个游戏，他们便逐渐认识到某些玩家会作弊，因而也会逐渐选择作弊。在多次重复之后，所有玩家都自私起来。这种行为模式源于一种本性：从对猴子玩这个游戏的记录来看，它们同人类完全一样。
但是，费尔和加士德想了个主意。他们对游戏稍作改动，以确定如果玩家可以惩罚那些不合作者，将会发生什么。他们猜测，实验对象会采取惩罚行动，即便这样做不得不付出代价。而实验结果也确实如此：实验对象愿意花钱惩罚那些自私的人，即使个人需要为实施惩罚负担一定成本。有趣的是，他们还发现，惩罚的可能性会极大地减少自私行为。即便多次重复玩这个游戏，许多玩家仍然会将钱放入储钱罐中。
当然，实验对象愿意为实施惩罚支付一定的费用表明，实验对象关心公平问题。当其他实验对象自私时，他们会愤怒。对于另一组实验对象，费尔请他们玩类似的游戏，同时用扫描装置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扫描。结果表明，参与这样的惩罚似乎使实验对象兴奋，它激活了脑部的背纹体（dorsal striatum），当预期有多种不同奖赏时，这个区[3]域就会有反应。注释[3]费尔2008年11月1日给阿克洛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费尔指出，在预期到(若一人口渴时)两位受试者都会得到水或（若一人发怒）可以报复时，脑部的背纹体就会被激活，因此，人们实际上是“非常喜欢报复的”。公平交换理论
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是交换理论，它描述谁拿什么东西在什么市场上跟什么人交易。但是，关于交换还有一个社会学理论。它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平在交换中发挥核心作用。换言之，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依赖对公平和不公平的看法。
社会学家关于交换的定义要比经济学家的定义宽泛得多，因此社会学需要一个不同的交换理论。他们不仅想解释市场交易，还想解释企业之间、朋友之间、熟人之间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非市场交换。社会学家认为，如果交换是不公平的，那么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就会愤怒，由愤怒激发的冲动会迫使交易趋向公平。
社会学的交换理论被称为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交换的任何一方来说，投入应该等于产出。当然，这似乎在任何市场上都会发生，例如，超市卖给你商品，你为商品付钱。因此，社会学家说他们的理论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启发（不过，经济学家也许并不认为这很光彩）。
但是，这两种理论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交易一方投入的价值，仅指他们投入的货币价值，它不同于社会学家所认为的投入和产出的价值。社会学家所说的投入包括主观评价，例如交易一方社会地位的高低。
早期的交换理论来自彼得·布劳对卷入复杂诉讼的政府代表所作的研究。按照官方规定，这些代表只能从上级那里寻求帮助。当然，他们并不想不停地求助于上级，因为这样做不仅会让上级生厌，而且显得自己缺乏知识和独立性。因此，他们集体违背规则，私下相互提供咨询帮助。
布劳观察到了这些咨询活动的规律，并用公平理论加以解释。他注意到，代表们的专业技能各有不同。你可能会认为，低专业技能的代表会向高专业技能的代表寻求建议，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与此相反，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向（从）专业技能也同样低的同行提出（获得）建议。与之类似，高专业技能的代表向（从）高专业技能的其他代表提出（获得）建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只有有限的本钱进行交易，他们只能表达感激之情。在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向高专业技能的代表寻求建议的极少数情形中，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这种感激在一开始可能有所回报，但最终会一无所获，渐渐地，低专业技能的代表连感激也越来越少了。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在刚开始可能会从某个更有见识的人那里寻求建议，但是，后者可能很少有回馈。与此相反，在技能水平差不多的代表之间，同等价值的交换就会发生。
当主观因素（例如讨好和感谢的价值）进入这种评价时，这就演变成了一种公平交换理论。低专业技能的代表在和高专业技能的代表进行交换时所表达的感激之情，使交换变成了公平交换。交换一方的投入等价于另一方的产出。公平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地位低的人（例如，传统社会里的黑人和妇女）会低声下气：为了在交换中使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投入与产出相等，他们不得不比地位高的人付出更多东西。公平是一种幸福，不公平是一种侮辱
尽管公平理论可以解释在某些交换中什么是公平，但还有一个更宽泛、更普遍的公平理论。社会学家认为，它就是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描述的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的是非观。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联合雷切尔·克拉顿就这一主题出版了大量著作。我们已经指出，人们感到幸福其实主要是因为达到了他们的预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想得到公平。如果别人觉得他们不能公平行事，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与此同时，人们也希望别人做到他们认为别人应该做到的事情。当人们认为其他人不公平时，就会烦躁不安（想一想费尔实验中的实验对象以及他们对惩罚的渴望吧）。
因此，公平会将人们对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的是非观等概念引入经济学。经济决策者需考虑公平因素
在众多经济决策中，对公平的考虑是一个主要动机，它同我们的信心有关，同我们有效地开展协作的能力有关。当前的经济学对公平的看法语焉不详。尽管有大量文献讨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但在解释经济事件时，公平因素在传统上通常是次要的。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如果这样的动机在经济争论中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就有必要对此加以纠正。我们认为，对非自愿失业、通货膨胀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类基本的经济现象而言，如果把公平因素考虑在内，就可以容易地给出解释。反之，如果不考虑公平，那么这些现象仍将是不解之谜。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第九章和第十章）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一问题。第三章 腐败和欺诈：经济运行的阴暗面引发衰退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中的动物精神，还必须了解经济的阴暗面，即反社会行为的倾向，以及摧毁它的各种崩溃和失败。这种摧毁一般间隔时间较长，且不易觉察，但会让经济动荡不安。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公然腐败的显著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欺诈（即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4]济行为）的普遍程度也随时间而变化。[5]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对资本主义提供的商品大加颂扬。资本主义能够生产出任何可以带来利润的东西。因此，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从城市风光的多样性和激情中看到了建筑的诗意，而这些风光正是无数私人企业家创造的成果。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时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知识遗产的继承人加里·贝克尔向莫斯科人介绍了电话黄页。电话黄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物产丰富的象征，它们提供的信息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的一位朋友觉得，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巧克力牛奶，而莫斯科的苏维埃委员们永远不会屈尊来生产这样的东西。
但是，资本主义的物产丰富至少有一个缺陷—它并不是自动地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生产人们认为有需要且愿意为此付钱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为药品付钱，资本主义就生产药品；而如果人们还愿意为包治百病的假药付钱，资本主义就会生产假药。19世纪的美国也的确有一个专门生产假专利药的行业。举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就曾是一名流动商贩，他驾着双轮马车进城，分发传单，雇用叫卖者通报他的到来，在城市广场上发表演说宣扬他的药品有神奇功效，然后在一家宾馆的套间里接待顾客。老洛克菲勒似乎天生就有忽悠人的本事，他的儿子把这种遗传的天赋转变成了某种更具建设性的东西，尽管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论，但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也有种种理由表明，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要害。消费者十分精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胡乱买东西。他们的大多数购买行为都是重复进行的，如果一种产品没有效果，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零售商店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它们出售的商品提供保证。此外还有政府的保护措施，在消费者不能轻易分辨产品质量的领域，政府保护是特别重要的。许多产品都有安全要求，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例如，建筑标准保护房主免遭隐藏在墙壁背后的劣质工程之害。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需要保护消费者同时又特别难以提供保护的领域，它就是代表着人们为未来进行储蓄的有价证券领域。据说（可能并不是真的）在很久以前，这种保护是不需要的，因为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渴望在未来获得收入的农场主会在自己的农场上投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权衡他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和明天产出的提高。但是，今天的大多数工人并不是为自己工作，而且对他们而言，为将来打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购买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退休基金和人寿保险等。从本质来看，这些资产证券都是纸上财富：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隐含着未来支付承诺的纸片罢了。
在现代经济中，绝大部分这样的储蓄来源都包含一个固有的特性，即价值的不可知性。由于规模经济，资本主义企业已发展得相当大，而且十分复杂。如果这些投资还承担着偿还企业债务的跌价风险，人们就不愿意投资此类企业。因此，资本主义创造了一项发明：有限责任。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最大损失就是他们已投入的股本。
这种有限责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它保护股东，这促使他们一开始就投资有风险的事业；另一方面，它也允许股东向他人出售股票，不过后者将不得不承担跌价风险。你可能会认为，所有者的有限责任可能会打击企业的债权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打击是相当轻的。为什么？因为债权人只有在企业破产的极端情况下，才会面临回收贷款的问题。如果股东已经投入了足够的权益资本，那么债权人的风险就相当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风险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些精确的指标，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企业离破产有多远，这些指标包括资产和负债以及当期利润等会计指标。
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指标有助于保护债权人和股东。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资产减去负债就代表企业偿还贷款后剩余的资产净值。利润减去红利则代表净资产存量的增加额或减少额。前者表示企业离破产边缘有多远，后者表示它以多快的速率趋近或远离破产边缘。
但是，如果企业做假账，销售资产就同销售假药类似。正如声称假药具有某些根本不具有的疗效就可以沿街兜售一样，通过会计造假，企业就有可能兜售股票、债券或信用。由于会计造假，依赖会计数据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并购买股票的公众就会为股东的股份多花钱。此外，他们还可能人为地高估未来利润。于是，股东和股票期权的所有者就能从那些愚蠢地相信假账的人手中套现。
一些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企业生产假药划算，什么时候不划算。假设有一家打算连续支付股利的企业。经济学家会说，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是这些未来回报的价值之和，鉴于回报是在将来发生的，而且包含着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对这些回报进行适当的时间贴现和风险贴现。在一家企业正常运营的过程中，如果股票市场的套利活动是有效率的，而且企业所有者让企业继续运营并继续持有企业的股票，那么股票的价格就反映了企业的价值。
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策略比持有股票并维持企业运营的策略更有利可图。如果企业在会计报表上做手脚，让所有者能够获得高于未来利润贴现值的回报，那么对所有者来说，这样做就比只持有股票更有利可图。获取这种高收益的方法之一是虚增股票价值，然后出售股票，让新的股东垫背。不过，这只是利用会计手段作假的其中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出售信用，然后算出如何从债权人投入的资金中搂钱。搂钱有许多种方法，包括工资、奖金、私下交易、裙带关系、高股利和期权等（这些方法本身就会产生价值，因为会计核算让企业看起来比它的实际业绩要好）。
证明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找一个积极进取、敢于承担风险的CEO。杰克·韦尔奇在短短5年内将通用电气的雇员规模从411 000人裁减至299 000人，人们借用中子弹爆炸戏称他为“中子杰克”。杰克·韦尔奇并没有因此感到愧疚，根据资本主义的信条，他也无须如此。相反，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让通用电气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CEO，他们毫无愧意地为自己赚钱，为其所在的公司赚钱，所以需要有一种抵消性的力量，以确保所有这样的赚钱劲头不会蜕变为欺诈。这种力量就是会计师，他们因其可靠的人格和操守而闻名。对会计师人格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他们是以“事实和细节”为导向的，他们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喜欢“以稳定有序的方式工作”。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的英雄，是对抗狂野西部的冷血的“执法官”。注释[4]约翰·加尔布雷斯在其《1929年大崩盘》中描述了经济欺诈行为的周期性特征。他指出，欺诈行为在经济扩张时增长(“挪用公款的行为迅速增多”)，并在经济崩溃后被发现。[5]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来自阿克洛夫和保罗·罗默的共同研究。美国最近三次衰退中的腐败案例
美国最近三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的衰退、2001年3月至2001年11月的衰退以及自2007年12月开始的经济衰退。这三次衰退都牵扯到了腐败丑闻，而且腐败丑闻还加剧了衰退的严重程度。因此，让我们逐个案例地分析腐败及腐败的小伙计—欺诈在这三次衰退中所起的作用。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不管在哪里，腐败在衰退中都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实际上，在我们看来，美国的腐败问题要比一般国家少得多。
腐败丑闻总是相当复杂的，但也是相当简单的。说复杂，是因为参与人总是设法用复杂的手段来掩盖他们的违规之举；说简单，是因为它们总是违背一些基本的、有关合理合法挣钱的会计原则。
储贷协会和1991年的衰退
所有的上市公司实际上都在从事管理他人钱财的工作，因此，公司管理人员总是有机会中饱私囊，然后逃之夭夭。但是，这种机会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当机会大时，我们就能观察到它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储贷协会危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它不一定是导致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油价高涨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也是诱因之一。
在美国，储贷协会像银行一样主要提供抵押贷款。1982年的《高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对储贷协会放松监管之后，储贷危机开始显现。该法律允许储贷协会大肆发放贷款，同时让政府为储贷协会吸纳的存款作担保。如果有人发放有问题的贷款，灾难就不可避免。放松监管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某些储贷协会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它们发放了许多不良贷款，随后破产。由此引发的危机最终导致重组信托公司的创建，该公司成立于1989年8月，专门处理破产的储贷协会。
会计造假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为低资本金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人员发现，通过私下交易抽走资金，比继续经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某种产品或提供服务更加有利可图。储贷协会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滋生会计造假的对象，因为政府把自己搞成了替罪羊。由于政府发起成立了存款保险，储贷协会的债权人（即存款人）无须关心这些机构的信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政府会背黑锅。政府也确实背了高达1 400[6]亿美元的黑锅。
20世纪80年代，此类勾当拥有了风行的条件。原因相当简单，储贷协会在80年代以固定利率发放了大量抵押贷款。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利率也普遍上升了。这意味着，获得资金的成本已经高出储贷协会从抵押贷款中获得的收益。若使用正确的会计准则，这些储贷协会就会破产。
但是，对政府而言，承认储贷协会破产是一件尴尬的事，如果这样做，就必须马上对这些机构进行紧急救助。因此，为了使储贷协会继续维持下去，就得聪明地利用会计核算。但是，拖到最后，绝大多数储贷协会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因为它们的资产净值几乎荡然无存，而且更多时候是负值。
既然有了这样的做法，各种形式的丑闻接踵而至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储贷协会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对于它们的所有者从事私下交易来说，这些机构可是价值连城。这些私下交易有的和房地产有关（储贷协会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拿回扣），有的与购买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有关。最有创造性地利用储贷协会进行私下交易的是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
截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进行一笔有利可图的恶意接管活动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相当难的。如果企业的价值在竞购之前被低估了，那么竞购本身就会导致股价上涨。到交易完成时，竞购者的盈余将不足以支付收购的交易成本。
但是，米尔肯发现了一个可大幅降低接管成本的办法。他用别人的钱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竞购。这笔钱直接来自储贷协会购买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的资金。如果米尔肯或一家与米尔肯有关系的企业对某公司发起恶意竞购，那么，销售垃圾债券就可以帮助他获得收购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储贷协会本身并不需要获得补偿，但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从购买垃圾债券中获得某些“私人好处”，以保证垃圾债券的销售能顺利地持续进行。例如，储贷协会的所有者可以获得某种被称为认股权证的期权，根据这份期权，他们有权按某一确定价格购买股票。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些交易中，米尔肯经常给自己分配大量的认股权证。
公司高管发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企业私有化，只要发行大量债券（例如垃圾债券）来偿付股东就行了。如果已被私有化了的企业能够用垃圾债券偿付，那么高管就会获得极高的报酬。不久之后，高管报酬的整个标准就会提高。高管薪酬方面的顶尖顾问格拉夫·克里斯塔尔对这种变化甚感震惊，他写了一本书—《追求无节制的高薪》。一个有着新标准的新不平等时代到来了。
米尔肯的损人肥私和新的不平等同时出现可能是巧合。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带来了新的执政理念。米尔肯的行径可能只是注定要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第一个先兆。
但是，垃圾债券、恶意接管以及高管薪酬大幅增加的同时出现，的确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少数私下交易使经济学家们（他们设想金融家只会墨守成规）几年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这种脆弱性在得克萨斯州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储贷丑闻也特别猖獗。在那里，房地产价格狂涨。那些依法经营房地产的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在知道房地产价格暴涨之后，他们应该就此停手，还是应该继续开展业务？我们知道，对于正直的建筑商和开发商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对于1990~1991年衰退期间的经济乱象丛生和经济局势动荡不安，以及随后发生的经济复苏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93年，储贷危机难辞其咎。重组信托公司在储贷危机的一片狼藉中寻找幸存者的场景，以及重组融资公司为融资而拍卖债券时面临的重重困难，充斥报端。1990年，美国总审计署署长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我十分确信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多少自信。”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寻求联邦资金继续救助破产的银行时，公众信心受到进一步打击。危机也影响了房地产价格，从198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高峰跌至1993年第一季度的低谷，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下跌了13%。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又进一步波及建筑业和其他行业。危机还影响了股票市场，影响了人们对整个金融业的信任。危机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人们从事各方面经济活动的意愿。而这一切均肇始于腐败活动的猖獗。
安然事件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
2001年的经济衰退通常被归咎于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暴涨。但是，此次衰退有多方面的原因，股票市场暴涨及随后的市场下跌也有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几起臭名昭著的公司腐败案，而最著名的莫过于安然公司案。
对安然事件的研究，对会计准则如何被滥用的研究，本身就可以作为基础，开一门完整的会计准则课。但抛开夹杂其间的人身攻击、贪婪、野心、派别争斗、各种冒险之举以及投机取巧的精明人，我们还是可以简短地将该事件作一个概述。
曾任麦肯锡咨询顾问的杰弗里·斯基林发现了一种能让安然在短期获得巨额利润的办法。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新规定（大体上是应安然自身的要求），销售和购买天然气的长期合同应该采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核算法。也就是说，在记录这些合同时，企业可以将合同有效期内的未来预期收益流作为当期利润（当然，会根据未来收到这些收益的日期进行恰当的贴现）。只要略加思索就可以知道，这样的规定会怎样被系统性地滥用。在这些合同中，天然气的未来售价是固定的或者接近于固定的。要想高估当期利润，安然只需要低估未来的收购价格便可。而且，安然的企业文化给这样的行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便利和激励。那些从事获利交易的人，则获得了期权和其他丰厚的回报。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安然公司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同于贸易部的业务部门，该部门也采用类似的会计手法，存在类似的不当激励。除了能源交易之外，安然还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燃气电厂建设的部门，掌管这个业务部门的是能干且极富魅力的丽贝卡·马克女士。这些项目涉及在境外与许多不同的人合作，而且使用的是一种昂贵燃料，因此很难入账。这些项目中最著名的是印度达博尔电厂（Dabhol），它承诺解决马哈拉施特拉邦未来数十年的发电问题（但对该电厂的客户而言，成本极高）。
即使入账后，像达博尔电厂这样的项目还将面临进一步的困难：它们不可能以合理的成本发电。但是，安然的会计操作并不理会这一点。它利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根据合同签署时设定的预设成本来核算这些项目的利润。只要这些项目还在账上，就可以录入预期利润。尽管项目可能遭受重创，而且，即便按照最乐观的预期，正式发电尚需数年，但参与这些项目建设的人都相应得到了报酬。这些项目入账的金额巨大，安然从中录入了巨额的当期利润。当安然公司无法在会计报表上处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利润时，令人奇怪的是，安然公司非但没有设法修正超额的利润，相反，它仍然利用虚增利润的策略，延续利润神话，这终于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
虚增利润的合法手段很快就用光了，随后，安然转向了非法的会计操纵，这种会计操纵相当于一部创造利润的永动机。安然的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意识到，如果他能设立一家控股公司，让它以高价购买安然公司的资产的话，安然就可以把资产出售价同资产账面价之间的差额记为利润。
那么你会怎样做呢？你会把高估的安然股票卖给这家控股公司。同时，你让安然为这家影子公司的债权提供担保，以弥补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失。这样，你就可以掩盖安然分类账中的利润损失。的确，通过这种操作手段，你想要多少利润就可以有多少利润，因为资产购买价由你说了算。债权人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手里攥着安然的担保。影子公司的股东身兼两职：他们不仅为影子公司工作，而且为安然工作。他们的报酬并不取决于他们把影子公司经营得多好，而是取决于他们把安然经营得多好。股东以安然股票期权的形式拿到某些利润，由于采用欺诈手段，股票价格是上涨的。而且，他们的报酬远不只为了把影子公司的账目从母公司的报表中拿掉而被要求持有的公司价值的3%。
那些负责向影子公司提供贷款的人也在干着类似安然公司高管干过的那些勾当。他们从贷款和提供给安然的顾问服务中获得大量酬金。他们或许也担心安然会在某一天倒闭，因为这样的话，高回报的把戏就会结束，但毕竟承担损失的是其他人。为安然提供会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也不会告发安然，他们担心，如果揭发了安然的勾当，就会丢掉安然提供给他们的报酬丰厚的顾问合同。这是另一笔私下交易。
经济学家可能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均衡，即每个人都寻求自身利益，但是，公众花了钱，却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这种均衡对所有相关者来说，决不是互利的。2001年的这场经济衰退就是一个有[7]力的证据。
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后，衰退就开始了。而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公众日益认识到，许多企业特别是所谓的网络公司（dot.com）的确在欺骗公众。
人们开始普遍讨厌金融市场，而且，这种态度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比你想象到的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要大得多。从1989年开始，卡尔·凯斯和本书作者之一希勒定期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发放调查问卷，从收回的问卷中可以发现，人们对金融市场中的腐败和欺诈深恶痛绝，因此打算退出金融市场，转而选择其他投资渠道（如房地产）。在2001年，投资者明确地告诉我们，会计丑闻是他们撤出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他们转而对房地产市场抱以信心的原因。在房地产市场上，他们并不需要依赖会计师。
次级抵押贷款和当前的危机
在本章着笔之时，美国面临着另一个泡沫和另一轮丑闻。我们再次看到，相同的原理同样适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6年，美国的房价暴涨，特别是在波士顿、拉斯韦加斯、洛杉矶、迈阿密和华盛顿特区。这个房价泡沫一直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的大幅增加而膨胀，次级抵押贷款从占抵押贷款市场的区区5%上升到接近20%，达到6 250亿美元。
次级抵押贷款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但并未受到恰当监管的新行业。它们取代了政府向低收入借款人提供贷款的计划，而政府负责此计划的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在里根时代尊崇私人市场作用的理念影响下，为保护房主利益而受到高度监管的政府计划逐渐萎缩，而以高利率或可调整利率提供类似服务的私人公司则蓬勃发展。
不幸的是，许多次级贷款人发放了并不适合借款人的抵押贷款。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其较低的初始月供，掩盖了房主在将来难以支付较高利率的事实。贷款人成功地向那些财务状况最脆弱、受教育程度最低、消息最不灵通的人发放贷款。尽管这种放贷行为本来可能并不违法，但我们认为，一些更恶名昭彰的放贷行为绝对称得上腐败。
这些抵押贷款发起人一般并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产品，都想尽可能快地将它们处理掉。这就使抵押贷款的发放和持有发生某些巨大变动成为可能。在过去，抵押贷款发起人，例如储贷协会，也是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但是，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无论是抵押贷款经纪人、银行还是其他储蓄机构，只有很少的抵押贷款发起人会持有抵押贷款。相反，抵押贷款会被出售，而且它们的收益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再打包。作为这种再打包的组成部分，不同等级的抵押贷款的收益被捆在一起，再切成许多块出售。金融市场发现，抵押贷款是有可能分块出售的，正如聪明的杂货店主发现，他们把鸡切块卖可以赚更多钱一样。这些抵押贷款的最终持有人并不是抵押贷款的发起人，通常，这些持有人并不会去调查投资组合中任何单笔抵押贷款的质量。他们同数量众多的其他买家分享收益，共担风险。
但是，如果抵押贷款，或者至少是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具有很高的风险，人们自然就会产生疑问：谁会买它们呢？事实表明，一旦抵押贷款被打包，金融奇迹就会发生。它们被拿给评级机构，评级机构通常会为其大开绿灯。次级抵押贷款包被给予十分高的评级：80%为AAA级，95%为A或A以上的评级。事实上，由于获得的评级很高，这些资产包会被银行控股公司、货币市场基金、保险公司甚至是以前从不单独接触任何这类抵押贷款的托管银行买走。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查尔斯·卡洛米里斯的观点，评级机构要完成这种帽子戏法，需要两种手段。第一，它们设法把预期违约损失发生率调得很低，大约为6%。这一违约概率是根据最近的数据统计出来的，而在此期间，房价一直在快速上涨。第二，评级机构预计，即便真的出现违约，预期的违约损失大约为实际损失的10%~20%，这个数字并不大。
这些被高估了的资产包的买家也没有兴趣去仔细研究这堆破烂，[8]他们只想把买次贷获得的较高收益体现在他们的当期利润中。况且，质疑AAA评级需要相当多的经验，非一般人能做。而那些将破烂资产打包的人想的自然也是他们的佣金。在整个游戏中，没有人会负责任地检举揭发。如果一家证券评级机构给出较低的评级，打包者就会把生意给别人做。因此，从购房人到抵押贷款发起人、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评级机构，最后到抵押支持债券购买者，这条完整的链条达成了一种经济均衡，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动机。但是，那些位于链条两端的人，即那些买不起房的贷款人和这些债权的最终持有人，事实上是在购买现代版骗人的“万灵油”。注释[6]这个数字是按照199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的。[7]尽管直到衰退后期（衰退是从2001年3月至11月）的2001年10月19日，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对安然公司的财务违规展开调查，但安然其实早已遭到怀疑，公司的股票在此之前已经快速下跌。举安然公司的例子只是用来描述在衰退期间（包括持续至2002~2003年的微弱恢复期）存在的一种金融违规行为。[8]阿尼尔·卡什亚普等人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瑞银集团，那些购买次级抵押证券的人能够获得非常高的利润—这个利润会直接同他的奖金挂钩。对冲基金会倒闭吗？
本书付梓之时正值经济低迷，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冲基金的情况怎么样？典型的对冲基金合同给对冲基金管理人的激励存在很大问题。对冲基金通常的薪酬体系是，管理者可以收取运营资本的某一固定比率（通常是2%）作为管理费，此外还可以获得年收益的20%。这样，对冲基金的所有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尽可能地使其持有的资产杆杠化，并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对冲基金似乎并没有大量投资在次贷资产包上。
卡洛米里斯声称，作为老练的投资者，他们不至于那么笨。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溃败（我们将在第七章详细论述）告诉我们，杆杠化运作的对冲基金也会在非常时期（在其对冲模型的范围之外）倒闭。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大型对冲基金的倒闭是会成为这次危机中另一只即将落地的靴子，还是真的就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极少冒险，只不过是在过高或过低的资产价格差（或收益率差）上下注。尚不清楚的是，它们的策略是否只在正常的时候起作用，而在资产市场变幻莫测的危机时期则会失效。每次衰退都有腐败和欺诈的影子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掠夺行为的性质变化同最近三次衰退（即1990~1991年的衰退、2001年的衰退以及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的这次衰退）有关。这些例子表明，商业周期是同个人保持良好操守的责任感的变化以及掠夺行为的变化（与掠夺活动机会的变动有关）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新型的腐败或欺诈行为总是不时出现？答案部分在于，对这种行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人们的认知总随时间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政府重大反腐行动的记忆逐渐模糊。在腐败活动猖獗时期，许多人可能认为逃脱惩罚是很容易的。他们认为，其他所有人也都这么做，而且似乎没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严格坚持操守绝对是理智的选择。在某些时候，降低操守可能也是社会潜移默化作用的体现。正如拉杰·沙赫所证明的那样，与因为犯罪受到惩罚的概率的相关信息，会通过熟人间的网络进行传播。这一传播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普遍，而让腐败滋生的情况更加复杂，也更加多变。
随着各种金融创新的出现以及金融监管对这一创新的放开，腐败或欺诈就会获得新的滋生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腐败或欺诈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公众可能并不了解这些创新。腐败和欺诈的程度还会因文化而变化，它和害怕惩罚或技术变化毫不相关。这些变化显然是属于动物精神范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或抑制激烈竞争和掠夺性的活动。由于这些文化变化难以量化，且不属于经济学范畴，所以经济学家很少将它们同经济波动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在20世纪20年代（即“兴旺的20年代”）的美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公然违反法律到地下酒吧喝酒和赌博，而官方又疏于惩戒，所以那时就成了法治不彰的年代。警察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变得似乎只有傻瓜才会遵守法律的规定。蔑视法律的现象俯拾皆是，人们对有关惩罚概率的信息视而不见。文学作品，包括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对经济掠夺者大加颂扬。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金融掠夺横行的年代，它导致公众在随后几年里对这些行为都深恶痛绝；也正是因为这些掠夺行为，1929年之后及更晚[9]一些时候，美国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包括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9年的《信托契约法》以及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
20年代之后的文化变化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休闲活动。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定约桥牌风靡一时。1941年大萧条结束时，美国扑克牌制造商协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定约桥牌已经变成了最流行的扑克游戏，有大约44%的美国家庭在玩这种游戏。定约桥牌是一种需要搭档的游戏，搭档间必须互相配合。自诞生伊始，它就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社交游戏，可用于交友甚至找情人。它也被公认为一种学习处事技巧的有效手段（尽管玩牌偶尔也会导致友情破裂或离婚）。但是，定约桥牌很少用于赌博。
不过，在21世纪头10年，定约桥牌已经没落。在人们眼里，它已经变成一种老掉牙的游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它。不过，近些年来，扑克游戏，尤其是21世纪的新扑克游戏—得克萨斯扑克逐渐风行。这类游戏都是让玩家单打独斗，而且经常用来赌钱，虚张声势或“不动声色”等骗术在这类游戏中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在牌桌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欺骗行为在数百万人在玩的扑克游戏中都可以有一席之地，我们还能天真地认为这种伎俩不会出现在商业领域吗？注释[9]1933年，纽约市长赫伯特·H·莱曼说：“我个人认为，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席卷全国的废除禁酒令的运动。借助舆论的力量，反对伪善、敲诈勒索、不遵守法律的战斗已经快要取得胜利。如果让人们畅所欲言，舆论就会创造奇迹。”第四章 货币幻觉：公众能否揭开通货膨胀的面纱？
本书作者之一希勒注意到波士顿通勤列车上的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禁止吸烟—根据《普通法》第272条第43A款—单处或并处10日以下监禁，50美元以下罚金。”这两种惩罚看起来很不相称。
这块告示牌解释了一种叫“货币幻觉”的现象，这也是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所忽略的一个元素。当决策受到名义美元金额的影响时，就会产生货币幻觉。经济学家坚信，如果人们是“理性的”，其决策就只会受到一种因素的影响，即他们用这些名义美元能够在市场上购买什么，或者出售什么才能够获得这些名义美元。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情况下，定价和工资决策只受相对成本或相对价格的影响，而不受这些成本或价格的名义价值的影响。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曾因为违反第272条第43A款而蹲监狱。对我们来说，列车上那块告示牌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它强调的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根据那个基本假设，人们没有货币幻觉。但恰恰相反，告示牌表明了，名义因素的确重要。随后我们了解到，那条法律颁布于1968年。在通货膨胀的侵蚀下，罚金的实际价值降低了，然而该法律并没有修改罚金上限。自那时以来，50美元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了80%。在1968年，只要一天花费5美元就可以免受牢狱之灾，这个成本已经相当低；而在当今情况下，这一成本更是低得可笑。
列车上的告示牌反映出的只是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这些问题表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有货币幻觉—应该受到质疑。货币幻觉的思想史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相信，经济中充斥着货币幻觉。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推翻了这种观点。对于人们如何采取行动，6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见解颇具说服力，因此，尽管没有太多证据，他们依然认定经济决策是基于理性行为的。既然行为是理性的，那么货币幻觉根本就不存在。而且，这种观点的变化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们接下来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现代人估计很难想象，曾有人对通货膨胀及其对财富的影响一无所知。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因其“利率决定理论”而享有盛誉，但是，他还花费了大量心血来设计（或论证）他心目中完美的价格指数。他坚信，人们做出糟糕的经济决策，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让公众知道美元的价值如何变动，正是费希尔的个人目标。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公众和债券市场都认识到了消[10]费者价格指数。
在1928年的半通俗著作《货币幻觉》中，费希尔列举了人们在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时可能会犯的种种错误。书中都是关于这些错误的小故事，而费希尔特别关注的是一位名叫科拉的女士的不幸经历。费希尔讲述了他和科拉去拜访她的投资顾问时发生的事情。科拉有50 000美元的债券，这在1928年堪称一大笔财富。但是，换成20年前（也即1908年左右），科拉会更富有。因为自20年前科拉继承这些债券以来，她这些资产组合的名义价值并没有变化，但是，按照费希[11]尔的计算，物价差不多上涨了4倍。因此，费希尔于1928年前后陪同谨慎小心的科拉来到投资顾问办公室。投资顾问狡辩说，为了使风险降至最低，他一直采用保守策略为科拉投资。但费希尔很生气，认定这个投资顾问根本不了解通货膨胀的风险和美元实际价值的不断变化。费希尔还指出，科拉也没有意识到会发生通货膨胀，因而不知道其债券的实际价值会下降。
在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中，相信人们容易遭受这种货币幻觉伤害的，不只费希尔一人。包括我们的英雄凯恩斯，也曾借助工人们不能通过谈判增加工资以抵抗通货膨胀的假设来解释充分就业时的收入分配。
因此，在老前辈中，甚至连师出名门的经济学家也坚信，人们常常有货币幻觉。但在此之后，经济学家的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货币幻觉很快被列为经济学的一大禁忌。注释[10]但是仍有大量偏见阻碍了公众接受指数化调整。[11]按照现代的计算，物价增长接近两倍。潮流逆转
20世纪6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相信，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关系。根据权衡理论，当劳动力市场紧张时，工人们会要求较大的工资增幅；当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状态时，物价也会上升，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劳动力要求涨工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同样处于高位。在经济规划者（包括在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人和在财政部制定财政政策的人）看来，宏观经济政策只不过是在反映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权衡关系曲线上选择一个最佳点。经济规划者的确可以降低失业率，扩大产出，但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高的产出是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的。这种权衡关系以伦敦经济学院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在1958年的论文中对名义工资增长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估计。这种权衡关系涉及一个痛苦的选择。如果美国的失业率达到较高的6.5%，就意味着会有1 000万人失业，这相当于希腊或瑞典的总人口数。一方面，失业率出现任何形式的下降都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另一方面，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会给科拉这样的人带来不利影响。他们发现，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很难把通货膨胀考虑进来。
但是，潮流随后发生逆转，现在的经济学家对这种权衡关系的认可度已经降低了。这种情况的确罕见。而导致潮流逆转的一个关键事件，便是1967年11月29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华盛顿年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讲。
根据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所要求的名义工资的增加幅度只取决于失业水平。但是，弗里德曼改变了这一观念。他坚持认为，那样做是不理性的。他说，工人并不是为名义工资讨价还价。如果那样，他们会受货币幻觉的影响。正相反，他们是为实际工资讨价还价。这意味着，除了在既定的失业水平下，预期通货膨胀率为0时，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之外，人们还会在其中加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什么？因为无论是购买劳动力的雇主，还是出售劳动力的工人，都只关心工资能够买到什么。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工资相对于物价的价值。我们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假定失业率为5%，预期通货膨胀率为0，在此情形下，工人和雇主为工资上调2%进行谈判。那么，在失业率同为5%的情况下，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工人就会为工资上调4%进行谈判；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5%，他们则会为工资上调7%进行谈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预期通货膨胀率将被一对一地加入工资谈判中。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也会一一对应于价格上涨。为什么？因为买卖双方都没有货币幻觉。卖者只关心出售产品时的相对价格，而买者只关心他们购买产品时的相对价格。因此，在定价决策中，通货膨胀预期也会被考虑在内。
弗里德曼还指出，如果在工资设定和价格设定中一对一地加入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失业水平就会比较稳定，而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不会呈螺旋上升之势。假设我们的起点是零通货膨胀预期和低失业率。在此低失业率水平上，由于对劳动力和商品的需求都很[12]大，企业就会设法提高其产品的相对价格。这意味着，价格的提高必须超过通货膨胀预期。但如此一来，人们随后就将发现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他们的预期，进而会上调其通货膨胀预期。尽管这种调整包含他们对过去的误判，但不会削弱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或通货膨胀的上升。只要需求维持在这一高水平上（即只要失业率保持在低位），企业设定的价格就会继续超过预期通货膨胀率，公众也会继续上调通货膨胀预期，而且这些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将继续一对一地加入工资谈判和价格设定之中。同理可得，如果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将低于预期水平，价格和名义工资增长率就将螺旋式下降。
所以，弗里德曼得出结论，在一定失业水平下，通货膨胀既不会螺旋式上升，也不会螺旋式下降。他将此称为自然失业率。
弗里德曼运用这种巧妙的手法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如果没有货币幻觉，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之间就不存在可以由货币和财政当局决定的权衡关系。相反，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决策部门的作用应该是使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保持稳定，以避免螺旋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由于从长期角度来看，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水平之间不存在权衡关系，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应该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合理的低位。毕竟，这样做并不会使失业率大幅上升。
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几乎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它，这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也与经济学家们日益认为经济学应该更科学的观点相契合。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是指，理论上假设的行为应该源于最大化原理。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还意味着动物精神没有立足之地；在工资和价格设定中，货币幻觉也不起作用。
事实上，弗里德曼观点的流行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提出时机刚刚好。菲利普斯对1861~1957年这97年间英国的名义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他发现名义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他的工资公式没有包含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的美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上升了，这似乎与菲利普斯已经发现的权衡关系相矛盾。自然失业率理论针对这一现象给出了一种解释：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原因是，当时发生的严重的石油供给冲击和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向外移动，而失业率上升是需求下降的结果。
而且，菲利普斯曲线的新经济计量估值有所扩展，将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包含在内，这似乎表明，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数据高度吻合。这些研究没能推翻弗里德曼的推测，即通货膨胀预期对价格设定和工资设定有着一一对应的影响。而且，这些估计也很不精确，因此，它们并不能证实自然失业率可以有力地支持弗里德曼的推断。但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主流处理方式忽略了这一不利的事实。
教科书通常将自然失业率理论看成一个“假设”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以往的宏观经济学家推论价格变动和工资变动均与失[13]业相互关联，通货膨胀预期在其中不起作用。弗里德曼觉察到，只有当工资和价格的制定者有货币幻觉时，这种理论才适用；也就是说，在工资谈判和价格制定的过程中，该理论并没有将通货膨胀预期考虑在内。弗里德曼对这一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使通货膨胀预期对工资和价格公式产生一一对应的影响。借助该经济理论，弗里德曼巧妙地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双双上升之谜。而且，该理论还与大多数经济计量估计相符合。
自然失业率理论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依赖它。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和加拿大，它也被广泛接受。
不存在货币幻觉是支撑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关键假设，因此，它也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继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华盛顿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4年后，他的劲敌詹姆斯·托宾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宣称：“当然，一名经济理论家所犯的最大过错，莫过于假设存在货币幻觉。”这一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托宾没有提到，就在4年前，货币幻觉还是主流观点。货币幻觉是20世纪主要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欧文·费希尔、弗朗哥·莫迪利亚尼以及托宾本人。注释[12]更为准确地说，他们将寻求提高其产品相对于其他企业产品的价格。[13]在弗里德曼之前，菲利普斯已经论证了加速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在2006年，他获得了早就该颁给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就是由于这一贡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极端假设
我们认为，费希尔和凯恩斯的纯粹货币幻觉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观念，需要认真地加以修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跳到另一个极端。相反，认为根本不存在货币幻觉的观点也未必正确，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我们认为，在几乎毫无证据的基础上，采用自然失业率理论彻底摒弃货币幻觉，也是相当幼稚的。鉴于自然失业率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核心作用，我们应该对它进行反复验证。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对这一理论的正式检验少之又少。
实际上，这也是列车上的告示牌之所以突然引起我们注意的原因。如果我们正视货币幻觉，用正确的方式对其进行思考就会发现，经济中到处都有货币幻觉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尽管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最贴近现实，但并不是现实本身。
经济学教科书在讨论货币主题时总会提到，货币具有“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记账单位”等职能。货币的前两个职能已经被经济学家分析得十分透彻，它们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需求”的核心，货币需求将人们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和人们的收入及现行利率联系起来。但人们很少关注货币的记账单位职能。所谓记账单位，是指人们用货币来思考。它意味着合同是以货币来计价的，而且记账是按名义值进行的。包括税收征缴条款在内的许多法律条款也都是用货币来描述的。
在这些情形中，人们总是调整名义数量，以保证货币作为计账单位的职能不会受到影响。在上述每一种情形中，都会有对通货膨胀的自动调整，例如通过指数调整法或生活费用自动调整机制（cost-of-living adjustments，COLAs）。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货币只不过是一层“面纱”。如果人们能够看透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交易没有影响，面纱说倒是不假。这也正是那些坚信不存在货币幻觉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我们认为，在将名义美元转换成实际美元的过程中，会有所损失，这样的损失就是货币幻觉的结果。工资合同与货币幻觉
只有极少的劳动合同包含生活费用调整（也包含指数化调整）方面的条款，经济学家常常对此表示惊奇。1976~2000年加拿大工会合同的大样本中的相关数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合同中只有19%与指数化调整挂钩。而且，即使其中含有这样的指数化调整，它也远非一一对应的：通常只有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超过某一设定的目标值时，生活费用调整才会启动；在到达该水平之前，通货膨胀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在大约1/3这样的合同中，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临界值。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提供或接受这类合同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用名义货币而不是用实际值（即经过指数化调整后的货币值）来思考。这种不对称的生活费用调整清楚地表明，货币幻觉是存在的。
当然，单凭劳动合同中不包含指数化调整条款这一点并不能充分证明货币幻觉的存在。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在拟订合同时，通过一对一地调整通货膨胀预期（不同于生活费用调整，后者是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才对实际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工资和价格的设定可以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但是，在思考这一点时我们发现,如果在拟定合同时生活费用调整协议就不包含在内，等真正发生通货膨胀时，工资和价格就很有可能无法调整。在我们看来，工资谈判的各方放弃机会，不是要求签订一份根据实际通货膨胀率进行充分调整的工资合同，而是要求签署一份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行准确调整的工资合同，这似乎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工会合同并不包含生活费用调整的内容，即使有也远不够充分。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工资谈判中，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准确调整是极不可能的。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在工资和价格设定中，货币幻觉是存在的。拒绝降低货币工资（被经济学家称为“货币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是人们的确有货币幻觉的另一个标志。正如挣工资的人拒绝工资下降一样，消费者也不喜欢物价上升。丹尼斯·卡尔顿在研究工业商品的价格刚性时发现，许多工业商品的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一年以上）保持不变。债务合同与货币幻觉
不仅大多数工资合同用名义货币来表示，而未经过指数化调整，金融合同通常也采取这种形式。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一张债券相当于一份债务合同），在到期前通常按某一固定利率支付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在变化，但大多数现有债券的利率并不因此发生变化，许多抵押贷款执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即便是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利率随当前利率而调整），也远不能摆脱通货膨胀的影响：即便是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抵押贷款，本金的价值也会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上升。因此，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按实际值计算，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持有人偿还贷款的速度会更快。
如果人们没有某种形式的货币幻觉，我们似乎就会再次陷入一个悖论。为什么债券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不能根据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正如工资合同那样，在签署债券合同时，购买者和出售者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例如，名义利率可能把通货膨胀预期考虑在内，这将体现在债券发行价和发行后的交易价上。但是，债券价格不能被指数化调整，抵押贷款合同也只是以可调利率的方式进行部分指数化调整，这一问题与我们在讨论工资指数化时提出的问题并无二致。如果这些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在拟定合同时便回避原本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指数化，那这些合同又怎么可能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行充分调整呢？
这么多合同都是以名义值签署的，这再次说明货币似乎不可能只是一层面纱。会计与货币幻觉
曾有人说，会计是一种商业语言。管理者使用营业损益账目来评判他们是表现“出色”应当扩张业务，还是表现“糟糕”应当收缩业务。会计是资本决策的基础，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外部人对一个企业财务状况的看法也是以该企业的各种账目为基础的。因此，会计是股票价格的基础，也是放款人决定向企业提供哪种贷款利率，甚至是否放款的基础。会计也是企业大多数税务核算的基础，例如损益账目决定了利润所得税的数目，它们也决定企业何时或是否宣布破产。
既然会计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如果会计账目是以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计量的，就可以推断，以会计为基础的决策也建立在名义账目的基础上，因而也以货币幻觉为基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货币幻觉就一定存在。
由于大部分经济合同以及大多数账目都是以名义值计量的，据此很容易判断这种形式的合同是否会影响实际决策。但事实表明，人们很难察觉到这些迹象。为什么？原因在于决策者的目标是复杂的，相应地，合同的目标也是复杂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目标通常是无法观察到的。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决策的结果，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将目标和决策结果联系起来的理论，通过这个理论来了解这些决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经济学家弗朗哥·莫迪利亚尼和理查德·科恩提出了一个检验方法。他们借用公司会计中已知的通货膨胀偏差，检验股票价格反映的究竟是根据通货膨胀偏差调整后的利润，还是未经调整的利润。他们发现，股票价格并没有揭示通货膨胀。不存在货币幻觉的假设似乎又一次被推翻了。货币幻觉确实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宏观经济学最主要的假设之一，是人们能够掀开通货膨胀的面纱。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假设。鉴于工资合同、价格决定、债券合同以及会计的性质，这个假设似乎是完全不合情理的。通过指数化调整，这些合同可以轻易地把通货膨胀的面纱抛在一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合同的当事人并不选择这条路。这些例子只是货币幻觉确实存在的个别表征而已。我们将看到，若把货币幻觉考虑在内，我们会得到一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的宏观经济学。我们又一次看到，动物精神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五章 故事：公众行动的参照物
人类的心智构造决定了我们在叙述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动态变化的事件时，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人类之所以产生许多动机，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给了我们启示并为动机勾勒出蓝本。如果没有这些故事，生活很可能只是“一桩接一[14]桩该死的事情”。这个理论在解释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一个机构的信心时也同样适用。成为伟大领导人的首要条件就是会编故事。
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尚克和罗伯特·埃布尔森认为，故事以及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他们认为，人们对于事实要点的记忆，是围绕故事来排列的。那些被记住的事实其实是附加在故事中的。其他事实可能会形成短暂的记忆，但它们的影响往往较弱，而且最终会被遗忘。例如，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孩提时代都只有模糊的记忆，年岁稍长的人对自己年轻时的事情也记得不太清晰。但我们的脑海中总会有一个关于那些记忆的故事，这个故事会帮助我们回想起来我们是谁，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如尚克和埃布尔森强调的那样，人类的交谈总是以互相提醒的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就会激发另一个人想起相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会使第一个人想起另一个故事，如此不断回想提醒，形成很长的反馈序列。我们在讲故事时激起另一个人的反响，会由衷地感到高兴。交谈总是会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不停地转变。这看似随机无序，实际上却是一种内在的构思，这种构思对人类知识至关重要。交谈不仅是一种易于被人接受的信息交流方式，而且还能强化我们对相关故事的记忆。我们忘掉的往往是那些我们从未向他人复述过的故事。
人类记忆是围绕故事来组织的，这在那些丧失了部分精神敏感度的老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有时候会退化到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这说明故事有激发人类行为的力量。
人类的思维模式是以故事为基础的，这使我们难以认识到纯粹随机性在生活中的作用，因为纯粹随机的结果没法与故事融为一体。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一书中，纳西姆·塔勒布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他讲述了人们因为忽略某些极不重要的事件而犯下严重错误的故事，并用这些故事证明了上述观点。然而，他的书本身却创造性地把随机性变成了一个故事。
在《爱情就是故事：亲密关系的新理论》一书中，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认为，在成功的婚姻中，夫妻通常会创造可以分享的故事。他们围绕一系列共同的记忆创造了一个故事，并用这个故事来印证，他们互相关心对方，在乎婚姻内在的价值。斯腾伯格列举了26种不同形式的爱情故事，而从本质上来说，婚姻的成功取决于双方的互相信任，以及如何通过复述故事来加强这种信任。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开展的基因地理工程，试图通过分析DNA（脱氧核糖核酸）来揭示人类的迁徙模式，并据此区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这个研究计划遇到了一个难题：DNA证据有可能和那些赋予各民族生活以深刻意义的故事产生矛盾。例如，土著民族总是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他们就居住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此，测定他们到达当地的时间，让他们知道实际上自己身上混合着多种基因，他们和那些自己毫不关心的民族基因相同，都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幻灭感。北美几乎所有的主要部落都拒绝参与该项目，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也都强烈抵制。
文艺评论家认为，故事也是有套路的。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能引发共鸣的故事被不断讲述和传诵，仅仅故事的名称和细节有些许变化。1916年，乔治·波尔蒂大胆宣称：基本的戏剧情境只有36种。罗纳德·托拜厄斯在1993年写到，其实只有20种基本的情节，他将其命名为“探索、冒险、追击、营救、逃脱、复仇、谜团、对抗、迫害、诱惑、变局、转型、成熟、爱情、乱伦、牺牲、发现、贪婪、升华和堕落”。当然，这些作家并没有将人类故事的所有方面统统列入，但他们概括的各种情境已经与现实非常接近。注释[14]这句话常常被认为出自美国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生活不是一桩接一桩该死的事情，而是同样该死的事情的不断重复”。但她回应说很久以前就有人创作了这句话，因此我们无法确认谁是真正的原创者。政治家最会编经济故事
政治家是故事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尤其擅长经济状况方面的故事。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公众交流，这样做其实就是讲故事。由于他们和公众的大多数互动都与经济有关，因此他们的故事也多半和经济有关。
斯蒂芬妮·费尼尔对墨西哥经济信心的高涨和低落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发现，在过去50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信心在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任期内（1976~1982年）达到了顶点。波蒂略把墨西哥塑造成了托拜厄斯定义的“迫害”故事的主角：一个弱小的国家成功地战胜了强大、傲慢的对手。波蒂略在1965年发表了一部小说—《羽蛇神》（Quetzalcóatl）。羽蛇神是阿兹台克人心中的神，人们期待他像耶稣一样在大变革时期复活。该小说在1975年波蒂略竞选总统之前再版，变成了关于墨西哥未来伟大成就的故事，而它本身也从古老的阿兹台克传说中获得了新生。总统专机也被命名为“羽蛇神一号”和“羽蛇神二号”。这个故事由于两个意外事件变得更具说服力：一是在墨西哥发现了新的油田，二是1979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暴涨。
20世纪70年代初，墨西哥已经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而当时最大的发现来自坎佩切、恰帕斯和塔瓦斯科州，那正好是在波蒂略就任总统之前。由于油井接二连三地被开采，探明的石油储量稳步上升。人们的预期疯涨，甚至有人宣称，墨西哥的探明储量将会超过2 000亿桶，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产油国。此外，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在1980年达到顶峰，高于10年前价格水平的两倍。
墨西哥拥有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财富，这个故事牢牢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波蒂略从197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开始，就不断强调石油的重要性：“在当前时代，世界各国可以分为拥有石油的国家和没有石油的国家。”然后，他开始像一个富国的总统那样行事。就在全世界都在担心高油价有可能继续攀升的时候，波蒂略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墨西哥的全球能源计划。1980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签署了《圣何塞协议》，同意以优惠价格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出售石油。这种做法相当于对外援助。1979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访问了墨西哥，这次访问被广泛解读成墨西哥已经成为重要富国的一个信号。
波蒂略提升了人们对墨西哥的信心，进而推动了经济繁荣。在他任总统的6年时间里，墨西哥的实际GDP增长了55%。遗憾的是，在他任期行将结束时，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1982年，当波蒂略卸任时，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失业率也持续升高。腐败和公然的盗窃行为猖獗，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水平。
在建设新墨西哥的努力中，波蒂略以尚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为担保举借了大量外债，这一举措使墨西哥深陷债务泥潭。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波蒂略本人度过了故事尚未破灭时的美好时光。在他执政期间，墨西哥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留给继任总统的却是经济崩溃后的凄惨景象。波蒂略用来提升士气的种种设想最后都变成了幻象。特别是，墨西哥拥有的石油财富被过分夸大了。事实上，时至今日，墨西哥探明的石油储量依然只有129亿桶，仅占全世界总量的1%。即使到现在，虽然明知这个事实，很多人还是忍不住惊讶于墨西哥的石油储量会如此之少，因为从前的辉煌故事还顽固地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故事推动整体经济
在经济学家看来，在故事的基础上分析经济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相反，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定量事实和理论，而且理论应该建立在最优化的基础上，尤其是经济变量的最优化。概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经济学家谨慎地使用故事，也自有其理由。毕竟，为人们提供喜闻乐见的故事是新闻媒体的事，由此还出现了一种过度解释经济现象的倾向。例如，当股票价格在某个风平浪静的交易日里发生正常幅度的波动时，权威评论员就会轮番上马，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股价变动，过度解释的倾向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经济学家们确实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试图要解释的事实。
不过，如果真的是这些故事推动了市场变化，如果这些过度解释的故事真的有实际影响，如果它们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真实部分，情况又会怎样呢？一直以来，经济学家都不曾认真对待故事。然而故事不仅是对现象的解释，而且是现象本身。要真实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以及多数经济体的兴衰，人们必须留意那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信心随故事波动
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大群体的信心，往往紧随故事而上下波动。关于新时代的故事尤其重要，它们试图描述那些推动经济驶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有关互联网（1994年普通公众才刚刚接触）发明和应用的故事，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股市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股市繁荣又导致了整个经济的繁荣，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互联网确实是一种重要的新技术，并随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而备受注目。人人都在使用互联网，它在我们的桌面上，在我们的指尖上。年轻人借此致富的故事就像19世纪淘金热的现代翻版。而稳定的技术进步，包括材料科学、化学、机械工程、农业科学等领域的进步，虽然在数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却从未引起过公众的兴趣。这些故事并不流行，《人物》杂志对此几乎没有任何统计数字。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整个经济就被互联网故事牵着走了。
信心并不仅仅是一个人自身的情绪状态，它也是一个人对他人信心的一种判断，以及他人对他人信心的洞察。它同时还是一种世界观（对时事动态的一种看法），是大众对新闻媒体和公共讨论所传播的经济转变机制的理解。信心的高涨往往由鼓舞人心的故事所致，这些故事总是和开发新业务、某人如何神奇致富这类传说有关。新时代故[15]事则总是伴随着全球股票市场的大繁荣。如果不详细地了解那些故事，就很难理解过去的经济信心从何而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逐渐忘却过去的故事，这也正是我们对过去的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波动总感到迷惑不解的原因所在。
各个时期各不相同的新时代故事相当复杂，这说明经济信心的差异不仅影响了消费和投资，还会深刻影响整个经济。这些故事的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个人事业成功、企业创业成功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预期。注释[15]希勒发现近数十年来全世界各国的股票价格经历了最大幅度的上涨，并对各国媒体进行了搜索，找出了各国媒体解释此种现象的故事。他发现，记者们在讲故事论证为什么某个国家的新经济曙光即将到来时特别富有创造力。不过尽管这些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股票市场的上升势头最终还是逆转了。故事就像“传染病”
我们可以借鉴传染病的传染方式为故事的传播创建模型。故事就像病毒，它们口口相传，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流行病学家开发了一种研究流行病的数学模型，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研究故事和信心的传播。这些模型的关键变量是传染率（衡量一种疾病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能力）以及免疫率（衡量人们摆脱传染病的速度）。关键的初始条件是患有传染病的人数，以及易感染这种疾病的人数。掌握这些情况以后，传染病的数学模型就能够预测疾病传染的全过程。不过，这种模型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变量（如病毒的突变等）有可能改变传染率。
正如疾病通过传染来传播一样，信心或丧失信心也可以这样传播。其实，信心或丧失信心的传染力丝毫不亚于任何一种疾病。信心或者悲观情绪如果神奇地四处蔓延，很可能只是因为某种思维模式的传染率发生了改变。
现在转到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8个问题，它们都是理解经济的稳定性和功能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都有一些传统答案，一些墨守成规的答案，但我们认为，这些答案在很多方面都是错的。传统答案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解释人们的疑问，但它们都有误导性，因为它们并没有认识到驱动经济发展的各种基本力量，而这些力量中有很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动物精神相关。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展了一个关于经济不稳定性、经济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的理论，同时也为如何摆脱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开出了我们的药方。第二部分 最重要的八大经济问题第六章 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探讨8个关键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萧条。萧条是经济衰退的极端形式，研究萧条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揭示经济下滑的根源。写作本书时恰逢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的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本章将考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萧条：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另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通过对这两次萧条的分析，我们将说明动物精神如何导致萧条。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
动物精神理论的所有元素对理解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都非常重要：经济失败的故事以及萧条发生之前若干年内腐败加剧的故事，导致信心破灭；人们空前强烈地感觉到经济政策的不公平；货币幻觉使人们未能准确地认识消费品价格下降造成的后果。因此，第一部分中的每一章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次经济萧条。
萧条发生之前，美国股票市场空前繁荣。实际标准普尔指数在1890年12月到1892年5月的短短17个月内上涨了36%，此后到1893年6月的14个月里又下跌了27%。在股市达到顶峰前的疯狂日子里，人们失去了理性，完全看不到一场经济灾难即将来临。
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前几年，批发价格大幅下跌。Warren-Pearson批发物价指数从1893年2月到1894年12月下降了18%。在此后的萧条岁月里，物价基本保持稳定。一发现物价下跌，雇主们就告诉工人，必须削减工资。尽管劳资双方在削减工资的问题上剑拔弩张，但实际上削减工资的案例还是层出不穷。然而，一些工人强烈反对雇主削减工资，这是他们具有货币幻觉的力证，他们感到保持原来的货币工资才是公平的。例如，1894年某报纸的专栏有这样的报道：“桑福德纺纱厂的工人们在星期一早上得知，他们必须在减少工资和工厂关门之间做出选择。结果是，他们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拿着削减后的工资继续工作。”这些愤怒的工人主动选择了失业，而不是名义工资的减少。他们总是拿自己的工资和那些未削减工资的企业的工人工资作比较，然后得出公平与否的判断。按照斯坦利·勒伯格特统计的标准历史数据，1893年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至11.7%，在1894年达到了18.4%的顶峰，直到1899年才下降到10%以下。按照克里斯蒂娜·罗默修正后的数据，美国的失业率在1894年上升到了12.3%，1897年到达最高的12.4%，1899年才降低到10%以下。无论用哪种方法来衡量，那都是一次严重而漫长的萧条。虽然当时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也呈疲软之势，但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主要是美国的萧条。因此，从美国的视角来分析这次萧条仍然是合理的。
对美国而言，此次萧条的导火线显然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信心突然崩溃，并以银行挤兑的形式爆发出来：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银行提取他们的存款，而银行并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支付给储户。银行被迫到处张罗现金，向企业索还贷款，短期利率因此飙升，大量企业[1]破产。当时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因此也就无人担负最后放款人的重任。
银行挤兑为什么会发生呢？解释挤兑行为的发生并非易事。历史书把此次银行恐慌归因于1890年通过的《购银法案》，该法律打算逐步推广政府发行的纸币，而支撑纸币的是白银和黄金。因为美国政府允许以黄金或白银赎回法定纸币，所以人们都理性地选择了黄金，政府的黄金储备就不断减少。但是，这是政府为支撑其法定纸币所作的储备而非银行储备，后者是用来支撑存款和银行票据的。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位写手，后来成为金融编辑的艾尔弗雷德·诺伊斯发现：恐慌本质上就是非理性的表现，所以，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是由于担心法定货币贬值，但惊慌失措的银行储户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从银行里取走所有的法定货币。然而真实的动机并不是对货币的不同形式（法定货币还是票据）心存疑问。经验告诉储户，在信用普遍崩溃的情况下，银行可能会首先受到冲击。在1873年和1884年的银行倒闭潮中，有很多储户失去了存款。因此，当1893年出现同样的金融环境时，本能引导他们，毫不迟疑地从银行取出所有的钱，而且法定货币也是他们习惯使用的唯一的货币形式。不过，当内地银行的储户们需要现金，而这些银行能够快速动用的现金储备又只及存款的6%时，应对提现需要的大量现金储备就只好仰仗东部的“储备代理商”了。
诺伊斯提到“本能”推动了恐慌，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预见到《购银法案》会引发银行恐慌，而且恐慌本来也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原因。只不过，由于政府黄金储备的减少，有些人觉得事情看起来不大对头，他们的信心也因此下降。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起1873年和1884年的恐慌故事，整个社会对这些故事的记忆被逐渐激活，事情看起来不对头的感觉也就日益增强。对于这些故事，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信手拈来讲一通，而到了1893年，这些故事突然汇聚成公共意象。由于担心过去的银行恐慌故事会重演，人们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对银行的恐慌随即爆发，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
银行挤兑引发混乱，这正是经济萧条最直接的先兆。一些学者，特别是1897年的当代观察家威廉·杰特·劳克，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都把银行恐慌视为全面萧条的诱因。
不过，除了1893年的银行恐慌被公认为是萧条的重要诱因之外，对于萧条如此严重并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人们至今还未形成一致的看法。道格拉斯·斯蒂普利斯和戴维·惠滕指出，经济观察家们对萧条的看法存在极大分歧。例如，哈罗德·安德伍德·福克纳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是一次农业萧条；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它是发挥安全阀作用的西部地区未开发的土地消耗殆尽的结果；熊彼特则认为，那次萧条是美国铁路网建设基本完成，经济中的投资机会不复存在的结果。斯蒂普利斯和惠滕并没有澄清这些因素究竟是否引发了萧条，而是强调了当时支持平民利益的一派和商业利益集团间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高潮，当时正好处于危机的中期，总统大选变成了关于通货膨胀是否有害的大论战。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鼓吹自由铸造银币，这一举措虽然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但是符合农民和其他大债务人的利益。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则从商业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实行严格的金本位制。两位候选人争论的完全是美国各阶级的财富如何来一次大规模再分配的问题。
货币幻觉在当时的思潮转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布赖恩差点就能赢得选举，因为他主张扩大货币供应，虽然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可以使每个人都受益—似乎可以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向债务人提供援助。而反对布赖恩，指责他欺世盗名的巨大声浪，也使经济学家第一次认识到货币幻觉现象。1895年正值萧条中期，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撰写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实际利率”。所谓的实际利率，其实就是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利率，这个词是现在经济学家们的日常用语，也是自那以后的经济理论的基石。克拉克有些急于澄清当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混乱认识，但他没有考虑当时建立在这种混乱认识基础上的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整个争论。自克拉克的文章发表以来，经济理论界从未如此统一过。尽管现在多数人已经不记得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但是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思考方式。
围绕金银复本位制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发生在大选期间，而且整整持续了10年。按照斯蒂普利斯和惠滕的说法，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危机感，是对人类至善至美信念深感怀疑的失望情绪”。这种刻骨铭心的危机感，来自无原则的私欲、腐化堕落以及建立在欺骗之上的不公平政治。
经济萧条一开始，报纸报道的腐败事例大量增加。1894年正是危机最为严重的一年，1985年1月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1894年的一起盗用公款案，那是自1878年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为了理解这个案件，我们应当记住，一般的盗用公款案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发现的。然而，它却是一个逐步走向终点的渐进过程，如同把河坝上的泥土一点点掏空。一开始，盗用公款者只是从公款中拿走一小点儿，因为他对拿公款不还的想法还是感到惴惴不安。他冒险把这点儿钱投入类似赌博那样的投机活动，或者干脆直接去赌博，结果亏损了。他想要赢回亏损的部分，于是再挪用一点儿公款，不幸的是，损失再次发生，这样周而复始，越陷越深。最后，他不顾后果地胡乱挥霍，这是盗用公款的一个必然结果。即使这样，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但最终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归还盗用的公款，要么真相败露。然而，要想归还盗用的公款就必须接着盗用，而一旦接着盗用的公款又损失掉，真相就会败露。1894年的商业环境正是以前的投机活动滋生上述后果的温床。
正如社会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记载的，美国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氛围造成了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异常严重的冲突。工会虽然还没有成功崛起，但其重要性已开始突显，罢工的次数空前增加，这些都可以证明劳资冲突的严重程度。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工厂的劳资纠纷，引发了罢工工人和厂方雇来的300名平克顿警卫之间长达12小时的冲突，造成9名罢工工人和7名平克顿警卫死亡。劳工骚乱的局势越来越严重，并在1894年达到高潮，那年有50万工人参加了1 400次罢工，创下了19世纪的最高纪录。1894年，芝加哥附近的普尔曼豪华客车公司爆发了罢工，罢工工人和前来镇压罢工的军警发生冲突，致使20人死亡，2 000辆铁路客车被毁。
不公平感、贪欲、私欲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至今仍屡见不鲜。弗兰克·鲍姆于1900年创作的儿童小说《绿野仙踪》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些感受。黄色砖路和桃乐丝有魔力的银舞鞋（在1939的同名电影中，为了在彩色银幕上更好地体现戏剧效果，银色的鞋子被换成了红色），就是影射时人围绕金本位制和拟议中的自由铸造银币展开的激烈争论；小矮人们代表了贫困的劳工阶级；邪恶的巫婆则站在自私的商业阶层一边；巫师本人则是高明的骗子，即美国总统。所有这些仍然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都象征性地证明了动物精神理论中某些元素的重要性。非理性繁荣催生大萧条
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发生以后，有很多与此相关的讨论，人们后来也采取了许多补救措施，试图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美国国会在1913年通过立法创立了联邦储备体系，以防止引发萧条的银行挤兑再次上演。该法律被誉为“具有防火作用的信用制度”，“能防止经济陷入萧条”。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12月14日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他对该法稳定经济的能力过于乐观，甚至称之为“和平宪法”。
实际上，新体系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第一件不对头的事情是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经济繁荣，美联储显然既未能弄清楚其根源，也没有试图尽力调控。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该调控本应是自己的职责。1928年，美联储主席罗伊·扬在对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讲到，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应当“致力于促成经济的繁荣，更要努力创造机制，防止经济的某些部分出现过热和可能的爆炸”，以及关注“信贷额度的超常增长”。然而，当时的股票市场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期，流向股票市场的差额信贷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增长，美联储未能有效控制住这一势头；在1928年上半年，它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抑制股票市场的上涨，而到那时为止，股票市场已经上涨了6年多。
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没能充分认识到经济过热的严重性，部分归因于19世纪90年代萧条之前，类似的经济过热并不明显。现在他们确实充分意识到了经济过热的危险，但是并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可见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商人和经济学家总是难以理解“经济过热”的概念，因为“经济过热”本质上依赖于动物精神，而动物精神这个概念并不总是对他们的胃口。大众媒体广泛使用“经济过热”一词，而且这个词有丰富的[2]含义。然而专业的经济学家很少使用它，他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3]往往是用来表示对大众经济学的蔑视。偶尔，他们会把通货膨胀的经济说成是过热的。“经济过热”这个词，如同我们应该给它的定义一样，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信心超常之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怀疑经济前景，而是开始相信新一轮经济繁荣即将到来。此时，消费者们大手大脚地消费成为一种常态，各种糟糕的投资层出不穷，投资者一心想将投资转手倒卖给别人，对于真实投资是否合理稳健，他们并不确定。由于部分公众的信任和政府监管机构的放任，腐败和欺诈横行，直到狂欢结束，公众才发现真相。那还是一个人人都感受到高消费社会压力的时代，因为每个人看到别人这么做，自己也不想被看成是落伍者；他们不担心这种过高消费支出的后果，因为他们觉得别人都不担心。
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种观点都会感到不安。我们认为，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主要基于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总结的心理研究，同时还有关于经济波动本质的直接证据。
如果我们请学院派经济学家来定义“过热”一词，他们大部分会说“过热”描述了这样一个时期，即按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不断升高的时期。“过热”也许有这层含义，但一般来说其含义要丰富得多。
通货膨胀本身，尤其是当它不断上涨时，最终会给经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类似于破碎的窗户和随处可见的涂鸦给城市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会造成社会的退步，使人们的合理秩序感彻底崩溃。不过，通货膨胀并非经济过热的同义词。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股票市场显著膨胀并且房地产泡沫泛起，消费者价格指数却并未明显上升。
20世纪20年代，是“兴旺的20年代”，是和平繁荣的时期，是紧张刺激、社会充满活力和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全球股票价格暴涨，并在1929年全球股票市场最终崩溃前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世界就陷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了理解这些事件，我们必须求助于动物精神理论及其关键元素。
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如此繁荣？为什么它一定会发生？仅说20世纪20年代是公司盈利迅速增长的时期还不够，因为盈利的迅速增长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是繁荣的后果，正是繁荣刺激了消费和经济，从而促进了盈利的增加。《非理性繁荣》一书指出，初始的股票价格上涨激发了人们思想的感染力，这足以将鼓舞人心的新时代故事放大。投资者的激情本身就宣传了这些故事。
这也正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故事。虽然本来完全是“市场造就了成功”，但人们还是确信他们的成功背后少不了投资天赋。才华横溢的投资者传奇被广为接受。塞缪尔·英萨尔是当时的传奇式投资者。他的记账员后来回忆说：“银行家们称呼我们的方式，就像杂货店老板叫他的主顾，并且努力把他们的钱塞给我们。‘麦肯罗太太，我们今天有些不错的生菜。’‘英萨尔先生，我们还有点挺好的新鲜绿钞，你能不能想办法把1 000万美元花掉？’”英萨尔通过高度杠杆化的投资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但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投资都崩溃了，最终把他自己也赔了进去。
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1925年出版的《用普通股进行长期投资》宣传了这样一个故事：从长期来看，股票通常会有丰厚回报，并且它是高明而有远见的投资者相互保守的一个秘密。人们开始觉得自己就是这种长期投资者，但事实上，他们对股票的热爱只有在股市不断上涨时才会持续。艾尔弗雷德·诺伊斯描写了当时的情况：1929年的投机狂热看起来既没有地域上的边界，也没有社会等级的差别。那时，即使在社交谈话中表现出对投机的不赞成或稍加怀疑，都会引起如同政治和宗教争端可能带来的怨仇……在《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对我来说已经颇为明显的危险信号，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差事。发表这样的意见必然会招来攻击，有人会说这个作者妄图抹黑或终止美国的繁荣。
当市场终于在1929年彻底崩溃以后，故事也完全变了个样。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萧条，故事的基调也转向了不公平、腐败和欺诈。大萧条的前因后果
和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萧条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席卷了大西洋两岸。美国的失业率在1930年11月上升到10%以上，1933年5月达到了最高的25.6%。英国的失业率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当月就超过了10%，并于1931年1月达到了最高的26.6%，直到1937年4月才又降到10%以下。德国的失业率在1929年10月超过了10%，在1930年12月达到了最高的33.7%，直到1935年6月才又降到10%以下。大萧条的影响还越过北美和欧洲，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在1928年12月就超过了10%，并在1931年9月达到最高点28.3%，直到1937年1月才降到10%以下。
为什么大萧条会发生？和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伴有金融上的诱因：1929年全球股票市场崩溃，尤其是1929年10月28日至29日的暴跌，以及相关的银行危机。不过，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问题：仅从金融诱因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当时经济下滑的重大现实意义。
从巴里·艾肯格林和杰弗里·萨克斯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金本位制的失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一个国家传向另一个国家。由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货币均丧失了信心，中央银行保卫金本位制的手段就只剩下大幅提高利率，从而压制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艾肯格林和萨克斯发现，那些坚持金本位制时间较长的国家，遭受的痛苦也较大。而较早采取货币贬值的国家经济复苏也较早，其原因不仅在于较低的利率，还由于较低的国际价格带来的竞争优势。有很多国家（最突出的当属法国）努力维持货币不贬值，并做出了一些无谓的努力试图捍卫大势已去的金本位制。中央银行的这些做法使经济由最初的股票市场崩溃逐渐陷入长期萧条。
但我们不能把大萧条完全归咎于这些技术原因，动物精神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让我们考虑一下公平问题。和19世纪90年代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强烈的劳资关系不公平感，并导致世界范围的劳资斗争此起彼伏。共产主义进入全盛期，因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把它视为解决劳工阶级受剥削地位和宏观经济失败的药方。人们对商业机构的不稳定感逐渐增强，甚至担心社会契约会毫无征兆地被更改。
大萧条最初几年的显著特征是通货紧缩。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从股票市场崩溃开始的1929年10月，到触底的1933年3月，下降了27%（在大萧条的其余时间里，消费者价格指数通常缓慢上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受到了挤压：企业出售商品的收入大大减少，如果不削减工资，它们还必须按照和以前一样的数目支付工资。换句话说，如果名义工资不能降低，真实工资就会上升，可能会超出大多数雇主的支付能力，因此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失业。
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布赖恩发现，在大萧条的头两年里，名义工资几乎没有变化。他提供的数据表明，1931年1月，制造业的名义工资只下降了2%，而消费品价格则下降了8.1%；1931年8月，制造业的工资总共才下降了3.5%，而消费品价格则下降了12.7%。1932~1933年危机更加严峻，工资大幅下降的事例也有所增加，尽管如此，由于30年代的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到30年代结束时，实际工资超过趋势性工资增长达20%。这样的实际工资上涨似乎无法和大萧条期间的大规模失业联系在一起。
很多人明确地阐述过削减工资的必要性。例如，1932年2月18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一所公立学校举行的一场有150名选举人参加的集会上，一名与会者就问道：“如果食品和衣服的价格都下降了28%，那么政府雇员的收入减少25%会造成什么损害呢？”显然，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整个城市用提高税收手段来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就等于把从纳税人手里获得的财富重新分配给政府雇员。
当然，公众从未完全接受过降低名义工资的观点。由于货币幻觉，被削减了名义工资（如果不是实际工资）的人们会感觉受到伤害，因此公众就会寻找理由抵制这样的削减。工会领导并不承认，实际工资而非名义工资才是问题所在，因为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较高的名义工资才是通往富裕之路的观点，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成了普遍的共识，而现在人们认为这一观点更加重要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发表的一份声明称：“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提高工资，而不是降低工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升购买力，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提高实际工资以提升购买力的基本原理曾经被广泛应用。赫伯特·胡佛总统就信奉这个理论，一些产业领导人也将之奉若圭臬。一旦通货紧缩结束，要求降低名义工资的观点就会失去说服力，争取公众支持提高工资的愿望便重占上风。这些情感因素导致的政治氛围催生了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也称作《瓦格纳法》）。
美国政府为应对公众对公平的看法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但这同样也延长了大萧条。秉承价格下降导致经济问题的观点，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成功地颁布了《国家产业复兴法》。该法创造了“公平竞争规则”，在以失业人员为代价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影响就是提高了产品[4]价格和在职人员的工资。
但是，正如凯恩斯后来在《通论》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措施背后的理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经济政策注重名义工资是因为大众的头脑被货币幻觉所占据，根深蒂固的货币幻觉使好的经济政策完全进入不了公众的视野。
政策没有瞄准真正的问题：在大萧条期间，信心严重崩溃，以至于银行大规模惜贷；即使利率几乎为零，企业也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提高或降低名义工资的任何政策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信心的普遍丧失是需求下降进而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忧心忡忡也是信心丧失的部分表现，这使大萧条延续了更长时间。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总结说，美国“很多危险的新政措施，尤其是1935年之前的那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商人和投资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与传统市场经济或者经济迅猛发展时期相似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无法幸存，也无法完全排除某些形式的集体专制主义”。这些担心使商业投资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并使企业的扩张计划陷于停滞。
民意调查证实了商人们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1941年11月，就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财富》杂志对企业高管们进行调查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下面哪一项最接近你对战后我国会出现的经济类型的预测？”选项如下（括号中是选择它的百分比）：“1.很大程度上沿着战前的路线恢复自由企业制度，视当时情况进行一定调整（7.2%）；2.政府接管很多以前由私人管理的公共服务业，但仍给私人企业留下很多机会（52.4%）；3.一种半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自由竞争的空间（36.7%）；4.法西斯式或共产主义式的计划经济（3.7%）。”超过90%的企业高管预测美国将对当时的经济体制进行某种激进的改革，这降低了他们对投资回报的预期。这确实也是他们在大萧条期间投资如此之少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不过，大萧条的影响范围这么广、持续时间这么长，其原因似乎不仅仅是政府管制和政府采取的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界的信心缺乏。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的经济疲软逐步显现。当时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种疲软状况，但经济学家总是忽略他们的观察结果。当时，这些经济学家还没有能力评估市场心理（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对此做出科学的评估），因此他们更愿意关注他们所能衡量的事物。
1931年，在伦敦出版的《时代》周刊欧洲版上刊出了一篇署名[5]为“卡利斯提尼”的社论，题为“信心的责任”。该文呼吁市民们拿出道德感和爱国情操，努力抵抗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信心崩溃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民族弱点。要不是“危险”或“灾难”这些词汇经常被夸张或不真实地使用而落入俗套，我们会用这些词来描述信心崩溃。信心缺乏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损失，其严重程度怎么说都不为过。失业人数每周都在增加，信心的缺乏阻碍了创办和发展那些本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我国失去了更多的国外市场，原因是我们的制造商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而这又是保住国外市场所必需的。信心，信心，更充足的信心，对于提振经济必不可少，而企业机构又是带领我们走出绝境的关键—公众的信心能够渗透到经济领域，还能推动这些企业机构重拾信心。显而易见，信心现在已不再单纯是对良好服务的随意奖赏，它已经成为每个公民迫切需要承担的责任。
我们无从衡量这篇执意召唤信心的爱国檄文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萧条状况，但我们知道，当英国的经济开始复苏时，状况的好转的确应归功于信心方面的努力。德高望重的商人兼官员洛德·梅斯顿说：“我们摆脱萧条的真正秘诀在于，企业界的人们下决心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事务，并努力做到最好。这保证了贸易和商业活动的诚实和清白，也支撑了英国的信用和声誉。”
美国的复苏过程就缓慢一些。通用汽车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在1938年的评论中指出，美国经济乏力依然非常明显：为什么会发生萧条？只是因为人们担心美国的未来，以及将来引导美国发展的那些规则。换句话说，我们的困难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而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我认为，补救办法只有一个。要想让美国企业能够满怀信心地前进，我们就必须以确凿的事实和对目标及手段的充分理解来重振人们的信心。万灵油式的政策只会加剧现在信心缺乏的局面。
杜邦公司总裁拉蒙特·杜邦也持有类似观点，《华盛顿邮报》记者安娜·扬曼将其归纳如下：杜邦先生日前指出，未来税收负担、劳动力成本、政府支出政策、对产业的法律限制等还不确定，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对利润和损失的估算。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而非对政府政策根深蒂固的对抗，产业才陷入短暂瘫痪。也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担心产业的恢复力能否像从前一样引领产业走出萧条，迈向复苏。
大萧条期间信心的跌落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持续了长达1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信心以及经济本身才开始恢复。信心完全改变了经济形势，也改变了人们生活方面的主要故事。萧条源于人类的本性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萧条，基本特征都是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追逐利润的意愿超越了某种极限，转而危害社会，人们的货币幻觉以及人们的经济公平感发生了变化。萧条和这些难以量化的变量息息相关。
这两个时期似乎已远离我们的历史陈迹。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足以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前两次危机都和银行挤兑有关，而挤兑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存款保险制度。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萧条发生在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前；而从第二次萧条，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关于中央银行的理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也许可以直接追溯到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缺陷上。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逐渐发展起来一个缺乏存款保险保护的“影子”银行业，它们以次级贷款人的形式，通过短期商业票据来为其贷款活动融资。另外，当一家接一家的金融机构倒闭时，美联储就像它在2007年年初所做的一样，没有尽责地防止这种极其类似银行挤兑的行为的发生。因此，美联储不得不进行了一番彻底改造，引入新的贷款机构，大大超越了原本作为储蓄机构的职权范围。金融体系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使存款保险机构和中央银行等经济机构很难走在金融创新的前列。
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担心通货紧缩，尽管不愿意，但它们未必能够完全防止通货紧缩的发生。我们都见识过日本从20世纪90年[6]代后期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的通货紧缩。如果今天再次发生通货紧缩，面对削减名义工资，我们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更明智吗？这还真是难说。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忽略那些一目了然的经济事实。
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根源于人类的本性，而这些本性历来都有强大的力量。人们还是那么在意公平，还是抵制不住腐败的诱惑，当别人的恶行被揭发出来后还是会憎恨，对通货膨胀也还是感到困惑，他们的思想还是受空洞的故事而非经济理性的支配。和我们上面讲过的前两次萧条一样的事件仍有可能重演。注释[1]1893年，短期利率达到了1873年恐慌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造成破产的不仅仅是高利率，还因为“无论利率高低都不可能借到钱”。信贷短缺导致“许多企业的希望破灭了”。[2]在LexisNexis数据库的“普通新闻、主要论文”类别中搜索“经济过热”，有1 987个结果。[3]搜索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所有专业论文（1万多份），根本没有一篇使用“经济过热”这个词。[4]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科尔和李·奥哈尼恩认为，罗斯福政府的政策成功地将垄断势力串联并保护了起来，这使美国的大萧条进一步加深。按照两人的观点，甚至在美国最高法院于1935年驳回《国家产业复兴法》的竞争规则后，只要企业默许了工会的加薪要求，政府依然继续卖力地去支持“公平竞争规则”，将针对这些企业的反垄断行动搁置。[5]希腊哲学家，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这一历史事件。—译者注[6]日本1990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11.4，1998年为122.2，其实真正的通货紧缩只发生在1994~1995年。1998~2005年，日本再次经历通货紧缩，但较为温和。2006~2007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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