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石林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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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底看前朝试读：
访古忧世，下笔情深
邹金灿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亲近与否，取决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无深情者即使雅好传统文化，亦难体察个中幽微之处。
许石林先生深情。在他绝大多数的文章里，尤其是谈论古人言行之作，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进德彰贤。这听起来很冬烘，似乎头巾气十足，然而里面所涉及的德行，是人之大端，不可糊涂。现在很多人看不得正襟危坐地说道理的文章，时势如此，许先生在写作时也不得不进行权变，他将“进德彰贤”这一用心，溶在平易近人的文字里，如盐入水，人受其味而不觉有东西进入腹中。
读许石林先生的文章，容易被各种生动的比喻吸引，又或是对其嬉笑怒骂的姿态印象深刻。在我看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应注目之处。“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章强调义法。所谓“义”，是《周易》说的“言有物”；所谓法，是《周易》说的“言有序”。今人写东西，于义于法都显得茫昧。要而言之，许先生书中的各种比喻也好，嬉笑怒骂的姿态也罢，都属于“言有序”，而他的“进德彰贤”之心，才是言中之物，就像水里的盐一样。古人写作技巧极高，但并不以“言有序”为能事，他们不去高谈什么写作技巧，写作是“辞达而已”。言有物，才是古人最看重的，因为无论你是反对还是赞成作者，都要基于作者的“盐”来发论。
在古人看来，要窥得作者用意，是讲究眼光的一件事。譬如读《庄子》，入眼就不得不慎重。清末大儒王先谦在《庄子集解》的自序里，这样评价《庄子》里的各种狂言怪语：“此岂欲后人之行其言者哉，嫉时焉尔。”意思是说，庄子的狂怪，皆因忧世而发，并不希望后人模仿。王先谦可谓是庄子的异代知音。《庄子》成书于衰世，里面的言论多因忧愤而生，因此往往正言反说。后人读《庄子》，若不能体察其忧世深情，就容易对那些非贤非圣的言论不得要领，甚至走火入魔。
当然了，许先生的书并非像《庄子》那样走激诡之路。但他在文章里大谈古人的好，篇幅之大，举目皆是。这似乎给人“食古不化”的印象。其实，许先生自有深情。他服膺顾亭林，亭林先生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许先生躬行顾氏之言，将忧世之心，化为崇古之文、笑骂之笔，实际上是希望对今日的人心出一分匡扶之力。
在现实生活中，许先生并不泥古，比如他与一群朋友相聚，当大家都将某人批驳得一无是处时，他会直言不讳地说出那个人的可贵之处；当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某人时，他则会告诉大家那个人有哪些不足之处。他无意标新立异，只是论人衡事自有进退的标尺，不会被大流裹挟，这个标尺就是人的德行。李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若将时间线拉长看，今天的人也会成为古人。然而人分今古，美德却不分今古，前人的嘉言懿行，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后人心慕手追。这就是先贤崇古的精神所在。
有人说：“古代专制、黑暗，你谈这些有什么意义？”几乎每一个崇古之人，都会面临类似的诘难，许先生应该也不例外。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首先，古代是否真如你想象中的那么专制、黑暗，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其次，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天下“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会有坏的时候，所谓久必生弊，需要不断损益，不可能一劳永逸。最后，今人所沾沾自喜的现代政治制度，若不是由贤人君子施行，非但弊端丛生，而且更加“吃人”。
先儒论人，以美德与学问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的眼光，因为它直接指向人本身。许先生显然领会了古人这一深意，他那些貌似为古代招魂的文字，其实是为玉成与勉励今日的士君子而发。读许氏书，如果认为他只是在缅怀古代，显然将他读浅了，至于将他的书当谈助看，则更是辜负了他的深情。
自序：历史是一把桃花扇
许石林所谓历史，或者说从前，如一把桃花扇——那日渐黯淡的扇面上，前人留下的斑斑血迹，犹如殷红的桃花瓣。轻轻摇动这把扇子，仿佛桃花纷纷在春风中飘摇欲坠……
有人看见这把扇子，想到血型等，产生种种冰冷的疑问……这是考据；
有人看见这把扇子，仿佛闻到了飘散在幽深的历史隧道中的远古芳香……这是选择。
面对历史，我显然是后者。
我习惯翻开旧书，目光徐徐于字里行间觑觅，嗅闻这深埋于古籍中的味道，这是前人留有的香味。这香味，有人说是古老道德之花的余香，有人却道这古老的道德之花已经枯萎，就像那把陈旧的扇子上桃花般的斑斑血迹。我相信，那古老的香味还没有消散尽净，一直盘桓存留于故纸旧籍，绵绵无绝。
我希望能从这殷红的桃花瓣上，提取前人优良的文化基因，并使它复活，即希望这桃花能重新盛开，想像那初绽的桃花，于当下的清晨，散发出美德的气息。
我承认我的这种期望是很憨笨的、无可救药的天真。
这些文字，采撷于古籍，或正史野史，或笔记小说，不论其来源，不欲考据，但求情理圆备即可。这些文字所记录描绘的，都是让我读之欢喜非常的人和事，读他们的事迹、言语，常常会令人击节拍案，或覆书伫立，终夜徘徊，心向往之，恨不能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我承认，通过阅读，我一定是放大了前人的美好。
读古籍，我相信掌握了适合自己的窍门：即做选择题，不做考据题。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夫子在这里说的一层意思就是选择。
我选择，即我相信。往大里说，我相信美好和善良，相信礼义廉耻曾经存在过，跟不相信美好和善良，不相信礼义廉耻曾经存在过，对自己来说，效果完全是两回事；有希贤希圣之心，和没有希贤希圣之心，对当下人来说，是两回事。后者无疑是内心寂灭似的冷酷、无趣而凉薄的聪明。明代人陈眉公说：“见善则疑，闻恶则喜，此满腔杀机也。”
越来越多的现象显示，被所谓新文化所化的现代人，多数是这种满腔杀机的聪明人。在他们看来，所谓从前，所谓传统和历史，真可谓“万恶的旧社会”，曾经的善良和美好皆不可信。更甚者，今天的许多人，自己做不到的美好，就认为不可信，自己没见过的醇善，亦不可信。今天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相信恶？甚至认为只有相信了恶，给种种恶寻找历史的逻辑和依据，并因此认为恶才是真实的人性。这种相信恶的集体意识，导致了当下一种可怕的价值：他人是禽兽的话，我一定要做到禽兽不如，否则我就吃亏了。
因此，我坦白，我写这些文字，有一个动机，文雅地说：以前人为镜鉴；用俗话说：用前人恶心今人。
这种写法早就有了，如《世说》《语林》。明人张岱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他的夫子自道，甚合我意：“若予所道者，非坚人之志节则不道，非长人之学问则不道，非发人之聪明则不道，非益人之神智则不道，非动人之鉴戒则不道，非广之识见则不道。”他这里说的，仍然是有所选择。有选择，即有用心，即作者希望通过阅读自己所写的文字，认识或重温所选择的人和事，对读者有良好的作用。
至于“入理既精，仍通嬉笑；谈言微中，不禁诙谐。”这种文字功夫，我不知道自己做到了几分。
有人看这些文字，讥刺曰：道学而已；有人甚至说：假道学。其实，道学哪儿有真的？在没有行动之前，在你不去按照道学去做之前，所有的道学之说都是假的。只有道行、行道才是真的。不过，不承认有道学，不把假的当真的去做，就永远不会行道、也就没有道行，就永远见不到真的。
所以，将自己努力变得简单一些，天真一些，憨笨一些，轻轻摇动历史这把桃花扇，謦欬咳唾，在从前的人和事中，寻找那枯萎的花朵，仔细嗅闻那若有若无的香味，桃花扇底看前朝，人间正道沧桑里，多少楼台烟雨中……2015年5月29日
第一章 朝臣待漏五更寒
古代王朝的能量
世间万事一理——一个王朝的能量，犹如一个核反应堆，开国之初，如该反应堆核能量最充沛强劲之时，至其衰亡覆灭，则其能量衰减微弱，不足以供应整个王朝运作对能量的需求。至于其消亡后，仍余脉不绝，那就是核废料的降解过程，不足道，充渔樵闲话而已。
就是说，核反应堆的能量再强劲充沛，毕竟会逐步衰减，这是个宿命，所谓气数，就是这个意思。
英明的开国皇帝，思维、行事大开大合，挥洒之间，无不切中义理，体现出兴旺强健的正力量。明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御览全国地图，侍臣见朱元璋心情不错，就说：我大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前所未有啊。（“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这显然是奉承皇帝。但朱元璋不是那种有文艺范儿的皇帝，一听好话就高兴得想拉二胡唱K，他对现场的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正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带来治理的难题，因此，不管在哪里做官，各级官员必须德行高尚，因为只有一个居上位的人的德行方能让他人叹服，这是为政的前提。商纣王拥有天下，不也亡了？而他的祖先商汤的本钱起初才七十里，却慢慢地拥有了天下。都是因为一个字：德。有德者就是正能量！（“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
帝王以礼乐化民，祭祀之事，非常重要。洪武年间，制作太庙的祭器，礼部反复研究，以为必按照古礼制作，丝毫不能马虎，为此一些儒生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自依据古书的描述，相互指摘挑剔，水火不容。就跟今天学传统之学的年轻人一样，为一个汉服、儒服之类争论得不共戴天。朱元璋说：你们别争论了，“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洪武十一年（1378）初秋，朱元璋祭太庙，由于祭祀用的板栗没成熟，负责祭祀工作的太常向朱元璋汇报，请求能不能用桃子代替。朱元璋听了，说：当然可以！礼从宜嘛。今后所有用来祭祀用的果品，不必常备，更不必让各地数千里供应，就用时令的果品即可。这个要形成一个制度（“着为令”）。
朱元璋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没什么文化，但真如子夏所言：“必谓之学矣！”
同样的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处理的——赵匡胤刚建立宋朝，到太庙祭祀，见祭器笾豆簠簋之类，陈列周详，他不认识，问这都是些什么？近臣汇报说是祭祀用的礼器。赵匡胤笑了：我祖宗恐怕也不认得这些，撤了吧。用日常的膳食祭祀即可。赵匡胤自己行礼完毕，却对刚才的近臣说：你们依然将刚才那些礼器摆上去，方便其他人来祭拜，不能因为我，让别人无所适从。
邵康节称赞赵匡胤：真是一个懂礼乐真谛的达人。（“达古今之宜矣。”）
这就是王朝初期的正能量核反应堆，帝王言行，大事小情，无不“达古今之宜”，垂范天下，上能推诚，下无逸口，国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
考诸往史，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来，无不是能量衰减的过程。再健康的事物，久则必然生弊，犹如衣服由新到旧，其污染肮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也会越积越多。比如，至明朝正德年间，单是宗室亲王就有30多位，郡王215位，他们的子弟还都是各种吃国家财政的官，消耗非常大。永乐时期就将这些宗室的俸禄大量削减过，显然当时已经负担不起了。到了后来更负担不起。国家机器其他部分的运转也都日渐冗繁沉重，如洪武初年（1368），锦衣卫官共205人。由于维稳和反腐任务重，机构重叠设置，到嘉靖八年（1529），锦衣卫官增加到了1700多位。弊端这个东西，具有疯狂生长的能力，拼命革除，尚且不尽；稍有懈怠，满目尽是，以至于连个正常参照都找不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弊端了。
明朝每个王朝出现的短期中兴，就是继位的皇帝奋力革除弊端，给核反应堆增添新的能量，能量所加，必然有腾旺的气象。
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死了，但其仁政所施，颇有成效。明朝帝王都学了朱元璋的坏脾气，疾恶如仇。洪熙帝刚继位，就下诏说：朕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疾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即过分干预司法，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朕。如果你们再三执奏，朕还是不听的话，可五奏；五奏还不听的，就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奏，提意见，你们把朕当成一个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朕同意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为止。这要形成一个永远的制度（“永为定制”）！
宣德九年（1434），朝廷想将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即京城的教场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因为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阅，所以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皇帝派大臣去选新址，新址选在西直门外白云观附近。皇帝又派大臣去详细查看修建新教场的工程难度和估计预算。
大臣回奏：新址是很理想的。只是要拆迁三十六户老百姓的房屋，另外百姓种的麦子，还有桑树、枣树、银杏等果树都是成树，每年都给百姓带来一些收入；还有一些坟墓，有当地人家的，也有城里人家的，这些都要拆迁或平毁。尤其是旁边的白云观周围的土地，都是当地百姓用来种植纳税的好土地，这些，朝廷都可以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公共设施等名义拆除，给老百姓一点小小的补偿即可……“行了！”宣德皇帝没听完就打断，让汇报工作的大臣别再往下说，他决定教场先不迁了，别折腾老百姓（“勿病民”）。
明仁宗、明宣宗两位皇帝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创造了明代的“仁宣之治”，可见皇帝稍微一认真，就很快见成效，犹如给核反应堆里增添了新的能量。
但是，后面的皇帝就基本上是消耗能量而非增添能量了。最后到崇祯皇帝时，明朝的核反应堆已因年久失修，坏了、泄漏了，不能使用，他想添都没法添。
至于有的短命王朝，虽号称王朝，但并不具备王朝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也没有什么反应堆，就是根蜡烛，还嘚瑟着，不停地折腾，迎风流泪，不加节制地燃烧，其消亡和覆灭就更不值得一说了。
成王败寇的真正含义
科举制其实是个伟大的创举，它使出身下层的士子有了上进的通道，使王朝有了人才吐故纳新的机制。但是，任何制度都要操作得好，如操作不当，久则生弊。唐朝，科举让两个读书人受挫，一个是黄巢，一个是李振。这两个人科举不成，一是他们的文章的确不行；二很可能是科举执行者量材标准有失偏颇，让应该获得上进机会的人，遭受阻蔽，堵塞了人才之路。黄巢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挥刀造反，四方响应，天街踏尽公卿骨，使唐朝一下子陷入极度病衰时期，无药可治；藩镇割据，神州瓯裂。
其实要是当时有人在旁有力辅佐黄巢，不让他和朱温闹翻，黄巢说不定能成事。可惜黄巢目光短浅，朱温被围困在同州（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市大荔县），黄巢不救，于是朱温降唐，转而攻巢。也可能黄巢为人不如朱温那么凶悍奸险，所以最后败在朱温手里。朱温是借着黄巢起来的，以其勇猛善战，帮助黄巢把唐朝打得奄奄一息，最后却倒向唐朝，把黄巢收拾了。总之，黄巢发狠忙活了一辈子，都替朱温忙活了。收拾了黄巢，朱温把名字改成了朱全忠，以向唐朝表示全心全意的忠诚，简直就是没有唐朝就没有朱温。他从造反的贼寇陡然变成了唐朝最忠诚的忠臣，许多唐朝的文臣和读书人很不相信，但嘴里不敢说。
朱温的父祖都是乡下读书人，教书谋生，日子过得很清苦。朱温很看不起自己父祖那样苦哈哈地生活，也从小就仇恨读书和读书人。这小子极端聪明，城府极深，胃口极大。朱温替唐朝灭了黄巢，文弱的唐朝将能给朱温的荣耀都给了，口袋都翻底儿给朱温看了，但朱温觉得不够：他想当皇帝。正在此时，另一个因为科举受挫的读书人李振站了出来，他要复仇，他对朱温说：现在阻碍您当皇帝的人，都是朝中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平时自诩是所谓清流，您别看他们现在不作声，但心里很鄙视出生入死打仗的藩镇武将，把他们杀了扔到黄河里去，让他们这些清流变成浊流！看谁敢再鄙视您。朱温一听，笑而从之，一下子把三十多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杀死扔到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附近的黄河里去了，史称“白马之祸”。朱温扫清了自己当皇帝路上的清流文官障碍，轻而易举地当了皇帝，改国号梁，即称大梁皇帝，揭开了历史上最混乱血腥的五代时期。
朱温当了皇帝，怕人笑话，名字也不叫朱全忠了，又改名朱晃，结果他当这个皇帝真的一晃就过去了——朱皇帝其实很注意抓经济，富国强兵，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但是政策很偏，即经济再好，也改变不了他仇恨读书人、仇智恨学的心态。他当了皇帝后，参照前朝，觉得应该要有个样子，也不懂装懂地提出发展文化，弄几个读书人出来装装门面，希望他们写写歌颂皇帝和祖国的歌曲啥的。比如他邀请其时已经隐居山林的司空图出来当官。司空图看透了朱温的本性，不敢不出山，但是伴君如伴虎，而朱温本身就是只虎、饥饿的变态虎！司空图在朝堂上故意走路跌跌撞撞的，把手里的牙笏都掉在地上了，后果很严重——这是严重的失仪。司空图被朱温斥退，正中下怀，又赶紧隐居去了。
朱温这皇帝当得很不像个皇帝，贼性不改，经常招呼一帮流氓出身的哥们饮酒啸聚。他的哥哥都看不下去了，趁着酒劲儿骂：朱三儿！你这个德行也配当皇帝！
其实那时候已进入了一个聪明人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智谋的人横行的时代，一个聪明、智慧而无道德的时代，许多人因为没有道德、没有文化却成事了。我在成都参观过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寝宫里有王建的石雕像，相貌看上去相当英伟。王建，也是流氓无赖出身，因为他排行老八，人称“贼王八”。现在咱们骂人王八、王八蛋，就是从这儿来的。“贼王八”王建因其贼，在四川盆地成就大业，当起了皇帝。
朱温当皇帝，经济实力是有的，军队也是能战斗的，他为人也是很聪明机警的，他也是很勤政的。但是聪明人没有了仁义道德的约束，一味地逞他的聪明厉害，行使其雷霆手段，还是治不了国。何况他还很淫乱，把自己的儿媳妇睡了个遍，跟相貌出众的儿媳妇还睡出了感情。不到六年，朱温先是被割据在太原的李存勖重挫，后来被自己的儿子杀死，死得很惨，他儿子一刀戳到他肚子里，由于用力过猛，刀从后背出来，穿了个透！
朱温以乱贼盗寇出身，成事当皇帝，人称其为梁太祖，但是一般人还是认为他是贼寇，是乱五代之首的恶贼寇。
同为朱姓的另一位皇帝是明朝的朱棣，以造反起家，后来承继大明正统，其文治武功将明朝推向辉煌的永乐盛世。所以，人们仅在背后同情猜测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但对于朱棣的王道事功还是很认可的。朱棣死后，明朝效法唐李世民，尊朱棣庙号为太宗，仅次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后来明世宗时，追改太宗为成祖，又将朱棣的尊誉提拔了。史家对此无异议，因为朱棣的确是成就帝王大业、践行王道的有为皇帝。
同为朱姓皇帝，朱温以奸篡得逞，朱棣以反叛成功，在唐昭宗与建文帝看来，都是反贼盗寇；朱温肇“白马之祸”，朱棣诛方孝孺十族，均可谓酷烈凶残。朱温称帝，行盗贼之法，以至于国灭惨死，虽曰梁之太祖，而百代以下，仍称其为贼寇；朱棣以反叛起兵，夺位登基，大行王道，文治武功，大业卓著，百代以下，犹追誉其功德，越宗而祖。二朱为帝，天壤之殊，耐人寻味。古人说：“德象天地谓之帝，仁义所在谓之王。”此真理也。
元代无名氏的杂剧《犯长安》之《李傕定计》——李傕道：“雄兵十万吾为首，昼夜兼程朝西走，这次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夺了长安为董公报仇。”元代读书人不敢明说“成王败寇”这句话，因为其时蒙元狂飙治下，所行非王道。故读书人内心鄙之，目蒙元为贼虏盗寇。既不愿意屈身服侍之，又不能公开言明，于是转而经营舞台，借戏中人物之口向社会道破天机。
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演讲》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近代文明国家，不是如此。”孙中山先生此言或可有补充阐发之处：自古贼寇起事，事成而行王道者，即改贼寇之心为王者之心，故曰成王。也可以说，惟贼寇行王道者能成事，即事以王而成，故曰成王；又贼寇之性不改，以贼寇而侥幸成事者，自古鲜有，有亦必奄忽而成，倏然而败。反过来，即先为王者，后弃王道而行贼寇之道，人必以贼寇视之，其必然以贼寇而亡败。
过年闲居，忽思十多年前春节，在华山脚下一农场，华县皮影戏艺人为我们几个人演出的专场折子戏。夜幕下，天穹如墨，只有华山顶上偶尔闪烁的灯光，更增添了天地间的寂静空旷。其中有一场武打戏《狼虎峪》，说的是随黄巢举旗反唐的朱温投唐反戈击巢，狙杀于狼虎峪，黄巢兵败自杀的事。剧中黄巢与朱温对打，锣鼓铿锵激烈，老艺人潘京乐那沙哑苍劲的嗓子猛地迸出：“朱温呀！朱温！我把你个贼……”
听得人浑身一震。
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希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二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为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1629），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所以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龙锡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从古到今有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达，非要让你把话说清楚、说露骨，你说清楚了，他却受不了了。黄道周无奈，只能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几乎将崇祯即位以来以及从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误全部说出来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们的所作所为一语道破：“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黄道周很不给皇帝留面子，并且直刺当时崇祯信任的几位大臣。崇祯帝阅疏，非常生气，将黄道周贬斥为民。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又被启用，复原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崇祯帝冷静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黄道周的话，因为经过时间检验，黄道周所发现的人和事几乎被一一证实了。加上黄道周学问精深渊博，人又正直，名气又大。这就是他又重新任用黄道周的原因。可是，刚一上任，黄道周就连连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当然是没有悬念地惹怒了崇祯帝，又掉入了一个由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精心布下的陷阱——其时朝廷肃清东林党，黄道周虽不是东林党朋，但也被株连，心灰意冷，请求辞职回家。临走他上疏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本来是谦虚之词，也可以说是敷衍，列举十数条理由，有一条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被切齿痛恨他的杨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时，有人揭发弹劾郑鄤曾经打过自己的母亲，这可是大逆之罪。关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鄤少时，其母悍妒，犯七出之过，其父欲杖而教训之，郑鄤不愿意父亲担此名誉，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亲下手过重，自己代父执行，做个样子，让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郑鄤的确对他母亲不好，蒙骗了曾经路过在郑家小住的黄道周。郑鄤百口莫辩，后来被处以凌迟。这样一个大逆不道之人，黄道周居然称赞他的文章好，这让人抓住了把柄。崇祯帝也犯了人君不该犯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道周辩解说自己只是认为郑鄤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祯帝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斥责他居然同情称赞一个忤逆的郑鄤！
为什么朝廷那些大臣如获至宝地抓住黄道周这一点不放？因为也许是骨子里的孝道血统和仁孝文化基因，黄道周一直主张严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当时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宠臣杨嗣昌，父母死应该丁忧守制，而崇祯却将其夺情起复，这是没有遵守孝道。黄道周指杨嗣昌不守孝道，为此还举行了一场辩论——“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斥责杨嗣昌不遵礼守制，有违孝道，无疑也是指责崇祯，这很明显。因此崇祯帝极力袒护杨嗣昌等人，崇祯和杨嗣昌君臣组合对付黄道周，黄道周雄辩滔滔，纵横莫当，这一场千古罕见的抗辩对话，即便是编剧妙手，也难呈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他的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长孺）、三国吴张昭（子布）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自己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千古仅见。虽然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大金，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纾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明朝走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象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之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清兵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理：“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端看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也没有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直到触礁沉没。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的方法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说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版《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的确如历来学者所言，孝是黄道周倡导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他用一生竭力维护的道统纲常。有人说他在狱中不间断地书写《孝经》，实际上是一种笔谏，是他的政治宣言。
这种诤谏与宣言，未尝不被崇祯皇帝从价值观上认可，但是，却不愿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缓慢迂阔，远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时，主政者都焦虑急切，犹如答题，不耐烦换算过程，就想要个直接答案。
果然，杨嗣昌病死（一说因事不利，无颜见崇祯而自杀）后，崇祯皇帝又想起了黄道周。《明史》的细节十分生动——
崇祯十五年（1642），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可见崇祯皇帝内心知道黄道周虽然有一张厉害的佞口，但是却怀着一颗不贰的忠心。有人替黄道周说话，崇祯帝就顺着台阶下了。
黄道周的高明，崇祯到底没看出来，黄道周请假告退，别有隐情——他据《易》推演，据情观察，认为明朝必亡，所以退隐故乡，著书守墓。历来有识之士，于此危亡关头，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明朝残余退到江南，新袭位的福王监国，做苟延残喘。南明弘光朝，黄道周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短命的弘光亡后，黄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是兵权落入另一心怀私利的权臣郑芝龙手中，处处掣肘，黄道周无计。
其实准确地说，黄道周已无心与人在朝廷中争权了，他在给自己寻找和等待一个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无非寻死，寻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寻得其所死之心，则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隆武元年（1645）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带一月军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这样一种显然不堪一击的出征，连黄道周的继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来了，她欣慰地感叹：“道周死得其所了！”
黄道周果然毫无悬念地兵败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洪十分鄙视，作对联讥刺之：“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观之羞愧至极。仍然向清廷上疏请求免黄道周死刑，其时气势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这中间，他的妻子蔡玉卿来信，居然鼓励丈夫死：“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意思是家里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坚其志。
黄道周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即将行刑，一直跟随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黄道周安慰老仆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黄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死后，家人收其遗物，得一小册，黄道周书，“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可见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奋力扛持，无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气节，将自己作为一块千古戆头，铺垫在历史的轨道下面。
一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谥“忠端”，乾隆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清朝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种铁血杀戮的骠悍初创阶段了，当它步履从容，有了实力和底气的时候，胸怀和眼光使它主动地回顾历史，涵养并容纳如黄道周这样的气节之士，这才是一个王朝最强健的基因。王朝需要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不仅是自己的体面，更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正能量反应堆。
应特别补充的是，黄道周的遗孀蔡玉卿，于黄道周死后，每日以书写《孝经》，缅怀其夫。今日存世有黄道周书《孝经》真迹，亦有蔡氏书《孝经》真迹。世人无不爱赏其书法，而欲详问其人其事，则今人鲜知矣。
王道本乎人情
赵匡胤嗜酒，没有当皇帝以前，他是后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亲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赵匡胤关系也不错，但是，说什么也不给赵匡胤酒喝。赵匡胤有点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咱俩这关系，你给我点好酒应该不是问题吧？曹彬说：这是官酒，我不能随便送人。赵匡胤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官家的东西哪儿有个准数？皇帝又不会亲自查验，派人查验也不过是审计一下，将数字对上而已。曹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自己花钱买了瓶好酒给赵匡胤。
后来赵匡胤当了大宋朝的开国皇帝，给大臣讲他与曹彬的这个故事，说曹彬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好——“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遂将曹彬引为亲信，极为重用。
这样被人当面不给面子的事情，赵匡胤遇到过好多次——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到处找工作，流落到长武、凤翔一带，见了节度使王彦超，希望能被收留，给份工作。王彦超给了赵匡胤一点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赵匡胤建大宋，当了皇帝，将前朝的藩镇节度使都招安在自己麾下，召集他们进京开会，在御花园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宴会上，人人都借着酒兴显摆自己跟当今皇上当年有过什么交情，有的说自己的父祖跟赵匡胤的父祖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当年赵匡胤“插队当知青”的那个村跟他就相隔两个山头。只有王彦超低头喝酒，言语不多。赵匡胤发现了，问王彦超想什么呢，王回答：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配当这个节度使，愿意卸职，能给皇帝当一个卫士就好了。赵匡胤说以前的事儿，谁能说得准！王彦超颜色稍缓。赵匡胤玩兴大起，低声问他：那你说说，当初为什么不收留我？王彦超说：我那儿的水浅得跟牛蹄窝里的积水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一条神龙？（“蹄涔之水，安可以延神龙？”）再说，我当时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赵匡胤大笑，还让王彦超继续当节度使。
曹彬为人境界之高，堪称千古楷模——他在徐州当官，手下一个小吏犯了错误，按照规定，要挨杖责。曹彬经过审问，决定先不打这个人，给他把惩罚记下，直到第二年才执行。有人问为什么？大人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这个人给了大人什么好处？曹彬说：我听说他去年刚刚娶妻结婚，如果那时候打他，可能会让他们家人觉得会不会是所娶新妇不吉祥带来的灾祸，这样对那个妇女就太不公道了，所以“缓其事”。《礼》云：“毋不敬”，可以延伸理解为做事有原则；《左传》曰：“必以情”，说的是变通。然非人情练达者，不能得二者之妙旨。曹彬领十万水陆大军平南唐，出发前命令部下将士勿滥杀，为此甚至不惜装病与部下约定。等平定了南唐，立下巨大的功劳，他给皇帝上书汇报工作，非但不夸大自己的功劳，甚至有意说得很平静，奏章上只说“奉敕江南干事回”，即您让我到江南办的事办完了，现在回复您。返程也没有随大部队奏凯而还，而是一个人租了一条小船，乘风捷发而回，船上只带了一些书。
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能识人用人，建立不世功业。曹彬的幸运是碰上了赵匡胤。赵匡胤胸襟宽广，气度宏阔，又极其近人情，正史野史所述，无不跃然纸上。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非如此，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上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不过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登基以后，就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他的后代皇帝比如宋仁宗，有一回某官员上奏，说自己手下一个小兵士的胳膊上长了一条龙状的东西。这在过去是严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里，这人不但会被处死，连他家的祖坟都要刨了，还得灭族株连不知道多少人。官员将这个小兵士抓起来，等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人主要是要有希望、有念想，这很重要，不一定非要兑换成现实；没希望、没念想，人才不在体制内，就永远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希望，即体制将人才阻挡在政府之外，这很危险。那些人才和自认为人才的人常常就会成为国家的对抗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对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非常大。
可毕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远是少数人，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明明是一首煽动造反、煽动分裂、闹独立的诗！典型的反动言论！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不过是不得志的老秀才发牢骚，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别小题大做，也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饭吃，都不容易的。
迷信权力的人，以为帝王只要会杀人就行。其实，有权杀人而不杀人，才是真行。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必然没有仁者心怀，其胸襟气度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古代帝王下诏罪己
古代帝王对日食这种自然现象非常警惕，一旦发生，就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下诏罪己，并且广开言路，让人提意见，以匡正自己为政的过失，类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汉光武帝刘秀，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发诏书，先说自己不好，总说自己不够资格当皇帝。遇到大旱，他也下诏罪己，说自己做得不好，使“元元愁恨，感动天气”，才导致了大旱。总之内心长存慎惧敬畏，至死留遗诏，还说“朕无益百姓”，不让大办丧事，一切效仿西汉文帝——简葬。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性格豪爽，心胸开阔，最不怕臣下提意见，甚至很欢迎臣下的谏诤。有一年的春天，上谷地方的百姓给朝廷上书，说皇家的苑囿即游乐园占地太大了，占了百姓太多的田地，请求将其缩减一半，把耕地还给百姓。大臣古弼为此去找太武帝拓跋焘汇报。古弼一脸严肃地到了皇帝处，却见皇帝与另一位大臣刘树正在下棋，两个人下得酣畅淋漓，都没看见古弼在一旁等候多时。古弼突然冲上去，打掉刘树的官帽，抓住他的头发猛扯狠拽，又将刘树从座位上拉下来，摔倒在地，拳打脚踢，边打边大声痛骂：你这误国的奸臣！诱惑皇帝于无聊游戏，荒废国政，让百姓埋怨朝廷，诅咒君上……刘树被打得满脸是血，呼号不已。太武帝拓跋焘见状，连连大叫：住手！快住手！哎呀都是朕的不是，快住手。古弼这才住手，耐住性子汇报工作。太武帝拓跋焘完全同意古弼的意见，在春耕之前，将苑囿的面积缩减一半，还田地给百姓。
古弼玩了一次“打狗伤主人脸”的游戏，自知伤了皇帝的面子，他抓紧将皇帝的决策下发到政府部门去执行。然后自己披发跣足，走到纠察官员纪律的部门去请罪，因为自己毕竟动作粗鲁，有失礼仪。可是，太武帝拓跋焘却说：赶紧穿上衣服带好帽子，你没有错！今后，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你尽管去做，即使像这次一样，颠沛造次，不顾礼仪也没关系。（“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像汉光武帝刘秀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样的英明皇帝，愿意接受意见，臣下也敢于提意见，相得益彰，所以国家的气象才蒸蒸日上。居上位者，苟有毫厘之善，在百姓，则有万里之泽，可以说，自古德政，见效都是很快的。
宋徽宗赵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新皇帝刚继位，说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失败，但是，能下诏求直言，对当时已显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江西筠州一个类似幕僚的地方推官崔晏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提意见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动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就是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诋毁甚至诽谤上级了。对此，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因为提意见的人很害怕背负诋毁上级、污蔑领导甚至造谣中伤的罪名，就不敢说话了。这就是官员们对同僚和朝政钳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说话，所以才让那些谄邪之人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发展空间。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未暇一二陈之”。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类似办公厅）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皇帝担负所有的责任，“天下之恶尽归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针对皇帝的，而他们都自以为不尽职尽责，反而是很会做官。（“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祐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要缠绵悱恻似的。所以，虽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到了后来才给“元祐党人”平反，毁“元祐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祐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祐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
宋仁宗的饮食
对于清宫的逸闻，我最喜读《宫女谈往录》《太监谈往录》两本，前年拜见《清史》总编纂戴逸先生，向先生推荐后者，还寄了一本给他。我并不能考证此书所说是否确凿，之所以认为可信者，以其情理圆备耳。
作者信修明是读书人出身，娶妻生子后才净身入了宫，由于他有文化，为人处事圆融得体，很快就成为慈禧太后身边的近侍太监，有时候还给慈禧读书听。他的见识修养和文字功夫，今天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我起初也是因为猎奇才读他的《太监谈往录》，一读之下，认为他写的之所以可信，原因就是情理通顺。这也印证了我对德龄、容龄两姐妹“拆白党”的判断，她们写的清宫逸事都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饮食，信修明写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并不是奢华不可遏制的，而是按照早就定好的规矩办，丝毫不能逾制。民间传说慈禧喜欢吃什么，哪个菜还是慈禧给取的名字，完全是杜撰，就跟那个相声里说的“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一样，是民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瞎猜，宫中御膳房的厨师都没法准确把握帝后喜欢吃什么。慈禧秉政，即使是大冬天，也得差不多凌晨四点起床，她是老年人，但也得“身乏强起”，不然，会被外面的王公大臣议论，说她示天下以怠政。因为她这儿若差之毫厘，到了外面可就谬之千里了。所以，不是位高权重就什么事儿都由着她。
在以往的朝代也是如此——拙作《尚食志·糟》一文，曾述宋仁宗皇后向吕夷简夫人索糟鱼一事，宋朝宫廷有制度：不得取食于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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