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建农
出版社：中国税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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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是魂：党建教学30年文集试读：
自序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我在党校工作已经整30年了。这本书稿，就是这些年公开发表的部分研究成果。为了使全书具有更好的整体性，按照历史方位、总揽全局、党要像党、党校姓党的逻辑板块作了再整合，修改了部分内容与文字，省略了原作的出处。把全书当作一个整体，当作经过改造的新品，似乎更合适些。如能接近此境界，该是意外的收获。
信念是魂，是指政治信念，政治灵魂。如毛泽东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观点是魂，政治主体之魂；魂是政治观点，关于国家命运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这里的信念，指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组织化政治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地位的认同与信仰、执着与虔诚。如十八大报告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信念是魂，是指这本书的主题。30年来，我一直在省级党校做专职教师，主要讲党建课程。1988年、1990年、1994年、1999年，先后取得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上“专业”一栏写的都是“党建”。在党校工作，讲党建课程，有一条大原则必须遵循：党校姓党，党建姓党。职业是第一分类，专业是更高的分类，专业是职业的内核。学校、学员（多是党政领导干部）和专业的性质决定了课程的性质，进一步决定了为教学服务的研究的性质。所以，书稿都是围绕“党建”展开的：党的领导，这是党建的目的；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制度建设，这是党建的“五位一体”工程；党校教学，这是党建培训的主渠道。篇篇文稿，几乎都在传播中央声音、贯彻中央精神、维护中央权威、强化认知认同。著书立说的真正目的与价值，集中到一点，是表达对党的信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下党中央一语中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信念是魂，是指我的内心世界。人是时代的产物，人格是时代与修养加之积累至习惯的常态。我1957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1978年入党，之后考入大学，步入改革岁月。我与同龄人一样，社会政治基因中，改革前后各有春秋。我与同龄人不一样，党校的职业和党建的专业，且连续30年灌注积淀，这在同龄人中不多见。假如不在党校任教，或在党校不讲党建，或讲党建不是30年如一日，则这种个别性的差异，可能大相径庭。作为党校教师，如果自身的政治信念与马列原理、党章规定、中央决策、所教对象不能保持一致、产生共鸣，其结果就可想而知。“灵魂工程师布道的灵魂”，即讲台上郑重传播的政治立场观点方法，当失去传播者发自内在、经过长久修养而形成的信念作为基础与支持的条件下，那么，那些崇高庄严的政治术语会变得多么苍白和空洞！不要说让别人信服，恐怕让自己信服都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自己不信，何以使人信？信念出深刻，信念出感染，信念出共鸣，信念出信任。传播信念者无信念，是荒唐而滑稽的。讲课如此，写作亦然。有人可能认为，讲党建、写党建，大家不陌生，又是大道理，某些方面说与做在现实中甚至反差很大，说来说去，难道不烦，难道没有职业倦怠？这对我而言，说一入门就热爱，不是事实（从未反感过）；说是违心作秀或应付差事或已然厌倦，也不是事实。邓小平有句话，每每引领我砥砺奋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算不上思想家，可我知道，讲党建课、撰党建文，是“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30年来，有苦有累，但我走过来了，坚持住了，且常是理直气壮、乐在其中；一直秉持低调做人，然绝不是“混”：平均每年讲课150个半天（一般一个专题讲半天，计4学时。如：2015年1—8月，仅讲授“习近平讲话精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政治定力与政治纪律”“十八大以来党建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同类专题已经超过60次），发表的课题、教材、论文、讲义、课件已过百万字（课是文的演说版，文是课的书面化），讲与写的教师职业成了我热爱的事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天道酬勤，付出换来了成长，劳动得到了组织和社会的肯定。扪心自问，何以如此？有一条很重要：讲的写的与想的是一致的，没有自欺欺人。不说假话，当是政治理论教师职业的底线，也是政治生命线；这不仅不违背政治纪律的指向，理应是更高的境界。有人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我这里可以说，课如其人、文如其人。我之课、我之文，与其说是在传播知识，不如说是在滔滔不绝地宣示情绪，是在激情澎湃地张扬信念，是在对中国的“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表达至信深厚的态度与立场。不敢说“真懂真用”够格，却自认一直向着“真学真信”的方向耕耘，着力保持与提升“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产生的是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于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感谢国家税务总局党校与中国税务出版社，有了他们的支持，才有了拙作的面世。丁建农2015.8
分析方位 遵循规律
毛泽东的建党治党之道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必须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建设党。时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重温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领会邓小平对它的历史发展，是极其有意义的一件事。
毛泽东党的学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孕育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和自身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党的学说是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党的学说是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问世的：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存在和发展的。其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一个阶级力量对比和分布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国家里进行的，即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其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进行的，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进行的，既有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关系，又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熔铸出的毛泽东党的学说具有极强的历史个性和民族个性。
邓小平指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又说：“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对毛泽东党的学说作了历史性的中肯评价：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的论述和历史决议的结论，讲清了毛泽东党的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党的学说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而孕育成熟的；同样，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是在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哺育下一步步实现的。毛泽东党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其主要的代表性篇目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反对党八股》（1942年）、《学习和时局》（1944年）、《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论联合政府（五）》（1945年）、《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等。在毛泽东党的学说宝库中，有涉及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诸如：关于党的性质的原理、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原理、关于党的纲领的原理、关于党的宗旨的原理、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原理、关于党员条件的原理、关于党的干部的原理、关于党内斗争的原理、关于党的团结的原理、关于党的领导的原理，等等，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完整体系。
毛泽东党的学说的生命力和个性化，不仅在于学说本身的体系性，而且主要在于毛泽东党的学说开辟了一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道路。毛泽东的建党治党之道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国情党情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不能脱离本国、本党的实际，必须从国情党情出发，根据国情党情选择和开辟党的建设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他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所以，应从“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去考察和解决党的建设的问题。毛泽东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中国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决。他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始终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想、20世纪30年代他分析了党内的11种自由主义表现、20世纪40年代他分析了党内的三种不良作风。由于针对性强，切中时弊，因而大大加强了党的建设。从国情党情出发，才使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熟和胜利，找到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形式。农村包围城市，党和军队的大门向农民敞开，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紧密结合，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整党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都是从国情党情出发建设党的伟大创举和丰硕成果。毛泽东晚年在治国治党上之所以出现某些失误，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国情党情。这个教训说明，根据国情党情建设党非常重要。
第二，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把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党的领导创造条件和提供资格，切实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党要领导得好，必须把自身建设好。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从而党成为“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模范。在为党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应该保持“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些条件就是共产党保证自己政治领导的基础。
第三，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党的性质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始终以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作为自己的前进目标和建设尺度。不论党处在何种环境下、担负何种任务，党的性质都不能变，不能“降格以求”。党存在一天，党的性质就必须保持一天，改变了党的性质，党也就名不副实了。党的建设的始终如一的使命，就是发现、创造和运用一切形式（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作风的等）来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毛泽东一再强调，党应当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应当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应当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应当在思想上完全入党。不能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始终认为，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党必须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他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第四，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自觉地环绕于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按照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党的建设的状况又制约、影响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组织保证。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说过：“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0世纪50年代谈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最充分地论述了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他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当党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否则就会要后退一步。“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即使在毛泽东晚年，他也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同党的建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和处理的，虽然政治路线脱离实际，党的建设也受到损失，但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建党治党的方法论则是一贯的。
第五，正确处理党的建设的内部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在处理内部建设诸关系时，应当有重有轻、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纲有目，并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抓不住根本或单打一，都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建党治党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以思想建设带动和保证党的其他建设。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指出，要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首先的主要的是进行党内教育，分析错误思想的性质、来源，灌输和树立正确的思想，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延安整风时他说，党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建党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斗争来实现的，整党整风是思想斗争的有效形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思想斗争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并非孤立地强调思想建设。他提出的建党目标就包括三个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他认为纠正盲动主义残余的方法一是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二是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他倡导并创树了党的作风建设：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他科学地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在关系，推陈出新地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他奉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开拓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方面；等等。毛泽东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的辩证的整体来考察和处理的，当然，其中思想建设是纲、是根本。
以上五个“正确处理”，构成了毛泽东党的学说的主干，构成了毛泽东的建党治党之道，构成了毛泽东建党治党的方法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对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历史发展。
在党的建设与国情党情的关系上，邓小平带领全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要从“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解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就会亡党亡国。在改革的形势下，党的建设要走出新路，也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改革。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敢闻、敢冒、敢试，没有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上，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就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他明确指出，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善党的领导作风，也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概念，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其中的核心；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主张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中国决不能搞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归根到底是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因此，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党要管党。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性质的关系上，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又说：“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资格，邓小平提出了党员合格与否的问题，强调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他提出了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共产党要把反对腐败当作大事来抓，腐败不除，党就有失败的危险；他强调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尽管国际上出现了大的曲折，但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不灵了、没用了，哪有那回事！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上，邓小平带领全党制定和执行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不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就是死路一条，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他认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也就为现阶段党的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党的建设的内部关系上，邓小平提出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新思路。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其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制度更重要，是决定因素。克服特权，既有思想教育问题，也有制度问题，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永远不能丢。在强调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党的其他建设。在思想建设上，主张实事求是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主张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不搞政治运动。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主张允许看，不强迫，不争论。在作风建设上，认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只有搞好党风建设，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组织建设上，提出了“四化”方针，实现了干部的新老交替，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总之，正因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的学说，并用这个学说教育和武装全党，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资格，才开辟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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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重挫折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对此，认清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真面目，分清民主社会主义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需要，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党的性质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性质首先表现为鲜明的阶级性，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党只能依照工人阶级的面貌建设党、改造世界。同时，党的性质又突出地表观为它的先进性，因为它的阶级基础、世界观、宗旨、成员及组织原则等具有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所以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最先进的组织。简言之，共产党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高度统一，并公开为保持自己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而自觉奋斗。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党的性质上否定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他们的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党不应是阶级的党，而应是全民的党；第二，党不应是先锋队型的党，而应是议会型的党。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是民族的和全民的党。有的党直言不讳地声明，民主社会主义党不是阶级政党，而是一支社会力量。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党关于“全民党”“议会党”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功利性，是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者为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性质而射出的两枚“毒箭”。一枚用来对内模糊本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阵线，对外蛊惑视听，收买人心，捞取选票；一枚用来把共产党改造成少数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或竞选的“机器”。可见，更改执政党的名称，就表明了他们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性质的理论。列宁认为，共产党是最科学的名称。他指出：“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必须使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易名就是易帜，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党同共产党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党的世界观根本不同。共产党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它不仅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规律，而且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不仅指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条件和手段，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任务、过程和蓝图。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和思想理论基础，是共产党人的立党之本，是实现先锋战士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世界观是民主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现代民主社会主义虽然继承了老祖宗伯恩施坦的衣钵，但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从民主社会主义党宣扬的世界观来看，主要具有四个特征：其一，多元性，主张思想多元化。其二，人性（即人道主义化），声称人是他们政策的最高价值。其三，中间性，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自称中间性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理论风格和“人格”特征。对此，列宁曾深刻予以批判：“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念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其四，永恒性（或抽象性），他们鼓吹人类永恒的价值观，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公正、人的尊严”等抽象概念，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和“最高价值”。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性质和特征就是离开历史、离开社会、离开阶级、离开实践，抽象地一般地谈论民主和人道主义。一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故意混淆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人道主义的原则区别，打着为“一切人”或“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的同时，站到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
党的纲领根本不同。党的纲领是指党的奋斗目标，包括最终目标和最近目标。党纲是党的旗帜和界碑。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讲得非常明确。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政策是：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维护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反对剥削，反对两极分化，主张共同富裕。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纲领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化、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在经济上主张允许人们拥有获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自由，认为私人所有制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动力，把私有化作为经济振兴的根本条件；在社会生活方面，主张建立人道的社会，建设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可见，共产党人的纲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而民主社会主义党人的纲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维护私有制”或叫作“保留私有制”。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纲领同共产党的纲领的本质区别与对立。一些由原来共产党改建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实践表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的演变，导致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党的地位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担负着领导本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争夺政权、巩固政权并运用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这一使命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存在的价值和归宿就是充当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领袖和领导核心。如果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不仅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无从谈起，而且连共产党自身的生存权利也将失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阶级斗争的现实。民主社会主义党极力否定、攻击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积极推行多党制。他们的主要做法是：第一，执政党自己做出决议，主动放弃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第二，从宪法上撤销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以法律形式规定，有结党自由、竞选自由、竞选执政；第三，解除国家机关、军队及企业单位党组织，实行“非党化”。
党的组织原则根本不同。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领导核心地位所决定的。共产党无论在夺权或执政年代，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首先自己必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包围和压迫下实现夺权和执政，才能把人民组织成为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共产党如何才能达到坚如磐石呢？只有靠民主集中制，靠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靠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也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实践和经验。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必然造成党内独裁和少数人专制，形成党的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已不适合现代的民主目标和党的全民性质，因此，主张摒弃多数统治原则，代之以所谓的民主原则。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民主原则，同共产党民主集中制讲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民主原则，包括党员有选择信仰和世界观的自由，党内可以存在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派别，党内可以自行组成派别、制定行动纲领和建立联合组织，党员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派别持容忍态度，在政治上党的活动应向全社会公开，有关党的内部事务向党员公开，不规定具体的纪律，等等。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民主原则就是党内“自由”原则，即自由进出、自由活动、自主自治。这样的组织，与其说是党，不如说是松散的俱乐部。很显然，这种组织原则，只会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组织蜕变为欧美资本主义的议会党、选举同盟。一些原执政共产党正是在“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状况下演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一些共产党之所以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因为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成为变革的力量，机会主义原则取代了革命原则。从党的纲领、指导思想到组织原则和策略上都充分体现了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与共产党根本对立的。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党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机会主义政党。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6.
［2］列宁.列宁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99.
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属性及关系
市场法则与执政党的党性原则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执政党建设，对于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都是必要和重要的。一、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客观性
所谓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客观性，是指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不是什么人随意杜撰出来的东西，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是合乎中国国情、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趋势和表现。
具体而言，市场法则的客观性包括：①市场法则的产生和存在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为我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只有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作用，才能合理配置资源，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而不同市场主体利益的实现和补偿，只能通过市场完成；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人们只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才能取得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市场机制既可满足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自由选择，又可满足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社会主义是开放的，中国必将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而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较好地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接轨。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接受和承认市场法则；存在市场经济就存在市场法则，市场法则的客观性存在于市场体制的客观性之中。②市场法则的作用与效应是客观的。即，有市场法则就会有市场法则的作用和效应，市场法则作用力的大小与市场机制深入的程度相一致，市场法则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会强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其他领域的生活，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市场法则不仅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正效应，而且也表现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不可忽视的负效应，市场法则的作用与效应首先是由自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
党性原则的客观性包括：①党性原则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认为，党性是阶级性高度而集中的表现。众所周知，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问世，就有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和斗争，而工人运动的发展则呼唤并造就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共产党，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本质表现、自觉表现、理性表现和组织表现，就形成了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也是依附于、来源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②党性原则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和灵魂所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也就有了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依附于、来源于共产党组织的。③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是关于共产党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是打不倒的科学体系，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党性原则是依附于、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工人阶级的客观性、共产党组织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客观性，就构成和回答了共产党党性原则的客观性。
社会主义市场法则的客观性，要求人们不要以个人的好恶和主观愿望来取舍与处理市场法则，而应以市场法则作为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出发点与前提，应当正视、接受、研究并正确处理市场法则，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也就谈不上是实事求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排斥市场法则的客观性的主要表现，就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而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破除市场经济隶属社会制度范畴迷雾的最有力武器。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和计划的多少，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为谁服务，就属于和显示何种性质；从国际和国内的事实看，市场或计划只是经济手段，而且，只有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从其意义上看，也就是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阐明了市场经济的客观性质，尤其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客观联系，还市场经济或市场法则以本来面目，从而为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什么叫实事求是？发现并坚持市场经济或市场法则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的客观性质、客观地位和客观作用，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的、最卓有成效的、最实质性的实事求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善良但却糊涂的人们，依然看不到或不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法则的客观性，还在旧体制旧观念的阴影里难于自拔，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因此，很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市场法则的客观性大加宣扬，深入教育，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
党性原则的客观性，要求人们也不要以个人的好恶和主观愿望来取舍与处理党性原则，而应以党性原则作为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出发点与前提，应当正视、接受、研究并正确处理党性原则，否则，也就不是唯物主义，也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排斥党性原则的客观性的主要表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他们毫不掩饰自己攻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目的、妄图以资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的反动面目，他们诅咒的对象之一就是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什么“空想论”“反动论”“伪科学论”，等等。这方面的力量，短期内难以有公开的市场，也无法左右气候，但绝不可以低估他们的“潜力”和“突变作用”，而应把共产党党性原则的客观性变成现实的铁的力量，严阵以待，随时防范，稍有动静，即刻平息。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和人民内部的少数糊涂人，这些人错误地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党性原则越来越“多余”“过时”“无用”“不实惠”“谁坚持谁吃亏”，等等，因此，对于党的地位、党的旗帜、党的信念、党的传统，往往表现出疏远、淡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甚至持公开否定的心理和言论。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的“政治母体”和“镇山之宝”，离开了党性原则的指导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建构与运转。所以，共产党党性原则的客观性无论对于市场经济，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千秋大业，都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意义。排斥或否定党性原则的客观性，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就等于政治自杀。二、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同一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吸引的趋势，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同一性的基本内容，一是指矛盾双方的互相信赖，一是指矛盾双方的互相贯通。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关系，也是矛盾同一性的关系。
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是同一的。不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要保持共产党的性质，都是立足于中国大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我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仅是坚持和体现党性原则的主体，同时也是运用市场机制、遵守市场法则的主体。广而言之，我国十几亿人民既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那就理所当然地接受着共产党党性原则的哺育和引导，同时，十几亿人民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是市场法则的遵守者和体现者，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
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运行方向和大目标是同一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执政的共产党作出的选择，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总体框架中定位的。因此，这种市场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法则，就会、也必须有利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目标的实现。从党性原则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和标志也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说到底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统一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之中。
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亦即同一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命题或名称本身，已内在地确立了党性原则与市场法则的同一性关系。“社会主义”就是党性原则的同义语，“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市场法则的同义语。只有实行党性原则功能和市场法则功能互补互利，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造。使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功能互补、合二为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比如，市场体制要求市场主体日益分化越多越好，否则，商品的交换，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更难彻底，这是一条重要的市场法则。但是，如果听任市场主体分化趋势无限发展，就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格局上出现私有化的局面，在消费资料分配格局上出现两极分化——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状况，这是党和人民不需要的，也是不允许的。为此，就需要发挥党性原则功能将其作为市场法则功能的补充或制约。又如，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通过执政党的领导以及政策、法律的调整，来保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既与每个社会成员相联系，又不被少数社会成员所垄断，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再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党要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共产党员要按党性原则做人办事，能离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回顾党的历史，党对党员的党性要求，从来是和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紧密相连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用党性来保证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这不仅是党性原则的现实要求，也是党性原则功能与市场法则功能可以互补的表现。市场法则所要求的价值观念、竞争观念、开拓观念、平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效率观念、法制观念、人才观念，一句话，市场观念，毫无疑问，这应当是当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市场体制条件下对党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此，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两种功能的互补、并存、整合，就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当然，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同一性，与一切矛盾的同一性一样，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只讲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的一致性、依赖性、互补性，而夸大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同一性，同否定它们之间存在同一性一样，都是错误的。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同一性，要求人们不要主观武断地把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二者视作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因为这种非此即彼、有我无他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既不利于全党全民自觉地建立市场体制，似乎搞市场体制就是取消党性原则和否定党的领导；也不利于执政党的组织和成员把党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化作现实的社会内容，从而也就难于真正地坚持党性原则。三、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斗争性
辩证法告诉我们，在矛盾的同一性中总是贯穿着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对立面的双方互相分离的倾向和趋势，矛盾的斗争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之间，也存在斗争性的关系。
总体上看，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是对立的不同的两种准则。①社会属性不同。市场法则不具有政治性只具有经济性，属于社会经济范畴。而党性原则具有政治性，不具有经济性，属于社会政治范畴。②活动领域不同。市场法则只适用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不适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领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是这样。而党性原则是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准则，它适用于党的生活领域，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它也适用于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领域。③内涵外延不同。市场法则的内涵和外延是由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包括竞争法则、等价法则、求利法则、自主法则、分化法则、开放法则、平等法则，等等。党性原则的内涵和外延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使命决定的，包括党必须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原则、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原则、党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原则、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党必须坚持领导地位、执政地位的原则，等等。④支配对象不同。市场法则支配的对象是进入市场、具有使用价值、属于一定交换主体并为其获得价值的商品，简言之，市场法则支配的是商品，或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及其行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范围是有限的，并非一切都可以当作商品进入市场，国家政治生活、党的生活不能商品化，人际关系不能商品化，精神道德领域不能商品化。市场法则在这些非商品化的对象面前，不居于、也不允许居于支配地位。党性原则支配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成员，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党性原则还要对国家政治生活、人际关系、精神道德领域起某种支配作用。⑤道义形象不同。许多原则都是可以人格化的，也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义形象，市场法则的“人格”或道义形象的主要特点是：本位性、求利性、竞争性，即本位第一、金钱第一、有效即可。党性原则的“人格”或道义形象的主要特点是：集体性、奉献性、纪律性，即集体第一、无私奉献、严守纪律。显然，党性原则的“人格”远远高于市场法则的“人格”，人格的高低也说明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所支配的时间、空间是迥然不同的。
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始终的，忽视或否认这种斗争性，那就是一种自欺欺人，对执政党的建设和市场体制的建立都是有害无益的。但是，也绝不能片面地无限地夸大这种斗争性，那也是有害无益的。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斗争性，要求人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要把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混为一谈，互相取代，不分彼此；既要在经济领域、在商品交换中自觉运用和积极发挥市场法则的功能，又不要让市场法则越出经济领域去调节、支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共产党员既要按党性原则的要求，始终保持先锋战士的面貌，又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获得驾驭市场的本领，正确分清、处理党性原则与市场法则各自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的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推动了这一新事物的蓬勃发展。在这一结合过程中，片面忽视或夸大同一性或斗争性，都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四、市场法则与党性原则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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