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06-10 共五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琦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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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06-10 共五册）试读：

单读06：逃离·

归来

新探索

罗宾逊夫人展露着她的长腿，本杰明面带迷惘。在杜兰酒店的每个房间里，都悬挂着《毕业生》的海报。那是60年代的情绪，年轻人颠覆了父母一代，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置身此刻的伯克利，就像身处历史遗迹中。街头仍遇到五彩斑斓的老嬉皮士，他们让我想起《阿甘正传》里的Jane。纪念言论自由运动的咖啡馆的墙上悬挂着黑白照片，他们要让资本主义这台机器停下来。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60年代的美国充满幻想。他们的理想精神、浪漫主义，还有大麻与性解放……伯克利是这新精神的大本营。但真的如此吗？

美国人没有历史感，亨利·米勒的文字实验是可笑的，性、空洞的集会、口号变成了年轻人自我实现的唯一方法，他们把快感当作了自由。与其说他们是反叛者，不如说是被宠坏的孩子……

这是切斯拉·米沃什对那个年代的观察。这个诗人先是叛逃了社会主义波兰，在流亡巴黎时，写出了《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堪称对极权社会分析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到了60年代，他来到伯克利，教授波兰诗歌翻译。

他带着沉重的、悲剧性、仅仅属于中欧的历史意识来到这个热情高涨的新大陆，以一个流亡者的眼光看待一切。一切都显得过分轻浮。关于加州被人们盛赞的一切，他都有着另一种看法。他甚至不喜欢这里的自然，那种野性是一种无法驾驭的危险，也是人对自身责任的逃避，置身于旷野之中，你找不到一个支点来思考自身的命运。

轻浮，是了解60年代伯克利的另一个角度，是浪漫背后的真实情绪。美国青年人喜欢把他们的反越战行动与布拉格人反苏联入侵相比较，他们都在反抗帝国主义。但这里没有可比性。前者是安全的反抗，后者要付出死亡、入狱的代价。

米沃什的怀疑眼光与他的个人经验相关—对一个流亡者、边缘人来说，倘若没有直接针对的对象，他又是多么容易陷入漂移；但更与他继承的那一整套中欧价值有关系—他们珍视(或许过分地珍视)历史、传统、自省、个人意识、沉思的价值，对所谓的历史潮流有着本能的怀疑—他们一次次被历史潮流所牺牲。他对自己的经验有着充分的自信，这给予了他一个坚实的基础与标准，使他的怀疑充满力量。

而这，正是《单读》想追寻的。在断续出版五册之后，《单向街》更名为《单读》，它将以更频繁也更稳定的节奏出版。我们昔日曾追求的“记录、探索、批评”，寻找新的语言来描述、理解中国社会的初衷没有改变，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建立起某种标准。

在以往的几期中，我们过分沉湎于捕捉时代精神、批评体制与社会，因为描述与批评的对象过分显著，在最初的语言快感过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失语。重复性视角与态度令人厌倦，更重要的是，你发现因为缺乏自身的角度与内在价值，你无法进入所描述与批评的事物的内核。只有这内在秩序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对抗外在价值，才能够展开真正的怀疑与判断。

但这内在的秩序是什么？我们尚无法言明，不过，我们热切地邀请作者与读者开始这新的探索。

话题

逃离

一年前，我和于威先后搬到了柏林。我学德语，她带娃。她这个浑身本事的前媒体高管，被清洗浴缸和擦玻璃这样的破事愁了半年，每天在微信上给自己励志，但好像见效甚微。不到一年，她就抛下位于柏林时髦社区的豪宅、欧洲的蓝天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奔回了烟熏雾绕的北京。到4月花开，单向空间已经从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疯长成了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一家卖书的清新厨艺学校，一个Steampunk风格总部和一个顽皮社交媒体组成的活力中心。我们在过去十多年工作里结识的朋友们，也都从不同的机构里返回单向空间，就像河溪入海一样顺理成章。他们每天谈论八卦、历史、文学和文化，喝酒吃火锅，在巨大的垃圾场上顽强而快乐地种植西西弗斯的花朵。

我们不喜欢陌生人 / 他们在雨天推门而入 / 他们的脸笼罩雾气 / 潮湿的手指微微闪烁 / 暗示我们忘却的来路

我在柏林的办公室里用微信偶尔得知这些碎片。办公室在一个20世纪初简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高窗面对天井，窗下总有人在抽烟。当我想念北京的时候，就打开窗户。对面下方有一家厨艺学校，成年学员们绕着钢铁灶台勤奋学习，再到楼下临街的餐馆里立即付诸实施，中途休息时间就在我窗下跟拖拉机引擎一样地抽烟。这个餐馆价格只有通常市价的一半，因为食客其实是厨师们的实验小白鼠：半生的寿司，寡淡的三文鱼面，偶尔也有美味的猪排和鱼排。收银员一抬手臂袖口露出文身，殷勤为女士穿上大衣的侍者笑出一口烂牙，厨子们有的胳膊粗大，睥睨四方，有的穿着放荡。但他们都很敬业，没有人不珍惜这个离开监狱之后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我时常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去给这个餐馆捧场，因为觉得自己很像他们的同道，像叛逃者在异地努力获得新生。夏天临近，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偶尔流连，借着晚上9点才灭的天光想想更重要但无用的事情。虽然我有意放慢速度，可柏林的陌生感仍像冰川一样迅速融化，即将把我再度裸露在熟悉造就的厌倦感中。过度的熟悉带来可怕的麻木，和我持续与之战斗的抑郁。作为一个曾经的全球搬家户，我感到地球的面积很快就要不够用了。在前半生以搬家未能解决的一切，只能在后半生以牢牢扎根来试图解决。

我们已在水草丰足的地方 / 驻扎了身体和灵魂 / 陌生人却带来棋子 / 教我们学会犹疑，拼杀 / 和不甘的死亡

对习惯于逃跑的人来说，柏林是个扎根的好地方，除了纳粹时期，它习惯于接纳情愿或不情愿的游荡者。黑格尔躲避霍乱时还曾在我住的区域暂居过，最终病死在柏林。纳博科夫在柏林的15年里，一直躲在柏林俄罗斯人的世界中，结果构造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柏林。瓦尔特·本雅明坎坷的一生里，柏林总是他的返回之地，直到纳粹上台断绝了这个念想。如今欧洲和平，柏林就成了欧洲最便宜的创意中心，吸引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大导演来制作电影，也适合许多只说不做的文艺青年在这里浪费时光。某位著名的大肚子中国艺术家在被“禁足”之前，在这里还有一个工作室。

20世纪上半叶，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种子的落脚地之一。周恩来和朱德都在康德大街上住过，朱德后来还被驱逐出境。康德大街曾有许多中国商店和中餐馆，以及一家中国学生活动中心，如今都被高档酒店和办公楼替代。柏林还短暂容纳了许多现代中国学界的耀眼星斗：蔡元培，陈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维，傅斯年和北大的同学罗家伦、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当然还有不安分的徐志摩。年轻气盛的周恩来和对政治毫不关心的陈寅恪曾在柏林的中餐馆偶遇，陈稀里糊涂被卷入一场政见争辩引发的拳战，他和周撒腿跑到餐馆老板娘的房间里躲起来，才未被打得鼻青脸肿。从这些碎片里折射的柏林，无害疯狂，活泼有趣。

你不可逆转的时间 / 陌生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 如同每日消逝的梦境 / 而我们，定居者 / 从不搅扰死者，和其他生者的安宁 / 光荣属于我们捏造的传说 / 谁比谁活得更长

经过柏林宁静整洁的墓地，就会设想：扛着整个20世纪中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和那些扛着整个20世纪德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坐在一起是会聊个不停，还是无话可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之前，我在柏林采访了许多亲历当年盛会的人物，当时我和许多对80年代有亲切感的中国青年一样，已经明了东欧和中国命运的差异。我们知道东欧的变革不会在中国重演，也认定了各个国家必须孤独地承担各自不同的命运。

但如今回头想起那些一路对谈，反倒感到孤立宿命论是另一种肤浅狭隘。被采访者中的一位，当年曾主持前东德售卖国有资产的国有信托机构Treuhand，短短时间内把大批东德国有资产售罄。在我的采访中，像所有忠实遵循资本运作逻辑的资本运作者一样，他给了很多理由，强调当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当时再敏感一些，就会看到东欧和中国命运相似之处：自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二者都不同程度地屈服于资本的无上逻辑，全球化的压倒性逻辑。而这个逻辑在中国被推到极致，吞噬着其他的逻辑，像一头老虎吞噬着自己。它既无法填补摧毁性的革命造就的精神空无，也无法平衡无节制的权力，滚滚偕行的是雾霾、污水和空洞的追逐。至于资本何以对自己的缺陷视而不见，我倒一直没弄明白。

已经离去，或正在到来 / 陌生人无休无止，敲响城门 /逼迫我们送上鲜花，雕塑和庙宇

单向空间的朋友们，正是在这头老虎的逻辑里，做着它难以吞噬的事情。在北京，他们不能算是势利眼们定义的“主流”精英，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以他们定义的北京，可以称之为北京的魏玛。1775年，当年轻而浪荡的歌德受邀来到小城魏玛，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城市青年，迟早要离开这里去征服世界。可当他来到“大城市”柏林的时候，却没有产生想象中的归属感，普鲁士贵族的势利眼挫伤了他的自尊。他余生留在魏玛，凭一己之力把它变成了一座四面大师来会的文化圣城。来自边缘的创造才能造就此世的奇迹，这是老虎唯一难以吞噬的事情。塞壬

书写的纯粹乐趣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告别，朋友们都开始思考哈维尔所说的“第二口气”—继青年的激情消散后，写作所需凭借的新动力。他们当中的一些，或多或少都找到了第二口气，我却没有。那些未能完成的书搅扰着我，像弗兰肯斯坦的残肢和一只眼球，紧紧追在身后，我却缺乏把它们组装起来的力气。一直记得诗人朋友邹波诚挚的告诫：写作要真诚，要解决“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的问题，任何一首诗都是如此。可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所需要的勇气和力气，从哪里来呢？

船长　你的水手已经 / 挣脱桅杆上的绳索 / 这些你毫不知情— / 只想着大陆之后还有大陆 / 选择无限汪洋磨炼凡人的意志 / 自以为与命运交情颇深 / 自以为是甲板的王国上最强壮的人

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已经变得像欧洲一样。问题不在于内在的分裂，而在于无法为分裂的碎片提供一条坚硬的链子。欧洲虽然世故，但并不愤世嫉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历史和未来的独特理解，都坚信自身的智慧，都耽于自身而不愿改变。我的大脑就像布鲁塞尔，礼貌地让每一个内心的成员国发言，给他们同样的权重，不愿承认一个目的高于另一个。布鲁塞尔一定会瘫痪，以平等的名义。和布鲁塞尔不同的是，我没有这里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梦想，虽然没人喜欢那里的空气，但“至少在中国做得成事情”。

是啊，要不是在中国，我当年才不会变成一个满心焦虑向首都和世界奔跑的青年。我很可能会坐在柏林的草地上晒每一通晒得到的太阳，假装关心天下大事，支持所有抽象的正义，与邻居友好相处，最大的激情就是旅行和与朋友谈论新手机品牌和音乐剧目。

有时厌恶满月的明光 / 抱怨它遮蔽导航的北斗 / 在船舱里又偷偷揉拭昏花的老眼 / 以为那是海妖的盐粒 / 向漂浮而过的万国挥舞旗帜 / 传达故国过时的讯息 / 不知自己已成宫廷中的笑柄“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托尼·朱特说。中国也知道许多事情，只不过这些知识未必都起了该起的作用。黄仁宇的发现依然是真的：官僚体系过早成熟的农业国家，因为耽于千百年来相对成功的专制管理，而压抑了许多创新的繁荣。先进的发明因为不适用于官僚机构的需求而被搁置和忽略，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再被打压，无法形成有机的自主性，无法集体提出诉求。虽然现代化的进程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但只有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宣告胜利，国家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官僚机构里的个体在内—却没有形成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和自下而上的协商渠道。中国知道的所有事情，最后都被总结为一句“皇上是最正确的”以及“就算皇上偶尔不正确，总的来说他也比任何其他人要正确”。在中国无可奈何的语境里，没有比这更让人安慰的总结了。

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单行者。他们身后是正确而坚不可摧的总结，面前却是人类对历史想象的尽头。

谁还会像我一样 / 用歌声与你谈判 / 在船舷边反复躲避你桨橹的击打 / 轻轻剥去龙骨上的凿船贝和海葵 / 引舵手避开赤道无风带 / 在港口外 夜复一夜 / 揣测你是否还会重新启航

中国的总结其实自有其生动之处，我偶尔也会被迷住。几年前，我在厦门的海边看过一场乡戏《海瑞出行》。那可真是令人惊叹，对着妈祖庙的戏台上，几百年前的剧本一字不差地上演。乡中恶霸要霸占有夫之妇瑞虾，杀其夫，夺其人。瑞虾怀有身孕，誓死不从。儿子生出来后被恶霸抢去，瑞虾扮作奶妈伺候长大。儿子娶妻之日，发现每当要亲近妻子，都电闪雷鸣，心如油煎(乱伦遭天谴)。瑞虾要告知儿子真情，但被恶霸之妻发现，造命案陷害之。命案审度时适逢海瑞出巡，瑞虾饱受一番刑讯折磨后，遇到当年抱着瑞虾女儿出逃的婆婆。婆婆将冤情告知微服出访的海瑞。真相大白，正义伸张。

那戏台上方言铿锵笃笃，十分带劲，掺着高音喇叭噼噼啪啪杂音不断。公子的成年角色刚出台，话筒却不响，只好做假动作不断敲话筒试音，白唱了一节。海瑞搀扶下跪老妇时，胡子从耳朵上掉了下来，慌忙挂回去。为向老妇证明身份，从怀里掏出皇上赐的玉玺，却竟然是个红色的政府公章……到结婚的场景时，庙里的人就要上台送个猪头，喇叭里要放一整套祝贺词，为在场所有不同年龄的人祝福。到故事高潮时，庙里的管理人员就在一旁放大型冲天炮和大卷鞭炮，炮仗蹦到观众背上弹开，而点火的男人弓着背，笑哈哈地蹦跳跑开去。

那场戏乍看来实在是个和谐之极的场景，它显然源于古典官僚体系对民间进行教化的冲动，借助民间的娱乐形式传播。但在娱乐和独立思考贫瘠的民间，这些剧目经过长期的传播，已经被误认为民间自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一场又一场反复矫正的革命和对革命的矫正，今天对民间文化的质疑已经完全不合法了，在民间文化里隐藏已久的官样文化也因而得到保护。所有清新派重新发现民风的努力，都停留在了发现这个层次上。理解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又回到了构筑下一个压倒一切的官僚体制的起点。

否则你若纵身进入我的世界 / 像经由闪电穿行 / 将大陆抛在身后 / 却将弄臣的耻笑 / 和大船的坚固藏在心头 / 给我残缺的礼物 / 像泡沫堆出心上人的幻象

在欧洲我想到的可堪对比的剧目，是在柏林歌剧院里看的《唐乔万尼(唐璜)》。现代制作的歌剧，让贵族浪子唐璜一出场就领着一串打手般的舞者。在莫扎特原剧里，唐璜算得上单枪匹马反抗当时社会秩序的英雄，但在经过民主和平权运动洗礼的现代欧洲人看来，他并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英雄。作为一个贵族，和一个男性，他的所谓反抗—也就是仗着身份赋予的自由四处拈花惹草—或许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么了不起。被欺骗的农夫，他被唐璜引诱的新婚妻子，被抛弃的贵妇，父亲被唐璜所杀的民女，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仗势欺人的唐璜。但这些受害者的角色，也都受着自己视角的束缚，看不到自己的犹疑和愚钝。

是的，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确懂得更多。

这些无用的歌曲 / 这些无用的歌曲　语言的牢笼 / 在沉默坚硬的墙壁之间 / 肉体消散 / 每个死者都带走一个世界 /你也将随塞壬的世界而去　船长 / 你何等幸运　毫不知情

一肚子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坏水的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本辛辣的《十又二分之一世界历史》，从《圣经》所说的人类始祖诺亚开始，把人类整个揶揄了一遍。最狠的章节就是大结局—人进入了天堂，每天精力充沛地醒来，在天使的帮助下，干任何想干的事。地狱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必要的宣传”，连希特勒都活在天堂的游客区里。但是在干了所有吃喝玩乐冒险之类的事情后，人依然感到不对劲，他向天使提出了上帝的问题。对话大意如下：“您需要上帝存在吗？”天使问他。“这难道取决于我吗？”人问。“是的，因为如今天堂都民主化了。我们不做预先设定，完全由人的意愿自主决定。”天使答。

人感到自己遇到了最大的麻烦，他发现自己能做的决定到此为止了。他显然不想要求见到上帝，因为这意味着上帝可能是他的要求造就的幻想。他退而求其次，想变成一个对永恒不感到厌倦的人，但天使说，这样的转换通常以失败告终，变成他人的人最后都要求变回自己，然后，他们会要求死掉。

在天堂里死掉，这才是历史的终结，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讲究共识、空气清洁的欧洲。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逃得还不够远。

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归来撰文　许知远一

哈罗德·斯特恩斯归来了。在巴黎游荡了12年后，他回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切—声誉、才华、女人、公寓……

这是充满反讽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国的青年逃离自己的国家，前往巴黎寻找传统、自由与创造力。

不过31岁时，他就主编出文集《美国的文明》，和同代的作家与学者在其中诅咒自己的国家，认定它无根、褊狭、市侩，倘若你想保持自由灵魂、体会文化的丰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欧洲。

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群美国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富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他们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不到30岁，他们中最有才华、最幸运的就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因为远离，他们重新发现了美国，而借助欧洲的现代主义视角，他们描绘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机勃勃的幻灭感、一种自怜的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轻时，我迷恋这个故事。倘若“迷惘的一代”对美国社会迅速、戏剧性的转变感到无根之痛，在巨大的商业与技术变革前陷入边缘，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的我同样如此。我反复阅读迈克·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寻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流放异乡的浪漫与归来时的荣耀。

哈罗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着探索与荣耀，而是对雄心与创造力的摧毁。他成了自己引领的潮流的牺牲品。在巴黎时，他常没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睡觉，海明威讥笑说“躺在那里的是‘美国文明’”。回到纽约后，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编辑了一本文集，却再也没能找回他失去的影响力。社会情绪早已转变，美国对欧洲的焦虑迅速减弱，大萧条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入了更极端的情绪，让他们憧憬的是苏联的试验、是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式独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点了一杯old fashion，再度翻阅《流放者归来》。这酒店名与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无关系。在20世纪初，这片凌乱区域曾是反叛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那是一个J. P. 摩根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唯有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才能对抗这强大的外在秩序。他们彼此谩骂与安慰，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倘若这仍让人窒息，他们就逃离。迈克·考利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往返。

而如今，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顿昂贵时髦的象征之一。在昏暗的灯光下，Art Deco的设计过分精致，一楼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们都有一种刻意的随意。杯中的黑麦威士忌过分爽口，毫不苦涩。我的意外不无矫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亚的味道。自消费主义诞生以来，昨日的异端总是轻易化作今日的流行。

还是说，我的这感慨本就过分矫情。反叛从不是这么浪漫，贫穷艺术家并不总占据道德与审美上的制高点，总是逆潮流。

一个世纪前，格林威治的艺术家们不仅被粗鄙的物质时代压抑，也受惠于一个蓬勃的商业文明。这个商业时代催生出人们的消费热情，现代大众媒体与娱乐就此诞生。印刷业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写作者—不管是小说家、杂志编辑、广告文案、还是编剧—都成为一种新时尚。而当他们逃往欧洲时，不仅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那样糟糕，更发现美国蓬勃的经济、坚挺的汇率，能让他们以更放纵的方式享受这个老欧洲。而当他们中的杰出者获得世界性承认时，你很难说它与美国日渐重要的国际地位无关。世界开始关心美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930年把文学奖授予辛克莱·刘易斯时这样声称：“他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融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中。伟大崭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

这评语也像是对爱默生一个世纪前的感叹的回应。这位美国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国文化能摆脱对英国的附庸，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品味。几代人之后，它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实现了。在这漫长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遗忘。很有可能，他们并非不够杰出，而仅仅是运气不佳。比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更年长一代的作家们，成长于1890年代，从未迎来他们的绽放时刻，却因时代的转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的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许更具普遍性。如今想来，《流放者归来》记录的荣耀而不是挫败，才是击中我的原因，没有日后的荣耀，这挫败会显得过分窒息。但历史中的基调却是挫败。

挫败却激起另一种回想。在“迷惘的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说家们，世界开始兴奋于美国人怎么感受，却还没准备严肃对待他们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涌来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被这个国家的浅薄所震惊。直到1960年代，这种状况才因“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而改变—美国人也能为时代提供崭新的分析。哈罗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遗忘的先驱者。二

对于纽约，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个城市自然迷人，自从1930年代以来，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与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别的国家与文化的流放者们的梦幻之地—你逃避家乡的逼仄，赢得新的荣光。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放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或是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80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驱使他们获得成功的除个人的创造力外，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的灾难，然后是戏剧性的崛起，把他们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合作。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艺术与世界性的财富从来就结为一体，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正代表财富的新潮流。

但他们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小部分。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是另一种命运，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他们与这群中央的艺术家是同代人，他们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戏剧性地逆转。但他们从事的事业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空洞口号中，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 Arias曾这样写道。他目睹了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就必须自我流放。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了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只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但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太过功利性了。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与恐惧本身的价值。

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征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但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偷去的隐私

撰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翻译　彭颖《圆圈》(The Circle)是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第十本小说；“圆圈”一词本身也相当吸引眼球。

艾格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备受赞誉的《惊人天才的伤心作》。这是一部半虚构传记，讲述了艾格斯在父母死后是如何艰难地抚养年幼弟弟的。当时，他已经积极投身连载漫画的创作，开始创办小型杂志，并在处于萌芽期的网络杂志上写专栏。接着，他开始了全方位的发展，包括创办麦克斯韦尼(McSweeney)杂志和出版社、《狂热分子》(The Believer)月刊、青年教辅慈善机构“826瓦伦西亚”(826Valencia)，以及“学者结对”(Scholar Match)组织，帮助旧金山湾地区穷困失学的孩子们找到相应的捐赠者。

此外，他还广泛涉猎写作：戏剧剧本、新闻报道，以及书籍。其中两本书是直击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是非洲和美国—《什么是什么》和《泽图恩》。另有一本小说名为《国王的全息图》，以一个悲情推销员的视角讲述了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日渐削弱。艾格斯的才情自然喷涌而出，正如人们对《圆圈》的期待那样，他在书中展现出了众多的创意和设想。

对《圆圈》而言，观点的涌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算是一本有关观点的作品。那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关于隐私的社会建构和解构观点，关于日渐盛行的公司对隐私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西方民主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信息的传播是极具力量的，过去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报的经营者都深谙此道。秘而不宣的信息和大方宣布的内容同样具有影响力，而到底谁能当众说谎同时瞒天过海，这完全是由把关者说了算。因此，在网络时代，编码者掌握着通往信息王国的钥匙。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一位先驱，最早探索各类媒体对我们集体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详情参见他的两本书—《古腾堡星系》和《理解媒体》。即便在互动式技术还没得到充分开发的当时，他还是指出来，“地球村”的居住体验或许不会令人愉快，甚至可能给人一种幽闭恐惧般的感受。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预言了公众言论的严酷。而现在经由互联网，它的力量更会被无限放大。《圆圈》背后的隐忧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最近，线上线下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都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米沙·格伦尼(Misha Glenny)在《超级黑帮》和《黑市》中滔滔不绝地论述网络盗窃和其他网络犯罪问题。《黑色代码》中，罗纳尔德·戴伯特(Ronald Deibert)详细论述了各种有关民主和隐私的网络盗窃行为。2012年，凯瑟琳·洛丝(Katherine Losse)出版了回忆录《孩子王》，逐年记录Facebook的早期发展，并质疑人们对个人信息公开的欲望。

因此，艾格斯举起了一面艺术之镜，投射出“真实”的世界，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身边各种潜在危险。但是，《圆圈》既不是宣传手册，也不是分析报告，而是一本小说。正因为是小说，所以它往往会讲述有关个人的故事。在类型上，小说带有“梅尼普讽刺”的性质；与社会讽刺不同，它更多地将道德缺陷视为理性的堕落，而不是性格上的瑕疵。此外，书中还有大段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通过一轮轮貌似理性的问答，操纵核心人物，让他们表现出合乎逻辑的怪诞行为。

有人会把《圆圈》称为“反面的乌托邦”，但是，在这个假想的美国世界，没有出现奴隶制一般的暴政。事实上，热心的居民在不遗余力地改造着这个世界。灾难并没有接踵而至，星球也没有爆炸，甚至连明显的气候变暖迹象都没有。相反，这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乌托邦，满眼舒适的绿色，一派祥和景象，资源得到回收利用，一切都是有机产物，人们相互表达着喜爱之情；但是，这个蕴藏着虚拟共享和关照的新世界，却也同时孕育了恶魔。

书名《圆圈》取自社交媒体公司“虚拟西海岸”，它融合了很多公司特质，比如谷歌、脸书和推特。书中记述了女主角梅宝莲(Maebelline)在“圆圈”公司的起起落落，主角名字很像睫毛膏品牌“美宝莲”，意寓着面具和表演(《圆圈》中的命名都是有含义的，因为作者对角色都赋予意义，有些人甚至会在网上为自己搜寻新名字)。人们一般把梅宝莲昵称为“梅”，经公司一位老员工宣传，变得众人皆知。她为“梅”开了一个Zing账户，作为推特、短信和其他沟通形式的合成体。“我给你的账户起了个名字。”吉娜说。“梅之日(Mae Day)。就像战争纪念日一样。不是很酷吗？”

梅对此不敢苟同，她不记得哪个节日是这么命名的。

艾格斯先生真是机智！实际上，没有哪个战争纪念日叫作“Mae Day”，但是，源自法语的“Mayday”却代表了一种绝望的求救信号。“May Day”曾是异教徒的春季庆祝日，19世纪演变为“劳动节”。后来，“May Day”又成为斯大林时期的阅兵日，其间秘密警察尤为活跃；奥威尔的《1984》曾对此大加嘲讽，而这部作品也经常在《圆圈》中有所投射。梅宝莲，网上昵称“梅之日”：一款化妆品，一串求救信号，一个极权主义声明。对此，读者会觉得有必要竖起大拇指。

最初，梅的生活方式也无伤大雅。和很多女孩一样，她必须经历属于自己的一份磨难。她在加州老家的镇上一家燃油气机构做一份无甚光彩、廉价且无前途的工作，因为大学的助学贷款已经快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接着，她毫无生气的生活被大学室友、现任“圆圈”公司高管安妮改变。同样，安妮这个名字也意味深长：安妮们会令人想到一个扛着枪的人物形象，这人枪法不俗，满脸掩饰不住的嚣张气焰、神采奕奕，和男孩无异；她们是《孤女安妮》中的小女孩，勇敢无畏，受到沃巴克斯爸爸的悉心保护，而他本人又极为仗义疏财。而这本书中的安妮，是个好奇心颇重的小女孩，外表阳光，行为古怪，穿着男式法兰绒裤子，在大学里无精打采地晃荡。不过后来，她拿到了斯坦福的MBA学位，应聘进了“圆圈”公司，从此热气球般一发不可收拾，受到万众艳羡。

安妮来自一个象征着金钱和地位的阶级—她的祖先乘“五月花”号而来，与“劳工日”毫无瓜葛—但是，爱翻白眼的安妮从没有真正倚仗过自己的贵族身份。面对身份略显低微的梅，她的优越感丝毫未减；而梅自从来到“圆圈”，就对安妮充满感激，不敢相信自己真能置身此地，在她眼中，这家公司代表了唯一能撼动世界的力量。但是，正如读者预期的那样，这个如今还眼花缭乱的女孩必将目睹一场如《彗星美人》情节般的女生之间的恶斗风波。

小说开头，艾格斯就设置好了场景和选手，正如游戏玩家为比赛铺开游戏板一样。我们发现，“圆圈”公司由三大巨头经营，他们被称为“三大智者”。正如梅尔维尔的“皮廓德号”捕鲸船和斯蒂芬·金的“瞭望酒店”一样，“圆圈”也是一个包含着实体环境、金融系统、戏剧人物和情感纠葛的大综合体，力图展现真实的美国，或至少美国局部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三位智者，和梅尔维尔笔下的三位猎叉手一样，是有象征意义的。

泰勒·亚历山大·戈斯波迪诺夫(Tyler Alexander Gospodinov)，人称“泰”，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青年才俊，是“圆圈帝国”的缔造者。他发明了“真你”(TruYou)系统，无需密码、虚拟身份验证。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想接管这个世界，而是希望事情能变得更简单、更透明。他的名字中意义感最强的是“亚历山大”—当然影射了亚历山大大帝，不过他也有悲情一面，因为没有其他世界等待他去征服了。泰是个神秘莫测的角色，除了荧幕上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头像，大家几乎没法在公司里见到他本人。“圆圈”公司，自称要给予所有人、所有事完全的透明，却依然存在这样一个藏在阴影里的角色，而且没人知道他下一步要计划什么。

第二位智者是埃蒙(“富足的守护者”)·贝利(联想到电影《贝纳姆》)。身为圣母大学毕业生，他是公司里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角色，也是兼有耶稣会信徒温婉形象的表演者。“所有人都喜欢他，”安妮说，“而且我觉得他也确实喜欢所有人。”这句“我觉得”应该会让“梅”踌躇，不过她没有。

第三位智者是汤姆·斯坦顿(Tom Stenton)。文学作品中，汤姆这个角色往往是顽皮、喜欢挑战陈规的，比如大拇指汤姆(Tom Thumb)、小猫汤姆(Tom Kitten)、汤姆·布朗(Tom Brown)和汤姆·琼斯(Tom Jones)；也可能是童谣里的偷猪贼，或《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腰缠万贯的恶棍，或者也可能是顽劣、邪恶的天才，如《鬼马小汤姆》和《哈利·波特》中的汤姆·里德(Tom Riddle)。而“汤姆”再加上一个“斯坦顿”(意寓“石头堆砌的围墙”)，就很可能是个硬角色。所以，正是这位鲨鱼一般的CEO汤姆，沉迷于金钱和权力之争，不断引发公司的战争，不给对手留余地；他的一双眼睛，据书中描述，是“没有表情，无法读懂的”。

三大巨头领导下的，就是公司的内部核心成员，被戏称为“四十人帮”：在《圣经》中，四十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诺亚方舟在洪水中漂流了四十个日日夜夜，摩西在荒野中流浪了四十年，而耶稣在受到恶魔诱惑、用灵魂换取整个世界时，正处于四十天的斋戒期内。“四十”意味着一段历炼和检验的时间，充满了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而整本书中，受到历炼和检验的，不仅仅是梅，也包括了安妮。

这些就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当然，还有一些无足轻重的过客，甚至“游离”于系统之外的人—那些各怀私心、想尽办法进入“圆圈”的局外人。“大鱼吃小虾”，在公司大佬们眼中，他们不过是吃食而已。没错，如果整个公司是社会的大寓言，有关海洋生物的隐喻则将其推上了高潮。“圆圈”公司有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可见并不是无意义的摆设。

接着，让我们看下公司的内部环境，或者说“园区”；书中花了大量笔墨铺陈这里的迷人景致：时尚生活杂志的读者会对这些修饰辞藻分外垂涎，并由此联想到实际生活中类似“园区”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圆圈”公司的安保墙内，是一片绿植、办公楼、喷泉、艺术品和休闲场所的天堂，员工寝室也极尽奢华，满足那些需要挑灯夜战的员工需求。注意，加班甚至都不是出于“压力”，而是一种“愿望”。餐厅持续供应美味且健康的饮食，公司派对令人眼花缭乱，另有一间样品展示间，陈列着制造商们迫不及待提供的样品，希望“圆圈”公司的潮流领导者们选用并测试。

公司办公楼以各个历史时期命名：黑暗时代、文艺复兴等等。(如《1984》中说，控制过去的人也将控制现在，控制现在的人也控制着过去。)艺术家们(不管是忍饥挨饿的，还是名声显赫的)被召唤来表演余兴节目，正如中世纪的行吟诗人，或者腓特烈大帝殿堂内的伏尔泰；因为这样的公司就相当于现代版的王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爵府。顺便一提，“圆圈”公司内有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藏品，由贝利悉数收集，此人虽然面上亲民，却是个不容小觑的“鉴赏家”。藏品中很多已经上了年代，比如皮革包边的古书和绿色的阅读灯，都是从失意的所有者手中获得—资本家们失去的，我们收集起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金碗》中，有个叫亚当·维沃的角色，既是富庶的金融家，又是艺术品收藏家。如果你觉得贝利多少有点维沃的影子，确实没错：金钱或许可以买到过去，并且让人为此而沾沾自喜。

这座宫殿式建筑是全玻璃建造的，表面上看，非常符合“圆圈”公司有关“透明度”的宗旨——所有人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对其他所有人开诚布公，这正是“圆圈”的宗旨。为此，我们要感谢那些聪明的脑袋瓜设计出各种项目和小玩意儿：比如可安插在任意地点的微型摄像头(从此不再有强奸等暴行！)，在儿童骨质中嵌入芯片(从此不再有儿童绑架案发生！)。既然如此，难道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拒绝这些“善举”吗？住在玻璃房子中的人们，不仅不该相互扔石子—他们根本连石子都找不到！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如果你没什么好隐藏的，干吗对此抓狂？

但是，假如当真是玻璃建筑，或者类似的冰体建筑，是很难让人放心的。玻璃办公楼就是一个镜子大厅，走着走着就可能迷路；要么，它是可轻易溶解或打碎的幻象；要么，就好比一间囚室，随便谁都可以不经允许地看到你在做什么。这一点，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五号屠宰场》中所描述的特拉法马铎星球人囚禁比利·皮尔格里姆的玻璃笼一样。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在1924年出版的小说《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的先驱》中也描述了一个玻璃建筑，而其中那些极权主义警察可以每时每刻监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不消说，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看到世间一切人和事物，是《圣经》中上帝的特权，或者间谍和检查机构的职责；当然，窥阴癖患者也深爱此道。

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我们似乎能联想起安徒生童话中冰雪女王的宫殿；在她的宫殿中，心都是冰封的，冰冷的女王用魔镜来统治她的王国，而有关“永恒”的谜题又必须依靠爱来解答。我们还可以想到柯勒律治(Coleridge)的长诗《忽必烈汗》中所描述的“堂皇而愉悦的穹顶”，“那用冰谷建造的阳光充足而令人愉悦的穹顶”。诗人幻想用艺术来再现寓言中的这一建筑，但是其他人却看到了其中隐藏的邪恶力量。“在他周围编织起三股圆圈。”他们唱道。这编织的圆圈是为了把人们从他身边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着了邪魔；用现代话来说，就好像他喝了“酷爱”饮料，然后，完全忘乎所以。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圆圈”。读者和主人公梅最早认识“圆圈”，都是通过公司Logo。首先你可以在书皮上见到这个很亲切的符号，接着，通过梅的眼睛看到：“虽然这家公司成立不足六年，但是，它的名字和Logo—一个圆圈环绕一个编织网格，中心一个小c认证标志—几乎已经在全世界无人不知。”在不熟悉的人看来，这个标志简直就像一个窨井盖。我当然希望艾格斯的想法是：这个光碟一般的标志，暗示着月亮，或太阳，或曼陀罗—象征宇宙的、有着宗教意味的闪耀的物件—但是，如果它暗示的是通往冥界的黑暗通道，或许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圆圈标志或许是艾格斯对谷歌“圆圈”玩的小把戏，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圆圈，作为一个远古标志，有着众多象征意味。神圣的圆圈—埃及的太阳，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曾如此描述，“永恒在眼前展开 / 宛如一轮纯粹、无垠的光束”；假如我们没想到这层，埃蒙·贝利的私人办公室顶上，你也将看到一片光洁如新的玻璃顶，顶上“无数天使排成很多个圆圈”。贝利自己也曾这样谈到圆圈：“圆圈，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图形，什么也无法比拟，也无需任何修饰，因为没什么比它更完美。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完美。”如果你和贝利同样有着天主教背景，可能会警惕，他这么说已经接近异端邪说，因为完美只能存在于上帝一个人身上。他也应该意识到，圆圈也可能是邪恶的：但丁笔下的地狱就是九层圆圈。或许他内心其实知道，只不过忽视了。

随着故事的推进，“圆圈”公司从光鲜亮丽变得越来越黑暗。最初，从梅的视角看来，这个地方简直充满着神奇：

美国其他地方……与此相比，简直像处于发展进程的一团混沌之中。“圆圈”之外的世界，一切都那么嘈杂、煎熬，充满失败、污秽。而这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最优秀的人类创造出最好的系统，而最好的系统可以获得金钱回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这里成为了最好的工作地点。梅想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毕竟，除了乌托邦的居民，谁还能建造出乌托邦呢？

可如果这真的是乌托邦，为什么大部分时候梅都感到焦虑？没错，她负责的“用户体验”工作压力巨大，需要她不断地回答问题，发送“笑脸”和“皱眉”—“圆圈”中相当于“喜欢”、“不喜欢”、“收藏”的图标—给其他网站和账户，处理雪崩一般的信息，并跟踪其他员工的“邀请”，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花费所有的时间“参与”其中。但是，她最主要的恐惧还是担心会被赶出圆圈之外：她竭尽所能生存下来，不时担心自己给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她时刻在想，我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肯定？因为各类信息、Zing系统、“笑脸”和在线观察者都将对此给出评价。我的成绩是否合格？“圆圈”中的社交礼仪，就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刻画的那么精细：你回应Zing的速度，或者你说“好的！”这句话的语气，都可能产生巨大差异；假如错过某人举办的主题派对，几乎意味着致命的怠慢。你的每个选择都会被跟踪、评价，每次“审美”都会被无情指摘。19世纪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就能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糟糕的品位等同于道德上的冒犯，而年轻的“圆圈”人都对此教条深信不疑：所以，要想被解雇，没什么比穿一条差劲的牛仔裤上班来得更快了。乌托邦，貌似更像是高中，只不过，作业似乎更多。

正如故事中有三位智者，同样地，也有三个不合格的前男友：一个貌似循规蹈矩的手淫者，想要把自己和梅的性爱录影带传到网上；第二个是时运不济的艺术家杰米尼·克里克特(Jiminy Cricket)，出于先前的经历，让她警惕“圆圈”体系内的非真实性和固有的极权主义；第三个是个神秘人，年纪较大，在性方面有很强的控制欲，时隐时现，就像《剧院魅影》中的“魅影”一样。而这第三个人也扮演着恶魔情人的角色，给“圆圈”的阳光而欢乐的穹顶带来一层阴霾，也让梅看到了男人内心无数的黑洞。在这本书中，地下河道洞穴中有很多红色的箱子，而其中就储藏着所有人的数据档案—称之为“灵魂”。这个神秘人在书中名叫卡尔顿(Kalden)，不是真名，在藏语中意思是“黄金年代”。所以，或许作者想表达的是：黄金年代已经一去不返。

艾格斯在书中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创造力和热忱。情节曲折蜿蜒，脚下的陷阱随时可能打开，语言风格也灵活恣肆，寓意时时呈现。他这么有才华，居然没有被猎头发掘，效力于品牌创意公司？书中有些设想，甚至比现实中的更合理、更妥善。但是，你可别指望能在《圆圈》中找到契诃夫风格的影子，或者期待主角们都能展现丰满的个性、颇有层次的内心世界：说到底，这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本书是休闲娱乐读物，只不过对读者有些要求：希望读者可以像故事中主角们那样，设身处地思考。有些情节颇为有趣，有些情节可能令你大吃一惊，也可能两者兼备。它就好像你做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正在众人面前演讲，猛然一低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台上。

本书涉及的方面还有很多：到底谁有权利在何种情况下窥探谁的生活琐事？如果所有人都有办法知道所有事情—就是说，你无时无刻不处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那么，除了性事和盥洗的空间和时间，我们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当然，不久人们也开始在厕所小隔间里做爱，虽然文学作品或者你不了解的生活圈子中早有此例。私人交流也被逼到厕所里，而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他们的电子邮件都可能处于监视之下—还有谁比“圆圈”中的人更了解潜在威胁呢？—于是，他们似乎不得不采用一种极其可悲的石器时代技术：在他们鄙夷的介质——白纸上，潦草写下一些古旧的、符号式的内容来传达信息。

但是，除了一些几近滑稽的“发现瞬间”—其中就有一个，由故事中角色们发现，称为“信息过剩”—艾格斯还有一个(或几个)更为严肃的写作意图。他想提醒我们，致使我们被盲目引领走下坡路的，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不是什么邪恶意图(他本人和故事中的角色，都展现出众多美好愿望，因此他有权这么说)。另外，他或许也想审视一下，监视和被监视的本质。

据说，婴儿能认出的第一个图像，就是一个凝视他的面孔。这是最初的交流模式。人类的凝视，即便缺乏生气，也会在爱情诗歌中大加赞颂，而如果是空白、充满敌意的凝视，则会产生生理上的恐惧感。谁可以看谁？可以看什么？这不仅体现了父母从小的教导“不要盯着别人看”以及儿童时期颇感胁迫的“你在看谁”。其实，还体现了很多其他的人类行为方式，从着装要求到电影的PG级标签，再到针对偷窥狂的立法。“别当众出丑！”小时候，家长都会这么教育子女；但是在“圆圈”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必须随时随地站在镁光灯下：拒绝就意味着自私，或者，如贝利让梅渐渐领悟到的，隐私已经完全被窃取了。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总有些表演成分在内，正如人类参与的其他一切“社交”活动一样；但是，如果这片灯火通明的区域无限制延伸，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任何安全的空间，可以摘下假睫毛，“放任”我们自己展现出不完美、乱糟糟的一面呢？如果必须每时每刻“待在场上”，我们会怎么样？若真如此，我们会成为被24小时监视的囚徒。完全生活在公众视野中，意味着一种全新形式的单独监禁。

在“圆圈”的世界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最优秀的人类创造出最好的系统，而最好的系统可以获得金钱回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这里成为了最好的工作地点。但“圆圈”也可能是邪恶的：但丁笔下的地狱就是九层圆圈。

访谈

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金安平访谈

金安平：这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思想史，在长大的过程中，受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1962年，我们全家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父亲在成功大学教建筑学，他是一位非常会讲课的老师，又很会讲故事。到了美国他先是去研究院，但为了抚养一大家人，我们四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他后来就去了建筑事务所工作。那时候他晚上工作还是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历史和传说都有，鬼故事也有，包括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他最喜欢的书是《庄子》，他把其中的故事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其中的问题。

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受的是很严苛的日本式教育，只要考试不好就会被打，甚至带着一点虐待。我们一位英文老师，打学生打得十分之狠，1990年代我再回台湾，碰到另一位同学，还聊起这件事，这也变成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记忆之一。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数学被训练得非常好。《单读》：那时候为什么举家搬迁到美国去？

金安平：父亲当时在台湾教书，他十分喜欢教书，喜欢把新颖的知识体系和视野带给他的学生。受到他在宾州大学时的老师影响，195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台湾教现代建筑设计，他也是第一个介绍所谓的“现代建筑”给台湾建筑系学生的人。他编辑的建筑杂志也是一流的。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名声很好，其中很多建筑系毕业生都是父亲的学生，有些现在七八十岁了，还在开建筑事务所。

父亲离开台湾，有些人认为是他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他的想法太激进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在台湾政治解严前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人说他是亲右的，其实父亲根本不区分亲左亲右，他是一个跟着庄子走的人，根本没有派系和党别的概念。他最恨这种压制，后来很多人说是因为这样我父母才离开台湾。

但是我问父母，他们说完全是因为孩子。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台湾体罚孩子的教育方式太不人道，太惨了，美国是另外一种宽松的教育方式，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台湾教书收入有限，而当时家中的经济负担很重，四个姐妹要生活、念书，压力很大，而在美国，无论是教书还是进建筑设计事务所，经济压力都会有很大的缓解。

到了美国，我发现我功课最好的就是数学，他们的数学课对我来说完全是开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于英文，也因此特别喜欢英文。那时候我对历史课反倒无所谓，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太好。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教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只讲南方都是对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输了战争的事实，讲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时，就会说北方人非常可恶。1960年代我上中学，橄榄球赛时升的还是南方的国旗(现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唱的是Dixie’s Land，也不是美国的国歌。那个时期中学英文教的都是英国和美国文学，我对英语文学特别有兴趣，放学后就和父亲讲爱默生，说他比庄子要好，和父亲辩论。父亲很喜欢我对他的这种“挑衅”，正是通过这种和父亲的论战和“挑衅”，才帮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我们姊妹读大学时，父母也完全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美国的亚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读科技，学法律，学商科，等孩子进入大学发现了历史之魅，发现了文学之美，执意转行，有些父母就会很不高兴。美国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一个人应该思考要怎样度过一生。我上大学时选了数学，但上了微积分、抽象几何的课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读数学的材料，反而跑去旁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申请研究院的时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请了中国文化思想史。《单读》：您的爷爷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1943年曾与李济、傅斯年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史学会，其《中国史学史》是国内史学史研究发端之作。这样一位赫赫名望的长辈，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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