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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伦•甘地（Arun Gandhi）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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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是生命给你最好的礼物试读：

那年，我们一家人从南非去印度看望祖父。他是世人尊崇的圣雄甘地，但对我来说，他更是那个父母常挂嘴边的慈祥祖父。从南非到印度的旅途遥远而艰难。火车从孟买出发，拥挤的三等车厢隔间里充斥着烟味和汗味，十六个小时的车程在列车引擎飘来的浓烟中度过。等火车在沃尔塔站停下的时候，我们都已筋疲力尽，但总算逃离了漫天的煤灰，吸上了一口新鲜空气。

早晨还不到九点，太阳就很晒了。火车站仅有一个月台和一间站长室，还好父亲找来一个穿着红长衫、系着缠腰布的搬运工帮我们提包裹，领我们到坐马车的地方。父亲把我六岁的妹妹艾拉抱上马车，让我上车坐在妹妹旁边，他和母亲则在马车后面跟着我们。“那我跟你们一起走路。”我说。“路那么远，得走十来公里呢！”父亲对我说道。“这算什么。”十二岁的我坚持不坐马车，想在父母面前表现得成熟老练一些。

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太阳越来越晒，从火车站出来两公里不到，四平八稳的马路就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泥路。很快，我便累得汗流浃背，满身是灰。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现在反悔，爬到马车上去。家规决定了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做到言出必行。所以这并非我死要面子，规矩就是规矩，我必须走完全程。

走了许久，我们总算快到祖父在赛瓦格兰姆的静修院了。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从千里之外赶来，目的地竟是印度一处偏远贫穷的地界。我一直以为，给世界带去爱与美的祖父肯定住在一处鲜花遍地、水瀑绵延的世外桃源。而现实并非如此，这个地方干燥、多尘、渺小，只有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和一方公用的黄土地。难道我千里迢迢赶来就是为到这样一个荒凉之地？我心想着至少也得有个欢迎会，可几乎没人注意到有人来了。我问母亲，“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一间简陋的土房子里坐下，我洗了个澡，搓掉脸上的泥垢。在这之前，我只见过祖父一面，那时我才五岁，现在已难忆起当时的场景。如今即将再次见到祖父，我突然紧张起来。父母三令五申，嘱咐我们在祖父面前恪守礼节。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祖父，他是有身份的人。远在南非的人们也都景仰他。于是我就幻想，祖父静修的地方必定是一座精致的宅院，肯定有一堆仆人守候和照顾着他。

我又错了。迎接我们的不是什么宅院，而是另一座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我们走进房里，踩着泥地穿过走廊，来到一个不过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这便是圣雄甘地的栖身之所。房间角落里，那块薄薄的棉垫上坐着的，就是我的祖父。

后来我才知道，这间土房子还迎接过特地前来与祖父商谈国是的各国元首。年迈的祖父已经没有牙齿，看见我们来了，露出满意的笑容，招呼我们往屋里走。

我和妹妹随着父母来到祖父跟前，准备行印度传统的跪拜礼。但还没等我们跪下，祖父就将我和妹妹一把搂入怀里，抱着我们不肯放手。他亲吻着我们的脸颊，逗得妹妹咯咯直笑。“你们一路过来很辛苦吧？”祖父问道。

我难掩心中的激动，对祖父的敬畏让我简直快说不出话来，“祖父，我从火车站一路走到了这里。”

祖父眼睛一亮，笑着问我，“真的吗？爷爷为你感到骄傲！”说完，祖父激动地在我脸上亲了又亲。

我顿时感觉被爱包围，能够拥有祖父无条件的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不过，祖父给予我的远比疼爱更多。

在静修院停留几日后，父母和妹妹便去印度其他地方拜访我母亲的家人。而十二岁的我留了下来，而且一待就是整整两年。我与祖父一起生活、出行，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一个走向成熟的少年。在这两年里，我从祖父那里学到了太多，也是祖父的教导与训诫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祖父有一台手摇的纺车。在我眼里，祖父的人生是一条由故事和教诲构成的金线，这条线穿梭于一代又一代人中间，织出一张坚实的网，支撑着我们的生命。很多人都是从电影里了解我的祖父，由他发起的非暴力运动进入美国后，唤醒了美国民众的人权意识。而我看到的甘地是一个温暖慈爱的祖父，一个努力培养我成才的长辈。他一直激励着我和其他更多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是真正为民生疾苦所动，而非坐而论道。他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过他想要的生活。

如今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听从祖父的教诲。如今的世界充斥着愤怒，祖父若亲眼看见，一定会感到不悦，但他不会因此而悲伤绝望。

天下是一家。

祖父一直说，“天下是一家。”危机和仇恨是祖父那个时代的主题，而他的非暴力理念却帮助印度获得解放，成为全世界推广人权的典范。

现在，仇恨并未消散，人类必须停止自相残杀，去解决真正的危机。大规模枪击和致命的爆炸在如今的美国已然成为新常态。警察和游行者无辜枉死，儿童在学校和街上被害，社交媒体成为仇恨和偏见的平台，政客煽动民众滋事。

祖父倡导的非暴力并非以消极和软弱处世。与之相反，非暴力崇尚用道德武装个人，以社会和谐为己任。在非暴力运动开始之初，祖父想让人为这场全新的运动取名。有人提议用梵语中的sadagraha，意为“坚持善行”。祖父之后将其改为satyagraha，意为“坚信真理”。后来有人译为“灵魂之力”—唯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真正地赋予我们力量去改变现实、改造社会。

我们现在急需的正是这样一种坚信真理的精神。祖父发起社会运动，促成政治变革，解放上亿印度人民。但更重要的是，祖父想要告诫世人：我们可以放弃暴力，通过爱和真理达成理想和目标。我们只有放下猜疑，相互信任，积极勇敢，才能大步向前。

祖父不喜欢给人分群，贴上标签。尽管他对宗教笃信不疑，但他坚决反对任何宗教对人的疏离和割裂。在静修院，我们每日清晨四点半醒来，为五点的晨祷做准备。祖父阅读过不同宗教的原典，他的祷告便取自所有这些经书。他认为任何宗教都掌握有一定的真理，但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掌握全部和唯一的真理。

祖父反对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支持国家和人民独立自主，致力于传播爱与和平，却因此被囚禁六年。祖父倡导的和平和团结威胁着许多人的私利，于是他们把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好友摩诃德夫·德赛全部关进监狱。德赛于一九四二年因心脏病突发在狱中去世。而祖父深爱的妻子卡丝特芭也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祖父怀中离世。三个月后，祖父出狱，茕茕孑立。翌年，我来到祖父家里，他决心教导我如何为人处世。

与祖父生活的两年于我于他都很重要。那时，印度已经成功独立，但暴力和分裂仍旧猖獗。祖父在世界舞台上指点江山，而我则努力地改变自己，控制情绪，发掘潜能，认识世界。我一边见证着祖父改变历史，一边聆听着他对我个人的谆谆教导。一切都是为了实践他的人生理念—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

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

在暴力和仇恨甚嚣尘上的当下，我们急需改变。但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们却感到很无力。现代社会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一千五百万美国儿童和上亿世界儿童仍食不果腹，而富足的人家却不知节俭，铺张浪费。印度北部一个小镇的右翼法西斯分子最近毁坏了祖父在当地的雕像，并且扬言：“你们就等着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吧！”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般疯狂的行径。

祖父在世时已经预料到如今的混乱形势。就在他被害前一周，有记者这样问他，“如果哪天您去世了，您的理念将会何去何从呢？”他伤感地答道：“我活着的时候，人们追随我。等我死了，人们纪念我。但我的追求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追求。”祖父的追求正是我们的追求。他的智慧体现于日常细微处，却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祖父的人生哲学从未过时，正是现代社会症结的一剂良方。

祖父用抽象的真理和具体的指导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现在轮到我们把这些教训投入现实生活中去了。

祖父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希望你也能从中获益，重获平静，找到人生的意义。第一课化愤怒为力量

面对暴力与仇恨，祖父总是回以爱和原谅，这般谦和大度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祖父从不被愤怒冲昏头脑，而我却做不到。身为印度人的后代，在种族意识极强的南非长大总免不了被白人孩子攻击不够白，被黑人孩子嫌弃不够黑。

某个周六的下午，我走去买糖吃，路上经过白人居住的区域，正好让三个白人孩子逮个正着。一个孩子打了我的脸，另外两个孩子见我倒地就开始踢我，边踢边笑。他们打完就跑，生怕让人看见。那时我才九岁。翌年，印度教举行一年一度的排灯节时，家里人都在镇上与朋友欢聚。在赶去那边的路上，我在街角撞上一群年轻的黑人。其中一人在我背上狠狠地打了一棍，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是印度人。我强压着怒火，想为自己报仇。

为了报仇，我开始举重，锻炼身体。父母眼看我跟人打斗不断，内心相当绝望。他们是祖父派来传播非暴力思想的使者，却有一个乖张戾气的儿子。他们想尽办法让我平静下来，却都无济于事。

然而，暴怒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牢骚满腹、报仇之心反而让我变得更弱，而非更强。父母希望与祖父待在静修院能助我化解戾气，学会更好地控制情绪。我也希望如此。

我与祖父初见时，便为他的沉稳与安定所折服—无论别人言辞如何粗鲁，他都岿然不动。我决心要以祖父为榜样，并且有了些许进步。父母和妹妹离开后，我在村里遇上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们就在一起玩了。他们拿一个网球当足球踢，我用石子在地上摆出球门的形状。

我喜欢踢足球。这些孩子从一开始就取笑我的南非口音，但我见识过比这更过分的，所以便忍了。然而在快速进行的游戏中，我只顾追着球跑，不料被一个男孩故意地绊倒了。这一绊，我整个人都摔到硬地上。受伤的不只我的膝盖，还有我的自尊—我心跳加速，愤怒在脑海中疾驰，心里只想着如何报复。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站了起来，怒不可遏。我举起手，想朝着那人恶狠狠地扔过去。

但脑海中有个声音轻轻地说：“别这样干。”

我扔掉石头，跑回静修院，向祖父哭诉这一天的经历。“祖父，我太容易动怒了。我该怎么办？”

祖父一定对我失望透顶了。但他没有发火，反而拍着我的背说：“来，带上纺车和棉花。”

我一到静修院，祖父就教我怎么用纺车。早上一小时，晚上一小时，心就能平静如水。祖父喜欢一心多用，他经常一边坐着说话，一边用手纺纱。我听他的话，摆好了纺车。

祖父笑了笑，纺着棉花，打开了话匣子，我坐在一旁听。“我给你讲个故事，”他说，“曾经有个男孩，岁数跟你差不多，动辄发怒泄恨，好像全世界都跟他对着干似的。他接受不了别人看问题的角度，所以一旦别人跟他意见不合，触怒了他，他便勃然大怒。”

我隐隐地感到，祖父说的好像就是我，不知不觉听得更加认真了。“某天，他在跟人打斗的过程中，意外地杀了人，”祖父接着说，“盲目的冲动夺取了一条生命，也毁了一段人生。”“祖父，我保证会改的。”说这话的时候，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改，但我绝不想因为自己的愤怒而戕害了他人的性命。

祖父点头说道：“确实要改，你父母跟我谈过你在家的表现。”“我错了。”我差点哭了出来。

但祖父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从纺车后面看着我，“被激怒并不总是坏事。愤怒，或者说愤懑，其实也是一种动力。我就经常感到愤愤不平。”祖父转着纺纱轮说道。

我根本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从没见过您发怒。”我回复道。“因为我学会了化愤怒为力量，”他解释道，“愤怒之于我们正如汽油之于汽车—给我们动力，推我们前行。愤怒能激励我们主动出击，做出改变，寻求正义。”愤怒之于我们正如汽油之于汽车—

给我们动力，推我们前行。

愤怒能激励我们主动出击，做出改变，寻求正义。

当祖父还是个孩子时，他在南非也遭到过歧视，受人欺侮，他当然也很愤怒。但他后来明白，报仇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便以德报怨，用善良回应愤怒和仇恨，以怜悯对抗偏见和歧视。他相信真理与爱的力量，而报仇毫无意义，只会蒙蔽人们的双眼。

原来祖父并非生来就与人为善，如今受人敬仰的圣雄甘地也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在他还处在我的年纪时，祖父偷了父母的钱去买烟，跟其他孩子厮混。等他与我祖母在十三岁完成包办婚姻，家里也是争吵不断，祖父甚至都曾想把祖母从家里扔出去。但他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他开始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也能学会吗？”我问道。“你不是正在做着吗？”祖父笑着说。

我纺着棉花，心想着如何化愤怒为力量。我肯定还会感到愤怒，但我不必把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应该朝着积极有益的方向走。就像曾经愤怒的祖父，现在正平静地追寻着南非和印度的政治变革。

讲到如何把愤怒转化为积极的能量，祖父拿眼前的纺车举了个例子。几个世纪以来，织布都是印度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而如今英国大型的纺织厂从印度收购棉花，回国加工后又以高价出口到印度。印度人民不服气，他们衣衫褴褛，买不起英国制造的布料。但祖父没有因此抱怨英国工业冲击印度经济，反而开始自己纺纱织布，鼓励各家各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祖父的举动影响了整个印度，甚至还影响到英国。

祖父见我听得入迷，又想起另一个比喻—他可真喜欢打比方—这回，他把愤怒比作电。“合理导电，电就能为我们所用。而倘若滥用乱用，我们可能触电身亡。愤怒亦然。用好了就能造福人类，用不好就会招致祸患。”

合理导电，电就能为我们所用。而倘若滥用乱

用，我们可能触电身亡。愤怒亦然。用好了就能造福人类，用不好就会招致祸患。

我自然不希望因我一时冲动导致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短路”。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化愤怒为力量。

祖父可以很抽象哲学，但也可以很实际。他拿给我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让我写一本愤怒日记。“每次你怒不可遏的时候，赶快打住，写下来是谁或者什么事情惹你生气，而你又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他说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愤怒的根源。只有找到愤怒的根源，才能想办法铲除它。”

平息怒火的关键在于接纳不同的观点。愤怒日记不是给你泄愤用的，现在太多人越写越觉得自己有理，所以写完反而更加愤怒了。但实际上，愤怒日记是为了帮你理清冲突的缘由，发现解决的途径。你需要把自己从情境中抽离出来，然后分析一下对方的处境。这样做并不是让你缴械投降，而是为了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争端的道路。

有时我们想解决矛盾，但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却是火上浇油。我们用愤怒武装自己，想着对方肯定会乖乖投降。但对别人进行攻击、指责和威胁，最后都会祸及自身。愤怒的回应只会让矛盾升级，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恶棍，而没意识到恶棍其实是最没用的人。那些在学校、职场和政坛待人刻薄、自视甚高的人内心往往是最软弱、最缺乏安全感的。如祖父所说，只有理解、接受和原谅他人才是强者的表现。

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健身来获得强健自立的体魄，但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经营平和自持的头脑。倘若我们的大脑失控，就容易朝别人发火，这时的言行会让我们过后感到后悔。我们每天有太多时候可能被激怒或者挫败，之后便需决定如何应对。同事说了不好听的话，我们就恶语相向。收到烦人的邮件，我们想都不想就还击过去。愤怒的我们甚至会伤害最亲最爱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另一半。他们惹恼我们，说了我们不爱听的话，我们便大发雷霆。

这些人本该用善意和爱呵护，却为我们的言语所伤，而在气头上的我们受到的伤害并不比他们少。你对人疾言厉色时，内心可曾好受？身体紧绷，怒火中烧，愤怒吞噬了你的理智和专注。愤怒将你困在角落，你眼里就只有这一刻。或许你过后冷静下来，给人赔不是，但伤害已经造成，无法撤销，无法抹平。发怒时说的每句话都是一颗有去无回的子弹。

因而我们需时时提醒自己，愤怒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天在纺车旁，祖父告诉我，怒火其实是对人的一种警告，说明发火的人自己出了问题。而把自己发火的经历写下来只是第一步。学着控制自己的头脑，等怒火再次袭来时就能理智地应对。不再出言顶撞，不再待人刻薄，而是寻求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如果你即时的回应不够理智，那么往后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祖父，我得提高自己的控制力！”我说，“我要怎么锻炼呢？”

他说很简单。找一个没有干扰的房间（绝不能带手机），坐下来，拿一样你喜欢的东西，比如一朵花。看着这朵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朵花上，持续一分钟或者更长。然后闭眼，看这朵花的影像能在你脑海里停留多久。刚开始，这朵花可能很快就从你脑海里消失了。但只要你反复练习，就能维持更久。维持久就说明你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控制了自己的头脑。

等你长大到一定岁数，不妨更进一步。在同一个房间里，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尽可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排除杂念。这些练习能提高你对头脑的控制力，能让你在快被怒火冲昏头脑时回归理性。

第二天，我就开始练习，到现在我也在练习。这是控制头脑最好的办法。我当时花了好几个月才学会如何化解怒气，理智行动。情绪管理是一生的修行。你不可能练习了几个月就说自己掌握了。人生处境变幻莫测，愤怒的诱因亦随着改变。因而我们需时刻准备着，警惕任何愤怒的导火索。

我很好奇祖父如何懂得化愤怒为力量的道理。“祖父，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亚伦。”他答道。“您是怎么知道愤怒原来用处不小、力量也很大呢？”

他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说道：“这还多亏了你祖母。”“真的吗？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我结婚的时候年纪还小，不懂得与妻子相处之道。放学后，我还会去图书馆找关于婚姻关系的书来读。有一次我们吵架，我大喊大叫，她却平静理智。我当时就无语了。后来我回想起那件事，才意识到我发火时多么不理性，而你祖母却能优雅地化解当时的困境。倘若她也暴怒地回应，那么这将发展成为一场骂战，最后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我越想就越觉得，控制情绪绝对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祖父讲这故事时，祖母刚在监狱里去世不久，祖父定然想念着她。之前因为非暴力抵抗，她和祖父被双双关进牢里。每个月，祖父都会为祖母祈祷以作纪念。而祖父的故事让我意识到，冷静应对怒火、化解冲突才是真正的强大。这当然也很难做到。更多时候，一方动口，另一方还击，矛盾只会不断升级。但如果你平和冷静地回应伤害或者惹恼你的人，那么紧张的局面将会被逆转。

祖父教给我这一课时，我只是从理论的角度习得了道理，而我真正获得教训是在几年后的一段经历里。那年我二十二岁，从南非去印度探亲。我准备回家，继续为反歧视和反种族隔离而斗争，但不料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接收我的护士名叫苏娜达·安比贡卡，她人美心善，我才住了五天院就彻头彻尾地爱上了她。我们都很害羞，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她跟我去看一场电影。下午三点，我到了影院，然后等啊等啊……等到快六点，她才姗姗来迟。她以为我根本不会出现。她还说迟到是因为医院里有紧急情况，但后来她承认当时只是因为胆小而退缩了。

我们的恋情开始时比较曲折，但后来进展顺利，很快便结婚了。因为要跟我回南非，苏娜达就需要办理签证。起初我并没把签证当回事，我是南非公民，自然有权利带自己的妻子回家。但那个时代正是种族隔离的高峰期，我的国家并不欢迎苏娜达。一年多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政府让我们回去，但都无济于事。我的妻子不能跟我走。我必须在她和在南非的母亲与妹妹之间做出选择。我愤愤不平，心乱如麻。一个政府怎能这般不通情达理？决定的过程十分艰难，但我最后跟新婚妻子留在了印度。

十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来印度。船靠岸后，一个白人男子抓住我的手，说他要在孟买待一周，想看看这个城市，而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个印度人，希望我能做他的向导。他说自己名叫杰基·巴松，是南非议会的成员。

我突然感到胸中怒火重燃。这个人所服务的政府侮辱了我，拒绝我偕妻子入境。我不想帮助他—我想把他扔下船去，给自己报仇雪恨。好在那时我已经按祖父的教导练习如何疏导愤怒的情绪，所以我强忍着怒火，决定息事宁人。我和他握完手就礼貌地述说了我的经历：他的政府不同意我的妻子入境，我们被迫留在印度，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直接受害人。“我不认同你们的做法，”我告诉他，“不过，现在你是客人，我必须尽地主之谊，让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我先把朋友安顿了下来，之后几天，我和妻子带着巴松先生和夫人游览孟买，给予他们热情的款待。我们谈论了种族隔离，是它让我的家人无法团圆。离别的那天，他们夫妇俩热泪盈眶。

巴松抱着我说：“是你让我们看见了偏见的罪恶。确实是政府的错，回去后我们会想办法对抗这项政策。”

我目送他们上船，心里却怀疑短短几天是否真能改变他们的立场。“我不确定他有多真诚，”我对妻子说，“我们等着瞧吧。”

我没等多久，那边就有了回音。巴松一回家就公开驳斥种族隔离政策。激动的言论导致他被执政党扫地出门，输了选举。但他没有放弃，继续影响和说服了更多的人。

看到他如此大的转变，我终于相信了祖父人生哲学的力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倘若我当时对巴松恶语相向（或者把他扔下船），那么我能得到一时的满足—我把那个政府官员骂了，他活该！但最后的结果就不会如现在一样令人欣慰。他只会对种族主义更加深信不疑，对黑人和印度人避之不及。

化愤怒为力量，不仅能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更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祖父在他政治生涯很早的时期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九一三年，他还住在南非，想要发动另一场反抗偏见与隔离的运动。祖父友好地发出对话的请求，言辞恳切而平和，而政府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祖父只好发动群众的力量，让他们参与到和平解决矛盾的行动中来，与他一起抗议。

而就在此时，南非的铁路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准备罢工。祖父意识到这可能会占据人们更多的关注，故而延迟了自己的行动。“你应该加入我们，”罢工的发起人向祖父提议，“我们可以联手。罢工也是合法的非暴力运动，我们对付的是共同的敌人。”

而祖父却说：“我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我的敌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只想通过教育感化他们的心灵。”

铁路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大喊口号。他们愤怒，他们失望，他们随时都可能被点燃。而这恰恰给了警察镇压暴乱、阻止罢工的理由。不到四天，工人们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一事无成。

这件事过后不久，祖父发动了他的反歧视运动。他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和平抗议、拒绝愤怒的基调。尽管警察用武力镇压，祖父从不称警察和政府为敌人。他想要获得包括警察在内所有人的理解和认同，他不想伤害他们，让他们难堪。警察来抓人时，祖父和追随他的人无条件投降，安静地走进警车里。更多的人出来抗议，更多的人被警察带走—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星期，监狱都已经满了，再装不下更多的人。到了这时，时任总理的让·C·斯姆茨将军邀请祖父前去协商。他们一起坐下，斯姆茨坦言拿祖父和他的追随者没办法，“你们永远都彬彬有礼、考虑周全，用武力根本打败不了你们。倒是那群怒不可遏的工人比较容易收拾。”

在愤怒时保持冷静并非易事，但只要你试着这样做就会看见效果。不必等大型活动或者抗议，我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就能广泛实践。随着我们排解愤怒的能力提高，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发生变化。没人喜欢被欺负，我们都希望获得他人的理解和认同。让愤怒成为我们改变不公的动力，而非得理不饶人的手段。

那天在静修院，我们坐在纺车旁，祖父拥抱着我，希望我真的听懂了这一课。“化愤怒为力量，”他告诉我，“让愤怒帮你找到解决办法，用爱和真理化解矛盾。”化愤怒为力量，让愤怒帮你找到解决办法，用爱和真理化解矛盾。

那一刻，我感到祖父的爱深沉如海。我终于明白爱和善良定能打败愤怒与仇恨。我的余生必将经历更多的不公和偏见，但我不会再扔出那颗报复的石子。更好的出路在等着我。第二课为自己的诉求发声

祖父设立静修院的初衷本是让更多人去追求更高的真理，而很多人根本是随波逐流地来到这里。祖父一直让我们为自己考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取悦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就很鼓励追随者挑战和质疑他。“宁可坚定不移地说‘不’，也不敷衍地取悦他人说‘好’。”但人们还是不敢质问祖父，祖父在他们眼里是睿智的圣人，是他们的老师。宁可坚定不移地说“不”，也不敷衍地取悦他人说“好”。

而我最先是从六岁的妹妹艾拉身上懂得这个道理的—为自己的诉求发声不但情有可原，而且至关重要。

我们初到赛瓦格兰姆时，父母和妹妹陪我住了一周。我和艾拉早已习惯南非家里的生活，我们住在同是由祖父创立的菲尼克斯静修院。那是他群居生活的第一次试验。起初只有近亲和表亲来这里，但慢慢地朋友也来了，后来人越来越多，他们都为与自然和他人协作生存的想法所吸引。

菲尼克斯静修院的生活十分简单，但比起赛瓦格兰姆则小巫见大巫。在家我们有实用的家具，住在木板和瓦楞铁盖的房子里，而这里全是土房子，我们还得坐在地上。不过最大的差别还在于食物。我们在两个静修院都会种菜，自给自足，但母亲在家做饭总有很多花样，也用很多香料。赛瓦格兰姆的食物简直一塌糊涂。每天我们吃的都是煮熟没有调味的南瓜，每顿饭都跟上一顿一样索然无味。早餐，煮南瓜；中饭，煮南瓜；晚餐，煮南瓜。我和艾拉跟父母抱怨，但他们让我们别作声，毕竟我们是客人，需要听从祖父的安排。我们还想跟厨师商量，但得到了相同的回复：“我们只听甘地的。”每个人都默认祖父钦定了菜单，没有一个人质疑。静修院里并非只有我们对食物不满意，但没人想冒犯祖父，也就没人愿意提出诉求。

年幼的艾拉可顾不了这么多。吃了整整一星期的南瓜后，她终于受不了了。就这样，一个六岁的孩子发着脾气，走进祖父的土房喊道：“你不如把这个地方叫作南瓜院吧！”

祖父被艾拉的不满震惊了，抬起头问：“孩子，你想说什么？”“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中晚吃的都是南瓜，我都吃厌了。”她不假思索地说道。“是吗？”祖父大吃一惊。但他幽默地回道，“我们去调查一下。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那就改名字。”

于祖父自身而言，一箪食，一瓢饮，足矣。他甚至还用断食来表示抗议。但他并没让所有人都向他看齐，粗茶淡饭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他很忙，没时间和大家一起吃饭，自然也不晓得大家在吃些什么。

那天晚祷之后，祖父没有像往常那样讲道，而让静修院的管理人向大家解释食物的问题。管理人名叫慕纳·拉尔，他坚称自己是遵照祖父的意思，给大家吃农场自产的食物。“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农场只种了南瓜？”祖父问道。“您说我们得吃得简单点，我就按您的意思办了。”“但‘简单’并不意味着每顿都吃一样的东西。”

管理人羞愧难当，只好坦白。“我们种了一整块地的南瓜，南瓜长势太好了，不吃掉根本都没办法处理。所以我们才吃了那么多天的南瓜。”

祖父觉得这样的计划不妥。“我们准备餐点可以从简，但种植水果蔬菜应该多样。”祖父每每告诫完后总会给出解决方案。“既然我们的南瓜有富余，你不妨带到村子里去跟人换其他蔬果。”

艾拉是我们的英雄—她不仅帮我们争取到更好的食物，而且教会我们敢于发声，直面难题。如果我们担心祸从口出而踯躅不语，那么就永远无法改变现状。*

父母和妹妹走后，我很快就跟上了静修院的生活节奏。每天凌晨四点半醒来，准备五点的晨祷。祖父领头祷告，之后与我们商议当日要事。有时他会直接谈一些关于静修院本身的实际话题。我总是暗自偷笑，想着外面的人要是知道甘地关心如何给蔬菜浇水该做何感想。但对祖父来说，生活无小事。

然后我就会练习一小时的瑜伽，再之后就到了打扫卫生的时间。每个人都要承担脏活累活，比如打扫厕所。在印度，这些活都是交给社会底层的人干的，但祖父认为只有打破三六九等的划分才能杜绝偏见，于是我们就轮流干粗活。倒垃圾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一开始，我闻到垃圾的臭味就捂住鼻子要逃，希望作为甘地的孙子能得到特殊照顾。但根本没门！不过跟大家一起合作一会儿后，这活似乎也没那么累人。祖父常说人人平等，其实也让我明白工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内务之后便是早餐时间，用餐完毕我便与导师到室外烈日下上课。有时候温度高达四十六摄氏度，我只能在头上顶一块毛巾。导师脾气古怪，发了誓不到阴凉处上课。静修院的人们常通过起誓来表达追求目标的决绝。不过，若是我的导师不那么严格地遵守誓言，我或许还能过得舒服点。

起誓也是印度教的传统。某次我去看望外婆，我的一个阿姨曾发誓一天只吃两顿饭。那天我们去野餐，阿姨没吃午饭，但我和妹妹明明看见她整个下午都在吃糖。我们问她为什么节食。她解释道，“我已经吃了早餐，现在准备撑到晚饭时间！”

与阿姨不同，我的导师言出必行，不走任何捷径。我们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天，中途只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外面除了热，还满是尘土，非常干燥。而等到下雨，完全就可以洗个泥水澡了。最可怕的是冬天，零下一摄氏度的气温能把人冻僵。

我的导师还不只这样一个怪癖。某次他与一位居民发生口角，竟朝对方喊了起来。这件事很快传到祖父那里，祖父便向他指出行为的不妥，责令他学习控制情绪。“您觉得我该怎么做？”导师问道。“你是个聪明人，自己决定吧。”祖父回答。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祖父都没想到，我的导师竟然用一根铁丝缝住了自己的嘴。他用笔写字解释说，他的嘴会一直这样闭着，直到他确定自己不会发脾气为止。而这一缝就是好几个月，其间他只能在嘴角插个漏斗灌流食吃。我再碰见他时，他上下嘴唇的伤疤还清晰可见。因为怕热就躲到阴凉处显然不是他的作风。

祖父并不介意古怪的性格和行为，也鼓励大家按自己的观点行事。但他不能容忍别人不经大脑，随波逐流。他要是知道我们现在想都不想就给人点赞、加关注，肯定会担心。名人分享减肥秘籍，百万粉丝虽然明知行不通，却纷纷响应号召。政客发表粗鲁和固执的言论，与他同一党派的人就会无条件支持。宗教领袖发布的声明侵害了女性权益，信众照样以传统之名全盘接受。

如今太多政客擅长见风使舵，凡事跟着民意调查走，只有触及自己利益时才会站出来。他们不会停下来听取他人的观点，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出尔反尔”反而会被媒体炮轰。祖父倒无心参与党派政治，也不追求政治正确。他每天都尝试新想法，经常质疑那些被自己奉为圭臬的观点。他绝不允许自己得意忘形。他明白一旦信仰被当成教条来供奉，信仰就变成了笑话，失去了目的。

祖父一定有话对那些不为自己考虑、不敢发声反抗不公的人说。六岁的艾拉都做到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绝不能任由他人的观点占领我们的思想高地，而不去思考这些观点是否与我们的信仰相悖。若你接受别人关于“对”和“好”的定义，而不去寻找自己认同的价值观，那么你就跟吃南瓜的人无异。

找到对你而言意义重大的理念和想法，并且站出来捍卫它们，那么即便是逆流而动也没人能够阻挡你前进的步伐。*

作为甘地的孙子，我一生都在向非暴力的信仰看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必须紧跟祖父的步伐，不可有一丝偏离。但我又想到直言不讳的艾拉，可能祖父更希望我顺从自己的内心。人生哲学并非一成不变，需在考验中不断完善。我跟祖父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你看看我就知道哪里不同了。“你那么胖，你祖父那么瘦！”印度的孩子们经常这样嘲笑我。

青少年时期，我常常充斥着不安和焦虑，总怕被拿去跟人比较。我当然比不上伟大的甘地。“我该如何带着这份遗产生活？”我问母亲。“如果你把这份遗产当作负担，那它只会越来越重。”她告诉我说，“如果它对你来说是通往真理的途径，那就轻松多了。”

自那以后，我不再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我可以仰慕祖父，而后继续推动他奋斗终生的事业，但我同样能够做我自己。我不像祖父那样吃素，尝试过但放弃了。我在餐厅碰到过有人过来把我“逮个正着”。他们知道我想传播祖父的言论，但我面前却放着一个汉堡！这时我便需要解释，祖父并非要求我们完全按照教条行事，放弃享受美味。你得思考，得发问，得参与到观念和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去。所以我并没有违背祖父的教诲，而是把他的想法内化为自己的理念。

祖父教会我，活着不是为了取悦别人。随波逐流无法创造机会，改变世界。在大公司就职的人喜欢伏案加班到深夜，觉得那样能满足上司的期待。这样做真能创造额外的价值吗？他们难道无法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同时完成工作吗？我们在选择道路时，千万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眼里的正道不一定能通向我们想要的幸福。

我们很多人在广告、电视、电影和社交媒体的包围下纷纷陷入物质追求的泥淖。尽管我们知道房子大一点、轿车快一点并不能使我们快乐多少，但我们就是没有勇气回绝这些期待，然后告诉世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祖父一生简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比别人拥有更多。但年轻时的他可不这么想。在伦敦当律师时，他在邦德街上定制了一套高档西装。他甚至还去上舞蹈课，买来小提琴，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

后来，他到南非从事法律工作，某次他得坐夜班火车去比勒陀利亚（今名茨瓦内）处理案子。他拿着票来到一等车厢，但有个高大强壮的白人找他麻烦。“给我出去，你这个干苦力的。”那人喊道。“我拿着有效的一等车厢车票。”祖父回道。“我管你有什么。如果你不下车，我就报警。”“那是你的自由。”

祖父说完便平静地坐下了，他没有去给非白人种设置的三等车厢。

那人下了车，带回来一个警察和一个铁路官员，三个人把祖父扔下了火车。他们奸笑着往外扔祖父的行李，并示意火车继续往前。

祖父在冰冷的月台上坐了整整一夜，颤抖着思考他该何去何从。“我始终无法理解，人为何会以羞辱同类为荣。”之后他写道。

我始终无法理解，人为何会以羞辱同类为荣。

那晚以后，祖父才意识到，他必须为自己的信仰发声。迎合别人的期待并不会使你快乐和完整，世界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这件事过后几天，祖父就开始发声，反抗种族歧视，激励更多的人回应。他把印度人在南非的不公待遇写进书里，强烈谴责南非的歧视政策。

几年后，祖父再回南非时已经小有名气，对种族隔离的强烈反对引来大量关注。他跟两船的印度劳工驶进南非的港口。政府知道这些人都是麻烦，当地白人不想接收移民，对祖父捍卫人权的行为更是嗤之以鼻。整整两个星期，政府不让船上的人登陆。最后祖父下了船，却被一群暴徒打得头破血流，差点就死在那里。但他还是到了朋友家里，妻子和儿子都在朋友家等着他。他明白挑战不公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那时没人能阻止他。为了宏伟的目标，区区一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

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警察把那群暴徒逮捕了，问祖父是否要起诉。祖父拒绝了。“那我可把他们放了。”警察惊讶道。“没事。”祖父回道。

如果他们锒铛入狱，那祖父就跟他们一样在散播仇恨。而他们得知祖父不相信暴力和报仇，或许还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有时无声的话语才最有力量。

祖父回到印度后不再西装革履，而是换上了缠腰布和披肩。他说，他没有权利比印度最穷的人拥有更多的财产。他并非在颂扬贫穷，他对钱也不是一无所知。他在旅途中总是想尽办法筹钱，而后送给有需要的人。他也明白基本生活所需和奢侈的界限。

我的父母也是祖父的追随者。我小时候，他们鼓励我去跟附近农场黑人劳工家庭的孩子玩耍。这也是他们反抗贫富差距的一种方式，让我早早地认识到财富分配的不均。我们当时没有玩具，就会把纽扣粘到火柴盒上做成小车。在附近的小溪里，我们挖来泥土，做成泥人。我们乐在其中，十分珍惜自制的玩具。如今的小孩有数不完的塑料玩具，但常常过一两天就玩腻了。

父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在玩耍中学习。所以我上学后也会教农场的小伙伴识字、数数。我能看书了，就教他们看书。我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天他们都迫不及待地等我放学回家。美国孩子可能抱怨学校无聊乏味，但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做梦都想上学，学习于他们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我教小伙伴看书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非洲的家长从各地赶来让我也教教他们的孩子。有的甚至带着孩子赤脚走了三十里路赶来。来学习阅读和数学的人越来越多，我妹妹都打算帮忙，然后父母也加入了教学的队伍。很快我们有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穷人学校”。命运对这些人不公，他们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但得不到帮助。我甚至在下午的课上开始抗议这个扭曲的体制。祖父教导我们要创造自己想看见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也可以直接用语言。

我的父母以祖父为榜样，承诺甘于贫穷。我们一家人没有积蓄，只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在身边的非洲平民眼里，我们简直活在天堂。

我的母亲用她自己的办法帮助社会缓解不平等，而且还有所成效。我们的奶牛产奶较多，母亲便把多余的牛奶卖给穷人，每品脱卖一便士（每半升不到一毛钱）。自家农场的蔬菜与母亲从城里朋友那儿募得的衣物也都象征性地收取一便士。等我长大了发现这样的价格低得离谱，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干脆白送。“人都有自尊，收钱是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是施舍，他们也会为出钱养家糊口而感到自豪。”她解释道。

母亲对穷人更多是同情，而非可怜。她想帮穷人树立自尊自信，这样他们就能努力成就自我。同情比可怜更有力量，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和祖父一样，我的母亲用实际行动为穷人的尊严发声。

祖父对于为自己发声还有这样一条劝诫：没有人是始终正确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静修院的生活旨在帮助人们克服偏见与分歧，让不同的人互相理解、接纳和赏识。

祖父认为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社会不公，才能更有力地发声，才能改变社会。

为信仰发声有时可能会置你于险境。我在印度生活时开始研究偏见，想要看清隔阂如何在我们中间产生。某日，一个密西西比的女士来到印度，造访了我在孟买的办公室，我们谈论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南非、印度和美国三个国家倒是很适合做种族歧视的对比研究。在南非，不是白人就会被区别对待。密西西比的朋友告诉我，那时在美国，种族隔阂导致了非洲和奴役后代与美国白人的对立。而在印度，我们不以肤色为标准，是社会等级制度决定了人们属于从名士到贱民的某个阶层。

后来密西西比大学为我提供研究经费，希望我能去那里从事偏见研究，我和妻子便搬到了美国。人们听说甘地之孙在美国，都赶来与我见面，试图了解更多甘地的事迹。一年后，即一九八八年，我受邀去新奥尔良大学演讲。关于演讲的海报贴满了学校—“甘地谈种族主义”。同年，三K党成员大卫·杜克，也是种族主义者，正在竞选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院席位。

我们在新奥尔良落地后，四名警察走进机舱对我说：“甘地先生，请您先行一步。”

我站着发抖。我做了什么？警察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只是说“为您的安全考虑”。我在前后各两名警察的护送下，下了飞机，坐上去学校的车。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学校收到了三K党的威胁电话，他们甚至准备谋杀我。

但演讲照旧。观众离我很远—观众厅的第一排是空的—而我是在最后一刻上的台。演讲结束后，我被火速送往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门口由四名警察值守。最后，我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在专门预留的头等舱落座。警察向我致意后便匆忙离去。

向社会大众发声可能在促成积极的改变前还会制造混乱、恐惧和矛盾。有时低头默不作声更容易—吃着煮熟的南瓜，告诉自己跟随众人才最安全。但这不是祖父的风格。那么多年，有人殴打他，有人攻击他，有人囚禁他，甚至还有人八次想暗杀他。某次杀手被志愿者活捉，但祖父没有将其移交法办，而是跟这个急于取他性命的人展开谈话。但杀手不知悔改，半小时后祖父只得放弃。祖父放了他，“祝你好运！如果我注定死于你手，那么谁也救不了我。而如果相反，那么你休想得逞。”

祖父无惧自己的对手，亦不惜为信仰身陷囹圄。他的力量全在于反抗错误体制的决心与渴望，而他的方法永远是非暴力的。

有人认为祖父生活拮据，诚然，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家徒四壁。赞誉与名声本可让他住进豪宅，受仆人服侍。但那都是身外之物，祖父的一生是热情与同情的一生。他为善良、仁爱、和平等普世价值发声，能捍卫正确和正直的立场是他此生最大的幸福。

也有人说，大卫·杜克也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信仰发声，因而有权发表挑拨种族主义的言论。美国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然而，并非所有立场都可等量齐观。心中充满仇恨的分裂主义者、试图用自己的观点镇压他人的恶霸，只会为世界带来痛苦和悲伤。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仇恨。

祖父年轻时十分羞赧，在早期的社会活动中都不敢作声。他说其实羞怯帮助他谨言慎行。“沉默寡言之人不鸣则已，言则一丝不苟，势必一鸣惊人。”沉默寡言之人不鸣则已，言则一丝不苟，势必一鸣惊人。

望你能追随祖父的榜样，谨言慎行。想想你的言论对世界是好是坏。而当你寻得济世良言，那么不要犹豫，勇敢发声。第三课追寻内心的平静

祖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欢呼雀跃的人群包围。那种震撼我从未经历过，直到那天我陪他坐夜班火车去孟买才有了切身的体会。成为祖父随行小队伍的一分子让我兴奋不已，倍感新奇。祖父坚持要坐三等座，不过铁路局特地为我们一行人加了一节车厢。这样一来，虽然我们的座位跟大家一样，都是没有靠垫的硬座，但我们比别人有更多空间，整节车厢都是我们的。

不久，火车就到了第一站。我向窗外看去，数百个人拥挤在月台上，呼喊着祖父的名字，伸出手来想要抚摸他。“甘地万岁！”一阵阵欢呼如潮水般涌来。我沐浴在祖父的荣光中，自豪之情在胸中涤荡。祖父素来低调谦卑，而那时的我却被荣耀的光环迷惑了双眼。我的祖父受万人敬仰，而我就坐在他身边。这是何等的光荣！我兴奋异常，只因所到之处皆有人追捧。然而，当我把目光转向祖父时，却发现他丝毫不为名誉所动。相反，他只是朝人群挥了挥手，说了两句，便拿出一个布袋为穷人募捐。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有个女人对祖父说：“我身无分文，实在没有钱可以捐。”祖父用手指了指那女人戴着的银手镯，笑着说道：“这一点就够了。”女人二话没说，把镯子放进了布袋。

火车总算出站了，祖父松了口气，又开始忙自己的事情。谁料下一站竟有更多人等着，欢呼雀跃的场景再度上演。尽管已经入夜，赶来沿线站台的人群络绎不绝。下一站，再下一站……每一站，都有人静等祖父的到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堵住了列车的入口，上下车的乘客几乎寸步难行。祖父则把相同的流程再重复一遍：挥手—讲话—募捐。我突然意识到，被人包围、受人追捧可能一时感觉不错，但时间久了也会让人心力交瘁。一次简单的出行，却让祖父不得安宁，还连累了整列车的乘客。

久而久之，我发现祖父每次出行，无论早晚，总有人夹道欢迎。有时他坐在轿车里，外面的人在马路上排起长队，哭着向他招手，喊他的名字。出行的路线并没有事先公布，那时也没有社交媒体可以分享信息。很多农村的住户都还没有手机。但祖父要来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大概是某种神奇的力量把人们一次次聚拢起来。

为了国家政治的大局稳定，祖父无比珍惜国民对他无尽的爱戴。他明白自己所提的任何建议都能换得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的无私奉献。但我很快发现，这样的爱戴并非没有代价。一旦走出静修院，他便再难找到独处时的宁静。在印度，祖父每到一处都有人围拢过来，高呼他的名字，为见他一面等上数个小时。祖父接见完一批人后，他们也就散了，但很快另一批人纷至沓来。祖父一般在夜里九点就寝，早早入睡，然后等凌晨三点醒来，开始冥想。到早晨五点，他才正式开始一天的生活。但往往到了三更半夜，街上还有人喊他的名字，吵得他睡不着觉。外界永无止息的干扰压迫着祖父的神经，但他从不因此发怒，更没有在重压下崩溃。

很多人做梦都想出名。在这些人看来，像乔治·克鲁尼和安吉丽娜·朱莉那样的名人一定暗自享受着粉丝和摄影师时刻的包围。这些人渴望站在聚光灯下，受亿万人追捧。跟随祖父出游不仅好玩，更让我感到自己似乎也跻身名人堂，不再人微言轻，爱戴和赞誉使我自信满满。但明星渴望隐私也无可厚非—退居到无人的小岛上，出入于封闭的圈子里，躲避到好莱坞的围栏后—他们虽然享受公众的目光，但同样需要个人的时间来调整自己。

现在的媒体擅长造星，一个人毫无缘由便可出名。这些所谓的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有数百万关注者，只需动动手指发一张华服美饰的红毯照，或者神气活现的沙滩比基尼照，便能引来大片称赞。有时我会指着杂志上的封面人物问别人，“她凭什么能上杂志封面？”没人知道答案。对演员、政客和慈善家来说，社会大众的关注只是从他们工作中衍生而来的副产品。他们的生活都有核心的目的，随之而来的名声倒更像是负担。然而，对一味想要成名的人来说，他们只想用别人的欢呼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使得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不靠才能、苦干或者理念博得成功，只是为了成名而成名。他们不是真正的名人，自然不需要通过独处来恢复自己的能量。

祖父虽然名声在外，但没有聘请公关团队为他遮风挡雨，在公众面前更是无处藏身。他必须独自面对全世界。但在纷扰和喧哗之后，他总会回到自己的避风港—塞瓦格拉姆。他本可以择任何一处隐修，却选了印度中部一处偏远的地界。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从火车站到静修院的距离，自然清楚到达那里是多么艰难，而这一切都是祖父刻意为之。他甚至请求当地政府不要在他的藏身之处和沃尔塔（离静修院最近的镇）之间设置公交路线。他知道有人会来，但希望来人是有严肃意图的，而不是只想看一眼名扬四海的圣雄甘地。

你可能不是电影明星，也不是圣雄，但一样需要独处的时光。没有独处，我们就无法认识真正的自我。祖父常打趣说，他只能在两个地方获得片刻的宁静：静修院和牢房。于他而言，坚持独处是为了减少外界的干扰，维持内心的平静。退居一隅，静而修心，这是在繁忙芜杂、令人窒息的世界里生存繁荣的不二法门。独处非常简单，有时在安静的房间里端坐一小时便足矣，或者在床上静躺，又或者写几行日记，并不需要花哨的排场。人生在世，我们都要适时地评估自己的生活，去默想，去反思，才能获得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思考和回顾能促进与他人的沟通和联结，让社交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每到周一，祖父便整日在静修院专心写作。其他日子里，他则通过反思和冥想主动地寻求宁静。他经常边摇纺车边思考。于他而言，体能上的集中能带动和帮助思想上的集中。很快，纺纱也变成我的拿手好戏。我还经常与祖父比赛，看谁速度更快。祖父并不在乎竞争的输赢，反倒在给我父母的信中夸我比他厉害。

我有时把纺车当成玩具，但纺纱于我和祖父的意义更在于游戏之外的思考。我喜欢安静，有时一个人能待上几个小时。祖父欣赏这样的品质，便在信中告诉我父母，“要说保持安静，我们都得向亚伦学习。”

如今的父母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将孩子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足球比赛、网球训练、芭蕾舞课、体操锻炼、钢琴课、小提琴课……各式各样的活动占据着孩子的业余时间。应接不暇的孩子再难有独处的时光用以思考、玩乐和发现。诚然，这些活动都能充实孩子的业余生活，但父母也应该适时地还孩子以宁静。

很多成人都习惯“过载”地生活，逢人便吹嘘自己如何勤勤恳恳，夙兴夜寐。一心多用的快节奏生活已然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再无时间休养生息、思考反省、恢复精力。而且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恐怕积重难返。一次，祖父的一位德国朋友登门拜访，指责我们说，生命的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简直是一种罪恶。祖父立马回道：“睡着的三分之一是你生命多出来的三分之一！”

祖父一直认为，我们不需要更快的生活，而需要更安静的生活。电脑、手机、应用软件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快捷和便利，但它们也会带来反作用。我们不再需要鸿雁传书便可与千里之外的人取得联系，曾经那些承记着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冗长书信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简短精练、冷冰冰的电子邮件。互相发表情来聊天真能促进人际的交流、增进理解与和平吗？

社交媒体带给我们所谓的朋友和关注者，但通过网络交际构建的人际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坚实可靠。我们无法向只在人人网见过头像的“朋友”寻求慰藉或帮助，也无法在讨论歧视和容忍这些话题时仅用一条微博劝服他人。零散、隔离的关系构建不起坚实完整的社会。

当然，全盘否定现代科技也不可取。只要使用得当，科技便可助力沟通，促成积极有效的改变。几年前，我与好友狄巴克·乔布拉在柏林参加和平会议。会上，他一边听着发言，一边“玩”着手机，时不时地对大家来一句，“刚刚有两百万人了解了诸位谈话的内容。”朋友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拥有两百万名关注者，这本身并不稀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发布了关于和平倡议的推文，这当然比晒出游、晒美食有意义得多。

在祖父那个年代，传达信息都是通过电台广播。那时要有推特和脸书，祖父肯定也会像我朋友那样充分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然而，点赞并不能改变世界。社交媒体只有唤起人们的实际行动，才算真正地发挥了作用。我们常说，“阿拉伯之春”是一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革命。彼时压迫遍布中东，一旦有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的言论，线下的回应便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开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试着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然而，同样的工具却被极端分子利用以唆使平民作恶。我只希望，无论通过电台、电视，或者社交媒体，和平的理念都能传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战胜仇恨，带去希望。

如今，人们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但我们却仍然感觉孤独无依。每当我随祖父出行，我们要么在一起谈话，要么分开单独思考。换言之，我们要么直接沟通，要么享受独处，看看窗外，与己为伴。现在的人一有空就盯着手机，既不能算是独处，也没有真正与人联结。

祖父与人相处时，总是在启发他们，拉近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等他退居静修院时，他便重新整顿自己，单独面对自己，安静地给自己充电。既来之，则安之—祖父身在何处，心便在何处，这样的技能我始终学而不得。在科技的影响下，我们始终处于一种非独非群的中间状态。我们没有真正地与人沟通联结，也无法真正地独处。我们深陷科技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在现实的世界中很难找到栖身之所。

我经常在餐厅和公园看见大人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却把自己的孩子晾在一边。我想请这些家长想一想，就在这一刻，给办公室或者朋友发信息真的比陪孩子还重要吗？收到信息的不只是你们的同事和朋友，还有坐在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让他们明白自己不配拥有父母百分之百的注意和关心。我很庆幸，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父母和祖父从未缺席。全世界都想听祖父发言，但只要跟我在一起，我便是祖父的全世界，是他注意力的焦点。他也不厌其烦地听我讲话，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孩子只有在需要关心时得到父母充分的关注，才能在其他时候更加独立和自主。

祖父认为，我们应该花时间去追寻“真理”—“真理”是祖父一生的终极目标。倘若我们努力去理解“真理”，那么我们距离生活的真谛便更近一步。祖父说自己仅有几次瞥见过真理的光辉，而真理的光芒比我们肉眼看到的太阳更炽烈亿万倍。当然，如若我们总因无法专注而分心，或者总是关注微不足道的琐事，那么真理的光芒便无处可寻。随波逐流，则溺于喧嚣。唯有寂静心安处，可寻真理。

很多音乐家和画家都在不经意间获得灵感，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创获。好想法都在他们洗澡时或是临睡前突然出现。一些作家会在床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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