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国·诗与离别(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兴茂 著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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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国·诗与离别试读：

中国是伟大的诗歌国度，诗歌承载着内涵深厚的中国文化。“诗歌中国”的亮相，就是希望用诗来歌咏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诗歌中国”不仅要让人们了解诗与文化的关系，而且要让人们通过读诗来感悟中国文化的构成及其品质，体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中国诗歌文化史。

中国诗歌发展史以 “诗”“骚”为其发端，而又影响后世，并形成诗歌的 “风”（《诗经》）、“骚”（《楚辞》）传统。《诗经》展示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文化画卷。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诗，连话都不会说，当然指说出优美动听的话。不仅如此，结合孔子说的另一段话，所谓 “言”还应指言辞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说： “小子何莫学夫 《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说的要讲好话，需要认识社会、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客观世界的名物。孔子只是举其大概而言。事父事君和辨识事物之名，就是指文化内容。也可以说，“兴观群怨”是提升人际交往中表达的文化内涵。兴，是联想能力，比如 《关雎》，本是要写爱情，却先说鸟的和鸣。《桃夭》是祝贺新婚的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桃花起兴，这样写的好处，既含蓄婉转，又渲染主题。观，是观察能力。凡事未必能亲力亲为，但通过读诗可以丰富生活知识，如读 《生民》就可以了解周始祖后稷及其农耕历史，知道作物之名：菽、禾、麻、麦、瓜、瓞，并知道如何形容其状态：旆旆、??、、唪唪，这些词的基本意思是茂盛貌，但有细微差别，如果懂得用不同的词去表达相近的内容，那就能言了，于此才能体会孔子所说 “不学诗，无以言”的真正含义。《硕人》对人物的描写，生动传神，“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连串的比喻，写出美人的形貌神采。群，是合群能力，指在群体中适当表述，以达到和谐。读 《诗经》的人每每惊叹于其 “群”的能力。合群能力事实上是在平衡各种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诗经》中对夫妻关系多有描写，如 《伯兮》，讲女主人与其丈夫以及与君王的关系。“伯兮詙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伯，为女主人的丈夫，丈夫英武，为邦国杰出人才。丈夫拿着武器，听从君王的命令奔赴前线。在我、伯、王三者关系中，符合各自身份。在三者关系中又突出了 “我”在丈夫离家后，甘心思伯而生首疾。“为王前驱”是夫妻分别的原因，这是女子以自豪的口吻来说的，表扬丈夫因为是邦中之杰而能为王前驱，从中也透出骄傲。怨，是批评能力。“怨”是讽刺，可以解释为批评技巧。《诗经》里怨诗不少，但因比喻而显得含蓄，其中 《硕鼠》极具代表性。“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批判当政者的诗，《毛诗序》曰：“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熹 《诗序辨说》曰：“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朱熹的话比较可信。从诗的字面上看到的只是痛斥硕鼠破坏庄稼，所谓刺君或刺有司是字面以外的意思。这正符合 “温柔敦厚”的诗教。

因为孔子诗学的逻辑起点是 “不学诗，无以言”，学诗是“言”的需要而不是写诗的需要。所以说，理解 “兴观群怨”之说，应该从 “言”出发，掌握了诗的 “兴观群怨”的言说技巧，讲话就会用 “兴”，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用 “观”，观察事物人情，以丰富而准确的语言表述意思；用 “群”，在群体中明晰关系，并用恰当的言辞表述，以达到和谐；用 “怨”，在批评的话语中以中庸的姿态出现，巧妙运用讽刺的手法，既能批评现实，又含蓄婉转。如达到孔子的要求，学诗以后就可以 “言”了：可以 “兴”言，可以 “观”言，可以 “群”言，可以“怨”言。《楚辞》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宋代黄伯思在 《新校楚辞·序》说：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 ‘楚辞’。”《楚辞》中屈宋诸人之作，都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其中涉及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风尚习俗都打上楚文化的印记。《楚辞》中对文化事项的描写也是多方面的，《天问》一篇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提出173个问题。《招魂》中对建筑的描写：“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盢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这里涉及了建筑及其环境。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辉煌的表现，也是反映文化的重要形式。唐诗名家辈出，文化内涵丰富。盛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鼎盛阶段，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等大家名家的诗歌创作，表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境界雄阔、含蕴深厚、韵味无穷的 “盛唐之音”。“诗仙”李白诗风豪放飘逸，“诗圣”杜甫诗风沉郁顿挫，被誉为唐诗史上的 “双子星”。中唐是唐诗的中兴时期，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不仅发展了杜甫诗歌奇崛的一面，还追求诗风的浑厚奇险。白居易、元稹等人则发扬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内容，诗风通俗易懂。晚唐是唐诗发展的衰落期，但杜牧、李商隐诗歌自成一格，杜牧为晚唐七绝的圣手，李商隐则努力表现内心世界的情感体验，诗风凄艳浑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唐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其中山水田园、边塞题材诗在盛唐蔚为大观，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异和通俗易懂两派分立。

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写作田园山水诗的传统，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绘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表现自己闲适隐逸的情趣。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大力写作反映边地生活的作品，描写边地战争，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同时也因描写边地风光和异域风情，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中唐出现的奇险诗派和通俗诗派，表现出中唐诗人的开拓精神。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险诗派，又称 “韩孟诗派”，这一诗派在诗歌写作上好为奇崛，追求险怪，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以新奇的语言风格和章法技巧来写作，进一步提升了诗的表现功能。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通俗诗派，又称 “元白诗派”。这一派在诗歌写作上重视写实、崇尚通俗，他们继承了古乐府的精神，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在写作中以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易懂。

词的产生因燕乐繁盛，宋词是与唐诗并称的一代文学之盛。婉约、豪放争奇斗艳。婉约和豪放是就宋词的主要风格而言的，也是大略的划分，因此婉约和豪放也是相对的。所谓婉约是指文辞的柔美简约，作为词的风格，是以阴柔为审美特征的，内容上多写爱情、婚姻和家庭，也涉及羁旅行役、恋土怀乡等。其抒情注重细腻入微、委婉含蓄。而豪放则是指风格豪迈、无所拘束，作为词的风格，是以阳刚为审美特征的，内容上多涉及人生、社会的重大主题，如理想抱负、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和民生疾苦等。其抒情多慷慨激昂、乐观进取。最早提出词分豪放、婉约二体的是明人张謌，他在 《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后人则以此梳理宋词，纳入二体之中，遂有婉约、豪放二派。其实分宋词为二派，过于简单，但优点是能看出宋词的基本发展脉络。

人要诗意地栖居，诗意的核心价值和美丽姿色在文化母体中浸润、孕育、生长。诗的诞生，实缘于生活中诗意的发现。“物之感人”而有 “舞咏”矣。钟嵘 《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癨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就意味着：具有诗意的外物才能感动人心，因栖居而有诗意，才能写出诗歌，而诗歌又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具诗意。可补充一句：“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人要诗意地栖居，构成了人和自然、社会的和谐，形成了诗性的文化生态。

从发生学角度看，“诗言志”的说法值得重新审视。诗首先是叙事。最早的素朴的诗歌已很难寻觅，通常歌谣的开篇是 《吴越春秋》中的 《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古“肉”字。虽然简短，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叙事的特征。叙事，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最初的表现方式，此处论断可以稍微缓和一点：如抒情，是人类表现、摹写主体内在情感精神的手段。这样比较中和一点，可避免由对比叙事和抒情高下而带来的可能性的争议。当叙事时，人类不断认识客观世界；一旦对客观世界赋予个体情感并去表达时，抒情就出现了，以反映人类试图寻找精神世界与自身环境的沟通。

衡之心理学，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应该是从具体认识抽象、从具体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再去评价客观事物，而诗歌 （歌谣）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言志的过程正和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致的。

诗的文化阐释，不仅要注意诗的本义，还要注意诗的衍义。在写作方面，必然表现诗本义，即诗的本来意义；在阅读方面，通常又会出现诗衍义，衍义即诗的推演意义。对诗的文化内涵理解的不同往往是诗本义和诗衍义的不同。

诗歌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地理、交通、礼仪、婚姻、器物、音乐、绘画、书法、建筑、工艺、风俗、天文、宗教等。因此，中国诗歌文化史叙写可以是文化分类的结果。《文苑英华》所收诗歌分天部、地部、帝德、应制、应令、应教、省试、朝省、乐府、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酬和、寄赠、送行、留别、行迈、军旅、悲悼、居处、郊祀、花木、禽兽26类。这一分类也可以视为诗歌中文化事项的呈现。本丛书尚不能包括所有文化类项，只是在文化与诗歌联系的某一方面或角度而立题，目前涉及的有诗与玄学、诗与科举、诗与神话、诗与隐逸、诗与山水田园、诗与民族、诗与文馆、诗与战争、诗与游戏、诗与绘画、诗与书法、诗与锦帛、诗与女性、诗与礼俗、诗与外交、诗与航海、诗与数字，另有诗与饮食、诗与养生、诗与送别尚在构思当中。当然，在选题的扩展中，我们想给读者一个诗与中国文化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美国学者克罗伯说：“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诗歌只是作为具体的载体而承担着对人类行为的说明，同样也是人类行为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取向得以阐释的文本。文化具有包容性，当诗歌成为其载体的一部分功能时，就会去表达文化意义，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角度参加文化的建构与创造。也许人们认识事物会追求概念，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文化的构成。诗歌虽不指向概念，但以其形象直观，而能了解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更为人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构成提供活生生的图景。

本套丛书的作者和读者在写作或阅读的过程中或许会融入选择联想，把当下的文化体认、精神生活融入古代诗歌中，实现意义重构和有可能的价值置换。不过，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能以失去传统为代价。相反，文化的母题总是在不断重现与强化，如故土故园、家国情怀、乡村归隐、民俗节庆，这些遥远的歌谣会永远回荡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上空。

本丛书旨在面向普通大众及海外华人、中文爱好者传播中国经典文化，践行学者的社会职责，也可以为专业研究人士提供参考。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传统文化表现的载体。以诗歌与文化作为宏观视野，展开具体而微的讨论，形成大视野、大背景下的小范畴、新角度，追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合一。提倡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雅俗共赏、文采斐然的写作风格。强调著作要具有作者个性，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需求与接受程度。

中国诗歌讲究 “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需要读者有丰富的想象去领悟言辞之外的含义。所谓 “言不尽意”并不是说言辞能力拙钝不足以表达情感和意志，也不是说言辞受客观情况的限制而不能畅快地表达思想和感情，而是说言辞有限而意义无穷。事实上，“言不尽意”在作者是有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在读者则享有阅读过程中的想象和发挥。言不尽意的效果宛如一幅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戴伟华2017年4月前　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李叔同 《送别》

离别，自有人类开始就无时无处不在上演，一幕一幕，演绎出千古的悲欢。当这种悲欢与诗人词家相遇，便成为中国诗歌长廊里诗意而伤感的画面。

多情自古伤离别，因为离别堪惆怅，宜断肠。在古代，交通不便，旅途凶险，自然环境恶劣，一朝相别，前途未卜，天南海北，万水千山，音信杳杳，后会难期，让人感怆愁绝。于是在古人心中，离别便成了一件敏感到惊心动魄的事情，“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应《别诗》），“一见终无缘，怀悲空满目”（吴均 《答柳恽》），即便有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安慰，亦不过是强言的壮语。古人重相聚，怨别离。如有别离，置酒送行，赠物赠言，叮咛不尽万语千言，便送君千里；孤帆远影，长亭更短亭，唱不尽离歌别绪，便只好将惜别的心情，付与杯酒，付与明月，付与无言，或，付与一页诗笺，相伴离人于寂寞遥远的征途。“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 《别赋》把人间离别的情形分为达官贵人奢华热闹的离别、侠客义士悲慨的诀别、负羽从军者的壮别、去国远赴者的愁别、夫妻恋人之怨别、求仙问道者之逍遥别。然 “别方不定，别理千名”，又岂是这六种情况能概括的？每一场离别，总与一个故事有关。元好问为一双大雁之死别发出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欢乐趣，离别苦”的感慨，雁尤如此，人何以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背后是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生死誓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相隔，背后是两情长久胜似朝暮相对的恩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背后承载的是一代帝王的无奈。而每一个故事背后，皆藏了当初被命运安排的一段离别。“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皆是因为当年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凌云斗志而背井离乡。“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闺中温柔的妻子，仍然就着清冷的月光，怀想丈夫当年离别时那温暖英俊的面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楼前流水依旧，只是凝眸之处，而今又添得一段新愁，无非因当日 “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在交通工具、通信工具极度发达，社会相对和平稳定的今天，“离别”对人们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若相思相念，一张车票或机票便可相逢，一个电话一次视频亦可使离人如在眼前。因为重逢易得，“离别”一词在人们心中的情感色彩或许已然变淡，一种古典的深刻的感动正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好在，我们仍可在前人留下的诗篇中去重温那些古老的情思，“何况杳来期，各在天一面”的煎熬，“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的凄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长跪读素书”的喜出望外，“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的情深义重，仍然在激荡着人们柔软的心灵。

离别作为一项精神活动，深深地烙印着中华民族的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出灿烂的送别文化。而作为串联这种文化的离别诗，也成了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永恒的母题，承载着永恒的感动，在文化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张兴茂2017年4月第一章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之发生

人自降生世间，便与父母兄弟等相联系，并且将始终在与人之联系中生活。逢子女嫁娶，或羁旅行役、经商谋食、战乱迁徙、赴任游历、科考贬谪、从军服役、访仙学佛时，人们才会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亲人朋友。古人重团聚怨别离，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其一，从交通方面而言，古代的交通极不便利，长途旅行往往积年累月，因此在古人心目中，几百里、一千里就是极远的距离了；其二，从自然条件来说，旅途中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毒蛇猛兽也增加了出行的不安全性；其三，从治安角度而言，古时治安相对缺少保障，尤其是发生动乱的时期，军队门阀互相征伐，地痞恶人横行霸道，劫匪强盗不时出没，社会治安管控能力薄弱；其四，从宗族关系的角度而言，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和生产活动也总是以家庭或亲族为单位来进行，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亲友，就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因失去支持而感到软弱无力，中下阶层的百姓尤其如此，因此人们总是愿意长期与亲族团聚在一起而不愿分开。然而人生在世，总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得已，迫使人们启程走上离别之路。第一节　出嫁

人类社会的婚姻经历了几种发展模式：原始群婚、血缘婚姻、亚血缘婚姻 （伙婚）、对偶婚、专偶婚。原始群婚是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约束，彼此也没有明确和固定的配偶，完全处于一种自然奔放的状态。血缘婚姻开始禁止血缘家族中父辈和子女通婚，但是同辈兄妹之间可以通婚。到了伙婚则进一步禁止了同辈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这就需要到其他部落或外族中选择配偶，如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都嫁给了舜。这就出现了嫁娶迎送活动。或许正是正式的送嫁活动使古人开始了有意识的离别，且随着送嫁活动和礼仪越来越正规，离别事件也日渐受到普遍重视。图1－1　唐·索义辩造 《嫁娶图》之女傧 （莫高窟第12窟）图1－2　唐·索义辩造 《嫁娶图》之新娘和伴娘 （莫高窟第12窟）

古代婚礼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是一套完整而繁缛的程序，而最关离情的便是亲迎部分。亲迎是六礼中最后一道程序，俗称 “迎亲”，是婚礼的核心，如同今天的婚礼中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诗经·大雅·大明》云：“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并为历代所沿袭。亲迎对于男方来说，是件喜庆的事；对于女方来说，却意味着父母与女儿的离别。《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记载了赵太后送别女儿出嫁燕国时的情景：“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嫁女，无论对百姓之家还是诸侯贵族，都是件会引起伤感的事情。《礼记》载，有女儿出嫁的人家，三夜不熄烛火，用以表达对离家亲人的思念。

女儿出嫁时，按礼家人都应相送，母亲要亲自为女儿结缡。缡是古代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母亲通过为女儿结缡来告诫女儿到夫家之后要努力侍奉舅姑，勤持家务，恪守妇道。《诗经·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说的就是结缡。女子如果嫁得远，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出嫁之后回娘家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就很少，所以在送嫁之时亲人之间便有许多贴心话要说，这就催生了送嫁诗。如被王士?推举为“万古送别之祖”的 《诗经·邶风·燕燕》便是一首送嫁诗：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这首诗展现了送嫁时的离别画面。女子要远嫁，送到郊野的路旁吧，再远一点送到遥远的南方吧，相送千里，直到登高远眺也看不见远嫁的人，送行的人只得怅然伫立，泣涕如雨。依依惜别之情，缠绵悱恻，感人至深，千载之后仍然会使人黯然欲泪。

哭嫁诗或哭嫁歌也是送嫁诗的一种，它比送嫁诗的情感还要强烈。关于哭嫁习俗，一般认为源于古代的掠夺婚。掠夺婚俗称“抢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妇女被掠夺时的凄声呼救与哀号，是哭嫁歌最原始的形式。后来抢婚逐渐由真抢婚变为假抢婚仪式，《周易》有 “屯如鍃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反映的就是上古的抢婚习俗，迎亲的队伍骑马驾车而来，为免人们误会而高喊 “匪寇婚媾”，告诉别人 “我们不是来抢劫的，而是来迎亲的”。我国云南的景颇族、傈僳族和傣族等至今还留有掠夺婚的习俗。在抢婚之前，男女已经有了恋爱关系，他们事先约定时间和地点，待男子来抢夺，女子便装出呼救姿态，通知家人和邻里营救，这时男子或设法逃走，或把女子抢走，再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付出一定彩礼。

哭嫁歌产生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新嫁娘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担忧。封建社会的婚姻多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女子很少有自由择偶的权利，对婚姻生活的未知、对娘家人的留恋都使她们悲从中来。对于古代女子而言，结婚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甚至是一场不幸的开端。因为婚后出嫁从夫，要遵守夫家的规矩，便不能像在娘家时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古时的婚姻以生育为最基本目的，婚后女子便成为夫家的生育工具，《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无后为大”的观念使结婚的延嗣目的愈加突出，女性若不能生育，则可以根据 “七出”之条被休掉。“哭嫁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唱起来的。据考，《诗经·王风·葛雃》是中国较早的哭嫁歌，诗云：

绵绵葛雃，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雃，在河之縵。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雃，在河之誑。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这首诗以葛雃起兴，诉说女子出嫁前对亲人连绵不断的牵念，表达不愿意离家的心情。远离自己的兄弟父母，从此叫 “他人”——也就是丈夫的兄弟父母为兄弟父母，然而即便是这样，对于 “他人”来说，她终究是一个外人，无论她怎么努力地尽人妇之道，仍然不会得到像在娘家一样的怜惜和照顾。

当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如土家族、彝族、藏族、毛南族、布依族、白族、回族、羌族、瑶族、纳西族、苗族、侗族、傣族等，都还保留着哭嫁的习俗。不同的民族在哭嫁仪式的细节上各有不同，如土家族女子哭嫁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为七至十二天，有的甚至要一个月，出嫁的女子还要唱哭嫁歌，如：

我脚踩人家的地／我头顶人家的天／

老的有理三扁担／少的无理扁担三／

老的垮起脸包像岩山／少的翘起嘴巴挂油罐／

……

做人媳妇好孤凄／爷娘不是自己的／虽然喊的是爹娘／鸡蛋隔了几层皮／

做人媳妇受人家的气／别人的爹娘难服侍／

人家爹娘的口／是蜂糖的口／人家爹娘的心／是苦瓜的心／

蜂糖口／甜不久／苦瓜心／苦到头／

口当媳妇喊／心里当丫鬟／口当媳妇喊／心里当长年／

口当媳妇喊／心里当奴才／冷饭冷菜吃得下／冷言冷语受不了

还有的哭嫁歌甚至直接以控诉的语气表达对爹娘把自己嫁出去的不满，如以下这首 《哭爷娘》：

我的爹／我的娘哩／你们吃了人家的肉和面／你们给人家松了口／

你们吃了秤砣狠了心／你们把女儿赶出门／

你的女儿哩／天日不知哩／年轻骨嫩哩／牙齿没有生根哩／

头发没有长齐哩／绩麻捻线不会做／大背小背背不起／

我怎么苦得了／我怎么累得起／往后／女儿不是人家身上的肉／

——人家不心疼／女儿不是人家怀中的宝／——人家不照孽（可怜）啊／

人家泛灵泛滑的爷娘／把你的女儿不当人／

不等半夜鸡儿啼／女儿到人家厨前灶后忙不彻／

不等半夜鸡儿叫／女儿到人家灶后厨前忙得跳／

苦尽了／累尽了／人家还要轮睛鼓眼横眉毛／

这些哭嫁诗与 《诗经·王风·葛雃》有着相似的情绪，而且把出嫁女子对依附婆家的婚姻生活的担忧、恐惧，以及无奈哀怨的心情展现得更加具体和清晰。

平常女子出嫁尚可再见到父母，但有一种婚姻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的亲人了，那便是和亲。和亲，是为了缓和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加强文化交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联姻。中国历代都有公主和亲，尤以汉唐和亲公主出名。和亲的公主不一定是皇帝的女儿，也可能是宗亲的女儿，甚至是宫女后妃。图1－3　金·宫素然 《明妃出塞图卷》（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和亲公主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不是。昭君是自愿请求出塞和亲的，入胡后她遵从胡俗，毕生致力于稳固匈奴与汉朝的安定团结，还教导她的子女也要为汉匈关系的团结稳定做出贡献。后世多歌颂昭君的功绩，但在诗文、戏剧的演绎中，却更多地表现昭君出塞怨别离、思故乡的情感。昭君远离故国与亲人，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长安，冒着塞外的尘土风沙，千里迢迢到匈奴做呼韩邪单于的妻子，岂会没有怨呢？这一路上马嘶雁鸣，摧人心肝，昭君拨弄琴弦，奏起离别之曲，大雁也因她凄绝的美丽与哀愁忘记扇动翅膀而跌落地上，昭君 “落雁”之名由此而来。相传昭君到匈奴后，心恨元帝当初没有发现自己、赏识自己而作了怨思之歌，此歌录于郭茂倩 《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三·昭君怨》：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

既得升云，游倚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颉颃。

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后人多有借 “昭君怨”为题发挥，如卢照邻 《昭君怨》：“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杜甫 《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白居易 《昭君怨》：“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王安石 《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昭君之哀怨忧思、空留遗恨，感人心肺。到了马致远的元曲 《汉宫秋》，昭君出塞的故事被演绎成她与汉元帝生离死别的悲剧。剧中写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的建议到民间选美。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美人图被点上破绽，只能独处冷宫。汉元帝偶然在深夜听到昭君弹琵琶，循声而至，惊艳于其美色，封为明妃。汉元帝欲斩毛延寿，毛延寿逃往匈奴并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怂恿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匈奴大军压境，满朝文武无能，王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和番，汉元帝忍痛送行放悲歌：【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泣寒，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图1－4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明刊插图

帝王尚且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与爱人相守，叫闻者悲绝。

至于不是自愿却不得不去和亲的公主，其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刘细君——汉武帝刘彻的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便是这样一位公主。元封六年 （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汉朝便遣送细君公主去和亲。乌孙是个相当落后的民族，且乌孙王猎骄靡年已老迈，刘细君不懂乌孙语言但又必须接受乌孙民族的习俗，因此婚后一直郁郁寡欢。猎骄靡死后，按乌孙国风俗，刘细君要嫁给猎骄靡之孙军须靡。细君不愿，上书汉朝天子，希望能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帮助，但大汉天子却回答说：“你便遵从乌孙国的习俗，我欲与乌孙共同灭胡。”刘细君无奈只得再嫁，最后抑郁而终，终生没有归汉。“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相传这是细君公主自哀之歌。刘克庄 《杂咏一百首·乌孙公主》诗曰：“玉座吞声别，毡车触目悲。如何汉公主，去作虏阏氏。”王世贞 《乌孙公主歌》：“妾人自惭兮诸侯女，谬托嘉名兮汉翁主。宠我饵我兮作远婚，匈奴贱种兮号乌孙。昆弥老兮非我偶，少王壮兮实余后。念欲一死兮为国忧，失身苟活兮贻国羞。丞相何人兮爵通侯。”皆为刘细君作哀怜语。第二节　游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便有了出游的需求。这里所说的游历，指的是离别家乡，长时间、远距离的游历。限于自身的财资，升斗小民一般是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游历的，帝王、官员、学子、商人是主要的出行者。

一、巡游

最奢华的游历莫过于帝王巡游，其目的是为了炫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视察政情民风，以稳固统治，同时在巡游过程中还可以饱览风光以愉悦身心。帝王出行的仪仗极为烦琐，护卫随从前拥后簇，车驾前后相衔，后面还尾随一支庞大的鼓吹乐队，这些象征权力的仪仗自然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秦始皇是开创中国帝王巡游先河的皇帝，他称帝十一年，远巡达五次之多。帝王出游，事先要做一番隆重的祭祀，以告先王，并保平安。但旅途的凶险并不会因为行者是帝王便匿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过洞庭湖，到湘山祠时遇到大风，波涛汹涌，船只几乎无法行驶。始皇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她们死后埋葬在这里。”始皇非常生气，派三千服刑的罪犯把湘山上的树砍了个精光。始皇之后，历代帝王都有巡游活动，如汉武帝一生巡游不下十余次。而隋炀帝巡游的规模可谓是最大、最劳民伤财的，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完工，他便带着二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巡游，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绵延二百里。为了让这些船行驶起来，还征用了八万多名民工来拉纤。此举劳民伤财，为后人所不齿。图1－5　东汉 《君车出行》壁画（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中室北壁）

二、漫游

漫游通常指文人的游历，大致可分为壮游、宦游、边塞游、隐游等。（一）壮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壮游，即怀抱壮志而远游。司马迁年轻时便志存高远，在父亲的指示下遍访河山，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佚旧闻。《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这部无韵离骚便是在他青年时期游历的基础上完成的。郦道元少年时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与父亲旅居山东时遍游境内山水。成年后，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考察，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广大地区。他每至一处，都要游览名胜古迹，悉心勘察山川河流，并访问当地长者，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情况及河流的渊源所在、流经地区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其日后的地理学研究打下基础，完成了地理学名著 《水经注》。

文人漫游至唐代始蔚为风尚，促成这一风尚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一，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社会风貌阳刚烂漫有朝气，文人都有实现理想抱负的决心。其二，唐代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出行时不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据杜佑 《通典》记，行人远行数千里，也不需要持刀防身。其三，唐代交通发达，较前代出行要便利得多。当时的陆路交通有驿路五万余里，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东可达山东半岛，西北直通西域，西南可到南诏，东北自太原经幽州可到营州，南下可分别到扬州、广州、邕州。水上交通方面，天然河道与广通渠、新漕渠等运河形成庞大的水上交通网。《旧唐书》记载，当时水上千轴万艘不分昼夜地交通往来。其四，唐代经济繁荣，水陆交通沿线的馆驿制度完善，酒楼客舍夹路，酒馔丰溢，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文人的漫游风尚伴随着极度繁荣的诗歌，产生了最为瑰丽的人文景观。他们或是向往名山大川的壮丽巍峨，以此陶冶性情；或是向往通都大邑的繁华强盛，渴望了解和体验不同地方的民俗风情；或是交友切磋，知交天下；或是豪气干云，远走塞外。他们不断地到达，又不断离开；不断结交新朋友，告别老朋友，奔波游走间上演了一场场离别。李白是唐人漫游的代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此行不为鲈鱼，自爱名山入剡中”。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骊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结束长安生活后，他又游历了洛阳、开封，并结识了杜甫、高适。与杜甫离别后十年间，他南游扬州、金陵、宣城、秋浦，北游邯郸、幽州，西游梁苑、嵩山、襄阳，隐于庐山屏风叠。他结交朋友无数，又在离别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 《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緿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杜甫也是唐代壮游的代表，他在夔州时还写了一首自传性的诗歌《壮游》，从幼年学诗写到壮游齐赵，失第洛阳、长安十年，又从安史离乱写到滞留巴蜀，概括了自己一生的行程经历。（二）宦游

宦游属于特殊的漫游，因为它总是与做官有关。做官之前为宦而游，即为谋得官职而离开家乡出游，并在这个过程中拜谒权贵，以求汲引，或寄托科考，以求一跃龙门；做官之后因宦而游，即为官中差事、为任所迁调、为贬谪漂泊而游。可以说自有官制始就有了宦游，早在 《诗经·小雅·四牡》就有记载：

四牡，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我心伤悲。

四牡，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不遑启处。

翩翩者，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不遑将父。

翩翩者，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诗歌的主人公是个官吏，他骑着四驾的马车风尘仆仆地为王事奔波。他的马已经跑得很累了，但道路还很长，差事还没完结，想念家里的老父老母，却没有时间去陪伴，只能唱出这首歌，以寄托对亲人的思念。图1－6　南宋·马和之 《鹿鸣之什图卷》（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到列国去游说，如果得君主采纳便留下来做官，这也是宦游的一种形式。如孔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带着亲近的弟子在鲁国周边游历，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然后返回，十余年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汉代，文人为谋一职而四处奔走更为常见，《古诗十九首》绵长哀怨的诗句里，到处散发着因丈夫宦游夫妻别离相思的感伤。“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常年的漂泊，无着的未来，数不尽思念，纷至沓来的挫折坎坷又让他们产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的嗟叹。一首首离别悲歌，千载之下，令人为之唏嘘。

到了唐代，围绕着科举制度，宦游进入极度繁荣的时期。因为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巩固，入仕之途大开，科举成为天下读书人醉心的事业。在朝廷举行会考前，州县先进行初选，选中者为“乡贡进士”。在州县初选结束后，地方官员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学子举行 “鹿鸣宴”，一是为了庆贺，二是为乡贡进士饯行。在鹿鸣宴上，歌 《诗经》中 《鹿鸣》之诗。鹿鸣宴是士人成为举人的标志。现存的诗歌中也有反映送别举子赴举时举办鹿鸣宴的，如 “乡赋鹿鸣篇，君为贡士先”（耿蔊 《送郭秀才赴举》），“秋风别乡老，还听鹿鸣歌”（姚合 《送顾非熊下第归越》），“鹿鸣筵上强称贤，一送离家十四年”（张頒 《自讽》）。此习在宋代更为普及，而且更加强调此宴的政教功能，繁文缛节比较多。卫泾《长沙鹿鸣宴送诸进士》云：“鸣鹿三章新得句，抟鹏万里稳摩空。科名直寄文词表，事业相期气节中。畎亩平时忧国念，盍将长策沃宸衷。”刘子 《鹿鸣燕诗送诸进士》云：“胡尘不隔蟾宫路，镜水初题雁塔名。礼盛邦侯开宴豆，道隆乡老萃簪缨。”又晁说之 《鹿鸣席上送诸先辈诗》云：“周室宾兴绮席陈，汉家劝驾礼还申。莺迁同谷烟霞喜，鲤化琼林雨露新。日御须六辔，奎文烨烨自三秦。”

赴考的举子们怀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远离家乡，千里迢迢奔赴京师。一首首赞美士子才华、祝其一举高中的饯行诗将满腹经纶、意气风发的他们送向未知的远方。李白《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舞袖拂秋月，歌筵闻早鸿。送君日千里，良会何由同。”皎然 《送穆寂赴举》：“天子锡玄，倾山礼隐沦。君抛青霞去，荣资观国宾。剑光既陆离，琼彩何瞞玢。夙驾别情远，商弦秋意新。冥冥鸿鹄姿，数尺看苍。残寇近宋郊，西行恶飙尘。立身素耿介，处难思经纶。春府搜才日，高科得一人。”刘禹锡 《送张盥赴举诗》：“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风尘。……尔今持我诗，西见二重臣。”孟郊 《山中送从叔简赴举》：“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之道气高，饮之诗思鲜。于此逍遥场，忽奏别离弦。却笑薜萝子，不同鸣跃年。”这些诗歌无不充满了对赴举士子的信心以及对锦绣前程的美好展望。

在唐代，科考及第的人虽获得了入仕的资格，但并不能马上授予官职。按常规，他们需要在守选期满后参加吏部铨选，考核合格后才能获得官资，才算 “释褐”真正地步入仕途。一般而言，及第的进士守选期限为三年，即所谓 “三年任选”“三选听集”。由于人选太多，很多及第进士多次参加铨选都不能通过，只能年复一年地守选，如韩愈 “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独孤及 《送孟评事赴上都序》也提到了孟秀射策甲科二十年后“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在等待铨选期间，及第的士子通常在举行送别宴饮后，游历返乡，荣归故里。白居易 《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姚合 《送李余及第归蜀》云：“蜀山高?，蜀客无平才。日饮锦江水，文章盈其怀。十年作贡宾，九年多鍃回。春来登高科，升天得梯阶。”钱起 《送郑巨及第后归觐》：“多才白华子，初擅桂枝名。嘉庆送归客，新秋带雨行。离人背水去，喜鹊近家迎。别赠难为此，衰年畏后生。”一朝及第，归乡即是荣耀欣喜的。

相对于及第者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欢喜，更多的是落第者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 《下第后上李中丞》）的落寞悲辛。虽然唐代科举考试规模不断扩大，但应举的士子也非常多。据统计，唐代进士科、明经科所取的人数，约占考试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可见，落第是大多数科举士子都有过的体验，他们或屡试不第，或终生不第。《唐摭言》记载了一则故事，公乘亿出身贫寒，参加科举三十年不第。他曾经得了一场大病，人们都误传他病死了。他的妻子听闻后从河北来迎丧。公乘亿送客到坡下的时候，恰好遇见了他的妻子。因为阔别十多年，起初双方都不敢相认。公乘亿只觉得这个妇人与自己的妻子很像，便不时地瞄她一眼。他的妻子也感到疑惑，让人去询问，果然是自己的丈夫公乘亿，于是两人执手痛哭。直到懿宗咸通十二年 （871年），公乘亿才登进士第。《全唐诗话》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言举子杜羔屡试不中，他的妻子赵氏寄诗给他说：“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赵氏 《夫下第》）丈夫没高中时，妻子都觉得蒙羞，这对于举子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压力的。落第的士子或滞留京师为下一次科举备考，或启程归乡，或去游历。唐代有为下第士子饯别的习俗，李端 《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宁亲》有 “游宦今空返，浮淮一雁秋。白云阴泽国，青草绕扬州。调膳过花下，张筵到水头”，可见这个送别宴会还是比较盛大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下第士子的失落却是无法避免的，朱庆馀 《送张景宣下第东归》云：“归省值花时，闲吟落第诗。高情怜道在，公论觉才遗。春雨连淮暗，私船过马迟。离心可惆怅，为有入城期。”郑谷《送进士赵能卿下第南归》云：“不归何慰亲，归去旧风尘。洒泪惭关吏，无言对越人。远帆花月夜，微岸水天春。莫便随渔钓，平生已苦辛。”韦应物 《送槐广落第归扬州》云：“下第常称屈，少年心独轻。拜亲归海畔，似舅得诗名。晚对青山别，遥寻芳草行。还期应不远，寒露湿芜城。”这些诗歌都是在劝慰、勉励落第之人，或为他们的怀才不遇伤感，或为考官浊目不识珠打抱不平。

在唐代，得官后并不是就一劳永逸了。无论是科举入仕，还是门荫入仕，六品以下的官员在官任期满后，都要入京与新及第的士子一起参加铨选，听任迁调官职或官所。加上朝廷或上级派遣的各种公务，古代大部分官员都长期奔波在赴任、升任、调动、公务、出使的道路上。“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宦中相送的共鸣，正是唐人宦游频繁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诗歌中有大量送人赴任之作。宦游之人漂泊羁旅，仕途沉浮不定，对离别更为敏感，“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杜审言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白居易《卜居》），“宦游从此去，离别几年期”（李峤 《送崔主簿赴沧州》），“人事升沉才十载，宦游漂泊过千峰”（李德裕 《忆金门旧游奉寄江西沈大夫》），写尽宦游中人的辛酸与伤感。图1－7　明·戴进 《金台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而宦海风波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贬谪流放至闭塞偏远之所，这对于宦游人而言不啻是一场人生的灾难。唐代以后，贬官多被发配岭南。岭南森林密布，瘴烟毒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谪至岭南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返回，因此将必经之关口桂门关称作 “鬼门关”，此关也就成了贬官文化的一个符号。沈?期 《入鬼门关》：“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杨炎 《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真正使鬼门关广为人知、闻名天下的是唐朝宰相李德裕的 《贬崖州》：“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当时他被贬谪海南，处于人生仕途最低潮，路过鬼门关时悲上心头，吟出这凄楚绝望的诗歌。刘敞 《送人之岭南》云：“君去炎方远，行行万里余。渐惊南瘴酷，益见北人疏。山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秋风雁不到，何处俟归书。”把岭南描写得极为险恶。由于岭南环境的险恶，元稹 《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中云：“瘴江乘早度，毒草莫亲芟。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咸。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冰莹怀贪水，霜清顾痛岩。珠玑当尽掷，薏苡讵能谗。”殷切地给将要南行的友人开出在岭南平安生存的 “药方”。

贬谪给文人带来的仕途与生活上的悲苦是不言自明的。白居易 《琵琶行》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张祜 《送沈下贤谪尉南康》云：“秋风江上草，先是客心摧。万里故人去，一行新雁来。山高云绪断，浦迥日波颓。莫怪南康远，相思不可裁。”钱起 《送毕侍御谪居》云：“崇兰香死玉簪折，志士吞声甘徇节。忠荩不为明主知，悲来莫向时人说，沧浪之水见心清，楚客辞天泪满缨。百鸟喧喧噪一鹗，上林高枝亦难托。宁嗟人世弃虞翻，且喜江山得康乐。自怜黄绶老婴身，妻子朝来劝隐沦。桃花洞里举家去，此别相思复几春。”刘长卿 《长沙过贾谊宅》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禹锡 《谪居悼往二首》其一云：“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其二云：“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人政治理想受打击的苦恨、离别亲友的孤独、对未来的失望由此可见一斑。（三）边塞游

边塞游通常是为寻找仕途契机，或为饱览边塞风光，或为结交朋友。唐时疆土广阔，且边塞地区时有战争发生，许多仁人志士都希望投身边塞建功立业，“功名只向马上取”一度成为他们实现抱负的理想途径。据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当年远征高丽的时候征募士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那些没有应征成功的人，皆愤叹郁悒。文人们也怀着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 《少年行四首》其二）的豪情投笔从戎，随军征战。“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 《从军行七首》其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使至塞上》）的奇景让文人的诗境大为开阔，而人们在送别他们去边地时，也常常表现出一种豪迈的襟怀。岑参是边塞诗人的代表，天宝八载（749年），他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初次出塞时满怀报国壮志，但并未得志。天宝十载 （751年），岑参回到长安，天宝十三载 （754年），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次出塞，报国立功的激情更加热切。边塞游的经历促成了岑参诗风的转变，他的送别书写也于主流的抒情伤怀之外别开一路，如送别唐军出征的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把将士在恶劣环境下勇往直前、转战沙场的壮烈场面刻画得极为生动深刻。另一首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此诗把将士们忠勇爱国、奋不顾身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其本人的离乡情思，在边塞背景之下也不失豪情，如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 《逢入京使》），马上相逢，大丈夫不拘泥于小节，托带平安口信，人情味与豪情交织，感人至深。（四）隐游

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深厚的隐逸情结，从庄子逍遥游，到陶潜采菊东篱下，隐逸成为许多文人的精神寄托。这种情结又往往表现为寄托于山水，因此产生了隐游。他们或去山林佛寺、道观读书访道，或住在山野人家里读书交友、畅游山水，与世俗保持一段距离。如李白十八岁时隐居大匡山，从赵蕤学纵横术；孟浩然四十岁前隐居于距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但在充满奋发进取气息的初盛唐，大多数文人既做不到庄子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潇洒，也难以达到陶渊明悠然面南山的真淡泊，他们隐逸的原因与目的多种多样，并不单纯为隐逸而隐逸。许多士子落第后或者人生不得意便去隐居，以此作为入仕的阶梯。唐代诗人卢藏用年轻时才华出众，很轻松就考中了进士，但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于是他写了一篇 《芳草赋》，跑到终南山做隐士，跟随道士修习道术。但他从未失却跻身仕途之心，选择终南山隐居是因为这里靠近都城长安。当皇帝去洛阳后，他就到嵩山隐居，因而得了个 “随驾隐士”的称号。后来他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左拾遗职务，后又升为吏部侍郎。晚年他以权谋私，声名败落。司马承祯应召入京，将要还山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说：“这终南山真是大有好处啊。”司马承祯缓缓地说：“在我看来，这是当官的捷径吧。”卢藏用才感到羞惭。“终南捷径”便是由此而来。像卢藏用这样走 “终南捷径”的人并不少，唐朝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屡下诏书征诏隐士以教化风俗，如高祖颁 《授逸民道士等官教》、玄宗颁 《搜扬怀才隐逸等敕》等，如此礼遇隐士更助长了文人士子尚隐之风气。当然，也有一部分文人是彻底摆脱了功名利禄等世俗目的而进行林泉之游的，如张志和自称 “烟波钓徒”，他钓鱼不设饵，表明自己志不在于得鱼，其 《渔歌子》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恬然自适，无牵无绊，悠闲淡泊，好不自在。

僧人与道士本身便可被视为隐居之人，所以他们之云游或归山，亦可目为隐游。唐代佛道大盛，僧道云游四海、拜访名山，许多与僧道有交往的文士会为他们临别送行。如张九龄 《送杨道士往天台》：“鬼谷还成道，天台去学仙。行应松子化，留与世人传。”刘长卿 《送少微上人游天台》：“石桥人不到，独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寻钟野路遥。松门风自扫，瀑布雪难消。秋夜闻清梵，馀音逐海潮。”贾岛 《送郑山人游江湖》：“南游衡岳上，东往天台里。足蹑华顶峰，目观沧海水。”戴叔伦《送道虔上人游方》：“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贯花留静室，咒水度空山。谁识浮云意，悠悠天地间。”钱起《送少微师西行》：“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宁嗟别，空门久息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这些诗歌通常会表露出对方外之人清静无为、逍遥天地间的羡慕。图1－8　元·吴镇 《洞庭渔隐图轴》（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第三节　出使

出使可以看作是带着政治外交任务的跨国游历。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出使的过程都是艰辛的。远离故国，长途跋涉，如果遇到意外，可能一辈子不能复还。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需派人出使月氏。因出使月氏必经匈奴，非常危险，于是招募能够出使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任使者，途经匈奴果然被截获，并被扣留十年之久。所幸后来得以逃脱，找到月氏后辗转回到汉朝。苏武的经历要比张骞不幸得多。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持节护送被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却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这期间，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苏武宁死不屈，最后被迁至北海牧羊。武帝天汉二年 （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被匈奴单于派去北海劝降苏武。李陵告诉苏武他的家里已经家破人亡，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投降。苏武不为所动。李陵与苏武共饮几天，挥泪诀别。相传 《与苏武诗三首》乃李陵所作，虽然关于它的作者颇多争议，也不妨以此诗来诠释他们复杂的离别心情，诗之其一云：“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又如班超，因为通西域有功，客居西域三十余年，远离故土，思念家国，上疏请求赐还。《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语：“臣不敢望至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旷古的孤独，何其悲凉。图1－9　唐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323窟）

宋代与边境少数民族之关系比较复杂，出使比较频繁。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通好，使臣往来频繁。祝贺对方皇帝或皇太后生辰要派生辰使，每年正旦 （农历正月初一）要派贺正使，还有告登位使、吊慰使、告哀使、遗留使、回谢使，临时有事须通报对方则另遣国信使，俗称 “泛使”“横使”。此外还有陪同接送对方使者的接伴使、送伴使，嘉四年 （1059年）十月至十一月间王安石曾任过送伴使护送辽国使臣至宋辽交界处，单程十八天，来回花去一个月的时间。为展现宋朝文化的优越，北宋派遣出使辽国的使臣通常是能诗多才者，如宋祁、欧阳修、刘敞、苏辙、王安石、韩忠彦、苏颂、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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