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评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苏）列夫·托洛茨基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斯大林评传试读：

出版者说明

托洛茨基曾经写过许多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列宁逝世以后的第三国际》、《被出卖了的革命》、《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等。《斯大林评传》（原名《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是最后的一本。这本书没有全部定稿，托洛茨基在写成前七章及附录后，就在1940年8月被暗杀了。留下的几章都是些未完成的手稿及札记，后由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默思加工编辑成现在这个样子。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该书就已全部印好，当时美国政府没有立即让它出版，到1946年才在纽约出版，1947年又在伦敦加印了一版。该书出版后，西方各通讯社曾大为捧场，轰动一时。

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和诬蔑，而且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本书根据查尔斯·马拉默思从俄文编译的纽约—伦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6年英文版译出。

此书再版时，对原译名均未作改动。

原编者的话

本书前七章和附录俄文原稿是列夫·托洛茨基撰写并且经过他修改的。托洛茨基校阅了英译本前六章和附录，但没有校阅第七章。前面七章原定全书脱稿时予以删节压缩。像大多数作者一样，托洛茨基对脱稿日期估计得比较乐观，然而并不准确。他的情况比其他作者更为严重，不仅因为他具有一个革命家和军事领袖的过分乐观，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不断遭到袭击和觊觎，所以脱稿日期一再延宕。最后，他决定以1940年8月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截稿时间”。但是当他在8月20日被暗杀者击倒于地的时候，手稿并没有完成。两天后他去世。因此，编者对前面七章和附录均未予修订，仅删去个别材料重复之处。

托洛茨基遇害时，他有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正放在书房里，许多页贴在一起，首尾连缀，接成很长的纸条。在他与暗杀者搏斗的过程中，手稿的某些部分不仅溅满血迹，而且毁坏无遗。此外，作者身后遗留的手稿只是经过初步汇集，准备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尚待发挥的札记、他人著作的摘录、各种文件和未经作者订正的口授材料，任何部分都没有写成定稿。一部分手稿已经大体上分成几章，加上了暂定的标题。大部分手稿是未经消化的材料，按照81个小标题分藏于超过两倍于此数的文件夹里。

序言

在这种情况下，编者不得不做许多修罅补漏的工作。但是，只要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明白流畅，编者就只作最低限度的修补。凡有所添补，即使只增加一个字，也都用方括号（〔　〕）和作者原文分开。当然，标题、卷首照片和其他全部插图的安排和挑选，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完全是编者的工作。[1]作者一部分札记是经过编者概括的。这部分札记排印较密，以便和本文主体有所区别。[2]托洛茨基文件夹内发现的关于斯大林传记的引用材料，凡非托洛茨基原文组成部分者，均用星形符号（*）标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材料都有托洛茨基手写的标记，可资识别。

关于手稿未完成部分的编辑方针是：除删去重复的和完全与本题无关的材料以外（作者本人如果未遭到暗杀，显然也会这样做），一律全文发表。这里有许多文件是初次问世，既没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审查，也没有经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审查。

编者感谢作者的遗孀娜塔莉娅·伊凡诺芙娜·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对这本书的贡献。还要感谢下列诸君的帮助：列夫·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让·范赫伊努特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凯斯·德·梅特卡夫先生，哈佛图书馆注册组组长爱德华·古金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哈佛威登纳尔图书馆贵重书籍室珍本部主任威廉·杰克逊先生、麦卡锡先生、弗里济·奥尔达什女士和丽塔·菲兹帕特里克女士。他们的慷慨合作和无限耐心使编者能够方便地看到托洛茨基身后遗留的手稿。编者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霍伊尔·蒙逊、亚历山大·巴明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他们曾经在本书出版前阅读过原稿并且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编者并没有全部接受他们的意见。查尔斯·马拉默思

[1]照片、插图、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在中译本中都已略去。——译者注

[2]在中译本中，这部分文字都加【　】形的括号表示区别，字体、排法同本文相同。——译者注序言

读者将会注意到：我对斯大林预备阶段的发展情况比对他较后的政治活动谈的详细得多。后期的事实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各种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我对1923年以来斯大林政治态度的批判。这本政治传记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种人物是如何形成的，说明这种人是如何通过篡夺担任这样一个非凡的角色的权力而当权的。因此，在描写斯大林在这个默默无闻或近乎默默无闻的时期的生活和发展情况时，作者对各种孤立的事实和细节以及证人的叙述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在评价斯大林后期活动的时候，则仅限于综合说明，假定读者对事实——至少是主要事实——已经具有足够的了解。

为克里姆林宫效劳的批评家们，就像他们谈到我写的《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所做的那样，这次也会说：由于缺乏参考资料，不可能核实作者的论断。事实上，把汗牛充栋的俄国报纸、杂志、回忆录、文集和诸如此类的资料编成一份参考目录，并不能给具有批判眼光的外国读者提供多少材料，只会使书的内容累赘不堪。至于俄国批评家，他们拥有苏联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全部资料。如果我的任何著作中存在事实错误、引用失实或其他任何资料运用不当的地方，早就会有人指出来了。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著作曾经在任何地方提到我引用材料失实的任何例证。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对外国读者来说，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的材料的真实性。

在撰写《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我曾经避免利用个人的回忆，而主要依靠已经发表，从而可以核实的资料，其中我自己的叙述仅包括过去已经发表而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驳斥的部分。在写现在这本传记时，我大胆地对这种过分严格的方法做了一点改变。这本书的叙述的基本脉络同样是根据文件、回忆录和其他客观来源编成的。但是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作者自己的回忆作为证据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根据个人的回忆——其中有许多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来补充一两个事例。每次都清楚地表明：在这种场合中，我的身份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证人。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的方法和写《俄国革命史》的方法是相同的。

很多反对我的人承认后面这本书是按照学者方式用事实写成的。诚然，《纽约时报》一位书评家曾经否定这本书，认为它是有偏见的。但是他的文章处处表明，他是对俄国革命感到愤怒而迁怒于为这场革命写历史的作者。这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者惯有的离奇做法。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发展总是不断挑刺找碴。他们对某个历史过程的结局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就把揭示这种结局的必然性的科学分析当做发泄愤怒的对象。归根结底，和对作者的方法的评价比较起来，作者的结论的客观性是全部还是部分地得到承认是无关宏旨的。而在方法问题上，作者并不害怕批评。这本著作是用事实写成的，有文件作为坚固基础；个别地方可能发现局部性的、次要的错误，也可能发现强调得不够适当和解释略有偏颇的情况，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这本著作里，任何人都不会找到对待事实缺乏光明正大的态度，故意撇开书面证据或仅根据个人偏见武断地作出结论的情况。作者并没有忽视对本书主角有利的任何事实、任何文件或任何细微证据。如果辛辛苦苦、寻根究底、严肃认真地搜集事实（即使是无关宏旨的事实），用历史和传记批判的方法核实证人的叙述，最后并按照本书主角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个人生活中有关的事实——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叫客观，那么请问：怎样才叫客观呢？

新的时代又带来了新的政治道德。真是奇怪，“历史钟摆的摆动”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其残酷无情和缺乏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又有了政治佣兵队长，争权夺利又成了冠冕堂皇的事，斗争的任务是帮助某个人攫取权力——一种抛弃〔原来已经形成并且一直被认为必要的一切制约的〕赤裸裸到残酷程度的权力——从而得到当时可能得到的一切。有一个时期，马基雅维利[1]煞费苦心阐述的政治力学规律曾经被人认为是无耻之尤。马基雅维利认为，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手没有道路问题，会计也没有道路问题一样。他的任务是根据曾经在两个大陆的政治中受过严峻考验的经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奉行什么政策才最切合实际，并且说明应当怎样通过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方式贯彻实行这个政策。这种态度不仅可以从任务本身，而且可以从提出这种任务的时代性质中得到解释。这种态度主要是封建主义发展到一定状况的产物，是由两个时代——垂死的封建主义和即将呱呱坠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争夺权力的严酷斗争决定的。

但是在整个19世纪——（如果撇开少数国际和国内战争不谈）这个世纪是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的世纪——马基雅维利已经被认为陈腐不堪。政治野心局限在议会范围内，这种野心的过分冒险的倾向也同样受到约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和他的侍从公然抢夺权力的问题，而是在尽可能多的选区里赢得委任的问题。在角逐部长地位的时代，马基雅维利似乎是一个属于朦胧而遥远的往昔的古怪思想家。新时代的来临已经带来新的、更高尚的政治道德。但是，奇怪的是，20世纪——19世纪曾经满怀希望、梦寐以求的新世纪——却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方式方法。

对于一个直到昨天还宽慰地相信人类历史是沿着物质和文化进步方向前进的人来说，重新堕落到最残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当然，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想法更远离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无须多费唇舌加以证明。但是，无论我们提出什么保留或异议，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和文艺复兴时代甚至更遥远的时代的标准比较起来，从政治上说，道德状况丝毫没有改进。〔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是在度完自己有用的日子的时候安安静静、心甘情愿地死去的。一切过渡性时代都是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时代，都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是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社会敌对极为剧烈，因此政治斗争也是剧烈的。

到19世纪后半期，政治道德所以能够代替唯物主义（至少在某些政客想象中是如此），只是因为社会敌对暂时有所缓和，政治斗争已经微不足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基础是整个民族的福利普遍提高，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状况有所改进。但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我们的时代，在下述意义上和文艺复兴时代有其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一个是正在受临死的剧痛折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即将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矛盾重新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政治权力，和道德一样，并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10年期间人们想象的那样毫无波折地日趋完美。政治和道德都苦难重重，必须沿着非常复杂曲折的轨道前进。和道德一样，政治直接从属于阶级斗争。作为一般规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激烈，社会危机愈深刻，政治性愈强烈，国家权力也就愈集中，愈残酷，而且愈加率直不讳地〔摈弃道德的外衣〕。

有些朋友认为，这本书提到材料来源的地方和我对这些来源的批判占去太多篇幅。我完全了解这种阐述方法的呆板滞涩。但是我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深信不疑地接受像我这样一个作者，一个和他不得不为之立传的人关系如此密切而斗争又如此直接的作者的论断。我们的时代首先是一个撒谎的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人类历史上其他时代的特点是比较真诚。撒谎是矛盾的产物，是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压制个性的产物，是社会秩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属性。有些时候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撒谎的程度就会超过一般水平，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尖锐性本身的属性。我们的时代就是如此。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谎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记。……有些来源是斯大林本人捏造的。……不批判日积月累地伪造事实的细节，就不可能使读者对莫斯科审判这一类现象有所准备。……

希特勒特别强调栩栩如生的口才，认为这是领袖的唯一标志。据他说，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说那样影响群众，至少是不能使领袖和他的千百万信徒结成巩固的、有血有肉的纽带。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不会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从来不依靠演说的艺术，就得到了千百万追随者。诚然，他们是经过多年努力才产生影响的。归根结底，写作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因为它可以使深度和高度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除擅长演说以外，一无所长的政治领袖总是肤浅的。一位雄辩家并不能造成著作家。相反地，一位伟大的著作家却可能激励千百个雄辩家。当然，为了和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生动的口才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列宁在有机会和群众面对面讲话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党的领袖。1905年，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露面也没有引人注意。在1917年以前，作为群众演说家的列宁并没有出场，就是在1917年也只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4月、5月和7月）。列宁首先是作为一个著作家，作为宣传家的指导者，而不是作为演说家而取得权力的。这些宣传为他培养了干部，其中包括擅长演说的干部。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一个完全例外的现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说家。当举行凯旋式的队伍通过红场时，群众还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经取得权力。斯大林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机构取得权力的。而且并不是他创造了机构，而是机构创造了他。机构以及它拥有的力量和权威是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英勇斗争的产物，党本身又是思想的产物。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后来机构本身却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间的脐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这个机构的首脑。列宁通过经常联系群众的办法创造了这个机构——如果不是直接地、通过话语保持联系，就是以他的信徒作为媒介，通过印好的文字保持联系。斯大林并没有创造，而是占有了这个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这不是历史创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说家的才能。机构是从思想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视思想。思想已经……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阅读暗杀者带来的一份手稿的时候，暗杀者用鹤嘴锄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打在脑后，使他脑浆迸裂。因此，本书这一部分和其他某些部分没有写完。〕

[1]马基雅维利（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以玩弄权术、不择手段著称。——译者注

第一章家庭和学校

如果我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不过他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有争议的种族属性，而是亚洲政治家通常拥有的剽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这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到他近乎野蛮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在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使用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旧义，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来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的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能算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却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埚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频繁而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18世纪初，格鲁吉亚沙皇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护，使他可以不受传统敌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筑了必要的战略通道，对城市进行了局部的整顿，初步建立了学校系统，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属于异族的子民俄罗斯化。当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权不可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用它本国也极为缺乏的欧洲文化来代替古老的亚洲的野蛮无知状态。

格鲁吉亚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却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因此具有亚洲家长制——包括亚洲的残忍——特征。工业几乎一无所有，农业和房屋建筑事实上停留在两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脚榨出来的，保存在大泥潭里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过是整个人口的1/6。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统治的军事和商业城市，只有少量工业。在基本农民阶层头上兴起了一个士绅阶层，大部分士绅并不富裕，而且缺乏文化素养。有些士绅和上层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矫揉造作的风度。由于格鲁吉亚过去曾经拥有小小的“威力”，由于它现在的经济停滞，由于它和煦普照的太阳和葡萄园，由于它缺乏责任心的习性，由于它拥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绅士，人们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无道理的。

年青一代的贵族敲打着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抛弃了本阶级的陈腐传统（中俄罗斯对这种传统本来就不怎么认真看待），而参加到俄罗斯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集团里去。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军官、律师或教士，也纷纷效法贵族家庭的榜样。这样一来，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散布在俄国各地，在各种进步的政治运动和三次革命中都崭露头角。

1844年在第比利斯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德国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格鲁吉亚人不但懒惰无能，而且不如其他高加索人聪明；他们在学校里研究科学、学习外文和表达能力等各方面都赶不上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雷克吕·埃利塞引用这个十分笼统的意见，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推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性，而是社会因素——由于格鲁吉亚学生来自落后的乡村，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当然，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消除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1]在正教小学二年级念书时，在高加索人口中约占1/8的格鲁吉亚人在学生总数中却差不多占1/5（俄罗斯人占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约占14%，鞑靼人不到3%……）。但是，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格鲁吉亚文的特殊性对学习外语似乎的确是一种障碍，在发音上留下了明显的标记。然而，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在俄国日益“欧洲化”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为司法界，后来又为议会的讲坛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第一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说家。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当中最能说善辩的大概就是格鲁吉亚人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因此，把斯大林的民族血统作为他缺乏演说才能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体格上看，也很难说他是代表格鲁吉亚人的恰当的典型。格鲁吉亚人是以高加索最漂亮的民族闻名于世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有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掺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性格，还可以碰到淡漠中糅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极少，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拥有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这个形而上学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

哥里县城位于库拉河畔，景色优美，距第比利斯76公里，在外高加索铁路线上。哥里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着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根据传统的说法，哥里城是公元12世纪为了躲避土耳其人而逃来的亚美尼亚人建立的。这座小城后来多次遭到袭击，因为当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形成一个从事商业的城市阶级，以家资万贯闻名，是掠夺者垂涎的对象。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哥里是一点一滴扩充起来的，逐渐把来自格鲁吉亚和鞑靼乡村的移民吸收进来。约莫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鞋匠从故乡吉里洛村搬到哥里的时候，这座小城已经拥有6000左右的人口，各族人民杂居在一起，还有好几座教堂，许多商店和更多的供邻近地区农民留宿的客店，一所设有鞑靼系的师范学校，一所女子古文预备学校和一所初级中学。

第比利斯省的农奴制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未来的总书记约瑟夫诞生前14年才废除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仍然可以反映出农奴制的影响。斯大林的父母是否能够读书写字尚可怀疑。诚然，外高加索当时出版五种格鲁吉亚文的日报，但是它们的发行量总共不到4000份，农民的生活仍然不见经传。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关于朱加施维里一家和约瑟夫的童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确凿的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们的环境文化水平极为原始，没有生活方面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斯大林本人已经50多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追叙他父亲家庭情况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满怀仇恨或一贯严肃认真的敌人，而是按照官方党史委员会的建议——差不多可以说是命令——写作的十分勉强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命题作文，照本宣科。要想从这两种歪曲之间用折中的办法找到真理当然过分简单化。但是，如果把两种材料加以排列对比，既考虑到它们故意沉默掩饰之处，也考虑到它们夸大之处，借助于后来的发展情况，用批判性眼光来衡量叙述本身内在的脉络，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并不想牵强附会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在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为读者提供我的推测或结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内容。

前面提到过的〔约瑟夫·〕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包括的细节最具体丰富。这本回忆录是1932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的，书名是《Stalin und die Tragōdie Georgiens》（《斯大林和格鲁吉亚的悲剧》）。由于作者过去是孟什维克，后来又迹近国社党人，他的政治记录不能使人深信不疑。但是也不能把他的文章完全撇开不管。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具有十分明显的说服力，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甚至有些初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事情也在几年以后发表的官方回忆录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我还要作点儿也许不是不恰当的补充：我根据苏联出版物故意保持沉默或闪烁其词的地方作出的某些猜测，从伊雷马什维利的书里得到了证实（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如果认为，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政敌的伊雷马什维利力图贬损斯大林的形象或者是把他描写得一团漆黑，那就想错了。情况刚好相反，他对斯大林的才干几乎是津津乐道，而且明显地给他加油添醋；他承认斯大林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牺牲个人利益；他多次强调斯大林对母亲的依恋，并且用最扣人心弦的笔触描绘斯大林初婚的情况。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位原第比利斯中学教师的回忆录，就会使人感到这是一本由几层不同内容组成的文件，它的基础无疑是遥远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基本内容必然经过记忆和想象的事后加工，受到斯大林后来的命运和作者自己政治见解的影响，而且必须指出：回忆录里有些细节描写是暧昧不清的（虽然从本质上说这是无足轻重的），其原因应当归诸某一类型的回忆录作者经常会有的缺陷——就是企图使他们的叙述达到“艺术上的”完整。在事前提出以上警告以后，我认为，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可以用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作为一种依据。

早期的传记材料总是说斯大林是一个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斯大林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但是这个矛盾很表面化，实际上并不存在：和俄国大部分工人一样，朱加施维里父亲的护照仍然把他写成农民。然而困难并没到此为止，人们总是把这位父亲说成是：“第比利斯阿利哈诺夫制鞋工厂的工人”。可是他的家庭住在哥里，而不是住在高加索的首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和家庭是分开住的呢？如果家庭仍然留在乡村，这种假设可能说得通。然而家庭和养活家庭的人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却是极不可能的。此外，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同伴，和他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戈戈希亚以及经常拜访斯大林的伊雷马什维利都肯定无疑地说，维萨里昂在邻近的教堂街上一座漏雨的泥屋里做工。因此我们推测，这位父亲在第比利斯的工作是临时性的，可能他的家庭当时仍然住在乡村。但是在哥里的时候，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已经不是鞋厂工人——县城里根本没有工厂——而是一个独立的小手艺匠。在这一点上故意含糊其辞，无疑是为了避免削弱关于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血统的印象。

和格鲁吉亚大多数妇女一样，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母亲，最初生的三个孩子都在襁褓时期夭折。在1879年12月21日第四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她还不过20岁。斯大林7岁时患过天花。这场病为他的余生留下了痕迹，证明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和环境的痕迹。法文《斯大林传》作者苏瓦里纳说，他除脸上有麻子以外，左臂还有恶病质。据他说，这种病和两个脚趾长在一起的情况证明，斯大林受到父亲嗜酒的遗传影响。一般地说，鞋匠，至少是中俄罗斯的鞋匠，是以酗酒著名的，所以“醉得像鞋匠”成了一句谚语。苏瓦里纳从“各种人士”（极可能是孟什维克侨民）那里知道的关于遗传的种种推测有多大真实性是很难判断的。沙皇宪兵在列举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明显特征”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萎缩了的手臂，倒是并连的脚趾曾经一度在1903年被沙贝尔斯基上校提到过。可能宪兵档案和其他所有文件一样，曾经在发表以前经过检查官不够彻底的删削。但是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后来甚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也习惯在左手上戴一只温暖的手套。当时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有风湿病。不过归根结底，无论是真是假，这种次要的身体特征现在来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远比这重要的，是分析他的父母的真正性格和他的家庭气氛。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官方搜集的回忆录很少提到维萨里昂，或对他的情况几乎保持完全沉默，然而同时却用同情的语调大谈叶卡特林娜从事家务劳动的艰苦生活。戈戈希亚说：“约瑟夫的母亲为哥里有钱人家洗衣服或烤面包，收入非常微薄。她每月得付1.5卢布房钱。然而她并不是总能省下1.5卢布的。”我们因此知道付房租的责任落在母亲而不是落在父亲头上。此外，“贫穷和母亲辛苦劳碌的生活都在约瑟夫的性格里留下了印记……”——仿佛他的父亲根本不是家庭的一部分。只是到后来，作者才附带捎上这句话：“约瑟夫的父亲维萨里昂整天做工，缝补鞋子。”但是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和家庭生活或家庭谋生问题联系起来谈的。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提到父亲完全只是为了避免留下空白。

斯大林的正教小学的另一个同学格卢尔吉泽完全没有提到他父亲。他写道，约瑟夫的母亲“靠剪裁和缝洗内衣为生”。这种并非无意的沉默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并不认为妇女是家庭的主角。相反地，按照因循守旧的山民极端顽固的古老的格鲁吉亚传统，妇女一贯屈居于家庭奴隶的地位，几乎完全不准在她的威严的老爷兼主人的面前出现，对家庭事务毫无置喙余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责罚。甚至在教堂里，母亲、妻子和姊妹都得坐在父亲、丈夫和兄弟的后面。回忆录的作者们把母亲放在通常应由父亲占据的地位上，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完全避免谈到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性格，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在评论格鲁吉亚极端节约粮食的情况时补充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格鲁吉亚人喝那么多的酒。”诚然，维萨里昂迁往哥里以后，很少可能独自维持一片葡萄园。但是作为补偿，城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dukhans（小酒店），店里出售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同样吃香。

在这一点上，伊雷马什维利提出的事实特别令人信服，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然而比他们早5年，他在描写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时是满怀同情的。叶卡特林娜对自己的独养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对和他一起玩耍和念书的同伴也和蔼可亲。卡佳（人家都这样叫她）是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虔诚信教。她劳碌一生，为牛为马，从未间断：为上帝服务，为丈夫服务，为儿子服务。由于经常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做针线活，她的目力衰退，很早就戴上眼镜。不过当时格鲁吉亚所有年逾三十的已婚妇女都被人看成和老太婆差不多。她的生活变得如此艰苦，使邻居们对她更为同情。据伊雷马什维利说，作为一家之长的维佳（维萨里昂），性情严厉，是一个毫无心肝的酒疯子。他把自己赚的一点点钱大部分都喝光了，所以付房租和养活家庭的双重负担都落在母亲头上。她束手无策地、悲哀地看着维佳虐待儿子，“从他内心驱走上帝和人的爱，使他充满对自己的父亲的憎恨”，“无缘无故的痛打使孩子变得和父亲一样冷酷无情”。约瑟夫在苦痛中开始思索永恒的人生之谜。父亲的早死并没有使他伤心，只是使他感到更为自由。据伊雷马什维利推断，这个孩子很小就开始把他对父亲的满腔怒火和渴望报复的心情扩大到一切对他拥有或可能拥有任何支配权的人身上去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实行复仇计划就成了支配他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即使承认这句话是根据事后的评价说的，也丝毫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

1930年，叶卡特林娜已经71岁。当时她住在原第比利斯总督府几间普普通通的下房里。她在通过翻译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沙夏（约瑟夫）一向是一个好孩子。……我从来没有机会处罚他。他刻苦学习，不是念书就是讨论，什么都想了解……沙夏是我唯一的儿子。当然，我很宝贵他。……他父亲维萨里昂希望沙夏成为一个能干的鞋匠。但是沙夏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我不想让他做鞋匠。我只有一个希望——他会成为教士。”苏瓦里纳从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人当中搜集来的消息的确完全不同：“他们认识沙夏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冷酷，毫无感情，对母亲缺乏尊敬。他们还提出一些‘微妙的’事实，来证明自己记得不错。”但是这位传记作者自己也说，他的消息来自斯大林的政敌。这批人当中还流传着不少传奇性故事，只是内容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伊雷马什维利在谈到沙夏对母亲的热烈依恋的时候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当然，孩子对家庭的女恩人和在他父亲面前维护他的女保护人不可能有别样的感情。

我们时代的宫廷人物画家、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又找到一次机会来运用他的启发性提问方式。这种方式把较好的心理洞察力和政治敏感结合在一起。墨索里尼先生，你爱好大自然吗？马萨里克博士[2]，你对叔本华[3]有什么看法？罗斯福先生，你相信将来会比现在好吗？在类似这样的询问中，斯大林在这位鼎鼎大名的外国人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不停地用颜色铅笔画小花小船。至少路德维希是这样说的。这位作家曾经根据威廉。霍亨索伦的萎缩的手臂，用心理分析方法为这位前德皇写了一篇连老弗洛伊德都冷嘲地感到难以理解的传记。路德维希没注意斯大林的萎缩的手臂，更不必说他并生在一起的脚趾。但是他企图从斯大林幼年遭受父亲痛打这件事上找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革命生涯的起因。在熟悉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以后，不难了解路德维希这种想法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4]如果认为这些话具有任何文件价值就未免有些轻率，因为不仅斯大林的肯定和否定回答——正如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样——容易毫不费力地发生变化，而且在类似情况下，任何其他的人也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无论如何，人们不能责备斯大林拒绝公开抱怨他早已去世的父亲；令人惊讶的倒是这位恭谨的作家的缺乏体贴。

但是，痛苦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形成这个孩子严厉、任性和复仇心很重的个性的唯一因素，广泛得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促进了这种性格的形成。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曾谈到无比显赫的阿米拉赫维里亲王不时骑着高头大马到这个穷鞋匠家来修他刚在狩猎中扯破的靴子；也谈到鞋匠的儿子，一头蓬松的头发覆盖着低矮的额头，紧握小手，如何用利剑似的充满仇恨的

眼光瞪视着亲王。我们认为，这个写得活灵活现的场面本身属于幻想的领域。然而他的贫苦环境和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封建主相对奢侈豪华的对比，不能不在孩子心灵中留下尖锐持久的印象。

哥里市民本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高踞在下层居民头上的是以沙皇和他的高加索总督戈利津亲王——一个普遍受到罪有应得的憎恨的阴险毒辣的酷吏——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县吏。土地所有者和亚美尼亚商人同县政当局狼狈为奸。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平民，虽然他们大家的地位都很卑微——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分裂成森严的等级壁垒。一切曾经略微出人头地的人都兢兢业业，唯恐有失自己的身份。吉第里洛村的农民对城市的疑虑在哥里就变成了穷手艺人对卡佳不得不为他们缝缝洗洗的比较兴旺的家庭的敌视。社会等级在学校里表现得同样露骨：教士、小绅士和官僚的子弟不止一次让约瑟夫显著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从戈戈希亚的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鞋匠的儿子很小就开始感到——而且是尖锐地感到——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屈辱。“他不喜欢拜访生活优裕的人。尽管我一天去看他好几次，他却很少来看我，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我的叔父生活很阔绰。”这就是社会抗议的最初源泉。当时抗议仍然出于本能，后来，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气氛中，这种抗议就把这位正教中学学生改造成为一个革命家。

在小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天赋不凡的儿子或独生子只有两种高尚的职业：文官或教士。希特勒的母亲梦想自己的儿子会成为牧师。在她以前大约10年，在一个比她还要卑微的环境中，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也怀着同样愚蠢的梦想，希望看见儿子穿上教士法衣。附带也说明鞋匠维佳家庭里的“无产阶级精神”是多么稀薄。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未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结果。

尽管正教教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低，但是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缴人头税，……不挨皮鞭。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只是在废除农奴制度以后，农民才有可能进入教士阶层。然而这个特权受到警察当局规定的限制：农民的儿子必须得到总督特许才能得到教会的职务。

未来的教士是在几十所正教中学里培养出来的，正教小学是预备阶段。在政府教育系统中，正教中学的地位相当于普通中学，不同的是正教中学里的世俗课程按说只是神学的一根细弱支柱。在旧俄时期，大名鼎鼎的boorsy（神学校）以野蛮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中世纪的教育学和暴力统治法则而臭名远扬，更不用说其中的龌龊和挨饿受冻的情况。圣经谴责的一切罪恶在这些虔敬的温床上得到繁荣的发展。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作为无情揭露真相的《神学校随笔》〔《Ocherki　boorsy》，1862年出版〕的著者而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永垂不朽的地位。这里不能不直接引用《波米亚洛夫斯基传》的著者在谈到波米亚洛夫斯基本人时说的一句话：“这个时期的学校生活在他身上造成了怀疑、弄虚作假的习惯，敌对情绪和对周围环境的憎恨。”诚然，亚历山大第二统治时期进行的改革给宗教教育最腐臭霉乱的角落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改进。然而迟至19世纪最后10年期间，正教小学——特别是位于遥远的外高加索的正教小学——仍然是俄国“文化”地图上最黑暗的污点。

很久以前，沙皇政府已经通过并非不流血的手段摧毁了格鲁吉亚教会的独立性，使它从属于彼得堡宗教会议的统治。但是在格鲁吉亚的下层教士中，对使他们俄罗斯化的人的敌对情绪仍然在隐隐燃烧。对他们的教会的奴役动摇了格鲁吉亚人传统的宗教虔诚，在城市和乡村都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铺平了道路。正教小学里的恶劣气氛尤为显著，因为这些学校的任务不仅是使学员俄罗斯化，而且要培养他们为教会充当灵魂警察的意识。师生关系充满尖锐的敌对。讲授用的是俄文，格鲁吉亚文一星期只教两次，而且经常遭到轻视，被认为是一个劣等种族的语言。

1890年，显然是在他父亲去世不久以后，11岁的沙夏就夹着洋布书包进入正教小学。[5]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这个孩子在学习教义答问和祈祷中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戈戈希亚说，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沙夏从教师的讲授中就能把功课记住，不需要复习。事实上，斯大林的记忆力——至少是对理论的记忆力——是非常平凡的。但是无论怎么说，要当堂记住功课必须格外专心。毫无疑问，僧侣的职务当时是沙夏本人的最大野心，决心对颖悟和记忆力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同学卡帕纳则证明说：在他13年的学习和以后35年充当教师的整个时期，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样具有天赋和才干的学生”。甚至在柏林而不是在第比利斯写书的伊雷马什维利也认为，沙夏是正教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其他人提供的证据为这投下了许多阴影。格卢尔吉泽说：“最初几年，在预备班的时候，约瑟夫成绩很好，随着时间推移，他显示了愈来愈灿烂的才华，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奉命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在这样一篇文章里出现“最优秀之一”这种谨慎说法，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约瑟夫并不是最优秀的，并不比全班同学高明，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另外一个同学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回忆具有同样的性质，他说，约瑟夫“是最贫苦、最有天赋的人里面的一个”。换句话说，约瑟夫并不是最有天赋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测：要不就是他在不同班级的成绩水平有所不同，要不就是某些本身学习成绩就很落后的回忆录作者在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时缺乏眼光。

戈戈希亚没有明确说明约瑟夫在班上的具体名次。他说，约瑟夫在发展上和知识上都“大大超过他的同学”。沙夏阅读学校图书馆里可以得到的一切书籍，包括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古典著作。当然，这些书籍是经过当局仔细筛选的。毕业考试以后，约瑟夫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不是牧师，只是一个鞋匠”。真是画龙点睛！

整个说来，在第比利斯写的关于“领袖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录是相当枯燥无味的。“沙夏把我们拖进合唱队，用他那嘹亮愉快的歌喉领我们唱心爱的民族歌曲”；在打球的时候，“约瑟夫懂得如何挑选最优秀的球员，所以我们的球队总是打胜仗”；“约瑟夫学会了绘画，画得好极了”。但是所有这些特点一个也没有发展成一种才能：约瑟夫既没有成为歌手，也没有成为运动员，也没有成为艺术家。像下面这一类报道听起来更难令人信服：“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具有惊人的谦逊，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多情善感的同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觉得他高人一头”，等等。倘若这些话都是真的，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光流转，约瑟夫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人。

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更生动，而且更接近真实情况，是其他回忆录望尘莫及的。他把和他同名的人[6]描绘成一个身材瘦长、肌肉发达和满脸雀斑的孩子，非常顽固，难于接近和任性。无论是指挥游伴，还是扔石子或爬山，他总是能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沙夏显然是大自然的热烈爱好者，不过他对自然界的生物却缺乏同情，对人或动物的怜悯是和他格格不入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沙夏对于同伴的喜怒哀乐只会挖苦嘲弄。”和激流冲击过的石块一样，所有这一切可能经过记忆加润饰，然而并非虚构。

伊雷马什维利说，约瑟夫的反叛行为早在哥里念书时就已经开始。他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据说，沙夏因为领导学童抗议，特别是用嘘叫起哄来反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受处分。然而官方回忆录的作者们——这次并没有任何预定的目的——却说约瑟夫在整个这些年代甚至在态度上都是一个足资楷模的学生。戈戈希亚写道：“他一般是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不喜欢胡作非为和恶作剧。他一做完作业就赶忙回家。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埋头读书。”据同一位戈戈希亚说，学校每个月都给约瑟夫发津贴。如果对上级，特别是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这种津贴是十分不可能的。其他所有回忆录作者都认为，约瑟夫的反叛气质是他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念书时期形成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没有人提到他参加激烈的抗议风暴的任何事例。伊雷马什维利和其他某些人对个别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记忆错误，显然是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认为第比利斯正教中学是正教小学的直接继续。除伊雷马什维利以外，任何人都没提到约瑟夫领导嘘叫起哄的事。这一点较难解释，这纯粹是记忆的偏差吗？是否约瑟夫的确曾经在某些“音乐会”上起过一种隐蔽的，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作用呢？这种做法和这位未来阴谋家的性格也是毫不矛盾的。

约瑟夫是什么时候和他父亲一辈的信仰断绝关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据同一位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暑假期间和另外两个学童喜欢在乡村教堂里唱歌，虽然当时——即在学校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超过虔信宗教的年龄。另一方面，根据格卢尔吉泽的回忆，13岁的约瑟夫有一次曾经对他说：“你知道，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约瑟夫暗示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从中清楚看出“关于上帝的谈论完全是胡扯”。这是什么书呢？“达尔文。你一定得读读这本书。”提到达尔文就使这件轶事带上了令人怀疑的阴影。生长在一座落后城镇里的一个13岁的孩子不大可能读到达尔文的书并从中得出无神论的信念。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他是15岁走上革命思想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第比利斯。诚然，他可能在此以前就和宗教脱离了关系。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和斯大林同样从正教小学升入正教中学的格卢尔吉泽把日期搞错了，提前了几年。对学童的残暴行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干出来的，否定上帝的存在无疑并不困难，无论如何，把教员和整个当局的道德依据从他们脚下抽掉，就使为否定上帝所必需的内在力量得到了报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力气大就横施残暴。无论这次谈话发生在什么地点和时间，是在哥里还是一两年后的第比利斯，沙夏的生动的说法——“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

至于约瑟夫何时考入正教中学，各种官方出版物提出了三种不同说法：1892年、1893年和1894年。他在正教中学念了多久呢？《共产党人历书》的回答是6年，斯大林的秘书为他写的传略说是5年，他过去的同学戈戈希亚断然说是4年。从正教中学原址的一张照片可以依稀辨认出来，那里有一块纪念牌上写着“伟大的斯大林”在这座房里念书的时间是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7月21日；也就是5年。是否有这种可能：官方传记避免提到后述日期，是因为这个日期说明朱加施维里已经远远超过正教中学学生应有的年龄？无论如何，我们宁愿依据纪念牌，因为纪念牌上的日期很可能是以正教中学本身的文件作为基础的。

书包里夹着哥里学校颁发的品行良好的证件，15岁的约瑟夫在1894年秋天首次来到格鲁吉亚历代帝王的古都第比利斯。这座大城市必然使他感到惊异不已。如果说这座半亚洲、半欧洲式的城市给年轻的约瑟夫造成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种说法不算夸大。第比利斯在它将近1500年的历史里曾经多次沦于敌人统治之下，遭受过15次摧毁，几次被夷为平地。用武力一路杀入第比利斯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对当地的建筑和人民风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俄罗斯征服格鲁吉亚以后，原来的首都成为外高加索地区的省会和行政中心，这座城市的欧洲部分得到了发展。在约瑟夫进正教中学的那一年，第比利斯的居民已经超过15万。占人口1/4的俄罗斯人不是外高加索为数颇多被放逐的异教徒，就是军人和文官。工商业自古以来就集中在人数最多（占38%）而且最富裕的亚美尼亚人手里。和乡村联系在一起的格鲁吉亚人，与俄罗斯人一样，约占人口的1/4。他们属于由手艺人、小商小贩、低级职员和军官组成的下等阶层。1901年出版的一篇描写这座城市的文章说：“除了具有现代欧洲风味的大街以外……还有错综复杂、令人辨不出方向的狭窄、弯曲而肮脏的纯粹亚洲式的胡同、小广场和市场，周围是东方式的门面完全敞开的铺子、小摊子、咖啡室和理发店，到处是脚夫、运水工人、信差、骑者，成群结队的骡驴驮子和骆驼商队等等，摩肩接踵，喧闹不堪。”缺乏污水排泄系统，供水不足，夏季酷热，街道上灰尘呛人，无孔不入，市中心用煤油灯照明，偏僻街道则一片漆黑——这就是20世纪开始时，外高加索的行政文化中心的特点。

和约瑟夫一同到达第比利斯的戈戈希亚说：“我们得到许可，搬进一栋四层楼房，搬到我们宿舍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大房间里去。这座建筑物就是第比利斯正教中学。”由于在哥里正教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正教中学录取，并且得到包括衣服、鞋子和课本在内的全部资助。必须再次指出，如果他曾经表现出反叛性格的话，这些待遇都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谁知道呢，或许当局对他可能成为格鲁吉亚教会的装饰品这一点是寄予厚望的吧？和预备学校一样，正教中学也用俄文授课。大多数教员从民族上说是俄罗斯人，从职务上说是俄罗斯化的执行者。只有表现加倍热心的格鲁吉亚人才能担任教员。校长赫蒙格尼斯教士是俄罗斯人；督学阿巴希泽教士是格鲁吉亚人，也是正教中学里最阴险最可恶的人。最早谈到正教中学的情况，而且谈得最全面的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

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似的屋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像丝毫没有触犯刑法却得坐几年牢的囚徒。我们大家都垂头丧气，愁眉苦脸。青年的欢乐受到把我们和外界隔绝起来的房间和走廊的窒息，几乎从来得不到表现，青年人的气质偶尔冲破樊笼，也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对学校的监督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甚至世俗当局允许我们阅读的少数文学作品，也受到教会当局的禁止，因为我们是未来的教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都是我们难以到手的。

正教中学的日子过得和监狱或兵营里一样。学校生活从早晨7点开始，祈祷，喝茶，上课，然后又是祈祷；除课间休息以外，讲课一直继续到午后2点，然后是祈祷，晚餐，食物又坏又少。只有3—5点的间歇时间才准离开正教中学监狱的大门；5点以后门都上了锁；点名；8点吃茶，准备功课；10点钟——在再次祈祷以后——全体上床就寝。戈戈希亚证实：“我们感觉自己仿佛陷进了一座石牢。”在星期天和假日的宗教仪式中，学生们一连得站三四个钟头，而且总是站在教堂地面的同一块石板上，一只脚站麻木了就换另一只，不断受到教士们的监视。“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仪式的影响下，甚至最虔诚的信徒也会被弄得不知如何祈祷是好。我们装出一副虔诚的鬼脸，不让值班的教士发觉我们的思想。”

虔诚的精神照例与警察镇压的精神密切结合在一起。满怀敌意、疑心重重的阿巴希泽督学监视着寄宿生，注意他们的思想状态和消磨时间的方式。学生们吃罢晚饭回到房间不止一次发现，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房间有曾经遭受搜查的痕迹。教士们还经常搜查正教中学学生的身体。惩罚的方式包括粗暴的斥责、坐黑房（黑房很少有空闲的时候）、扣操行分数（从而可能使一切希望尽成泡影），最后就是把学生从这个圣中至圣的地方开除出去。体弱的学生直接从正教中学进入坟墓，得救的道路可真是崎岖难行，充满荆棘！

正教中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耶稣教徒为了钳制儿童的灵魂而创造的方法的一切特点，然而采取的形式更原始，更粗暴，因此更无效果。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很难培养忍气吞声的驯服精神。在俄国几乎全部60所正教中学里面，都有些学生——多数是在大学生影响下——甚至还没有机会穿上教士法衣就拒绝充当教士。他们对经院哲学充满蔑视，阅读富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俄国激进报刊和阐述达尔文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从民族主义和一般政治源泉得到滋养的革命激情已经具有一定的传统。这种激情过去曾经通过和教员发生尖锐冲突、公开表示愤怒，甚至打死校长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斯大林进正教中学的10年前，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曾经殴打教员，因为这个教员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格鲁吉亚的语言。季布拉泽后来成为高加索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老师之一。

1885年，第比利斯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正教中学的毕业生在这些小组中立刻取得了领导地位。除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以外，还有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未来的领袖诺·饶尔丹尼亚，未来的杜马代表，1917年2月革命期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尼古拉·齐赫泽和注定后来要在高加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中起显著作用的其他一些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处于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阶段。正教中学所以成为高加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温床，纯粹是因为第比利斯没有大学。在格鲁吉亚这一类落后的非工业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即使不能说是学究式的，也是极为抽象的。正教中学的学生至少受过某种逻辑推理的训练。但是，促使人们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对社会和民族状况的深刻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迫使豪放不羁的青年人沿着革命的道路寻找出路。

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在第比利斯开辟新的道路，虽然苏联的历史大师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季布拉泽打出的一拳在正教中学校园内还可以听到它的余响。正教中学过去的学生当时已经是左翼舆论的领袖，他们和自己的后娘——正教中学——并没有失去联系。对于那些只需要一声号召就会醒悟过来的心怀不满、满腔激愤的骄傲的年轻人，任何机会、一次个人会晤或极为轻微的推动，都足以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上革命的轨道。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必然是弃绝宗教。如果这个孩子有可能从哥里带来残余的信仰的话，那么一到正教中学，这种信仰无疑就消灭殆尽了。从此以后，约瑟夫对神学肯定毫无兴趣了。

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的野心已经达到如此高度，所以他的成绩远远超过我们。”倘若真是如此，这句话也只适用于一个很短的时期。格卢尔吉泽说，在正教中学的课程中，“约瑟夫爱好普通历史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