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耿立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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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4试读：

随笔是精神的，趣味的，知识的。

我们阅读随笔，是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或者感动，启示与启迪，会心处，可击掌可莞尔，随笔最得自由的神髓，贴近精神的高位。随笔是慢读最佳，要是拿出读小说的姿态读随笔，那是一种折磨，或者是一种浪费。小说是咖啡，刺激性大于随笔；随笔是下午茶，或者晚间好友随意谈心的点缀。寒夜客来茶当酒，闲敲棋子落灯花，是最适宜于随笔的氛围。随笔近于随性，兴之所至，如行山阴道，也如“雪夜访戴”，要的是人生的趣味。有趣是随笔存在的理由之一，有人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

智慧，就是随笔的精神维度，是精神的发现。学者孙郁说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

知识，不是指掉书袋，而应该是人生的感发感怀，也不妨谈天说地，喝酒骂座，谈花鸟虫鱼、红口白牙、茶米油盐、东长西短、邻里是非。

随笔是沉潜的，可以世间，可以内心，可以诗意，可以思辨形而上。随笔最强调精神气质，是智慧的文体，我们的随笔大多是实在买卖，很少在表达上下功夫。随笔贴近老辣，贴近智性，这样的随笔把人生与历史、世事与自然连通，不要轻巧的抒情，不放任思想与想象的野马，这样的随笔是冷峻的。凡是人类面对的困境，凡是生命的含义，凡是星空下的思索，都可以一一展示在笔端。

文以载道，不可一棍子敲死，那要看载的是什么道。所谓的性灵与美，也是道的一种，是一种功能表现，是把所谓的沉重教化唤作了轻灵与逍遥。其实逍遥的庄周，也有大悲哀在，周也蝶也，我们看出他对浊世的厌恶之极。不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是的，庄周与蝴蝶是必然有分野的，庄周要的不是分野，是沉迷，是与浊世的拜拜，他不做这个世间的暖男，

这个世间虐他千百遍，他还待这个浊世如暖男，那是病，不是药。

随笔离小品很近，更要有大品的质地。英文辞典认为essay是“心灵的一种无拘无束的俏皮话”。鲁迅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对essay的解释是：“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是这一类的文章。 ”

按照这样的解释和照着这样写随笔，是难免堕入小品一途的，但我们不要忘了，更有左拉的《我控诉》以及茨威格的《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和《异端的权利》、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在，这些随笔的尊者，保证了随笔不至于在小品的道上跑偏，误入歧途。这样的大品气质的文字，才更富于“随笔”的质地，他们远远高于那些小品对这个世间和对我们人生的启示，他们的美学品质和精神的超拔也远远大于甜品似的小品。

自由是文学的核心部位，这毋庸多叨。对随笔来说，她的第一要素应是智性，她是以智性为美的。文学美的形态是多维的，诗歌的美的强调与随笔是不一样的，有的求准确，有的求结构和场景、人物，但除掉外在的修饰，我觉得，随笔是靠近智的。在我们这个多反智多奴役多愚民的国度，我以为，随笔应以智性的美为首选，她透视这个世间和生命与自然的秘密，戳穿一切伪造的瞒和骗的把戏，裸露出人间的真诚，剥去伪饰的油彩，这才是随笔的深度和道义的所在。因为智性，随笔获得了深度、高度和厚度；因为智性，随笔获得了最大的真相和秘密，也赢得了读者的尊敬，为文体赢得了尊严。其实很多的文体尊严被消费了，很多的成了好人好事的伪劣的记录，成了金钱任意驱使的奴隶。

随笔要技术，但更要的是智性的光辉。张伯驹的遗产孙 郁

老友靳飞作《张伯驹年谱》，未印之前有幸过目。我自己对张伯驹知之甚少，所识者不过冰山一角。靳飞说此书几易其稿，凡十余年，拳拳之情，透在纸间。书中涉猎旧闻颇广，史料亦多。闲时阅之，峰回路转之中，忽有神灵扑面之感，见到了诸多未见之景。《年谱》不仅是陈迹的罗列，亦能成人间长调，其间可咏叹者，一时无法说清。

张伯驹是个奇人，用靳飞的话说，他一生“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写到张伯驹的片影，乃溅血的声音，是一部痛史。那是我初次接触他的史料，被深深感染。近来看上海古籍社《张伯驹集》，渐知其文采，觉得其文章、诗词均有妙处，为现代以来少有的文物专家、戏剧家和诗人。靳飞所作《年谱》，较前人的叙述更全面具体，对一个人与一段历史的描摹，维度也大了。兴亡之变，荣辱之声均在，感慨之间，怅然之气隐隐。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补课，这些是在大学的课堂上也不易见到的。

民国至今，文化的变异很大，世道人心都不同以往。张伯驹生于乱世，偏偏情系传统，于琴棋书画中得诸多乐趣。往来于政商之间，却没有沾染政商界的积习。且用自己的资源抢救文化遗产，谈艺、收藏、演戏、教学，古文明的遗绪悄然流动。他在颠簸之间，所作所为，均非己身小利。爱在文明的途中，且含着不灭的梦境，那种痴情，我们在现在的文人那里已不易见到了。

在现代史上，激进的文人之声覆盖了文坛，士大夫的情调则有落伍之嫌。张伯驹是易代之际的闲人，他从事的事业，都是非主流，今天的青年人能得其妙意者恐已不多。他唱戏、填词、写楹联、鉴赏古字画，看起来都与新文化无关，格式、趣味与革命的文艺也相去甚远。因为闲，便没有火气，保留了士大夫好的传统。一言一行，都有传统中的真气。有趣的是，张氏不仅闲，还很痴，闲人而又痴

情，则有常人不解之处。我们看他的诗文，对古董、旧画、历朝书法，均有心得。尤其言及梨园的旧事，形神兼备，非一般鉴赏家可及。他虽痴情，却不贪恋，能够以远世的态度面对诸多美物，佛家的空无思想也含在其间。故拿得起，放得下。以为一切都转瞬即逝，唯爱在人间，美不被尘世遮掩，则心满意足矣。

梨园的气氛里，因为有张伯驹、齐如山这样的文人在，文化的水准便与诗文与哲学齐肩，有了非同寻常的味道。张伯驹对梅兰芳、谭鑫培、余叔岩的理解，是学术的与诗的。他把京剧与佛学、与审美的最高境界连为一体，便知道如何把握其发展的脉络。《红毹纪梦诗注》关于梨园旧事的勾勒，乃民国戏剧史的一页，从其可看出舞台艺术的真谛，那是内在于戏剧美学之间，有圈外之人所不懂的所在。他在其间领悟到凡俗之外的东西，人间的极致之美于此可得一二。《佛学与戏剧》一文就讲到戏剧的审美妙处：

依予研究结果，佛学与戏剧，同是彻底解剖人生，以为积极维持人生永远安宁之工作。佛学以真我置于旁观地位，而以假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戏剧则忘其假我，以真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一为写意，一为写实；一为由原质而生方法，一为由方法而反求原质；一为由高深而趋浅近，一由浅近而入高深。取法不同，归宿则一也。

这分明解释了深浸梨园的原因，不都是简单的观人看事，也是悟道求真的选择。他知道，在一个风云骤变的时代，自己不是改革社会的人物，但却可以找到安顿自己的生命之所。新的事物可以存放自己与否，不得而知，但过往的文明里有这样的遗存是无疑的。他对古代文物、宗教、文学，都有心得，其诗文出笔不凡，有超俗的境界。在他那里，几千年的文明系于一身，古风纯而秀美，似乎也染透了心绪，就有了几多奇音。

在中国，一个人的学问如何，看他对美术的理解，对诗词的体悟，对佛教的认识，便可知道大概。张氏解析历史遗物，好奇心里有生命的温度，能够驻足于文明里的闪亮之地，历史遗产与其生命已经息息相关。他以这样的心境进入梨园，舞榭楼台，就多了诗心和快意。

这样一个心怀天下、颇有爱意的人，却一直在厄运之间，说起来是一个悲剧。早年遭兵匪之患，晚年划为右派，流放到东北，所牵连的人事与文事非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但也恰恰因此，他对历史与文明的认识，则有切肤之痛。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不应当做些什么。我想，靳飞作此书，便在于其内在的感动吧。“五四”之后，新文人吐故纳新，有诸多佳作问世，遂引领着社会风

潮。像张伯驹这样的人物，看到了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以为文化的革命，则应小心谨慎，不可把文化的遗产简单视之。我们看他论述戏剧与革命的文章，则可以感到，他是有济世之心的人，主张文化里静的一面。近代以来的革命，在动的一面甚多，忘记了文化的安静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气，在于超时空里的安静。古老的遗存定格在生命深处，外面的风雨如何变动，均不能撼摇其本性。于是在晦暗之地有奇光闪烁；于风雨之夜能有安定之所。张伯驹的文化理念，其实并非落伍者的选择，至今想来，那温润的词语与旷达的情怀，岂不正是今人所需要的滋润者？旧的戏文与辞章，乃几代人精神的积淀，是粗糙生活的点缀，也系由无趣进入有趣的入口。张伯驹深知我们的时代缺少什么，于是苦苦寻梦，且与世风相左，那恰是他不凡的地方。

我注意到，他平生留下的文字不多，除《红毹纪梦诗注》外，还有《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丛碧词话》、《丛碧词定稿》、《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等。《年谱》据此发现了许多生平史料，眼光是中正的。我于此看到其知识结构，觉得那一代人的杂学里，有文化中最美的元素，这些在如今的文学学科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被认为是一种小道。但其实我们细细查看，则有文史里贵重的存在。我们从中所得的，是在新文学里所无的东西。比如他的书画题跋，几乎篇篇都好。所谈的名画、名人笔记，除鉴赏的深度外，还有知识的趣味。明清之后，士大夫喜欢写短的书话，从钱牧斋到纪晓岚，从知堂到黄裳，写过许多美文。张伯驹与他们不同，他写的文字，都与实物有关。从古人的遗迹里，摸索历史线索，又谈及思想与诗趣，就没有空泛的感觉。文明在他眼里，是形象可感的存在，触摸到的文与画，可激发我们对遗产的爱意。所藏的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复赞》卷，宋黄庭坚《草书》卷，均为国宝，都捐给了国家。言及这些作品时，鉴赏的眼光独特，有了诸多妙文。他在谈论书画的题跋里，常能道出原委，又点明真伪，于线条色彩与气势间，揣摩古人心境。比如在《唐李白上阳台帖卷》就说：

太白墨迹世所罕见，《宣和书谱》载有《乘兴踏月》一帖。此卷后有瘦金书，未必为徽宗书。余曾见太白摩崖字，与是帖笔势同。以时代论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墨缘汇观》断为真迹，或亦有据。按《绛帖》有太白书，一望而知为伪迹，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另宋缂丝兰花包首亦极精美。

文字老到而有见识，乃鉴赏家的妙笔。他对民间流传的艺术品，多有警觉。

知道什么是赝品，什么是杰作。现在从事文物鉴定的人，多不会写文章，有语言功底者不多。而他笔锋从容明快，如久历沧桑者的独语，文人雅事，悉入笔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对其遗文，只有佩服。

从《年谱》的资料和《张伯驹集》看，他是个很通达、幽默的人。既能够写出词学研究的妙文，又能记艺林俗事，于正史之外得到启悟。我喜欢他那些关于文坛掌故的文章，印象是比郑逸梅的艺林闲话不差，《世说新语》的智慧也常出现在笔下。有趣的是他对伪道学的态度，那看法与太炎先生的观点颇为接近。《道学先生》一文讽刺朱熹以来迂腐的文人荒谬之迹，六朝人的笔触历历可见。他对民国往事的勾勒，雅音有之，闲笔亦多。比如《职官考》，写民国官制的可笑，参之民间笑话，批评的眼光与新式文人很是接近。张伯驹在述往的文字里，能够跳将出来，以历史的眼光反观旧物，又有批判的精神，则是旧式士大夫少见的风采。我们从他欣赏章太炎、黄侃、吴承仕的行迹里，读出旧文人气里的忤逆精神。他在新旧之间的选择，原也复杂得很。

这样的文人，我们过去统统把他们归为旧式的遗老，其实是一种误解。新文学史不太讲这类人的文字，就遗漏了民国文化中的一道重彩。我这代人，受到“文革”的影响，对张伯驹这类旧派人物，多有隔膜。旧戏、旧事、旧画，都视为废物，不敬的地方很多。我在博物馆工作多年，与历史的旧物接触，发现自己竟是艺术的盲人，对许多遗产均很无知。再后来读到那些被打倒的文人的旧作，有许多的高明之处，遂叹近代革命的残酷。中国社会的悲剧，在于对文化的破坏未曾间断。而历史的精妙之所，常常在那些喜静的文人之中，他们倒是延续了民族的精神火种。张伯驹保存的字画，均系国宝，价值连城。官方所忽视、蔑视的遗存，他却以性命存之，成为历史的佳话。《年谱》所谈的话题颇多。作者旁征博引，虽只列资料，而臧否之意存焉。我看这部《年谱》，对晚清的一类知识群落有了兴趣。这个群落，过去被视为遗老者而鲜谈，但他们的存在，对旧的遗产的存在，真的重要。张伯驹与张大千、齐白石、梅兰芳、尚小云、余叔岩均有深交，而和晚清学界闻人也有接触。政治界的人物袁世凯、张作霖与其有缘，后来和周恩来、陈毅的关系亦很不浅。在这个关系网里，他情之所系者，非世道功名，而是纯美的精神。我们读他的诗文，便可见其素朴生活里非同寻常的一面。

因为不懂梨园的历史，我对此《年谱》的许多地方无从判断。但感动我的是作者的善心。靳飞写这部《年谱》，含着他的寄托。写此书，有他的情结。作者久在梨园，且广涉民间文艺，通京都旧俗，写起来就有会心之处，每每有惊人之思跳出。因崇仰而寻觅，为梦想而成诗，就没有了功利之心。似乎也与其生命的

存在有关，说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青年时代便与京城文化老人交往，除梨园界外，出版界、作家圈子亦多忘年之交。但其用力最久的却是这部著作。我想，张伯驹之于靳飞，大概是鲁迅之于胡风，知堂之于废名，乃一种传统的延伸。靳飞是梨园界的名人，扮演的也是像张伯驹当年的角色。比如他打造的中日版昆曲《牡丹亭》，引进日本的花道、香道，向日本推介胡文阁、谭正岩等名伶，均功不可没。而靳氏还醉心于旧的诗文，喜谈文物与历史掌故，均有民国文人的意思。张伯驹在许多方面，都是他的前导。谁说著书立说者，不是借着古人之镜而照着自己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谱》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像资料，重要的是一位后学寻梦的心影。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代人的对白，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交流。有默契，有呼应，也有嗟叹。《年谱》的写作，以不动声色而让人泪下，乃高明的文本。这固然有传主的魅力所在，也系编者的推演所致。我在此读出我们文明里最黯淡也最性灵的一页。才知道，过往的时光里，有诸多我所不识、不解的人物，而这些已经成了《广陵散》般的存在，不可复制了。想到此，便感到黯然，惆怅顿生。“五四”之后，学界把文学化为新旧两营，界限分明，不知道新中有旧，旧中含新，革命成功后文化理路越发单一了。靳飞是个复兴旧梦的人，其文字有追寻旧梦的渴念。这虽然不免有点堂·吉诃德的样子，但他的大爱精神，就这样与张伯驹的遗产重叠在一起了。《随笔》2014年第1期“李鼎铭先生”——相识周原陈四益

1972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转入湖南临湘县一个山沟里的工厂。

离开上海的原因是1966年以后，上海和全国一样，一会儿造反了，一会儿夺权了，一会儿“炮打”了，一会儿“清理阶级队伍”了，一会儿自然是批斗了。听不惯强凶霸道的怒吼，看不惯趾高气扬的嘴脸，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逝将去汝”了。

理由很堂皇：夫妻两地分居。既然她进不了上海，只有我离开了。当然，走之前我找了系里“革委会”的负责人：到“干校”也一年多了，先前的隔离、批判，以及诸多大字报揭发的“问题”，该有个说法，或曰“结论”了。不然，把那些真真假假、上纲上线的材料转到新单位，尽管是山沟里，怕也永世不得安宁了。可是，那位负责人说：群众运动嘛，有什么结论！“那么，那些‘材料’转不转呢？”

负责人说：“不转。”

这就是“群众运动”的好处。闹腾了一通，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最后，什么事都没有——你不能怨天，不能怨地，这叫正确对待。不比司法机关，抓了、判了、错了，还得平反，还得道歉，还得赔偿。

临湘县有个云溪镇——名字真好听。镇旁是黄茅山。山不大，但也沟岔纵横。我要去的工厂就在这一道道山沟里，每条沟一座厂，合起来是一座大型石油化工总厂。当时，正在建设中，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亦称“总后勤部第2348工程指挥部”。任务是要生产涤纶、锦纶、腈纶，“为亲人解放军换装”。

妻子在03厂（也就是涤纶厂），我自然也到这个厂报到。因为原先是中文

系的教师，干不了技术活儿，便到了政工处。

到了这里，才知道这山沟里真是人才济济。光是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就有一千多人。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整建制搬来这里。部队来的也不少，多为总后勤部所属机关、工厂的干部。

到后不久，就听小年轻说，厂里有位“李鼎铭先生”。那时“老三篇”是人人都要“天天读”的，“李鼎铭”是当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非党人士，提过“精兵简政”的建议——“老三篇”里有的。但这位山沟里的“李鼎铭”究竟是谁呢？后来见到，才知他叫周原，厂办公室主任。再一打听，说这周原就是写焦裕禄那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这令我大吃一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轰动一时。当时的署名是三位：穆青、冯健和周原。所以，听到周原竟在这条山沟，就在这个厂里，还是位“李鼎铭”先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才渐渐知道，他在1965年采写焦裕禄时，是经过四年劳动改造又回到新华社的“摘帽右派”。那时，穆青是新华社副社长，冯健是国内部主任，周原是河南分社的记者。虽然在新华社是他最早发现了焦裕禄这个典型并向来到分社的穆青、冯健介绍；虽然他是第一个去兰考采访并执笔完成了通讯第一稿的记者，但署名时只能屈居最后，而能够署名最后，已是新华社的宽容了。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事情是“右派”做的，做好了不准具名；做坏了“罪该万死”。至于后来——很久以后，怎么会一说《焦裕禄》就只说穆青，不提他人，是我始终没弄明白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周原一字未曾向我提及。

更令我吃惊的是，我从工厂党委书记那里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周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曾“断三指以明志”！断三指，是用血表明自己“一爱我的党；二爱我的事业；三爱我的兰妻”。我震撼了，十指连心啊！一个不惜斩断自己三根手指以表明矢志不渝的人，怎么会反对自己如此珍爱的党和如此向往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偷偷注意了他的手指，果然！从此我深信他的无辜，也钦佩他的坚贞。

等我后来到了新华社，才渐渐知道，在那个狂风巨浪的年代，他并没有什么“向党进攻”的言行，只是履行新华社记者的职责，写了“内参”，揭露了三门峡水库修建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不良风气，由此得罪了当时河南省委的大员。“反右”一起，记恨的领导就乘机“算账”，一定要把周原打成“右派”。按说，新华社记者写内参，中央的说法，只要求对事实负责。至于对这事实作何分析处置，是中央领导的事。这个说法是公允的，记者只需尊重事实。至于这事实在全局的考量中是主流、是支流、是个别现象？应当如何处理？只有统揽全局的人才好判

断。但新华社的分社受总社和省委双重领导。在有些大权在握的“诸侯”看来，你向上反映事实，就是告我的状。平时不好发作，时机一到，便下手整治“刁民”。这时，新华社想保也保不住了。周原就是这样被整成“右派”的。及至近世，某些主管领导竟提出新华社内参“要注意导向”，那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内参是供上面参考的，有什么就要秉笔直书才有参考价值。无论是要记者去“导”领导的“向”，或是要记者按照领导的“向”去“导”，岂不都是胡闹！此系后话，按下不表。

当形势变化的时候，好一些的领导会抓住时机为那些受了冤屈的下属甄别、平反。周原也在那时摘去了“帽子”，但开除的党籍、降低的级别却不曾恢复。“摘帽”，是宽大为怀，你得感谢。若是要追根究底、非要辩个你是我非，只怕不但摘不了“帽子”，还会加重处分。周原对这些不曾计较，也无法计较。他只要能够继续他钟爱的事业，就额手称庆了。

一回到新华社，他就一竿子扎到河南农村，跑了7个月。那时，中原大地经历了那场“跃进”后，哀鸿遍野，民生凋敝。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那个一心一意为让老百姓不再逃荒要饭而奔波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自然心绪难平。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挨饿受穷。在穆青、冯健的支持下，他再次到兰考采访，然后用一天一夜写出了那篇曾经感动中国的通讯第一稿。

好景不长。周原得以继续他新闻事业不到两年，老百姓还没吃上饱饭，一场“大折腾”又开始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周原又被“赶出了”新华社。《焦裕禄》那篇通讯红遍全国时，那些人只讲穆青，以剥夺周原的功绩；到了“文革”，忽然又声讨《焦裕禄》是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典型”。这时，一切又都是周原炮制“大毒草”的“罪行”了。

被赶出“新华社”的周原夫妇，也来到了云溪山沟。于是，山沟里便有了这位“李鼎铭先生”。这些详情，小年轻们当然不会知道。

周原毕竟是大记者，即便在山沟里，他也总会关注到一些有个性的人物和有冲突的事件。他曾同我讲起对时任局长的李冰，时任厂长的高富荣的观察，讲得那么生动，神采飞扬。同样生活在那个环境中的我却对这些全无所感。只可惜他那时已没有采写通讯的可能，而那个企业，因为在“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方针“指引下”，一直到他离开也没有能真正开工投产。

大记者来到山沟里的小厂，不免有虎落平阳的境遇。他是写大文章的人，但这个尚未投产的小工厂里，能有什么大文章可写！有一回，大概是厂里布置的任务，他为厂里年度设备检查动员会替领导写了个讲稿。不想会前半个多小时，党委书记把我拉到一边，为难地说：“你赶快给改改吧。”我看了讲稿，总共几百

字，却写得气势磅礴，鼓动性极强。我说：“蛮好啊，改什么？”他说：“这稿子口气太大了。咱一个小厂，小干部，哪敢用这口气呀。”他说的“口气大”，记得是指最后两句话，是从毛泽东“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句式化出，也就难怪刚刚经受了“文革”冲击的党委书记，要战战兢兢连说“哪敢”了。后来的改动当然容易，只要把一些现成的话捏合捏合就可以了，但真是可惜了周原文采斐然的原稿。这大概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杀鸡焉用牛刀”这句俗语，也算山沟里的趣事一桩。

同周原相处久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了。周原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姓乔，大名乔元庆。父亲1939年便到了延安，1942年牺牲于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在家乡沦陷后不甘做亡国奴而自缢身亡；堂叔祖在沦陷后的北平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人枪杀。可谓满门忠烈！他自己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区委书记，17岁随中原人民解放军皮定均部突围，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来成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覆灭》的素材。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14级干部，差一点儿就进入了“高干”行列。没想到，“革命”后来竟这样草率地吞噬着自己的儿女。但周原依旧达观，依然满怀激情地描述他亲身参与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覆灭》的初稿就是在山沟里写成的。

1974年，随着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形势又有了变化。新华社已由穆青主事，他要把当年赶出去的记者重新召回。周原夫妇都在召回之列。在要离开山沟的时候，周原忽然问我：“你就想老待在这山沟里？”我苦笑道：“我不待在这山沟能去哪儿？”——离开了上海，自然很难再回去，何况上海那时正红得发紫，而我又是为了逃避这“发紫”才到山沟里的。

周原问：“你想不想去新华社？”这突兀的问话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含含糊糊地说：“能去新华社当然好。”我离开上海时，虽然已经在复旦中文系当了10年教师，但一年学生工作，一年“四清”，一年留学生汉语教学后，“史无前例”便来到了。因此对于改行并不觉得为难。何况，周原只是这么说，未必便能成。所以，周原走后，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想，到了1975年，山沟里的工厂一直未能投产，原来的“换装”计划，也因化纤原料并不适宜做军装而告吹。于是，石化总厂便一股脑儿由湖南省接收。部队干部纷纷撤离。

就在这交接之际，新华社湖南分社经湖南省委同意，到山沟要人来了。后来知道，是周原回新华社之后向穆青做了推荐。湖南分社闻讯，便乘着军地转交的时机，来要人了。

再见周原，已是6年之后。他在新华社国内部当机动记者，我从湖南分社借调到新创办的《瞭望》月刊工作。他“右派”的冤案已经平反，党籍已经恢复，

机动记者的岗位，使他得以在全国各地采访、调研。听他讲起农村联产承包后的变化，听他讲起深圳、珠海，有如听一部部长篇评书。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中原大地》与《复活的幽灵》也先后出版，都是描写他熟悉的中原农村巨变的。

从年轻的老革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轰动一时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到山沟里的“李鼎铭先生”；从被逐出新华社，到回到他渴望的记者、作家生涯。在这样人生的大起大落中，能始终不气馁、不颓唐，保持着乐观与朝气，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韧性与定力。

周原终于在今年走完了人生多难的历程。他离开了——带着遗憾与满足，带着愤懑与欢乐。他终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再没有挟私报复的褊狭，再没有因嫉成仇的妒火，再没有落井下石的卑劣。那里，或将是他真正向往的乐土，他为之寻觅终生的天堂。《随笔》2014年第1期人鼠之间毕星星一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乡下度过，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乡下的老鼠太多了，除了人，要说和动物共处，感受最深的就是老鼠了。那是一个典型的人鼠共处的时代。

乡下农村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墙都是土墙。个别的财主，以前留下一些砖墙，土改以后也毁得差不多了。垒砌土墙，上面架起木架构，村里叫“墙搭厦”，常见。砌一个砖腿子，撑着大梁檩条，打好晒干的土坯垒墙，那就是好房子。讲究一些的，在墙根表一层青砖，二三尺高，多是为了好看。不管怎么说，泥土房子，是那时住房最确切的叫法。

土墙土脚底，那就是老鼠的天堂。老鼠打洞太容易了。墙根经常见到一个洞口，洞外一摊黄土，老鼠打洞刨出来的。一个房间，至少有一个老鼠洞。你堵住，没有用，老鼠立刻会在附近打出另一个出口。土墙以里，老鼠窝四通八达。有时你会感到，你的整个家院就是一个老鼠家族的“互联网”。大白天，老鼠偶尔也会从洞口溜出来，沿着墙根哧溜溜进入另一个洞口，让你无可奈何。老鼠天生会打地道战。你家没有吃的了，它会沿着墙洞，串联到另一家。那时候全村的住户，也就构成了一个硕大的老鼠家族地下流动网。说谁穷，人们常说，家里饿得老鼠也不来。这话对。你家有没有吃的，老鼠的判断比干部比报纸准确可靠多了。

1970年代我进了城，即使在北京住单元楼，老鼠还是难以隔绝的恶邻。我奇怪老鼠藏在哪里，同事告我，老鼠就栖居在一楼一楼的垃圾洞里。那时的宿舍楼高有限，四层五层，每一层都留着一个倒垃圾的洞口，撞开挡板倒了，垃圾会飘落到一层集中，隔十来八天统一铲出运走。老鼠们也就以此为家。这样一个垂

直的空间，我想象老鼠很难以家庭为单位活动，可能过起五户十户一组的集体化生活。没人的时候，我曾经隔着自家门上的玻璃，看一只老鼠越出垃圾洞口，沿着楼梯，一跃一个台阶，盘上盘下，找寻遗落的食物。听到动静，三跳两跳立刻窜回洞里。你只能感叹老鼠的适应能力。你住楼，它也能上楼，多么恶劣的环境，无奈的群居，它都能扎根落户，定居下来。二

人把动物分为害虫、益虫，那是人类的视角。其实无论哪一类物种，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无所谓有害有益。老鼠也是这样。黄永玉的漫画里有一只小老鼠说：我丑，我妈喜欢。一点儿不错，人不喜欢罢了。

人类厌恶老鼠，历史悠久。“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最初说的都是老鼠偷吃粮食。后来汉语里凡涉及老鼠的成语，“鼠窃狗偷”，“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没有一句好话。偷偷摸摸，眼睛细小，成为丑相，这已经由利害转化为审美。总的说，古代人们厌恶老鼠，也还只是讨厌而已。

老鼠制造的恐惧，是在近代，人明白了老鼠传染鼠疫以后。

依照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鼠疫很早就侵入人类，相随相伴。古代医书记载的瘟疫，依据病状，很多可以判定为鼠疫。人类意识到这种大规模死亡的传染病和老鼠有关，那是很晚的事情了。大致在清代乾隆年间，民间开始注意到鼠疫传播期间出现大量的自毙鼠。到晚清光绪年间，明确出现了“鼠疫”一词，作为一种恶疾记载入史。

鼠疫带给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至今提起，惊心动魄。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造成欧洲大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最低限也在四分之一。鼠疫由海陆两路传入，疫情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相对于乡村，城市的人口死亡更加触目惊心。英、法、意大利，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都在40%~60%。大规模流行以后，鼠疫以散在的方式持续了大约300年。“1665年7月，伦敦大约每一个星期死亡2000人，大多数房屋关闭，街道空无一人。到处都能看见熊熊大火，人们用燃烧来净化空气。除了赶着马车和棺材去取尸体的人，一个活着的动物也看不见。”欧洲文明遭遇横祸，疫病休止，才得以崛起。

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东北鼠疫大流行，至今还是我们民族的惊魂未定的灾难记忆。

东北鼠疫，公认和捕猎呼伦贝尔草原的旱獭有关。瘟疫起自满洲里，沿着铁路线迅速传到哈尔滨，又由哈尔滨向外辐射。哈尔滨当时是东北巨大的粮食交易

中心，四里八乡的农民赶着马车来运粮，很快把疫情由城市带到乡村。疫情渐次传染到长春。末代皇族任命伍连德医生为总指挥，指挥扑灭东北的疫情。伍连德在东北，强行隔离病人，送进鼠疫医院。各区居民佩戴不同标志，禁止随便出入。关闭学校、旅馆、车站，征用做防疫办公室、检查站、隔离室。租借来120节火车车厢，作为观察收容站。果断火化无法掩埋的尸体等等。伍连德的手段已属先进，东北的清末鼠疫，依然死亡39000多人。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东北鼠疫再度爆发，伍连德再度出马，组织实施就更加得力有效。疫死人数大大减少。

东北阻击鼠疫成功，伍连德成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天使。医界称他为“中国的鼠疫防治之父”。1911年他在东北成功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防治研讨会”，伍连德的名字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传说他几次走近诺贝尔医学奖，证明伍连德的不世功勋，业已载入史册。他造福华人，也造福全人类。

1920年代前后，与东北鼠疫相随的，晋西北到陕北一带也曾经大面积爆发鼠疫。其中，山西由于较快较利落地扑灭了1918年的疫情，得到高度评价。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蔓延8县，导致2667人死亡，仅仅74天以后，旋即被扑灭。此次防疫行动，阎锡山主持的山西军政府功不可没。山西把抵御疫病传入当作一场战争来打，实行了全民动员。首先调动军队严防死守，隔断交通，禁绝由绥蒙疫区商人平民进入晋省。正值年末岁尾，关外山西人返乡过年，络绎不绝。军队不敷分派，动用警察一并投入。在山西境内实施行政动员、民众动员，组织中外医生，看护检疫。成立省级防疫机构和晋北防疫事务所，阎锡山亲自督查各县执事，如有办理不力，立即撤查惩戒。对于民众，发文告，发传单，全省宣讲，所有村庄，务必周知。阎锡山根据西医之说，确定鼠疫“有防无治”，这样一来，山西当时实施了最严厉的隔离措施，“父病不让子侍，夫病不令妻侍”，“宁牺牲一人，不能牺牲一家，宁牺牲一家，不能牺牲一村”。这样违背传统伦理的举措，民间也不见有什么反感。

1918年的山西防疫，是山西的一场保卫家园的人民战争。当时的北洋政府，已经开始把公共卫生列入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开始介入流行病带来的公共卫生灾难。烈性的传染病，成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从那时起就确立的观念转变。1918年山西防堵鼠疫，在国家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毫无疑问。

作为山西人，我在汾阳调查过地方文史，知道了当时的美国人万德生。1918年，万德生是汾阳县医院院长，他曾经亲赴防疫现场，事后写了报告，详述见闻。王家坪、乔家沟等四个村庄疫死92人，晋西偏僻，村庄人口稀少，92人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在王家坪村，万德生考察传染源，做病理切片，曾经

怀疑是禽流感传入。1919年临县再度爆发鼠疫，万德生医生再度进入疫区，在兔坂村工作。当地9个村庄共有220人死于鼠疫。至此，万德生确定临县的疫情为腺鼠疫。

万德生医生是“庚子事变”以后从美国教会过来的。1900年的“庚子事变”，山西民教冲突激烈，太谷汾阳两地的传教士全部遭到杀害。事变平复之后，美国人利用山西赔款，在太谷汾阳设立了教会、幼儿园、学校、医院等，从事慈善事业。万德生负责医疗这一块。

从1920年的《汾州》杂志可以看出，万德生一行此行，遥远艰难。“这是临县的一个小山区发生瘟疫的第三个年头。它位于汾州西北，紧靠黄河。瘟疫爆发于每年的秋收季节。这时老鼠身上的跳蚤可以把疾病传到很多地方。瘟疫蔓延到的村庄，很少能够摆脱这种危险，还是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居民被夺去生命。有时，死亡人数会低，约五分之一左右，但经常这个数字会升到二分之一或偶尔五分之三。”“我们到达一个村庄的第一天，那里已经有80人死亡。患者中只有4人康复。”“后来，这个村庄在这几个月内死亡率是60%，感染上这种病的死亡率高于95%。”

晋西北生活的穷困落后，给万德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医疗队住的这一家，“主人和他的妻子都三十出头。我们问了一些关于他们孩子的问题，回答是：一个也没有了。故事是这样的：三个孩子在一年内都走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死于痢疾；一个四岁的孩子得了湿疹，显然是伤口不干净，最后被病毒感染，导致死亡；一个六岁的男孩死于猩红热”。“母亲很温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她准备好麦子要磨面，第二天，她把面磨好，并筛过面粉。我们想尽办法要给她照一张工作照。当相机准备好时，她总是悄悄地消失了。一天是中国节日，我们给她准备了节日食物。尽管我们做了每件事去说服她，但她没有动那些食物，最后东西仍在那儿放着。她的丈夫不久出现，她把这些食物给了他，尽管我们给他也准备了食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医院的麻醉师说道：‘这些山区妇女太无私了。她们不会动任何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而是把它留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

近100年过去了，一个外国人的描述，还是让我们泪眼模糊。变了的是山河，不变的是吕梁山母亲。

这些美国人，当然不能理解贫困山区的中国母亲，对家庭和孩子的舍命养育。不过，他们看到了中国妇女震撼人心的无私。

万德生医生极其刻板负责。为了争取医疗队有一个秘书会计名额，他和山西省民政厅据理力争，以至于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万德生还亲自找到阎锡山，邀请

了一位省政府顾问团的“曹上校”随行，这位曾经的军人，对于疏通上下关系，了解疫区民风民情，至关重要。

日本入侵以后，美国人全部撤离。汾阳的教会、学校、医院，全部停办。

这一隔绝，就是40年。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汾阳中学追寻历史，和美国的卡尔顿大学建立了互访关系。万德生的孙女，终于得以重访汾阳。

万德生是一个美国医生，伍连德虽是华裔，却是生在国外，留学国外，人生背景有浓厚的西方底色。一旦爆发瘟疫，中国政府立刻聘请他们出马。医疗队尊重西医，引进外国专家，授以重权，那时的当局，并不保守，并不刻意封闭。

一直到1947年，东北再次爆发鼠疫，忙于战事的中共东北局，腾不出手来，立刻请了一个苏联医疗队帮助救灾，也是这样。三

1958年，正是大跃进高潮风起云涌的岁月。我的老家相邻的山西稷山县，出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的模范典型——太阳村。太阳村的典型事迹核心就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除害灭病，提高卫生健康水平。全体村民动员，党支部带领全村扫街除害，铲除杂草，填埋污水，捕老鼠，灭臭虫，熏蚊子，挖蛹，打苍蝇，具体做法有“七扫”、“八挖”、“十四清除”等等，就是把清洁卫生落实到农家每一个犄角旮旯。厕所要三无——无蝇、无蛆、无臭气，粪堆无害化，畜圈整洁化。公共食堂不吃生饭、剩饭、腐烂食物。幼儿园、托儿所讲究饭菜营养，清洁卫生习惯。社员们做到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勤剪指甲，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吃腐烂食物，用流水冲洗碗筷，刷锅等等。太阳村，给人一个卫生文明的崭新形象。

这一整套举措，中心是除害灭病，据当地的宣传，“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已经基本绝迹，传染病大大减少。

在“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运动中，稷山县当年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英名传遍天下。老农民薛回义，打麻雀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春夏秋冬转村打麻雀，创造过一枪打下37只的纪录。1956年，他一人消灭老鼠960只，麻雀1000多只。1957年消灭麻雀1700多只，灭苍蝇43万多只，重2.8公斤，在田鼠洞里挖出300多斤粮食，人们称他为“除四害”老英雄。1958年，薛回义出席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省委授予“除四害英雄”的勋章。

稷山还有个“除四害”小英雄焦蛋娃，1958年才7岁，也随着大人灭鼠灭雀。

筛子扣，抽屉扣，拌药毒杀，他带领低年级小伙伴，组成突击队，一个月消灭麻雀321只，灭鼠156只，稷山县召开讨伐“四害”万人誓师大会，他受到领导表扬，光荣出席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除四害小英雄焦蛋娃》一书，发行全国。

全国召开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薛回义和焦蛋娃都是先进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太阳村的先进事迹，全国都在“学太阳，赶太阳，超太阳”。关于太阳村的通讯、新闻、人物报道，各地报纸广播连篇累牍。稷山县太阳村，成为全国卫生工作的一面旗帜。

1959年11月12日，国家卫生部在稷山召开全国卫生工作现场会，推广稷山经验。卫生部长李德全到会，颁发了国务院的奖状、卫生部的锦旗。全国各省市卫生厅长带队参会，学习取经。

稷山县、太阳村无疑受到极大鼓舞。会后，稷山县向全国各县倡议开展除害灭病友谊竞赛，宣称：要在1960年春节前，消灭居民区及耕作区内的残余麻雀，七一前消灭居民区及周围的蚊蝇，国庆节前消灭居民区的老鼠，实现无雀、无鼠、无蝇、无蚊、无虱、无蚤、无臭虫、无白蛉子的“八无”县。

太阳村在现场会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生产大队提出友谊竞赛倡议书，提出：在巩固现有“八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三清除”、“十改良”工作，彻底消灭一切四害滋生条件，并做到见害就灭，永不让“四害”复生。

太阳村名扬四海。好几位中央领导到太阳村参观。1960年5月13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稷山视察，参观了太阳村。运城方面请首长题词留念。胡耀邦同志略加思索，在一块红缎子上写下了通俗易懂的诗句：

天上有个太阳星，地上有个太阳村。

天上太阳照人脸，地上太阳暖人心。

人心热腾腾，四害一扫清。

人心红又亮，身体强又壮。

勤劳勇敢，毛泽东时代人民，要把时代变个样。

稷山县太阳村消灭“四害”的成果如何？时光已经流转几十年，历史见证了一切。回视当年的作为，洞若观火。稷山县的无雀、无鼠、无蝇、无蚊，至今也不过还是一个宏伟计划写在纸上，不能去较真。大凡大跃进时代的奇迹，总归都会涂抹上浮夸虚饰的浓厚底色，我不知道当年的统计数字有多少水分。那位捕鼠

老英雄，一年消灭苍蝇43万只，我不知道是怎样一只一只数出来的。这些苍蝇共重2.8公斤，每次打了苍蝇，都要过秤计数吗？苍蝇过秤，精确到克，得用天平吧。不知道怎样复杂的统计计数才能推演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纪录。每年1700只麻雀，960只老鼠，他不干农活了吗？

消灭“四害”，讲究卫生，当然是好事。不过除害灭病也有一个科学举措的问题。前年刚刚大张旗鼓全民动员消灭麻雀，老英雄一年消灭麻雀1700多只，庆祝锣鼓还响在耳边，中央1960年发文，明确麻雀不属“四害”，这让创造了无雀无鼠纪录的稷山人情何以堪？全民动员大造声势，家里诱杀，地里扑杀，田野上到处是挖坑扑打的人群，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制止鼠疫传播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断绝人鼠接触。西北地区1920年代的鼠疫传播，就与旱灾无收、农民挖掘鼠洞搜寻粮食有关。千方百计去寻找老鼠，无限扩大了和老鼠的接触机会，那是找着感染疾病。多亏稷山县不是鼠疫的疫源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山西全省都在大学太阳村。小学、中学，都下达了灭鼠灭蝇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少年儿童身上。你打了多少苍蝇？你打了多少老鼠？我恨不得到处都肮脏无比，一拍子下去能打100只苍蝇。为了计数，消灭麻雀要交两条腿，消灭老鼠要交老鼠尾巴。这大概还是沿袭了土匪杀人点耳朵计数的传统。看书看到两头蛇双尾蝎九尾狐狸，我就恨不得老鼠都长出10条尾巴，也好举一反三，以一当十。不灭“四害”，食堂不给打饭。领饭带上战果，炊事员一手接收死苍蝇，一手给你打饭打菜，回想起来，恶心无比。

1959年至1960年的大饥荒，稷山县同样不能幸免。这个时候，一个村子饿着肚子讲卫生，当地的话，那叫典型的穷讲究。野有饿殍，家无存粮，每天为填饱肚子犯愁，饿得前胸贴后背。太阳村向全国的倡议书，却提议“要普遍做到人人手脸衣被干净，进一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和刷牙漱口，保持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勤洗澡，勤剪指甲等良好卫生习惯”，这是无视灾难的疯人呓语。你号召村民忌食生冷，忌食剩饭，听来简直可笑。谁家有饭可剩？他饿得钻进玉米地见了生穗子就啃，你拉住劝他“忌食生冷”？所谓的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一派丰衣足食，清洁光鲜，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不出三年，统统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参观了，宣传了，也就罢了。

自民国以来，社会逐渐意识到，大凡出现突出的公共卫生，比如防疫问题，政府就有责任组织扑灭。至于稷山太阳村的“除四害讲卫生”，说到底，还是一个社区的卫生问题，并不涉及国家的卫生安全。社员家庭及个人卫生，一般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生活私域，权力不应抵达干涉。一个人究竟讲究不讲究个人卫生，说到底是个人生活习惯。即使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要求，也只能培养不能强制。我

们的政府习惯包揽一切。厘清权力的边界，十分重要。事实也证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包揽解决此类个人卫生问题。就一个随地吐痰，几十年后，依然是令国人蒙羞的陋习。

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里说：从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跃进的年代，需要大跃进的精神面貌。一个手脸干净，衣着整洁的群体，很给新社会争面子。1958年，稷山太阳村的“人造卫生”，既然是表皮光鲜，注定不能长久。很快，一阵风就过去了。1986年胡耀邦同志再次路过稷山，还向当地干部打听太阳村。不过此时的太阳村，早已籍籍无名，当年的“除四害”老英雄、小英雄呢，早已泯然众人矣。四

瘟疫经常和贫穷落后相伴而行。某种程度上讲，瘟疫岂止是一种传染病，简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鼠疫也不例外。

东三省扑灭鼠疫的报告指出：

三省居住多矮小逼仄之房屋，火炕已占其屋之半，上用杆秫制棚，糊以浆线，以供鼠族之生息。又占其屋之容积十之三，每炕少者卧三四人，多者五六人、七八人不等。一屋之内，寝食于斯，烹饪于斯，杂作于斯，又懒于扫除其污秽，更不待言。时至冬令，窗纸密糊不通针孔，几与空气隔绝。即无疫疠发生，亦甚危险。

东北的房屋土炕，还可以说是民俗。当时东北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呢？报告也有记载：

小民所穿衣服，皆积垢累月，不一洗濯。皮肤脏秽更易麇集毒菌，且堆叠卑湿之处，恶气熏人，亦不取向日光暴晒——无论腐鱼败肉，及病死之猪羊驴牛肉等，亦甘食不顾。即疫户所遗之米面菜蔬，不洁食品，亦不忍弃掷。

这里说的肮脏，根子都是贫穷。谁不愿意住宽敞明亮的广厦？谁不愿意食用新鲜食品、蔬菜瓜果？终年食不果腹，即使感染过病菌的米面，哪里舍得扔掉。家里伙盖一床被子，春夏秋冬一共没几件衣服，哪里谈得上及时换洗？

1920年代的山西，境况和东北大体相似。赴临县防疫的赵儒珍医生，称临县“民贫而浊，惯性不易革除”——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治，终不能铲除净尽者，良以此故。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明显。我的青少年时代，人鼠共处，其实时光流逝，风景依旧。不止东北，不止山西，各地农村，大同小异。吃住一处，人畜共处的情况很多。居住脏乱污秽，蚊蝇老鼠滋生，是常见的景观。终年填不饱肚子，生产队死了牛驴，大家欢天喜地，不过为了分吃那一斤瘟死的肉。偶然分得一块米猪肉（含猪绦虫卵），明告社员猪肉有病，上了年纪的也会悄悄地煮熟吃掉。他们宽慰自己说，听说30年以后才犯病，30年以后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其实不要说农村，即便在城市，中国城市的冬季洗澡问题，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获得解决。至于吃肉难，食用病死的猪牛羊驴肉，贫困地区至今屡见不鲜。2005年，四川中部的猪链球菌感染，死亡多人，还不是舍不得抛弃病猪肉造成的！

马克思说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没错。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才有可能解决与之而来的健康卫生等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了才能谈得上清洁整齐。住房宽敞，吃喝不愁，此时的衣着光鲜、容光焕发才有意义。贫穷落后自然谈不上卫生文明，脱离开生产活动生活水平空谈什么讲究卫生，也实在是奢侈无用。生活富裕和讲究卫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共生过程。远不是紧急动员，打一场人民战争能够奏效。

文明一定和富裕相伴。

贫困时代侈谈文明，那一定是装样子。

西班牙作家的笔下有一个破落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三天两头断顿，他还是喜欢穿起西装，站在闹市的高处，拿一根稻草秆儿剔牙。

作家说，其实他的牙缝里根本没有食物可剔，就是家里可供剔牙的稻草秆儿也不多。

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讲卫生，有类于饿着肚子剔牙给人看。五

作家池莉有一部小说《霍乱之乱》，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的流行病学教材是一九七七年印刷的，由四川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六所院校的流行病学教研组，于一九七四年集体编写出版。

这本教材在总论的第一页里这么告诉我们广大学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力开展了除害灭病的群众运动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黑热病、虱传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等病。其他许多传染病与地方病的发病率也大大下降。”

于是，我们在学习流行病各论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老师自豪地说：“鼠疫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号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厉害吧？我国消灭了！霍乱，属于国际检疫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也是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号称二号病，厉害吧？我国也消灭了！三号病是天花，曾经死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成了麻脸，厉害吧？我国也把它消灭了！”

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一二三号病哗哗地翻了过去，它们不在考试之列，我们不必重视它们。我们学会的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自豪感。如果有人问起鼠疫、霍乱和天花，我们就自豪地说：“早就消灭了。”

老师说：“我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十五年了，走南闯北，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鼠疫霍乱天花。要相信我们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作家写的是小说，其中这些材料和描写，那可是非常真实。“文革”中高调宣传我国已经消灭了世界三大烈性传染病，我们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还是在近来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20年间，云南曾经多次爆发过大范围的鼠疫流行病。

云南自1982年鼠疫初起，就在个别县流行。1992年到1995年，迅速增长。1996年是一个转折年份，差不多整个云南南部，全部面临鼠疫威胁，疫情大有

全面爆发之势。1996年至2000年，疫情一直在高危运行，每年发病的县数都在18个以上。至2001年，云南从南到北，合计44个县发病，疫点1392个，云南全省除了北部少数县市，全部笼罩在鼠疫淫威之下。地域扩大，疫点分布广密，足见形势极其严峻危急。云南专家称，已经构成对于“云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威胁”。

依着民国年间对鼠疫的紧急应对，云南早应该成为全国的防堵一线区。但是没有。云南鼠疫，基本上是云南方面的自卫战，有关报道也没有强调疫情爆发和传播的危险性。全国人民安之若素，依然优哉游哉地过自己的幸福日子，全然不知一场巨大的危机就潜伏在身边，随时可能引爆。“家丑不可外扬”，天大的事关起门来解决。1950年代，经历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曾经骄傲地宣称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恶性流行病。此时鼠疫又起，岂非自打嘴巴？还是悄悄压灭的好。199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形势见好，鼠疫岂非给自己抹黑？到了新世纪初期，更加不能张扬，举国举办奥运，鼠疫流行，谁还敢来？所有这些，都让云南的鼠疫流行被屏蔽了下来，就云南当地自己解决吧。

近代以来的流行病，天花、霍乱、鼠疫，并列为三大烈性传染病。发生这样的疫情，都是特大险情。拉响警报，告知全国并不过分。民国时期的传统政府尚且调动全国力量全力以赴，现代政府具有更加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有效地调动全国的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灾情，是职能也是责任。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不会大规模扩散威胁其他地区，此类疫情当然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像鼠疫这样的烈性传染病，一旦爆发，从来都是“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云南一地的鼠疫事件，实际上是一种跨地方的危机，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政府出面组织扑灭，是完全应该的。

我们呢，全国谁也没有张扬，生活照常生活，旅游照常旅游，云南照常进出。云南鼠疫，从酝酿爆发到扑灭，一直悄悄默默进行，小范围内传达研究，非专业人士不得其详。直到世纪之初，一场大危机终于缓解静息下来。生活波澜不惊，发展照样发展，发财照样发财。奥运千禧年喜上加喜。一场鼠疫从中国身边走过，竟然没有惊动什么。

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掉以轻心是正确的。云南方面总结这次鼠疫大流行平稳度过，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瘟疫时说：“庆幸的是云南家鼠型鼠疫菌的内毒素比较低，染疫后出现重症病例的机会少，没有肺鼠疫病例。否则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鼠疫菌内毒素高，病死率将达到80%~90%。如果爆发肺鼠疫，死亡率几近100%。云南全省立刻成为全球最大的

疫病区。封堵交通，检查进出，军队警察大规模调援，职工放假停产，全省加满病床紧急监控。火车、汽车、飞机穿梭进出云南，各地人人自危，必然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我们掉以轻心是没有道理的。

危机过去了，奥运也喜庆过了。想起来，人们才后怕，竟然在那么一场危机紧逼的环境里，若无其事地度过了奇灾大难。

我们却是要学会回头看。为了所谓面子，为了所谓千禧，为了申办奥运，以侥幸心理走过危局，这个赌局是不是也下得太轻率太冒险了些？如果我们应对不慎，疫情失控怎么办？这样大意轻敌，实在让人后怕。

云南鼠疫疫情不久，2002年SARS病毒来袭，中央政府下决心撤换了隐瞒疫病的高官，公开信息，公告危局，每日公布发现疫点，收治人数，死亡人数，让全国都知道。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管理的进步，显示了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新手段。只是我觉得，这些，无论如何都和刚刚走出云南鼠疫的巨大阴影有关。不能再走那条路——从上到下，由上一次危机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没有云南鼠疫的后怕，就没有SARS的全民应对，科学防范。

云南鼠疫，一个民族的大意和后怕换来的教训，我们谁也不应忘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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